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讴，1959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语系。1989年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央视首任驻印度首席记者。央视驻欧洲中心站（伦敦）资深记者。主要著作有《英国风物记》《印度风物记》、诗集《流动的旋律》等。
原题
中国战俘归国记
作者：张讴
2003年7月6日印度当地时间下午6点整，我站在新德里的帕拉姆空军机场出口处，心情忐忑地等待着两位中国老人的出现。这两位中国老人在印度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里孤独生活了四十年。他们是怎样消磨掉那漫长的日子呢？现在他们要返回中国了，他们此刻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呢？6点15分，一位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交官陪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这位老人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在使馆人员的引导下，他快步走进了中国大使馆派出的专车。另一位行动迟缓，但是精神奕奕，他拄着拐杖慢慢走了过来。后面跟着的一位中国外交官，时刻准备上前搀扶他。从机场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只有30分钟的车程。在去使馆的路上，前去兰契市办理老人移交手续的中国外交官黄先生和霍先生对我说，那位体型健壮、身材高大者叫马胜龙，行动迟缓、身材矮小者叫杨家仑。我反复打量着他们，两个人表情淡然。杨家仑不时朝窗外望上一眼。那天，新德里天气阴沉，周围景物显得十分柔和。公路上车辆不多，汽车很快就到了大使馆武官处。早已等候在门口的华君铎大使和公使衔参赞郑清典先后与两位老人握手。华君铎大使动情地说，“你们回家了！”这句话令迎接的人唏嘘感叹。
两位老人来到了会客室，在场人员试图与他们交谈，他们已经四十多年没有与中国人交谈了。杨家仑难以适应这种场面，眼角有泪光，嗫嚅良久，只能说出一两个单词。华君铎大使询问他老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杨家仑很吃力地想，断断续续地说，“老家在川西……家里有父母……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其他都不记得了。”大家推算了一下，倘若父母还健在的话，也已经八十多岁了。马胜龙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吃饼干。他对问候没有准确反应，有几分歉意的茫然。华大使向杨家仑询问马胜龙的一些情况。杨家仑只是说，他是四川人，其他都不晓得了。曾经去中央精神病院迎接两位老人的黄先生说，马胜龙其实学东西很快。在飞机上，空中小姐给他简单比划了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使用安全带了。旁边一位印度人反复几次都没有系上，马胜龙竟然主动帮对方系上了。使馆人员开始讨论两位老人的吃饭问题。有人说，一定要让两位老人吃上正宗的川菜；也有人建议，两位老人已经习惯了印度饮食，最好不要一下子吃太辣的饭菜；还有人提出做两碗可口的面条。人们对这两位老人的呵护关怀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华君铎大使说，还是询问一下两位老人吧。武官处的厨师拿出看家本领，做了四菜一汤。吃饭前，从兰契陪同老人回来的霍先生根据印度医生的嘱托，悄悄转过身去，把镇静药碾碎后掺和在马胜龙的米饭里，又在上面浇上一勺菜，压住药味。印度医生曾对中方陪同人员说，马胜龙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惕性很高，从不肯吃药。杨家仑患有高血压和轻微的精神病，他可以自己服药。使馆人员给他们准备了筷子和勺子，但是两位老人已经不会用筷子了。一整天的劳顿让两位老人十分疲惫。晚饭不久，使馆人员就安排两位老人休息了。有使馆人员陪伴在隔壁房间，时刻准备照料他们的起居生活。
第二天凌晨3点钟，杨家仑和马胜龙就摸索着从床上爬起来，非要到外面去散步。使馆人员赶快劝说，说天亮以后再到使馆去转一转，现在雾气太重，天又黑，什么也看不见。两位老人一直坐等到天亮。在使馆人员的陪同下，他们在武官处的院子里转悠。院子里的路灯水泥柱上有五角星图案。他们一直盯着五角星，目光久久不肯离开。吃完早饭后，使馆人员带着两位老人去大使馆散步。大使馆有成片树林和菜地，空间十分开阔。此时正是使馆人员的上班时间，人们自动站在路旁，为两位老人的到来热烈鼓掌。马胜龙突然向周围的人们行了一个军礼，人们又热烈地鼓起掌来。有人把武官处黄副武官介绍给马胜龙，说这是你的上级，你应该给他敬个礼。马胜龙竟然没有多少反应，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人们这才意识到那个敬礼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人们陪着两位老人来到大使馆礼堂前面的草坪旁。一位使馆人员指着礼堂正前方悬挂的国徽，对两位老人说，“这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两位老人都抬头凝视着这个图案。突然间，马胜龙又对着国徽敬了一个礼。杨家仑手柱拐杖，一直仰脸看着国徽，布满皱纹的嘴角有一丝抽搐。印度医生曾经嘱咐迎接两位老人的使馆人员，不要让他们情绪激动，以免突发精神分裂症。于是，使馆人员连忙带领两位老人参观使馆里的菜地。杨家仑显得十分兴奋，眼睛里多了亮光。他指着蔬菜架上一个长长的果实说，“丝瓜”。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使馆人员给他摘了一个辣椒，杨家仑竟然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看来他还保留着四川人的饮食习惯。
