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实拍图在近代，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华胄来从昆仑巅”，这种说法宣称中国人种其实起源于西方。在今天很少有人会相信这样一句没有科学依据的推测和联想，但在受到西方文明严重冲击的晚清民初，这个说法却一下子流行了起来。就连章太炎、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也一时成了这种说法的拥护者。除了这种说法，关于中国人的起源，乃至人类起源还有很多推测和猜想，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全球人类都拥有一个共同的非洲外婆，如果向前追溯，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来自非洲；又或者关于女娲造人、亚当夏娃造人的神话传说，不少民族都拥有一套独特的关于自身起源的传说。人类究竟如何起源？中国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兆光主编，二十几位学者共同撰稿的新书《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就从这些本源的问题谈起，讲述了一部以中国学者视角所叙述的全球史。书中以一个个通俗易懂的故事为原点，探讨人类与文明的起源与彼此之间的联系，为我们呈现出一部超越国家的全球史。比如今天川菜必备的辣椒，其实是四百年前才来到中国的？一块小小的方糖如何与“公共领域”产生联系？黑死病、天花、疟疾，这些疾病的传播如何影响文明的兴衰？历史长河中的小商小贩怎么做生意？传教士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些历史的细节，构成我们现在鲜活的日常，需要被照亮，也吸引我们走近。这部历史不仅关于经济、政治与战争，还关于每一个生动的人，关于我们现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个个“物”。历史上的好故事散落一地，捡起一个，就像打开一扇任意门，于是历史可以成为一种现场。以下内容节选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呈现在各位面前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本书，原本是2019

图源：《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公园20分钟理论”火了，特别是在这个已经工作了六天的一周，人们急需消散掉身上的“班味”。去离公司最近的公园散步，和猫猫狗狗游戏，又或者在开得很好的紫藤花前驻足、感受春日的气息。但是，这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散“班味”的方式吗？只有现在，与过去断联；只有信息，没有具体的人；局限于一方地，开启不了远方.....片刻偷闲固然珍贵，但是却无法从内在重塑生命力。3月，许知远带来了新书《意外的旅程》。从黑河到腾冲，从加尔各答到开罗，历经15年的行走、数10个目的地，他不知疲倦地好奇、观察和理解陌生人的生活。他们有很多是主流外的小人物，寓居在这世界你所陌生的角落里，过着与都市人全然不同的人生。独特的地域与历史塑造了他们，在流水线之外，那么真实的活着。明天就是周末了，在漫长的工作周后，欢迎你来这里，真真正正地散一场“班味”：©下文摘选自《意外的旅程》01

4月7日是对卢旺达境内图西族实施灭绝种族3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场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也更应牢记种族灭绝的孽生根源：仇恨。

《泰坦尼克号》电影《美丽人生》的最后一组镜头，小男孩最终坐上坦克，在集中营被释放的受害者中找到了妈妈，战争结束了，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结局中，盟军军官带来解放的消息后，大批流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起向前走，战争结束了，但他们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讲述战争的作品中，故事往往和战争一起结束，而之后的故事鲜少被提起。家园已经毁坏，生活崩溃脱离秩序，亲人不见，曾经的一切都难以复原，等待重建。他们悲痛？消沉？愧疚？还是充满希望，抓紧自由？也许都有，而且不止于此。1945年的柏林，二战战败后，德国人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城市里到处都堆满了瓦砾与废墟，在这些废墟中能看到两种人：躬身埋头把瓦砾一桶一桶运出来的人和在废墟间寻找地方跳舞的人。不像大家一贯想象的，战后的生活都是饱经风霜的脸、严肃绝望的表情。战败后的德国出乎意料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舞蹈热。人人都在跳舞，狂欢节在各处举办，似乎坍塌的生活并不存在，又似乎片刻的自由是他们唯一能握在手里的东西了。没有足够的食物和啤酒，举起乳清来替代。城市被毁坏，酒馆门口全是瓦砾，重新布置起来，在废墟中穿梭，在地下室里跳舞。哈拉尔德·耶纳在《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1945—1955》中把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德国社会与德国人，并记录下战后在德国弥漫的这场舞蹈热。哈拉尔德·耶纳在书中分析了这场舞蹈热出现的原因，深入战后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向我们展现在第三帝国的阴影下，普通人如何重建生活、重拾人性。在废墟里寻找舞池如今的人们总把战后想象为极其严肃的年代。那时的景象，尤其是对那个时代的描摹更多是被饱经风霜的脸、绝望的表情所刻画。鉴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困境和不安，这不足为奇。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在这些年头，人们依然有过很多欢笑、舞蹈、欢庆、调情与情爱。因为对于人们所要表现的严肃主题，轻松愉快的场景显得不合时宜，所以越是靠近当代，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越是少有这样的欢快。而尽管当年这个不合时宜之感也同样困扰着人们，他们还是尽情地开派对，和后来人们越来越爱宅在家里的富裕年代相比,他们甚至更为无拘无束。当对连夜轰炸的恐惧和被占领后初期的不安过去之后，幸存下来的欢乐感形成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废墟生活中的匮乏一点都没有使这种铺天盖地的能量受到损害。相反，终于逃过了灾难的感觉以及对未可预见、完全尚未规划的未来导致了一种急剧上升的生活强度。很多人只是活在当下。假如当下美好，那就将它发挥到极致。漫溢出来的生之快乐开始爆发，常使人疯狂地沉迷于享乐。正因为对生的威胁还随处可见，人们更要极致地品味生活。一场实实在在的舞蹈之热从此爆发出来，只要可以，大家都使劲地跳，到处都可以听见刺耳的尖叫式的笑声，这当然也让不少人受不了。一个慕尼黑人回忆道：“一连好几个月我每天晚上都去跳舞，虽然那里既没有喝的也没有吃的。只有一种酸酸的叫乳清的饮料。我和所有热爱跳舞的人每晚一起尽情享受，即使后来有吃有喝我们都很少再有过如此的快乐。《利益区域》当年的柏林和慕尼黑可谓同出一辙。例如，18

《半生缘》一枚银元，也就是民国时的一元钱，在旧时的上海能买到什么？根据当时的物价，银元一枚可换一百二十八枚铜板，一个铜板就用处极大，够小孩开心一整天。比如一个铜板能买来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一块甜润的百草梨膏糖，如果再添上一枚，就能换来一碗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沪上名医陈存仁的发家史就是从这一枚铜板，一块银元开始的。沪上往事始终有味，前不久《繁花》大火，拍出一派热闹喧嚣的宝总奋斗史，爷叔这位隐在阿宝身后的老法师更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充满好奇。爷叔年轻时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爷叔如何学得理财？他待人接物的腔调又从何而来？这一切，看过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就都懂了。陈存仁出生于上海老城厢绸缎商人家庭，幼年家道中落，一夜之间，富贵少爷跌入连肉都吃不起的粗茶淡饭中。恰逢民国风云际会，他凭借精明强干与勤奋努力，一路打拼，最终以名医身份在上海滩站稳脚跟。因为年幼就经历家庭变故，陈存仁一路拜名师、跑医务、办报纸、学理财、一生好运与辛苦都常伴左右。于是在书中，他将做人、做事的道理学问娓娓道来，写下一位老上海儒医对理财、事业、婚恋、人际关系的独到见解。翻开《银元时代生活史》，我们能看见过去的一整个时代。上至章太炎、于右任这些叱咤风云的民国大人物，下至里弄瘪三、贩夫走卒，陈存仁通过一个个有趣的掌故，绘出风云年代的众生相，存下来一代人的风骨与腔调。以下内容摘自《银元时代生活史》初识丁翁

《我的天才女友》东野圭吾在《恶意》中创造了一个绝妙的故事来讨论一种隐秘的感情。在故事中，他让主人公这样说“我就是恨你，明明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明明你是那么善良……我把对我自己的恨一并给你，全部用来恨你。”相信这种感情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体会过——“嫉妒”有时是一种本能。就像上面所说的，“嫉妒”不仅包含着对他人的敌意，还包含着对自己的敌意和自卑，这些情绪也共同构成一种强烈的耻感，让我们难以像对待其他负面情绪一样坦然地面对嫉妒。于是，各种不同的文化，都默契地把“嫉妒”这种始终伴随着我们的情绪变成一种禁忌，不做过多的讨论，而是假装“嫉妒”可以不存在。德国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克在《嫉妒与社会》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嫉妒不仅仅只有负面效果，事实上，嫉妒是构成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我们到底该如何和这种深藏于每个人心底的隐秘情感共处？嫉妒的存在有利于社会层面的公平和发展吗？为何我们始终耻于面对心底的嫉妒？是时候一起聊聊“嫉妒”了。01

《鸣梁海战》如果提起明朝万历年间，大家的脑海中是否首先会跳出一个百事颓废，兵力孱弱，即将走向衰亡的时代？如果提起援朝战争，首先被想起的也往往是抗美援朝战争。其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也发生过一次援朝战争，这场战争也许并不那么为人所熟知，但它至今依然对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产生着深远影响。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东亚大战”。美国历史学家石康（Kenneth

《遗忘诗行》“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文艺复兴带来了人性觉醒，宗教改革开创了精神自由，而真正将人推出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藩篱、推入西方文化现代化潮流的是17、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理性的呐喊从伏尔泰这里发出，很快就成为响彻全欧洲的时代号角，在孟德斯鸠、卢梭、霍尔巴赫、康德等精神领袖的推动下，成为了新时代的普遍教养。然而思想的萌发和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同我们一样，经历着困惑、犹疑和彷徨，是在世俗生活和生存困境中寻找答案的个体。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林撰写的《共塑：西方文化精神的演变》为读者展现了这些哲人的真实肖像。作为“文明三部曲”的终章，该书从基督教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来揭示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关系，将思想的演进置于具体的历史处境中，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脉络。本文选取了康德、卢梭和休谟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大师，面对时代的大主题，他们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矛盾性，传递出对人生和社会极为复杂的阐释。休谟：是“老好人”，但也是异教徒？休谟性格温柔敦厚，广交朋友，所有人都对他赞不绝口。就是这样一位“老好人”，却对宗教进行了冷酷而犀利的怀疑和批判。正如英国传记作家鲍斯韦尔所言：“大卫这样一位文雅、明辨和俊朗之人竟然是一位大异教徒，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休谟虽然从小在苏格兰严格的加尔文教环境中长大，但是当他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时，他就像当时法国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一样深深地感受到了传统宗教（基督教）对于社会所造成的有害影响。休谟在其一生中虽然并未达到无神论的结论，然而他却始终致力于从理论上对宗教信仰的各种证据进行怀疑和批判。在当时，宗教信仰的证据可以大致上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奇迹，另一个则是理性论证（启示宗教和自然宗教各执一端），休谟对各种宗教证据的驳斥也是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遗忘诗行》像所有的经验论者一样，休谟把经验确定为一切知识的基础，他认为任何证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都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休谟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们的观念超不出我们的经验”，他的一切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都是以这个原则为绝对前提展开的。在《人类理解研究》的结尾处，这位一向谨慎的英国哲学家以一种偏激的口吻说道：“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休谟对于一切为宗教信仰做辩护的论据都进行了猛烈无情的批判，但是他的动机却并不是要彻底颠覆宗教信仰——这是他与18世纪法国无神论者的根本差别——而是要驳倒对于宗教信仰的各种理性证明，从而将宗教信仰的根基建立在个人的良知和情感之上。休谟强调，一个怀疑主义者并不怀疑上帝的存在，而只会怀疑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理性证明，怀疑人们凭着自己的有限理性而对上帝的性质妄加臆断的做法。怀疑主义者不是由于对信仰对象本身而是由于对自身理性能力的怀疑，才对上帝的性质等形而上学问题采取悬而不决的态度。因此，只有怀疑主义者才是真正配得上神恩的人。卢梭：“反叛者”，但坚信上帝？在18世纪所有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中，甚至在18世纪所有的欧洲思想家中，卢梭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反叛者”，他特立独行，对传统社会的几乎所有主流价值都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颠覆，单枪匹马地对抗了整个法国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卢梭在思想上的偏激亢进，在情感上的汹涌跌宕，在性格上的乖戾敏感，在文风上的嶙峋诡谲，都是无人可以相比的。在政治思想上，当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期待着波旁王朝的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时，卢梭却高举着自由、平等的大旗向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在行为方式上，当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在巴黎贵妇们的沙龙中以哲学家的居高临下姿态批判着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罪恶时，卢梭却采取了一种离群索居、回归自然的极端方式来表示他与整个虚伪矫饰的巴黎上流社会的彻底决裂。然而在宗教态度上，当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已经把自然神论推向了极端而百科全书派已经公开地打出了无神论的旗帜时，卢梭却仍然坚持着基督教信仰，并且在天主教和新教（加尔文教）之间徘徊不定。《大地》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曾让伏尔泰借题发挥，对莱布尼茨的“最好世界”的乐观主义和蒲柏的“凡事皆属正义”的观点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伏尔泰发表的那首关于里斯本地震的诗极大地激怒了卢梭。在卢梭看来，伏尔泰的这首诗不仅否定了上帝的正义，而且暗含着对上帝存在的怀疑。在1756年8月18日针对此事而写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卢梭指责伏尔泰表面上信奉上帝，实际上却信仰魔鬼。他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位养尊处优的大哲学家企图借用这场灾难来扼杀人类的希望，“此种论调的荒谬尤其令人作呕”。卢梭认为，关于上帝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是不能从理性的推理或形而上学的思辨中得出的，它植根于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面对着伏尔泰所煽动起来的怀疑主义氛围，卢梭坚定不移地表达了自己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的信念：“形而上学的种种诡谲，片刻也无法诱使我怀疑自己灵魂的永存和精神的上帝；我感受它、坚信它，我向往它、期待它，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捍卫它。”虽然卢梭是在加尔文教的堡垒——日内瓦长大的，中间曾一度由于他所钟爱的华伦夫人的劝勉而皈依了天主教，后来又重新改信新教，但是他那忧郁浪漫的气质和酷爱自由的天性却使他更倾向于路德式的心情欢愉的宗教态度，而不是加尔文式的阴沉刻板的宗教思想。与埃克哈特和路德等人一样，卢梭始终坚信宗教生活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生活。一个有着真正的宗教信仰的人，应该因上帝爱善而诚心向善，因相信上帝的公正而毫无怨言地忍受痛苦，他在坎坷的命运中应该始终以欢乐的心情面对上帝。卢梭所推崇的自然宗教是以美德、良知和自由心情作为基础的，这种宗教并不局限于某种外在的宗教形式，它以虔敬之心来面对上帝以及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卢梭既反对经院哲学论证上帝存在时所使用的那套烦琐的形式逻辑，也反对自然神论运用类比原理来推论上帝存在的那种机械论模式，而是主张通过真挚的良知情感，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中直接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在卢梭关于上帝存在的说明中，表现出明显的泛神论特点。康德：内在虔诚，但不需要上帝？康德一直坚持着虔诚的生活态度，高度赞扬虔诚派的信徒，认为他们是“一些严肃而又超群出众的人”，“具有高尚的人类情操—稳重、乐天和任何欲念都破坏不了的内心宁静，既不怕困境也不怕压迫，任何纠纷都不能使他们产生仇恨和敌对的情感。”康德出身于普鲁士哥尼斯堡（今俄加里宁格勒）的一个马鞍匠之家，他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哥尼斯堡虽然地处北方，但却与哈勒一样，也是虔敬主义的发源地和重要堡垒。康德从小就在家庭中受到虔敬派精神氛围的熏陶，使得他一生中始终对基督教信仰保持着一种内在的虔诚，尤其是虔敬派所强调的那种自律性的崇高美德，对于康德的思想影响至深。但是另一方面，康德也对幼年时期在虔敬派学校里所遵从的那一套刻板的宗教仪式深恶痛绝，这种厌恶感使得康德毕生都对各种形式化和体制化的教会规范采取一种批判态度，而且基本不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内在虔诚以及对于现存教会体制和仪式的强烈反感，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康德对待基督教的基本立场，使他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一切试图以形式主义方式来论证宗教教义的做法，另一方面却把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要求之上。如果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否定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一切理论证明，那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则确立了关于上帝存在的道德论据（尽管康德本人一再强调这种实践理性的悬设不是一种理论证明）。他摧毁了传统意义上的理性神学，却建构起具有现代意义的道德神学。康德的道德神学给予后世的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上帝的存在不是客观必然的，而是主观必要的；它不是建立在一种理论的逻辑推理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实践的道德要求之上。质言之，上帝的存在只是人类道德实践的一种主观需要而已。《伊曼努尔·康德最后的日子》在谈到康德的宗教思想时，海涅曾经表达过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康德作为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用理论理性的大斧砍下了自然神论的上帝的头颅；但是考虑到老兰培（康德的仆人）这样的没有哲学素养的好人——对于这些质朴的好人来说，如果没有上帝他们就无法期望（与道德相配的）幸福——康德又在实践理性的领域里让上帝复活了。至于康德本人到底是否信仰上帝，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康德本人并不信仰一个外在的上帝，他只要有内在的道德就足够了。康德曾经多次强调，道德本身是自足的，它并不需要一个上帝来作为依据。对于康德来说，上帝不过就是道德法则的化身，真正的宗教无非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信仰而已。阅读原文，《共塑》

