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声 | 反思与自反：反身性视野下的社会学与风险社会

《反思与自反：反身性视野下的社会学与风险社会》书影

肖瑛 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

反身性涌现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后现代转向进程，既是理论建构的重要范式，也是经验研究的崭新视角，并纠缠于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二元困境，其纷呈的歧义构成后现代社会科学的一道景观。《反思与自反》在厘清“反身性”的多元内涵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反思与自反”范畴，然后以之为视角爬梳和考察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演变、风险社会的构成逻辑，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论题。本研究在揭示“反身性”的暗面的同时，更彰显其亮面，从而增进对“解构”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再建构”面相的认识。

导论

第一章  反身性的多元内涵及其哲学发生

第一节  反身性的词源学界定

第二节  混乱的反身性

第三节  反身性的分类与解读

第四节  反身性的哲学发生及其分野

第二章  作为社会学认识论的反身性

一、中国西南土地制度

二、亩的差异

三、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

四、山西的农田价格

五、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

六、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

七、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农村生产力

第三章  作为风险社会建构方法论的反身性

第一节 理论化现代性建构的各种方案概述

第二节 从结构化理论到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吉登斯

第三节 反身性和风险社会：贝克

第四节 共识与分歧：吉登斯和贝克思想的比较与评价

第五节 风险社会理论的影响

第四章  反身性的再转向

第一节  从暗面到亮面：米德对反身性的反思性运用

第二节  “内心对话”：在关怀与行动质检

第三节  接榫反身性的转向和再转向之可能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文/肖瑛

人类的所有活动说到底都是围绕“自我”(self)而展开的。当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自我”视角：一种是利己的“自私”(selfishness),一种是推己及人的“自爱”(self-love)。对人类这种以“自我”为关注中心的活动的关怀，就是“反思”(reflection)的基本旨趣。“反思”是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和能力。吉登斯(Giddens，1984/1998a:201/308)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社会，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反身性(reflexivity)基础上的实践活动”；霍兰德(Holland，1999)说，“人的反身性界定了个人的存在，也是社会单元得以形成的基础。因此，反身性处在评价人之存在的所有方式的中心”；温奇(Winch,1990) 亦指出，反思的可能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历史(从吉登斯、霍兰德、温奇和常人方法学的意义上说)，特别是学术活动的历史(从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反思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反思”的发展史。

Narcissus, Caravaggio, 1594-1596

 Oil on Canvas, 110 x 92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ncient Art, Rome.

历史地看，“反思”作为学术活动的根本任务和主题，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认识你自己”箴言到启蒙运动的前夜，是“反思”发展的第一阶段。古希腊德尔菲神庙前殿墙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的召唤开启了人类反思的大门，苏格拉底的“我唯一所知的就是我一无所知”的著名论断则是先哲们在反思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此后，反思就在古代先贤的思想中不断绵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费奇诺，都在为“认识自我”绞尽脑汁，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构建理性主义反思方法奠定了必要基础。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段走了数千年的反思之路上，主客体的混沌不分状态也一直影响甚至妨碍着这些哲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倪梁康，2002:第二章)。移开这个绊脚石的重任，一直要等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才能够完成。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箴言所内含的反思结构彻底解决了主客混沌问题，为“反思”奠定了必要的认识论基础，引领“反思”在17世纪进入其第二个发展阶段。笛卡尔通过把“我思”对象化，从而使“客我”(me)可以从“主我”(I)中分离出来而成为后者的关注对象，形塑出二元论的反思方法。笛卡尔的努力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反思史的新里程，确定了人类反思活动的基本方向。多年以后，同为法国人的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还在继续笛卡尔的话题，虽然布迪厄坚决反对主客二元分立这一认识论预设，并致力于消除这种二元论的工作，可他的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将研究主题对象化，而且要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对象化，即双重对象化或者说对象化的对象化——在社会学领域，后一种对象化构成了“反身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的主题——的最终目的甚至实现方法仍然是理性主义的。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也是从笛卡尔的这种“我思”命题起步。在为《诸社会系统》撰写的英文版序言中，卢曼(Luhmann，1995:xxxvi—xxxix)指出，直到18世纪末，“人”才被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主体(subject)，并因此而与自然脱钩。人作为主体的标志是人在每种情况下都开始遭遇一个双重自我指涉(a double self-reference)，即一个在作为事实的意识反思中找到的自我指涉的结构。在“主体”(subject)的名义下，现代个人把自己想象为自己的观察行动的观察者(an observer of his observing)，而他的观察通常同自我指涉和指涉他人一起进行；这样，他就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二级观察者(second-order observer)。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把主体指定为一个统一体(unity)，这个统一体是他自己和其他人的基础(foundations)。或者说，如果一个人指涉一个动态的、活动的、志愿性的版本，他就处在他自身以及其他人的基础部位。反思性作为主体的基础的学说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发明了一个与主体既对立又相关的概念，即“环境”(environment)，形成了主体/环境的基本言说框架。由此带来的整体(totality)/分化(difference)的基本思维方式，世界被理解为一个处在分化状态中的整体、一个系统(system)。各种系统理论就是这种思维结构的遗产。卢曼(Luhmann，1995:xlix)本人正是在笛卡尔的“我思”结构中找到了灵感，强调系统的基本特征是“自我指涉”和“自体再生”(auto-poietic)。