回到房间后，使馆里的四川老乡纷纷前来探望，用四川话与他们唠家常。大使馆特意给腿有残疾的杨家仑买了一根高级拐杖，但是他坚持使用一根用树枝砍成的木棍。与昨天相比，杨家仑的话明显多了，回忆起了更多的过去。他说自己曾经在西藏部队服役，自己是班长，他还记得有一位好朋友是毛排长。马胜龙一直保持着挺拔的军人姿态，对电视里播放的中国节目很感兴趣，这也是两位老人四十年来第一次观看中国电视节目。马胜龙一直拿着遥控器，很快就学会了换频道。CCTV-6正在播出电视连续剧《烈火金刚》，两位老人看得十分认真。明天早上两位老人就要返回祖国了。晚上9点半，使馆人员开始为他们整理行装。除了大使馆为他们准备的两个书包、两件衬衫和三包饼干外，他们竟然没有任何身外之物。我发现杨家伦的左手食指上有一个极细的戒指，像是用子弹壳打磨而成的，早已摩挲出温润的光泽。我不知道杨家伦耗费了多长时间，才打磨成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这枚特殊戒指代表什么。俩人默默坐着，不喜不悲，静静等待离开。他们的平静表情让我极度震惊。他们在印度的囚禁时间几乎等同于我的年龄。四十年的岁月空空荡荡，冰结了他们的所有情感和生活。两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磨蚀成了老人。四十年的光阴没有带给他们任何财物，也没有带给他们应有的天伦之乐。杨家伦手里拿着一根用树枝砍成的拐杖。这根拐杖和那枚子弹皮戒指，是他四十年来的全部财产。我从摄像机的取景器里望着这两位老人，视线竟有几分模糊，这是我当记者二十多年来最难忘的场景。7月8日清晨，在使馆人员陪同下，两位老人乘坐东航MU564航班飞向了北京。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已经派人在首都机场迎候他们。
中方获得印度依然囚禁着中国战俘的消息来自印度报纸。2000年8月1日，《印度快报》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战俘们的遥远回忆》。这篇文章在印度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吸引了我的注意，报纸上刊登的中国老人照片让我震惊又揪心。我立刻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汇报了此事。大使馆也注意到了这则消息，并通报给了国内有关部门。国内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大使馆尽快核实两人身份，争取早日接他们回国。作为央视驻新德里的首席记者，我决定前往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拍摄和记录两位中国老人的日常生活。去中央精神病院采访需要得到批准，我向印度外交部外事司等有关部门递交了采访申请，多次向印方主管领导表达我的采访愿望，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正在研究”。虽然我是印度新闻局批准的驻印度记者，我担心自己过多介入可能会带来外交麻烦，或者让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无助于问题早日解决，于是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方式。当我得知中印双方已经就此事开始协商后，我就一直关注印度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和进展。没过几天，《印度快报》刊登了《比哈尔邦向中央政府递交中国战俘的报告》一文。该文章称，中国战俘事件让比哈尔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十分难堪。印度国防部和陆军司令部都没有关于这两个人的任何记录。印度内政部负责调查此事的人说，外交部和内政部的外国人管理局也没有关于这两个人的任何线索。内政部让比哈尔邦政府提交一份调查报告，要求解释为什么中国战俘一直被囚禁在兰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里。兰契市副专员率领的调查组经过一番调查，很快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印度内政部有消息说，这个报告有助于两国外交部门进行磋商。在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后，立刻释放他们。印度方面扣留中国战俘的消息也引起了国际传媒的关注。法新社在2000年8月20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当两位中国战俘被关押在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后，他们都慢慢患上精神病。印度军方情报部门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当新闻媒体披露这一事件后，一些印度党派和人士纷纷督促政府早日释放这两位中国人。兰契市的官员们说，印度政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他们并非故意拖延。由于办事效率极低，这使得中国战俘的自由之日遥遥无期。兰契市警察局局长也表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应该早日释放他们。这种脱离家庭和社会的生活实在是令人悲哀。”
