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从乡村入手之义| “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30周年”专题（四）

策划人/魏文一

1933年7月14-16日，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梁漱溟、章元善、魏朗斋、晏阳初、杨开道等人与会。图片来源：“文景”公众号。

所选章节源自梁漱溟先生所著《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首版于1937年，由邹平乡村书店发行）。在本书“甲部 认识问题”部分，梁先生抽丝剥茧一般，细述乡村建设运动之缘起，探讨中国旧社会组织的构造与“治道”，辨析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旧社会崩溃之原因。梁先生特别强调，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应“本着历史的眼光去观察认识”社会，不能急切地、直接地将问题的反面作为应然的答案，就立即付诸行动。比如，众人皆知近代天灾人祸以致乡村凋敝、民生艰难，其中“兵祸、匪患、苛捐、杂税”，以及列强入侵等等，皆是破坏乡村之人为力量。救济乡村、改善民生，是否就应直接向这些力量挥起刀枪呢。而其他温和的主张，无论是都市化，还是反都市化，乃至一哄而上的乡村建设，究竟是破坏大于建设，还是建设大于破坏，都一言难尽。

在梁先生看来，上述种种，初衷都是好的，但社会不同于自然。首先，社会是“动的”，有自己演进的历程和方向，不完全听命于人的摆布。无论知识分子还是行动者，追求立竿见影的变革，是将社会视作静态的“物”，而终究还是把信仰和人当成了工具。面对内外交困的危局，先知先觉者更应审慎应对，责无旁贷的道德感有时也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致幻剂。其次，人是社会中的人，人无法超越于社会以置身事外的身份，为社会指点迷津。梁先生叮嘱，“千万要记着一句话”，那就是“社会大过我们”。否则，“用力愈勤而为害愈大”。

因此，应本着历史的眼光认识社会。“眼前社会事实固须知道，而单看眼前事实是不能发现他的意义的；要从其来历背景而有以测其前途将要如何才行”。那么，乡村问题就不独是乡村之事，农民之事；也不只是城乡关系、工商业与农业关系；乡村破坏的原因，也不单是政权不立、经济侵略、文化式微。

“历史的眼光”打开了认识问题的格局。千头万绪归结为中国历久不变的社会构造，为何在近百年失去了其“妥当性调和性”。梁先生回到历史，从个人、家庭、团体、国家、天下等方面比较了中西社会构造的不同，而这种差异背后，又与礼乐、宗教两种文明的分野有关。换言之，两种路向的文化，在近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碰撞出来的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不是哪个似乎没有能力应对内忧外患的文化体能否再次复兴的问题，而是以人类为主体，整个人类文明要走向何方。转换视角，从中国的立场看，就当置于这个大格局中思考自身。落实到行动上，如果“不从根底上为整个社会重建一新机构”，而单方面解决乡村问题、军阀问题、帝国主义之压迫等，都只是暂时缓解痛感而已。

因为有“历史的眼光”，梁先生没有“悲观叹息”。当下的“败丧”，“亦是其历史必然的事”，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要符合“必然”。这一“必然”，还是立足于梁先生对“文化三路向”和“文化三期说”的解释。即人类整体正处于第一期文化向第二期文化迈进的阶段，而中国文化所走的第二路向是适应这一必然性的。具体表现为，伦理本位化解了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之间的紧张对立。

因此，在“乙部 解决问题”，梁先生提出，构造新社会应基于伦理本位的团体组织，相对于旧组织，“团体性”是它的新属性，而且新组织应从乡村着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此“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

下面节选的文字，即梁先生对“为何从乡村入手”的解释。所谓伦理，其本质是“情谊”，而“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这是从乡村入手的关键。因此，梁先生虽然也讨论了乡土工业引发都市工业的次序，“农业是巩固家庭，工商业则是破坏家庭”，以及都市教育的弊病等诸多缘由，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从实践上看，情谊的载体，除了家庭外，更在于“乡”，“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乡土观念适于“情谊化的组织”，也是一种“地方公共观念”。这是“乡”不同于城、都、市、镇的地方，也是乡村建设不同于以“县”为单位的“县政实验”的地方。

当然，梁先生并不赞同中国文化等同于乡土文化，乡村也不是中国文化的庇护所。他真正寻求的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正常形态，而身处其中的人，过的是一种“自然”的生活。这种“自然”顺应中国人的“理性”，即“情理”。从乡村入手，也只是尝试培育新社会组织的“苗芽”而已，待这株苗芽枝繁叶茂之后，无论是农人，还是都市中人，大家都“咀嚼领略”“一种艺术味道的文化、艺术味道的人生”。

