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 | 徐畅：从京畿城乡社会的多样性理解唐帝国

做唐代京畿乡村社会的研究，就如同要拍摄一部反映乡村题材的电影，乡村有很多特点，要展示它的哪一些图景？本书的四编，应该就是我导演的这个电影的四幕。

在整体史的框架下，我希望第一编呈现的是京畿区域的自然环境与地理，套用年鉴学派的话（或许不甚恰当），是一种相对静止的历史镜像；第二、三编分别对区域的居民结构、社会层级、社会控制进行研究，这是在静止的历史之上的、虽然在变化，但节奏相对缓慢的历史；第四编则关注区域内的小农家庭日常生活，普通民众的生计、信仰，相对于自然的历史、社会的历史，是一种个人规模的历史。

——徐畅

徐畅

1986年生，河南南阳人，2004—2014年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汉唐历史的研究，近年来关注新出资料与中古地域社会，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从京畿城乡社会的多样性理解唐帝国

采访丨王晨晨

第一问

首先，祝贺徐畅的《长安未远》终于出版。这本书最初的缘起是你的博士论文，从写作论文到收录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中间历经近十年时间。请发挥你的专业优势，先为读者介绍下这本书的历史吧。

《长安未远》徐畅著，三联书店，2021

徐畅：谢谢三联。这个“十年”，确切来说应当从2012年6月，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通过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论证算起。关注唐代长安周边的乡村社会，不能说没有受到荣新江老师长安读书班的影响，也是我固执己见的“后果”。当年春季我刚通过博士生中期考试，6月紧接着有一轮开题，我对博论选题并无确定想法，荣师曾提示暂缓至秋季。但我对“不确定”素有恐惧，从早到晚泡图书馆，翻阅论著，在还书车上看到《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这是名著，但未曾细读），仅读完导言“被遗忘的世界”，已觉眼前有一片“草莱未辟”（严耕望语）之学术园地——中古乡村史，及观造像记与民众观念一节，意识到汉魏晋隋唐碑刻的利用价值；长安读书班的工作集中在构写“都市繁华”，城郭外乡村的风貌还乏人关注，正可努力；领悟之际，立即给荣师发短信，想法得到他的鼓励。

这还只是个开头，本书的“生成”，是非常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想把她和三座城市联系起来：北京、西安、杭州（恰好是三个都城）。我自2004年起赴北京求学，旅居京华已近20载，进行京畿地域社会研究的材料、灵感和动力，都主要来自北大未名湖北岸朗润园中所的中古史中心。中心前院的报告厅是长安读书班及大唐西市墓志研读班的活动地；后院的图书馆、尤其是资料室315，收藏了几乎是北京最全的唐代石刻墓志出版物，皆为曾经的徜徉之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及图书馆书库（下图由沈琛提供）

陈春声老师曾指出，明清、近现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特色之一在于实地考察，使情感与心智回到历史现场，却是上古、中古史领域未得以有效运用的研究法。汉唐辽远，彼时之城郭与村聚早已湮灭不存，欲求其像，似只可于书斋中营构。其实非然，历史学家有所谓“了解之同情”，只有深入现场，才能获得最及时的信息、最新鲜的感触，催生灵动的文字。故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是我当然的田野对象，2011、2012年夏季，荣老师都曾带领隋唐史的研究生探访西安市内唐城、坊里、宫殿、寺院遗迹，并至长安、鄠邑、高陵诸区，周至、蒲城、咸阳、汉中诸县市，进行唐陵调查；2013年冬季，在荣新江、王子今二位老师及学友董涛的帮助下，我又到西安碑林、蒲城等地考察石刻。

2013年11月作者在西安进行石刻调查

记得2012年早夏在西安城南之青龙寺，由寺出是一片高冈，正是汉唐时所谓乐游原，缓缓前行，遥望渭北，仿佛自己就是茶余饭后“乐游原上望昭陵”的新昌坊民；由西安市考古所杨军凯老师带领参观城南新发掘的唐郭暧与昇平公主合葬墓，听史睿老师讲亲仁坊郭家的故事，近瞻鄠杜，我还曾赋小诗一首：

