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末赠书】书声 | 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书影

陆远，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

《传承与断裂》是目前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对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学发展史进行深度书写学术史研究，也是一项探索学者与社会、学术与变迁、知识与权力互动关系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旨在通过对上述时间段内中国社会学家个人经历和社会学学科变迁发展历史进程的描述，加深我们对社会学中国化特征的理解，从而为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本书开头部分，着重介绍相关理论背景、史料来源和研究方法。本书主体部分，通过深描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中几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吴文藻、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孙本文、费孝通、严景耀、吴景超等）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分析他们承担的社会角色与其学术取向和研究特征之间的关系，追寻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一门学科制度的社会学在这个时期的命运轨迹，从一个较小的剖面，揭示20世纪中国社会社会结构巨大变迁的形态及其意义。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知识与权力：主题的选择

第二节  学术史的书写形态

第三节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种知识社会学视角

第二章  资源与学派：知识与制度

第一节  被“放逐”的智者

第二节  学术阵营与学术流派

第三章  “认识社会”还是“改造社会”        

第一节  重审吴文藻的“社区研究学派”

第二节  “认识社会”还是“改造社会”：社会学者的内部分歧

第三节  “边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内在困境

第四章  “服务国家”还是“批判现实”       

第一节  服务国家的技术专家：孙本文与陈达

第二节  社会现实的批判者：吴景超、费孝通与潘光旦

第三节  实用性与批判性之间的困境

第五章  从“三大运动”到院系调整       

第一节  社会学家们“走进新时代”

第二节  “教育者本身的教育”：社会学家在“改造”中

第三节  从改造到终止：社会学的命运

第六章  社会学在苏联的命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节  社会学在苏联的盛衰

第二节  中国社会学家与苏联

第七章  尾声：1956—1957，

中国社会学的短暂复兴      

第一节  1952—1955：难以割舍的学术研究

第二节  1956—1957：社会学的短暂“复兴”

第三节  知识行动者的困境

第八章  余论：

学科制度变迁与社会学的困境       

第一节  从“社会学系”与“社会系”：学科制度精神的变迁

第二节  从“体”到“用”：学科制度结构变迁

第三节  “迈向公共社会学”：有价值的借鉴

附录一 

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则及课程一览       

附录二 

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学程一览       

附录三 

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社会学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要点

附录四  

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社会系部分）

附录五  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参考文献       

文/周晓虹

中国社会学社大会摄影，1948年

这是一本整整晚了八年的著作。2010年8月，陆远就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为例》的博士论文。记得这年秋季开学伊始，9月1日星期三的下午，陆远顺利通过了答辩，赢得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周怡教授担任主席的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随后不久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碰巧不久后的2012年，其时由谢立中教授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有意设立一项旨在鼓励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创新精神、提高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奖项，以促进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因为此前不久，我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余天休的女儿——美籍华人胡余锦明女士，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余天休社会学基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就与当时的19家拥有社会学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社会学院系协商，并征得胡余锦明女士的同意，设立了现在早已名闻遐迩的“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评选规则确定，该奖项自2012年起每年（后来好像改为每两年）评选一次，参评对象为前一年度在中国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论文，每届获奖者不超过5名。

余天休（1896-1969）

美籍著名华人学者，中国社会学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陆远的博士论文经学院推荐被报送“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评选委员会。据我所知，这一年秘书处共收到24篇推荐论文，可以说每一篇都是各校精心选出的上乘之作，竞争之激烈可以想象。前后四个月，通过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两轮“过关斩将”，陆远的博士论文脱颖而出，最终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狄金华博士的《被困的治理——一个华中乡镇中的复合治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强博士的《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两篇博士论文一起，荣膺首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这年的年末，在北京大学举行了隆重的优秀博士论文奖的颁奖典礼。我记得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刘少杰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教授，分别为狄金华、陆远和马强三位博士颁发了获奖证书，并宣读了“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评选委员会的颁奖词。评选委员会通过的陆远论文的颁奖词为：

