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30周年”专题（一）| 梁漱溟：如何成为今天的我

策划人/魏文一

1985年，92岁的梁漱溟在木樨地寓所书案前。图片来源：《梁漱溟日记》，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梁漱溟先生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口号，探究中国民族精神，投入社会改造运动，寻求“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答案。梁先生一生“变化极多”“俨若两人”，但他又是“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之人。正因如此，要走进梁先生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最关键的就是“真”。梁先生尝言“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诸君能了然于此后，请进而言事实”。当然，理解和感受梁先生的“真”，也需要我们读者自己要“真”。适值梁先生诞辰130周年，我们谨从梁先生浩瀚深邃的作品中，拣选只言片语，追慕梁先生之“真”。

梁先生曾说，自己非“学问中人”，是“误打误撞”进入学术研究。“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因此，我们以梁先生所作“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为开端，先感受梁先生是如何“真做学问”“做真学问”的，而学问与人生又是真正合一的。

为人真挚，一生不孤，始终有朋友相伴梁先生左右。因此，了解梁先生之人和作品，绝对不能离开“朋友”的视角。梁先生认为，寻找朋友，扩大“朋友团”，是为自己的精神找一活路，是众青年共同找一出路，是为乡村、为中国，乃至人类找一道路。梁先生的学问从不是为个人而做，我们越是从文字表面理解梁先生，越是将之视为梁先生“本人”的作品，甚至构建一套梁先生的“思想体系”，那么离梁先生的“真实意思”就越远。因此，我们选择梁先生“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及“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续）”两篇回忆师友的文章，一是对前文“如何成为今天的我”的补充，梁先生成为他自己，是有朋友相互砥砺的。二是开启理解梁先生学术著作的一个角度，感悟文字背后的真实。

1921年，梁先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在新文化运动和东西文化论战的喧嚣中，这部“不讨好”的作品，却又一鸣惊人。出版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内容，梁先生曾在北大课堂和济南做过讲演。在梁先生的写作计划中，《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开路先锋，是《孔家哲学》和《唯识述义》的“引子”。梁先生任教北大之初，“誓为孔家释迦打抱不平”，但把这些“旧古董”拿出来给世人，需要“打通一条路”，以免引起新旧双方的误解。旧派以为自己是帮他们摇旗呐喊，新派批评自己是抱残守缺（见《唯识述义》初版序言）。梁先生坚决反对将孔家学说当作礼教、国教，也痛斥好言佛法者鼓吹佛化则天下太平，他又不轻言中西调和，甚至提出现在就应“全盘西化”，不过他所说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新派那种连根拔起的做法。

“与众不同”的梁先生提出以“人生态度”来理解文化，将文化划分为西中印三种路向。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人们生活的样子。因而，文化不能折断为体用之别，不能分割为物质、精神两端；文化也不是独立的“类型”，文化是演进中的“系”。面对西方化的巨大压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先生提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但这不是鼓吹东方文化优越论。因为无论西方文化，还是儒家、佛家，都是世界性的，一个文化的生命力也在于此。梁先生甚至认为，最自然的就是西方文化，因为它在解决了人与物的关系后，会自然过渡到人与人、人与己的关系，而中国文化要复兴，得首先承受“全盘西化”。当然，“全盘西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第二路向（儒家所呈现的意欲自为）的人生态度，毕竟它代表了人类文化进入第二期后（主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世界性文化该有的样子。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最后，梁先生提出了“刚”的人生态度，它既能承受西方化意欲向前的力量，但不陷于人我、物我之别的对立之中。

因此，我们选择《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及“我提出的态度”部分，以阐明梁先生“三路向”“三期说”以及“刚”的人生态度等重要文化论点。而且梁先生说过，“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这是我二三十年来没有改变之根本观念。”这对于我们理解梁先生后续作品有重要启发。

1924年，梁先生正式从北大辞职，赴山东曹州办学。1925年返京后，则与朋友在什刹海东煤厂、万寿山大有庄等地“同处共学”。不过，梁先生并未停止对“中国问题”的思索。国民革命爆发后，梁先生看到了革命之外的“乡治”之路。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落地邹平，梁先生有机会全力推行乡村建设，改造中国社会。

