书声 | 《源流：历史社会学的思想谱系》

《源流：历史社会学的思想谱系》书影

孟庆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引发了围绕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意识、方法论自觉等层面的诸多讨论。本书从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传统、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层面，对历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关系展开了详细讨论；同时，本书将当前围绕历史社会学的诸多争论置于经典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中，并结合一系列经验研究进行论述。本书认为，历史社会学并非分支社会学，而是一种正在复兴的、具有总体问题关切的研究传统。本书对经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的再发掘，揭示了通过重返经典思想资源进一步激活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

第一章  古典根源与现代路径：历史社会学的总体性

一、引子

二、历史社会学的古典根源：历史与社会的总体理论

三、历史社会学的现代路径

四、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形态

五、作为总体视域与思想资源的历史社会学

第二章  身份群体与精神气质：韦伯的个人主义与历史社会学

一、个人主义：韦伯社会学的一般性误读

二、韦伯社会学传统的方法论：个体社会行动的意义世界

三、韦伯社会学传统的问题域：比较文明研究与担纲者

四、伦理人格与身份群体：韦伯历史社会学路径的内核

第三章  制度源流与思想风俗：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一、问题缘起：陈寅恪史学研究的当代意涵

二、温故知新：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的相关阐释

三、陈寅恪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文明的发生学

四、思想、宗教与政治：陈寅恪的思想史研究

五、风俗、民情与制度：陈寅恪的风俗史研究

六、区域、文化与社会集团：陈寅恪的制度史研究

七、文明的总体历史：陈寅恪史学传统的历史社会学意涵

第四章  身体技术与民族国家：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路径的启示

一、埃利亚斯：一个被遗忘的历史社会学传统

二、《文明的进程》的双重议题：埃利亚斯问题意识中的断裂与统一

三、身体技术的历史演进：理性人的社会生产

四、专制国家的社会逻辑：稳定君主政权的结构要素

五、源流研究：关于文明的社会发生学

第五章  权力技术与生活世界：福柯的权力观及其学术史影响

一、福柯的历史观：弥散的权力

二、人口政治与分类系统：福柯著作的主题同一性

三、权力技术与身体规训：权力视域下的身体与心灵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福柯烙印：福柯理论的效果史 

第六章  议题转换与范式变革：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研究的新视野

一、革命研究的多重演化：一个学术史的视野

二、延续与转向：制度源流与发生学问题

第七章  源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实践

一、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与内在张力

二、源流研究的问题意识：渊源流变与发生学问题

三、源流研究的方法取向：社科路径与史学方法

四、制度源流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一种可能

参考文献

后记

文/孟庆延

2003 年，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得知自己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的时候，我还完全不知道社会学为何物。但我依然记得在开学典礼后的新生班会上，当时担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的贺晓星老师曾经这样问我们：“你们班有多少人第一志愿选择社会学？”在场的 38 个人里有 3 位同学举起了自己的手。紧接着，贺老师说道：“我要恭喜剩下的 35 位同学，因为不是你们选择了社会学，是社会学选择了你们！”“天命”之下，我渐渐打消了转专业的念头，一路从南京大学到中国政法大学再到清华大学，我一直都在社会学这个专业领域内阅读、行走、思考、写作。现在回想起来，一直待在社会学这个行当里没有转行，也是一种历史的耦合，而且和历史社会学在自己的生命世界中被发现有着密切的关联。

图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系，南大社会学源于1928年建立的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和1930年建立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承接和融汇了早年中央大学社会学、心理学、边政学，以及金陵大学的诸多学科传统，以及孙本文、潘菽、言心哲、黄文山、乔启明、柯象峰、吴桢等学术先辈的思想。

2006 年，当时还在南京大学念本科三年级的我参加了由周晓虹教授主持的“中国名村调查”，被分到了南泥湾的调查小队，跟随周海燕老师和其他同学一起去陕西调研。我们原本要对历史名村的现状展开研究，但是却被南泥湾的历史深深吸引住了。由此，我便走上了历史社会学这条“不归路”。我的本科论文，便是通过对口述史资料与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对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集体记忆形塑机制展开的研究。这一研究今天看来尽管非常稚嫩，但是我却在整个阅读、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接触到了历史社会学，接触到了哈布瓦赫、福柯和埃利亚斯的理论，也接触到了孙立平、郭于华、应星等诸位老师所开创的口述史研究传统。这些有趣而深刻的研究深深吸引着我，使我在本科毕业后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师从应星教授攻读硕土学位。政法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生培养有着鲜明的风格，即高度重视经典社会理论的阅读，同时又高度强调深入的田野调查。法大的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生涯一共三年课程，其中经典社会学理论就要占据一整个学年。这门课没有教材，而是要求阅读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福柯等人的经典原著。对经典思想的阅读，为我们这些学生打下了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当时赵丙祥教授开设的民族志与田野调查课程，则是一方面要求学生阅读经典民族志研究，一方面通过对民族志本身的“深描”来理解田野工作的“方法”。更为“致命”的是，政法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生教育一直秉持着小而精的特点，我们当时的在读研究生一共只有五个人，因而我们根本就没有偷懒或者“搭便车”的机会。