陆远的博士学位论文《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为例》，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为主题，通过深描数位社会学家在1940-1950年代的历史境遇，追寻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一门学科制度的社会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轨迹，并进而探求其中隐藏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该文对于提升社会学学科的自我反思能力颇具价值，也为获取历史借鉴提供了可能。

该文主题鲜明，揭示了作为一门学科制度的社会学在当时所面临的“实用性"与“批判性”、“学术性”与“政治性”之间的诸多困境。该文研究视角独特，在资料收集上下足了功夫，文献翔实；在历史脉络的叙述上，层次分明，文字流畅；在具体内容的分析上，逻辑清晰，平允可靠，体现了作者较强的驾驭材料和理论分析的综合研究能力。该文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上堪称佳作，把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陆远完成这篇论文时只有27岁。作为一篇出自不满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之手的博士论文，获得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它既体现出作者在社会学理论和历史领域纵横捭阖的天分，也显示出邓公开启的改革开放赋予了年轻一代彰显个人才华的机遇。于我而言，这篇论文不仅替我圆了探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早期社会学困境的学术梦想，而且在颁奖典礼的当天，也使我有幸和狄金华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吴毅教授一起，应邀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学术讲演。我当天的讲演题为《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讲演的文本是刚刚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同名学术论文和随后不久出版的个人著作《文化反哺：变迁社会的代际革命》[1]。这样的选择与那天我的心情可谓严丝合缝，我就是想表达：在我们这个急速变迁的时代，年轻一代在包括学术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正在包括价值观、行为模式和器物使用的诸多方面向年长一代提供各类有益的启示。这个被我称为“文化反哺”的现象，不仅影响到或者重塑了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而且极有可能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不一样的未来。我想，这样的影响可能不仅发生在陆远和我之间，也会发生在狄金华和他的导师吴毅教授、马强和他的导师高丙中教授之间。在今天，正是年轻一代的进步，保证了学术思想的日益丰富与精进，或者更广义地说，保证了人类文明的继替与辉煌。

尽管我在指导学生的教学生涯中一般不会强加干涉学生的选择和兴趣，但也还是会根据他们的特长和我在学术上的兴趣或困窘，指导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选题。陆远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读的都是历史学，而且他比一般的历史学的学生有着更好的历史进深感，因此赢得了包括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倬云先生在内的一批历史学家的青睐。有鉴于此，几乎在他考上博士研究生之时，我就有意让他选择以历史社会学或社会学史为志业。记得他的博士论文选题的选择，最初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我自己的一个困惑：为何社会学在1949年前被视为激进的学科，并且许多社会学教授确实成为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在1949年后又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保守学科而遭到取缔？这是否有着更为深刻的学科背景或社会历史根源？

这一困惑并非我一个人的胡思乱想。记得台湾大学的叶启政教授说过，1983年他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一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时，曾当面请教费孝通先生：为什么1949年国民党去台时带走了胡适、罗家伦、傅斯年、梅贻琦等诸多学术大师，但却鲜有社会学家随蒋介石去台？费先生的回答既称得上“政治正确”，也算是尊重事实：“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厌恶国民党。”其实，不仅厌恶国民党，社会学家们在政治立场上大抵还都“同情共产党”。[2]有一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社会学这个本身既带有保守倾向，但更带有激进的左翼色彩的学科在40年代后期的国共之争中倒向共产党的事实：1949年1月25日，在傅作义的军队起义撤离之前，张东荪、费孝通、雷洁琼和严景耀突破北京城的封锁，到河北西柏坡会见了中共领袖，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谈笑风生，共进晚餐，彻夜长谈[3]，并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座谈会。其中，除了张东荪为政治学家外，其余三人皆为社会学家——起码两个半为社会学家（雷洁琼的丈夫严景耀为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显然，在40年代末“改朝换代”之际的北平知识界，完全可以把社会学这个小小的学科划归为“红色”营垒。