《苏格拉底》（1971）你有没有想象过一位哲学家会度过怎样的一生？也许他非常热爱生活，喜欢喝酒、健身，经常光着脚散步，没事儿就站在街头和大家聊聊哲学。也许他身上也多少有点传奇色彩，比如，他出生在贫民区，却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战士；比如他曾经是城邦万人迷的情人；再比如他曾在小河边，树影下与人们探讨美德和真理；他被一些人爱戴，却被另一些人判处死刑，饮下毒酒结束一生。这就是苏格拉底的一生。他虽然被看作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却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我们始终在通过他人的描述，努力拼凑苏格拉底的一生。曾任教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知名历史学家贝塔妮·休斯重返苏格拉底的雅典，通过对当地名物、建筑遗迹、城市景观的切身观察和记录，写下《毒堇之杯：苏格拉底、希腊黄金时代与正当的生活》一书，试图为我们描绘一个真实的苏格拉底。不同于从零散语录中拼凑形象，贝妮塔用丰富的考古史料，重现了那个既群星闪耀又战争纷起的变革年代，让我们与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哲学家巴门尼德、芝诺等群星在历史的尘埃中相遇。在贝塔妮的笔下苏格拉底从散落在记载中的偶像变成了鲜活的人——他和我们一样体验着现实生活，也和我们一样有着缺点和弱点。让我们一起“居住进这片完全可辨又彻底陌生的地域，去呼吸苏格拉底呼吸过的空气，去面见民主制建立之前的民主派，和哲学这门学问诞生之前就已在思考的爱智者。”见证苏格拉底怎样出生，如何思考，又怎样死亡。而他的哲学思想，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一位哲学家的诞生苏格拉底在童床上哭号之时，也正是雅典重建之时，整个城市的建筑工程都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在他出生那年，雅典卫城北面的护城墙建成了，绘画柱廊（Peisianaktios，即后来的Stoa

《乱》1592到1598年间，爆发了16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次军事冲突——“第一次东亚大战”，即“壬辰战争”，丰臣秀吉决心征服明朝乃至东亚各国，率先攻入朝鲜，万历皇帝下令出兵援助，从此中日韩三国关系留下了此次战争的深刻烙印，甚至到了今天，民众的日常生活里仍留有这场战争的影子。美国历史学家石康（Kenneth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从有记录以来，海伦就是美貌、性感和危险的原型。”特洛伊的海伦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有名的几个女性人物之一了。她的身上不仅承载着人们关于“女性”的所有想象，也被贴满了关于“女性”的各式各样的标签。在希腊史诗中，她是被浓墨重彩描绘的斯巴达王后，也是“红颜祸水”；在文学艺术中，她有时是美的不朽象征，有时则被描绘成有待被掠夺的“猎物”；在传说里，她又成了整个地中海东部供奉的丰产女神。在那个时代，女性通常被剔出历史，而她却被载入史册，声名长盛不衰——好坏参半，有些人认为她是“第一个有记载的女性楷模”，另一些人则认为她是挑起血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无耻的荡妇”。人们惯常于在希腊史前历史中寻找英雄，却常常忽视了英雄般的女性，而海伦却是英雄时代中唯一一位流传后世的重要女性。然而，海伦真的存在过吗？在想象之外，海伦的真实生活又是什么样的？是否她的一生其实和历史上每个普通女性的经历也并无不同呢？曾任教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知名历史学家贝塔妮·休斯带着上面的疑惑，来到地中海东部地区，经过数年的实地考察，写出《特洛伊的海伦：女神、公主与荡妇》一书，试图带我们重返史前的克里特岛、迈锡尼城堡和特洛伊古城，并还原历史上海伦的真实形象和具体生活。在寻找海伦的同时，我们也透过作者的眼睛，看到三千年前那些几乎从未被书写，却又生机勃勃的女人们，见证她们的出生与死亡，看见她们生活中的欢笑与忧愁，知晓她们如何劳作又如何歌唱，于是，我们才能明白她们生命中的那些收获与遗失。以下内容节选自《特洛伊的海伦》她们的婚姻我们一再从文学和神话故事中听说，女人是王位继承人，即王位不是由丈夫传给儿子，而是由母亲传给女儿。男人只有通过迎娶妻子才能获得王位。海伦同母异父的妹妹克吕泰涅斯特拉趁自己的丈夫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打仗之机，让情人埃癸斯托斯当上了国王；珀罗普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名字即来源于他）通过和希波达弥亚结婚，成了伊利斯（Elis）的国王；俄狄浦斯（Oedipus）在娶了伊俄卡斯忒王后（Queen

《辛德勒的名单》在萨拉热窝的一个档案馆中，有一捆不起眼的破旧蓝色文件夹，里面记载了一桩鲜少有人知道的暴力罪行。根据报告，二战期间，波斯尼亚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镇里，短短几天之中，有多达2000人惨遭屠杀，他们基本上都是平民。更让人惊愕的是，犯下这项罪行的是曾经和受害者们朝夕相处的邻人。小镇上一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族群，他们的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也略有差距，但长久以来彼此的生活始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当地贫弱的土地上，他们曾一起艰难营生，有些人合伙做过生意，也有些人见证过对方的婚礼。既然如此，曾经可以共生的邻居，为什么突然向对方挥起屠刀？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斯·伯格霍尔茨在研究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这捆蒙尘的蓝色文件夹和其中记录的简短故事。他想弄明白不同族群之间的仇恨，到底是植根于漫长历史，还是仅仅由特殊时刻的突发事件催化而成？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催生的矛盾和暴力，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被刻意培养的？带着这些疑问，马克斯·伯格霍尔茨走入历史，走入当时人们的生活，写下了《何故为敌：1941年一个巴尔干小镇的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在书中，他试图回答上面的问题，并告诉我们暴力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又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种族冲突的舞台如何被搭建德国的坦克和部队来到了波斯尼亚西北部，但并没有留下来正式占领这里。这一地区跟今天克罗地亚、波黑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塞尔维亚的一些地区一起，被合并成了克罗地亚独立国。这个新国家成立于4月10日，它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一个名为“乌斯塔沙”的组织，决心要建立一个“克罗地亚人”独享的民族国家。波斯尼亚西北部和利卡地区（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曾是哈布斯堡（以及后来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所以被克独国领导层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当地东正教徒人口众多，因为以前的帝国政策是向东正教徒定居者提供土地，换取他们服兵役守卫边疆。在乌斯塔沙高层看来，这个地区急需将非克族人的影响“净化”掉。他们选中了一位强力人物在该地区执行自己的政策。此人名叫维克托·古蒂奇（Viktor

《寂静人生》“只要在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顺利地拿到银行的抵押贷款，没有收入证明或文件证明不完整，甚至没有希望偿还本金的人都可以如愿搬入自己心仪的房子。”这样的情况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它曾经真实发生过。英国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历史学教授亚当·图兹在他的著作《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中，曾描述过上面的情境。在当时，无数普通居民都以为这是一个实现自己买房梦的绝佳机会，然而，事与愿违，不久之后，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开始崩盘，九百万美国普通家庭的住宅梦也随之破碎。《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一书详细解读了2008年金融危机，其导火索就是住房。美联储从2005年开始持续17次加息，刺穿了住房市场经济泡沫，引发的次贷危机继而威胁了整个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动摇了伦敦金融城和东亚、东欧以及俄罗斯等多个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甚至其影响仍在继续。为什么在当时的美国，人们对房子的渴望，最后又让自己无家可归？是什么摧毁了他们的家宅梦想？次贷危机，一颗造梦炸弹不知你是否读过《纽约时报》首席记者索尔金的畅销书《大而不倒》，书中这样描绘了危机前华尔街的繁荣：“银行非常热衷提供房贷。只要在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任何人都可以顺利地拿到住房贷款。无须提供任何证明，只要声称自己的薪水有六位数，想买房的人就可以轻松地从银行开出50万美元的住房抵押证明，一个月后就可以拿到贷款。”按照借款人信用质量，贷款市场被分为三个层次，即优质贷款、次优级贷款和次级贷款。显然，第三层次面向那些资信条件相对较差的群体：负债重、没有收入证明、缺乏足够的收入用来按时付款。由于对信用要求程度不高，其贷款利率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出2%—3%，其利润是最高的，故而风险也是最大的。低品质的次级贷款，是私人放贷机构推动新抵押贷款体系的产物。《崩盘》里强调了这些民间机构在这场灾难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相较于政府资助企业的高门槛，他们要大胆得多，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扩大市场份额，他们煽动这些有毒贷款，促成了一种危险的新型风险偏好。自美国内战以来，美国的住房政策和抵押贷款发放都在系统性地支持白人多数群体的房屋所有权，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许多新房主都是少数族裔家庭，几十年来，他们受限于罗斯福新政的住房政策划定的“红线”，无法申请抵押贷款。次贷的出现无疑给了这些长期处于政策弱势的群体圆梦的可能。《旅行》面对市场的繁荣，信用评级机构选择降低信用评级标准，三大评级机构相互竞争，以便以最快捷、最便宜的方式提供AAA评级。AAA评级原本应该是品质的象征，是安全资产的证书，然而大量没有文件证明、低评级、高收益的债券都摇身变成AAA级债券。抵押贷款证券化机制却系统性地造成了在抵押贷款品质上进行的“比烂竞赛”。亚当·图兹在《崩盘》中批评这种行为不负责任、近乎犯罪或完全欺诈，减弱了谨慎监管标的贷款的动机，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次级房贷市场迅速繁荣，老年人、低收入和“社会服务匮乏”的少数族裔社区以及其他不具备还款能力者都沉浸在喜悦中，他们都有了机会获得理想中的房屋所有权。70%的美国人都梦想成真，超过8000万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而这些家庭同时也是世界经济需求的最大来源。“今天不买房，明天就买不到了！”在预期资本会升值的情况下，住宅所有权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房屋不再仅仅提供庇护，更将为他们带来财富。投机者的贪婪在蔓延，即使是在食物链的底端，那些通过获得浮动利率、低信用评级的抵押贷款爬上房地产阶梯的人也扑入了炒房的狂欢之中。人们相信房产会一直大幅升值，这样他们的资产就足以按照更好的条件进行再融资。2006年，在美国新发放的抵押贷款中，有三分之一是为了买入第二套房、第三套房甚至是第四套房。在后来被称为“泡沫州”的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三州，这个比例高达45%。炒房已成为一项全民运动。到了2007年夏天，总计已经发行了5.213万亿美元的私人资产担保证券，其中，最危险的抵押贷款部分，也就是次级抵押贷款的抵押担保证券，达到了1.3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消费者购买了大约16%的全球产出，没有什么比飙升的房价更让他们开心了。《大空头》然而，评级机构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一颗炸弹已然被埋下。一位评级专家在2006年12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对另一位评级专家说：“希望在纸牌屋倒塌之前，我们都已经变成了有钱人，并退休了。”房屋的坍塌2007年8月，市值20000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市场开始崩溃，溃败之势迅速在全球市场蔓延。8月9日上午，当时法国最知名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将冻结旗下三只基金，标志着危机爆发进入一个决定性时刻：房屋里的那颗炸弹终于彻底爆炸了。房价下跌，资产估值减少，最严重的冲击是房屋变成了负资产。美国的一些社区面临严重挑战，数以万计刚刚申请到房贷的家庭无力偿还贷款。在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地区，例如辛辛那提、克利夫兰以及南部阳光州呈带状延伸的地方，都出现了大量房贷违约现象。2009年夏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初步估计，美国家庭资产的损失达到了11万亿美元。房子再也不是安全的庇护所，摇身一变，成为了压垮家庭的致命稻草。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全美10%的房屋贷款被严重拖欠，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资产为负，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数百万人长年陷入还贷地狱中，饱受折磨，房价下跌，他们难以通过收回或拍卖抵押物来弥补贷款损失。住房危机也迫使美国出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曾经狂热的买房者们，尤其是少数族裔，失去了房屋所有权，种族隔离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亚当·图兹在《崩盘》指出，这场灾难在2006

