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丨文明之舟：美国大学的源流与变迁
美国大学的历史，懵懂过，纯真过，迷失过，也向着自己的本来回归过，更因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而沉于幻想之中……但无论怎样，美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一文明的成长轨迹。读懂别人的人生，是为了映出自己的真相，中国的大学建设，路还很长。
作者简介
渠敬东，1970 年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教育》《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自由与教育》（合著）。主编《涂尔干文集》（共6卷）《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并译有《社会分工论》《启蒙辩证法》《图腾制度》等。
文明之舟：美国大学的源流与变迁
* 本文为《生产智慧》中文版前言，原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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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一种比方，说一个民族的文明抟成与进步，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要有好的营养和环境，也能在命运周折中坚持不懈，创造发明。这样的人，才能兼容并蓄，精神自成，成就出一个独特的世界来。不过，比方归比方，真能将一种面向世界的文明与一个人的身心结合起来，真能在一个人那里见到千年文明的传承发扬，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历史就是这样诡异，任何一种文明，之所以被称为活着的文明，就是因为她们都想方设法要去做这件异想天开的事情。且不说欧洲中国这样绵延数千年之久的文明如此，仅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自打建国之始，便以之为大业，从而成就了当今的洋洋局面。
《生产智慧》讲的就是这样的文明故事，而所有的故事又都发生在大学之中。就像本书题记所引用的约翰·梅斯菲尔德的话：“凡尘俗世间，鲜有比大学更为华美的东西。”或者如马修·阿诺德所说：“沉于省察生命，整体的生命”，才是大学里真正发生的事。
马修·阿诺德 (1822 - 1888)，英国诗人、教育家，评论家
约翰·梅斯菲尔德 (1878 - 1967)，英国诗人、剧作家
美国现代大学的兴起，就是美国文明得以塑造的轨迹，也是美国人寻找自身精神的历程。本书遍览历史档案，重拾以往那些点点滴滴的断片，将一幕幕图景蒙太奇般地交织在一起：各种人、各种事、自然的样貌、历史的处境、制度的推进、观念的碰撞皆具体而微，穿梭其间，着实会带给读者一种万花筒般的感觉。不过，依照作者的说法，之所以要去“追溯美国那些研究型精英大学独特而明显的崛起过程”，“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主流模式，心怀抱负的国家和竞争对手基本上都想效仿”。
作者说得没错，晚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有多少国家比学赶帮，争相模仿着“全世界的标杆和领跑者”，每个动作、每个姿势、每个步点都似乎要做到亦步亦趋，有的甚至于乱了自己的方寸。而反观美国大学自身的成长历程，则是“在一系列彼此相近却从不完全相同的机构那漫长的流变过程中，由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所造就的产物，姿态纷繁而又受限于具体的情形”。这好比人的成长，彼此天性不同，条件殊异，不能死板地诉诸同一种既定的模式。
他山之石，若可攻玉，绝不在一招一式，而在于如何从“整体的生命”那里获得真正的启迪。我们只有在完整的人生中，才能获取启发，调动能力，真正活出自己的人生。假如时光倒推两百年左右，那时候从欧洲的眼光来看，美国还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可如果我们不去观察这一文明起步的童年，如何才能知晓长大成人的艰辛。单靠简单的模仿，人是没法成熟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更是如此。美国人起先也曾像孩子一样，对欧洲的文明羡慕不已，努力效仿德国大学的样子，但最终，还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大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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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他身上总有祖先的基因、父母的印迹、周围世界的影响，甚至是久远观念的注入。大学也一样，它离不开最久远的传统的种子，也离不开培育自己生长的土壤，离不开当下诸多政治经济条件的作用，就像是每天的阳光和雨水。这意味着，即便要考察美国现代大学的兴起发展，也须得溯往千年以前大学的源头。
“与教堂和议会一样，大学是西欧和中世纪的独创。”作者的此番说法，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论断，即宗教、政治与学术是现代世界之原初构造的三个支点。这让我想起了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给出的相似定位：“‘教会’‘帝国’和‘学术’（sacerdotium，imperium，studium），这是基督教世界的三根支柱。教会的基地在罗马，世俗权力（帝国）在皇帝手上，而学术则以巴黎为中心。”（涂尔干，118—119）这说明，大学之形成，必须要从这三重关系来理解，必须具备三个最重要的条件：一是信仰，或者说是价值之终极诉求；二是统一的世俗政治的保障；三是求真意志及知识的探究。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或者说，从中世纪中期起，在西方世界的构造中，大学便开始逐渐具有与政教体制同等重要的地位了。
欧洲的大学虽诞生于 12 世纪，但在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便已初现端倪，就是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世界里，查理大帝建立了统一的欧洲世界，并将古典文化的复兴作为勾连帝国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桥梁。12—13 世纪的情形也相似，大学作为学问所（studia），这种类似于法团（universitas）[1] 的组织，之所以能够行使高度的法律自治权，既要在教皇那里获得承认，也需要获得国王的认可。不过，大学的自主性，更在于一种追求真理的独特路径。虽然那个时候，还谈不上今天所谓的“研究”，“真理”依然源自《圣经》的教义，但要能够正确并精确地加以理解和解释，缺少不了重新发现古典时代的技艺，史上常说的“三科四艺”，特别是三科中的文法、修辞和逻辑（辩证法），便是“由理性来检验信仰”的思维器具。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课堂场景