文/梁漱溟

我们仿佛找到了几个原理原则，认识了一个方针，本此以建立中国的新秩序，新组织构造。但是从什么地方入手呢？那么，入手处就是乡村。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我们求组织，若组织家则嫌范围太小，但一上来就组织国，又未免范围太大；所以乡是一个最适当的范围。——不惟从大小上说乡为最合适，并且他原来就是集乡而成的一个国，所以要从乡入手。再则，我们的这个新组织，明白地说：是要每一个分子对于团体生活都会有力的参加，大家都是自动的，靠多数人的力量组织而成；那么，为团体主体的多数人既都在乡村，所以你要启发他自动的力量，启发主体力量，只有从乡村作工夫。不但是站在乡村外面的人说是对乡村作工夫，而其主力的发动，亦必然地是从乡村开头。这都是很浅的意思。还有一个理由：如果大家没忘记我以前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建设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从那一段道理上就确定了现在我们的新机构是要从农村开端倪，从乡村去生长苗芽；——中国新社会组织的苗芽一定要生长于乡村。而也正因为中国的新社会组织要从乡村去求，恰好也就适合了那种从理性求组织的意思。换句话说：在乡村中从理性求组织有许多合适点。掉过来说：在都市中从理性求组织则比较不容易。乡村为什么特别适于从理性求组织呢？

我们先讲一讲从乡村起手求组织而特别适合于理性的发挥的几点。——为讲此意，所以我们以前虽然已经讲了许多关于理性的话，现在我想再重复几句。我常喜欢说：当一个人心里没有事情，你同他讲话最能讲得通的时候，就是理性。理性就是强暴与愚蔽的反面，除了这两样以外的就是理性。所谓理性，即“平静通晓而有情”之谓也。我们在讨论会上我曾说过：中国人之所谓理性，与西洋人之所谓理性不同。西洋人之所谓理性，当然也是平静通晓，但是只差“而有情”三个字；中国人的理性，就是多“而有情”三个字。在西洋有法国人的“唯理主义”。这个“唯理主义学派”是对英国的“经验主义学派”而言。——法国最先讲求的学问是一种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等等，这些理都是从极冷静处得来的；此时就把情感排出去了。我再点明一句话，——理性主义有两种：一是法国的理性主义，是一个冷静分析的理智；一是中国人的理性主义，是平静通晓而有情的。“而有情”三个字最重要，因系指情理而言。那么，从乡村入手为什么特别适合于理性呢？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旧址群中的梁漱溟故居

第一层：以农夫与工商业者较，从他们职业的不同，环境的不同，所以影响到他的性情脾气者很不一样。农夫所接触的是广大的自然界，所以使他心里宽舒安闲；工商业者居于人口密集的窄狭的都市中，睁眼所碰到的就是高墙，所以使他的性情非常褊急不自然。农民的宽舒自然的性情，很适于理性的开发。

第二层：农民所对付的是生物——动植物；而工商业者所对付的是死物质。生物是囫囵的、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死物质恰好相反，是呆板的、可以分割破碎的、任人摆弄的。我们常常看见有许多书（讲西洋文明之流弊者）都很发挥这个道理。西洋因工商业，将人训练成一种喜欢分析解剖的脾气，将一切都看成是机械的、可以割裂的；这正是理智。中国农夫因其对付的是囫囵的、不可分的生物，所以引发了他的活趣；这正是理性，而不是理智。宋儒程明道先生曾说此意：“观鸡雏可以知仁”，此即因其有活趣，可以引发一种自然活泼之温情。

《鸡雏待饲图》，南宋，李迪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层：工商业者老是急急忙忙，农夫则从容不迫。大概农夫没法子不从容；譬如种麦子，头年下种，第二年方可收获，是多么从容。工商业者则不然；制造电灯泡，一天一夜可以赶造出几千几万个，他是可以快，且出产愈快，愈可以多赚钱，为多赚钱逼迫着叫他快。农民则欲快而也不得，种植五谷与自然的节候非常有关系，急忙不得；所以养成他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气。从他的从容，就可以对他所接触的一切印象咀嚼领略而产生一种艺术味道的文化、艺术味道的人生。反过来看，工商业者总是一天到晚的奔忙，常在一种有所追逐贪求之中。（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很说此意：西洋文化的流弊是只计较数量，不计较品质，把自己忘掉而专从事于物的追逐；中国人则是咀嚼享受的态度、从容品味的人生。）这个地方，也是让乡村人容易开发理性，而工商业者则不能。