1949年9月，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合影

前排左起：林汉达、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

后排左起：梅达君、雷洁琼、徐伯昕、严景耀

社会学家的“离经叛道”留给蒋介石的阴影，一直到退居台湾都没有散尽。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前，社会学在台湾都未被正式视为合法的社会科学。除了台湾大学和中兴大学两所大学设有规模不大的社会学系外，另设有社会学系的东海大学、东吴大学和辅仁大学都属于私立教会大学，台湾地区的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更是迟至1995年才成立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此前社会学家大都栖身于民族学研究所、三民主义研究所（现改名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相关机构。而1930年由孙本文、许仕廉等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社，虽说1951年即由迁台的龙冠海等学者于台湾复社，并恢复推动相关会务，但由于其核心人物如孙本文等人均未前来台湾，因此名义上虽在台“复社”，然而不但研究与会务惨淡，而且直到整整20年后的1971年才开始发行《中国社会学刊》作为机关之学术刊物，定期举办的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更是延至80年代后才开始。[4]

1949年8月举行的“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样给了包括费孝通及其老师潘光旦在内的社会学家黑暗退尽、黎明降临的感受。1949年8月31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文章，他说自己很早就听见过“民主”这两个字，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并不明白。正是在北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看到的场景，让他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民主：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使他第一次对民主的形式和民主的事实有了认识。

为了跟上共和国一日千里的变化形势，或者说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需要，费孝通意识到“原有大学制度和教学内容暴露了它的弱点，必须加以改造了”，由此达成“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5]在1949年6月23日至1950年4月20日的近10个月内，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撰写了十多篇文章论及大学的改造。单就自己栖身的社会学而言，费孝通意识到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除了搬运贩售西洋各家社会学说之外，和实际结合起来的方向主要是两个：一是在外国捐款下搞社会工作，一是从社会病态入手去做社会调查”。尽管费孝通对社会学与新制度的内在冲突的认识尚不清楚，以为同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社会学系课程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这样严重”，甚至自觉社会学“在新设的政治课中（可以）起着很大的作用”，但他与新制度接轨的意愿总的说来旗帜鲜明：“社会学改造到最后必须完全是科学的社会学，也就是马列主义。”[6]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雷洁琼交谈。

不过，社会学家对共和国的积极拥戴态度、对自己学科的主动改造意愿，都没能改变20世纪50年代对社会学学科的消极定性。从1952年秋开始，教育部仿照苏联，开始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目的的院系调整工作，全国的高等院校从211所调整为201所。虽然单从数量上看，高等院校的调整不大，但是社会学却被从专业目录和系科中调整没了。费孝通和他的两位老师吴文藻和潘光旦，被调至新建的中央民族学院；而远在南京的原中央大学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则调任地理系教授，讲授统计学及国民经济计划。[7]

因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学科突遭“废黜”，可以想见包括费孝通、吴文藻、潘光旦在内的社会学家几年后遇到贯彻“双百方针”时，会怀有怎样迫切的试图恢复社会学学科的心情。书生们的向往此时因苏联参加了国际社会学大会而变得现实起来，195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甚至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这一切使1949年后多少因社会学被取消而变得消沉的社会学家们兴奋起来：先是吴景超写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接着，费孝通先是写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随后又写了那篇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们及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陈达、李景汉、陶孟和、赵承信、袁方、雷洁琼等20余位社会学家为此行动了起来[8]，一切似乎就要梦想成真。然而好景不长。或许与此刻知识分子的个人行动有关，或许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不仅社会学没有获得恢复，而且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除了雷洁琼和与费孝通同为“吴门弟子”的林耀华外，上述社会学家悉数成为“右派”。

改革开放或社会学重建以来，围绕1952年大学取消社会学，及1957年“恢复社会学”的努力失败，已经有了许多研究。经常提及的原因之一，自然是社会学的资产阶级性质，及与这一性质密切相关的学者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在费孝通1950年写成的《社会学系怎样改造》及其他社会学家50年代的自我反省及批判中，这都是一个被从业者自己一再提及的“软肋”。不要说与共产党及其领袖关系密切的费孝通等堪称“红色教授”的吴门弟子，即使原本对马克思主义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孙本文，1949年后也迫于急速转变的政治形势和越来越强大的外部压力，几度宣布“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决裂[9]，转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回信给向他索要著述的西方学者说：“我终于明白，我的所有著作只值得付之一炬，因此我无可奉送。以前我忽视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的学习，现在我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读他的书。请不要再来信。”[10]尽管社会学家们1949年后都表达了要跟上时代的愿望，但1957年前后他们批评党及其领导人的举动还是使“党认识到思想改造没有奏效”，总的说来社会学家们的“思想仍然是右的”[11]。

