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 钻石年会 · 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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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亚财富2017年钻石年会的主会场上，陈志武教授用四个例子告诉我们，金融对社会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要有金融市场？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

演讲 | 陈志武 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  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本文整理自陈志武在2017诺亚财富钻石年会上的演讲，有删减）

我与诺亚有着很深的渊源，过去四年，我一直是诺亚的独立董事，不仅如此，早在2002年，我与诺亚创始人汪静波女士就相识，那时我在清华教授《投资管理》项目的课程，汪总是学员之一。没想到，她后来创办诺亚财富，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非常敬佩。

这些年，金融行业一直备受质疑：你不生产实物东西，为什么还赚那么多钱？今天来这里的，都是关注投资理财的客户，也都关心金融行业的走势。我想跟大家谈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金融对社会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要有金融市场？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我会从四个例子入手。

印度父母为什么远嫁女儿？

用女儿的婚姻来对冲风险

在印度农村，父母很喜欢把女儿远嫁；如果有好几个女儿，就会把她们往不同方向远嫁；婚姻是印度人迁徙的主导因素，就业导致的移民只占1%到3%。

为什么？

他们要规避灾害风险：两个村庄相隔越远，同时发生灾难的概率就越低，所以，通过把女儿嫁很远，利用女儿的婚姻，来对冲家庭的风险。

有研究数据显示，那些农村的家庭，在灾害发生时，每多一个远嫁的女儿，家庭受到灾害负面冲击的程度就少15%。而财富越多的家庭，女儿远嫁的必要性就越低。这些都说明了女儿的婚姻被作为规避风险的工具在使用。也因为这个原因，女儿和儿子都不能有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否则一家人的利益靠什么来保障呢？

中国古代的包办婚姻，也是一样的逻辑：父母通过对子女婚姻的控制，来保障整个家庭的利益。他们没有保险产品可以买，也没有其它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子女是他们最最主要的安身立命依靠，在子女身上投入了非常多，所以，子女就是他们的保险。婚姻自主就是不可能有的奢侈！

所以，在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婚姻会被工具化使用，子女就是金融工具。而今天，有了像诺亚财富这样的机构提供多种保险、金融和理财产品来规避风险，来安排生活，父母就不用在孩子的婚姻身上打主意了，子女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就有了。

腐败文化如何来的？

曾国藩进京做官的故事

曾国藩在1938年27岁时中进士，不到40岁就是二品官，掌控过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也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你可能不了解的是，当年他中进士进京，其实遇到了大难题。

中进士只是有了一个做官的通行证，能不能去京城顺利做官，还得看有没有足够的资金（过桥资本），把通行证的潜力变成现实。这些资金用来支出做官前的各种投入：给报喜官员的赏钱，款待亲友，去京城的路费，京城的住房，官服马车等，总共开销得500两银子以上。

当时，北京有经验的工匠年收入才24两银子，按这样算的话，从中进士到做官，要花掉一个有经验工匠20年的收入。这是很大一笔开支！

怎么凑足这种过桥资本？曾国藩家境并不富裕，为读书和赶考，已经卖掉了不少土地。求助于亲戚，也就凑齐了13两。当时的钱庄有高利贷，年息100%多，不仅利息高，而且500两银子这样的贷款数额太大，非常难借到这么多。特别是在曾国藩的老家湖南湘乡农村。

后来，曾国藩通过拜客，花了7个月时间，走了3000里路，走访1200多家宗祠和机构，主要拜见四类人：一是至亲故旧，二是族谱上记载的曾氏族人，三是各县与府的官员和重要乡绅，另外就是当地商主。一共募集了1500两银子。

但是，“贺礼”钱实质是出资人对曾未来官位的投资，收下这些钱等于承诺未来给予回报，未来要替他们开后门的。

它的后果就是：欠了太多太多官员和族人的人情，之后别人需要帮助、需要在官府里办事，曾国藩就必须帮他们办。这是古代很多腐败问题的根源之一。

如果有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给曾国藩们提供“过桥贷款”的话，他们就可以直接去金融机构借钱，把未来的收入预期转化为今天的可用资本，而不是去“拜客”、欠下这么多人情债。

