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斯拉夫学家——克萨娜·布兰克谈侵略者的语言

昧按：自由电台有一档由作家、文学评论家亚历山大·格尼斯主持的播客节目“格尼斯：纽约视角”，6月起开始连载战争文化学特别节目，总目录如下（暂定译名）：

1. 战争与诗歌——薇拉·帕夫洛娃的乌克兰日记；

3. 战争与斯拉夫学家——克萨娜·布兰克谈侵略者的语言；

4. 战争与哲学——米哈伊尔·爱泼斯坦谈焦土意识形态；

5. 战争与斯大林——叶夫根尼·多布连科谈苏维埃残余的代价；

6. 战争与心理学——亚历山大·埃特金德谈静止现代主义；

7. 战争与道德——奥丽嘉·梅尔松谈正教与慰藉；

8. 战争与料理——纽约烹饪师母女谈红菜汤政治；

9. 战争与记忆——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谈民族创伤的理疗；

10. 战争与抗议——帕维尔·李维诺夫谈捷克斯洛伐克与乌克兰；

11. 战争与纽约乌侨——玛利亚·根金娜谈侨民的力量。

我们将陆续为大家译出这些节目的文字稿（第一期诗歌引文较多，可能会往后拖），欢迎大家多多支持。

（上次译完第二期时总共还只有八期，现在已经十一期了，根尼斯这节目做得比我翻译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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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的嘉宾克萨娜·布兰克（原名克谢尼娅·梅奇克）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她还有一个显赫的身份是人见人爱的俄侨作家谢尔盖·多甫拉托夫的同父异母妹妹。多甫拉托夫在中文世界知名度并不高，可能和他的主要作品在当前形势下不太可能引进有关。很久以前他的两个短篇集子《手提箱》和《我们一家人》在人文社出过，但也未曾再版。正巧友人归阙一直在译他的《妥协集》，前不久发布了《第五个妥协》。今天的第二篇推送就是这个短篇中译的转载。我读的时候是笑得不行，但不确定对苏俄语境了解不够多的读者能否把握其中的许多笑点。

今天的第三篇推送还是周六《天机》的预告。上一次讲了下战况，俄罗斯的动员，还有一点克里姆林宫学，这一次会讲讲俄罗斯社会。链接详见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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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亚历山大·格尼斯，一个拥有近半个世纪“工龄”的作家和纽约居民，也是播客“格尼斯：纽约视角”的主创，我们一直在这档节目中讨论从纽约看到的文化新闻。

然而这一季播客是特别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要求我们从各个方面对世界局势进行彻底的重新理解。这些节目提供了在智识上理解新现实的经验，以应对时代的挑战。

今天我们将谈论战争如何影响学院生活，谈论现在如何给美国学生教授“侵略者的语言”——如今他们了解俄罗斯不仅仅通过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也通过布恰和马里乌波尔的新闻。我们将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拉夫学家克萨娜·布兰克探讨这一切。

在我已算不上短暂的一生中，还从未经历过像2月24日这样艰难的日子。当然，这不能与不幸而英勇的、正在保卫自己免受侵略的乌克兰人所遭遇的灾难相提并论。我和全世界一起同情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可又不禁会想起，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我母语的祖国。而这一点给每个使用它，且永远摆脱不了它的人带来了双重负担。

当乌克兰战争爆发时，我和许多用俄语写作的朋友、同事一样，怀着痛苦，对我此生所做的一切感到深深的失望，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仿佛我们的书什么都没有改变，没有帮助任何人，也没有让任何人回心转意——至少没能改变支持侵略的大量，乃至占据多数同胞的想法。

为了领悟我们处境的背景，我一如既往地转向了历史。因为没有过去我们就不能生活，尽管我明白，历史从不会在字面意义上重复。但如果说时空情景会有所不同的话，过去名人的反应如今仍有着现实针对性。所以我回忆起了德国反法西斯侨民在美国的经历——这已不是第一次。

当我在近半个世纪前搬到美国时，我曾为我打算过的那种名曰“俄罗斯流亡文学”的生活寻找一个范例。我自然而然地在德国作家身上学到了一课。就像我们逃离康米来到美国一样，他们逃离法西斯来到美国，并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我们都曾梦想过的不受审查的文学。他们中最著名的是托马斯·曼。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和活着的经典作家，他代表了德国文化中最优秀、复杂而矛盾的元素，他说：“德国文学即我之所在。”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对他的要求比对别人的都高。当时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他在美国时期的信件，它们展示了一位伟大作家对待母语——一门除了他之外还被希特勒言说的语言——的侨民经验。

