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如何抹杀了自己的反法西斯历史经验

作者：萨沙·拉特尼科夫
翻译：四维獭
校对：昧拾金

俄罗斯当局在为其乌克兰政策辩护时，喜欢诉诸于历史。在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时，沙皇干脆给俄罗斯人上了一堂乌克兰国家历史课：他认为这个国家就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本人创建的。“去纳粹化”被列为入侵乌克兰的一大目的——说得好像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事业，像1940年代的苏联那样，在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俄罗斯学生左翼杂志DOXA采访了著名政治哲学家、莫斯科社会和经济科学高等学院（俗称“沙宁卡”）教授伊利亚·布德赖茨基斯，他还谈到了对苏联经验的反思、回归国际主义以及是否能将当代俄罗斯与希特勒的德国相比的问题。

沙皇历史政策的特点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俄罗斯国家在过去十年所推行的历史政策，视其为与乌克兰开战的准备。它有几个主要特点。首先，它本质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未来形象的丧失，以及试图在过去之中为当下寻找正当性。

其次，俄罗斯的历史被完全看作是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这个俄罗斯国家在其存在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形式（无论俄罗斯帝国或苏联）再现其不变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就等于它的领土、从生物学角度理解的民族和从本质主义角度理解的文化。俄罗斯的宣传不断谈到“文明密码”——这清楚地表明，文化被他们看作某种与生俱来的，在基因层面上决定的东西。在这种范式中，文化密码就等同于遗传密码——也就是说，它不能被改变。

最后，俄罗斯的历史被简化为国家抵御外敌和开疆拓土的历史。在这种模式中，内部政治进程、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沦为附庸，不会被优先考虑。

沙皇在俄罗斯当代历史博物馆（2014）

历史周期观和新自由主义

俄罗斯的历史政策将历史进程描述为周期性过程，而非线性过程。线性叙事（苏联的历史概念就是典型）假设过去或现在的每个时刻都是某个随时间展开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个过程中在未来有某种目标。而在沙皇的历史模式中不存在发展的概念。

这个模式的核心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从古至今，伪装成各种面目的“西方集体”试图剥夺俄罗斯的独特身份和主权，而俄罗斯成功抵制了这些企图。这种描述历史的方法使每个历史事件失去了其独特性和特殊性。

在沙皇的历史观念中任何新事物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涅瓦河之战、冰湖之战、拿破仑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与乌克兰的对抗都被视为同一模式的再现。

由此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特点——俄罗斯必将不可避免地取得成功的观念。弗拉基米尔·梅津斯基还在担任文化部长时，就一直在谈论俄罗斯文化的高竞争力。[他说]俄罗斯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成功史，而这种成功的保障则是是其价值观、文化和宗教。

东正教的价值也在于它的实用性——选择它是因为它最有利于成功。2010年代中期，牧首基里尔曾声称，圣弗拉基米尔大公选择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决定，有助于他在外交上取得成功。保守主义的历史周期观与新自由主义的效率观惊人地交织在一起。

俄罗斯历史上的所有危机和革命都被看作是外部干预的结果，因为俄罗斯国家的概念本身就排除了任何失败的可能性。在分析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时，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这些革命实际上都是由外部煽动的，本身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基础。

“俄罗斯——我的历史”[1]展览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它以最详尽的形式展示了当代俄罗斯的历史观念。我料到展览的作者会称列宁为德国间谍，但我没想到的是，在他们看来，连十二月党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和斯捷潘·拉辛的起义也都是由外国干涉造成的。

[1] 遍及俄罗斯各大城市的多媒体历史连锁展览馆，据信讲述了俄罗斯从古至今的历史故事。该项目第一场展览于2013年在莫斯科的驯马场展览馆开幕，以罗曼诺夫王朝为主题。

“俄罗斯——我的历史”主题公园

关停“纪念碑”

在对“纪念碑”协会的审判过程中，检察院直言不讳地表示，关停该协会的原因是它被指诋毁俄罗斯历史。这一论点非常重要。“纪念碑”呈现俄罗斯历史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而是从那些国家行为受害者的角度出发。对“纪念碑”来说，让受害者的声音被人家听到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无论这些受害者是谁。因此，我认为断言说“纪念碑”坚持自由主义历史观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斯大林暴政的受害者中有许多康米——“纪念碑”从未隐瞒这一点，相反，它一直尽可能强调这一事实。

“纪念碑”协会所坚持可以说是一种系谱学史观——它是失败者的历史，而不是胜利者的历史。对失败者的记忆以及支持他们的可能性不断指明国家在自我正名过程中不应跨越的界限，从而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和公民。从这个角度来看，“纪念碑”协会是俄罗斯主流意识形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反对者，关停它是向乌克兰宣战的重要步骤之一。

反思苏联经验和沙皇的反康米主义

对苏联的怀念在塑造俄罗斯意识形态和历史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主要是因为沙皇政权认为苏联是“历史长河中的俄罗斯”的另一个转世。然而，实际上它对苏联的态度比这种怀念更复杂一些。沙皇曾一度称苏联解体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如果我们把这一说法与他在入侵乌克兰前两天的讲话相对照——他声称当今的乌克兰问题是由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造成的——那么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沙皇转而认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苏联的创建。民族自决、反帝国主义，以及对俄罗斯帝国存在的基础进行根本性修正——这些原则构成了苏联创建的基础。可以认为，对乌克兰的入侵正是要重新审视这些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沙皇在骨子里是一个反苏和反康米政治家。

