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存 徐辉 饶从满 彭正梅 阚阅 | 教育公平、创新与变革——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主题笔谈

编者按

2022年9月16日至19日，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此次峰会将教育置于全球政治议程的中心，意义非凡。在闭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教育是一项人权，是和平、宽容、其他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教育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亟须进行教育系统变革。本刊特邀请5位来自国内比较教育学界的著名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对峰会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分析，帮助读者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本次峰会的意义。

摘   要

刘宝存提到，面对全球性的教育危机，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提出了“数字学习与转型”。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并将数字教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和人权，为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实现作出中国贡献。徐辉提出，为了实现教育是“卓越的公共福利”这一超越性价值，应当从重视培养儿童，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借力数字转型，加大财政投入四个方面推进教育变革。饶从满认为，我国要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需要关注三个课题：第一，不同教师教育机构间教师教育水平的均衡化；第二，不同学段教师培养的平等化；第三，公平取向在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中的落实。彭正梅认为，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追求教育公平应当培养学习者的高阶能力。高阶能力的发展与运用需要符合我国的政治导向，这是全球知识社会时代中国行动的关键，也是教育上的一种根本遵照。阚阅提出，为了应对教育危机，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提出了新的教育社会契约。联合国希望通过教育变革峰会推动教育领域的全球治理，加强全球教育体系建设，以重塑全球教育。

关键词：教育变革峰会；联合国；教育公平；教育全球治理；数字化转型

图 |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关于教育变革的愿景声明

数字教育应该成为一项公益事业和人权

刘宝存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

2022年9月16－19日召开的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UN Transforming Education Summit，以下简称峰会）重申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个人尊严和赋权的源泉，是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动力。但是，新冠疫情加剧了一直以来的全球性教育危机，严重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目标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的实现。为此，峰会提出教育变革的五大主题行动轨道，其中一个就是“数字学习与转型”，要求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把数字教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和人权，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实现。

在峰会为主题行动轨道4“数字学习与转型”准备的讨论文件（Discussion Paper）中，重申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12月在重塑教育峰会上发布的《关于教育连通性的重塑教育全球宣言》（The Global Rewired Declaration on Connectivity for Education）所倡导的三个核心原则：第一，优先考虑最边缘化的群体；第二，开发免费和高质量的数字教育内容和平台；第三，加快教学创新和变革。基于以上三个原则，该文件向各国提出三条建议：一是确保每个人都获得互联网连通和数字学习的机会，二是创建和维护优质、免费的公共数字学习内容和平台，三是着力开发通过赋能大规模的循证教学实践而提升学习的技术。这三个原则和三个建议便成为“数字学习与转型”这个主题行动轨道讨论的基调，也为教育变革峰会最终通过《确保和改进全民高质量公共数字学习》（Assuring and Improving Quality Digital Public Learning for All）的行动倡议奠定了基础。

该行动倡议指出：“我们必须利用数字革命的力量，确保将优质教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和一项人权来提供，并特别关注最边缘化的群体”；“我们必须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推动国家和国际社会对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诉求”。为此，行动倡议呼吁：“我们必须使用三大密钥来解锁数字教学和学习的潜能，使其更加普及，成为全面教育体验的更强支柱。”行动倡议提出的三大密钥包括：（1）内容（Content）。必须通过数字学习平台，向所有学习者、教师及照料者提供与课程相关的优质数字教学和学习内容。（2）能力（Capacity）。必须加强使用数字技术来提高学习的能力，以确保教师、学习者及其他教育攸关方采用循证方式掌握必备的数字技能和知识，从而利用数字手段进行学习。（3）连通（Connectivity）。数字化连通服务有助于确保所有学校和个人都能受益于优质互联网连接带来的教育优势。这三大密钥意味着未来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