Niklas Luhmann，1927 – 1998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但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是以彻底怀疑为工具的，试图通过怀疑找到世界的确定性基础，从根本上说是怀疑理性；理性主义的反思方法从本质上说也就是自我怀疑的方法，当把反思无限推进，从反思推进到对反思的反思，到对反思的反思的反思……在什么层面上反思才可以停止，确定性基础才能够呈现?这是笛卡尔哲学的一个致命性难题。虽然这个难题曾经受到人们的质疑，但笛卡尔(1986:398)的并不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解答却凭依人对世界的理性构成和人的理性能力无限膜拜和信奉——在德国社会理论家贝克(Beck，U.)看来，这是一种半人半神的理性、一种封建性理性——而成功地遮蔽了它，使得这种建立在主客二元分立基础上的反思方法一直成功地延续到20世纪中后期，鲜有遭受强劲的挑战。

但是，虽然理性主义的反思作为方法以及对理性能力的信奉得到了成功延续，可启蒙理性的万能性却在启蒙运动之后不多久就遭到许多思想家的质疑。根据卡西尔的理解，维柯是对启蒙理性宣称“说不”的第一人。维柯针对启蒙运动家们的理性万能的宣称指出，人类所能真正理解体会的，并非事物的本性，而只能限于他自己的主观构造的结构与特色；数学所处理的对象所拥有的存在地位，实质上就是一种由人类精神制造的抽象存在(参见卡西尔，2004:15)。维柯这一观点的提出，是思想家们开始从逻各斯角度和罗蒂所谓的“自然之镜”即反映论角度转向社会学角度和建构论(constructivism)角度来认识人的认识活动的标志，也是对启蒙理性的自我宣称的反思和批判，开启了用理性来反思理性、界定理性的有限性的先河。因此，从维柯起，“反思”进入第三个阶段。康德把维柯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做了进一步的推进。在启蒙理性思想家那里，人的理性能力要么能够为自然立法，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的“绝对精神”，要么能够直接地作用于自在之物(things in itself)，完整把握自在之物进而把握对象世界的整体规律，达到绝对真理。但同在启蒙阵营的康德批评，这种自信是盲目的，人无法认识自在之物本身，“自在的事物本身虽然就其自己来说是实在的，但对我们却处于不可知的状态”(康德，2004:第二版序)；因此，人对自在之物的认识，并不是如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那样是对自在之物本身的反映，而是对自在之物的现象的认识：“我们在一切情况下所可能完全认识的毕竟只是我们直观的范式，即我们的感性，并且永远只是在本源地依赖于主体的空间时间条件下来认识它的；自在的对象本身会是什么，这决不会通过对它们那唯一被给予了我们的现象的最明晰的知识而被我们知道。”(康德，2004:42-3)也就是说，人在寻求认识自在之物时，已经将一种先天的或者经验的东西投射到自在之物之上，然后，又运用自己的先验的或者经验的感性和知性来认识对象和形成关于对象的知识。由此可见，人虽然以认识自在之物为目的，但实际上他所认识的恰恰是自己预先投射到自在之物上的那个表象，而非自在之物本身(Simmel，1971:6)。质言之，在康德看来，人的认识活动仅仅是其自身的认识图式的自我循环。正因为如此，康德对理性的态度非常谨慎，要求为知识设置边界，防止其侵占信仰的领地。从哲学思想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康德这里，哲学史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为对理性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被提上哲学研究日程，也表现为对启蒙运动的二元论的理性主义反思观念的批判的开始，还表现为社会学力量进入反思行动有了某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人们用“社会的”或“历史的”代替“先验理性”时，哲学的反思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Cauterskill Falls on the Catskill Mountains, Taken from under the Cavern, oil on canvas painting by William Guy Wall, 1826-27