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合影，孙本文（前排右三）

另一个经常提及的原因，涉及苏联对待社会学及相关的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态度。陆远在这本著作的第六章中，详尽叙述了“社会学在苏联的命运"。据说在孔德还在世的1840年左右，俄国人就开始接触到社会学。此后，不但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前苏俄社会学达到了“繁荣”的境地，而且1917年苏维埃革命后的两三年里因剧烈的社会动荡的来临甚至一度成为“显学”。[12]但是，在20年代用“红色教授”代替资产阶级学者即“白色教授”的运动中，俄国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索罗金遭到批判，大学中的“旧社会学课程”也随之为社会形态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所取代，到1922年底社会学教研室被陆续解散，索罗金更是在这一年的9月被驱逐出境。[13]1949年后，社会学在苏联的命运成了中国的自然“对标物”。50年代到中国指导高等教育改革的苏联专家A. Л. 阿尔辛杰夫提出了“要设这一‘系’或不设那—‘系'”的基本标准，即它是否“负有培养哪种人才的任务”，而“教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的任务就不太明确……什么叫作社会学？在科学的领域内根本就没有这一种科学”[14]。

其实，在上述原因之外，我一直以为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遭遇，即陆远所说的“断裂”的动因，更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先天性质或学科性格有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的性格即他的命运。”如果“性格即命运”这句话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像社会学这样一门产生于近代西方大转型背景下的学科，在它的缔造者法国人孔德手中呱呱坠地时就先天地带有两块“胎记”：用雷蒙·阿隆的话说，除了“秩序”以外，还有“进步”。[15]如果说“进步”的理想是社会学直接从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那里继承来的历史遗产，那么“秩序”的观念则由法国大革命及由此而生的惊恐而来。[16]事实上，正是由这一矛盾性格派生出了社会学的批判性与实用性：基于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能，对社会保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锋芒；而基于后者它则具有牧师的功能，希望能够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策略。不错，从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助产婆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它对西方社会学的出现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直接而浅表的层面看，西方社会学的出现最初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许多社会学家都不仅认为孔德及其社会学源于对法国启蒙思想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反动，而且指出正是这一点导致了至今为止在社会学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倾向。比如，刘易斯·科塞和瑞泽尔就几乎以一致的口吻说：社会学尤其是以孔德为首的法国社会学，一开始就是启蒙思想和反启蒙思想不协调的混合。[17]

The arrest of Robespierre cropped

Jean-Joseph-François Tassaert, 19th

图中的事件是1794年7月27日晚上夏尔-安德烈·梅尔达开枪射击罗伯斯庇尔。

回到中国的语境之中。长期以来，社会学及社会学家与中国革命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为人所不解。其实，社会学及其早期从业者的命运就是由上述这一学科本身带有的激进和保守的双重性质决定的，即前者追求“进步”，后者维护“秩序”。如此，一方面，如前所述，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同情共产党，除孙本文外，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大多成了这股“改朝换代”的进步力量的同盟者，在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眼中，他们是蛊惑民心的“左派”；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因迫切需要解决秩序的崩坏问题而带有浓郁的保守性质，在中国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也都对激烈的“革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李景汉1933年在革命刚起之时写下的一段话就颇能体现这种倾向：

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口号是“打倒”。凡不顺某人之眼，或不合某派之心的事事物物，统在打倒之列。……如此乱打乱倒不大要紧，老百姓夹在打与倒的中间可就大受其罪了。社会调查的工作，不是破坏是建设，是要调查出来何者的确应该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的步骤为何，打倒以后拿什么较好的来代替，否则先慢着打倒。吃粗粮固然不好，而犹胜于无粮饿死，破屋固然不好，而犹胜于无屋冻死。好食物有了准备之后再弃粗粮，好屋建筑之后再拆破屋。否则非弄成鸡飞蛋打，国困民穷，甚至亡国灭种不可。[18]