比如，就在“水晶之夜”——震惊西方的反犹骚乱——后的1938年11月，托马斯·曼不得不回答一个不简单的问题。亨特学院德语教研室的教授安娜·雅各布森对作家抱怨说，她的学生们“开始怀疑，既然种种如此卑鄙的行径在这个国家似乎已横行无阻，那么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化是否还有意义”。（得在括号里补充一下，不仅现在我面临着类似问题，当时我也曾面对过它们——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初，多甫拉托夫、维尔[1]和我同样是在亨特学院的舞台上为未来的斯拉夫学家们回答这些问题。）

托马斯·曼给雅各布森夫人写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信，他在信中谴责了“针对犹太人的消灭运动”，并捍卫“为人类文化做了许多伟大、惊人事业的德意志精神”。他因此温和地责备学生们：“不能因为当下不称职的统治者正在公开败坏德语的名誉，就放弃上德语课。”然后他说，再者，也不能认为“可怕的罪行是由人民犯下的，无论政权如何试图如此伪装”。

对于后者，他或许有些过于草率了。没过多久，当希特勒闪电占领法国，德国人陶醉于胜利时，盖世太保抱怨说，他们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因为不满分子在国内几乎已一个不剩。

战争期间，托马斯·曼彻底重新审视了他对“无辜人民”的态度，并在自己的广播演讲中大谈德国人的罪责。此外，当这场噩梦结束后，他宣布所有纳粹统治下出版的书籍都应被销毁，因为它们被“耻辱和鲜血”玷污。

这意味着真正的、诚实的德语只能在纳粹不使用它的地方，也就是侨居地存活下来。

如今这段历史插话被证明异常合乎时宜。为讨论这些在当时被提出，但时至今日仍极具现实迫切性的问题，我找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萨娜·布兰克——战前托马斯·曼就曾居住于普林斯顿，他的故居仍矗立在这座迷人的小镇上。

克萨娜是我们的老朋友，谢尔盖·多甫拉托夫的妹妹，我们曾在《新美国人》报社共事过，她在斯拉夫学界耕耘多年，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她有好几本英语和俄语专著。其中一本是对果戈理谜一般的中篇小说《鼻子》的详尽阐释。克萨娜在她的专著中表明，与其说这是一则关于科瓦廖夫少校的故事，毋宁说这是一则关于俄语的故事，因为整部小说诞生于各种被巧妙拆解的字面化习语（буквализированные идиомы）。

然而，和所有国外斯拉夫学者一样，如今她面临着另一些非常痛苦的问题：如何给美国学生教授“侵略者的语言”——我们的母语？

这就是我们与克萨娜·布兰克探讨的内容。

[1] 彼得·维尔（1949—2009），出生于苏占拉脱维亚，后移民美国，与多甫拉托夫共同参与多份侨民刊物的编辑工作，后与格尼斯一起领导自由电台俄语部的纽约分部。

亚历山大·格尼斯（以下简称格）：克萨娜，战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克萨娜·布兰克（以下简称布）：第一反应是震惊。尽管大家一直在谈论俄罗斯有可能入侵乌克兰，但我的熟人和亲友中没人相信这一点。入侵前那几天还有一种生活绝对正常的感觉。此外，2月12日，我和谢尔盖·多甫拉托夫的祖父伊萨克·梅奇克在圣彼得堡居住过的房子装上了“最后的地址”纪念牌。我们的祖父在1938年被枪决，死后才得平反，报纸上甚至还写过此事。在“纪念碑”组织被关的背景下，这一事件对我而言很有象征意义。结果不到两周后，战争突然就爆发了。

格：那学生和领导是如何反应的？

布：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老师和学生都是如此。我不觉得我的哪个同事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内疚或负有罪责——他们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已在美国居住了很久的俄裔。但我们教的是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它的代表，我们出现在课堂上，是因为我们能够向学生解释他们不知道或不理解的东西。而当你感觉你自己都不理解你在某种程度上所代表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就很难走进课堂了。

格：对您来说职业上有什么变化？

布：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正在进行的课程计划是不可能的。美国学术界习惯于遵循预先确定的课程大纲。今年春天我教的一门课上，学生们要阅读与二十世纪的各种历史事件有关的诗歌和散文：革命、第一波移民、斯大林镇压。我们阅读并讨论了勃洛克的叙事诗《十二个》、茨维塔耶娃的诗、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以及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所以说政治侵犯的话题之前就讨论过了，因此和这些学生谈论发生了什么对我而言也更容易。