邹平实验表明，在“中国问题”上，梁先生把“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贯通起来，得到了一个圆融的答案，内心诸多的道理暂时合到了一起。乡村建设不独为解决乡村问题、中国问题，也为人类问题、文明问题。可是这样宏大的主旨，为何要从乡村开始呢，我们节选了《乡村建设理论》中“从乡村入手之义”，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梁先生为何将乡村建设与文化再造视为一体。

七年的乡村建设，因日寇入侵而暂告一段落，不过即便没有外敌破坏，乡村建设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梁先生叮嘱乡村建设者们，要以出家的精神来做乡村工作，也感慨“我们的两大难处”，甚至怀疑过乡村建设是否真正受到乡村民众之欢迎。

在发布《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后，梁先生一边为抗战和国内和平奔波劳碌，一边重新回到“认识问题”上去。梁先生一直主张，认识当下中国问题，就必须认识近百年社会之变化，而欲明此变化，还须探究此前未变之中国，遂有《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从梁先生的著述历程看，《中国文化要义》是衔接《乡村建设理论》而作，它深化了《乡村建设理论》“甲部 认识问题”的讨论，是对“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中国文化要义》回答的还是中国文化之早熟问题，“旧书已发其端，本书正图完成其说”。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理解中国文化如何开启人的“理性”，而这也是中国文化有益于世界文明的地方。因此，在专题最后，我们选择了《中国文化要义》之“中国民族精神所在”一节，它也呈现了梁先生真诚面对自我、面对朋友，面对问题、面对世界的气象与风骨。

飞鸿踏雪泥，吉光留片羽，但“镜镜相照，影影相传”。梁先生那句“我不是一个书生，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振聋发聩！

“我是怎样一个人？”梁漱溟先生曾特意撰文回答，如《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主编本刊之自白》《自述》等等。为什么要解释这一问题，一是社会上的朋友对己有误解，二是关心自己的朋友，“替我可惜或担心”。“误解”指的是被认定为哲学家、国学家，而“可惜或担心”则是有朋友看到梁先生放弃前途光明的学者生涯，竟义无反顾地卷入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浊流”之中（见《主编本刊之自白》）。这些误解或者担心，梁先生也早有自觉，比如幼年没读过四书五经，却要讲孔家哲学；生长于城市，却要做乡村工作等。怎样理解梁先生身上的这些“矛盾”之处呢？

其实，之所以觉得矛盾，是因我们习惯于用一固定观念、意见去行事，看似所有行为都有明确的意义，处处彰显自己的主张，做到了“言行一致”。不过，这一套行为方式是僵死的、静止的，当事之人非一活泼畅通之生命也。而梁先生的“矛盾”却是再自然不过的，这并非“善变”，而是生命绵延中，“一问一答”相续不断。

梁先生说过，自己无心走上了一条学问之路，起点是“好用心思”“爱留心问题”。有了疑问，就要“找出路子，解决烦闷”。梁先生孜孜以求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现实问题）。国家倾危，政客无耻，士人堕落，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梁先生高呼“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也是梁父巨川先生诀别之际的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因而，对认真的人来说，中国问题同时也是一“人生问题”，如果“中国问题”无解，则“人生问题”亦无解。

由此，我们看到梁先生追问中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梁先生毕生致力于回答“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而从未动摇。对问题的每一次探索都是极其认真坦率的，所获的见解，也是真诚信服而不怀疑的，且有了答案就立即付诸行动。因为没有瞻前顾后，从不计较得失，所以追问与行动是合一的，知即行，行即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二者“彼此牵引”“相资为用”，也是知行合一之表现。如梁先生早年抱有“事功”及“实用”的人生态度，这与“请练学生军”，迷恋英国议会制，乃至转向暴力革命、“投掷炸弹”是一致的。变的是，对于“中国问题”“人生问题”的每一次回答，都会因为新的质疑，而不断向前探求。如对“中国问题”，梁先生曾有立宪、革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村治、乡村建设等不同主张，这些看法绝非见风使舵，而是因对“中国问题”有更深入地思考，如梁先生所言“眼前若有了两个道理或多的道理，心中便没了道理，很是不安，却又丢不开，如是就占住了脑海”。其实，这些理性的思考背后，不变的还有梁先生的慈悲之心，“我的问题背后多半有较强厚的感情相督迫，亦可说我的问题多偏乎实际”（几个故事，可见《槐坛讲演之一段》）。