因有信仰的指引，学术自然不可以随处探究，但信仰的世界足够博大精深，足以耗费学者们的毕生精力了。面向信仰的知识，当然也不同于今天我们熟知的面向自然的知识，而皆以《圣经》文本和古典文献为基础，在语词、逻辑和义理的世界里钻探。因此，学问也常以“诵读”（快读 [raptim] 和慢读 [tractim]）、“演讲”（lectio）和“辩论”（disputatio）的形式展开。这种情形，仿佛就像今天仍然在中国甘南拉卜楞寺见到的“辩经”那样，场面热烈，充满智慧的较量，以坚实的义理服囿于自己的信仰。
那时的大学遍处是“经院哲学”的风格，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很风靡，成为“学问之王”。不过，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像《范畴篇》《辨谬篇》《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这样的文献，重于思维逻辑的训练，因此，《工具论》便成了教育中的最高典范。[2] 从建制上说，大学也颇类似于行会组织，教师或师傅们（magistri）被安置在各个学院里，除了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这些做职业训练的院系外，文理学院则成了规模最大、地位最高、职责最强的机构了。那些从欧洲各地来的学生，则自行结合成为“同乡会”，后来发展成为寄宿制学院（collegio），通常住在封闭的方院里，就像我们今天依然在牛津诸学院看到的那种样子，多少带有些修道院的味道。
今天，无论世界上哪个地方的哪所大学，都离不开其始源意义上的基因。万变不离其宗，回顾大学的最初样态，是要强调几个方面：一、学术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一项专门的职业，并处于与宗教和政治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二、此三大领域相互之间有着重要且微妙的关系，学术无法脱离信仰或价值的向度，不可能因独立而绝对中立，因理性而丧失精神；同样，学术与政治的关联也不可忽视，且不说所有大学都需要资源上的支持，就其本身而言，也必有公于天下、经世致用的目的。三、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大学都担负着激活传统、延续文明的历史使命，而且，这一使命是借助师生之间的知识通道加以传递的：研究即是教育，教书即是育人，活着的文明必然寓于活着的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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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原初的大学到现代大学的成型，其间的历史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作者以牛津、剑桥为例，进一步追溯了大学与教会和王国之间若即若离的关联。这两所大学的现代崛起，归因于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伊丽莎白和解”（Elizabethan Settlement）。作者指出：到了 17 世纪初期，“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新教改革、国家形成、民族主义和社会经济变革的挑战，英国的反应却促进了其文化和学术机构，向着欧洲探险家所谓的新世界最充分、最直接的移植”。
究其原因，早前在亨利八世时期，大学开始面临一种新的局面，需要改变游戏规则：一是活字印刷的书籍取代了手稿文本，二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传播到了英国，三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逐渐兴起，四是大学更加世俗化了，人才培育的目标从神职人员转向了国家栋梁。此时，牛津和剑桥对王权的依附依然是很强的，不过，学者们对于英国重新厘定政教关系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1530 年，亨利王朝要求学者们判定：“神授法和自然法是否禁止迎娶自家兄弟未曾生育的遗孀？”后经学者搜肠刮肚，寻找大量历史证据，终于裁定：此种做法不仅过去不合法度，也永久不合法度。[3] 此事的意义非同寻常，六年后，英国政府正式否认了罗马教皇在所有事务上的权威，于是，英国在亨利治下弃离天主教会，后由爱德华六世使英国国家完全转向了新教，不仅废除了独身禁欲和弥撒仪式，礼拜日服侍也改用了英语，拉丁语退出了知识主宰的地位。后来的三十年间，这样的转变反复拉锯，但牛津—剑桥的学者们却始终站在改宗的前列，直到伊丽莎白继位的第二年（1559），议会恢复了国王对国家的宗教和精神事务的管辖权，才尘埃落定。这是决定英国未来的文明命运的大事件，王权与学者们共同发动了政教关系的变革，这个国家从政治、文化和精神上才开始走出了一条独立的现代道路。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 —1603年在位）
接下来，王权与大学的关系如何调理，便成了主旋律。在伊丽莎白一世（以及后来的詹姆斯一世）看来，大学是“我们的教会和国家的摇篮和源泉”，树立了宗教统一、意识形态控制、道德诚信和社会秩序的典范。君主们亲自督导大学的关键事务，巡视教学活动、听取学者进谏、选拔任命要职，给予了极其充分的重视。教员和学生们也是活跃异常，不仅为国王授予命运学位，还踊跃表达自己的见解，甚至连“君主制是不是国家的最佳状况”这样的尖锐敏感话题，也纳入公开的激辩当中。
不过好景也不长久，国王和廷臣们对大学的干涉越来越多，而学者们则竭力想守持住自己的章程，保护内部事务的自决权，一时间，大学秩序再度陷入混乱。直到16世纪70年代，在伊丽莎白一世的亲自督促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校长和改革者们最终制定了新章程，强化了校长权力和学院的地位，以及入学、授课、学位等方面的礼仪和纪律，并成立“校务评议会”（convocation）等机构，使得大学最终有了完整、细致和系统的建制，进入发展的鼎盛阶段。
今天大学里通行的导师制度，就是那个时代英国人发明的。导师本来归于学院的体系，常以语言及文理方面的业务来对大学讲师的课程作以补充。虽说导师制一开始是一种学生管理、学术附属的制度，但在方院内学生与导师常形影相随、切学磋艺，不免会带来治学和做人的持久影响。由此，牛津和剑桥便越来越将本科生教育作为重心，文理学士成了关注的焦点。16 世纪，牛津和剑桥所构建的课程体系已经就带有了“折中文化”的特点：“融合了旧与新、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但在抱负方面仍然是百科全书式的。......在笛卡尔、牛顿及他们的那些作为新科学化身的同伴之前，无人能与亚里士多德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相抗衡。”但到了 17 世纪，牛津校长开始设立了一些专门研究的教席，如阿拉伯语、几何学与天文学、历史学、透视学等。这其中，“伊丽莎白和解”则起了关键的历史作用，正是这一时刻，“为大学带来了急需的发展和稳定，并消除了政治和宗教的大多数不确定性”。此后，大学在教职、学位、专业、课程、学院、图书馆甚至是出版社等方面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的时期，成了现代大学的典范。