每位老师都会在课堂上仔细讲评学生上周所写的读书报告，并对学生展开“无情”的追问。现在想来，每周两三本经典文献、两三篇读书报告尽管曾经让当年的我们叫苦不迭，却给了我们获益至今的滋养。我的硕士论文，便是按照口述史研究的方式重新讨论华北西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社会历史进程。尽管这篇学位论文并不成功，但是它却成为我规范性学术研究的一次重要训练。

硕士毕业后，我有幸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跟随郭于华教授读博士学位。在博土论文选题的时候，我面对着一个令人纠结的选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纠结，主要是因为在阅读整理一系列相关文献以及自己从事口述史研究的时候，会陷入某种解释的困境之中。我发现包括口述史在内的有关革命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无论是海外中国研究抑或地方精英论下的地方史研究，都很容易陷入权力—利益的叙述模式中去。简单来说，讲述一个故事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大多数故事似乎都逃脱不了乡村精英的争权夺利这一套路。难道我们对历史，对深处历史中的人与事的理解，只能到此一层吗？常言道，于细微处见精神，为什么当研究越发强调实证、强调深入地方之后，于细微处却见不到精袖了呢？

图为南泥湾党徽雕塑。南泥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的重要象征，以及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标志性地区。

韦伯曾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interest），而不是理念（idea）。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革命以及革命中的人与物的时候，为什么演变成了简单的利害（interest）之争呢？是我们的理解方式出现了问题，抑或我们的提问方式出现了问题？进而，在权力和利益背后蕴含的，又是怎样的理念与社会机理呢？

产生这些困惑的时间，正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虽然当时已经确定要继续对共产主义文明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但是心中的这个疑问却困扰着我，使我迟迟未确定具体论文选题。也正是在这一年，应星老师计划开启一项新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这项研究计划的总体问题意识即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源”与“流”。这个研究计划并非以传统美国社会科学范式中的比较历史分析来展开，而是希望可以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在政治文化流变这一总体问题意识之下，融合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视野，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进程中理解革命及其效果。

再长的里程也需要从第一步开始，应星和方慧容老师为此在政法大学研究生中组织的几次以陈寅恪为主的古代史专题研读恰恰带给了我第一步启发。彼时是我第一次接触陈寅恪的著作，尽管读起来比较吃力，但在研读过程中，陈寅恪著述中对制度源流的考察，对某一历史人物及其背后社会阶级意义上的分析理路，以及基于地域社会史对人物精神气质的理解与呈现，对我来说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随着阅读的深入以及与诸位老师的不断讨论，我开始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口述史研究的小传统以福柯的权力理论为其底色，重点观照的乃是共产主义文明的机制与逻辑，因而其整个研究的关注要点在于权力（这里的权力同时含有李猛老师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这一重要意涵）的运作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效果，但是这仅仅是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一个维度；另外的问题还在于，这些包括诉苦等在内的一系列被作为权力技术加以理解的组织动员方式，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换言之，我想尝试以某一组织动员方式为例，对其进行溯其渊源、察其流变的研究工作，这也构成了我博士论文阶段最为关切的问题意识。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工作，实际上也是自己与不确定性相处的过程，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博士论文会写成什么样子。直到博士论文完成后的很多年，我才开始真正有意识地系统反思和整理自已博士论文写作背后的理论底色，也就是这本书稿中呈现出来的内容。

历史当然不是完全由偶然所构成的，但是学术研究总是希望可以呈现出某些必然的规律并以此理解历史。然而在我看来，历史尽管不是偶然的，但很多时候却是多重耦合的结果，无论是自己做的研究，还是自己的求学经历，皆是如此。

孟庆延博士期间导师郭于华教授。1956年7月生于北京。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0-200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0-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

今天这样一本并不成熟的习作的完成过程，同样也是诸多人和事在历史时空中耦合的结果。我要感谢我的老师们，应星教授和郭于华教授对我一直以来的教诲。我要感谢在自己的硕士和博上阶段，渠敬东教授主持的黑格尔读书小组的每一位师友，当年每个周六的下午，在清华熊楼读书的纯粹而欢乐的时光。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畅谈，一起排演话剧，那些温暖而从容的时光给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学子最大的给养。我要感谢已经坚持十余年的革命史和历史社会学读书小组，整个历史社会学读书小组在十年间一起走过了钱穆，走过了洛克，走过了麦克弗森，走过了伍德，也走过了陈寅恪。这些经典著作，连同每次读书会上我们对各自研究的严肃批评，以及每次读书会之后大家一起去政法研院小南门喝酒谈天，都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共同书写着共同体的历史。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我的父母、妻子和身边的朋友，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给予我最大的支持，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曾有学生问应星老师：“老师，社会学学下去有前途吗？”我的老师回答说：“你真的热爱社会学吗？如果你真的热爱社会学，那社会学会爱你的。”这句话一直印刻在我的记忆中，我想，这就是韦伯意义上的“志业”吧。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就是因为从求学到工作的全部历程中，我身边的师友不断让我体会到：我究竟身处在什么样的共同体之中？这个共同体，又有着怎样的风骨和气质？这是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它不是什么所谓的“财富”，而是全部。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所有过往的汇聚和时光的铭刻，最终刻画着我们的样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中的每个人，才会在历史的河流中共同前行。

无以为报，是为谢。█

本文节选自孟庆延：《源流：历史社会学的思想谱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207—212页。

编辑 | 胡誉泷

审核 | 张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