《德语课》1941年9月5日到6日，在波斯尼亚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库伦瓦库夫，短短48小时内，多达2000人遭到了杀害：他们的尸体弹痕累累地倒在路边；有的喉管被割开，散掷在草场上；有的溺亡在河水中；有的在深不见底的洞穴里堆积成山。而凶手正是他们的乡邻。邻人间的集体暴力令人不解，却并不罕见，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过往的邻居同样操起了屠刀——我们不禁发出痛苦的疑问：这些比邻而居的人们为什么会突然爆发骇人的集体暴力？是什么让邻人们彼此屠杀？真的如许多历史学家所宣称的，这些“群体”之间的暴力都源自所谓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吗？在《何故为敌：1941年一个巴尔干小镇的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一书中，马克斯·伯格霍尔茨（Max

《悲惨世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妇人，名叫玛丽·艾马尔，她不识字，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小镇中，她生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名字之所以能被我们知晓，是因为在一位历史学家的眼中，她曾是一部动荡历史中的关键一环。然而，玛丽·艾马尔被记载的原因，并非由于她曾推动过某个历史事件，也不是因为她有过任何改变历史的惊人成就，而仅仅因为她生活在时间正中，就像我们一样。历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的著作《无尽沧桑：一纸婚约与一个普通法国家庭的沉浮，1700—1900》从玛丽·艾马尔和她的家庭出发，对这位历史洪流中的普通妇女及其家族的故事进行全景式观察，开辟出了一片由他们共同构筑的历史时空。这个家族和他们的朋友，邻居，熟人们共同经历了法国历史的重重变迁，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当飞扬的尘土落下，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也被切实地影响和改变着。这些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生活日常中的爱与怕，不安与希望，正是历史的另一个具体而真实的侧面。一个普通家庭的经历艾蒂安·阿勒芒·拉维热里1793年和1794年两度获得公民责任证书；儿子马夏尔也一样——记录上说他是税局的职员。艾蒂安的三子、旧学院最后一批拿奖学金的学生之一安托万（Antoine）也获得过证书，记录上说他是一名职员，同时获得证书的还有另一个当志愿兵的儿子。1791年10月，艾蒂安得到了教区（或者说他和家人长久以来所生活的主教堂一带）的一部分产业：“前参事会的房屋和院子”——这一国家财产是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下的，其支付前后持续了21年。一年又一年，艾蒂安不停为前耶稣会学院教授们的工作条件叫苦，与此同时，1786

《凪的新生活》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和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不停地抛给我们一个又一个难题。这些难题有大有小，也许具体也许抽象，有些只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比如怎样才能不让KPI挤占掉下一个周末；有些也许已经被古往今来的智者思考了一次又一次，比如怎样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怎样在人群中构建起共识。或许在今天，大家已经不愿意轻易相信，哲学思考真的能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现实的具体压力。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则在他的著作《正义的可能》中写道，哲学能带给我们理念的力量，而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怎么避免过一种“二手生活”？如何在实现KPI和保有自己的生活间保持平衡？我们该如何看待网络空间中的同温层？哲学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生活？不久前，我们请到了周濂教授和他的好友，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刘擎，一起坐下来谈了谈上面的问题。一起重新看见观念的力量。在这个时代，如何寻找共识刘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对于你特别熟悉的人，有时候没有很强的动力去看他的书，因为我们平时经常交谈，感觉对彼此的想法都是了解的。但仔细去读书，还是很喜出望外。所以，带着如同初遇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还是会有很多惊喜。《正义的可能》这本书的风格是多样的，是个多棱镜。其中，有书评部分，即使作为一个学院派的人来读，读起来也非常舒服，不生涩，但是又很严谨，里面有一层一层的分析。有演讲对谈部分，也有时评，甚至你还可以看到周濂老师写到的BBS，那是网络自媒体最早的一拨，现在看起来很像考古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周老师写作的脉络。我特别喜欢的是周老师的哲学思考。而且周老师兴趣广泛。以前是个文艺青年，就和我年轻时一样，我年轻时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我们后来都被学术驯化了，但没有被驯服。除了哲学，他还关心历史，关心电影，关心文艺，关心社会现象。这本书的主题较多，文章的风格或文体也多样，但始终关乎着在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靠什么才能维持一个好的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道德生活或伦理生活。在这里，周濂特别看重公共说理（public

《怒呛人生》今年年初A24出品的网剧《怒呛人生》曾在网上掀起过一股讨论的热潮，大家纷纷表示，这不就是在演我的精神状态？故事的起因非常简单，结束购物回家的途中，两位陌生人之间发生了一场路怒事件。但这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没有被简单化解，两位主人公都深深的感觉到被冒犯，事件愈演愈烈，最后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闹剧。这个看似荒谬的故事，播出后却引发了很多观众深层的共鸣。很多时候，在疲倦的工作和生活中周旋时，或许一点小事就能让我们失控。除了对《怒呛人生》中男女主角的高度共情，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现象都证明着，我们面对外界刺激，正在越来越敏感。比如，大家已经开始习惯，网上冲浪发评论时，记得解释一番，避免因为冒犯到他人被杠。再比如，在很多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momo”这一匿名ID，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免被看见，以及被冒犯。社会层面上对个体的敏感性更加包容是一个好的现象，但对于个体来说，不断扩大的对“被冒犯”的恐惧，也许也反映出当下个体安全感的缺失。哲学家诺贝特·博尔茨曾针对这一现象尖锐的指出“高度敏感意味着，一个人遭受的痛苦越来越多，尽管这些痛苦是没有什么来由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在他的作品《正义的可能》中，也讨论了相关问题，并试图和我们一起寻找关于当下的答案。为什么越保护越脆弱最近陪女儿打羽毛球，深感这是一个技术活儿，每个球都要喂得恰到好处，而且态度必须积极向上，要随时送上鼓励和肯定，比如“好球！”或者“真棒！”。每当此时，我都会一边痛恨自己的“丧权辱国”，一边想起