难怪作者这样评述道：
无论牛津和剑桥如何回应了时代的变迁和挑战，它们总能在一种中世纪的神话中找到安慰，这种神话把它们牢牢地置于一个伟大的传统中。两所大学为自己塑造的血统，比严格遵循历史事实的血统更有抱负，这种血统将它们置于从雅典到罗马、从罗马到拜占庭，继而到达巴黎以及伊希斯的草坡和剑桥等主要的知识中心这条直线上。在基督教社会的三元结构中，它帮助这两所大学和其他新兴的12、13世纪的欧洲大学在老式的教会和国家之外，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个位置，作为学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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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英国的事，是为了讲美国的事。美国最先的移民，是新英格兰人。1636 年，马萨诸塞法院通过法案，决定在北美创建的第一所学院，不仅落户在“剑桥”的地方，而且执掌学院的院长，也多是剑桥培养的人才。更为重要的是，有历史学家认为，哈佛学院是严格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为范例建立的：“哈佛是英国清教主义的温床，即剑桥伊曼纽尔学院的继子。”
尽管作者依据大量历史材料，对这样的说法有所订正，但上述判断大体上也是站得住脚的。据记载，“1646 年前，接受过剑桥教育的 100 名新英格兰移民中，来自伊曼纽尔学院的人数达 35 人之多”，超出了牛津全校派出的人数总和。连出资创立哈佛学院的约翰 · 哈佛牧师本人，也是伊曼纽尔学院的文科硕士。不过，作者的另一番考证倒是很重要，对于理解美国文明的基础很有意义，即伊曼纽尔学院的底色，并不是典型清教徒的神学院，而是“一批致力于改革的牧师和世俗领袖精英”，属于加尔文宗的温和派，在“完全服从”和“完全不服从”英国国教教规和仪式的两极行为之间“游走”。在教会—国家—大学的三维结构中，深入理解美国教育形成之初的宗教背景是特别重要的，它注定为美国大学未来 300 余年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起到关键的作用。
1767 年，保罗·列维尔笔下的哈佛学院
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
最早的哈佛学院像一所微型大学（mini-university），为殖民地培养各类职业精英：律师、医生、公务员、教师，以及“在流动社会等级中获取和巩固地位的种植园主、绅士和商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清教牧师。不过，这里需要注意，虽然学院教育以职业为目标，但在培养计划上则凸显了一种未来的倾向，即不是依照现有的职业要求，而是着意于经典学习的统合作用。这样的经典课程系统，不仅将欧洲的liberal arts传统严格继承了下来，而且也体现出一些不同于老剑桥的特色：除了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来研习修辞、逻辑和哲学等领域的学问外，还指定了所有三种《圣经》语言的作品（希伯来语、迦勒底语 [阿拉姆语] 和古叙利亚语），目的是更为精细地贯彻美国这所“先知学校”的职能，强化清教徒们有关“神圣知识”的素养。
理解美国大学的起源，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其独有的宗教背景，这种带有强烈革新派清教徒色彩的精神取向，决定了美国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新大陆去落实他们的理想，本就是一幅充满诱惑且激情振奋的事业。对新教徒来说，无论是价值体系、生活哲学，还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视角，以及对教义的天职意义上的理解，都贯穿于他们最初的践行之中。即便是在哈佛学院早期的课程体系中，我们都会看到那种疏离主流教会传统、促进世俗化进程的独特宗教观，勤劳与节俭、虔诚与审慎的生活态度，亦通过教育渗透在现代的职业活动之中。同样，美国大学的传统，虽表面上看似以私立的形式存在，但若进一步考察，便会发现从一开始它们与国家的联系就是极其紧密的。自 1650 年起，殖民地议会便发布了一系列特许状，对中世纪以来大学的特权传统给予保护，在免税、兵役、设施、薪金等方面都赋予大学的最惠待遇。
在接下来的百年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地的移民纷纷涌入，在北部各殖民地，新的学院，特别是像耶鲁学院、新泽西学院（后为普林斯顿大学）、罗德岛学院（后为布朗大学）、王后学院（后为罗格斯大学）这样的机构也按照私人—公共联合式的模式建立起来，以适应新来的人口、城市化以及各类的社会需求。18 世纪中叶的教派大觉醒，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种族、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多元特征，各个学院也应时代所需，“要想吸引所有类别的新教徒并生存下去，就要超越自己的宗派渊源和倾向”。于是乎，新建学院从资金、教员和学生的来源上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甚至很多农民、商人和工匠的子弟也有了求学深造的机会。
相比于欧洲，美国新教徒始终致力于的“本土化”工作，在各学院中持续推展。18 世纪，各学院相继终止了拉丁语在教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以及中世纪思维的那种三段论逻辑，转而用日常化的英语来关注法律和公共生活中的各类问题，记诵和论辩的教学形式让位给了主题演说，更贴近于联邦制、奴隶制、税收制以及国家政策等经世的学问和话题。与此同时，启蒙运动带来的新科学也全面落实到课程体系之中，数学被确立起更高的地位，随之天文学、物理学、光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相应的实验课程，将学生们引入对自然之神的认知之中。这些改变，为北美建国做了具有根本意义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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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是美国政治文化得以孕育和构型的关键历史阶段。在国父们所创立的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政治、宗教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连带关系。
托克维尔曾指出：“在美国，联邦所统治的不是各州，而只是各州的公民。......以前的联邦政府直接治理的是加盟政府，而美国的联邦政府则直接治理公民个人。它的力量不是借用来的，而是自己创造的。”[4] 美国北部形成的尚金、勤劳以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消除了旧世界所存留的那种贵族气质，立法机构废止了长子遗产继承权和其他遗产继承的限制，便使土地的所有权分配更为广泛，社会身份的流动性得到了强化。同样，托克维尔也说过：“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制度下都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并未加强时，社会怎么能免于崩溃呢？如果一个自己做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能做出什么呢？”[5]
