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达丨为什么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都变得越来越“职业”?
6月30日,“三联学术论坛”第8期聚焦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鲁·阿伯特的知识与教育理念,邀请来自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多位学者,从各自不同教育系统的实践、现状和问题出发,探讨大学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传统,AI时代知识的变化与教育面临的挑战,以及在价值多元的时潮下如何实践道德和情感教育等议题。我们对学者的发言进行了整理,将陆续在本公众号推送。今天推送刘思达老师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拟,感谢作者授权。
刘思达
1980年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社会学系兼任教授,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关于中国法律职业的实证研究,并从事关于法律、职业、社会空间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写作。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Sociological Theory、Law & Society Review、China Quarterly等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数十篇中英文论文,并著有《失落的城邦: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Criminal Defense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Lawyers at Work(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The Asian Law and Society Reader(剑桥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等学术著作。
为什么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都变得越来越“职业”?
文丨刘思达
今天活动的主题叫做“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也是阿伯特教授这本书的书名。谈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也是非常怀旧的话题。为什么说这是怀旧的话题?因为今天来的主持人、与谈人,除了渠敬东老师,我们其他人都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都是阿伯特教授的学生,我们读这本书、谈这本书,当然都会想到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的很多事情。但是我为什么说它又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因为芝加哥大学在21世纪前十到十五年的那种教育方式,现在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大学里越来越罕见,甚至对芝加哥大学本身来说,风气和教育方式也已经发生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怀旧的话题。
《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文集,由阿伯特教授在不同场合做的一些演讲和写的文章组成。为了准备今天的活动,我又把这本书简单读了一下。读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非常感动,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第一篇文章叫《大学教育的目的》, 是二十年之前阿伯特教授作为教师代表给芝加哥大学的大一新生做的演讲,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流传甚广。
但是这篇文章里面描述的大学教育的状态和意义,整整二十年之后再看,在今天的大学教育里已经非常不容易找到了。为什么?我讲两点。阿伯特教授在这一篇文章和第二篇文章中讲了一个观点——大学教育其实没有目的。他给芝加哥大学的大一新生讲,你们这些考上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做,游戏已经结束了,你已经赢了,你只要考上这所学校,基本就是美国社会2%的最精英的人,不管以后做什么,从政、经商、做学问还是其他工作,你已经有了最好的资源,不需要再追求什么,也不需要再考虑胜负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育不需要目的。也就是说,一个学生在大学里学什么,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在书中讲到一个观点,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教育不是一门生意,不是一个职业,也不是一种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好的,它不需要任何目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大学教育的状况。今天的大学教育要么是一门生意,要么是一个职业,要么是一种政治。我展开讲讲。首先,今天的大学教育是一门生意,这一点大家应该都理解。现在一说教育,大家想的都是招生、办班、盖楼,已经不能用世俗来形容,都是非常生意化的,大学老师如果有行政职务,每天想的也都是跟“生意”相关的问题。