为了推动以上三个方面的发展，解锁数字学习潜能，该行动倡议呼吁世界各国制定包含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国家战略和预算，并在三个方面作出具体的承诺。在内容方面，该行动倡议各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开放式教育资源的建议书》，建立并迭代改进公共数字学习平台，提供与课程一致的优质教育资源，并确保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获取这些资源，同时保护用户的隐私、人身安全及数据安全；确保这些平台可以赋能教师、学习者和家庭，支持内容的可访问性和共享，并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在能力方面，该行动倡议各国致力于普及数字素养、赋能教育和其他目的，特别是关注妇女和女童的数字素养，从而消除长期存在的数字技能性别鸿沟；致力于培养所有教师和相关教育人员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利用数字资源来支持学生学习。在连通方面，该行动倡议各国将每所学校接入互联网，将互联网服务扩展到每一个家庭和个人，以便为教育和终身学习提供更多的途径；采用整体政府的方式，利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电信联盟发起的Giga等现有倡议，来落实确保学校安全、公平、可持续的互联网连通所必需的政策、规定、技术和资金。

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承诺和努力，需要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更需要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指导和协调。因此，峰会发起“公共数字学习门户倡议”（The Gateways to Public Digital Learning Initiative），责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创建并维护一个全球公共数字学习平台门户，连通各国教育部或其他公共当局批准或推荐的公共数字学习平台，形成一个全球性公共数字学习资源网络；开展数字教育资源与平台的最佳实践案例、研究成果与证据的搜集和分享，评估不同语境下数字教育资源与平台的公平性、可拓展性、安全性和影响力；制定公共数字学习平台国际规范和标准，为各国保障数字学习平台质量、制定国家目标和基准提供参考。

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大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议题设置和倡议提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峰会所提出的数字教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和人权以及在内容、能力和连通三个方面的具体倡议反映了我国在当今时代，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时代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主张，也是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方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积累的数字化学习平台和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方面的经验，率先实现在内容、能力和连通方面作出的承诺，赋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与学习，提升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同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全球行动既是一个全球共同努力的过程，也是一个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竞争和扩大影响力的舞台。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全球行动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领导下的各项工作，充分发挥政府、学校、研究机构、企业等多个主体在全球公共数字学习平台的门户网站建设、数字教育资源与平台研究、公共数字学习平台质量保障标准制定等方面的作用，分享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提升中国在全球行动中的影响力和亲和力，为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实现作出中国的贡献。

“卓越的公共福利”

——论教育的超越性价值

徐　辉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为了应对全球教育危机，2022年9月16、17和19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召开了教育变革峰会，与会者全面、深入地讨论了教育承担的作用、面临的挑战和前进的道路等一系列问题，并达成共识，发表了各国元首、政府首脑签署的《国家承诺声明》（National Statements of Commitment）、《教育变革青年宣言》（Youth Declaration on Transforming Education）和古特雷斯秘书长《关于教育变革的愿景声明》（Vision Statement for Transforming Education）。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教育在反贫困、化解敌视、减少冲突和排斥、维护可持续发展目标、妇女权利及性别不平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一致赞同教育是“卓越的公共福利”，“为了包容、公正与和平的世界”，我们需要变革教育。

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教育到底能够承担什么功能？在新的环境和时代面前，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重新思考。这是变革教育必须厘清的前提。教育的属性千千万，教育的功能万千条，归根到底是一条，即培养人。离开了培养人，教育的作用无从谈起。因此，变革教育必须从改革“培养人”入手。

首先，教育变革必须重视培养“儿童”这个核心，首要的是为所有儿童提供公平且有质量教育的入学机会，保障全体儿童能够接受教育，为人类未来发展培育良好的“基因”。因此，峰会提出“包容性、变革性教育必须确保所有学习者都能不受阻碍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参与到教育中来，确保他们在学校安全健康，不受暴力和歧视，并得到全面的关怀和服务。教育变革需要显著增加对优质教育的投入，需要为全面的儿童发展和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必须以坚定的政治承诺、合理的规划及有力的事实证据为基础。”今天的儿童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培养儿童就是培育我们的未来。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拉塞尔表示：“教育系统的轨迹，究其本质，就是未来发展的轨迹。我们需要扭转当前的趋势，否则将面临一整代人的教育失败。今天的学习水平低下意味着明天的机会更少。”