本次所选文章《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为1928年梁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演讲。此前，梁先生受李济深等人之邀赶赴广东，“想试着去作我的乡治的主张”。在粤期间，梁先生还短暂接办过省立一中。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有助于我们了解梁先生“我是怎样一个人”，而且梁先生也将自己治学的方法倾心相授，“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梁先生强调做研究要有问题，“思想或云一种道理，原是对于问题的解答。他之没有思想正为其没有问题”（见于《我的自学小史》）。有了问题就要用心思，才有自己的“主见”，尽管主见可能是浅薄偏狭的，但这是自己真正用心思考之后的一个看法。当然，仅有主见远远不够，梁先生以“八层”解读学问之路，最终达到说的话“每一句都非常的晶亮透辟，因为这时心里没有一点不透的了”。梁先生还特别提醒，研究最初易受现实问题刺激，这无不妥，但学问更进一步，还需要对人生问题有所感悟。“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生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超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人生问题，比现实问题（中国问题）更为“广泛、根本、清澈”（见于《中国文化要义》之“自序”）。

1918年6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教师右二为梁漱溟，二排左四为冯友兰。图片来源：《梁漱溟日记》，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文/梁漱溟

在座各位，今天承中山大学哲学会请我来演讲；中山大学是华南最高的研究学问的地方，我在此地演讲，很是荣幸，大家的欢迎却不敢当。

今天预备讲的题目很寻常，讲出来深恐有负大家的一番盛意。本来题目就不好定，因为这题目要用的字面很难确当。我想说的话是说明我从前如何求学，但求学这两个字也不十分恰当，不如说是来说明如何成功今天的我的好——大概我想说的话就是这些。

为什么我要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我讲这个题目有两点意义：

第一点，初次和大家见面，很想把自己介绍于诸位。如果诸位从来不曾听过有我梁某这个人，我就用不着介绍。我们从新认识就好了。但是诸位已经听见人家讲过我；所听的话，大都是些传说，不足信的，所以大家对于我的观念，多半是出于误会。我因为不想大家有由误会生出来对于我的一种我所不愿意接受的观念，所以我想要说明我自己，解释这些误会，使大家能够知道我的内容真相。

第二点，今天是哲学系的同学请我讲演；并且这边哲学系曾经要我来担任功课之意甚殷，这个意思很不敢当，也很感谢。我今天想趁这个机会把我心里认为最要紧的话，对大家来讲一讲，算是对哲学系的同学一点贡献。

1911年于顺天中学高等学堂毕业，特借长兄方留日归来所带回日本大学生的服装鞋帽留影纪念。图片来源：《梁漱溟日记》，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一、我想先就第一点再申说几句：我所说大家对于我的误会，是不知道为什么把我看做一个国学家，一个佛学家，一个哲学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许多的徽号，这许多想象和这许多猜测！这许多的高等名堂，我殊不敢受。我老实对大家讲一句：我根本不是学问家！并且简直不是讲学问的人，我亦没有法子讲学问！大家不要说我是什么学问家！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实在无从讲学问。不论是讲哪种学问，总要有一种求学问的工具：要西文通晓畅达才能求现代的学问；而研究现代的学问，又非有科学根柢不行。我只能勉强读些西文书；科学的根柢更没有。到现在我才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说到国学，严格地说来，我中国字还没认好。除了只费十几天的功夫很匆率地翻阅一过《段注说文》之外，对于文字学并无研究，所以在国学方面，求学的工具和根抵也没有。中国的古书我通通没有念过；大家以为我对于中国古书都很熟，其实我一句也没有念，所以一句也不能背诵。如果我想引用一句古书，必定要翻书才行。从七八岁起即习ABC，但到现在也没学好；至于中国的古书到了十几岁时才找出来像看杂志般的看过一回。所以，我实在不能讲学问，不管是新的或旧的，而且连讲学问的工具也没有；那末，不单是不会讲学问，简直是没有法子讲学问。