访郭家墓地（纪壬辰夏西安之行并寄长安工作坊诸公）

郭杜风光好，城南夏日长。

翩然离启夏，迢递入仇庄

（仇士良庄，南为郭氏墓）。

探访汾阳冢，尚寻公主妆。

杨公挥铲际，条畅叙支房（杨公军凯）。

2018年我得到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邀请，作为秋冬季驻访学者，在杭州之江、西湖度过了难忘的四个月，期间主要是利用高研院便利的图书资源，良好的工作环境，进行书稿的修改。同期驻访学者来自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等不同学科，与他们的讨论，使得我放心大胆地将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唐代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中来。博士论文原有副题“斯土斯民”，有不少朋友询问新题“长安未远”是怎么来的，其实正是在钱塘江边的六和塔上，听江潮怒涌，心中想的是如何呈现唐代首都圈社会流动的脉搏；身处海疆，颇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叹，索性改题“长安未远”。

第二问

你多次提到，《长安未远》是一部“区域社会史”研究，强调其“社会史”的面向。在你的论述中，也可看到对霍布斯鲍姆等“社会史观”代表人物的重视。能否结合自己的研究请你谈谈对“社会史”的理解？

徐畅：今天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史，是和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并立的一门专史，关注的核心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所以不少人把日常生活史视为典型的社会史。但对我个人影响较大的还是年鉴学派提倡的一种作为“整体史”的社会史，强调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多样性和综合性，即社会整体的历史，包括构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种因素。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就是这样一种整体史理念贯穿于区域史领域的杰作。我一开始选定唐代京畿区域史为研究对象时，颇有效仿布罗代尔式书写的“雄心壮志”，关注到区域的地理、聚落、气候、人口、家族、经济形态、社会控制、民众思想、信仰等多种话题，后因能力所限，无法面面俱到。本书虽也花费了不少精力去复原唐代京畿小农家庭的日常生活与生计，但我个人最为醉心的，还是揭示7—10世纪京畿区域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因为只有把握了这些，才能把握京畿区域最核心的社会特质，从而进一步把握唐帝国的内核构造和运作机理。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2017年

第三问

《长安未远》一共四编，从聚落地理、户口居民、基层控制、生活世界四个方面来描摹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出于哪些考虑选取了这四个截面？在你看来是否还有不足之处？

徐畅：我在本书《后记》部分打了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做唐代京畿乡村社会的研究，就如同要拍摄一部反映乡村题材的电影，乡村有很多特点，要展示它的哪一些图景？本书的四编，应该就是我导演的这个电影的四幕。至于为何设置这四个主题，而不是其他，在中古史领域，当然首先受制于材料。仅举一例，有关长安地理的传世记载有限，而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安附近唐人墓志的爆炸式刊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熟悉中古墓志格式的朋友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每方墓志都有志主卒地、葬地的记载，唐代京畿士人多数在长安城内的里坊起居，而依《丧葬令》规定，死后必葬于距都城七里之外的郊乡，这就意味着墓志的卒、葬地书写直接提供了长安及其周边的地理信息，并且这一史料的数量是巨大的（气贺泽保规2017年统计到唐代墓志12043余方，长安墓志至少有5000方），这就是我要做京畿属县乡里村考证的原因。

在设计这四编12章时，我还是受到了布罗代尔的影响。在整体史的框架下，我希望第一编呈现的是京畿区域的自然环境与地理，套用年鉴学派的话（或许不甚恰当），是一种相对静止的历史镜像；第二、三编分别对区域的居民结构、社会层级、社会控制进行研究，这是在静止的历史之上的、虽然在变化，但节奏相对缓慢的历史；第四编则关注区域内的小农家庭日常生活，普通民众的生计、信仰，相对于自然的历史、社会的历史，是一种个人规模的历史。