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也曾提到过托克维尔的上述发现。他说：“不管怎样，正像波蒙、托克维尔和英国人汉密尔顿异口同声认定的那样，北美主要还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问题在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是怎样对待宗教的？既然我们看到，就在政治解放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6]
的确，在一片充满机遇和自由流动的土地，将人们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欲望巧妙地结合起来，突出地表现在美国式的教育形态上。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仍然是专门学校（academy），到了鼎盛时期，约有 6100 所学校，263000 名学生。这种类型的学校，将传统的语法科目与各类实业培训结合起来，古典学问上并不高深，实用知识上则常以“客户”为导向。但从根本上讲，则是韦伯所认为的那样，美国的学院教育以培养公民为目标，“服务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基础的世界观的培养”。[7]
与此相应，更根本的事情，是类似于马克斯 · 韦伯所关注的现象[8]，即美国教派林立，其作用渗透在教育、社会和实业各领域之中。早先的教派来自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如公理会、长老会、德国和荷兰改革宗以及新教圣公会，他们依然还很在意神职人员应在神学院接受正规教育，但 19 世纪 30 年代起涌入西部和南方的新福音派教士，尤其是浸礼会和卫理公会，则更强调精神体验的内涵；而那些来自爱尔兰、德国和南欧的移民群体的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却更关心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方面，期待自己的信徒在纯正的天主教环境中受训。韦伯在美国教派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新教教派对社会伦理化的重要作用，作为道德人格的遴选组织，教派也同样促进了商业和实业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无论从道义上还是经济上，美国极其发达的宗教社会化进程都发挥了巨大优势，各学院最为关键的支持都来自宗教教派和会众。“一个社区一旦建起了教堂，就通常会办一所专门学校或一座有预科系的小型学院，供那些没有掌握足够拉丁语或英语语法的人注册入学。”“耶鲁团”也曾强调：“福音派的宗教和教育必须齐头并进”，“教会和学校跟上移民潮的步伐......否则即将到来的数百万人，将落入贪婪无度的罗马那迷信或无神的异端恐怖之手”。
于是乎，在这个被称为“学院之邦”的时代里，无数捐款纷纷而来，教学楼、礼拜堂、图书馆和宿舍楼，都依照华丽、复古和复合功能的标准建设起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美国著名大学的样貌，大多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比如耶鲁大学，就提供了两种建筑范例：转砌的康涅狄格堂有三层，两个入口；“老砖排”（Old Brick Row），则是一组壮观的宿舍、小教堂和讲学所，沿着学院街排成一行，面向体量庞大的“纽黑文绿地”（New Haven Green）......
耶鲁大学康涅狄格堂
这个时代，也是一个酝酿着改革的时代。起先，各个学院还以类似于严格教规的办法来管理学生，学校成了父母般的“全控”机构，课程体系也同样按照老规矩来操作，教师念啊念，学生背啊背，没有什么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上的课单调乏味。当然，学校管得越严，学生也就越皮，常常胡作非为，酗酒赌博，寻衅滋事，让人不免想起早年北大的学生在京城里做的糗事。
但到了 19 世纪中叶，这种情形在新的几项改革中发生了根本转变。第一项改革是学术生涯的专业化，那些历史久、规模大的学院开始系统改革人事和教学系统，导师被专业化的教授取代，教授的课程也不再依照规定的教材，而采用完整的科目；学院形成了完整清晰的职业阶梯，教师不再是教士，而成为终身的专门职业，职级明确，工资提高，成果依照明确的学术标准评鉴，职业流动性也随之上升。第二项改革，是将广义的科目细化为专业学科，如自然科学分成物理学和天文学，自然史分成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和矿物学，如此等等。每个科目，都有自己的学术组织、研究工具、学术期刊和标准教材。新人文主义的思潮也最终占领了这片新大陆，语文学、古物学、历史学等学科终于登上了学术舞台的中心，努力实现“从文字转向世界”的现代学术变迁。
从此刻起，美国的学院（大学）走入了鲜活的世界，学者们尤其受到德国历史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开始形成由今及古、由古通今的知识上强烈的生命感：“不仅要阅读令人钦佩的希腊人，还要在思想和精神上成为希腊人”；“不再把希腊人的幽灵召唤到我们面前，而是把我们自己搬回希腊人生活的时代”。而这一切，并不是靠着教条地守持传统法则，而是通过从学科思维的专业角度出发，来努力落实德国人的那种“自我教化”之理想的。由此，美国人开始迈出了探索自己的大学理念的关键一步，就像 1851 年密歇根大学校长亨利 · 塔潘说的那样：
做好准备充分研究各个知识分支，进行全面的科学探索；学术研究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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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埋下了这颗理想的种子，朝圣之旅便开启了。
虽然美国的各大学院始终在寻求突破，但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没有一所可与欧洲媲美的像样的大学。但改革者的心愿和努力，却转化成为一种淳朴的热情，特别是那些拥有远大抱负的学者，向着内心的学术圣地而期盼。19 世纪 70 年代，哈佛的希腊语教授查尔斯 · 史密斯，一位莱比锡大学的博士，曾说：“若想成为学者，德国非去不可。”这句话，可以说是一批的美国学生前赴后继地奔向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留学大潮的形象写照。这情形，颇类似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留美大军吧。那时候，美国的学院没有研究生院的设置，若要走上学术生涯，留学便是唯一的出路。据作者统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学院的毕业生赴德留学的人数已有 9000 人的规模。