2001年以后，中印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使得中印关系有所升温。也就在这个时候，一直负责交涉中国战俘的周刚大使离任，新任驻印度大使华君铎先生在使馆会议上说，“一定要把中国老人接回去，即使与印方谈判一百五十次也要把他们接回去。我们要让老人知道，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华大使和中国外交官利用各种机会向印度官员提到中国老人的处境。印度官员得知本国依然扣押着中国战俘后，感到十分尴尬，并承诺催促有关部门尽早拿出处理意见。我驻印度的外交官主动约见印度官员。在第九次商谈中，印方终于同意释放两位中国战俘。2003年7月4日，印度方面正式通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表示可以派人去兰契市把中国老人接走，但不允许中国记者前往。大使馆指定外交官黄先生和霍先生马上行动。第二天，两位外交官坐最早的航班就赶到了兰契市。印度内政部也派出了副处长阿南德先生一同前往。中国外交官赶到精神病院后，立刻向院长了解了两位老人的生活、病情和治疗情况。院长介绍说，马胜龙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杨家仑的病情较轻，服药后可以进行正常思维，只是在情绪低落时容易犯病，其症状是自言自语。为了保证两位老人的情绪安定，院方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药物，主要是安神镇静药、降血压药和维生素片。在印方人员陪同下，两位中国外交官见到了中国老人，他们把从使馆带来的两件T恤衫交给了老人。两位老人一直在抚摩T恤衫上的“龙”字。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双方开始办理交接手续。交接文件上写着：中央精神病院于2003年7月6日下午，把两位中国公民杨家仑和马胜龙移交给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印度内政部副处长阿南德先生为交接见证人。双方交接人员都在上面签字后，各保存一份。随后，双方一起去接老人。两位老人已经换上了印方提供的旁遮普袍，静静地等待在病房里。这种长袍质地薄，透气性好。中国外交人员发现，两位老人都贴身穿上了他们带来的T恤衫，T恤衫上的“龙”字清晰地从旁遮普袍上透了出来。印度医生和护士一直把老人护送到了兰契市郊的机场。在中国外交官和印度官员的陪同下，两位老人乘坐IC810班机飞回了新德里。《印度快报》以《在兰契四十年后，中国战俘获得自由》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印度中央精神病院的克兰帕林病房区的第一号房间今天空了。它的主人杨家仑（61岁）和马胜龙（65岁）在这里期盼了四十年后，终于获得了释放。兰契市副专员普拉迪普·库尔玛说，“他们终于获得自由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由于需要核对和确认他们的身份和其他资料，竟然耗费了如此漫长时间。这实在令人遗憾。”
当我向两位老人询问他们如何被捕入狱时，他们都说记不起来了。也许他们真得忘记了，也许他们不愿意回忆过去。我在新德里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当初，马胜龙和杨家仑先后被送入印方的拘留所，其时间分别是1962年12月8日和12月14日。这是中印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根据《印度快报》（2003年7月18日）的报道，马胜龙和杨家仑在印度东北前线的同一地区先后被俘，然后分别关进了德里的提哈尔监狱和旁遮普邦的帕提亚拉监狱。
《印度先驱报》记者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两个人在1968年被送进了阿姆利则的精神病院，1969年又转送到了帕提亚拉监狱。有消息说他们在监狱里变得精神恍惚起来，印度情报部门只好把他们先后转送到了兰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马胜龙在1970年12月10日被送了进去，杨家仑在1972年5月7日也被送了进去。