不足之处非常多，我就说最大的遗憾吧，在西方世界，由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成熟与壮大，国家与社会之间有着清晰的畛域，而在传统中国的专制王权影庇下，国家似“无处不在场”，来自社会的声音微弱。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曾注意到宋以后专制政府权力衰退，“地方社会”方才兴起，言外之意唐以前的中国很难有独立于皇权的“地方”。我则一直觉得，“地方社会”不可能在唐宋间从无到有的形成，计划以唐代京畿区域为例，发掘不同于官方的、民间社会自有的组织形态与公共活动。为此我曾系统收集隋唐京畿地区带有题名的造像碑、塔铭、刻经、经幢等石刻100多方，希望此为基础重塑唐代京畿地区，尤其是乡村区域内中下层民众参与公共活动，完成奉佛等集体事业，表达共同信仰与心愿的图景；但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个人宗教史知识的欠缺，没能最终完工。

第四问

在博士论文开题时，有专家担心过史料不足的问题。然而你在《长安未远》中实际上处理了大量的材料，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所涉议题方方面面。请谈谈你在这项研究中，对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心得。

徐畅：在史料采集运用上我是个典型的拿来主义，兼收并蓄，很服膺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理念，希望尽量做到“穷尽史料”。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有史料长编，除了传世史书外，诗文、小说、佛典、农书、医书，石刻、墓志、敦煌吐鲁番文书、天圣令、考古资料……凡能提供唐代京畿信息者，大概率都被网罗。借用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比喻，从史料取用角度，本书肯定是狐狸（Fox）派的作品，优点和缺点都是很明显的。

优点是可用材料源源不断，为研究提供很多不一样的视角，比如从敦煌、吐鲁番看京畿。我是做出土文献整理出身，对纸文书中有关京畿区域的信息较敏感，注意到敦煌博物馆藏《天宝十道录》有对关内道京兆府所属县乡的记载，S.2052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录有唐京兆府的四十郡姓，S.6014号《始平县图经》是唐京兆府金城（始平）县的地方图志，敦煌本《燕子赋》涉及唐廷对京畿人口控制政策的转变，等等。

S.6014唐始平县图经残卷

缺点是对各种史料本身的性质，以及由其性质所决定的使用领域，界定得不够精确，常混杂使用。前不久参加本科论文答辩，有同学用《太平广记》所引唐人小说论证唐文宗朝政局，答辩老师提醒小说的使用局限，用以研究唐人的知识、信仰、风俗，则无不可，用以发微政事，要细加辨析；其实也是我要警惕的。需要向正史的“史料批判”研究者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第五问

这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从一个具体的名叫辅恒的人展开的导言，以及第7章以白居易为例描绘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生活体验。还原个体的人生经验，和提炼社会各层面的制度、发展状况，两者给读者带来的直观阅读感受就十分不同。具体到研究者，你如何理解人生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对你提出的要求又有哪些不同？

徐畅：“人生史”（life history）这个严格的学术概念是由人类学家提出的，但人生史并不是社会科学独享的一种表述利器，中国原有史传传统，纪传体史的本纪与列传，编年体纪帝王起居行事的实录，汉魏六朝盛行的杂传，方志中的先贤、乡党、列女等人物志，纪录逝者生平的墓志、行状、神道碑等，都是某种特定意义的“人生史”。

至于我为什么想到从个体的人生经验切入，其实是基于自己的阅读和学习体验。在读高中和大学低年级时，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非常痴迷，经师友点播，读过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学术著作，也翻阅过不少围绕革命时代的文学创作，比如雨果、巴尔扎克等作家的小说；许多年过去了，因专攻汉唐史，我对法兰西革命的动因、过程、派系纷争、复辟与再造等结构性问题的记忆早已“衰退”，而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是司汤达笔下历经乡村—维里埃尔—省会贝藏松—巴黎，爬竹竿式地步入上层社会的于连。19世纪上半叶复辟时代的法国，拿破仑的英雄事迹仍在传颂，由于首都的膨大，有野心的平民青年以在乡间生活为耻，以进入巴黎上流社会为目标；于连就是他们的缩影，他的故事生动展示了首都的社会特质——巴黎是外省人实现社会地位晋升的舞台。