第四层：农业最适宜于家庭的经营，工商业则不然；男工、女工、童工部分散到工厂作工。可以说：农业是巩固家庭的，工商业则是破坏家庭的。家庭乃最能安慰培养人的性情者，富于情感的人，一定要恋家庭，而家庭也适足以培养人的感情；这与我们情谊化的组织很有关系。以上四层都与我们从理性求组织有关。因为都市的秩序，非靠警察、法律、军队不能维持；乡下人则从容不忙，少许多问题，秩序很容易维持。这个意思就是说：乡村秩序原来就是靠理性维持，都市秩序原来是靠武力维持；所以从乡村入手，特别适合于理性的发挥。

“工商业者老是急急忙忙，农夫则从容不迫。”

“农业是巩固家庭的，工商业则是破坏家庭的。”

图为卓别林《摩登时代》

第五层：这一层更重要。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仿佛把他的村庄也看作是他的家乡。乡村人对于他的村庄的亲切意味，为住在都市的人对于都市所不易有者（如住在上海的人，对于上海并没有亲切的感情）。因为住在都市，原来就是往来不定；加以范围太大、人口太多，而又为时甚暂，所以不易生感情。住在都市里的人，对街坊邻居，看得很平常，并无多大关系，往往对于街坊邻居的姓氏都不知道，见面时头都不点。乡村人对于他的邻里街坊，则很有关系，很亲切。我在北京的时候，与一个乡下人谈话，他指旁边一个人说：“他是俺庄的姑爷”，原来因为那一个人是娶他同庄人家的女儿为妻，所以他全庄的人便都称之为姑爷。这在住在上海的人，断不能有此事。总之，乡村人对于他的街坊邻里很亲切，彼此亲切才容易成功情谊化的组织。我们的组织原来是要以伦理情谊为本原的，所以正好藉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都市人各不相关，易引起狭小自私的观念；乡村则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我常说：让我在乡村作地方自治，我能作得到；若让我在都市办地方自治，不要说我办不了，就是圣人也办不了！其故即因在都市中，地方团体根本就难以形成，虽然是比较有钱的人多，受教育的人也比较多，仿佛是易于办自治了；但实际上完全不然，完全没有办法。

第六层：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不像都市中已被摧残无余西洋风气——个人本位的风气进来，最先是到都市，所以此刻在都市中固有空气已不多见，而在乡村中倒还有一点。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在乡村中还保留着许多固有风气。有一点，则正好藉以继续发挥。

1935年南京，乡村建设中的抗虫害作物种植试验

第七层：我们是在求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那么，从乡村入手，由理性求组织，与创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之意正相合。因为乡村是本，都市是末，乡村原来是人类的家，都市则是人类为某种目的而安设的。在某种事实上说，都市固也不可少；如是政治的关系越是上级行政机关，越要设在一个中心点，非如下级行政机关之可以设于乡村，所以由政治中心而来的都市是必要的。再就经济上的联合组织说，也需要有一个中心。其他如教育、文化，都要有一个中心。小图书馆，乡村可以设立，更大的图书馆则必设在县里或省里；小学可以设在乡村，大学必须设在都市。从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看，都需要一个中心，故都市为不可少。都市即由此而来的。如果都市由此而来，就合乎乡村为本，都市为末的意思了。其所从来是在乡村，下级都在乡村，大家联合起来而有这个中心，先有本，后有末，末从本来就对了。可是现在的都市不是如此，乃是一种倒置的。现在的社会，都市不但是中心，而且是重心；以都市为重心就完全错误了！重心本应普遍安放，不可在一处；中心可以集中于一点，可以在一处。若重心在一处，则非常危险！如将这块黑板平放在地上，则凡是着地之点皆为重心，如此再平稳不过了；但若把它立起来使其一边着地，其重心只在着地的一边，则一定不稳，非倒不可。此刻的社会构造，即重心在一处——置重心于都市，这是顶不平稳的一种构造。都市好比一个风筝，下有许多线分掣于各乡村；风筝可以放得很高，而线则是在乡村人手里牵着，乡村能控制都市，这个就对啦。若都市来控制乡村的时候，那就是少数人用力量以统治多数人，这是不对的，不是常态。现在我们是从乡村起手求组织，是自下而上，由散而集，正合乎常态，合乎人类的正常文明。这样的一个人类文明，就完全对啦！我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上曾言及此意，看了那篇文章就可以解释了一般人对我的疑惑：“你单讲乡村建设就不要都市了吗？”我们讲从乡村入手，并不是不要都市，我们是要将社会的重心（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等等）放在乡村。更明白的说：讲乡村建设就包含了都市，我们并不是不着意都市，因为着意于本，则自然有末；乡村越发达，都市也越发达。现在西洋社会的毛病，就是政治的、经济的大权都操在都市人手里，重心集于都市，这是一个顶不妥的社会、顶偏欹的社会，所以不稳当。我尝说：天下事巧得很，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将开一个很好的社会组织构造；这并不是中国硬要往理想处高处去奔，而是自旧的组织崩溃后，自然走上的一个合理的道路，自然的要如此，天造地设地是要如此，实在巧得很！