电影《奥本海默》像一篇精彩的复调小说，各人物在原子弹研发（裂变/Fission，奥本海默视角）和氢弹研发（聚变/Fusion，奥本海默对手、政客施特劳斯视角）两条并进的线索中交错、密集地发声。这些对白与电影中的背景音乐、核实验的声音、场景音交流汇集，构成一支无比精巧、优雅而又深邃的交响乐曲。这些声音层层叠叠地展开，在三位一体核实验前急速推进，冲天的火柱、巨大的蘑菇云、彻底的寂静和随之而来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是短暂的黎明时的鼓声、成功的欢呼声和兴奋的脚踏声，然后就是迅速地下坠。“你能看到现实世界之外的事情，要付出的代价也比我们更多。”“这个世界快速变动，属于你的时刻到了。”“在充满可能的量子物理世界里，你想要一个确定性。”“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愧疚是他的勋章，他想要成为殉道者。”这些关于奥本海默的证词被性格、身份迥异的人物在不同时期说出，这些话既属于说话者，也属于奥本海默。这些看似矛盾的形容在奥本海默身上统一起来，构成了他，也构成了外界理解他的难度。这些复杂、激烈的矛盾被战后时局扩大，演变成1954年的听证会上狡猾老辣的检察官罗杰·罗布的那句诘问：“为什么你1945年毫不困扰，1949年却充满了道德顾虑？”奥本海默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在这个提问的前后，电影中及真实的美国和世界，在发生什么。*上下滑动查看1942年，奥本海默出任“曼哈顿计划”科学主管。1943年，奥本海默创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动身前，谢瓦利埃向其透露埃尔滕顿有渠道可以向苏联提供信息；八个月后，奥本海默主动向军方报告。1945年4月，希特勒去世；7月，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8月，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9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1945年、1946年，FBI向白宫提交两份关于奥本海默的报告，后一份提到谢瓦利埃事件。1946年，成立原子能委员会（AEC），总顾问委员会（GAC）向AEC提供科学和技术上的建议，奥本海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举为GAC主席。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1948年，奥本海默受邀出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同年，杜鲁门续任总统。1949年，奥本海默在出口挪威同位素的听证会上，让施特劳斯颜面扫地；同年，苏联成功引爆一颗原子弹。1950年，杜鲁门宣布研发氢弹；同年，英国科学家福克斯暴露间谍身份；也在这一年，泰勒对媒体抱怨奥本海默不支持氢弹；反共、右翼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1952年，艾森豪威尔在总统竞选中胜出。1953年，AEC执行主任博登给FBI写信控告奥本海默很可能是苏联间谍。同年，艾森豪威尔下令中止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1954年，奥本海默开始长达四周的听证会，会后被吊销安全许可。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麦卡锡主义逐渐熄火。1959年，施特劳斯遭到弹劾。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1966年，约翰逊总统代替遇刺的肯尼迪，为奥本海默颁发“费米奖”。2022年，美国政府撤销1954年吊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在电影中，听证会是施特劳斯一手策划的阴谋诡计。但是想要真正读懂罗布的这个问题，则要将其放置在历史背景中。通过上文的事件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涉及的两个时间以及提问发生的时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1945年，“二战”尚未结束，纳粹绝对的恶，让美国的原子弹研发计划成为正义与善的化身。也正是因为爱因斯坦与西拉德一起上书总统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一定要赶在纳粹德国之前研发出核武器，才有了后来的“曼哈顿计划”。制造武器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虽然对已经式微的日本投弹，遭到一部分美国知识分子的抗议，但是这个事件确实直接促使战争结束。电影中，在实验室筹建初期，拉比提到，炸弹不仅会降落在罪人头上，也会炸死无辜的人。奥本海默的回应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妥善使用它，但是纳粹一定不会。”在即将进行三位一体核实验前，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就投掷原子弹是否人道展开辩论。奥本海默闯入会场，说道，我们科学家在理论构思中就感受到了恐惧，但是大众只有在现实中才能体会核武真正的威力，从而永久地告别核武。奥本海默穿着雨衣闯入讨论会现场，发表了上述言论。而到了1949年，“二战”已经结束，美苏“冷战”开启。敌手从纳粹变成了不少知识分子抱以同情的苏联，研发武器的目的从结束战争变成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在不断升级的核武比拼中，美国政府考虑研发氢弹。相比之下，这个研发工作的正当性，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原子弹与氢弹研究工作的不同，在奥本海默于1953年、也就是接受听证的前一年，发表的《原子武器与美国政策》一文中就有提及。“也许是因为时代的氛围，也许是因为对技术发展的清晰预见，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印象，即，原子武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一场可怕大战的结束，还标志着人类战争的终结。（而在“冷战”格局中）原子武器的规则被设定为：‘让我们保持领先。让我们确保自己领先于敌人。’……防空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的政策是努力保护我们的打击力量，而不是保护这个国家。”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奥本海默提出了电影中也出现的比喻，“我们可以把美苏两国比作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有能力杀死另一只，但要这么做，就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上述危险爆发所需的时间非常短，相比之下，在理性的人看来，要改善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困境，需要的时间则长得多。”结束“二战”、结束一切战争，就像他写于1953年的那篇文章，天真的奥本海默用这样正义与善的用途，外加一些爱国热情，将自己的科学研究与政治、军事顺理成章地交融在一起——所以在好友拉比让他脱掉之前，他甚至可以穿着军装出现在洛斯阿拉莫斯。着军装的奥本海默我们不难看出，奥本海默此前的言行已经完全解释了“1945年毫无困扰，1949年却充满了道德顾虑”，为什么时隔五年，这件事又在听证会上，重新成为了一个问题？听证会举办的1954年，“冷战”依旧。与此前不同的是，美国开始盛行反共、右翼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这位威斯康辛的议员因为在演讲中称国务院充斥着共产党员而一举成名，电影中，连施特劳斯都视其为跳梁小丑。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经久不衰的经典著作《美国的反智传统》中描画出当时的社会氛围，骄傲的美国人无法理解共产主义这种迥异于美国的意识形态，缘何能取得令自己胆战心惊的科技与军事成就。知识分子成为这种时代焦虑的替罪羊。“或许，正是知识分子令我们失去了让我们在过去强大的特质。谁让他们扬名于世的时间，正好是这些变化发生之时。”麦卡锡主义“诱发了民众的恐惧，认为批判性的思想有害于这个国家”，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成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流行词。霍夫施塔特在书中厘清了“智识”与“反智”的定义。智识指的是头脑批判、创造及思索的能力；反智是对思想生活、对被认为代表思想之人的生活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和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1952年的总统竞选，军人出身、思想保守的艾森豪威尔打败了颇具知识分子风范的史蒂文森，“令智识与粗俗的分野在双方候选人间戏剧性地达到了极致”。霍夫施塔特引用历史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评价，“伴随而来的是国家走向粗俗，这几乎是商业挂帅的必然后果”，“反智长久以来都是商人的反犹太主义……，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在逃命”。霍夫施塔特指出，“被斥为‘学究’与怪人的知识分子将被一个不了解也无意重用他们的党派统治，会在从联邦所得税到珍珠港遭袭等各种事情上被当作替罪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罗布这个明显已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又能被重新提出。实际上，他想问奥本海默的，已经无关原子弹或氢弹，无关科学、道德、人性，而是为什么敌手从纳粹德国换成共产主义苏联，你就不支持国家了？你是否就是博登报告中所说，是苏联间谍，至少，也是亲共分子？检察官罗布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也更透彻地理解罗布在问询中的把戏。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奥本海默与苏联或共产主义的关系，但是罗布依然对奥本海默夫妇纠缠不休。他不断提醒委员会成员，奥本海默的弟弟和弟媳曾是美共分子，他的情人是美共分子，他的妻子曾经也是，他多次参与工会活动、研究共产主义思想，在谢瓦利埃事件中语焉不详自相矛盾……在《美国的反智传统》中，霍夫施塔特一针见血，“在这场声讨中，共产主义不是目标，而是武器”。“调查者若是无法找到某人参与共产党的证据，就会玩起指控他是共产党同路人这种老把戏，或是模糊自由派与共产党的差异。”自由派、新政支持者、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他们的目的是打击一切异见者，当受害者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时，参与整肃的鹰犬们远比逮到布尔什维克党人更高兴。战后当红的奥本海默无疑就是这一风潮下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奥本海默的回答电影中，当罗布问出“为什么你1945年毫无困扰，1949年却充满了道德顾虑？”时，原子弹爆炸的光芒穿过罗布的脸，三位一体核试验的情景与听证会的场景交叠，在场者与观众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奥本海默也回到了那一刻极度紧张的情绪中。试验推进过程中，曾有科学家计算出失控的链式反应，原子弹爆炸将会烧毁大气层，毁灭整个地球。又一次的计算结果得出这种可能接近于零——依然没有完全排除毁灭的可能性，但是奥本海默还是按下的引爆的按钮。三位一体核试验现场的奥本海默通过25秒钟的静默延迟，电影让爆炸后漫天的火光产生了近乎神圣的视觉感受。奥本海默在那一刻想到《薄伽梵歌》的一句“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导演诺兰在接受采访时说到，那时奥本海默将自己投射在了毁灭世界的想法上，产生了一种造物主的自我意识。（《专访诺兰：如何创造它的世界？》，三联生活周刊）他成为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同时也赋予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回到听证会的时刻。奥本海默在罗布的咄咄逼人下，痛苦地回忆起原子弹被真实投放的经历，其威力显然超出了他的想象，日本死伤人数比预想的多得多，悲惨的受难细节让他不忍直视。更重要的是，人类并未自此收手。他对罗布问题的回答是，他态度转变，是因为“我本以为会结束战争，但是之后却发现我们在选择武器时没有底线”。这位天真又忧伤的科学家自说自话，始终没有进入罗布的逻辑。他无法理解罗布，罗布也没有去理解他的必要。他坦诚地说出自己原本构想的将科学精神与政治行动统一起来的正义目的，在投弹之后碎了一地，随之而来的道德与人性的拷问，让他无法再像洛斯阿拉莫斯时期那样自洽。奥本海默在占领了《时代》杂志封面之后，与杜鲁门总统有一次会面，表达了自己与苏联核武器竞赛的担忧，并哀伤地表示“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电影中的杜鲁门傲慢无礼，称苏联永远不可能拥有核武，还戏谑地向奥本海默挥了挥手绢，说没有人在意是谁研发了原子弹，人们只在乎是谁决定投掷。与杜鲁门会面后的奥本海默，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那次会面并不愉快，杜鲁门称奥本海默是“爱哭鬼”。但是奥本海默无法接受这样的权责划分，他沉浸在适才提到的“造物主”的自我意识之中。求援幻灭之后，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处演讲，积极参与政治事务。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的反智传统》中将承担世俗责任、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称为专家，自罗斯福新政后，专家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例如电影中的原子能委员会就是专家机构，他们处理着超出大众理解范围、却决定大众命运的议题。这些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的专家，很招小政治人物与商人的嫉恨，在专家议政之前他们觉得很多事情自己可以了解与控制，但有了专家之后他们始终不得志。“他们越是不了解权力的内部世界，就越是会怀疑政府权力运用得是否得当。……虽无法遏止那些专家们在国家大事上担当重要角色，但可以透过国会的调查和骚扰来报复专家，而且不难理解的是，他们是怀着一种道德的使命感在进行此事。”（《美国的反智传统》）这也可以解释施特劳斯面对奥本海默为代表的科学家时的挫败与恼怒。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在与奥本海默交谈之后，对他毫不理睬地擦身而过；在向挪威出口同位素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更是让他颜面扫地。他精心构划针对奥本海默的听证会，想要一雪前耻，踏上通往内阁的坦途。复仇确实也带有道德使命感。施特劳斯发明了“与奥本海默的对抗中，他总是能做出对美国有利的决定”这样的民族主义叙事；同时，他认为奥本海默真诚的反省和阻止氢弹研发的行为，是出于维护名誉与形象的功利考虑。“愧疚是他的勋章，他想要成为殉道者。”他自我辩解道：“我给他的正是他想要的。”——这大概是政治掮客所能理解的最高层次。施特劳斯奥本海默在公共舞台上表现如何呢？当博克对他陈述自己驾驶飞机看到导弹划过天空，幻想搭载核弹头的情景时，他以“我不会让它发生”斩断其右翼浪漫想象；杜鲁门询问洛斯阿拉莫斯怎么办，他回答还给印第安人；面对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他将美苏比喻成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冷战铁幕拉下，反共情绪日益激烈，他依然四处反对研发氢弹。就像在听证会时一样，奥本海默总是固执己见，永远无法给出对方想要的答案。听证会是一则现代寓言听证会本身就是一则寓言：一份莫须有的举报信，一个没有摄像头的房间，一次长达四周的闭门会议，一个不择手段的检察官，完全不对等的控辩方，没有程序正义，没有举证责任，一次蓄谋已久的羞辱，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却将一位伟大的、名声赫赫的科学家推向深渊。当我们意识到，奥本海默在这样龌龊的场合之中，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品格和体面，继续着他一贯诚恳、高贵的思考和言说时，荒唐、滑稽、悲怆、愤怒……都无法概括观影时的复杂感受。我们不禁和电影中的奥本海默一起发问：“难道就没有人能够如实地叙述当时发生的一切吗？”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证人中最具权威的万尼瓦尔·布什力挺奥本海默，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证词：“不能因为一个人说出真知灼见，就坐在这里审判他。当有人因为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惩罚时，这个国家的状态就危险了。”布什的话超出了听证会这个具体的事件范围，指向普遍意义。尊重智识、尊重理性批判和自由思考的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健康与否的标尺。“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职业人士，那是一群以不偏颇的才智、概括能力、自由推断、一手观察、创新、尖锐的批判为特征的人士。他们为思想而活。从传统上讲，他们秉承了苏格拉底的反省精神；就现代来看，他们最关怀弱势阶层的福祉，并以此为自己的使命。他们深信世界一定会回应自己的理性能力，渴望正义与秩序，对于人类具有独特价值，也因此具有惹是生非的能力。”（任剑涛：《反智的炼成》，《美国的反智传统》导读）吊诡的是，如果关怀弱势群体的福祉是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那么知识分子在履行他们神圣使命时，却不得不面对大众海洋中可能会产生的粗俗和被误解的宿命。在霍夫施塔特看来，“民主”与“平等主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反智，人们不信任专业知识，痛恨精英统治，希望消除特权阶层的影响力。知识分子自身的精英属性和他们所关怀的劳苦大众间存在紧张的张力，当时代的需求掩盖这些矛盾关系时，两者可以融洽相处，比如罗斯福新政时期；当形势需要寻找替罪羊，两者的矛盾就会被激化，就像“冷战”时横扫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这是现代知识分子难以解决的困境。在《美国的反智传统》全书末尾，霍夫施塔特写道：“过去，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可以容纳很多不同风格的智识生命——我们可以见到热情叛逆的人、优雅华贵的人、质朴内敛的人、精明复杂的人、耐心睿智的人，以及某些有着敏锐观察力、能适应环境的人。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这样才能在狭小单一的社会中欣赏和理解各种杰出的心智。有人认为，现在的自由文化与精致文化必然会慢慢瓦解，对于这种武断的、悲观的预言，我不知道它是对是错，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样的看法会令人陷入自怜或失望的心态，而不是产生抗拒崩解的决心或是发挥创造力的自信。当然，在现代的情境下我们的选择很可能是有限的，而未来的文化恐将由头脑单一、只具某种信仰的人掌控。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只要我们立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就有信心认为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今年1月，有人在豆瓣上创建了一个名为“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小组，半年内就聚集了几万名组员。在职场被压榨是这个小组的热门话题。“好学生心态”大多出现在刚走出校园进入职场的年轻人身上。从学校到职场，身份变化了，但他们仍被害怕犯错、习惯讨好的“好学生”心态困住。面对绩效压力和领导的指责，善于反省的“好学生”往往照单全收。甚至有人指出，“好学生”是互联网大厂抑郁症高发人群。其实不仅“好学生心态”，在现代职场环境中，大家面对的精神困境还有很多。比如工作时间越长，价值感越弱，逐渐发现自己并非工作的主人，反而成了一台依附在工作上的机器。又比如不知不觉间将“996”合理化，被外界的节奏裹挟着“异化”了自我。有的打工人还会在职场上遭遇，会抢功和甩锅的“黑暗人格”的同事、领导，除了因此陷入被动的自我怀疑和内耗中，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这些令人不适的工作环境并非互联网大厂的个例，而是许多现代组织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其本质来源于现代工作中的去人格化。在工作被去人格化究竟会对人产生哪些影响？尊重人格的工作环境是可能的吗？打工人们又该如何展开自救？北师大心理学部教授、看理想《致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节目主讲人王芳老师在一次采访中，从根源上梳理人与工作的关系，面对众多困惑的年轻人，回答了上面的问题。王芳老师长期研究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对当下年轻人的职场心态也有很多观察。她的新书《我们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学40讲》中，也针对当下我们面对的种种心理困境给出了建议。工作中的客体化提问：最近“互联网大厂抑郁症”被热议。很多媒体报道都反映大厂的工作环境很压抑，为了效率，领导往往说一不二，下属的空间很小，觉得被控制很痛苦，感觉自己像机器人，越来越失去自我意识。今天这种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环境，对员工的情绪和人格有哪些新的影响？王芳：其实不仅是互联网公司，整个现代企业都面临类似问题，就是工作中的客体化。在现代管理科学的话语体系中经常讲人力资源，但很多时候当说起人力资源时，在意的并不是人，而只是资源。有时候我会听到企业的人说，“等那个项目结束，就有人力释放出来”，他们想说的其实是等另一组同事做完手头的工作就能有人过来帮忙了，但听上去就感觉跟人没什么关系。这套话语会有意无意地忽视人，因为在现代企业中，效率、利润、绩效这些目标太凸显了。当这些目标凸显的时候，员工就有可能不被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而只有他们身上那些能够帮助这些目标实现的部分才被看重。其他一些，比如情绪情感、心理需要、自尊等则因被认为对达成目标无益，甚至会干扰到效率和生产力，便遭到贬低、忽视乃至剥夺，而这些恰恰是作为一个人有别于机器的本质和独特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来说是在将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降维到客体的地位，进而他们的人性也被工具性所取代，因此是一个对人进行“客体化”的过程。我们经常在性别领域听到性客体化这个词，女性沦为男性凝视的客体或纯粹的性对象，而在职场，工作中的客体化其实也很常见。客体化有两大核心特征，一个是工具性，另一个是否定人性。工具性指的是把人当工具一样觉知与对待，比如认为员工是像商品一样隶属于某个组织的，是没必要考虑个人边界完整性的，是可以被随时替换或用完即弃的，是仅仅服务于某个目标的手段；而否定人性则指的是贬低或无视员工的能动性、情绪情感和自主性这些区别于机器或动物的人类属性。有研究给不同的人看两张照片，里边是同一个人，姿势也完全一样，只不过一个在办公室，另一个在家里。结果发现，人们会对在办公室的那个人的人性化程度评价更低。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去上班，就会被别人觉得更不像个人了。说明在人们的认知里，这种工作环境与客体化之间的联结挺根深蒂固的。《在云端》当然，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和工作内容会让这种联结变得更强或更弱。比如，如果所做的工作任务本身相当机械、枯燥、重复、形式主义，天天就是填表、开会，工具感就会很强。如果这个组织极其绩效导向，将绩效视为评价与激励员工的唯一标准，而且鼓励员工之间高度竞争，就会进一步助长员工之间的相互客体化，即把同事作为完成自身绩效目标的工具人加以利用。这种情况在权力不对等的上下级之间还会更加凸显，表现为上级只看重下属的工具性价值而无视其他。像这样发生在日常的人际当中的客体化对待显然会特别伤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因为人不是机器，我们需要内在激发的动力去做事情，而且任谁也不愿意被当作一个没人性的工具来看待。近些年普遍讨论的职场倦怠、工作的无意义感、自我的无价值感等等话题，可能都是与此有关的一些后果。其实过去的工作环境，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国有制企业里，也有客体化的问题，只不过那时候的价值是自上而下由集体赋予并被所有人共享的。那时候人们觉得工作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集体做贡献，要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甘作螺丝钉，“螺丝钉”这个词就是典型的工作客体化的表述。现在那套叙事成为历史了，相比宏大的社会目标，人们更关心自己每天的生活是否幸福。价值的主体也从集体变成了个体，而且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但是在KPI的压力下，这个议题很多人无暇顾及，于是看到现在有些人已经主动放弃了靠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这时候如果大的经济环境再出现波动，既然个人的价值不可得，那就干脆转而去追求安全感，如当下的“上岸”潮。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我客体化。也就是我们在被他人当工具的同时，有时也会自己主动忽略自己的人性，忽略自己有高级心理需要被满足的一面，把自己矮化成一个工具。比如人们经常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其中的“没有感情”“机器”就是自我客体化的表述。有些时候这是对压迫性系统的一种无奈适应，例如，当自嘲为“社畜”“科研狗”的时候，是在将自己降维成动物，好像想要通过消解掉那些属于人的高级心理需要来躲避身处这个系统中的痛苦，仿佛只要自己先行一步否认自己的情感需要，在遭到他人或环境贬低时便不再那么难受，然后让自己更能忍受被他人客体化对待，并专注于实现赚钱这样的底线目标，因此这可被视为一种无力改变现状时的无奈适应。然而，研究发现，这种自我客体化并不能实现自我防御的功能，我们越是自我矮化，精神层面上就越感到痛苦，它起不到我们以为的保护情绪的作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更复杂，这时候的自我客体化不是对系统或别人客体化自己的应对，而是自己有意地把自己当作工具和手段来追求某个我们认同的目标，比如想要达成某个绩效标准，或者更广泛意义一点的，想要成功。这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当工作很紧急，或者我们觉得它很重要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自己像台永动机一样，最好不吃、不喝、不睡觉，此时那些属于人的正常的七情六欲都会被视为一种妨碍、消耗甚至负担，被看作是对当下目标达成的干扰。这时候我们眼里就只看得到角色和要求，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工作中的自我客体化表现，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当人来对待。《下一个素熙》为什么会这样？不可否认，当我们以自己作为工具时，似乎可以获得一种我可以以此来达成目标的效能感，也就是说这种自我客体化在一定程度上给到了我们自我赋权的感觉，起到了一种自打鸡血、自我激励的作用。但是仔细想想，这种赋权是真实的吗？我觉得未必。我们所在的社会系统经常向人们许诺某个手段与某个目标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是优绩主义的核心观念。但其实这个必然并不是必然，其中还有非常多其他因素在影响。但一旦人们内化了这种必然性，最后目标没有实现，就会归结于是那个手段的错。比如是自己还不够努力，进而继续加大投入，甚至牺牲健康、情感、关系，也就是我们身上人性的那一面。这时候我们就掉入了一个陷阱，我们误以为此时我们有足够的能动性可以决定那个想要的结果，而事实上，那个目标也好，手段也好，都是被我们所处的结构和系统所设定的。本来人才是目的，工作只是手段，而现在错位乃至倒置了，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把自己当工具，这看似是一种赋权，实质是一种异化。它还有一个后果，一旦高度认同了这个陷阱，就可能把不合理的工作环境和状态合理化，甚至内化。就是常说的“卷出了真情实感”，一边受系统压迫一边为它辩护。比如有人真的认同“996”是福报，这其实就是在认同以忍受剥削作为手段去实现所谓成功目标的合理性。而它会带来什么结果？研究表明，会让剥削持续。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已经主动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的这部分了，那么对于我们的剥削以及客体化对待也就彻底获得了正当性。该如何应对？客体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消失，那么对抗它的力量一定在于人的再现。本质性的变革在于对于工作与人关系的结构性重塑，但是在那还未发生之前，从企业和管理者一方来说，可以更多鼓励员工之间合作而不是竞争，在看重任务绩效和个人绩效的同时也看重关系绩效和团队绩效。另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要看到人的价值。我在《我们何以不同》这本书里也讲到，聪明的管理者永远明白两件事：第一，员工只有在感到安全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进取心和创造力；第二，有了安全感的员工会期望得到除钱以外的更多东西。工具可以在短期内很高效，但要让一个企业长远发展，人的价值的发挥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对于个人来说，我们能做的或许是，首先不主动矮化自己，其次不放弃对于创造性工作的寻求和对工作意义的体认，最后，重新拾起与他人的联结。当下的职场环境在异化个体的同时也在异化着关系，它高度竞争性的底色令人与人的信任下降，人们会本能地预设职场就是尔虞我诈的，同事之间毫无真心，所以对什么都别走心，虚情假意、逢场作戏一下就好了。然而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结盟、友谊是对抗系统的最大武器。每个人都需要同行人，需要相互理解支持的伙伴，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结，对他人有所帮助和贡献，可以重塑彼此的中心性，让在工作中消失的人的那一面复现，最终或许还能形成合力，令那个高压剥削的系统出现裂痕。提问：这种大环境对人的矮化和客体化，一定会影响人的创造力吗？王芳：不一定，创造性的工作会让人的工具感不那么强，但前提是能够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感受到自我价值。提问：因为现在有很多工作本身是创造性的，但也是通过竞争和压榨实现目标的。它不是单调的流水线作业，也不是琐碎事务性的，但它高度竞争。方案失败的团队就是耗材，立刻会被替换掉。王芳：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自主权在谁手里。如果是你讲的这种情况，其实创造性还是在为一个大的系统目标服务，还是一个工具性的利用关系，而不是我们自己对于创造性有所体认。这两种情况完全不同，区别在于我们是作为一个客体还是主体，是不是自己能够感受到创造性。比如可以主动提案，而不是被动应对竞争，这种自我发出的任务最后哪怕失败了，主动性仍然是在自己手里。这也是心理学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自我决定。只要是自我决定的，整个过程中的感受和心理状态都会很不一样。自我决定对于幸福感也很重要。因此，如果能在被剥夺的环境里找回自我的主动权，能大大促进职场身心健康。“好学生”心态提问：和职场抑郁一同被热议的还有“好学生受害者”。“好学生”成了一种“病”，似乎“好学生”进入职场更容易被剥削。因为“好学生”习惯迎合外界眼光、顺从外部环境，从学校到职场延续了这种模式，在学校拼成绩，在公司拼业绩。在你看来，更容易被剥削的人群有哪些人格特征？王芳：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叫“好学生心态”而不是“好孩子心态”，是不是说明这些特征并不是局限在家庭领域里形成的。学校其实是一个人全面接受社会化，进而被训练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最重要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好学生”就是一种被规训的好，而不是真的好，不是那种松弛、舒展的好。那到底要训练成什么样呢？在我们的文化里，整齐划一的力量非常强，比如大家总是在追求一样的目标，而且都用差不多的手段去追求，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词。在好多给小孩看的故事里，倒霉的总是爱冒险的那个。这其实就在传递一种观念——千万别出格、别出错。《下一个素熙》在这样社会规范的压力下，家长和老师并不鼓励孩子们个性的表达和自我的彰显，而是反复强调要符合他人和社会的期待。努力去到那个合适的位子上，才是重要且正确的事情。于是不要也不必有自己的想法，乖乖听话，服从父母、老师、社会等权威的意志，做他们认为对并想让我们做的事，去追求并努力实现社会期待和认可的目标，包括读大学、找个好工作、结婚、生孩子，以及实现各种世俗的成功。好学生就这样炼成了。而中间使用的控制机制就是各种奖励或惩罚，实质上是一种爱的交换。具体来说，做出符合期待的行为就能够获得爱、肯定和积极关注等奖励，而违反了，就可能遭到否定或者经历爱的撤回，这些对小孩来说非常可怕，于是就可能为了追逐奖励、避免惩罚而迎合期待，努力成为符合标准的“好学生”。但在此过程中，那些内在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喜好、渴望被牺牲和丢弃了。最后就形成了大家总结的好学生心态的代表特点，如重视他人正向反馈、高度服从、不敢犯错、习惯性的讨好、过度反思等等。而且之所以叫心态，就是哪怕已经不是学生了，这些反应还是会像条件反射一样出现，很顽固且是弥散性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表现共同的底层，或者说更本质的代价是真实自我的消失，就是心理学家罗杰斯讲的“价值的条件化”。本来人生而有价值，但在长期的规训之下，“好学生”们会本能地认为，只有在满足了某些条件后自己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里的条件通常是达到了社会设定的标准、完成了权威期待的目标、获得了他人口中的赞美。一旦价值有了条件，重要的就是让别人高兴而不是此时此刻我真正想做什么，努力学习和工作也只是为了得到他人赞许而非自我导向，就会想尽各种方法去取悦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但那些条件是永远也满足不完的，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会永无止境。所以当我看到大家开始有这个意识，开始觉醒、反抗、自救，还是挺欣慰的。不过也想提醒一点，我看到有些人拒绝当“好学生”的出发点是为了在职场上不被欺负，这还是一个输赢的逻辑。我觉得我们去觉知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为了重建自我，让原本空心的内在充盈起来，把此前让渡于人的主体性夺回来，变依附于他人和社会评价为自我接纳、自我肯定、自我关怀和自爱，而不是去赢过谁或者把谁打翻踩在脚下。豆瓣小组里的那句宣言我觉得特别好：“去他的三好学生，我给自己颁奖状。”此外，就像前面讲的对抗客体化一样，此时同盟的力量同样非常重要。大家聚集在一起发出声音，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相互支持的力量。暗黑领导者提问：有人观察到，在卷文化下，擅长向上管理、向下霸凌的自恋者更容易上位成为领导。“暗黑人格”

