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康子兴：斯密思想具有无比强烈的现实感

在当今的世界中，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受阻，一种新的重商主义抬头。这种局面其实与斯密所面对的世界更加相似，从而，他的思想也就有了更加强烈的现实感。总之，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斯密的学说具有精致的平衡，他力图让读者理解世界与社会的复杂性，抛弃“体系之人”的妄想，对“无形之手”和“无知之知”保持敬畏。他力图教给读者实践智慧，而非任何一种教条化的原则。

         ——康子兴

康子兴，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社会理论。发表论文《政治现代性系谱学：重新发现弗格森与严复》《驯化资本：〈国富论〉与重商主义时代的主权论》《从社会到“自然社会”：亚当·斯密论“无偏旁观者”》，出版专著《社会的立法者科学：亚当·斯密政治哲学研究》，译著《西欧的国家传统》《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等。

斯密思想具有无比强烈的现实感

第一问：康老师，你的博士论文就以亚当·斯密为研究对象，那么，在着手翻译《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这部著作之前，你肯定对它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你能谈一谈自己是如何与这部书结缘的吗？这部书对你自己的研究有什么帮助呢？

康子兴：你问我如何与《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结缘”，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和这本书确实有些缘分。我和“西学源流”这套译丛的缘分也很奇妙。我原本是它的读者，对列入译丛的每一本书的出版，我都翘首以盼。现在，我成了它的译者，为滋养过自己的丛书贡献了一点力量。这个感觉很奇妙。回想起来，我能有机会翻译这部作品，也很像是有一双“无形之手”在暗中安排。

我在2006年下决心攻读“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的博士。很巧，“西学源流”也在这一年出版了第一本书——李秋零老师翻译的《从黑格尔到尼采》。那时候，身边就有许多老师关注并向我们介绍这个译丛了。2007年，我开始跟随李强老师读博，他那时也经常向我们推荐译丛里的一些作品。比如，讲到洛克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推荐过彼得·拉斯莱特的《洛克〈政府论〉导论》。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举起那本书的样子。下课后，我们就会跑去北大物美地下的博雅堂买书（好多年没去了，不知道还在不在）。所以，对于“西学源流”，我一直有很深的感情，基本上是出一本买一本。

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2008年夏天，我跟李老师商量好，博士论文以亚当·斯密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那时候，李老师虽然同意了，但他还是有些担心。因为，在他心里，斯密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国内关于斯密的研究也多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我们有位师兄也就斯密的政治思想写过论文，算是比较系统地梳理过斯密的政治论述。他也觉得，斯密的政治论述较为单薄，研究起来难度很大。李老师和这位师兄的态度，大体可以说明当时国内对斯密的研究状态。我为什么还坚持要研究斯密呢？这可能就是时代的影响了。我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跑到北京上大学，算是亲身经历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我考上大学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我的大学期间，如何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在媒体上，乃至课堂上，大家也时常讨论国家与市场、财富与德性等问题。所以，当我开始阅读《道德情感论》和《国富论》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的现实感，觉得斯密的所思所想正是我们在经历的生活。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主编的《政治哲学史》把斯密当成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哲人，专门用一章来阐释他的学说。克罗普西（Joseph Cropsey）的《国体与经体》那时也有了中文译本。这两本文献给了我很大的理论信心，让我相信，斯密的政治思想很值得深入挖掘。

2008年秋天，我获得留学基金委资助，得以远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学。我在那边的导师是Paul Kelly教授，他很支持我研究斯密的政治理论，并认为斯密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我刚到伦敦的时候，Paul Kelly教授就推荐我去请教同在政府系的C. Kukathas教授。C. Kukathas教授对苏格兰启蒙研究比较熟悉。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向我推荐了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并称它是最好的斯密研究著作。我很快就从学校的水石书店（Waterstone’s Bookstore）买到了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查尔斯·格瑞斯沃德（Charles L. Griswold Jr. ）也是一位柏拉图专家，他对斯密的研究具有一种古今之争的视野，他对斯密的思索也总是与柏拉图关联在一起，并试图发掘、勾勒出他们之间的理论对话。格瑞斯沃德教授有很深厚的哲学和哲学史素养，他能十分敏锐地洞见斯密的理论渊源，以及斯密在前人基础上所做出的调整、改变，进而细致深入地分析其“理论创新”的意图和意义。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全面且深刻：它既对斯密的哲学体系有整体性的理解和较为完整的呈现，还能抓住最核心的理论问题、最关键的理论特色，深入体会哲人斯密的忧思。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让我对斯密的理解一下就跃升到一个很高的理论层面，少走了许多弯路。

