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红雷：《社会企业：从马克思到孔夫子》

2021年12月3日上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琼粤对话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会议由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联合主办，特邀原籍海南的当代著名儒学家、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发表主旨报告：《社会企业：从马克思到孔夫子》。

黎红雷教授指出：“社会企业”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按照资本发展的内在规律，“个人资本”将转化为“社会资本”，“个人企业”将转化为“社会企业”。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方企业家，在实践中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从“个人资本”到“社会资本”、“个人企业”到“社会企业”的探索与思考，从而为马克思与孔夫子实现了某种意义上跨越时代和地域的思想关联。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书。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剖析，揭露了资本剥削劳工的秘密。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并不否认资产主义推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功绩。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要归功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看来，一个人对于资本的运作，其目的并不在于增进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和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来引导他去达到促进社会利益的结果，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还要更大。也就是说，一个人行为的社会效果不是以其动机为转移的，谋求自利的行为也可能促进公共福利的增长，私人资本的运作也可能促进社会利益的提升。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最大不同，就是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私人资本具有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利润是私人资本追求的唯一目标。为了榨取利润，私人资本家可以抛弃一切道德的外衣，践踏一切世间的法律，甚至挑动战争祸害人类，这哪里还有什么“社会公共利益”可言！

一方面，资本主义确实推动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私人资本又在肆无忌惮地戕害着人类的文明。如何驯服“资本”这头怪兽，使之真正地造福于人类社会呢？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为“资本”同时也是为人类社会的福祉指出了发展的前景。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林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495页。）

这段话真是可圈可点，为我们全面认识“资本”的属性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首先，“资本”是人类社会的创造，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其次，“资本”既可以表现为“私人资本”，也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最后，在“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企业”，与“个人资本”所形成的“个人企业”相对立，即可以避免私人资本的弊病，超越私人企业的局限，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马克思的天才设想真是令人醍醐灌顶、恍然大悟！如果我们只读《资本论》第一卷，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资本是个坏东西”；而读了《资本论》第三卷，我们却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社会）资本是个好东西”。质言之，马克思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反对“资本”，而是反对“私人资本”而肯定“社会资本”。从“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从“私人企业”转化为“社会企业”，正是“资本”从“坏东西”变为“好东西”的关键！

如何从“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从“私人企业”转化为“社会企业” ？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令人称奇的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企业家却在自己的实践和思考中，似乎找到了这种转化的途径。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利他之心”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稻盛和夫的“利他之心”，是从其企业经营的实践中切身体会出来的。他重新思考了公司存在的意义，总结出公司的经营理念——“追求全体员工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

正是基于这种“利他之心”的经营理念，稻盛和夫先后创办和领导了两家“世界500强公司”——京都陶瓷和日本第二电信电话公司，并受日本政府委托，临危受命，出任破产重建的日本航空公司董事长。在稻盛和夫的掌舵下，日航在宣告破产重建的第二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并再次上市，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其“秘密武器”就是“利他之心”的经营方式。稻盛和夫指出：“也许大家会认为，归根到底，‘利他之心’是伦理道德范畴内的语言，与企业经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经营者具备‘利他之心’，与提升企业效益这两者之间，绝不是相互矛盾的。相反，如果想把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那么经营者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心性，把‘利他之心’、把‘为社会为世人尽力’这一条，作为企业经营的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自亚当·斯密以来，都是推崇“以利己动机而推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对利己动机缺乏坚实有力的约束机制，致使其肆无忌惮地恶性膨胀，以致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罔顾公义的行为大行其道，最终将市场经济的价值和作用推向了其当初设计者所期望的相反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稻盛和夫“利他之心” 经营哲学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是对以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拨乱反正，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稻盛和夫有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资本论》第三卷，我们不得而知。但据公开的资料表明，稻盛和夫十分尊崇儒学，其最高信仰“敬天爱人”，显然来自孔子的“惟天为大”和孟子的“仁者爱人”；其所遵循的“利他”精神，恰恰也来自儒家的思想观念。据《论语》记载，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一位经商的弟子、被称为“儒商鼻祖”的子贡，就曾经问老师孔子：“如果能够广泛地给人民施予恩惠，又能救济大众，怎么样？这可以说是仁了吧？” 这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利他”精神，切切实实成为历代儒商的思想基因，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质言之，稻盛和夫正是秉持儒家所赋予的“文化资本”，而突破西方企业家同行的局限，走上了从“私人资本”到“社会资本”、“私人企业”到“社会企业”的康庄大道。