但是，为什么缘故，不知不觉地竟让大家误会了以我为一个学问家呢？此即今天我想向大家解释的。我想必要解释这误会，因为学问家是假的，而误会已经真有了！所以今天向大家自白，让大家能明白我是怎样的人，真是再好不过。这是申说第一点意义的。

二、（这是对哲学系的同学讲的）在我看，一个大学里开一个哲学系，招学生学哲学，三年五年毕业，天下最糟，无过于是！哲学系实在是误人子弟！记得民国6年或7年（记不清是6年还是7年，总之是十年以前的话），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哲学系第一届（或第二）毕业生因为快要毕业，所以请了校长文科学长教员等开一个茶会。那时，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曾说：“我很替诸位毕业的同学发愁。因为国文系的同学毕业，我可以替他们写介绍信，说某君国文很好请你用他；或如英文系的同学毕业时，我可以写介绍信说某君英文很好请你可以用他；但哲学系毕业的却怎么样办呢？所以我很替大家发愁！”大学的学生原是在乎深造于学问的，本来不在乎社会的应用的，他的话一半是说笑话，自不很对；但有一点，就是学哲学一定没有结果，这一点是真的！学了几年之后还是莫名其妙是真的！所以我也不能不替哲学系的同学发愁！

哲学是个极奇怪的东西：一方面是尽人应该学之学，而在他一方面却又不是尽人可学之学；虽说人人都应当学一点，然而又不是人人所能够学得的。换句话讲，就是没有哲学天才的人，便不配学哲学；如果他要勉强去学，就学一辈子，也得不到一点结果。所以哲学这项学问，可以说是只少数人所能享的一种权利；是和艺术一样全要靠天才才能成功，却与科学完全殊途。因为学科学的人，只要肯用功，多学点时候，总可学个大致不差；譬如工程学，算是不易的功课，然而除非是个傻子或者有神经病的人，就没有办法；不然，学上八年十年，总可以做个工程师。哲学就不像这样，不仅要有天才，并且还要下功夫，才有成功的希望；没有天才，纵然肯下功夫，是不能做到，即算有天才不肯下工夫，也是不能成功。

如果大家问哲学何以如此特别，为什么既是尽人应学之学，同时又不是尽人可学之学的道理；这就因为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最近在眼前，却又是远在极处——最究竟。北冰洋离我们远，他比北冰洋更远。如宇宙人生的问题，说他深远，却明明是近在眼前。这些问题又最普遍，可以说是寻常到处遇得；但是却又极特殊，因其最究竟。因其眼前普遍，所以人人都要问这问题，亦不可不问；但为其深远究竟，人人无法能问，实亦问不出结果。甚至一般人简直无法去学哲学。大概宇宙人生本是巧妙之极，而一般人却是愚笨之极；各在极端，当然两不相遇。既然根本没有法子见面，又何能了解呢？你不巧妙，无论你怎样想法子，一辈子也休想得到那个巧妙；所以我说哲学不是尽人可学的学问。有人以为宇宙人生是神秘不可解，其实非也。有天才便可解，没有天才便不可解。你有巧妙的头脑，自然与宇宙的巧妙相契无言，莫逆于心；亦不以为什么神秘超绝。如果你［没］有巧妙的头脑，你就用不着去想要懂他，因为你够不上去解决他的问题。不像旁的学问，可以一天天求进步，只要有积累的工夫，对于那方面的知识，总可以增加；譬如生理卫生、物理、化学、天文、地质各种科学，今天懂得一个问题，明天就可以去求解决一个新问题；而昨天的问题，今天就用不着再要去解决了。（不过愈解决问题，就也愈发见问题。）其他各种学问，大概都是只要去求解决后来的问题，不必再去研究从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哲学就不然，自始至终，总是在那些老问题上盘旋。周、秦、希腊几千年前所研究的问题，到现在还来研究。如果说某种科学里面也是要解决老问题的，那一定就是种很接近哲学的问题；不然，就决不会有这种事。以此，有人说各种科学都有进步，独哲学自古讫今不见进步。实则哲学上问题亦非总未得解决。不过科学上问题的解决可以摆出外面与人以共见；哲学问题的解决每存于个人主观，不能与人以共见。古之人早都解决，而后之人不能不从头追问起；古之人未尝自閟其所得，而后之人不能资之以共喻；遂若总未解决耳。进步亦是有的，但不存于正面，而在负面，即指示“此路不通”是也。问题之正面解答，虽迄无定论；而其不可作如是观，不可以是求之，则逐渐昭示于人。故哲学界里，无成而有成，前人功夫卒不白费。