Charles L. Griswold Jr. ,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09年秋天我回国后，非常欣喜地看到，这本书选入了“西学源流”，开始一心等待中译本面世。这个等待很漫长。直到我博士毕业，工作多年并晋升副教授时，这本书的中译本仍未出版。2017年秋天，我去大理旅游，在苍山感通寺内收到了冯金红老师的信息。她问我是否愿意翻译这本书。我十分惊喜，畅快答应。这一幕，我至今都觉得颇具戏剧性。Sympathy（今译为同情）是斯密道德哲学中至为关键的概念，而严复等人便是将其译为“感通”。所以，回复冯老师的信息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该找时间好好研习一下佛经关于感通的论述，结合斯密的同情概念写一篇文章。这应该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只可惜到现在还没做。

可以说，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我都在期待中译本的出版。这漫长的等待中或许也蕴含了某种斯密讲的自然智慧：我必须有足够长的时间来锻造心性，修炼技艺，才能做好翻译的准备。所以我才说，这个缘分背后似乎有“无形之手”的安排。

第二问：关于亚当·斯密研究，国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跟我们讲一讲吗？

康子兴：在回答上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提到十四年前国内斯密研究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就我了解到的情况而言，在那时候，国内对亚当·斯密的研究还是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对其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思想重视不够。这种偏重一方面与斯密两部著作的命运有关。《国富论》出版后，其声誉越来越高。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国富论》的受欢迎程度、它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都远远超过了《道德情感论》。再加上，斯密被尊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在这样的殊荣面前，他的思想也被符号化了，其道德哲学便受到进一步的冷落。在另一方面，这也与我们接受西学的语境有关系。自严复翻介《原富》以来，我们对西学的研习都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诉求，那就是“追求富强”。所以，长时期以来，我们都十分强调其经济学思想的重要性，但忽视了他的道德哲学、法律政治思想。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的影响，还是有一些学者关心斯密的伦理学，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是，这些文章仍然具有特别强烈的经济学诉求，因此特别强调斯密伦理观念中的“自然自发秩序”，或与“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观念。也就是说，这种研习仍然是选择性的，甚至是存有偏见的。关于斯密研究中的这种“不平衡”状况，我们只需对他两部著作的译介做一番简略的考察，就能知道个大概。如果追溯到严复翻译的《原富》，中文世界在1902年就有了完整的《国富论》译本。1931年，郭大力、王亚南又重译了《国富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来选用了他们的译本。但是，直到1997年，浙江大学的蒋自强老师才为汉译名著丛书译出《道德情感论》（商务印书馆译本书名为《道德情操论》）。

不过，蒋自强老师的翻译仍然不失为一个关键性事件。浙江大学的罗卫东老师后来就从经济学转向伦理学，博士期间专攻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并在2006年出版了《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斯密道德哲学的专著。罗卫东老师是蒋自强老师的学生。虽然没有向罗老师求证过，但我猜想，蒋老师对《道德情感论》的重视影响了他。

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此后，为了推动国内的亚当·斯密研究，尤其是斯密的道德哲学研究，罗卫东老师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首先，他主持了“启蒙运动经典译丛”和“启蒙运动研究译丛”两套丛书，把国外许多研究斯密法学、政治和道德理论的专著译介到国内。其次，在他的组织下，从2010年起，浙江大学每年举办一届“启蒙运动研讨会”，并加强与台湾和国际学界的交流。不仅如此，他还培养了一支斯密研究的队伍，他的许多学生都选择以斯密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所以，在罗老师的推动下，国内的斯密研究变得活跃、多元起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我的研究其实也受到了罗老师的鼓舞。以前在豆瓣上有个叫“读品”的学术群落，很多核心成员都是罗老师的学生。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发起了一个“读经典写书评”的征文活动。我记得，在他们提供的书目上，第一本书就是斯密的《道德情感论》。恰好，我当时正在写一篇讨论斯密的正义理论的文章。我看到征文消息的时候特别开心，感觉像是找到了知音。论文完成后，我就把它发给了“读品”。因为不是书评，最终也没拿到奖金。但他们还是给我发了个入围奖，并寄来了一本非常精美的文集。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学术研究就是这样。我们写一本书、发表一篇论文，组织一个会议要花费很大的心力，也很难像歌手发布新歌一样，会引起很大的轰动与关注。但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持久做下去，学术研究就会引发思想的共鸣，形成风气，产生持续的影响。我后来围绕斯密的正义理论和国家学说写作了博士论文，并在2018年出版了《社会的“立法者科学”》。这可能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斯密政治理论的著作。