其次，教育变革必须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21世纪是科技迅猛发展、社会日新月异、经济险象环生的时代，不确定性、不可知性大幅提升，如何适应21世纪的发展？怎样才能在21世纪立足？这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峰会提出“教育变革意味着为学员赋能，使其具备相关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具有韧性和适应能力，从容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同时为人类和地球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为此，必须强调基本读写和计算的基础学习；强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教育，包括环境和气候变化教育；强调就业和创业的各项技能。”

再次，教育变革必须借力数字转型。21世纪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崭新阶段，在信息与网络技术的推动下，从宏观到微观，从自然到社会的观察、感知、计算、仿真、模拟、传播等活动，产生出大量的数据，形成被称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Big Data）的新的科学。科学家通过对广泛的数据进行实时、动态的监测与分析，来解决各种社会和科学问题，而且把数据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工具，基于数据来思考、设计和实施科学研究。数据不仅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且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人们不但关心数据建模、描述、组织、保存、访问、分析、应用和建立科学数据，还关心如何利用泛在网络及其内在的交互性、开放性，利用海量数据的可知识化、可计算化，构造基于数据的、开放协同的研究与创新，由此诞生了数据密集型的知识生产与发现，即“大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科学对教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影响教师的“教”，学生的“学”，而且深刻影响教学环境、教学条件、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面临巨大危机。因此，峰会强调，“新冠疫情增强了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了远程学习方面前所未有的创新。与此同时，数字鸿沟使许多人无法学习，超过三分之二的学龄人群（13亿儿童）在家中无法上网。这些机会不平等意味着年轻妇女和女孩等一些群体被排斥在学习机会之外。”峰会进而提出，“数字转型需要利用各种技术——这是更大规模的系统性教育变革工作的一部分，使教育更具包容性、公平性、有效性、相关性及可持续性。数字学习方面的投入和行动应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关于教育连通性的重塑教育全球宣言》（Rewired Global Declaration on Connectivity for Education）中概述的三项核心原则：以最边缘化的人群为中心，提供免费和高质量数字教育内容、教学创新和变革。”

最后，教育变革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培养人的教育活动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是面向全体民众的公共事业，教育事业是最需要投入也是最值得投入的事业。联合国一贯提倡各国把教育作为优先发展的事项，反复倡议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加大教育的财政投入，确保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峰会指出，“教育变革的第一步就是敦促资助者将资源重新投入教育，以缩小资金缺口。之后，各国必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而大幅增加可持续筹资，必须公平有效地分配这些资源，并监督资源使用情况。解决教育资金缺口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采取政策性行动：（1）调动更多资源，尤其是国内资源；（2）提高分配和支出方面的效率和公平性；（3）改善教育筹资数据。最后，确定哪些领域需要筹资以及如何筹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刻认识到教育的公共利益属性和服务全人类的价值，明确指出教育是“卓越的公共福利”。在《关于教育变革的愿景声明》中，古特雷斯特别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呼吁：第一，确保所有人获得优质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女童和身处危机地区的群体。第二，古特雷斯称教师是“教育系统的命脉”，呼吁关注教师在促进和推动学习方面的作用和技能，而不仅仅是告诉学生答案。第三，提倡学校应成为“安全、健康的空间，对暴力、羞辱或恐吓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第四，数字革命应使所有学习者受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鼓励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丰富数字学习内容。第五，更多、更有效、更公平的教育投入。最后，他强调，“教育变革峰会旨在重申我们对教育和终身学习这项卓越的公共福利的集体承诺”，“让我们携手前进，让每个人都能终身学习、成长和实现梦想。让我们确保当代的学习者和子孙后代都能获得他们所需的教育，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可持续、更包容、更公正、更和平的世界”。

公平视角下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饶从满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实现全民优质教育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并推动各国努力实现的全球教育发展目标，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诉求。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任务，所追求的就是要为全民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高质量教师体系建设自然离不开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支撑，正因如此，2022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以下简称“强师计划”）就提出要构建开放、协同、联动的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