但另一门课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那是一门关于俄罗斯神奇故事（童话）的课程，而童话完全不是美国学生熟悉的体裁。在美国和英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认为不应该给孩子读童话，因为童话中充满了死亡、暴力、欺骗和各种其他东西。许多人觉得不应该给小孩读这些东西。但我的目的是要表明，童话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而学生们则以开放的心态和兴趣接受了它们。

我们讨论了不同的方法：人类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等等。他们还学习了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2月24日，学生们本应在家阅读童话《凭狗鱼的吩咐》。我讨论了童话故事中最小的弟弟总是傻瓜，但他仍是最优秀的，并且到最后会成为英雄。叶梅利亚不光是个傻瓜，还是个从不下暖炕的懒人。但在那一天，童话的结局却有了出奇的现实意义。在神奇狗鱼的帮助下，叶梅利亚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甚至变成了一个美男子。结局是这样的——国王问他：“好汉子，你到底是谁呀？”叶梅利亚回答说：“你还记得傻瓜叶梅利亚——他怎样坐了暖炕来见你，你吩咐把他和你的亲生女儿封进木桶，扔到海里去吗？我就是叶梅利亚。我想把你的整个国家都烧光毁掉呐。”国王怕得要命，就求他原谅：“娶了我的女儿吧，亲爱的叶梅利亚，拿去我的国家吧，只要你饶了我的命。”[2]如何阐释这个结局？我跟学生们说：你们自己去想。

[2] 中译文引自阿·托尔斯泰，《俄罗斯民间故事》，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3），242页。

格：普林斯顿的学生里也有俄裔。他们如今怎样？

布：照俄罗斯宣传的说法，国外的俄罗斯学生受到排挤，被驱逐出大学。而现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大学行政部门会试图延长学习签证来帮助那些不想回俄罗斯的人。我没有来自俄罗斯的学生，但我有混合婚姻所生的学生。比如一个男生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母亲在圣彼得堡有亲戚，他们看电视，相信宣传。男孩还和住在圣彼得堡的表兄弟通信，很高兴现在可以用俄语和他交流，他还计划去圣彼得堡旅行，但一切瞬间都变了。

还有个学生是美国人，嫁了一个俄罗斯人。有个女生出生在俄罗斯，但在英国长大。我觉得他们都非常难过，只不过方式不同。根据学校的规定，对学生的心理援助不是由老师，而是由在这方面具有职业技能的专家提供。所以大学里的心理援助由一个负责处理学生的情绪健康问题的专门机构，即医务室提供。

格：俄罗斯宣传常说美国在取消俄罗斯文化。可以说您正身处前线。这种说法有依据吗？您有没有觉察到俄罗斯文化受到排斥？

布：答案简单明了：在美国大学没有人取消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文学、历史和文化仍在被教授，并将继续被教授。我们没有收到过行政部门任何要求取消它们的指令。

格：如今许多人指责俄罗斯文学有着帝国性，称之为“殖民”文学，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俄罗斯文学？是否应该因为俄罗斯的侵略而重新审视这份遗产？

布：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当我在2月第一次听到一位乌克兰人斥责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个帝国主义者时，我马上反驳说，列夫·托尔斯泰绝不是帝国主义者，托尔斯泰是和平主义者。但后来我开始思考，并且意识到有关俄罗斯文学殖民性的指责是有根据的。

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年了，曾与一位阿陀斯圣山的修士通信过一段时间，他是希腊裔美国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非常感兴趣。顺带一提，他的法号是佐西玛。2010年我出版了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语书，我把它寄给佐西马，他非常喜欢。此后他突然在一封信中问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君士坦丁堡或早或晚都得是我们的”有何看法。当时我回答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论作品完全不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吸引人主要是作为作家和宗教哲学家。而现在我觉得这位修士其实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或者另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犹主义。我记得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听众提了这个问题，而作报告的是美国一位著名的陀学家，他是这样回答的：“不能责怪陀思妥耶夫斯基反犹。因为他不仅不喜欢犹太人，也不喜欢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大家都友好地笑了。当时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机智的回答，可如今我在思考：犹太人、波兰人和英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都不喜欢，这难道是什么好事吗？丘特切夫非常精准地说过：“我们无法预先知晓自己的话会得到怎样的回响。”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半会同意丘特切夫。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佐西玛长老谈到了普遍责任，谈到了每个人都为所有人和所有事负有罪责。他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万物就像汪洋大海，一切都在流动，而且相互关联，只要触动一处，世界的另一端就会有所反应。”[3]随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当你走过一个孩子身边，用愤恨的眼神看着他，而这个孩子便接受了这个眼神，往自己心中接受了这种愤恨。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应该拆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纪念碑，并把以他命名的一切改名。我认为这意味着另一件事：必须重新审视文化遗产。首先要在教学方面做出某些调整。

