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无所适从的国家，俄罗斯几百年来都没搞清楚自己是不是西方国家

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
首先，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
其次，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
第三，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
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过成功。
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年中，墨西哥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土耳其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相比之下，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且与墨西哥和土耳其共和国不同，它还是一种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土耳其或墨西哥成功地把自己重新定位为西方文明的成员，这对于伊斯兰文明或拉美文明的影响可能会很小或者比较有限。而如果俄罗斯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东正教文明将不复存在。苏联的崩溃又在俄罗斯人中点燃了关于俄罗斯与西方这一中心问题的争论。
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9—1725年），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独自存在于西方之外，与西欧社会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文明作为拜占庭文明的一个后代发展着，然后在两百年里，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俄罗斯是处于蒙古的宗主权力之下。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以下这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前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
然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它是经过拜占庭传到俄罗斯的，因而与从罗马直接传到西方的有相当大的不同。俄罗斯文明是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其1697—1698年的欧洲之行中发现，俄罗斯不仅不同于欧洲，而且与欧洲相比也很落后。他决心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为了使他的人民看起来像欧洲人，他回到莫斯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掉贵族们的胡须，并禁止他们穿长袍、戴尖顶帽。尽管彼得没有废除西里尔字母表，但确实对它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引进了西方的单词和短语，然而，他将俄罗斯军队的发展和现代化置于首位：创建了一支海军，引进了征兵制，建立了国防工业，设立了技术学校，并派人到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了最新的有关武器、轮船、造船、航海、管理体制及其他对于军事效率必不可少的知识。为了进行这些革新，他大力改革和扩大了税收体制，而且在其统治的晚年，改组了政府结构。彼得大帝决心使俄罗斯不仅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他放弃了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建立新的都城，并发动了对瑞典的“北方大战”，目的是使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确立自己在欧洲的存在。
然而，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时，彼得大帝还通过完善专制体制、消除任何一种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来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俄罗斯贵族的势力从未强大过，彼得扩大了贵族的服役，建立了一个基于功劳而不是出生或社会地位的等级体制，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贵族像农民一样地服兵役，形成了一种后来激怒屈斯蒂纳侯爵的“卑躬屈膝的贵族制”（注18）。农奴的自主进一步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被更紧地束缚于土地和主人。东正教会过去一直处于国家的广泛控制之下，这时则直接由沙皇任命的宗教会议来改组和控制。沙皇还获得了指定其继承人的权力，而不论流行的继承惯例如何。由于这些变革，彼得一方面在俄罗斯开创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开创了专制体制，并为两者都树立了典范。
L宁、SDL，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罗斯西方化和现代化，同时加强独裁权力。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俄罗斯，主张民主化者通常是主张西方化者，但主张西方化者却不是主张民主化者。俄罗斯的历史教训在于中央集权成为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合作者为他们在反对公开性给经济自由化制造的障碍时未能认识到这个事实而感到痛惜。
彼得在使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使欧洲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方面，更为成功。与奥斯曼帝国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帝国逐渐被看作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和合法的参与者。在国内，彼得的改革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社会仍然是混合的，除了一小部分精英外，亚洲和拜占庭的方式、体制和信仰在俄罗斯社会仍居主导地位，对此，欧洲人和俄罗斯人均这样认为。德·迈斯特注意到：“抓伤了一个俄罗斯人，就是伤害了一个鞑靼人。”
彼得建立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19世纪，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都为这个不幸的国家而痛惜，并在究竟是通过彻底欧洲化，还是通过消除欧洲的影响，恢复俄罗斯的精粹来结束这种局面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像恰达耶夫这样的主张西方化者争辩道，“太阳是西方的太阳”，俄罗斯人要用它来照明和改变其继承下来的制度；而像丹尼列夫斯基一样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言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能听得到，他谴责欧洲化的努力是“扭曲人们的生活，用陌生的外国形式来取代自己的形式”，“借用外国的体制并将它们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里”，“用一种外来的欧洲观点来看待俄罗斯国内和国外的关系以及俄罗斯生活的问题，像过去一样，用适合于欧洲的折射镜来观察它们”。（注19）在其后的俄罗斯历史中，彼得成了主张西方化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反对者的撒旦，后者的极端代表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他们谴责彼得为叛徒，并为布尔什维克放弃西方化、向欧洲挑战以及重新迁都莫斯科而欢呼。