中央精神病院传出的消息说，两位老人总是在清醒和不清醒之间摇摆，到了1982年似乎有好转的迹象，不久病情又恶化了。根据精神病医生的诊断，马胜龙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杨家龙患上了抑郁症。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他们又不懂英语和印地语，难以与里面的人进行沟通。他们逐渐封闭了自己，对外界慢慢失去了反应。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情况外，我在新德里采访时还了解到了第三种说法：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杨家仑独自一人躲藏在原始森林里，被巡逻的印度边防军俘获，所以有报纸称杨家仑为“隐士”或“平民”。马胜龙则被印方怀疑为中国军方的情报人员。刚被捕时，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后来他们佯装自己得了精神病，在监狱和精神病医院之间往返几次后，他们真的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位资深医生说，“他们总在隐瞒自己的身份，长此以往就造成了人格分裂。”自从杨家伦和马胜龙被转移到中央精神病院后，他们很快就被印度情报人员遗忘了。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是印度最老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每年平均接纳两千五百名住院病人和两万五千名门诊病人。中央精神病院的病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躁狂者、痴傻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变态者。值班医生对这一类病人看管得较紧，因为经常有精神病患者逃跑，自杀事件也经常发生；另一类精神病人没有攻击性。他们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理，听从命令，只是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值班医生负责定期给他们服药，他们可以在院子里四处闲逛。马胜龙和杨家伦就属于这一类病人。但是，马胜龙和杨家仑的房间曾被安排进来一位叫尼扎姆·阿郎的精神病患者。这个病人刚住进来一个星期，就在卫生间上吊自杀了。估计这一事件对两位老人刺激很大，俩人变得更加沉默了。马胜龙总是穿着黄色的“古尔达”上衣和“帕加摩”裤子，习惯性地站在两堵墙中间，两堵墙之间有很多杂草，经常有蚊子和爬虫出没，马胜龙总是盯着小爬虫出神，又表现出对这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盯着自己的手心。杨家仑习惯坐在图书馆的门廊里，终日望着随太阳缓慢移动的光影，安静得几乎与周围建筑融为一体。他在一次活动中不慎跌伤了右腿，由于未能及时治疗而落下了终身残疾。一位《印度先驱报》记者曾经通过个人关系进入了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并接触到了杨家仑和马胜龙。记者问杨家仑，“你知道中国吗？”“你是中国人吗？”“你知道毛主席吗？”记者多次重复这些问题时，杨家仑只是用双手击打脑袋，嘟囔道：“中央监狱，中央监狱。”这座监狱的灰暗记忆深深刻印在他的脑子里了。一位护士对印度记者说，两个人生活标准是每月6.5美元。马胜龙喜欢一种叫“宾迪”的印度烟卷，当记者把一盒“金片”牌香烟递到他面前时，他灵活地从里面抽出了一支，等着记者给他点火。记者附近有一个电扇，马胜龙挪了一下身子。这个动作表明他意识到了风扇让记者不容易点烟。记者能感觉到两个人有时很清醒。记者握手与他们道别，对方伸出来的手却十分僵硬。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说，两位中国人既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说印地语。马胜龙只会说两个印地语单词：茶和饼干。他们通常用手势与员工沟通。医院主管说，他们的房间十分整洁，衣服﹑床单﹑床垫和枕头也很干净。一名多年照顾他们的护士说，“他们两个人都像绅士一样，都喜欢大米、牛奶和饼干。”他们对于任何问题都用微笑作答。“你好吗？”“你们想回中国吗？”回答都是僵硬的微笑。根据印度医生的诊断，这种长期自闭状态，使他们的语言功能几乎丧失殆尽。马胜龙和杨家仑被安排在了同一间病房里，据说他们很少交谈。医院主管说，“医生们从没有见过两人在一起聊天。”杨家仑睡觉时十分安静，经常在半夜里醒来，呆呆地盯着天花板。马胜龙睡觉时常发出噩梦般的呻吟，低沉而痛苦。中央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尼扎米说，由于长期被囚禁在病房里，他们感到十分压抑，最后连回家的希望也放弃了。杨家仑和马胜龙都是来自四川农村。也许他们的角色转换和巨大落差让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这就使他们难免要经历恐慌、愤怒、木然的心理变化。估计这也是导致他们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两位中国老人已经生活在了家乡四川了。过去的孤独经历或许已经被亲情和友爱冲淡了吧。我在2005年5月从印度回国后，多次想去四川的荣军院里探望他们，却始终得不到这一机会。前驻印度大使华君铎夫妇曾让我打听两位老人的生活状况。我却无法完成这一嘱托。我对此深感遗憾和懊恼。我相信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一定有所改善，语言功能也得到了恢复。我更想知道，他们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周围的人如何看待他们？如何评价他们曾经的战俘身份？无论他们曾有怎样的过去，曾有怎样的身份，这两位老人在我的眼里永远都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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