从反思性到反身性：反思发展的第四个阶段。20世纪是一个质疑理性主义的力量和维护理性主义的力量相互交战达到新的巅峰的时期。虽然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交锋贯穿理性主义史，但无论是理性主义的成就还是质疑和反对理性主义的唇枪舌剑，都直到这个时期才步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程，理性主义的反思理念和方法论遭受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各种反理性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与对所有的理性主义思想的批判一样，对理性主义反思方法论的批判也集中在它的几个基本前提预设上：反思活动的纯哲学性(心灵哲学或者个体主体哲学)和非/超社会性；主客体之间的俨然对立性即二元论；因此，反思能成为获取确定性的有效工具。对于这些前提，不同学科和学派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猛烈抨击：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分别从思想的社会性存在(Mannheim，1999/2000/2001)、私人语言的不可能性(维特根斯坦，2001;参见倪梁康，2002:第30章)、科学“进步”是通过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特点的不同范式之间的斗争实现的(库恩，2003)等角度对理性主义反思活动的纯哲学性和非/超社会性前提提出质疑，宣布反思不是一个内在化过程，而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进行的；哲学诠释学的出现，从哲学层面彻底质疑了理性主义反思观的另一个前提即主客截然对立，宣称理解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任何理解和反思都是主体的前见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建构的循环过程，从而否定了主客二元论的反思观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伽达默尔，1994，1999)；人类学的实践从经验层面上质疑这种二元论假设(参见Whitaker，1996；马尔库斯、费彻尔，1998)，一些学者甚至指出，任何文本对于书写者而言都具有自传性质(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小节)，都渗透着研究者和书写者自身的历史、社会背景和价值取向；作为哲学层面的主客二元论在社会学中的表征，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们建构理论绕不过的基本难题(苏国勋，1996:5)，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参见李猛，1997)、吉登斯(1979，1993，1984/1998a)和布迪厄(Bourdieu，Wacquant，1992/1998)分别对将行动与结构做二元对立处理的观点做了不留情面的抨击；后现代主义思潮干脆明确地采取相对主义的和反主体的态度，对上述理性主义反思的三个基本前提都做了否定性判断，声言确定性幻象已经结束；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更是在理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科学领域——对反理性主义反思观的各种主张在经验分析层面的进一步强化(布鲁尔，2001);布迪厄(Bourdieu，2000，2004)面对甚器尘上的反理性主义思潮，则试图以反身性为工具，结合历史性与理性主义，重建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

由上可见，“反思”发展至第四阶段以后，人们改变了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反思观的无条件接受的态度，而是把反思本身及其前提和可能性全部纳入反思的视野，即对理性主义反思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前提的审视和批判。这种审视和批判的结果是“反身性”的引入。“反身性”表明：(a)理性主义所要求的逻辑的完全自洽是不可能的，自我指涉、悖论等现象都是从理性自身推导出的反理性的后果，是理性主义建构的所谓内在逻辑的不可规避的存在样态；(b)行动与结构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社会性与理性主义及逻辑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相互循环和渗透的关系，任何试图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反思在实践层面都是不现实的；(c)任何个体心理层面的“反思”及以之达到普遍真理的设想都是不可能的，“反思”只能以特定社会情境为参照才能进行。一言以蔽之，启蒙主义所张扬的人的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作为这种理性主义的集中体现的“反思”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这样，就在“反身性”的诸多内涵之间建构起一种强烈的张力关系：反思性的反身性是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而自我反驳的反身性和循环性的反身性则断定了这种追求的不合时宜、无效甚至负面后果。