卖官文化咋回事？

左宗棠西征的金融故事

1866年，左宗棠被委任为陕甘总督，接手镇压陕甘回民起义。随后，受命西进收复新疆。西征军费预算为800万两。

但是战争融资一直是朝廷的难题，没有战争的时候，朝廷的开支是有固定来源的，但是战时开销是增量，而且数字庞大，只能通过这几个办法来筹集：要么加税（容易引起社会动荡），要么卖官（危害也是非常大）。另外就是贷款。

晚清的上海，金融市场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尤其是洋行的融资能力很高。在胡雪岩的帮助下，左宗棠选择了“华洋借款”：

1875年：借洋款250万两；1877年分两次从汇丰借800万两，次年再借350万两；年息最低10%，最高18%，好于当时民间借贷普遍高于20%的年息，而且借钱金额之大也是国内华商市场难以承受的。

1874到1880年间，西征军费总开支5100万两，其中2000多万两是华洋借款，为军费开支的第二大来源。所以稳定的军饷稳住了西征军的军心，收回了西北边疆。有了这些借款，左宗棠停止卖官、朝廷也用不着采用“税负休克疗法”。金融就这样结束了持续多个朝代的卖官陋习。

儒家为何推出“三纲五常”？

人成为了金融工具

我们都只知道“三纲五常”：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然后，再配以“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样一来，就能把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都固定下来，从出生到死都不能改动，一辈子不能变，因为每个男人肯定是某个人的儿子，他自己今后会是别人的父亲，因此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个女人在“三从四德”之下更加有自己清楚的位置，一点都不含糊！

为什么孔子、孟子和他们之后的众多儒家学人要把每个人固定在社会结构中，固定在名分等级秩序中，一辈子不能有任何松动的自由，不能有个人选择的空间呢？

两千多年前，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疆域内最多有100多个不同国家，相互之间战争频繁，暴力遍地，孔子就说，之所以天天是暴力，月月是战争，就是因为社会没有组织好，父亲不做父亲该做的事，儿子不做儿子该做的事；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就没有安全感，社会当然混乱。

按照我今天的说法，就是人类自古以来最大的挑战是人与人之间进行跨期的价值交换，今天我帮你，但是靠什么来保证明天你会帮我，或者在未来我有需要时你会帮我呢？跨期交易的违约赖账风险总是太大了！

所以，在过去没有金融市场帮助人们解决跨期交易的挑战时，孔子提出的方案很有效，因为通过把每个人固定在名分等级秩序中，一辈子都不能自由松动，规定儿女晚辈必须服从长辈并且也是长辈的财产、对长辈有“孝敬”义务，也规定妇女总是属于一个男人的，等等，这等于是把社会中谁跟谁有相互交换的义务，使家庭之内、家族之内的互通有无关系完全固定下来，把人际跨期交易的不确定性降到零，也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最低！

这样，社会中每个人就能达到最高的安全感，不用为生老病死担心了。把每个人的角色固定下来，也规范和清晰了人作为资产产权的所有权体系。当然，儒家体系远不止这些。比如，针对“三钢”还必须配以“仁义礼智信”五常，还要有贞节妇道规矩。

为什么贞节只是针对女性而不对男性呢？原因是女性能怀孕生小孩，如果女性乱了，丈夫不知道妻子怀的是谁的小孩了，那么，小孩出生了可能丈夫不愿意养，而等孩子长大了，他可能也不知道应该对谁孝敬了；长此以往，社会就又乱了，又回到孔子当时要改变的那种乱局了。

这也是为什么明朝清朝对贞节牌坊特别看重，就是要强化儒家的秩序。

当然，在没有金融市场的过去中国社会里，孔子孟子实质上就是要通过子女来完成风险挑战的问题。也就是，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保险、债券、股票、基金来看待。所以，过去的人特别是妇女没有自由，也不能有自由，道理就在这里。 

好就好在今天的金融市场很发达了，我们不用再靠子女作为避险工具和跨期投资工具了，个人因此解放了，尤其是妇女不用再三从四德了，我们不用按照“三纲”名分等级秩序来过日子了。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市场是对于解放个人，特别是对于解放妇女，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现代社会不能没有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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