《辛德勒的名单》奥斯维辛是“恶”的代名词。作为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之地，奥斯维辛展示出的恐怖、残忍超乎常人想象：从近距离枪杀到毒气室、将孩子的头撞向火车车皮、玩弄焚烧后的尸体、用X射线和注射药物对女性做绝育实验……这是一片法外之地，借用阿甘本的概念，是永久处在“例外状态”的空间，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理性、良知、常识失去效力。在这里，囚犯变成“牲人”，而看守则变成“兽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恶的党卫队成员，并非本身就是十恶不赦的无耻混蛋。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是慈爱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在银行工作的普通职员，只是到了集中营这种特殊的非人化境地之中，他们才显示出魔鬼般的面貌。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在《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一书中，指出奥斯维辛并不能简单归咎为极个别人性泯灭的独裁者的指令，它映射出的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是无数下层纳粹分子、普通人推波助澜实现的“累积式激进”。学者徐贲在为《奥斯维辛》撰写的导语中也提到，“极权诱发、利用和加强人性中阴暗和残酷，而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又在这样一种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了极权的制度之恶。”这本书基于里斯指导的BBC纪录片，其中有很多档案资料和第一手的访谈材料。受害人、幸存者甚至加害者的访谈，都向我们展示了明暗之间的复杂人性。“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辛德勒的名单》幸存者托伊·布拉特在采访中说，“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