Friedrich Nietzsche

Painted originally by Edvard Munch，1906

20世纪“反身性”在“反思”话语中的出场还有一个重要的起点和本体论价值。这一点的起源要追溯到尼采。尼采(2007:1)在《论道德的谱系》的开篇写道：“我们没有自知之明，我们是认识者，但并不认识我们自身。这里的原因很清楚：我们从未追寻过我们自己，因此，怎么可能发生我们有一天忽然认识自己的事呢?"尼采的这个宣称不只是对以“自我认识”自诩的整个西方文明的全盘否定。尼采把对道德史的重新研究作为人的自我认识的一个关键起点，其道德谱系学研究有两个彻底反传统的特点：一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批判道德的价值，“对这些价值的价值提出疑问”，坚决反对“人们把这些‘价值’的价值看作现成的、事实上的和毋庸置疑的”(尼采，2007:7)，声称人们“对‘善’的判断并非起源于那些受益于‘善行’的人！正是那些‘善人’才是这一判断的起源，也就是说那些高尚的、有权势的、上层的人们以为并设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善的，他们是属于第一等级的，与他们相对的则是低下的、卑贱的、庸俗的乌合之众。他们从这种等级差别的激情中为自己获取了创造价值和彰显这些价值的权利”(尼采，2007: 12)。不难看出，尼采是反传统道德学家对道德起源的本体论预设之道而行的，对传统道德学做了根本性的颠覆。这种颠覆一方面是对笛卡尔意义上的“反思”的前提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既是对康德的认识图式的循环说的变相继承，又是对康德的先验的普遍的“绝对律令”说的否弃。从这个角度看，谱系学本身就是“反身性”的一种方法论表征，并在后来福柯的学说中得到全面彰显。二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批判传统道德学的抽象主义取向。尼采指出，传统的道德史学家同历史精神分离，其思维“在本质上是非历史的”(尼采，2007:12)，而道德谱系学必须对道德“价值得以产生、发展和推进的条件和环境”做细致的分析和不断的追问，特别是在词源学角度进入(尼采，2007:7)，唯其如此才能对道德的价值做颠覆性揭露和批判。质言之，历史主义的和社会学的视角是推进道德批判的基本武器。

“反身性”作为一个术语的出现和繁荣，既是“反思”思想的上述发展和演变的表现，亦是其结果。长期以来，“反身性”虽然不时地闪烁在不同学科中，但一直只是西方学术史中一个隐而未彰的主题，对它的研究和运用主要停留在哲学领域(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而且是以与理性决然对立的非理性的、问题化的——悖论、循环——面貌出现。 但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除传统的哲学领域以外，该概念作为新的研究范畴、工作理念或方法迅速地在各种学科、理论流派和研究领域中散布开来，不断地出现在心理学、法学、生物学、政治学、神学、经济学(Sandri,2009)、教育学、精神病学、人工智能、信息科学和系统理论、艺术、绘画、神话学(参见Bartlett,1987；Ashmore,1989:ch.2)以及治疗理论(如:Stam, 2000；Deissier, 998；Thomas, 2009)、教学法 (如：Quicke,1997；Sinacore, Blaisure, 1999；Brunner, 1999；Guthbert, 2001；Gulzow, 2006)、 管理和组织理论(如: Hardy, Phillips, Clegg, 2001；Stacey, 2000;Cunliffe, Jun, 2002；Harries, 2001；Chikudate,1999;Dedeurwaerdere, 2002; VoB, Bauknecht, Kemp, 2006)、风险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如：Lupton, Tulloch, 1998；Adkins, 2001)、社会工作(如：Cuthbert, 2001; Green, 2000; Quicke, 1997；Fergus, Reid, 2001; Taylor, White, 2001)、文学(如：Boyd, 1983)、 考古学(如：Hodder, 2000)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如：Alvesson, Skoldberg, 2000; Mann, 2016)、商品生产与营销(如：Sundbo, Fuglsang, 2002)等现存的几乎所有学科和研究领域中，并表现出十分丰富繁杂的内涵。与此同时，直接以“反身性“为论题的研究也在迅速地增加(如：Champlin，1988；Ash-more，1989：ch.2；Bartlett，Suber，1987；Bartlett，1992；Hawes，1994;   Holland，1999；Lynch，2000；Wittrock，2003)。有学者甚至断言，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反身性“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理”(truism)(Cant, Sharma, 1998)。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反身性”更是一个使用频率相当高、内涵和用法最为混乱和驳杂的术语， 其身影频繁穿梭于各种理论流派中(如：Woolgar, 1988b；Ashmore, 1989：Pollner, 1991；Sandywell, 1996a, 1996b, 1996c; May, 1999；Davis, 1999；Pels, 2000, 2003；Lynch, 2000；Bonner, 2001；Knuutila, 2002；Burawoy, 2003；Aunger, 2004)，翻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社 会学理论方面的专著，几乎没有一本不明确涉及“反身性”论题，20世纪末出版的许多人类学和社会学词典，也都把该概念列入其中(如：Jary；Jary，1991；Baonard，Spencer，1996；Kuper，Kuper，1996)。“反身性”不仅是知识社会学质疑“科学何以可能”和“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基本认识论依据(如：SSK、布迪厄)；而且是社会学家洞察和反思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社会即追问“社会何以可能”(如：从米德、戈夫曼、库利等的符号互动理论到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再到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和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理论)以及“现代性的诊断”(如：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到其与吉登斯、拉什共同阐发的“反身性现代化”理论以及鲍曼的“后现代性的矛盾”结论)的重要视角和方法论基础；并因此而成为卢曼、吉登斯、布迪厄、鲍曼、贝克等当代社会理论大家建构理论的墙角之石；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以该概念为范式对上述学者的理论进行研究，如一位韩国学者就以“反身性”为切入点撰写了四篇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分别对吉登斯、贝克和拉什、哈贝马斯以及波尔纳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认识论开展了细致研究和批判(Ji，1997a，1997b，1997c，1997d)；有学者在论述“社会学的反身性”(sociological reflexivity)时因此得出结论：“自我反思(self-re- flection)的能力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的主要成果，它们在这个方面的收获比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学科都丰富。”(Therborn，2000)在人类学中，“反身性民族志”(reflexive ethnography)也已成为新的研究方法(Davis，1999;Aunger，2004)。由此可见，“反身性”俨然是当代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且如日中天的论题。