这样一来，使哲学系的同学就为难了：哲学既是学不得的学问，而诸位却已经上了这个当，进了哲学系，退不出来，又将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来替大家想个方法补救。法子对不对，我不敢断定，我只是想贡献诸位这一点意思；诸位照我这个办法去学哲学，虽或亦不容易成功，但也许成功。这个方法，就是我从前求学走的那条路，我讲出来让大家去看是不是一条路，可不可以走得。

1942年10月18日重阳，五十岁生日时留影于桂林。图片来源：《梁漱溟日记》，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不过我在最初并没有想要学哲学，连哲学这个名词，还不晓得；更何从知道有治哲学的好方法？我但于不知不觉间走进这条路去的。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中说：“我完全没有想学哲学，但常常好用心思；等到后来向人家说起，他们方告诉我这便是哲学……”实是真话。我不但从来未曾有一天动念想研究哲学，而且我根本未曾有一天动念想求学问。刚才已经很老实地说我不是学问家，并且我没有法子讲学问。现在更说明我从开头起始终没有想讲学问。我从十四岁以后，心里抱有一种意见（此意见自不十分对）。甚么意见呢？就是鄙薄学问，很看不起有学问的人；因我当时很热心想作事救国。那时是前清光绪年间，外国人要瓜分中国，我们要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类的话听得很多；所以一心要救国，而以学问为不急之务。不但视学问为不急，并且认定学问与事功截然两途。讲学问便妨碍了作事，越有学问的人越没用。这意见非常的坚决。实在当时之学问亦确是有此情形；甚么八股词章、汉学、宋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确有何用呢？又由我父亲给我的影响亦甚大。先父最看得读书人无用，虽他自己亦尝读书中举。他常常说，一个人如果读书中了举人，便快要成无用的人；更若中进士点翰林大概什九是废物无能了。他是个太过尚实认真的人，差不多是个狭隘的实用主义者；每以有用无用，有益无益，衡量一切。我受了此种影响，光绪末年在北京的中学念书的时候，对于教师教我的唐宋八家的古文顶不愿意听；讲庄子《齐物论》、《逍遥游》……那末更头痛。不但觉得无用无聊之讨厌，更痛恨他卖弄聪明，故示玄妙，完全是骗人误人的东西！当时尚未闻“文学”，“艺术”，“哲学”一类的名堂；然而于这一类东西则大概都非常不喜欢。一直到十九、二十岁还是这样。于哲学尤其嫌恶，却不料后来自己竟被人指目为哲学家！

由此以后，这种错误观念才渐渐以纠正而消没了。但又觉不得空闲讲学问；一直到今天犹且如此。所谓不得空闲讲学问，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心里的问题太多，解决不了。凡聪明人于宇宙事物大抵均好生疑问，好致推究，但我的问题之多尚非此之谓。我的问题背后多半有较强厚的感情相督迫，亦可说我的问题多偏乎实际（此我所以不是哲学家乃至不是学问家的根本原因）；而问题是相引无穷的，心理不免紧张而无暇豫。有时亦未尝不想在优游恬静中，从容的研究一点学问，却完全不能做到了。虽说今日我亦颇知尊重学问家，可惜我自己做不来。