美国人对德国大学有这样的执念（fetich），就像是德国人有什么学术研究的独门秘籍似的，美国人常常被那些教授的鼎鼎大名所震慑。不过，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德国人确实走在了前面，这个相比于西欧后知后觉的民族，在洪堡和费希特等学者的鼓舞下，将普遍意义上的科学（Wissenschaft）与充满历史价值的民族精神（Volkgeist）结合起来，将理性与激情融汇于一处，使学术成为现代事业中“最高的召唤”。德国式的“狂飙突进”，与美国人探索一种全新文明的追求是契合的，他们有着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去实现在世俗化的自由世界之上的那种精神的自由。
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三件东西让美国人着迷：即讲座、研究班和实验室。德国大学为高级研究工作提供了最好的制度和条件，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享有充分的自由（Freiheit），学生可以自行决定学什么、在哪里学、跟谁学，课程多以选修课为主，若找不到称心如意的教授或课程，可自由转到全德 20 多所大学中的任何一所。而教授们在研究和教学上也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他们可以不受外界干预，教授自己认为最具学术、最有心得、最为前沿的内容，并有着稳定的职业流动预期和津贴的保障。相比而言，当时的美国学院里的课程，还多为一般知识的重复教育，课程固定不变，学生只有记忆和复述的义务。因此，在德国大学里，基于精神研究和高端训练的学术讲座，不仅带来了乐趣，也展现了探求真理的极致精神。其中蕴含的艰辛和快乐、慎思与灵感、沉着与痛快，都充满着无穷的魅力，承载着自由的真谛。
研究班，也就是我们熟知的seminar，显然是一项以发现新知识、培训研究者为宗旨来设计的制度。在美国的留学生看来，这里“能最深入地学到德国治学方法的长处，领略伟大的德国教师的精神”。原创性学术，是以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视野来带动的，而且，参与讨论的学术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度，可以大胆提出假想的方案，自由地批评与争论，在人数不多的密集空间内，形成一种小的学术共同体，最后交由教授来品评。美国人从 1870 年开始效仿这样的制度，研究班最早出现在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仅仅十几年的时间，便在各个大学流行起来。
同样，实验室作为科学探究的必备条件，在德国大学中普及得较早。1825 年，尤斯图斯 · 李比希就创建了德国第一家化学研究实验室。后来，也正是他的美国学生埃本 · 霍斯福德，1848 年在哈佛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教学实验室。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的艾拉 · 雷姆森教授，这位曾经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化学家，也毕生致力于建设实验室的工作。而且，在美国主导各实验室工作的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有着留德的经历。
美国科学家埃本 · 霍斯福德 (1818-1893)
美国化学家艾拉 · 雷姆森 (1846-1927)
那时候，在一部分学术领导者的眼里，只有德国的大学才是“纯粹的大学”。塔潘就曾说，大学就是能够将人类知识的所有分支及其最杰出的学者聚合在一起的地方，而图书馆、实验室以及各类促进知识增长的制度，即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最佳保证。因此，大学的使命，就是采取一切手段，推动知识的进步，探讨高深学问，通过专业课程、博士学位以及职称晋升等来确保这一目的得到有效达成。此外，学术期刊、协会、出版社等建制，亦为提升研究和教学专业化的重要要件。对此，美国主要学院的改革者们也都是亦步亦趋，希望迎头赶上，颇类似于这十几年来中国大学致力于“美国化”改造的盛况。
不过，正如作者所说，尽管那些具有德国留学经验的美国教授更羡慕他们导师的教学自由，即以任何方式讲授自己偏爱的知识的无限自由，但是，在德国，“这种自由是由国家的教育部长、教员的公务员身份以及大学自治和教员流动的既定传统加以保障的”。的确，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不唯是知识领域的事情。在普鲁士民族发动的现代进步中，学术专业化与国家官僚化以及历史遗留的封建精神是密切相关的。韦伯就举过例子说：“无可否认的是，单独设立商学院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新一代生意人中，存在一种愿望，即佩戴同窗会的徽章、留下决斗的伤疤，更重要的是有人提出决斗时爽快地答应决斗。由此就能取得‘预备役军官的资格’......取得资格的目的是出于追求封建性的威望”。[9] 这种贵族化的欲求，是德国自身文明带有的独特气质，与德意志国家之绝对精神的结构不可分割，也同样得到了君主制国家的整体体制的庇护。
因此，对美国而言，首先，“无论学院改革者和大学创建者在意图上如何接近于条顿人，他们都不得不裁剪其学术模式以适应美国国情”。比如，美国人对德国博士学位的改进，就是设立德国大学所没有的研究生院。其次，美国人把获取学位作为学院或大学教学的唯一条件，而德国人若要步入大学里的教学生涯，则必须撰写第二篇博士论文，才能成为编外讲师。再次，在美国，研究生院与职业学院截然不同且互不相关，而且，美国大学拥有很多与学科相对应的系，而德国大学只保留 4—5 个较大的院（faculties），其主管享有很大的独立裁决权。最后，在学术培养中，美国研究生院设立了多种有关测试、论文、成绩和语言的标准化要求，而德国大学则相对自由得多。
与那些德国的铁粉相比，美国倒是有些学者并不赞同全面复制德国大学的制度。其原因，还不是仅仅限于水土方面的考虑。早在 1928 年，耶鲁校长就反对将德国大学的每个特征都复制到美国学院之中。也有人认为，“我们宁愿利用在本土找到的现成资源，再从德国人那里嫁接上一根幼枝”。但更重要的判断则是：“大学和学院一样，都应该是美国式的，满足美国文明的需要，并打下美国的民族性格的印记。”这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当初亨利 · 詹姆斯满怀希望，笃信去欧洲才能完成美国人的文化朝圣之旅，却在晚年的作品中，又重新回归到美国人的“纯真”中。
事实上，条顿人所信奉的科学，并非只是表面上的那些学科体系、选课制度和专业水准，而是浸润了其独特的民族认同、历史精神以及价值传统，其内涵要比早期美国效仿者的理解丰富深刻得多。若美国人仅在制度层面上加以教条化的移植，必然会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使单纯的形式脱离了美国人的心智，拔苗助长，适得其反。而且从现实来看，当大学单纯以学术作为职业，以研究替代教育，本科生的学院培养就会被严重弱化，民主社会的基本民情也无法得到涵育，清教徒所奠定的美国文明之根基便随之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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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内战前的美国是一个魁梧的青年，寻求着自制、目标和可行的未来，内战后的美国则学会了驾驭自身的力量并安然进入了抱负远大的成熟期。