钱穆在近代中国，钱穆是一位传奇人物，他这一生只做两件事——读书与教书，但把每一件事都做到了极致，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一生先后授课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写下通史巨著《国史大纲》，在文化飘零的时代为国人留下一座通往中国文明与历史的桥梁。钱穆一生在学术上拥有无数令人惊叹的成就，但他的成长路径却与大家想象的完全不同。钱穆并非书香门第，没有多少家学渊源，正相反，他从小家境贫苦，中学念到一半，学校就因为辛亥革命解散，始终没有机会念大学。用现在的话说，钱穆在青年时代，是一位货真价实被生活困住的“小镇青年”。原生家庭的窘迫，被糟糕的时代打断的求学之路，充满变化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当时“小镇青年”钱穆面对的一切。但他却凭借着自己的“一根筋”，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从江苏无锡的小乡村，一路走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钱穆1895年出生，这一年，也是清朝遭受重大挫败和日本签下极度屈辱的《马关条约》的一年。出生不久后钱家家道中落，沦为赤贫，父亲去世后，他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1年，他转入南京钟英中学。但钱穆在这里并没有顺利的拿到中学学位，因为撞上了辛亥革命，学校宣布解散，中学肄业成了他的最高学历。求学生涯受阻的钱穆“自此升学绝望，一意自读书”。当时，实际年龄只有17岁的钱穆，来到乡间小学任教，一路教过小学，教过中学，几乎把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教了个遍。从1912年春天，到1922年秋天，十年间，钱穆奔波在乡村的讲台上，虽然没有继续学业，但他也没有停止学习。钱穆曾直言，其间虽有遗憾，未能进入大学深造，但他“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在这段时间里，钱穆勤勉自学，在学问和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钱穆治学的道路在别人看来，几乎是一条不可能，无法想象的道路。他没有家世，没有学校的导师提供资源，甚至连图书馆都没有。但他却敢一头扎进故纸堆里，钻研中国传统文化。他一生在战乱和动荡中治学，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宗旨。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他觉得这些“旧学问”值得做，则无论条件如何，无论手里的资源有多少，无论时代的风潮如何，他都只知道，这事，得一直做。早年丰富的教学经验，也为钱穆后半生的教育事业埋下了种子。新亚书院是一个和钱穆分不开的名字，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从新亚书院中，走出了学者余英时。新亚书院的办学理念及现实关怀，和钱穆毕生的治学心得息息相关。他与新亚书院的故事，也是了解钱穆其人的一个重要窗口。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今天是钱穆逝世三十三周年，就让我们借用钱穆眼中的自己，和他与新亚书院的故事，来纪念他。创办新亚书院新时代杂志社的编者，要我自述生平。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生不论是求学或做人，都不足为训。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甚么可以提供别人参考的。且以读书来说吧，我是一个自修苦学出身的人；因为幼年家境清寒，父亲很早去世，使我没有机会像一般青年人一样，由中学而大学，从师研究，或出国深造，我常劝勉青年朋友，非万不得已，仍然应当按部就班，完成正规的学校教育。谈到做人，我是一个不好高骛远，不跨大步，脚踏实地的人。主张做人必须平淡、切实；言顾行，行顾言；知到哪里，行到哪里；今日知到此处，今日行到此处。在我的青年时代，正是满清末年，当时的一般父兄师长，通常是以诸葛亮、王阳明、曾文正，这三位道德、文章、事功兼备的人物，作为勖勉子弟们师法的楷模。我一径遵奉诸葛武侯的“谨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作为做人的格言，生平受他们三位先贤的影响最深。我既然承认自己是一个言行谨慎，并非不顾现实的人，一生只知道治学教书，过去从来没有实际参与过其他任何社会事业。既无资本，又无准备，怎样忽然会凭着赤手空拳，办起新亚书院来呢？以我当时的情况，在香港要想办一所小学都不可能，居然要办一所大学性质的学校，简直像摸黑路一样的冒险，这不也是不足为训的事情吗？记得起初向当地香港教育司办理立案手续的时候，申请表格上有许多项目必须填报，例如老师们的待遇，我就填上每月支给港币八百元。教育司的职员问我：“经费从哪里来？”我回答说：“没有。”他又问：“既没有，为甚么要填这个具体的数目呢？”我说：“因为你们本地的官办小学，教员月薪都是这种待遇，而我邀请的老师，都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十年二十年书的教授，我决不能把他们的待遇填得太少了。”对方又问：“万一他们知道了，来问你要钱呢？”我笑着答复说：“凡是知道我空手办学校的目的，而愿意来帮忙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些的。”钱穆“宁可失掉吃饭的工作，不愿失去求学机会”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起先是丝毫没有经济的凭藉，前来求学的流亡青年，十有九位都是只身在港，他们本人的衣食多无着落，进了学校，还要想法子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当时我们的免费学额，竟占了全部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我记得那些要求入学的流亡青年，他们之间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且随便举两个例子来证明那些学生们的苦学情况吧。我们现在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在校学生，他起初申请入学的时候，已经年过四十，是一位两腿带着六七处伤疤的退役军人，住在调景岭难民营，担任日夜轮流守卫的工作，有一点低微报酬，可以维持生活。为了想到新亚来读书，就向营方的负责人要求全部改调守夜的职务，竟没有得到允许。他说：“如果我的志向迁就了现实，一天也不能生活了；宁可失掉吃饭的工作，而决不愿失却求学的机会。”后来他的难友们同情他这种刻苦好学的精神，有意成全他，就联合起来要求把各人的夜班都和他的日班互换，主管也感动地让步了。从此以后，他就夜间守卫，白天上课。自调景岭到学校，快步跑一趟要费两个小时，他每天在黎明前就动身，步行赶到学校上课，傍晚又忙着跑回去准备接班。后来，我觉得他如此奔忙也太辛苦，就将他安置在校内担任传达，作一名工读学生。因为英文根柢差一点，他现在还没有毕业。我们学校里原先是没有工役的，另外为了成全一个中学程度的青年，就让他在校内一面做工役，一面抽空随班旁听。他又利用晚间到一家相当大专程度的夜校上课，后来我又调他到图书馆工作。这个青年，他最近已经向加拿大的一所大学，申请准了奖学金，快要去留学了。从上面所讲这两个小故事里，就可想象得到许多流亡青年，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仍然不忘记求学上进。为了成全他们苦学的志向，起初只设有免费学额，后来则设有奖助学金额。蒙各方捐赠的奖助学金额，占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经常还有增加。本院所聘的董事，早先都有一个默契，不忙着要求他们在经济上的帮助，只需他们的同情，作精神上的支持。起初两年，各方面的人士多半不敢公开支持我。捐款常是支付现钱，几百或一千的支票，也不敢签注受款人的名字，而且要求不要公布捐款人的姓名身份，为的是怕影响本身的安全。“我是一个只适宜于闭门读书、上堂教课的人”对于筹集经费，我总是尽力去设法；对于支配用途，我从来不擅作决定，做到绝对经济公开。学校之内，不论大事小事，都由公开的会议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做到绝对意见公开，也可以说是做到了“教授治校”。我们开始创办这所学校，自问对于教育宗旨方面，确实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负。我们鉴于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鉴于我们自身所承受的时代苦难，我们认为当前的大学教育，至少有两个目标应加注意：一、人类的文化价值。二、个人的生活理想。要使前来求学的青年，对于这两项目标，都能深切感到它的重要性，而对这两项目标懂得追求，懂得探讨，懂得身体力行，懂得为此而献身。我们该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正受尽磨折，历尽辛酸，陷在奋拔无从的深渊，中年老年人，多只随分挣扎。青年们则如迷途的羔羊，要在迷惘的路程上摸黑前进。即就新亚学院的同学们来说，有些是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上，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这样处境的青年，若我们不能给与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那在青年们的内心，很可能泛起一些连他们也不自知的种种异样心情来。我们常认为，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价值的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反过来说，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中国文化有其五千年悠久传统，必有其极可宝贵的内在价值，我们应该促使中国青年，懂得爱护这一传统，懂得了解这一传统的内在价值，而能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是：本校创办，旨在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世界幸福谋前途。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瞭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知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知识而求知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本校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为学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础，然后各就其才情所近，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知识与专门技术之途径与方法，务使学生真切认识自己之专门所长，在整个学术个人人生之地位与意义，以药近来大学对教育严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关于教学方面，则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于课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外，采用导师制，使学者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洽，即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务使学者在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对于所习学业，仍继续有研求上进之兴趣与习惯，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专尚讲堂授课、口耳传习、师生隔膜，以致学者专以学分与文凭为主要目标之流弊。我们自知，我们所抱的教育宗旨是正确的，但也是很难实现的。但若不把握这个宗旨向前迈进，则种种物质上经济上的发展，将会失却它的意义，在香港社会上少去这一所学校和增多这一所学校，将会没有甚么分别。自审才性，我是一个只适宜于闭门读书、上堂教课的人。从民国元年，我十七岁那年开始到小学教书，以及后来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一直到现在，先后几乎有五十年，没有离开过教书生活。除此之外，就是讲演和写作，在写作方面，陆续出版了三十种书，历年在各报纸杂志刊登的学术论文，还没有汇印出版的，约有一百万字左右。我对写作有一种习惯，就是喜欢亲笔写缮，早年而且全用工整的小楷。我出生于民国前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岁次乙未，照中国年龄计算法，应当是六十八岁了。先父在十六岁的时候，以第一名秀才入学，被目为神童，可惜身体虚弱，刚到中年就患肺病去世。当时我仅十二岁，我与长兄以及两个弟弟，在家无一亩之地无片瓦之屋的贫困情况下，由寡母劬劳抚育成人，而且都完成了中等教育。母亲毕生辛勤，全为了培育我们兄弟。直到七七事变后四年才去世，享寿七十六岁。我在家庭方面，承受母教的影响最大。《九零后》我的祖父、父亲、哥哥，都是在四十左右患肺病去世，而我如今已活过了六十八岁，身体精神都还算健康，这也许是和我一生规律而简单的生活有关。我除喜抽烟斗之外，别无其他不良嗜好。爱好接近自然，喜欢乡村环境，喜欢接近青年，五十年来的教学生涯，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天真活泼的青年人。我虽然没有好好地从过师，却常接受先哲先贤的影响，除效法诸葛孔明一生谨慎，王阳明知行合一与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之外，我还喜欢《论语》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这八个字，我自青年时代就常以这八个字来反省、自勉。“守死”使我在新亚困难的时候，决不逃遁；“笃信”使我深信中国一定有前途，使我一生从不曾放松这信念。还有：我在前清光绪年间读小学的时候，因为作文成绩特优，老师奖赏一本课外读物，我至今还记得书名是“自学篇”，由蒋百里先生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其中记述了四十多位欧洲自学成功的名人小传，一篇篇刻苦勤学的奋斗故事，使我读了很受感动。不过我一直仍认为，青年人只要有可能进学校从师研究，还是循着正规教育的程序以求上进为好。除非是万不得已，才采取自学的途径。因为在学校里，不仅可以有系统地研究各门课程，还可以与良师益友从切磋琢磨中，增进内心的修养，完成伟大的人格，奠定学业与事业的巩固基础，那比自学究竟要好得多了。📕【推荐书单】理想国·钱穆作品系列阅读原文，钱穆作品系列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世界乱糟糟的。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争端依然要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霍布斯认为暴力是内在于人性的，康德则提出《永久和平论》。在政治演化的进程中，战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与国家互相塑造，而国家构建过程又与文明范式相关联。我们如何抵达此地，未来又会去向何方？近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看理想《统治的逻辑：5000年人类政治博弈史》主讲人包刚升，携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进行了主题为“从过去到未来”的对谈，关于国家、战争、暴力与和平。首先要有国家包刚升：《抵达》这本书其实非常关注人类政治的演化。施展兄可能是就中国历史、中国政治本身来讨论中国问题，而我希望给理解中国问题提供一个参照，因此我在想人类政治大体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当然如果我们去读剑桥世界史系列，从远古到近现代，那是读不完的。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政治体、帝国、国家、城邦、部落、社会在里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么我试图给学界的朋友们、关心政治的大众读者们提供一个比较简约的框架，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类政治大概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在书中整理出四个问题：霍布斯问题、阿克顿问题、洛克问题、托克维尔问题。第一排左起：霍布斯、阿克顿、洛克、托克维尔这个逻辑也非常清楚，就是说，首先人类得有国家。如果没有国家，社会就会陷入内乱，按照霍布斯的说法就是会陷入人和人的战争状态。而国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安全、法律和秩序，尽管历史上很多国家提供的安全、法律和秩序不是那么完美，有很多缺憾，但是也比无政府或者内乱、内战的状态好得多。但是国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历史上的君主们、统治精英们经常滥用权力，经常无法在社会的目标和他们个体的或者是他们小团体的目标之间达成一个平衡。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权力很容易异化，所以我援引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观点，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我用这句话来指代有了国家、有了权力以后，可能会产生的恩格斯讲的异化的问题。然后就进入第三个阶段：有了国家后，权力容易异化，怎么管控权力？对此我用了一个概念，叫洛克问题。洛克是英国近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说，我们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是为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怎么保护呢？他说，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要有分权。当然，他讲的是所谓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但我们今天认为外交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所以他其实是在讲行政权和立法权得互相制衡。第二，还要有法治。随着洛克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这些制度、惯例逐步形成，机构逐步建立，到了19世纪，也就是工业革命启动后，一个重要的现象出现了：大众的政治力量开始崛起，于是他们的投票权或者普选权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我将其界定为托克维尔问题，也就是近现代民主兴起的问题。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人类大体上经过了这四个问题、四个阶段，当然有些阶段之间是有重合和循环往复的。比如托克维尔问题，如果拿小范围的政治体城邦民主来说，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城邦以及一部分希腊城邦，已经可以看到古典民主的萌芽和运作。所以这四个问题不完全是依次发展的。但从历史长程来看，我认为，我们可以用这四个问题，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政治的进化。施展：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能够自我组织起来，而且这与动物的自我组织有个很大的区别，动物的自我组织基本上是靠本能驱动的，而人类的自我组织，除了有本能的一面外，还有超本能的一面，比如一系列讲故事的手法、一系列暴力的手法等，当然所有这些是结合在一起的。某种意义上，暴力是内在于人的生物本能的，比如都想去争取更多的食物、更多的居住空间、更多繁衍后代的权利等，于是暴力自然而然就会运用起来了。但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就是简单使用暴力，而人类在使用暴力之余，还要对暴力的使用给出一个说法，也就是凭什么我要使用暴力？《罗马》这实际上就是基于一系列的故事，而暴力与故事之间又会有一系列很复杂的互动关系，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能够把暴力正当化；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无法正当化暴力。暴力本身并不自带目标，暴力只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工具，而目标也是由故事来定义的。也就是什么样的故事能够匹配上社会结构，从而把社会动员起来，因为任何暴力都需要财政上的支撑，否则就运转不下去。当所有这些问题纠合在一起，我们会发现，理解人类秩序，是一个很复杂、头绪繁多、很难有效把握的状态，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那么包刚升老师在这本书里，就直接把刚才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切换为霍布斯问题、阿克顿问题、洛克问题和托克维尔问题四个问题。包老师给了一个特别好的分析框架、一整套的方法论，来告诉我们从哪几个角度入手。这种写作方法本身也是很有想象力、很有创造力的。我觉得这梳理的还不仅仅是整个人类秩序的脉络，更重要的是这个脉络底层、人类秩序中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察人类历史或者观察政治、社会时，都有两个点需要去发掘。一是哪些亘古不变的东西，一直延续下来，使得我们成为我们，这是把我们识别出来的基准、内核。二是还要去观察到有哪些在变的东西，使得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这个研究里可能有一些是前人早就做过的，我觉得这丝毫不构成我们今天就不做这些研究的理由，原因在于，前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跟我们今天的具体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包老师做的这些研究，一方面讨论那些亘古的问题，比如提炼出的霍布斯问题、阿克顿问题、洛克问题、托克维尔问题，就是尝试把底层不变的部分模型化。在这四个永恒问题的基础之上，我们面临的很具体的时代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去面对？书里也会有一系列相关讨论。