从前薄学问而不为，后来又不暇治学问，而到今天竟然成功一个被人误会为学问家的我。此中并无何奇巧，我只是在无意中走上一条路；走上了，就走不下来，只得一直走去；如是就走到这个易滋误会（误会是个学问家）的地方。其实亦只易滋误会罢了；认真说，这便是做学问的方法吗？我不敢答，然而真学问的成功必有资于此，殆不妄乎。现在我就要来说明我这条路，做一点对于哲学系同学的贡献。

我无意中走上的路是怎么样一条路呢？就是我不知为何特别好用心思。我不知为什么便爱留心问题，——问题不知如何走上我心来，请他出去，他亦不出去。大约从我十四岁就好用心思，到现在二十多年这期间内，总有问题占据在我的心里。虽问题有转变而前后非一，但半生中一时期都有一个问题没有摆脱，由此问题移入彼问题，由前一时期进到后一时期。从起初到今天，常常在研究解决问题，而解决不完，心思之用亦欲罢不能，只好由它如此。这就是我二十余年来所走的一条路。

如果大家要问为什么好用心思？为什么会有问题？这是我很容易感觉到事理之矛盾，很容易感觉到没有道理，或有两个以上的道理。当我觉出有两个道理的时候，我即失了主见，便不知要那样才好。眼前若有了两个道理或多的道理，心中便没了道理，很是不安，却又丢不开，如是就占住了脑海。我自己回想当初为甚么好用心思，大概就是由于我易有这样感觉吧。如果大家想做哲学家，似乎便应该有这种感觉才得有希望。更放宽范围说，或者许多学问都需要这个为起点呢。

1937年3月，《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首版，由邹平乡村书店发行。

以下分八层来说明我走的一条路：

（一）因为肯用心思所以有主见。对一个问题肯用心思，便对这问题自然有了主见，亦即是在自家有判别。记得有名的哲学家詹母士（James）仿佛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哲学上的外行，总不是极端派。”这是说胸无主见的人无论对于什么议论都点头；人家这样说他承认不错，人家那样说他亦相信有理。因他脑里原是许多杂乱矛盾未经整理的东西。两边的话冲突不相容亦麻糊不觉，凡其人于哲学是外行的，一定如此。哲学家一定是极端的！甚么是哲学的道理？就是偏见！有所见便想把这所见贯通于一切，而使成普遍的道理。因执于其所见而极端地排斥旁人的意见，不承认有二或二以上的道理。美其名曰主见亦可，斥之曰偏见亦可。实在岂但哲学家如此！何谓学问！有主见就是学问！遇一个问题到眼前来而茫然的便是没有学问！学问不学问，却不在读书之多少。哲学系的同学，生在今日，可以说是不幸。因为前头的东洋西洋上古近代的哲学家太多了；那些读不完的书，研寻不了的道理，很沉重地积压在我们头肩上，不敢有丝毫的大胆量，不敢稍有主见。但如果这样，终究是没有办法的。大家还要有主见才行。那末就劝大家不要为前头的哲学家吓住，不要怕主见之不对而致不要主见。我们的主见也许是很浅薄，浅薄亦好，要知虽浅薄也还是我的。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也很浅，就因为浅便行了。James的哲学很浅，浅所以就行了！胡适之先生的更浅，亦很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纵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亲切有味。所以说出来便能够动人；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成他一派。大家不行，就是因为大家连浅薄的都没有。

（二）有主见乃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要自己有了主见，才得有自己；有自己，才得有旁人——才得发觉得前后左右都有种种与我意见不同的人在。这个时候，你才感觉到种种冲突，种种矛盾，种种没有道理，又种种都是道理。于是就不得不有第二步的用心思。