其次,大学教育为什么不应该是一个职业?阿伯特在书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职业是一种服务,无论你是律师、医生、建筑师还是其他专业人士,都要给你的委托人提供服务,这个服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如果我们说大学老师也是一个职业,其实我们看不太清楚,大学老师给学生提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律师可以为你打官司,医生可以为你治病,你可以衡量他们服务质量的好坏,可以衡量服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但大学老师的服务好坏你看不出来,因为它不是看考试成绩的高低,而是看你在十年、二十年后潜移默化取得的成果。大学教育不是职业,但今天的大学教育越来越变得像一个职业,它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在老师和学生两方面都有体现。今天中国的大学里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和十年、二十年前有很大的区别,大学的体制化程度要比以前高很多,各种各样的量化指标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专业人士。我们每个人都在体制里挣扎,那种很纯粹的“大学老师教学生”的状态已经越来越难达到。所以大学老师正变得越来越职业化。同时,我发现学生也变得越来越职业化了。我和田耕老师、王利平老师、田晓丽老师的年龄差不多,都是九十年代后期进入北大的。那时候在大学读文科没有什么作业,有考试,但是考试也不太重要,所以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干别的事情,你可以读点闲书、打打游戏、踢踢足球,四年就过去了。现在的学生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田老师、王老师可能体会更深一些,我前两年疫情期间在北大教了一门本科生的网课,我发现现在的本科生很聪明、也很忙,他们每天都在忙作业、忙实习,忙各种事情,时间排得比老师还满,这说明大学生的职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我们的大学教育越来越职业化,不像阿伯特说的那样“没有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第三,阿伯特讲大学教育不应该是一种政治,但现在的大学教育不管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现在在香港工作,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美国和加拿大学习和工作。美国和加拿大大学教育的政治倾向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越来越明显,政治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是我一直很困惑的问题。我在美国和加拿大高校的社会学系都待了不少年,发现我的很多同事在社会学教育理念上和我有很大的区别。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的基本理念是大学教育不应该“洗脑”,老师不应该把你的政治观点、你的意识形态、你对很多问题的想法强加给学生,大学教师的职责是帮助学生思考,让他们自己思考出对的结论,而不是把你的结论强加给他们。但在过去的十五到二十年间,美国的文科教育——社会学是重灾区,其他学科也有这种倾向——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越来越“洗脑”,老师教育学生不是帮助他思考,而是告诉他答案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告诉他如果要投票,应该投给谁。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状况。
回到我们谈的这本书,为什么说阿伯特《大学教育的目的》这篇文章让我热泪盈眶,是因为这种很纯粹地理解大学教育的观点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不止在美国、中国,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有这种现象。
那大学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阿伯特在书中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大学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就像一条河流在你的生命里流淌,把你从上游带到下游。就像一条河穿过你的生命之后你不会记得水长什么样、是什么味道,它流过去就流过去了,我们在大学里学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没用的。大学老师的工作是什么?阿伯特说,大学老师的工作就好像农夫,农夫在河上耕作,把学生从上游带到下游。“农夫”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我认为大学老师更像船夫,像一个摆渡人,我们把学生从上游摆渡到下游。在学生的人生这条“河流”中,我们帮助他,让他的路走得不敢说容易一点,但至少更精彩一点,让他体会河流中的东西。但问题是,你这个摆渡的工作怎么做,怎么把学生从上游带到下游?我们几个人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老师摆渡我们的方式和现在老师摆渡学生从上游到下游的方式已经产生了一些很明显的差别。当然这有一些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十年学生们越来越不读书,他们的阅读能力直线下降。当然这跟互联网、自媒体、智能手机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刷手机的时间比读书还多,不止学生这样,很多老师也这样——包括我自己。2009年我开始教书的时候,每周让学生读两三百页的英文书都没问题,现在让学生读一百页就怨声载道,他们恨不得只读一篇二三十页的文章就够了。