“精神稳定一分钟已经很了不起了！”“人哪有不疯的，硬撑罢了！”近年来，类似的“发疯文学”开始在社交媒体里流行。“发疯文学”看起来毫无逻辑，情绪激动，有时还带有一定的攻击性，但很多人却在这些尽情宣泄情绪的“发疯文学”中找到了共鸣——生活已经够累了，就不能允许我发发疯吗？“发疯文学”表面上看仿佛是一种娱乐化的情绪宣泄，其实也反应出当下个体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内在紧张感。现实生活的压力，时代的快节奏，周围环境的焦虑氛围共同对个体向内挤压，或许这时允许自己“发发疯”就成了最自然，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不开心时，与其内耗不如发疯？大家现在都在追求的“自洽”具体代表着什么？你知道如何与自我相处吗？以上的这些问题，或许你都可以在《我们何以不同》这本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最近理想家沙龙邀请到北师大心理学部教授、看理想《致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节目主讲人王芳老师，与看理想编辑dy，就以上问题展开了一次对话。围绕着“我们时代的撕裂与治愈”这个主题，王芳老师通过对当下年轻人不同心理状态的讨论，挖掘心理学对每个平凡人的现实意义，帮我们看见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撕裂与治愈。本文节选自本次活动部分对谈内容，活动完整视频即将上线看理想App，理想家会员可观看。01如何看待最近爆火的MBTI测试？

左起：陈迪、包刚升、周濂、张新刚快节奏的今天，还有必要关心政治问题吗？政治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其实，就算我们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会关心我们。教育、医疗、衣食住行等日常问题，背后都是政治问题。同时，政治学也可以帮我们以结构化的视角看待世界，为我们思考问题提供框架和指引。7月8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看理想《统治的逻辑：5000年人类政治博弈史》节目主讲人包刚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新刚和媒体人陈迪，在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围绕包刚升老师的新著《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展开了对谈。这部新著，以霍布斯问题、洛克问题、阿克顿问题、托克维尔问题，串联起5000年人类政治演化与博弈的历史。书中，包刚升认为，国家是人类文明社会的起源，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国家以及如何有效约束国家，是他想要着重探讨的命题。

一部政治进化史如果说早期国家的兴起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开端，那么人类其实是历经了相当多的磨难，用了相当漫长时间的演化才走到这一步的。按照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估算，现代人的祖先起源于

《末路狂花》“你看到了什么？”短暂的沉默后，她开口道：“他不能控制他自己。他就是那样的人。他就是捕食者。”“这种事一直在发生，不断地试探，不是做一次就收手，不是就在一段时间内有这癖好。这是对女性持续性的捕猎行为。无论她们同意还是不同意。”“大家都知道他——用你的话说——在‘捕食’女性吗？”“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他周围所有人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时，有人站出来反对吗？”“没有。”上面这段对话来自罗南·法罗的纪实作品《捕杀：保护猎艳者的谎言、监视与阴谋》，当然，更来自赤裸裸的现实。罗南·法罗是美国著名记者，曾任NBC新闻节目主播和记者，现任《纽约客》杂志撰稿人。也许很多人并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通过报道掀开的丑恶现实——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事件。2017年，因罗南·法罗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揭露哈维·韦恩斯坦性丑闻报道，使该杂志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本书则是基于作者对韦恩斯坦事件历时2年的新闻报道写成。2017年，在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丑闻曝光后，众多曾遭遇性侵犯或性骚扰的女性们在社交平台发起了“me

《我们与恶的距离》其实一开始只是在网上随便看看时，发现了一条自己不认同的观点。然后，犹豫着发出一条不太友善的评论，没想到这条评论收到了那么多点赞和支持，看来，我确实站在正义这边。再然后，就变成了更多更恶意的评论，但此时，没人把这当成什么大事——“我只是随便说说，这些话没人会当真吧？”“这么多人都这么说，我有什么不对的？”“他们发这些就是为了博关注，根本不在意评论里说了什么。”“虽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并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我没错，我是为了正义。”“没想那么多，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是随便发泄一下。”最后，这些恶意的话语和文字终于长成一个巨大的，能吞噬一切的黑洞，把生命也卷进去，然后搅碎。一场带血的网络暴力又一次发生。6月2日，武汉某小学被撞学生的母亲坠楼身亡，在这之前，她在网上因为穿衣打扮和外貌遭受了数不清的谩骂和攻击。更早之前，年轻的女孩仅仅因为头发的颜色就被造谣攻击至死，抗癌博主被诋毁为骗流量演戏，寻找亲生父母的男孩因为承受不了网络暴力留下长信服药自杀，网络暴力一次又一次的摧毁着生命，却毫无要停下来的意思。为什么这种恶性的群体性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怎样才能杜绝网络暴力？网络暴力真的有可能彻底消失吗？或许这篇文章完全没有能力为以上问题提供任何准确的回答，但我们想尝试探索，在穿透上述事件情绪性的迷雾后，如果从结构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在单纯的恶意之外，在一个个令人万分痛苦的事件背后，对于当下的世界和生活，我们更应该知道或更需要被解释的是什么？01

现在是五月九日，中午，手机收到一小段截自万玛电影的视频：塔洛，那个讨不到老婆的牧羊人，正用藏语口音的普通话背诵《为人民服务》，喋喋喃喃，如念经，一字不漏，镜头间或指向一匹正在吮奶的羊羔：“……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塔洛》视频长度三分零七秒。我静静地看，忍不住笑起来，随即止住——万玛没有了。昨天中午我们都收到了这个不肯相信的消息。现在是夜里，演员黄轩发来语音。两个月前他还在青海与万玛拍片。他抽泣着，说：“我从未遇到他这样亲切的人，好像是我的父亲。”他明天就要飞赴拉萨，送别万玛老师。去年万玛出版新小说集，要我作序。我从未议论过小说，但也就认真写了，因为我爱万玛的电影，他的电影的前身，便是小说。近期我的杂稿拟将出书，编排文档，收入这篇时，万玛倒下了，据说是忽然缺氧，不适，倒下了，五十三岁。我爱万玛的电影。虽然不具备评论的资格，但我看了万玛的几乎每部作品。我愿斗胆说：内地没有这种导演。内地电影的种种手法、招数、兴奋感，在他那里，都没有。他有的是什么呢？昨天闻知噩耗，我心里一遍遍过他的电影，包括《塔洛》。那是部黑白电影，一上来就是整段背诵，之后，万玛开始平铺直叙——为什么再难看到老老实实平铺直叙的电影啊——直到憨傻的塔洛人财两空。这样的结局，稍不留神就会拍坏的，我想，万玛怎样收束呢？只见塔洛骑着乡下人的破摩托往山里开，开着开着，他停下来……停下来干嘛呢？请诸位找来看吧，不剧透。《静静的嘛呢石》，他的初作，太朴素了，我猜院线根本不会要，但我还想再看一遍，看他如何平铺直叙——如布列松的《穆谢特》（Mouchette）、特吕弗《零用钱》（Small

一个人，住在面积仅八平米的小房间里，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对于这个问题，作家吉井忍在《东京八平米》中给出了别样的答案。住过三十多个房间之后，她选择了位于东京新宿附近一个“四畳半”大小的房间，相当于四个半榻榻米的面积，约八平米。在新书《东京八平米》中，吉井忍记录下她离开中国后亲手建立起另一种日常的过程。她兴致勃勃地写怎么在八平米的房子里起居做饭，做垃圾分类；在钱汤泡澡，在洗衣房听一位阿姨讲自己的“出逃”故事；与金星堂咖啡店店主大泽先生成为朋友，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亲密度刚刚好的联系与羁绊；看通宵电影，看展览，听落语，享受东京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八平米房间内的细致日常，东京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包容，读来令人心生暖意，在疲惫的日子里，生发出对生活的热望。许多读者读完后备受安慰与鼓舞，“看她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让自己也收获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正如吉井忍所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八平米’，以及对其的定义。也许八平米在别人眼里是畸形状态，但它能够让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小’不成问题，因为外面的世界足够大。”作为曾在成都留学、在上海与北京都旅居过的“滚石生活”的践行者，吉井忍对中国有着难舍的情感。她在《东京八平米》的“自序”中说，“真心期待我们可以再次当面交流的时机。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心中‘八平米’的故事。”现在，这个时机终于来了。阔别几年后，2023年4月下旬，吉井忍回到中国，将在北京、长沙、杭州、苏州四个城市进行巡回新书分享会，与喜爱她的读者见面，聊聊各自心中关于“八平米”的故事，关于自己与所在城市的难忘际遇。✈

右：王明珂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理想国读者日”上，历史学家王明珂和罗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对谈——在边缘发现历史：田野文本的寻访与阅读。何为边缘？罗新老师在开场时引用了作家安妮·法迪曼（Anne

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烟草总能占据一席之地，它不仅带来巨额税收，还代表着某种社会文化：社交场合中的“敬烟”，可以建立起关系；烟草档次的高低，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品味；烟草也会被当作礼品赠与他人......早在烟草演变成我们常见的形态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吸烟上瘾了。今天从下面这个大盘子开始，我们跟着汉学家卜正民一起追溯中国人的吸烟史。这个大概制作于17世纪的青花大瓷盘，收藏在荷兰南部城市代尔夫特一座博物馆中。瓷盘直径43厘米，代尔夫特的陶工在这只盘子上，以高超的手法，仿造出中国的绘饰风格。盘子左侧有一个猛吸长杆烟管的秃头神仙，暴露了这个盘子的欧洲血统，事实上，一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艺术家才愿意将抽烟的人入画。代尔夫特的陶工从哪里得知中国人抽烟？如果那是他自己想出的画面，想必是因为他听过中国人抽烟的事。他对全球动态已略有所知。经过16世纪后半叶体会过吞云吐雾之乐后，那时候的欧洲人对抽烟已经司空见惯。中国人——或者说全亚洲人——在17世纪也加入吞云吐雾的行列，这个现象正是17世纪全球流动所造成的效应。本文摘编自《维米尔的帽子》[加]

或许，还有人在坚持使用名片吗？随着社交软件对我们生活全方位的入侵，在大多数社交场合下，结识新朋友或新商业伙伴时，我们的第一个标准动作已经变成了“加个微信吧！”，名片也多少变成了一个有点复古的词。然而，曾经对很多群体而言，名片都是在工作上建立人际关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这些群体不仅包括我们印象中西装革履的商业人士们，还有明清时期的士大夫们。是的，名片流行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得久。明清时期著名小说《儒林外史》曾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被科举重压所摧残的古代知识分子们，对他们来说，除了努力学习考取功名外，彼此间的交际也对他们最终是否能获得成功产生着深刻影响。而伴随这种交际出现的“名片”也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时，名片写得不好不仅有可能导致事情失败，甚至还会关系到人格评价。日本作家岸本美绪在她的著作《风俗与历史观》中选择了《儒林外史》中两则关于名片极为有趣的故事说明了这个现象。故事一在讨伐贵州苗族中取得战功的汤总兵，想给两个吊儿郎当的儿子找位家庭教师，以下是他拜托生员萧柏泉将他的相识、贡生余有达介绍给汤家时的事情。萧柏泉与汤家的长子要出门到余有达的住处扬州，萧柏泉想让长子在名片的自称处写上“晚生”，长子却说“半师半友，只好写个‘同学晚弟’”，没有听从萧柏泉。无奈之下，只好将写有“同学晚弟”的名片奉上，余老师看了之后将其放在桌上，说道