主持“定县调查”时的李景汉

这段为陆远的博士论文开篇所引的文字，清楚地说明了大多社会学家希望以渐进式的改良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你要说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也不为过—一因此，他们自然又是标标准准的“右派”。可以说，正是这一学科天生的激进和保守的双重性质，使得社会学1949年前不被看好，1949年后同样不受待见。从这样的意义上说，1949年后社会学在中国“被废黜”的命运是由这一学科的固有性格与那一时代的社会性质之间的内在冲突决定的。

现在看来，陆远极为成功地诠释了由社会学的内在矛盾性格导致的这一学科在中国的早期命运。2010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读到陆远完成的这部博士论文时，我就不吝赞誉地写道：

作者没有像通常的学者那样，一般论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而是将学术史的探讨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力图探讨一门学科、一门学科的相关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知识的生产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作者在研究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时，从其所遭遇的困境入手，希望能够解决或解释其所经历的断裂，并且作者将这种断裂置于三个层面上加以解释——学科的取消、学科知识之间和学科知识与他学科知识之间的断裂、学科知识与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断裂，我个人觉得……这种思考是深邃的。

一句话，陆远的著作成功地说明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困境，无论体现为“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还是“服务国家”和“批判现实”，都是其天生秉承的“秩序”和“进步”这对矛盾性格的反映而已。在这一层面上，认识和服务同构，而改造和批判同理。所以，在1949年前，社会学可以在认识和服务的层面上存活，尽管它的改造和批判的功能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但1949年后，在一个认为已经不存在社会问题的国家，它的认识和服务功能消解了，而它的改造和批判功能则自然成了挑剔社会的“反动”象征。而这，正是这门弱小的学科所具有的天然性格导致其在50年代被取消的内在原因。

最后，为了回应开篇的文字，多说一句：我纵然极其推崇作者的才华，但也常常觉得，如果陆远能够更为积极地对待自己的文字，或者进一步说更为积极地对待自己的学术生涯，读者们也不必“苦等”八年才能读到这些洋溢着才华和卓识的文字。不错，我们理当反对粗制滥造，但我们同样不赞成虚掷年华。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如欲改变命运，唯有先改变我们自己的性格。

是为序。

2019年12月

于南京紫金山东麓寓所█

本文选自《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陆远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文化反哺：变迁社会的代际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2] 叶启政：《台湾社会学的知识-权力游戏》，《政治大学社会学报》2003年第35期。

[3] 参见雷洁琼：《雷洁琼文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年，第481—483页。

[4] 王崇名：《〈思与言>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思与言》2013年第4期。

[5] 费孝通：《大学的改造·当前大学种种问题》，载《费孝通文集》第6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页。

[6] 费孝通：《大学的改造·社会学系怎样改造》，载《费孝通文集》第6卷，第41-43页。

[7] 参见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8] 有意思的是，在1957年恢复社会学的举动中，唯一冷静的倒是那个1949年前与国民政府走得最近的孙本文。尽管对社会学同样无法割舍，孙本文在此时却采取了极其冷静的态度，在回信给问及恢复社会学事宜的原中央大学的学生陈定闳时，这位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学的掌门人写道：“此乃北方诸教授之主张，我愿观其变。”参见陈定闳：《孙本文研究》，载《孙本文文集》第1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

[9] 孙本文：《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对旧中国的影响》，《新建设》1956年第11期；《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文汇报》1957年10月4日。

[10] Albert R. O'Hara,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6,No.2(1961),pp.928—929.

[11] 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明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205—206页。

[12] 参见本书第224页。

[13] 参见索罗金：《漫长路途之1919-1922》，载别尔嘉耶夫等：《哲学船事件》，伍宇星编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217—243页。

[14] 转引自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页。

[15]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

[16] 参见周晓虹：《群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17] 参见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

[18] 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北京：星云堂书店，1933年，第5页。

编辑丨陈烨广

审核 | 张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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