学生阅读能力的下降和大学教育的政治化、时事化也有很大关系。现在的大学课程越来越少让学生读经典和原典,这令我非常惊讶。二十年前我在北大读的不是社会学系,而是法律系,只上过两门社会学系的课,不过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都整本读过,甚至读过两遍。但是现在很多学生,大学四年毕业了,一本经典都没读过。这种情况甚至不止出现在本科生中。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学,基本相当于加拿大的“北大”,但是我在多伦多大学带的一些博士生,博士都快读完了,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没有完整读过一遍,他们可能上了一门社会理论课,只读了其中的一两章。这是非常大、非常普遍的问题。所以几年前我还在多伦多大学教书的时候,就给大三的本科生开了一门非常理想主义的课,叫“法律与社会理论”,让他们读一些晦涩难懂的经典,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读到现代的福柯、布迪厄。学生读得怨声载道,我第一次教这门课的时候教学评估结果也非常差,后来教了两年才好一点。我一直很挫败,觉得让现在的学生读经典,他们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我也不知道读完之后对他们的帮助到底有多大。直到后来我要离开多伦多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结束之前,我教过的一位学生给我写了一封邮件。他在邮件中说:老师,非常谢谢你,我刚刚成功申请了研究生,马上要到美国一个很好的大学深造,你的那门课是唯一一门让我在大学四年真正觉得受到挑战的课,因为这些东西我真的读不懂,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那学期下来,我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真的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我想谢谢你。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
我后来想,这门课我开了几年,教了也有三位数的学生,有一个学生能给我写这样一封邮件,我就已经很开心了。但是再想一想,我们整个的大学教育如果是这样一个状况,在大学四年里只有一门课能带给学生这样的体验,我教了一二百个学生,最后只有一个学生有这样的体验,这让我觉得今天的大学教育可能不是很成功。我们作为大学老师,在这条河流里教学生游泳、带学生从上游到下游的工作可能也不是很成功,这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态度很悲观,我觉得这不太容易,因为这不是某个个体甚至某一群人,或者某个学校、某个专业、某一个读书会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需要社会上很多人对教育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不一样的体验。这种悲观源自于我看到过去二十年发生的事情,给大学教育带来的很多东西很难逆转。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打个比喻,二十世纪有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学家,叫戈夫曼,他写了很多书,其中最有名的是《精神病院》(也叫《救济院》),里面有一个术语叫“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精神病院、监狱、军队都是全控机构,这类机构没有家庭生活,人们的全部生活都在这个机构里。全控机构对人的伤害非常大,他还有一个概念叫“个体摧毁”(mortification of yourself),一个人进入全控机构——犯人进监狱,病人进精神病院——他原来的自己都会被摧毁,这样才能适应全控机构的生活。听起来非常悲观,但是这本书读到后面,会发现戈夫曼讲到,全控机构也会有地下生活,就好像死海里也有许多小岛,任何全控机构,不管是精神病院、监狱、军队还是我们能想到的其他机构,它管得再严都有地下生活。也就是说,一些应该被禁止但每天日常在发生的事情,在任何一个全控机构中都存在。
《精神病院》(Asylums)
戈夫曼(Erving Goffman)著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其实我们的大学教育,无论其前景再怎么悲观,也是有地下生活的。我非常认同渠老师讲的这点,我们如何有地下生活,甚至把地下生活变成“地上生活”,田晓丽老师刚才也讲到这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与人的互动,我们要从周围的人身上学东西、获得力量、知道情感。阿伯特教授也重点讲过这个问题,大学教育包括情感教育和道德教育。阿伯特的观点是,这些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不是在课堂里实现,而是在大学生活里实现的。这些是我们每个个体要下意识去做的,就像二十年前我们上北大的时候这些事情不需要特意做,每天踢踢球、喝喝酒、写写诗、睡睡觉,很多互动就有了。但是现在在已经深刻改变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下意识做这些事。我的总体看法还是比较悲观的。
尽管对大学教育的未来比较悲观,我对知识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刚才王利平老师讲,阿伯特在书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原来知识是稀缺的,现在知识是过剩的。阿伯特在2014年写了一篇很好的理论文章,叫《过剩的问题》。他说现在社会学的很多课题都是研究稀缺,研究弱势群体。但你看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尤其21世纪人的生活里,面临的问题都是过剩,大家看看自己家里有多少电子产品就知道了。知识也是这样。自从我开始念博士这二十多年,全世界学术期刊的数量翻了不止两倍,至少有三四倍。现在学术论文、书、文字比以前多了很多,但它们的质量并没有提高。我前几年开会时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当时听了很刺耳,现在回想很有道理——“绝大多数的书都应该被写成论文,而绝大多数的论文都不应该写。”因为里面的水分太大,没有那么多可写,也没有那么多该写的。现在我们的很多博士生,甚至有些硕士生申博士的时候,简历上都有十几篇文章,这是很可怕的。他们还没学会做学问,就先学会了写文章,这说明知识过剩得非常厉害。