您知道吗，不久前俄罗斯的两家书店在年轻人中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最令他们厌恶的文学人物是谁。600个读者作了回答。排名第一的是屠格涅夫中篇小说《木木》中的地主婆——25%。

格：没错，这我懂。木木太可怜了。

布：那猜猜谁是第二名？

格：我不知道。斯维德里盖洛夫？

布：安娜·卡列尼娜。

格：为什么是她？

布：22%。排第三的是纳博科夫长篇小说《洛丽塔》里的亨伯特·亨伯特——19%。猜猜看谁排在第四位？

格：不，我投降。

布：《叶夫根尼·奥涅金》，17%。第五名是娜塔莎·罗斯托娃，16%。也就是说，有96个年轻人说娜塔莎·罗斯托娃是个令人厌恶的角色。这说明什么？未必能说明俄罗斯年轻人的心智状况。我认为这说明的是俄罗斯中小学里俄罗斯文学教学的现状。中小学的课纲几乎是在斯大林时代制定的。不能八十年来反复重申娜塔莎·罗斯托娃的魅力，不能没完没了地赞叹俄罗斯灵魂宽广，赞叹俄语伟大而有力。必须得有新题材、新方法和新阐释。必须得关注各种悖论和矛盾，哪怕它们令人痛苦。毕竟，文学的作用不仅仅是满足对过去的民族志兴趣；知识青年想知道，关于今天，关于今天的心智状态，关于今天的种种问题，过去的文化、文学能告诉我们什么。我想，这种对经典的重新理解是对教师的主要挑战。

格：您罗列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实。我觉得您说得很对，这一切都与死气沉沉的中小学教学有关。毕竟，如果我们只听到说奥涅金是个多余人，这一点就会讨厌到让我们开始痛恨他，我可以理解。但这当然不公平。另一方面，文学关乎的不是公平，而是深刻和精准。

我自己觉得，俄罗斯文学不能被取消，因为它早就不再是俄罗斯的，而是“普遍”文学了——就像荷马、狄更斯或莎士比亚。所以说，谈论取消契诃夫是很可笑的，因为每个剧院的剧目中都有契诃夫。而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犹太人说了什么，这都不会把他取消；我们爱他不是因为这个，顺带一提，对果戈理也是如此。这就是最简单的答案。撇开其他种种不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也是无穷尽地自相矛盾，而巴赫金告诉我们，这种“对话性”是他的主要优点。但我同意您的看法：重新审视俄罗斯文学的所有教科书是个正确的想法。维尔和我曾经做过类似尝试，我们写了一本《母语》（Родную речь），但许多人为此一直记恨我们。我明白，当刻板印象观念逐渐变化时，这是很让人不愉快的。想想西尼亚夫斯基写完《和普希金一起散步》（Прогулки с Пушкиным）[4]后发生了什么。主啊，他被骂得狗血喷头，但普希金没有比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尼亚夫斯基]更好的朋友了。

[3]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5—16卷：卡拉马佐夫兄弟》，臧仲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507页。

[4] 见西尼亚夫斯基，《笑话里的笑话》，薛君智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181—249页。

但让我们来谈谈别的吧。克萨娜，在这段日子里，美国正在重新发现乌克兰。现在已经没人会像从前那样把它与俄罗斯混淆了。您应该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在第三波移民潮，我们全都是“俄罗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雅库特人——全都被用一个词称呼：俄罗斯人。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

为了把乌克兰元素引入美国学生的教育规划，学院和您个人有哪些行动？

布：我知道普林斯顿大学已经邀请了几位有资质的乌克兰老师来教课，他们会得到住房以及孩子入学方面的照顾。我们教研室会开一门关于乌克兰诗歌的课。

战争开始后，我尽我所能让学生也了解一下乌克兰语字母表。我不懂乌克兰语，但作为语文学家，我能够解释俄语和乌克兰语之间的区别，这对学生来说非常有趣。在童话课上我给他们读了两则乌克兰语童话——都是他们已经读过俄语版的，所以知道情节。我们讨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童话的词汇差异。

格：如今正在发生一次猛烈的意识转折。我每天都听乌克兰总统代表奥列克西·阿雷斯托维奇（阿列克谢·阿列斯托维奇）的直播（和他的数百万粉丝一起，我觉得他是如今最受欢迎的传媒人物），他说，受害者原型在乌克兰正在转变为英雄原型。您认为这会对乌克兰语言和乌克兰文学的地位有何影响？