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创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第三阶段，它与存在了两个世纪的含糊不清的前一阶段大不相同。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建立起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化论者曾经争论，如果与西方相比俄罗斯不落后，那么俄罗斯是否可能不同于西方；共产党人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俄罗斯不同于西方而且根本反对西方，因为它比西方更先进，它要在最终将席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俄罗斯体现的不是落后的亚洲的过去，而是进步的苏维埃的未来。事实上，革命使俄罗斯越过了西方，并使它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正如一位斯拉夫主义者所论证的，不是因为“你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会变得像你们一样”，而是像共产国际的宣传所言，因为“我们是不相同的，所以你们最终会变得像我们一样”。
然而，GC主义在使苏联领导人把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他们与西方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观点的大多数主要阐释者都是西欧人。到1910年，西欧社会的许多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都信奉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在西欧政治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欧洲左翼政党分裂成为CP和社会党，两者常常都是欧洲社会中的强大力量。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流行，GC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视为未来的趋势，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广泛拥护。因此，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之间关于俄罗斯未来的争论，就被欧洲的左翼和右翼关于西方的未来，以及苏联是否集中体现了这种未来的争论所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力量加强了GC主义在西方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在那些正在反对西方的非西方文明国家中的吸引力。在西方所支配的非西方社会中，那些想诱惑西方的精英们谈论着自决和民主；而那些想对抗西方的精英们则发动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通过采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运用它来向西方挑战，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尽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GC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GC主义和苏联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西方希望并认为，结果将会是自由民主在整个苏联帝国的胜利。然而，那并不是注定的。到1995年为止，自由民主在俄罗斯及其他东正教共和国的未来尚不明朗。此外，俄罗斯人不再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自由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重大的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并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的目标。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
在苏联时代，由于索尔仁尼琴之辈和萨哈罗夫之辈都向GC主义学说提出了挑战，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的斗争戛然而止。随着GC主义学说的崩溃，关于俄罗斯的真正认同的争论又热烈起来。俄罗斯是否应当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实践并试图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抑或俄罗斯要体现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东正教和欧亚文明？它由于负有联结欧洲和亚洲的独一无二的使命，而与西方文明迥异。在这些问题上，知识界和政界精英及一般公众之中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是主张西方化者、“世界主义者”或“大西洋主义者”。另一方是斯拉夫主义者的继承人，对他们人们有各种称呼，如“民族主义者”、“欧亚主义者”或“强大国家的支持者”。（注20）
这些群体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在对外政策上，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有关于经济改革和国家结构的分歧。舆论继续从一个极端延展到另一个极端。争论的一方是那些宣扬戈尔巴乔夫所主张和集中体现在其“共同的欧洲家园”目标中的“新思维”的人，以及叶利钦的许多高级顾问，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俄罗斯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被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接纳为第八个成员国。像谢尔盖·斯坦凯维奇这样的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应当摒弃“大西洋主义”的道路，应当把保护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俄罗斯人作为优先考虑，强调它与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联系，促进“本着有利于亚洲或东方的原则，适当地重新分配我们的资源、选择、联系和利益”。（注21）具有这种主张的人批评叶利钦使俄罗斯的利益服从于西方的利益，削减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未能支持诸如塞尔维亚这样的传统朋友，推行对俄罗斯人有害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趋势的标志是彼得·萨维茨基的思想的重新流行，他曾于20世纪20年代论证说，俄罗斯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欧亚文明。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连的斯拉夫东正教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后一群人有时既反对犹太人，也反对西方，他们想要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向调整到东方和南方，或者控制穆斯林的南方（如日里诺夫斯基所极力主张的），或者与穆斯林国家和中国合作反对西方。民族主义者还赞同更广泛地支持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战争。世界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分歧在机构上反映在外交部与军方的观点分歧上，也反映在叶利钦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的变化上。