作者的此番话，也恰恰说明，在马克 · 吐温称之为“镀金时代”的新时期里，美国的大学也同样探寻着自身在美国文明中的位置，如何用更为成熟的方式去引领美国的未来。的确，基础性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关系，即在改革中超越自身传统的这种努力，呈现出正与反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改革是持续推进美国人创建学术化、专业化的新型大学的动力；另一方面，将学术创新的动力重新注入并激活基础教育的传统，将“人”的培育与“才”的培训结合起来，才是美国大学从自身文明传统中尝试走出的一条独特道路。
回顾历史，我们都知道，19、20 世纪之交的前后三四十年里，美国社会经由内战后的新秩序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突进，不仅迎来了新的移民浪潮，人口大量增长，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而且，工业革命引领技术、交通、企业组织发生巨大变迁，中产阶级群体扩充得很快，有闲阶级也像凡勃伦说的那样，成为美国极其独特的新社会形态。当然，美国的高等教育在这个时期实现了重大飞跃，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数量大幅增加，学校规模增大，学生入学规模在 1880 年至 1940 年增长了 13 倍，获得学位的数量是此前的近 15 倍。其中，州立大学急速发展，私立大学则向着更高的水平演化。
不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与近年来中国大学在经济发展期普遍追求的“美国化”的冲动不同，美国在一百年前的发展高峰里，反而延缓了大学“德国化”的潮流，并未急不可耐地将所有学院改造、扩充和提升为研究型大学，反而在那些顶尖大学的内部，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大学教育之基础和目标的重大争论。这场以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学界领袖为代表的反思，旨在强调，研究型大学的专业研究和职业训练之优势，虽然对于推进科学发现、知识积累和国家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些领域的发展并不能涵括美国文明的全部内容。一个人的道德人格、社会角色和公民责任，以及对于文明之精神内核的传承和延续，是美国大学必须担负的内容。因此，大学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断绝的博雅教育传统，以及美国学院融合美国自身情境所确立的文明认同，都应该与学术进步融合起来，以“全人”的培育来统领本科教育的基础，以“专才”的培训来指导研究生教育的方向。
早期学院的留存，以及在大学之内学院的“复苏”和“重生”，同样与美国特有的政治结构和宗教文化密切相关。正如作者所说：“逐渐成型的高等教育体系适合自由放任的经济和民主政体，它不是联邦甚至各州立法的产物，而是经由自愿协议、模仿、内部竞争和泛化的行为准则产生的。其力量寓于‘院校的多样性和彼此竞争以服务公众的方式’，及其特定的拥护者。”这就是美国大学所独有的“连贯的异质性”。基础性学院、研究型大学以及顶尖大学内部的学院系统，相互竞争并补充，如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那样，呈现一种多形态并存的局面。
也因此，美国的大学体系既有一致性的目标，也是等级性的。1890 年后的二十年里，美国大学运动的“绽放”，“其标志是两个平行的趋势，即通过赋予高等教育体系足够的统一性来平衡其明显的多样性”。这其中，位于最高等级的大学，即是 1990 年以来由美国大学协会所确立的所谓“标准美国大学”（Standard American University, SAU）的协定。或者说，这种标准，既是一种衡量大学教育目的的普遍标准，也是确立大学地位的最高标准。由此，美国大学建设基本有了共识：基础性的文理学院应在本科前两年提供“完成或补充高中学习的通识教育和文科教育”，并在后两年提供“专门的、高等的或大学的指导”，培养学生的科学发现精神。高中教师应有四年制的文科学士学位或文科硕士学位，学院教员应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力。也就是说，“传授知识”和“塑造品格”，依然是美国学院和大学本科学院的传统职责，但学院教师则必须通过“研究和发表”来锻造自己的学术水准和教学技巧，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热情。
事实上，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的美国大学改革和提升，花了约二十年的时间，确立了基于自身文明并面向科学世界的成型模式，高等教育的目标也最终得以明确：1）精神纪律、虔诚和品格塑造，文明传统中的价值取向再次得到了确认；2）现实生活中的“务实”准备，为“实用”所做的职业训练 3）以德国模式为典范的学术研究之专业化；4）借助人文学科，塑造“全面发展的人”而培养“自由文化”。正像加州大学校长本杰明 · 惠勒所说的那样：“现代大学......把所有学院、所有课程、所有生活目标以及实现它们的所有慷慨方式合而为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研究与教学相结合，让所有学术上的新进展，融入文明文本的经典解读之中，让所有科学专业的新发现，受到青年生活之现实感受的检验，这是美国建国以来的政治准则及其特有的宗教文明的独特取向。公民政治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化和自由化，最终通过学院教育，而转化为一种新的人格的精神塑造：既具有完备的知识基础，并葆有实用化的真理观和文明化的世界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大学也同样是美国社会之伦理化的必要保障，甚至可以说，它们担负起了原初政治和宗教的职能。美国的大学，是广大的社会捐助者、政治支持者、教师、学生、校友等共同聚合的产物。美国社会中的各类教派、协会、委员会、基金会和校友会等组织都是为大学提供各类资源的平台和通道。比如，小约翰 · 洛克菲勒、弗雷德里克 · 盖茨牧师和托马斯 · W.古德斯皮德，就曾说服老洛克菲勒创建了美国第一所伟大的浸礼会大学，即芝加哥大学，并在大学成立最初的25年里长期担任理事。各个大学的校友会亦是学校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他们常为大学年度基金和周年庆典筹集款项，也将大学认同作为平生最引以为豪的事业。
芝加哥大学校园鸟瞰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与欧洲的大学相比，唯有美国的大学有真正意义上的校园（campus）。美国大学校园的布局，既有广场的公共空间，也有专属的教堂；既有相当规模的绿地，也保留了传统上的学院方院，共享部门，如图书馆、体育场馆、博物馆都处于最核心的区域，而办公场所、实验室、教学楼、师生宿舍也都依照特定的次序规划布置，俨然是借由知识的体系和人生的成长来呈现世界之构造。校园的公共性，知识和生活的共享空间，哪怕是各类大型的体育比赛，都是年轻人生命交融的写照。