梁漱溟与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仁合影。图片来源：“文景”公众号

第八层：我们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要从小范围——乡村着手。这一层很重要。我曾说过：“我从事乡村运动的动机是从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烦闷而来的。我由于对政治问题的烦闷而得到的一个答案，即：要先培养新政治习惯。而新政治习惯的养成，须从小范围入手，因此才注意到乡村；不然的话，我便不会注意到乡村。关于此意，我在《自述》中曾约略言及；现在更申言其意：所谓新政治习惯，即团体分子对团体事件的关切注意；欲养成这种新政治习惯，必须从其注意力所及的地方培养起才行会运用观念的人，其注意力所及，才能及到大范围；而乡村人头脑简单，多运用感觉，不会运用观念，故其注意力所及，必从小范围——乡村入手才行。培养新政治习惯必从其注意力所及的小范围着手，这是一层。再则，也必从其活动力所及的范围入手，才容易培养新政治习惯。——本来有注意则有赞否，赞否就是方向态度，本此方向态度去发挥，就是活动。但是许多人对于团体的事情，关切是关切，而不愿活动，故非培养其活动力不可，单是注意及之，而白叹气亦不行，必须培养其活动力。怎样培养？亦必从小范围的乡村入手。因为范围大的时候，他就感到不易活动，很容易使人畏缩；必须是其活动能影响所及的范围，他才容易活动。譬如：只要有说句话的勇气，大家都可以听得见，就能发生影响；如果他第一次说的话大家赞成，则可以引起他的兴趣，有兴趣再作第二次的活动，如此则其活动力所及，可由小范围而渐扩展到大范围。其注意力、活动力能及于大范围，新政治习惯就算培养成功。新政治习惯的养成很重要，非此中国将永无办法，如果培养不起新政治习惯，则无论如何嚷打倒封建制度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都是无用！所谓新政治习惯，我们本来说过二层：一是组织能力，一是纪律习惯；还有一层意思也很要紧：我们以前曾说了许多团体应当尊重个人，个人应当尊重团体的话，我们的团体组织对于分子在某一点上要消极的不妨碍他，在某一点上要积极的帮助他。但怎样是不得妨碍他，或怎样是帮助他，（积极的帮助即含有干涉的意思，这种干涉应到什么程度？）此间分际，很难说定，都是要慢慢的试探着从习惯上来确定。当习惯养成的时候，分际才能确定——确定靠公认，公认靠习惯的养成。如果新习惯不能养成，则中国的组织问题是个人地位的问题，一是团体权力的问题，皆无法确定。关于这个问题，用条文去规定是无效的。并且也不能用条文去规定。因为我们的这个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化的组织，是一个人生向上的教学化的组织；所以只能指示一个方向，不能用法律条文定一个死板的标准；一定的时候就翻过来，不是情谊的，人生向上的了。关于此意（只能养成一个新习惯，不能定为死板的法律条文），以后讲乡学村学时再细讲，此处不多说。现在只说：像这种习惯的培养，除了从乡村着手以外，其他没有合适的地方。

“从乡村入手之义”，见于梁漱溟先生所著《乡村建设理论》，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2009年第3次印刷，第313-320页。

编辑 | 王东宇

校对 | 黄格尔

审核 | 张喆、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