沙皇的俄罗斯今天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可以看作是试图彻底与苏联经验划清界限。俄乌兄弟情谊的前提是承认民族平等，以及双方都享有拥有各自民族文化、语言和身份认同的合法权利。因此，若要讨论俄乌关系在未来是否可能正常化，则有必要重新审视苏联经验。当然，与此同时也不应忘记斯大林主义的帝国病复发，以及乌克兰大饥荒等可怕的历史事件。

重新评价苏联经验的前提是理解其矛盾和不均质性——例如，理解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立场。苏联经验是没法通过重新命名街道或推倒纪念碑来一下子全都“摆脱”掉的——我们需要将它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接受下来。毫无疑问，其中既有极度反动的因素，也有进步、解放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未来可能成为民主发展的基础。

国际主义和西方左派的错误

当我最近在接受Spectre杂志采访[1]时谈到回归国际主义的必要性时，我主要指的是西方左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最近几十年里都低估了俄罗斯采取侵略性帝国主义政策的可能性。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帝国主义只能是美国的，所有抵抗这种帝国主义的人都被自动归为历史意义上的进步力量。

这种观点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许多西方左派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发展一种不同的观点，但他们还不是很成功。“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点在西方左派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很难回归这些国际主义理念——支持被压迫者，包括那些遭遇殖民侵略的被压迫国族。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国际主义将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相对进步和相对落后的两类，它认为帝国主义不是某一个国家独有的属性，而是我们那孕育着一次次军事冲突的世界的一种潜在危险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左翼展现了这种国际主义，而如今它需要得到重新审视，并被诉诸实践。

[1] https://spectrejournal.com/against-putins-war-in-ukraine/

俄罗斯宣传如何重新定义纳粹主义

我已经提到，俄罗斯的历史政策提出了俄罗斯历史的周期性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教训也正遭受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既然二战和战胜纳粹主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毕竟它只是俄罗斯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又一次胜利——那么纳粹主义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您反对俄罗斯，您就是纳粹；如果您支持俄罗斯，您就是反法西斯。

俄罗斯国防部谈到打算召开的“国际反法西斯大会”指的就是国际上所有俄罗斯当前外交政策支持者的大会。这一倡议和1930年代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在欧洲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1]之间有重大的区别：苏联代表了纳粹主义的替代方案——至少在价值观层面。苏联谈到了捍卫民主权利、各民族平等、国际主义以及不受种族或国籍限制的人类生命价值。即使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也说着普遍主义的语言，这与纳粹主义根本上反普遍主义的语言相对立。

今天俄罗斯宣传体现的对纳粹主义的理解本身就是反普遍主义的。它的出发点是，纳粹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某种本质。最近刊出了一大堆宣传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去纳粹化与去乌克兰化被等同起来。

结果就是，每一个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并且认为乌克兰国家有权存在的人都是纳粹。

俄罗斯的宣传完全抹杀了20世纪下半叶战胜纳粹主义的历史经验。几代人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德教训已经被遗忘，纳粹主义的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为追求其政治利益而随意解释的对象。

[1] 1935年6月，在苏联的组织和资助下，在巴黎召开了一次捍卫文化的大会。欧洲主要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参加了会议。1937年夏天，在西班牙的两座城市巴伦西亚和马德里举行了第二次捍卫文化的大会。当时，该国正处于共和军和佛朗哥将军的支持者之间的内战中，这场内战于1939年以后者的胜利结束。——原注

第一次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巴黎，1935年）

比较当代俄罗斯与第三帝国

任何历史类比都是相当可疑的，因为它们会妨碍我们理解当下具体时刻的特殊性，转而试图用过去发生事情的范畴来重新描述它。在这个意义上，将今天的俄罗斯与1933年或1939年的德国相比较，其实并不完全可行。当德国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政权并没有处于衰退状态。今天，我们正在目睹的类法西斯主义重生则发生在俄罗斯政权已经极端蜕化的情况下。我们在乌克兰战争的第一阶段看到的俄罗斯军队的一次次失利（这还是温和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对纳粹独裁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机制，不幸的是，这些机制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也在发挥作用。克劳迪娅·昆兹（Claudia Koonz）在她的《纳粹的良心》（The Nazi Conscience）一书中提出，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社会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被纳粹思想渗透。纳粹党虽然有不错的选举支持率，但在政治上属于少数。然而，通过大规模宣传和引入某些社会实践，他们最终成功实现了德国社会的法西斯化。昆兹描述的变化——从众心理、社会原子化、大众恐惧的传播——部分类似于沙皇的俄罗斯在攻击乌克兰后开始出现的变化。

20世纪哲学的教训

写于在20世纪30—40年代之交的大量文献现在以一种新的视角向我们所有人呈现——正是在这一转折时期，社会和政治哲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无法用自己的想法改变世界，但同时也意识到，他们有一整套强有力的工具来研究事情发生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时期所有分析纳粹主义性质和二战爆发原因的学者都很有意义。除了瓦尔特·本雅明如今备受议论的那些作品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他试图重构人类落入如此悲惨境地的过程。

研究纳粹主义的所有方法都有同一个基础，即痛苦地认识到，发生的事情不是对计划的偏离，或是驶离了通往繁荣、民主和自由的大道，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今天，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我们看来曾是正常、客观和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实本身就包含着潜在的破坏性。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俄罗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而且也适用于整个世界的状况。沙皇的俄罗斯不是个例。它可能确实在激化某些倾向，但这些倾向是全球性的，我们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它们：各种威权和右翼民粹运动，鼓吹人与人永久竞争、斗争的反人文主义的市场理念，而后者在政治中的表现就可能导致新的法西斯化。

原文地址：

https://doxajournal.ru/putins-history

未经技术处理的译文地址：

https://standwithukrainecn.wordpress.com/2023/02/02/putin_history/

布德赖茨基斯教授近期另一篇在Doxa的文章也有了中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