俄罗斯公众也像精英一样产生了分歧。1992年对2069名欧洲俄罗斯人所作的抽样调查发现，40％的被调查者“支持对西方开放”，36％的人“不接受西方”，24％的人“未决定”。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改革的政党赢得了34.2％的选票，反对改革的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赢得43.3％的选票，而中间派的政党赢得13.7％的选票。（注22）同样，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俄罗斯公众再一次发生分裂，约有43％的人拥护西方看中的候选人叶利钦和赞同改革的其他候选人，而52％的人投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在俄罗斯的认同这一中心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显然仍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注23）
俄罗斯及其近邻
沙皇帝国和CP帝国的继承者是一个文明集团，它在许多方面与欧洲的西方相类似。俄罗斯处于核心地位，相当于西方的法国和德国；它与一个内环密切相连，这个内环包括两个主要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共和国——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其人口中有40％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历史上它是俄罗斯的亲密盟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通过选举而掌权的亲俄政府。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其绝大多数人口信奉东正教）和乌克兰（其大部分人口信奉东正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但较为脆弱的联系；这两个国家都有强烈的自我民族认同感和以往独立的经历。在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塞浦路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罗马尼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太密切。苏联的穆斯林共和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仍然极大地依赖俄罗斯。相比之下，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对欧洲吸引力的回应实际上已使它们脱离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总体上，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集团，以及一个环绕它的相对软弱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它将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这些国家，并试图把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在外。俄罗斯亦希望世界接受和支持这个体系。正如叶利钦在1993年2月所说，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必要“给予俄罗斯在苏联领土上确保和平和稳定的特殊权力”。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
苏联的东正教国家对于建立一个在欧亚事务和世界事务中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集团来说至关重要。在苏联解体期间，所有这五个国家最初都向高度民族主义的方向前进，强调它们新的独立并与莫斯科拉开距离。随后，对经济、地缘政治和文化现实的认识使这些国家中的四个国家的选民选出亲俄政府，并支持亲俄政策。这些国家指望从俄罗斯得到支持和保护。在第五个国家——格鲁吉亚，俄罗斯的军事干涉迫使政府的立场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亚美尼亚历史上把它的利益认同于俄罗斯的利益，而俄罗斯也以保护亚美尼亚免受穆斯林邻国的骚扰而感到骄傲。在苏联解体后的时代，这一关系恢复了生机，亚美尼亚人一直依赖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在有关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与亚美尼亚不同，白俄罗斯几乎没有自我民族认同感，它也更依赖于俄罗斯的支持。该国的许多居民对俄罗斯的认同不亚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994年1月，立法机关用一个保守的亲俄分子取代了掌权的中间派和温和民族主义者。1994年7月，80％的选民选出了一位极亲俄的总统，他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盟友。白俄罗斯早就加入了独联体，并且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一起是1993年成立的经济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它还同意与俄罗斯建立货币联盟，把它的核武器交给俄罗斯，允许俄罗斯军队在20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驻扎在它的领土上。除国名外，到1995年，白俄罗斯事实上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随着苏联的解体，摩尔多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许多人预料它最终将与罗马尼亚融为一体。对发生这一情况的担忧，在俄罗斯化的东部地区激起了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暗中支持，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的支持导致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成立。然而，摩尔多瓦要求与罗马尼亚统一的情绪由于两国经济问题和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压力而减弱。摩尔多瓦加入了独联体，扩大了与俄罗斯的贸易。1994年2月，亲俄的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这三个国家中，倡议将战略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舆论导致政府赞同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在乌克兰最终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变化。在格鲁吉亚，这一过程要艰难得多。格鲁吉亚在1801年以前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年其统治者国王乔治十三请求俄罗斯人保护，以防范土耳其人。1918—1921年在俄国革命的三年里，格鲁吉亚又获得了独立，但布尔什维克强行把它并入了苏联。当苏联完结时，格鲁吉亚再一次宣布独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联盟赢得了选举，但它的领导人实施自我毁灭的镇压并被暴力所推翻。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回来领导这个国家，并在1992年和1995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巩固了权力。然而他面临着得到俄罗斯大量支持的阿布哈兹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及被驱逐的加姆萨胡尔季阿领导的起义。他模仿乔治国王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更大的选择”，然后转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干涉来支持他，代价是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1994年，格鲁吉亚同意无限期保留其领土上的三个俄罗斯军事基地。俄军的干涉首先削弱了格鲁吉亚政府，然后又支持它，从而把一心想独立的格鲁吉亚纳入了俄罗斯阵营。