作者指出，大学校园，既是高级学问所在之处，又是一种特别却同源的“地域精神”，为学生、校友、邻居和全国各地心怀仰慕的公众赋予生气。“没有什么符咒比‘校园’这个词能让人更强烈地回忆起大学的时光。”的确，校园生活，是一个人一生都值得无限回忆的亮色，他（她）的青春、友谊和爱情，连同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成长，都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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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大学当代变革和发展的影响，“二战”和“冷战”是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
“二战”前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二战”期间的紧迫状态，一方面对于大学的经营产生了短缺效应，进而间接强化了各大学之间的竞争性；另一方面则将各大学融入一项全国性的“研究生态系统”之中，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部门所获得的联邦支持和应用项目的民间支持，依赖于基础研究的技术发展所获得的工业支持和军事支持。战争期间，因美国几无本土战场，大学没有遭受物质性损坏，但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也倾注了几乎全部的力量贡献给国家的事业，特别是大量的学生流向军队，基础研究的重心亦向战争的需求转移。
与之相应，1944 年，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国会通过了一项重要法案，即《退伍军人重新安置法案》。此后，退伍老兵开始大量涌入学院和大学，十年间，总数达到 223 万余人。芝加哥的罗伯特 · 哈钦斯曾说，大学校园成了“教育流浪汉的丛林”，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退伍军人们在教育中的表现并不算差，甚至给校园带来了新的气息，但却客观上代表了一种国家化的趋势。从“二战”后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领导者之地位的确立，到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战略竞争，都使得大学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撑点之一。
“二战”期间，美国便将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海外流亡而来的大师们部署在大学和国家的研究所和实验室内，并将“心灵与思想”的软实力同样作为战略发展的重点。1940 年，美国创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 NDRC）和医学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Medical Research, CMR），一年后，再成立战略研究和开发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将两个机构统合起来。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 · 布什宣布，“通过与大学、研究机构和工业实验室签订简短的合同来防止行政上僵化和危险的拖延，从而创作一个资源充足、问责程度最低、创造能力最强的软性金字塔”他的副手全部来自军方之外的大学，如哈佛校长詹姆斯 · 科特南、麻省理工校长卡尔 · 康普顿、加州理工研究生院院长理查德 · 托尔曼，以及贝尔电话实验室主任兼美国科学院院长弗兰克 · 朱厄特等。这一年度，国防委员会便与 32 所大学和 19 家工业企业签订了 132 份合同，总价值超过 3 亿美元（相当于 2015 年的 39 亿美元）。当然，在这些项目中，最有名的要数“曼哈顿计划”，以及为各类军事战略服务的专项实验室了。
这样的项目计划不仅主要涉及理、工、医领域，对于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也表现出明显的特征。战争期间，由国家重大项目实施的军队调查，便是社会学名著《美国士兵》的统计来源。特别是冷战期间，美国从国际政治战略出发而形成的区域研究体系，以及各类跨学科研究机构，更是凸显了重大项目在大学中的影响。据作者引证的材料，“二战”期间与政府签订大量合同的那些大学，依然依赖于联邦的规模化资助协议，加州理工从“山姆大叔”那里获得了 84% 的资金支持，麻省理工为 78%，而文理综合的大学，如芝加哥和普林斯顿，也占到 55% 和 54% 。即便是到了 21 世纪，上述情况仍然存在，斯坦福大学就在军方和企业的双重支持下，形成了硅谷创业带，一举成名。此前，斯坦福大学名不见经传，但正由于实施了关键性的发展战略，才异军突起。斯坦福的做法是：与联邦政府，尤其是武装部门建立联系，获得研究合同；千万不要仿效哈佛对所有机密工作加以拒绝，相反，此类项目的获得，既有助于获得研究资源，也有助于提升声望；通过渗透墙来培育产业，吸引无约束的补贴而非分包合同，保持研究的独立；在产业区域附近扩充空间，以便推进技术开发和发明。事后说明，这些秘籍确实成了大学获得竞争优势的制胜法宝。
斯坦福大学校园一角
不过，作者敏锐地指出：“山姆大叔的慷慨赠予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一个代价是，要部分失去，通常是严重失去学校和系科按自身的计划进行学术和知识研究的自主权。”大学治理的准则，已经不再是促进系科之间的平衡，而是每个系科从外部源头获得大部分资金来保证“自食其力”。这样一来，不仅是学科内部，而且是所有学科都只能通过量化的数据来进行评价，课题经费和研究生毕业人数成了评估每位教师“生产率”的指标。“不发表即出局”（publish or perish）成了大学教师们的命运指征。以研究所为准绳的科研体制，逐渐占据了大学的核心，那些与联邦或企业很难关联的学科，即非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学科，便愈加地萎缩了。由此，先是经济学、管理学越发靠近理工科的思维，接下来社会科学也不断靠近“科学的方法”来寻求生存，到后来，人文科学也不得不顺从了大势，尽可能将各色各类的思维方式转化为标准化、规范化的模式。
大学之中，研究生的地位提高，本科生的地位自然会下降，当“基础研究越来越降格为应用研究”的时候，本科生的学院教育便越来越失去了大学中的核心地位，文理学院也不免没了精气神。难怪克拉克 · 克尔说：每一所演变而来的研究型大学，都是“一整套社区和活动”，更像是“种类无限多”的“联邦共和国”或“城邦”，而不是实现了统一或具有统一功能的“王国”。当一个大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来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时候，其有关公民价值和文明价值的累积效应自然会严重弱化，教育的目标再次从本科生转向了更具学术生产力的研究生。“项目至上”成了生存和发展的越来越单一的途径。
这里，还是再引述些克尔的观察吧：
教学负担和接触学生的时间都减少了。
班级的平均人数一直在增加......教师更为频繁地休假或暂时离开校园......