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学着认识问题。没有学问的人并非肚里没有道理，脑里没有理论，而是心里没有问题。要知必先看见问题，其次乃是求解答；问题且无，解决问题更何能说到。然而非能解决问题，不算有学问。我为现在哲学系同学诸君所最发愁的，便是将古今中外的哲学都学了；道理有了一大堆，问题却没有一个。简直成了莫可奈何的绝物。要求救治之方，只有自己先有主见，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而触处皆是问题；憬然于道理之难言，既不甘随便跟着人家说，尤不敢轻易自信；求学问的生机才有了。

（三）此后看书听话乃能得益。大约自此以后乃可算会读书了。前人的主张，今人的言论，皆不致轻易放过，稍有与自己不同处，便知注意。而凡于其自己所见愈亲切者，于旁人意见所在愈隔膜。不同，非求解决归一不可；隔膜，非求了解他不可。于是古人今人所曾用过的心思，我乃能发见而得到，以融取而收归于自己。所以最初的一点主见便是以后大学问的萌芽。从这点萌芽才可以吸收滋养料；而亦随在都有滋养料可得。有此萌芽向上才可以生枝发叶，向下才可以入土生根。待得上边枝叶扶疏，下边根深蒂固，学问便成了。总之，必如此才会用心，会用心才会读书；不然读书也没中用处。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看人会读书不会读书的方法：会读书的人说话时，他要说他自己的话，不堆砌名词，亦无事旁征博引。反之，一篇文里引书越多的一定越不会读书。

1948年在重庆北碚撰写《中国文化要义》时留影。图片来源：《梁漱溟日记》，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四）学然后知不足。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真是不错。只怕你不用心，用心之后就自知虚心了。自己当初一点见解之浮浅不足以解决问题，到此时才知道了。问题之不可轻谈，前人所看之高过我，天地间事理为我未及知者之尽多，乃打下了一向的粗心浮气。所以学问之进，不独见解有进境，逐有修正，逐有锻炼；而心思头脑亦锻炼得精密了，心气态度亦锻炼得谦虚了。而每度头脑态度之锻炼又皆还而于其见解之长进有至大关系。换言之，心虚思密实是求学的必要条件。学哲学最不好的毛病是说自家都懂。问你，柏拉图懂吗？懂。佛家懂吗？懂。儒家懂吗？懂。老子、阳明也懂；康德、罗素、柏格森…全懂得。说起来都像自家熟人一般。一按其实，则他还是他未经锻炼的思想见地；虽读书，未曾受益。凡前人心思曲折，经验积累，所以遗我后人者乃一无所承领，而贫薄如初。遇着问题，打起仗来，于前人轻致反对者固属隔膜可笑，而自谓宗主前人者亦初无所窥。此我们于那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所以有大家太不爱读书，太不会读书之叹也。而病源都在不虚心，自以为没什么不懂得的。殊不知，你若当真懂得柏拉图，你就等于柏拉图。若自柏拉图、佛、孔以迄罗素、柏格森数理生物之学都懂而兼通了；那末，一定更要高过一切古今中外的大哲了！所以我劝同学诸君，对于前人之学总要存一我不懂之意。人问柏拉图你懂吗？不懂。柏格森懂吗？不懂。阳明懂吗？不懂。这样就好了。从自己觉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见，完全虚心先求了解他；这样，书一定被你读到了。