通过教师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通过教师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自世纪之交以来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平问题在全球许多国家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存在，甚至在一些国家有愈演愈烈之势。即使在儿童几乎可以普遍接受教育的高收入国家，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教育被认为是矛盾体，既加剧了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也同样被视为促进公平的手段。在此过程中，教师既被当作教育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也被视为教育不公平问题的解决方案。教师既然是促进教育公平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教师教育自然也必须为其提供应有的支持。

对于教师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我国早在进入21世纪不久就基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国家通过免费（公费）师范生教育、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和“国培计划”等举措，以“增量”保质和“存量”提质双管齐下的方式，着力提升农村和薄弱地区教师队伍质量，以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毫无疑问，这些举措取得了成效。但是要实现教师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作用的最大化，仅仅有这些举措还是不够的。因为教师教育能否促进教育公平（Equity through Teacher Education），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师教育内部的公平（Equity in Teacher Education）。就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和教师教育的现状而言，要建设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实现教师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最大化，需要直面以下三个课题：

第一，不同教师教育机构间办学水平的均衡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教师教育的开放化虽然使我国教师教育机构的数量增加，使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来源多样化，但也带来了教师教育机构的资质和水平参差不齐的局面。多样化的教师教育机构所培养的教师或许能够在数量上满足基础教育的需求，但是却可能因为质量的参差不齐而再生产教育的不平等。针对这一问题，今年颁布的“强师计划”和“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已经给予了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在继续完善师范专业认证制度和体系（如所有类型和层次教师培养的全覆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在教师教育质量保障和提高中的应有作用，另一方面要给予教师教育机构的协同提质以稳定持续的政策与财政支持。

第二，不同学段教师的培养，特别是小学与中学教师培养之间的平等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不同学段教师的学历要求是不同的，也因此形成了三级师范教育体系。1986年开始实施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对于小学和中学教师也有着差异化的规定，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更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对不同学段教师的差异化学历要求。尽管世纪之交以来伴随高等教育的扩张，旧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被两级乃至新三级教师教育体系所取代，不同学段教师需要接受不同学历层次的教师培养这一印象已经在教育领域乃至社会中形成。针对不同学段的教师施以不同学历层次的教师培养，这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曾经历的。然而，综观教师教育发展的国际趋势，可以发现不同学段教师的培养，特别是小学与中学教师的培养在学历层次上逐渐趋同。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不同学段的教师提供不同学历层次的培养会造成学段越低的教师素质要求越低的印象，影响小学教师的地位，因而不利于吸引优秀生源选择师范专业和吸引优秀人才当小学教师，最终会影响基础教育之“基础性”使命的达成。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段越低，其“基础”地位越明显；学段越低，对教师的“教育素养”要求越高。教育素养的培育不等于教育教学技能的简单训练，如同学科素养的提升需要足够的学习时间一样，教育素养的养成也需要相应的时间保障。事实上，我国2013年实行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将原来独立的中学教师职务系列与小学教师职务系列统一并入新设置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系列，已经开始了解决问题的制度设计。2021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对中小学教师的学历采取了统一化的要求。相信新《教师法》的颁布会加速这一问题的解决。接下来教师教育机构特别是承担小学教师培养任务的机构，在数量和层次上都将面临扩张提升的重要任务。