贝克《风险社会》中译本书影

“反身性”在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的繁荣，有五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五个原因同时又是反身性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a)“反身性”对于社会学理论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回归疏远已久的日常生活领域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有助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解释。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任何人每天都处于多重“反身性”状态中，这既包括与他人之间的不断互动，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构成了某种或强或弱、或明显或隐性的循环，也包括个体行动者对这种互动以及其他社会性行动所施加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管理和监控。在社会学中，对这些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符号互动理论(库利，1999；Goffman，1959/1989，  1990；Mead，1992/1999；参见Bonner，2001)、常人方法学(Garfinkel，1967)和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Giddens，1979，1993，1984/  1998a) 的中心主题，更加凸显了社会学“走向生活”(李培林，2000)的特质。(b)“反身性”使学者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从二元论视角转入一元论视野，有助于人们借助“诠释学循环”和“结构二重性”关注个体性行动与整体性社会结构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深刻、复杂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述，在社会理论中，行动和结构、微观互动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位理论家和实践者都不可规避的基本前提，而“诠释学循环”和“结构二重性”的引入，直接影响了布迪厄和吉登斯后来为勾连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而分别提出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和结构化理论的取向。(c)与此相关的是，“反身性”标志着人们对社会的把握开始从科学主义视域中挣脱出来而引人诠释学理念，社会的构成不是先验的，而是同人们的日常活动以及对这些活动的日常阐释勾连在一起，社会就是在这种“诠释学循环”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并因此而把社会学从超社会的理性主义氛围中解救出来，使其不仅在研究对象方面，而且在认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都回归“社会”，成为真正的“社会学”。正因为如此，“反身性”在具有阐释传统的各种社会学流派中显得格外重要(Bonner，2001)。(d)“反身性”的多元内涵之间深刻的张力关系为揭示人类活动的多重两难困境、延续和创新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提供了崭新视角，比如对理性主义的有序性、确定性等应然模式同实际生活的悖论性、循环性等实然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审视，对现代性的悖论的存在根源的挖掘；对科学主义认识论的批判。(e)反身性概念特别是其“构成性反身性”与“双重诠释”维度，为理解科学同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崭新视角。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科学本身的社会构成问题。SSK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的提出一方面否定了理性主义科学观的主客二元俨然对立的预设，指出了科学本身的社会建构性；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要求超越劳丹式的和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弱纲领”(weak pro-gramme)，把科学内容无豁免地置于社会学的考量之中。二是科学对社会的作用。与理性主义的二元论立场恰恰相反，反身性揭示了社会本身的科学建构性，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哈耶克(2000，2003)对科学建构主义的批判上，而吉登斯(1979，1993，1984/1998a，1990/2000b)从“双重诠释”角度对社会科学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深刻阐述更是表明了社会科学的社会价值，不仅否定了“社会科学无用论”，更重要的是为其分析现代性的困境奠定了知识论基础。