布：我认为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文学的教学，因为它的同情总是站在受害者一边——这是人文主义的一大激情所在。而现在一切都颠倒过来，所以教学自然会更困难。我甚至很难想象，人们拿起同样这些经典作品开始读后，他们会站在哪一边。我对乌克兰文学了解很少，它会是什么情况我完全不知道。目前我甚至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格：和任何战争一样，冷战也会激起人们对敌人语言的强烈兴趣。从过去斯拉夫学的繁荣显然也能看出这一点。而如今俄语在美国面临什么？

好多年来我们都会去佛蒙特州的一所俄语学校。这所语言学校的校长曾经跟我说：“普京每开一次口，我们就会有五个新学生。”我在电台上讲这个故事时，听众给我发来评论：既然美国人那么想学习普京的语言，可见他们有多爱他。

您觉得俄语在美国的作用会因战争发生怎样的变化？

布：我听过您的这期节目，我完全不同意校长的观点。不，统计数字并不支持这一点。2012年左右情况开始恶化。我们的学生人数与此前00年代初的情况大致相同。我们很自然地推断，如果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在恶化，那就会有更多人想学习俄语。但这并不明显。00年代初的情况不同：贸易在开放，需要律师事务所，许多人是为了这个而学俄语。但现在去俄罗斯的机会减少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术问题。

我问过我的学生，这一切发生时，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是如何感知战争的。他们都阴沉着脸，我不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在美国不兴师生间的亲密谈话。但我问了他们这个问题，那时是3月，我让他们春假时在家里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在课堂上回答——他们对“在变化的世界中”自己的俄语学习有何看法。为了不说“在战争时期”，我们就是这么说的——在变化的世界中，这几乎是在斯拉夫学中的正式名称。必须得说一句，他们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表示将继续学习俄语，因为这一点现在更必要了。

格：为了理解俄罗斯还是为了与它对抗？

布：问题不在于对抗不对抗。不，我们不用这种术语讨论问题。总的来说最好是教你喜欢的东西。如果某个作家你非常不喜欢，那么教他是非常困难的，我根据自己的经验了解了这一点。所以你只能够出于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爱来教授它们，不能怀着怨恨来教俄语，把学生培养成敌人。这就是为什么不用这样的术语，而我也不教政治俄语。过去有的，现今犹存。

格：克萨娜，战争让您的计划发生了哪些变化？

布：非常彻底的变化。除了教学之外，我管理了“普林斯顿在彼得堡”暑期项目十六年。我们的学生每年都会去俄罗斯，暑假在那里学习，交朋友，逛冬宫，爱上彼得堡，然后回家。而这也是让他们继续学习俄语的主要动力。但现在我已经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故乡彼得堡，不知道还能不能带别人参观它。

格：当然，还有一条出路——周边国家。我记得我们聊起过不仅能把学生送去彼得堡学俄语，还可以带去，比如说，我的里加，里加人的俄语也都说得很好。

布：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格：所以或许很快您也要去里加。

克萨娜，我还有个棘手的问题。事实证明，目前在俄罗斯有许多人正试图为普京的目的动员文学。比如，他们说布罗茨基恨乌克兰人，所以写了《论乌克兰独立》（Н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Украины）这首诗，他们把这篇恶毒的诽谤挂在盾牌上，有些人写了整整一本书，证明布罗茨基是个帝国主义者。您是多甫拉托夫的妹妹，你从他年轻时开始了解他（我的意思是，谢尔盖服役时您还是个孩子），您了解他的整个一生。您说说，假如多甫拉托夫还在世，他会对今天的局势有何反应？

布：我还以为问题是能否将多甫拉托夫用于宣传。当然不能。

格：没那么简单。有人说，多甫拉托夫总是很冷淡，他觉得作者应该是月亮，平等地照耀盗匪和受害者，这是多甫拉托夫最喜欢的一句普希金的话。多甫拉托夫确实受许多人喜爱——右派和左派，水管工和院士，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总的来说多甫拉托夫是个具有普遍才能的人。就此而言，能把他利用于这种情况吗？我问的是这个意思。

布：我不认为他可以被利用，因为他没有什么帝国元素，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元素。我无法想象这里有什么是可以被利用的。关于您的另一个问题，我最方便的回答是：当然不。因为他是一个聪明而高尚的人。但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因为已经过去了很多岁月。人必须在语境中被审视，他活在语境中。我们可以一起假设普希金会有什么反应，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普希金生活在自己的时空之中。假如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生活在这个国家，那多半就不会有这首诗。这就像佐西玛所说的海洋一样，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不能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