在当下知识的竞争中,各种量化指标横行霸道,大家都看重引用率和影响因子。但影响因子这个东西其实很荒唐,因为一个学科、一个领域内部的研究者越多,它的影响力肯定越高。所以经济学期刊影响因子特别高,历史学期刊影响因子特别低,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历史学家研究英国一八几几年的历史,没有谁会引用你。经济学家本来人就多,研究的东西大家又共享,他们的影响力当然更大。虽然这样,我还是相信,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二十年后甚至五十年后,还是好的、优秀的论文和书会留下来。只是我们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不要受这些量化指标的影响,或者至少不要受太大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还想聊一聊ChatGPT的问题。我很同意田耕老师的观点,即人类知识的原创性体现为它的不可重复性,这就涉及到ChatGPT。近半年我用ChatGPT做了很多事,发现它有几件事做得特别好。首先是翻译,还有是润色语言,另外就是为学生写推荐信。大学老师都要写推荐信,本科生申研究生,研究生申博士,博士毕业找工作,大学老师升职,都需要推荐信,我每年要写几十甚至上百封推荐信。但是ChatGPT的推荐信写得真的比我好。因为推荐信很多都是官话、套话、夸别人的话,我写这些话真没ChatGPT写得好。我刚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欣喜若狂,觉得一下减少了很多负担。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学校让我给一位助理教授写评终身教职的推荐信,我想ChatGPT写得这么好,要不也让它试试,结果却完全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终身教职推荐信的学术性非常强,你必须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才能评价对方的研究,不光是概括研究,还要讲出道理,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要把对方对这个学科的贡献讲出来,这对ChatGPT和目前的人工智能而言太难了,ChatGPT完全写不出来。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越标准化、重复性越强的东西越容易被取代,但原创性非常高、在一个学科甚至一个领域的知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东西则非常难取代。当然不同学科会有很大的差别。近两三年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本科生选理工科专业的越来越多,选文史哲专业的越来越少,至少国外的大学是这样。但我觉得很多同学一窝蜂往理工科专业、数据科学方向走,可能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专业知识的重复性、被标准化和被取代的可能性有多强?作为一名文科专业的老师,我觉得自己现在做的工作不太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因为这个东西太小众了,太不标准化了,我在课堂上讲的东西,让一个机器人来讲可能很不容易。但一些理工科专业,比如统计学,很多东西完全可以由人工智能来教,它可能会比一个活人教得好。某些工科专业、工程类专业或许也可以这样,当然我不是学工科出身的,不敢妄加评论。
所以大家想想看,什么样的知识更持久?什么样的专业更适合找工作?是经济学家更容易被取代,还是历史学家更容易被取代?我认为大家要想得长远一点,而不是现在数据科学很热,人工智能很热,就一窝蜂地去学,可能学出来会发现,五年、十年以后,你所学的专业被ChatGPT取代了。我们要创造那种有原创性、不可重复的知识,这是我觉得人和机器相比最大的优势。
至于读书的问题,渠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非常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和书之间的亲近感,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教育不止是人和书之间的对话或人和文本之间的对话,其实是有道德意涵和情感意涵的。如何在读书过程中把情感意涵和道德意涵放进去?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读经典的时候要想象作者就站在你旁边,有句话你看不懂,或者你觉得你看懂了,你有一个问号,你要想象作者就在你旁边,你可以问他,不管这个人是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还是韦伯。当然这个人可能死了一二百年,甚至死了上千年了,你跟他对话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但你做了这件事,文本就不再是冷冰冰地写在书上的白纸黑字,你会觉得你在和人交流,而不是和一本书、一张张纸交流,这点很重要。至少我跟学生交流时,我会教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从中读到了更多的东西。教育其实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互动的过程,即使读书时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过程,我们要对书有亲近感。不管大学教育变成什么样,哪怕书不是纸质书,不再是有形的,我们也一样可以培养和文字之间的亲近感。
关于在大学里如何更有效地进行阅读,我也有一个小建议——不要给自己无限的时间来读一篇文章。你要告诉自己,这篇论文无论是五十页、八十页还是一百页,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小时就要把它读完,哪怕只理解了30%,也要读完。可能第一周这么做的时候,会觉得一个小时没完全读懂,只读懂30%—40%,但坚持每周都这么做,到第五周或者第八周,你会发现你可能还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完一篇论文,但你理解的部分可能从30%上升到了80%,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同学们不妨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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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丨真正的教育不止发生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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