我们翻开《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一看，可以觉到一种毛病；甚么毛病呢？科学派说反科学派所持见解不过如何如何；其实并不如此。因为他们自己头脑简单，却说人家头脑简单；人家并不如此粗浅，如此不通，而他看成人是这样。他以为你们总不出乎此。于是他就从这里来下批评攻击。可以说是有意无意的栽赃。我从来的脾气与此相反。从来遇着不同的意见思想，我总疑心他比我高。疑心他必有为我所未及的见闻在；不然，他何以不和我作同样判断呢？疑心他必有精思深悟过乎我；不然，何我所见如此而他乃如彼？我原是闻见最不广，知识最不够的人。聪明颖悟，自己看是在中人以上；然以视前人则远不逮，并世中高过我者亦尽多。与其说我是心虚，不如说我胆虚较为近实。然由此不敢轻量人。而人乃莫不资我益。因此我有两句话希望大家常常存记在心。第一，“担心他的出乎我之外”；第二，“担心我的出乎他之下”。有这担心，一定可以学得上进。《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就为了上面我那两句话而产生的。我二十岁的时候，先走入佛家的思想，后来又走到儒家的思想。因为自己非常担心的原故，不但人家对佛家儒家的批评不能当做不看见；并且自己留心去寻看有多少对我的批评。总不敢自以为高明，而生恐怕是人家的道理对。因此要想方法了解西洋的道理，探求到根本，而谋一个解决。迨自己得到解决，便想把自己如何解决的拿出来给大家看，此即写那本书之由也。

（五）由浅入深便能以简御繁。归纳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点，就是常常要有主见，常常看出问题，常常虚心求解决。这样一步一步的牵涉越多，范围越广，辨察愈密，追究愈深。这时候零碎的知识，段片的见解都没有了；在心里全是一贯的系统，整个的组织。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这时候，才能以简御繁，才可以学问多而不觉得多。凡有系统的思想，在心里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凡是大哲学家皆没有许多话说，总不过一两句。很复杂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里是异常轻松的——所谓举重若轻。学问家如说肩背上负着多沉重的学问，那是不对的；如说当初觉得有什么，现在才晓得原来没有什么，那就对了。其实，直仿佛没话可讲。对于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觉得无甚话可说，还是一点不说的好。心里明白，口里讲不出来。反过来说，学问浅的人说话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词越多。把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看见真要被他吓坏！其实道理明透了，名词便可用，可不用，或随意拾用。

（六）是真学问便有受用。有受用没受用仍就在能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对于一切异说杂见都没有摇惑，而身心通泰，怡然有以自得。如果外面或里面还有摆着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学问必是没到家。所以没有问题，因为他学问已经通了。因其有得于己，故学问可以完全归自己运用。假学问的人，学问在他的手里完全不会用。比方学武术的十八般武艺都学会了，表演起来五花八门很象个样。等到打仗对敌，叫他抡刀上阵，却拿出来的不是那个，而是一些幼稚的拙笨的，甚至本能的反射运动。或应付不了，跑回来搬请老师。这种情形在学术界里，多可看见。可惜一套武艺都白学了。

（七）旁人得失长短一望而知。这时候学问过程里面的甘苦都尝过了；再看旁人的见解主张，其中得失长短都能够看出来。这个浅薄，那个到家，这个是什么分数，那个是什么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自己从前皆曾翻过身来，一切的深浅精粗的层次都经过。

（八）自己说出话来精巧透辟。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晶亮透辟，因为这时心里没有一点不透的了。此思精理熟之象也。

现在把上面的话结束起来。如果大家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工夫，虽天分较低的人，也不致于全无结果。盖学至于高明之域，诚不能不赖有高明之资。然但得心思剀切事理，而循此以求，不急不懈，持之以恒者，则祛俗解蔽，未尝不可积渐以进。而所谓高明正无奥义可言，亦不过俗祛蔽解之真到家者耳。此理，前人早开掘出以遗我，第苦后人不能领取。诚循此路，必能取益；能取益古人则亦庶几矣。

至于我个人，于学问实说不上。上述八层，前四层诚然是我用功的路径；后四层，往最好里说，亦不过庶几望见之耳——只是望见，非能实有诸己。少时妄想作事立功而菲薄学问，二三十岁稍有深思，亦殊草率；近年问题益转入实际的具体的国家社会问题上来。心思之用又别有在，若不如是不得心安者。后此不知如何，终恐草草负此生耳。

末了，我要向诸位郑重声明的：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

本文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2009年第3次印刷，第853-865页。图片引自《梁漱溟日记》，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注：加粗部分仅为便读者阅读，原文并无。

编辑丨刘一杉

校对丨陈　哲

审核丨张喆、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