“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是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对一定类型和一定数量的文化资源的排他性占有。正如西方人独特的文化资本“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一样，东方人独特的文化资本“儒家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改进。这正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企业家能够“回应”马克思的天才设想，推动“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私人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化的秘密。

儒家经典《大学》明确指出：“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在儒家看来，财富取之于民就应该用之于民。财富聚集在当政者手里，民众就会离心离德、流散而去；财富疏散给广大民众，民众就会同心同德、聚在一起。从根本上说，有了民众才会有国土，有了国土才会有财富，有了财富就要与民众共享。

儒家的上述财富共享思想虽然是对国家组织及其当政者说的，但其原则同样适用于商业组织及其领导者。受此影响，中国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晋商）发明了著名的“身股制”。他们将商号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银股是财东（相当于股东）投资商号的合约资本，对商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身股是财东允许掌柜等重要伙计以人力（而非资本）充顶股份，可以参与分红，但不对商号的亏赔负责。在利益分配上，身股与银股同权同利，都是在工资之外对利润的分红。唯一的不同在于，身股不得转让，“人在股在，人走股没”。

纵观古今中外的经济史，“身股制”堪称一个伟大的创造。它第一次将“人力”与“资本”并列，成为经济组织利益分配的基本要素。这不仅超越了西方企业奉为圭臬的“股东资本主义”，而且为马克思关于“从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私人企业转化为社会企业”的天才设想提供了一个东方儒家色彩的解决思路。

在当代中国，不少儒商型企业家正在积极推广“身股制”。例如深圳华为公司的“员工分享制”，其8万多名员工全部购买并持有华为的股份，而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的持股比例只有1.4%。再如宁波方太集团的“全员身股制”，其一万多名员工，凡是在方太工作满两年以上者均可按不同比例参加身股分红，最高者拿到的年度分红甚至相当于全年的工资收入。又如东莞泰威公司的“天地人和股份制”，其51%的企业股权由创始股东捐出成立公益基金，以促进社会大众、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剩余之49%的51%，即25%由创始股东捐出成立全员绩效分红股份，让全体员工分享企业的成长。最后剩余的24%（49%的49%）为企业原始股东持有。

这些现代企业的“身股制”改革的深度和力度都已经超越了晋商当年的框架，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一致遵循儒家的思想和教导。华为深圳总部刻碑树立的公司信条是“小胜靠智，大胜在德”，把儒家所倡导的“德”作为企业的最高追求。方太集团则将《论语》中的“修己以安人”作为企业最核心的经营之道。其董事长茅忠群解释道：“‘修己’，有两个主体，一个是企业家自身，一个是全体员工。每一个人都要修己，修身心，尽本分。然后‘安人’，是让人心安定。主要有两个对象群体，一个是员工，一个是顾客。如果把自己修炼好，同时把顾客、员工安顿好，企业还会不成功？还会没有利润吗？”东莞泰威“天地人和股份制”的灵感来自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其董事长李文良论述道：“没有天地万物，则没有人类，没有人类，则没有企业员工，没有企业员工，何来股东？可以这样比喻：天地万物是企业的大父母，全体员工是创始股东的小父母。因此，如果企业的原始所有者拿出企业所有股权的一半以上来回馈天地万物，同时，拿出剩余的一半以上来回馈企业的全体员工，那么，则天下大同矣！”

黎红雷教授最后指出：中国当代企业家汲取孔夫子的思想智慧，落实马克思当年的天才设想，推进从私人资本到社会资本、私人企业到社会企业的转化，将“老板”与“员工”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将“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积极性融合在一起，将“贡献”与“分配”的质和量联结在一起，从而为企业的“共建、共治、共享”提供可靠的基础。这就表明：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企业与社会发展难题的不朽智慧。“孔夫子”和“马克思”，在这里完全可以交会互通，以共同造福于当代人类世界！

推荐阅读：
【聚焦两会】民建中央关于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 加快社会企业发展的提案
社企政策|成都最新社会企业政策动态，社会组织快看过来！
重磅！武侯出台实施办法，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企业！
社企政策|中央统战部官方文件首次出现“社会企业”一词，究竟有何深意？
湖南省社科院|2021中国社会企业高峰论坛征文公告
刘玄奇：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简史（2008-2018）
刘玄奇：全球社会企业发展概览
刘玄奇：再论“什么是社会企业”？
刘文奎：社会企业的价值与作用
魏朝阳：发展社会企业，壮大公益事业
姚克俭：2021成都社会企业走访报告
武侯社会企业最新扶持政策“20条”打包来袭

关注更多精彩的社企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