除了俄罗斯外，人口最多和最重要的苏联共和国是乌克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里，乌克兰都曾经独立过，然而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它是莫斯科统治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654年，当时反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起义领袖博赫丹·赫麦尔尼茨基同意向沙皇效忠以换取俄罗斯帮助哥萨克反对波兰人。从那时到1991年，除1917年至1920年的短暂独立外，乌克兰在政治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然而乌克兰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过去，西乌克兰有时是波兰、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东仪教的信徒，他们实行东正教礼拜式，但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历史上，西乌克兰人讲乌克兰语，他们的观念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东乌克兰人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而且很大一部分人讲俄语。20世纪初，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全部人口中占22％，土生土长的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占31％。大部分小学和中学都用俄语授课。（注6）克里米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直到1954年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一年，赫鲁晓夫把它并入乌克兰，其借口是承认300年前赫麦尔尼茨基的决定。
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区别明显地反映在这两部分人所持的态度上。例如，1992年底，西乌克兰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说，他们深受那些反俄罗斯的人的敌意之苦。（注7）而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基辅只占10％。东西两部分的分裂在1994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非常引人注目，在职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尽管与俄罗斯领导人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获得了西乌克兰13个省的多数选票，最高的超过90％。他的对手列昂尼德·库奇马在竞选中吸取了用乌克兰语演说的教训，以类似的多数赢得了东部13个省。结果库奇马以52％的选票获胜。事实上，1994年乌克兰公众以微弱多数确认了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的选择。正如一个美国专家所说，这次选举“反映、甚至集中体现了西乌克兰欧洲化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斯拉夫人之间在乌克兰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这与其说是种族的分化，不如说是不同文化的分化”。（注8）
由于这一分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沿着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有关核武器、克里米亚、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的权利、黑海舰队和经济关系方面，两国之间存在着重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因而一些西方的分析家论证说，西方应当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注9）。然而，如果文明起作用的话，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就很小。这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国家，它们的人民主要信仰东正教，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之间有亲密的联系，相互通婚非常普遍。尽管存在着极大争议以及双方都受到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两国领导人还是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些争端。1994年中期，乌克兰选出了明显倾向俄罗斯的总统，减少了两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尽管苏联其他地方发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严重冲突，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诸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并有一些战斗，但是至1995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第二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为可能的是，乌克兰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始于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人口中的70％是俄罗斯人，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相当多的克里米亚公众支持乌克兰从苏联独立。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经投票宣布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但其后又在乌克兰的压力下取消了投票结果。然而俄罗斯议会通过投票取消了1954年把克里米亚割让给乌克兰的决议。1994年1月，克里米亚人选举以“与俄罗斯统一”为竞选纲领的人作为总统，这使得一些人提出疑问：“克里米亚是否将是下一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或阿布哈兹？”（注10）当克里米亚新任总统从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承诺后退，代之以与基辅政府谈判时，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响亮的“不”。1994年5月，当克里米亚议会投票恢复1992年宪法（该宪法实际上使它独立于乌克兰）时，局势又一次白热化。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又一次采取了克制态度，从而避免了这场争论引发暴力，两个月后，亲俄罗斯的库奇马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减弱了克里米亚向分离方向的推进。
然而，那次大选展示了乌克兰的西部与越来越向俄罗斯靠拢的乌克兰部分分离的可能性。一些俄罗斯人可能会对此表示欢迎，正如一位俄罗斯将军指出的，“乌克兰或东乌克兰在未来5年、10年或15年将会回归，让西乌克兰见鬼去吧！”（注11）然而，这样一个残余的信仰东仪教和倾向西方的乌克兰只有得到西方强大和有效的支持才能生存，而这种支持只有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严重恶化，变成像冷战时的那种关系时，才有可能出现。
第三种、也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乌克兰仍将是一个统一的、充满裂痕的、独立的国家，并且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一旦有关核武器和军事力量的过渡问题得到解决，最严重的较长期的问题将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要靠共同的文化和密切的私人关系来解决。约翰·莫里森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之于东欧，犹如法德关系之于西欧。（注12）正如后者构成了欧洲联盟的核心一样，前者对东正教世界的统一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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