康子兴，《社会的“立法者科学”——亚当·斯密的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

浙大之外，北京大学是国内斯密研究的另一重镇。渠敬东和李猛几位老师对苏格兰启蒙运动都非常关心，他们也带动了许多学生在从事相关的研究。据我了解，现在有好几个学生在海外研读斯密，做斯密研究的博士论文。等到他们学成回国，肯定会进一步壮大国内斯密研究的力量，也会开拓出更多有趣且重要的论题。

第三问：在你的教学中，学生们对于斯密的哪些问题感兴趣？你分析是为什么呢？

康子兴：应该是从2015年开始，我每年都在北航开设“亚当·斯密与《国富论》”的课程。这门课属于北航的核心通识课，授课对象是北航本科生，以工科生为主。当初开设这门课程，我其实有一个很“自私”的考虑。在做博士论文那几年，我把理解斯密的重心放在《道德情感论》这本书上，认为《国富论》只是其道德哲学原理（尤其是自然正义原则）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展开罢了。不过随着思考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如此理解也是一种偏见。《国富论》其实是一本特别富有历史感的作品。在这本书里，他把不列颠乃至英帝国所需要应对的时代问题放到了“文明社会史”的框架中来理解。所以，《国富论》的内涵也非常丰富，既包含了对财富原因与性质的分析，也包含了斯密对政治危机的思考，以及他对历史哲学的阐释。我希望能更加专注、细致地来研读这部作品，也希望能得到同学的反馈，进一步启发我的思考。这是我开课的一个考虑。

当然，同学们的思考和理解与我的出发点并不在同一频道。他们在上课前也带有许多偏见。比如，他们会认为：斯密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的经济学不关心道德，推崇自私自利；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国家的，从而会轻视国防和安全问题。在讨论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比如，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有一位航空学院的同学来问我。他提到中国航空史上的一个事件，说我们很早就启动了大型运输机的项目，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海外资本的压力而不得不中断这个项目，从而使我们的航空技术和国防力量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所以，他觉得斯密的理论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过度重视市场而牺牲了国家安全。不过，这些印象都与斯密的学说相违。我也会在课堂讲授中强调斯密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基础、他对资本的警惕，以及他对战争和安全问题的重视。《国富论》其实处处彰显着斯密的实践智慧，这绝非一部罗列刻板教条的著作。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意识，才不至于错过散布在书中的珠玉。

同学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呢？我想，首先当然与北航的学风，与其对航天报国的主张有关。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经典化”对斯密学说造成的伤害。谁都听说过《国富论》，可谁都不去读它，不去与斯密倾心交谈。因为通过口口相传，大家都觉得自己懂得斯密和《国富论》。亚当·斯密嘛，可不就是那个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之父么？《国富论》，自由资本主义圣经啊，我懂。正是这种“自以为知”，反而阻止了我们的阅读和思考。

第四问：自德国历史学派于19世纪末用德语提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以来，斯密研究学术史内一直存在一种观点，即认为《国富论》中的利己心原理与《道德情感论》中的同情共感原理互相矛盾，两部著作在实质上互相冲突；或者说，斯密的思想倾向存在着从早年的自由放任主义到具有某种建构倾向的德性主义的转向。《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康子兴：1897年，德国经济史学家A. Oncken在他的论文《亚当·斯密的一致性》（The Consistency in Adam Smith）中正式提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的概念。但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有着长久的争论，Oncken的文章也是对此长久争论的一种回应与归纳。“亚当·斯密问题”的提出与政治经济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关系最为密切。英国的自由放任学说影响了德国历史学派一些非常重要的前辈和代表人物。但在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开始出现一种对自由放任市场的敌视。可以说，“亚当·斯密问题”就是这一思想语境的产物。“亚当·斯密问题”指出，斯密的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即《道德情感论》立基于人性中利他的“同情”，《国富论》则立基于一种自利的自我主义理论。