第三，公平取向在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中的落实。公平通常被简化为确保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以发挥个人潜力。因此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公平问题被视为课程和教学之外的事情。谭和巴顿（Tan & Barton）在讨论科学教育中的公平问题时，曾经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公平观或立场：一是“公平即平等”的立场；二是“社会历史”视角的公平观。前者假设学校因素特别是教师是教育不公平的主要来源，认为只要为来自贫困和非支配群体的儿童提供平等（即相同）获得好教师、知识、课程和其他资源的机会，就会带来公平；后者则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不公平，认为教育不公平的根源在于更大的、长期的和系统性的社会不公平。“ 公平即平等”的立场体现了分配公平的公平观。然而正如佛莱泽（Frazer）所指出的那样，公平不只是涉及“再分配”的维度，还包括“认可”（Recognition）和“代表”（Representation）的方面，这一分析也同样适用于教师教育的公平。教师教育要发挥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作用，需要完成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为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或群体提供“平等”的师资，另一方面还要培养教师，使其能够辨识教育和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及其背后的复杂原因，并具有批判和挑战教育不公平及社会不公正的勇气和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免费（公费）师范生教育、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和“国培计划”，乃至“强师计划”和“协同提质计划”，主要指向的是第一个任务，至于第二个任务则是今后需要着重解决的重点课题。如果说第一个任务的完成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那么第二个任务的完成则需要教师教育机构承担主要责任。教师教育机构只有将公平取向贯穿到教师教育的课程和教学等各个方面，并最终转化为教师的公平意识和能力，第二个任务方有望实现。

高质量发展需要培养高阶能力

彭正梅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

（一）全球知识社会要求发展人的高阶能力

在教育变革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全球教育深陷危机，教育变革刻不容缓。他呼吁世界各方团结起来，共同行动，推进教育变革，让每个人都能公平地终身学习，创造一个可持续、包容、公正、和平的世界。

在我看来，这个寻求教育公平的峰会，并未深入指出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公平应该是培养高阶能力的公平。忽视这一点，同样也将导致一场教育危机。这里略作论证，并提出回应。

在20世纪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研究报告，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逐渐走向了全球知识时代，并且越发地展现出以下一些趋势和特征：

在国际经济领域，尽管近年来全球化遇到了重大阻力，比如贸易摩擦和争端频发、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但全球劳动力市场日益一体化的趋势仍然不可阻挡，高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日益并将继续成为传统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角逐和竞争的主要领域。在这种背景下，知识、技术与理念创新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政治领域，地缘政治格局在发生剧变，政治不确定性在持续加剧，西方体制下不断加深的党派偏见阻碍了有效的政治协商与谈判。互联网中的虚假新闻、根据用户偏好的推送以及阵营对抗，将造成“信息茧房”，对领导者和公民的理性决策、有效沟通以及多元的包容性造成潜在风险，会削弱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引发重大局势误判。

在环境领域，应对气候变暖的挑战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环境问题所造成的风险可能累积、传播并最终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例如，气候变化可能威胁到世界某些地区的粮食和资源安全，这反过来可能提高贫穷和冲突发生的概率。当今世界已经联结成为一个巨大的、互相影响的生态系统，应对这些全球性议题需要全球合作、技术创新以及公民责任。

在技术领域，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地应用在很多常规的、线性的工作中，从而导致很多传统职业的消亡。这意味着未来很多职业的性质将发生改变，人们将更多地参与那些需要原创性、判断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工作。人类不仅要承担新的责任，而且要从这种革命性的技术中创造出新的价值。

毫无疑问，上述趋势和特征将对身处这一时代的所有个体都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挑战，并且蕴含发展高阶能力的三种逻辑：一是竞争逻辑，个体在就业市场上面临全球竞争，各国在贸易、技术、军事和人才等诸多方面也面临激烈的竞争，发展高阶能力是从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二是应对共同挑战的逻辑，类似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所有国家和个体达成共识和开展合作，解决这些全球性议题也需要审慎且创造性的方案；三是追求自我完善的逻辑，技术使人类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个体有更多的机会追求幸福、终身学习和自我实现的价值。

基于这样的全球知识社会情势及其内在逻辑，我们需要转变当前成型于工业革命时代并聚焦于读写算的低阶能力的教育系统；为了构建一个更和平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为了让更多的人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抱负，为了更充分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应该转向培养学习者的高阶能力，使他们学会思考，谨慎地行动，主动反思和适应世界的变化，提升我们社会的整体竞争力。

我国提出的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内在地要求我们发展国民的高阶能力。二十大提出的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根本上也是发展国民高阶能力的强国。