由司汤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与黑》法语版海报2种

2012年，当我开始勾画京畿区域的社会特质时，想到唐都长安作为7-9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城市，繁华富庶不亚于19世纪的巴黎，自然吸引举国乃至全世界的精英涌入，而京畿乡村往往是他们进入长安城的一个跳板；这里的居民与家族汲汲于通过各种手段“进身”。社会地位的升沉，正是京畿乡村社会的灵魂，而要展示这一型的“社会流动”，最好的手段莫过于个案研究。

白居易是有唐文人官员（literocracy）中有意识保存作品的一位，存世诗文数量多，又曾因仕宦转徙长安城乡，对京畿生活有切身体验。当我读到他初入长安，身在“諠諠车骑帝王州”，却感“羁病无心逐胜游”时，于连初入巴黎的迷失，“这个充满了明亮的灯火、聚集着成千上万人的巨大山谷，使我眼花缭乱。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所有的人都比我优越。我晕头转向了”，宛若穿越时空重现。于是我心血来潮地写作了《盩厔县尉白居易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一文，以白居易在长安近郊任县尉和在长安城中生活的经历，展示9世纪初京畿城乡关系与经济改革，这就是您说的第7章的来历。后来本书的责编孙晓林、曾诚老师读了这段内容，觉得印象深刻，建议在全书开篇也用一位具体人物与长安的故事引入；在他们启发下，才有了京畿民辅恒的人生史深描。

不得不感叹的是，一篇文章、一种写法在不同的读者群体中会有不太相同的评判，我曾把白居易文提交长安读书班，大概由于写法“特异”，问题意识不够明确，并未得到正面评价；而随后也尝试将此文投稿核心刊物，仍遭冷遇；要特别感谢《人文杂志》的黄晓军编辑独具慧眼，帮忙刊发。

本书的内容，除了个案式的演绎，还有很多类型学的归纳，比如对乡村居民结构的归纳，对乡村有力者阶层的列举，等等。具体采取何种方法，是由处理对象的性质决定的。从作者的角度，如果若干年后有读者还记得《长安未远》中的辅恒或者白居易，则十年的尝试就是有意义的。

第六问

你在书中提到，本书对于“长安学”研究，扮演了另类角色，而在中古史领域，亦是具有“叛逆性”的尝试，能否具体谈谈，本书的另类和叛逆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畅：我说的“另类”和“叛逆”，应当放入2010-2014年（博士阶段）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氛围中来看，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与宋以后的断代不同，在中国中古史、汉唐史的研究中，政治史和制度史一直是主流，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学术前辈，无一不是优秀的政治史研究者，他们所开创的这种学术传统，也代代薪火相传。中古史方向的每一个研究生，都修读过阎步克、陈苏镇、邓小南老师开设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核心课程，我当然也不例外。在博士论文选题阶段，身边的同学或瞩目秦汉魏晋时期的掾属，或关注官修正史的生成，或讨论唐代东都的职官体制；相比之下，“乡村社会”这样的选题是不是显得特别另类？

第二，本书是荣老师带领隋唐史方向研究生读“长安”的直接产物，但在长安读书班内部，也是特异的。因为硕士阶段读秦汉史，我加入长安读书班的时间较晚（大概2009年秋季），2011年秋冬大唐西市墓志读书班，我承担了50方墓志的初录以及全部墓志地名的校核；2012年秋冬的长安读书班，我是班长兼联络人，时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隋唐长安社会与文化研究”召开成员碰头会及工作坊，我得以接触到1990年代《两京新记》读书班的一些核心成员，对他们的研究专长有所了解（相关分工如朱玉麒：文学人物与坊里空间，孙英刚：王府与王宅，蒙曼：公主宅第，王静：长安社会史等等）。我发现大部分人的关注点都在政治中心的长安城内宫殿坊里，唯王静老师注意到长安社会的流动性、连续性可跨越城郭内外，以终南山、通化门等为例，勾连都城与郊外社会，极富启发意义。在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古代“城乡连续统一”（continuum）的特性之后，我便决定阔步走出城内，关注京畿的社会全景。