“亚当·斯密问题”的出现，除了上述思想史语境外，当然也跟斯密两部著作的接受史有关。前面我已经提到，《国富论》出版之后，其影响逐渐超越《道德情感论》。但是，前者只处理斯密理论体系的一个分支，不能体现其理论体系的全貌。再者，斯密在去世之前，焚烧了大量尚未出版的手稿，也人为阻碍了我们理解其思想全貌的努力。但是，学术界后来发现了两部非常关键的学生笔记，它们分别记述了斯密于1962、1964两个学年讲授法理学的内容。这份笔记能够提供切实的证据，将已经出版的两部作品勾连起来，证明斯密写作时并未变更想法，也不存在所谓的内在矛盾。所以，著名的亚当·斯密学者D. D. Raphael在给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文集写的导论里就说，“亚当·斯密问题”是一个出于无知的伪问题。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s.,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但实际上，斯密的两部作品间的确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差异。例如，《道德情感论》处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法则，《国富论》则处理更具历史色彩的具体的政治事务；《道德情感论》的基础是人的平等（人平等地具有同情的道德能力），而《国富论》则要讨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我们虽然不能根据这些差异来推断斯密理论体系中的不一致，但它们的确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我们不能因为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是伪问题就忽视它们。

那么，格瑞斯沃德如何处理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呢？

在导言中，格瑞斯沃德就告诉读者，他要采用“慈善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来解释斯密的作品。“因为这条原则，我一开始便假设，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斯密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他确切地写出了他想要写作的内容。我认为，他的作品深思熟虑且富有自我意识，旨在努力讲述与他所处理之主题有关的真理。”（《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第32页）所以，他也把《道德情感论》与《国富论》之关系放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中来处理。这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斯密计划中的文集之统一性问题。按照斯密提供的线索，以及自己的细致阅读，格瑞斯沃德为我们够了出这样一副理论图景：

斯密将哲学分成两个主要的分支：道德哲学，以及我愿意称之为“自由科学与优美艺术之哲学史”的部分。让我们从第一个分支开始。道德哲学由两部分构成：道德情感理论或伦理学（在《道德情感论》中得到处理），以及“自然法理学理论”。这一分支的“伦理学”方面反过来又可分为两个领域，两者都在《道德情感论》中得到处理：德性，以及我将称为道德心理学的领域。这一区分的自然法理学方面讨论了“正义的自然法则”、不涉及习俗的“万国法基础”、“法律与政府的普遍原则”，以及“立法者科学”。“自然法理学”自身似乎有俩分支：一种正义原则理论（自文集中消失了），以及一种对正义诸原则或法则“在不同社会时代和时期里”经历的“不同革命”之论述。最后，后者又有四个部分：关于正义的处理（《法理学讲义》导向于此）、在那部作品和《国富论》中对政策、岁入、军备的处理，以及“其他一切法律对象”。

斯密并未完成“自由科学与优美艺术之哲学史”——其“哲学”整体的第二个主要分支。它原本要包括《修辞与文学讲义》和《哲学主题论文》中的材料。这一“哲学史”将聚焦于“理智情感”、修辞、语言、美学理解的研究和理论化。亦即，它将会包括艺术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哲学思想自身的哲学。（《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第37-38页）

第五问：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中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全球市场、自由贸易也遇到了许多阻力。在这样的态势中，斯密的学说是否已经过时了呢？如果没有，斯密研究具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康子兴：尤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兴起了一股对自由市场的批判浪潮。这股思想浪潮也波及了亚当·斯密。包括哈佛在内的许多西方名校学生都发出声音，主张其经济学课程的主导原则应由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转向凯恩斯主义。正是在此语境下，2009年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纽约书评》刊文《危机之上的资本主义》。他也在同一年出版了新书《正义的观念》。在这篇文章中，森试图为斯密辩护，肃清世人对斯密的普遍误读。他主张，我们不仅不应该抛弃斯密，反而应该更细致更本真地去阅读和理解他的思想。正如我在前面所讲的，斯密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力图教给我们审慎之美德与实践智慧。其实，仅仅用“自由市场”来概括他的学说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做法。我们更应该考虑他在何种语境下提倡自由贸易，他试图解决何种危机，以及他对自由贸易做出了哪些具体界定，需要哪些机制支持。