（二）高阶能力发展需要政治导向

高阶能力是指应对复杂情境、解决结构不良问题或者任务所需具备的心理特征，低阶能力通常只涉及常规和机械地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相较之下，高阶能力强调对知识进行深度分析和转换、灵活地将其运用到不同的问题情境中的能力，包括高阶思维能力和高阶社会情感能力，其中高阶思维能力通常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批判性思维：涉及合乎逻辑地进行推理、评估证据，有理有据地进行论证以得到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以及采取多重视角，对特定假设、惯例和公认理论进行质疑等方面内容。

创造性思维：产生新颖（原创性、预料之外的）且合适（有用的、灵活的）的想法或作品的能力。一些学者将创造力过程分成模仿、改动、组合、转化、原创五个阶段。

元认知或者学会学习：即对思考过程的思考，涉及对自己目前的位置、未来的目标、潜在的行动和策略以及结果的自我反思。元认知也涉及对低阶思维过程的监控，这可以通过默会知识的语言化来实现。

对于高阶情感能力，当前国际社会主要强调的是包括合作与沟通能力的社会情感能力。OECD对高阶情感能力的定义建立在大五人格心理学之上，其中包括亲和性（Agreeable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以及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

这里可以把高阶能力界定为4C能力，即交流（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创新能力（Creativity）以及批判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这四种能力是一种跨领域、多维度的高阶能力。

我国对于高阶能力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中国学生发展素养的界定上。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

我国通常把高阶能力称作核心素养，但对核心素养的界定存在两个不足：第一，主要指向“全面发展的人”，指向学生，而不是指向全体劳动者和公民；第二，缺少对政治素养与政治能力的关注与强调。对此，我们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中梳理出一个指向成人世界的高阶能力框架（见图1）。

图1中“两个维护”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确立”是指，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四个意识”是指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六种思维”是指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七种能力”是指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八种本领”是指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

新时代高阶能力模式的特点在于，第一，把高阶能力发展归拢到政治能力之下，指明了高阶能力发展的政治服务方向问题；第二，把高阶能力发展聚焦到广大党员、干部及领导身上，提出了面对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的关键和抓手。

从这个模式可以看出，在本质上，我们今天所倡导斗争意识和斗争本领是进行“聪明的斗争”（运用高阶能力的斗争）的意识和能力，是解决我们伟大使命和伟大工程中所遇到的真问题的胆识和本领，全球知识社会时代中国行动的关键，也是教育上的一种根本遵照。

以新的社会契约推进全球教育治理

阚　阅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2020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上，一致表示要通过重振全球行动赢得所期待的未来，并提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提出推进“我们的共同议程”的建议。一年之后，古特雷斯发表题为《我们的共同议程》（Our Common Agenda）的报告对此作出回应。作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一项关键倡议，教育变革峰会既是对未来共同挑战的一种解决方案，也是后续未来峰会（Summit of the Future）和世界发展峰会（World Social Summit）的一个铺垫。