第七问

在《长安未远》中，你曾引用了侯旭东的一句话，“今天的学者有义务、有责任挖掘出那些被抑制的声音，展现过去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你在后记中也提到，为了构建叙事框架，找到论述的方法，着意学习了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区域史的理论范式。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这部分在《长安未远》中的存在感是非常强的。在社会科学不断向各个人文学科渗透的今天，要还原、展现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否已经完全无法离开社会科学、乃至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样的趋势下，作为中国传统人文之学的历史学的“主体性”应该如何体现？而在“多样性和复杂性”之外，你认为是否还有别的东西需要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去投注更多的目光？

徐畅：谈到本书中社会科学方法的使用，有个背景要跟读者朋友交待，我原本不是历史学专业，2004年秋季我从河南被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读本科，2005年国学院成立，我才申请转入。国际关系学院是人大社会科学类的王牌学院之一，大学一年级我就修读了《社会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等社会科学主干课程，读《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醉心于费老的差序格局理论。到国学院之后仍坚持将国际政治作为第二专业，完成辅修。回想起来，对社会科学的特殊亲近，应受益于这段经历。

你问到的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我想也是很多读者关心的。首先，本书为呈现中古乡村的风貌，确实借助了不少社会科学理论，比如引入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京畿乡村的社会群体及其角色；引入经济学的统计、计量分析，对京畿乡村的人口数量，受田数及亩产量，小农家庭的年收入、支出等进行估算；引入人生史，揭示京畿乡村的社会流动，等等。但有一点要说明，这些理论和方法，只是展现京畿区域社会诸层面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工具；它们和历史学，之于本书，是体与用的关系。无论利用多少眼花缭乱的理论，离开历史学本体，都无法展现“过去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比如，人生史的手段展现了辅恒由农而仕，仕而隐的丰富经历，但要解释赴乾陵义役得官、由宁州归隐、向最高统治者进奉等关键行动，必须将其置于李唐—武周易代的特定时间、京畿的特定空间，进行历史学的情境分析。再如，用经济学方法构建小农家庭模型，分析发现近畿农户一年劳作除满足衣食住行、农业再生产需要外，稍有盈余；如何评估这个结果，则需要和唐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情况进行对比，这都是历史学的题中之义。本书始终是历史学本位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之外，我之所以关注乡村社会，是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之前，绝大多数的民众其实生活在乡村。由于政治统治的强大，传统社会大众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民间组织相对萎缩。辛亥革命前后，苦寻中华民族走向而不得的知识分子曾对国民之智识产生怀疑，以其“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梁启超语），“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孙中山语），如同散乱的“沙”或“马铃薯”（马克思语），等待专制王权如麻袋般将其统合。我其实很想借助唐代民众参与社会活动的图景来回应这样的评价，在敦煌而外（可参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发掘京畿地区是否存在民间结社的传统，上面说过，惜不克其终。其实也好，一本书哪能解决所有问题，留待以后吧。

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作者独家授权，转载请联系“三联学术通讯”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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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的唐代，长安是全国的首都，东亚的政治中心，物质文明闪烁、外来文化交融；由于资料的缘故，学界对其研究远不及西陲边城敦煌、吐鲁番。近年来随着城市考古的进展，石刻墓志的刊布，唐人诗文中都市信息的再发现，长安城市社会的研究迎来了新契机，有“长安学”的诞生。

在中古中国，依据物理形态划分的城市（郭）与乡村（野）具有连续统一性（Urban-Rural Continuum）；就长安而言，城市与郊乡共同承担了帝国核心区的角色，作者将都城与周边乡村作为整体的“大长安”，从区域史的视角，展现既是唐帝国中枢所在，又具有地方立场的京畿区域（尤其是乡村区域）内，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融合及矛盾、冲突，各阶层民众生产生活、安守流动、思想信仰之全景。书中重点剖析韦、杜家族为代表的京畿士族，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官员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本书是新时期长安研究的综合与创新，是中古乡村社会研究的厚重之作；对于全面认识我国古代的城乡关系亦作出了贡献。