最优秀的研究生更愿意担任研究员和研究助理，而不是助教......
一所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本科教育更有可能是差强人意，而非出类拔萃......
教师们，陷入越来越狭窄的专业化之中......
若从价值领域出发，1968 年席卷西方社会的学生风潮，将人文教育中的经典传统连根拔起，而二十年后冷战的终结，则将世界卷入资本主义的洪流之中。面对这个越来越单极化的世界，当美国人再次构建自身的价值诉求时，则将绝对意义上的多元文化和平等政治当作终极的价值关怀来对待。所有这类文化政治的倾向，都对美国自建国以来所确立的以西方文明为底色、以新教价值为蓝本的文明体和世界观构成了挑战，无论是课程体系、研究项目还是校园文化，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事实上，学术研究项目化的趋势与文化多元化的诉求并不是矛盾的，反而配合得很好。学术生产率是推进意见合法性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保障，而多元价值的追求反过来也会为专业学术罩上明亮的光环。由此，大学课程的内容迅速扩张，几乎将全球所有地区、社会各个阶层以及文化多面表达等，都学术化了，并纳入课程系统之中。事实上，无限度的专业化，并非是学术本来的要求，反而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表现。多元文化和平等政治的“正确性”，突破了文明传统为研究和教学设定的各种界限，具有强大的解构能力，使学术朝去中心化、去传统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变得愈加琐碎。
虽然上述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顶尖大学的既有体系，但仍然产生了动摇的作用。这是晚近以来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当美国大学也像早先的德国大学那样，成为全球大学竞相效仿的模板，上述学术、教育乃至文化政治的影响，亦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那样持续扩展开去......这对于人类文明来说，特别是对于有着悠久传统的各大文明来说，究竟是祸是福，就见仁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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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的历史经验看，大学自产生以来，文明的构造便是以宗教—政治—学术的三重结构来确立的，这也是现代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秩序。这三者，虽皆自成体系，却无法存于真空中，而是彼此之间始终存在着极其复杂微妙的关联。理解任何一方，都失不掉其他两方；理解大学，也同样要从其制度和精神内核，以及信仰和政治的外部条件来看。
美国有着自身的文明系统，以及独特的宗教形态和政治构造，其大学的兴起也恰是应和了这样的条件，并始终与两者保持着互补的平衡。也唯有大学，才能将人与公民、知识与价值、经典传统与现实经验结合起来，注入年轻人的身心之中，来承担文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里得到传承和创新的使命。也因此，大学在现代世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过，倘若大学越来越屈就于外部的条件，仅为没有得到学术检验的信仰服务，或丧失独立而成为政治的用具，整体的现代秩序就会失去三角支架的一端而坍塌。反之，倘若大学无视文明在其他两个领域中呈现的状态，仅仅满足于营造自己的幻象，也会像泡沫那样最终破灭。
美国大学的历史，懵懂过，纯真过，迷失过，也向着自己的本来回归过，更因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而沉于幻想之中......但无论怎样，美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一文明的成长轨迹。读懂别人的人生，是为了映出自己的真相，中国的大学建设，路还很长。
参考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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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versitas 一词在词源学上就有着“ 一体性的法团”之意，而且经常与societas 、consortium 等词换用，只是在有关学术或教育的表达中，会用诸如教师法团 ( universitas magistrorum ) 或学术法团 ( universitas studii ) 的概念来明确其具体的指涉。当然，universitas 也可指涉一种知识的整全，或所谓人类学问的总体，就像是一个手艺行业中必须掌握的所有手艺一样，参见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载于渠敬东编《涂尔干文集》第 4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Haskins，Charles H.，Rise of Universities，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2] 渠敬东：“教育史研究中的总体史观与辩证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的方法论意涵”，《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 年第 13 卷第 4 期。
[3] 此事的起因，是亨利八世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凯瑟琳解除婚姻，但两任罗马教皇都明确反对，亨利只有被迫在国内寻求解决，便求助于自己麾下的两所大学里的博学教员们。
[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49页。
[5] 同上书，第341页。
[6]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25 页。
[7] 韦伯：“美国的大学与德国的大学”，《韦伯论大学》，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37—38 页。
[8] 韦伯：《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 韦伯：“商学院”，《韦伯论大学》，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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