在当今的世界中，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受阻，一种新的重商主义抬头。这种局面其实与斯密所面对的世界更加相似，从而，他的思想也就有了更加强烈的现实感。今年年初，中信出版了英国国会议员杰西·诺曼写的《斯密传》。在这本书里，诺曼也力图告诉我们，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实并非斯密学说结出的恶果。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政治经济秩序背离了斯密的原则，对过度投机的行为失去了戒心，“自由市场”变得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我们才会与这场危机迎头相撞。所以，危机之上的世界更需要我们抛弃幻想，保持审慎，也需要我们抛弃对斯密的误解。诺曼的呼吁大体能够展示斯密对当今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总之，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斯密的学说具有精致的平衡，他力图让读者理解世界与社会的复杂性，抛弃“体系之人”的妄想，对“无形之手”和“无知之知”保持敬畏。他力图教给读者实践智慧，而非任何一种教条化的原则。

第六问：对斯密研究而言，《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为何重要？如果我不是专门研究斯密的学者，这部作品仍有阅读的价值吗？

康子兴：我觉得，对斯密研究而言，《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能带来很多启发，很有价值。首先，格瑞斯沃德采取的诠释原则和方法就很值得学习。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经典思想家，要相信他们的智慧，努力理解其洞见，而非轻薄地加以批判。当然，并不是不能批判，而是说批判必须建立在细致的阅读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教益，看到被他人所忽视，但又十分重要的地方。其次，他对斯密的解读也十分精彩。他把斯密的思想放到西方学术源流的脉络当中，既对其思想体系做一番综观的考察，又努力揭示斯密的独创性贡献及其忧思。在这背后，格瑞斯沃德对现代社会之命运又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所以，透过他的分析，我们能很真切地感受到斯密学说的力量。

格瑞斯沃德并不是就斯密而言斯密，而是要对我们当下的生存处境做一番理论上的探究。所以，我相信，开卷有益，即便您不是专门研究斯密的学者，这部作品仍然值得一读。

第七问：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康子兴：翻译《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的经历非常难得，也非常难忘。比如，翻译过程中反复思索、不断获得启发，研译结合的过程就让我获得了很多激励。我也因此认为，翻译是极其细致的阅读，甚至是学者（尤其是西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学问工具。译出初稿后的反复打磨，与冯老师、宋小姐之间一次次的意见往复、探讨都是会永远铭刻在记忆里的事件。

不过，在我心中还是有一件最受触动的事。在初稿中，我多采用直译的原则，想尽量保证译文的准确。不过，译稿搁置一段时间之后，翻译中直接面对原文的那种感觉完全消失了，这样的文字读起来就非常生硬，甚至难以理解。所以，冯老师给我提出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关于人们对尼禄所产生的愤怒，斯密使用了许多表达怒火的不同表达。格瑞斯沃德在这本书第六章专门处理了这一问题，也采用了比较精致、复杂的修辞。如果采取直译的方式，不仅难以揭示各种表述之间的细微差异，且读起来非常难受，甚至不知所云。我原本还想根据斯密的情感理论做一番辩论，但后来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段文字，自己也很不满意，发现所谓的直译其实遮蔽并损害了原文的丰富内涵。所以，我基于自己对原文的理解，一方面尽可能尊重原文的表达，另一方面也力图使之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并在修辞上加以打磨，用不同的成语来表达各种愤怒情绪。重新翻译后，我发给冯老师，方才得到她的认可。

对三联的编辑老师来说，这可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对我而言，收获是巨大的，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好的翻译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且，这种体会不只适用于翻译，甚至适用于一切理解，因为对一切的阅读、思考和表达，我们都要经历这样的“转码”或翻译过程。所以，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如果觉得译文还算流畅，那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对译文提出过修改意见的三联编辑们。

*作者独家授权，转载请联系“三联学术通讯”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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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美] 查尔斯·格瑞斯沃德 著 康子兴 译

西学源流

平装，498页，69 元

ISBN：978710807200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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