本书把以长安为核心的京畿乡村社会的变迁，按自然环境､人口结构､社会网络､民众生活的顺序进行系统性分析，对乡村社会的面貌进行前所未有的复原；关于长安城内的研究，近年有飞速发展，而本书第一次逼近都城圈居民的生活实态。

以乡村为焦点，阐明京畿地域社会与长安城都市生活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本书开拓了长安研究的新局面。

——妹尾达彦（日本中央大学）

唐都长安以巍峨壮丽的殿堂、雄浑宏廓的城池、星布四周的宫苑成为时人向往的胜地，亦化作后人盛世想象的源泉。这座世界舞台上活跃的帝王将相素为学界熟悉，生活在城外的普通人却为古之史家遗忘，亦长期逸出今人视野，隐入历史的灰暗背景。

作者另辟蹊径，利用传世、出土文献、考古资讯，透过乡村观察长安及唐帝国，从自然风貌、聚落形态，到基层统治、官民生活；不仅剖析百姓生计，还揭示其内心世界；呈现京城周边生活的斑斓画面。既是长安研究的拓展，更是中古乡村研究的厚重之作，对全面认识古代城乡关系，亦作出了贡献。                       

——侯旭东（清华大学） 

目  录

序 / 荣新江

导  言 

一  从京畿民辅恒的人生史说起

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

三  关于书名

四  相关研究回顾

第一编  聚落地理

第一章 京畿地区的自然地理图景

一  地形地貌

二  气候、物产与水资源

第二章  唐长安的基层聚落形态

一  城郭内外

二  唐长安城内的基层聚落形态 

三  唐长安城市坊里制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运作 

四  唐都长安“无乡里”说与“二重构造”   

五  规划与顺应：对城中乡的一种解释   

第三章  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新考   

一  前续考订 

二  新出墓志对乡里村的订补   

三  几点思考 

第四章  唐京兆府畿县辖乡、里、村新考   

一  乡里村坊制在畿县的实施   

二  畿县辖乡里村补考 

三  畿县辖乡数的变动 

第二编  户口居民   

第五章 京畿乡村的人口数量与居民结构

一  乡村人口数量蠡测 

二  乡村居民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三  京畿乡村的居民结构   

第六章  京畿士族的城市化及其乡里影响

——以京兆韦氏、杜氏为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韦、杜二姓的城市化：京畿士族“中央化”的表现 

三  “乡里有吾庐”：韦、杜家族对乡村根基的维持

第七章  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 

——以白居易为例   

一  城乡“连续统一体” 

二  白居易畿尉生活的时与空 

三  民生与赋役：畿尉的乡村体验 

四  贞元、元和中白居易的长安城乡观念   

第三编  基层控制

第八章  京畿区的行政控制层级及其特点   

一  “京畿为四方政本”

——京畿府县官的选任

二  行政控制层级 

三  越级的沟通：上诉与下达   

第九章  京畿乡村的“有力者”阶层与社会控制 

一  乡村的“在地有力者”及其社会功能 

二  乡村的“外来有力者”及其角色 

三  皇权、官僚制与控制达成   

第十章  京畿乡里的户口控制

——以唐前期为中心 

一  户口迁移之禁与开禁   

二  京畿乡里的客户与括户 

第四编  生活世界 

第十一章  家计共田园   

——京畿乡村民众的经济生活与生计 

一  一户标准小农家庭模型的构建   

二  财产与生产资料   

三  农桑生计 

四  小农户的年收入   

五  小农户的年支出   

第十二章  环长安区域的民众信仰与神鬼世界   

一  一方土地，两重世界   

二  环长安神鬼的分类、分布及其活动范围   

三  唐人头脑中环长安神祇世界的谱系与统治秩序 

四  人界与神界的交汇 

五  长安乡村之鬼怪害人   

结  语 

一  京畿在唐帝国

二  唐帝国在京畿乡村

三  从京畿区看中古城乡关系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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