从上述角度看，把“反身性”作为对象进行系统研究并以之分析社会学理论的形塑，无论是对于视角的建构、理论的创新、视域的拓展，还是对于学术的反思，或者对于实践的阐释，以及对于反思重大的决策行动甚至日常工作和生活，都大有裨益。相对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曾一度沉浸于——今天依然带有这种痕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乌托邦社会工程”观(波普尔，1999a，1999b)的迷思中并因而付出过太多学费的中国社会，“反身性”在这方面的积极价值尤为明显。环顾两岸三地社会学界，一方面，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早在1994年，“反身性”研究专题就走进了大学课堂，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有关“反身性” 的理论著作不断被翻译成中文(布迪厄，1997，1998；吉登斯，1998a，1998b，2000a，2000b，2003；贝克、吉登斯、拉什，2001；布鲁尔，2001；巴恩斯，2001；索罗斯，2001)以及中文学者将部分频繁使用“反身性”来建构理论和说明问题的学者的思想不断引进和介绍给汉语学界(卢政春，1996;李猛，1997;高宣扬，1997，2004;渠敬东；1999a:211；黄平，1996;叶启政，2002;苏国勋，2003a)，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在许多中文学者的视野中，并有人自觉地使用它来对抽象社会问题(李猛，1999a)、意义问题(渠敬东，1999a)、个体化问题(叶启政，2002)和全球化同本土化的关系问题(苏国勋，2003b)展开论述。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反身性”这一重要的研究论题，中文社会学界的介绍和认识仍然是较为欠缺的：要么主要只是把它作为既成的分析工具来使用而没有太在意它内部存在的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鲜有明确地意识到它作为论题的重要性；要么只是对它的某一方面的内涵做深入理解而较少有窥其整体面貌的愿望；要么先入为主地将它预设为至为清高和诡秘的哲学概念而没去洞察它作为最为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现象的面孔，因此敬而远之，没能引起足够的理论兴趣；最主要的标志是迄今尚未有相关的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文献问世。

基于以上认识和考虑，本书选择“反身性”作为论题，并试图在五个方面对该论题展开研究：(a)理论综述。对“反身性”在西方文献中的多种内涵和用法以及研究进展做一简约但系统的概括和介绍，尽可能充分地展示“反身性”的复杂性以及其在社会理论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b)从哲学发生的角度对“反身性”的多元内涵与用法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挖掘、梳理，界定“反身性”的这些芜杂内涵背后所隐藏的几种最为基本的含义，并厘清它们之间深刻的张力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对范畴：“反思vs.自反”。上述两项研究构成论文第一章的主要内容。(c) 以“反思vs.自反”为基本认识论工具，从知识社会学对“科学何以可能"问题的论述和研究出发，渐次转入社会学的自我认识层面，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社会学何以可能”(社会学的社会学)的论述开展研究，揭示“反身性”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中的地位。这方面的作将在第二章完成。(d)在第三章，以“反思vs.自反”作为基本方法论范式，爬梳“反身性”在西方社会理论对“社会何以可能”的论述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进一步研究“反身性”在提出、阐述和解决“现代性的困境”问题特别是“风险社会”的形成及其超越方面即现代性的理论重建方面的重要地位。(e)如果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和风险社会理论蕴含着对“反身性"的“自反”即暗面的彰显，那么，在布迪厄的“反身性社会学”中则是以突出“反身性”的“反思”即亮面为取向，布迪厄的实在论的理性主义在社会学传统中不乏同道，前有皮尔斯和米德，后有阿切尔等人，虽然他们的研究重点各个不同，但毋庸置疑都是在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这一脉络下推展的。对米德和阿切尔的反身性论述的研究，构成第四章的核心内容。(f)换个角度看，第二、三、四章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社会学思想史的尝试，从中可以洞察社会学史上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斗争历程，因此可被视为一部不完整的社会理论史。

本文节选自肖瑛 著《反思与自反：反身性视野下的社会学与风险社会》，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15页，注释略。

编辑 | 杨　勇

审核 | 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