为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各种挑战，也为促进更多行动者更有效处理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提出以全面对待人权的方针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这一术语起源于希腊哲学，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管理个人和机构之间为了社会利益而形成关系和交换的协议。社会契约发端于次国家和国家层面，其确切架构无疑由每个社会来决定。然而，任何社会契约也都具有一个全球性的维度。在过去20年里，民间社会、工商界和国际组织普遍认识到，需要将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契约升级为能够应对21世纪挑战的社会契约。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人类、社会和经济危机中，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应该团结起来创建新的社会契约。《我们的共同议程》明确指出，现在是更新政府与其人民之间以及社会内部契约的时候了，以便重建信任并接受对人权的全面展望。人们需要看到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结果。它应包括更新的治理安排，以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并迎来一个人人享有教育、技能、体面工作的新时代。特别是对于《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中提出的12项承诺，联合国秘书处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在第一项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Leave No One Behind）中就重点强调了以人权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契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加强教育、终身学习和体面工作。古特雷斯在教育变革愿景声明中也专门强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Futures of Education）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对于反思教育危机的意义和价值。而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基于的原则同样是人的基本权利在教育中的体现，即确保终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教育变革峰会所倡导的新的社会契约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对话磋商。达成新的社会契约最有效方法就是对话和磋商，即使是争议和分歧背后也有共同的立场。因此，这是重建信任最可靠的方法。在此次峰会的准备过程中，有关国家政府、民间社会和其他合作伙伴举行了115次国家层面的磋商，就最紧迫的要求收集了集体建议。同时，此次峰会发布的《教育变革青年宣言》（Youth Declaration on TransformingEducation）也是历时数月的磋商过程的结晶，反映了170多个国家近50万名青年的贡献。二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要想形成合理、有效和可执行的社会契约，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需要做出妥协，从而形成合作共识。教育变革峰会强调只有通过动员全球性行动才能实现全球性目标。因此，教育变革需要各级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家长、学生、教师和广大公众的集体承诺和行动，而且学生、家长、教师、工会、雇主、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必须承担各自的任务——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变革。三是加强问责。作为新的社会契约，教育变革峰会推动的不仅是政治承诺，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承诺。此次峰会明确提出由可持续发展目标4（SDG 4）高级别指导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协调后续进程，特别是确定加强教育变革和教育资助的政治问责的方法，以及采取全球教育会议和国家层面SDG 4基准制定等监测安排。

新的社会契约和全球公共物品的实现还需要“新的全球协议”（New Global Deal），这种“协议”事实上就是在教育领域的全球治理。可以说，此次教育变革峰会是联合国秘书处涉入和推动全球教育治理的又一次重要尝试。之所以说又一次，是因为至少在10年前的201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就发起了“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Global Education First Initiative）。该倡议旨在提高教育的政治地位，加强实现高质量教育的全球运动，并通过持续的宣传努力获得充足和额外的资金。实践表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倡议激发了一场将教育置于社会、政治和发展议程核心位置的全球运动。

教育变革峰会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再次掀起这样一场全球运动。2020年9月，各国领导人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明确提出，“在我们更好地重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具适应力、更可持续的世界时，多边主义不是一种选项，而是一种必要。联合国必须处于我们各项工作的中心……我们将与合作伙伴携手努力，加强协调和全球治理，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这为《我们的共同议程》及其后的教育变革峰会奠定了基调。因此，古特雷斯指出，本着这种精神召开首脑峰会，就我们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今天能做些什么来确保未来达成新的全球共识。古特雷斯的特别顾问莱昂纳多·加尼尔（Leonardo Garnier）更明确地指出，这不是一次技术性的峰会，而是一次政治性峰会。它的目标是激发社会和政治承诺，促进必要的变革。而且峰会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一个转折点：它将点燃一场教育变革运动，这场运动超越了“一切照旧”，超越了“做得更快或更好”，超越了“仅仅从疫情中恢复”。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教育变革峰会被赋予了很多特殊的使命和意义。教育变革峰会试图在各种全球挑战、武装冲突和教育危机形成的悲观氛围下，通过构建新的社会契约，使国际社会不仅不能放弃加强全球教育体系的责任，而且也不能放弃重新思考和设想全球教育体系的道德义务，从而加强社会各界对教育发展的关注。同时，此次峰会也再次显示出联合国秘书处与国家、非国家和政府间组织一样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行为体。联合国在21世纪的持续相关性和整体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参与全球教育政策和合作方面。但是，此次教育变革峰会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扭转这种状况。正如有媒体评论的，虽然人们很容易批评联合国系统没有能力有效应对这些多方面的挑战，但我们不得不赞扬古特雷斯秘书长在其全球蓝图《我们的共同议程》中所体现的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大胆的声明，包含了多个建议，包括重塑全球教育的雄心勃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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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刘宝存,徐辉,饶从满,彭正梅,阚阅.教育公平、创新与变革——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主题笔谈[J].比较教育学报,2022(0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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