电影《玛戈王后》，改编自大仲马同名小说，玛戈王后即查理九世之妹玛格丽特。1572年8月18日，巴黎圣母院，信仰天主教的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主，和年轻的新教信徒、纳瓦尔国王亨利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们分别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和堂弟，波旁枢机主教主持了祝福礼。婚礼仪式结束后，双方于西岱宫中举行了宴会，随后又举办了化妆舞会，然后是三天持续不断的庆典。仅仅数天后，婚礼的座上宾，新教的精神领袖，海军上将科里尼遇刺，虽然侥幸未伤及要害，但形势急转直下，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如惊弓之鸟，巴黎的婚礼气氛烟消云散，变得风声鹤唳。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巴托罗缪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传说他被暴徒剥皮而殉道。比这个传说更加残暴血腥的是，当天晚上，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杀，巴黎城中的新教徒惨遭屠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呻吟与火枪的硝烟味，一场蔓延数省，死亡数万人的屠杀就此拉开了序幕。这场屠杀便是法国宗教战争史上最知名的惨案——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者对屠杀的发生众说纷纭，这场真实发生过的“血色婚礼”，在19世纪被大仲马写成小说《玛戈王后》，更是在日后被人们搬上大银幕。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一书中，重新讲述了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故事。在她看来，这血腥的一天改变了法国历史的走向：天主教在法国的命运彻底改变；新教徒不再认为法国会成为新教国家，开始形成身份认同；动乱杀戮之后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君主权威得到强化，绝对专制的大门开启；对宗教分裂及其导致的创伤的反思，同样使王权受到质疑，甚至为大革命埋下伏笔。《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01.短短几天时间，一场象征着宗教和解的婚礼就迅速演变成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范围屠杀，从上层的贵族到底层的信众，巴黎的新教徒几乎被屠杀殆尽，而事件的主谋却隐于历史之中，至今没有定论。当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进入这个议题的时候，研究早已浩如烟海，主流看法包括三种：1）认为这场屠杀是太后和国王合谋策划，他们以婚礼为骗局引诱新教贵族前往巴黎，之后实施对科里尼的刺杀，引发新教徒的愤怒，再以此为借口剿灭新教徒；2）认为太后不满查理九世与新教的和解，嫉妒国王对科里尼的信任，便下令刺杀科里尼。然后，唯恐遭到报复的太后又对新教徒下达了屠杀令；3）认为科里尼之死是西班牙国王与教皇策划的，以此引发新一轮的宗教冲突，借查理九世之手屠杀新教徒。法国国王与太后则被卷入这场悲剧，与新教徒们两败俱伤。19世纪末法国画家爱德华·德巴-蓬桑以巴托罗缪大屠杀为主题创作的绘画，画中反映的是在圣巴托罗缪日清晨走出宫门的贵族，黑衣者即美第奇王太后。与以往的结论都不同，阿莱特·茹阿纳认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一场必然趋势中的偶然，是天主教和新教间持续紧张的关系引发的过激反应。无论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还是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都并非阴谋的策划者。他们是在如惊弓之鸟的情况下下令处决新教贵族，再眼睁睁看着局势失去控制的。阿莱特·茹阿纳搜集了几乎全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资料，并以无比详细——有时甚至详细过头——的描述厘清了前后经过，她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成为了这一血腥事件的断层扫描，揭开了被细密红线包裹着的真相。不过，在进入这一具体事件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宗教战争的前后经过。02.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德意志宗教改革，随后，小半个欧洲便掀起了与天主教廷分庭抗礼的浪潮。不过，法国此时则因为拥有教会的主教任命权和财产课税权，而对宗教改革兴趣迟缓。直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仍在法国占据着绝对多数。但新教的势力也在不断增强，从1563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派后，瑞士和德意志地区的新教活动愈发激烈。法国也难以避免受到波及，从城市中产阶级开始，上到贵族，下到底层，被称为“胡格诺”的新教徒此时已占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也愈发紧张。法国国王对待新教的态度也影响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人文主义者弗朗索瓦一世对新教徒采取了宽容态度，但他的儿子亨利二世则因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对新教展开迫害。亨利二世死后，冲突并未平息，随着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战争的结束，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活动愈发积极，冲突也不断加剧。新教在占优势的地区大肆破坏圣像，毁坏圣物，天主教则展开猛烈报复。加上亨利二世的继任者弗朗索瓦二世在位短短五百余天便去世，宗教冲突也逐渐开始伴随权力斗争。1562年，吉斯公爵对胡格诺展开了大屠杀，并要挟王室，撤销了对新教的宽容书。之后被称为孔代亲王的路易一世，则和海军上将科里尼率领新教徒展开反击。他们发动政变，使法国西部重镇拉罗谢尔皈依新教，迫使太后签订《隆朱莫条约》。但很快情形便再次急转，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撕毁了条约，并计划捉拿路易一世和科里尼，路易一世在雅尔纳克战役被杀，科里尼也在蒙孔图尔战败。但天主教此时却因财政危机，不得不宣布停战。1570年8月8日，国王查理九世签署了《圣日耳曼敕令》，为新教徒划定了四个设防安全区，允许其自派总督，并享受礼拜自由。科里尼也作为新教的领袖保留其海军上将职位，并且——起码在表面上——获得了查理九世的信任。03.这便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前的情形，新教和天主教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如今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局面下停战。此时的查理九世刚刚年满20岁，也希望能在自己的统治下实现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处，巩固自身的国王权力。拉拢科里尼只是第一步，他还希望通过联姻，实现两派的永久和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信仰新教的纳瓦尔国王亨利之事便提上了日程。这场天主教和新教的联姻，也符合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考量，她一直希望能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与自己的一个儿子结婚，进而与英国的结盟，以对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此时的英国早已改信国教，组织一场天主教与新教的婚礼，可以极大地消除英国女王在宗教上的疑虑。通过上述一系列分析，阿莱特·茹阿纳排除了婚礼是屠杀阴谋的看法，国王和太后的政治目的压倒了宗教统一的要求，巩固王权、以及与英国联姻，是比清除新教徒更重要的事。而在另一方面，科里尼也有助于帮助法国牵制菲利普二世，因为信仰新教的荷兰执政官威廉正在起兵，寻求从西班牙独立，科里尼是威廉的忠实支持者，也是对抗西班牙的重要力量。那么这是否能说明刺杀科里尼是西班牙所指使的呢？书中再次用精彩的论述否定了这种看法。虽然除掉科里尼能够削弱荷兰的力量，但正是因为科里尼的存在，法国国王才不敢公开表示对荷兰的支持，因为那样会使科里尼的势力增强，威胁到法国国王自身。除掉科里尼，反而会使法国国王没有后顾之忧，将法国对荷兰的支持公开化，这对西班牙显然是不利的。保留科里尼的力量，既不除掉他，又不使他增强势力，是对法国和西班牙都有利的局面。阿莱特·茹阿纳于是排除了法国国王、太后、以及西班牙国王谋杀科里尼，进而挑起大屠杀的动机。电影《玛戈王后》但随之而来的疑问便是，谋杀科里尼的究竟是谁？谁有动机杀掉他呢？作者给出的答案令人惊异：或许根本没有某个幕后大人物谋划刺杀科里尼，一切都来源于天主教和新教徒们紧绷的神经和一触即发的过激行为。在纳瓦尔国王亨利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主的婚礼上破坏和平，刺杀海军上将科里尼，是根本无需大人物支持的。怒火中烧的巴黎天主教徒的愤慨，已足以刺激任何凶手采取行动。刺杀只可能导致一种结果：新教徒将对王室和天主教贵族怒火重燃，战事再起，异端将被永久根除，这正是天主教徒所希望的。04.事情果然朝着天主教徒们的设想展开，科里尼势力怒不可遏，发表了一系列过激言论，他们具有私人武装，又是异端宗教的领袖，此时又身处巴黎。新教贵族们很快便威胁到国王的安危，国王和身边众人惊慌失措，采取了“特别司法程序”，在最高法院批准前，对包括科里尼在内的新教贵族和领袖们下达了处决令。一场未找到凶手的不成功刺杀，在短短一天后，就变成了来自国王的处决。事态至此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查理九世的命令仅限于新教贵族，但天主教徒却将其理解为清除一切异端。这个误解为大屠杀提供了机会，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战斗，在帽子的显眼处装饰布制或纸制的十字架，手臂上缠白色袖章，头顶白色头盔，开始了“净化行动”。十字架象征着讨伐异端的十字军行动，白色则意味着为城市重新寻回纯洁。屠杀者会先剥下受害者的衣物，切断其与集体之间的关联，并斩断日常生活中与敌人间的邻里相处关系。这一“去个体化”手段免除了屠杀者的个人责任，净化了“我们”这一概念。被剥下衣物后，新教徒的尸体被当作不值得埋葬的废弃物抛入塞纳河，仅仅一个晚上，巴黎有三千名以上的新教徒被杀，河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国王的羽毛商的妻子被人将长发束起，吊在圣母院桥的一个桥拱上三日之久。这幅油画是根据玛戈王后的回忆录再现的场景，一名跟随亨利的子爵被国王查理的卫兵追杀而躲进王后的卧室，最终在王后的求情下保住了性命。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存不复存在，新一次宗教战争开始了。之后数月，法国全境又有数万名新教徒死于屠杀。虽然新教徒也在一些地方展开反击，但失去领导者以及人数的劣势使得他们收获惨败。之后，幸存的新教徒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下改宗。10月27日，曾经的新教徒，婚礼的主角，纳瓦尔国王也在改宗天主教后与瓦卢瓦联姻，这标志着两派之间和平共存愿景的最终失败。05.比起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对之后的影响所作的分析可能更具启发性。经历了这场难以置信的惨剧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冷静下来，发现自己对这一失常之举，既无法理解，又难以接受。他们必须重构自己的认知来摆脱内心巨大的矛盾。天主教徒认为这次的事件是神意的体现，他们视大屠杀为上帝的审判，是天主清除异端所降下的惩罚，甚至更有激进的天主教徒，觉得清除得还不够彻底，由此产生另一种极端的自责心理。新教徒们所面临的自我怀疑则远甚于天主教徒，他们首先感到自己被上帝抛弃，甚至对自己的新教信仰产生怀疑。但之后，新教徒们将这场惨案理解为上帝的考验，他们引用摩西穿越红海的经历，视其为一场由死至生的过渡，大屠杀间接促进了新教认同的形成。阿莱特·茹阿纳认为，大屠杀惨剧先是动摇了法国国王的权威，但接着又强化了绝对王权。这是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意识到，由臣民牵头发起的行动无法带来持久的宽容，只有依靠一个强有力，拥有内在超验性的政权，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才能使得稳定的局势得以实现。多年的纷争使法国人渴求一个超越宗教争端的权力，渴求一个具有神性的，慈父般的国王。亨利四世1598年4月30日，亨利四世签署颁布《南特敕令》。敕令宣布新教徒们能够享有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干扰，亦有权建造教堂、参与宗教事务、和天主教徒一样分享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份敕令成了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它结束了天主教和新教在法国近一百年的冲突，并使亨利四世终于实现了查理九世的愿景，成为一名法国的、而非天主教的君王。因为是以圣巴托罗缪之日的惨剧为着眼点，阿莱特·茹阿纳将更多的篇幅停留在前后数天的细节上，但这不代表她的研究是静止的，她对具体数日里各方势力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大屠杀之后一系列变动的势能与走向。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犹如法国宗教战争的一支沙漏，之前的一切矛盾在此汇集，之后的一切结果，也由此展开。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发生时，一位呢绒商人在寄给同行的信中写道：“国王如其所愿，充分地表明了这个王国之中只有一个信仰、一部法律、一个上帝和一个国王。”而在一系列的纷争最终尘埃落定后，法国人意识到，这个王国之中可以有两个信仰、两部法律和两个上帝，但终究只能有一个国王。👇阅读原文，《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或许每个文艺青年心里都有过一个作家梦，当作家什么都好，不用打卡上下班，能享受充分的自由，自己决定工作的内容，几乎是一份随心所欲的工作。除了，挣不上什么钱。在文艺作品中，年轻的作家们似乎总以落魄的形象出现，蜗居在阴暗的阁楼或地下室中，生活困窘且常常不修边幅，这些元素简直是未成名前作家们的标配。然而，这些当然并非无稽之谈，在历史上确实有很多伟大的作品都诞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鼎鼎大名的作家，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债务的重压，甚至他们的笔耕不辍，完全是由于生活所迫。为了还债，巴尔扎克不得不一生夜以继日地写小说，他数量庞大的书信几乎全部关于他的商业事务。菲茨杰拉德由于经济上的窘迫不得不放弃自己写作的雄心，转而为电影公司提供商业剧本，即使这样，他仍在去世前破产，无奈地把“举办最便宜的葬礼”写进遗嘱。当然，也有不少作家幸运的多，靠着几部畅销作品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比如司各特就是当时欧洲第一个靠笔发财的人，每年靠小说，他就能获得一万英镑的惊人收入。托尔斯泰也曾凭借着自己对稿费严苛的要求和敏锐的商业头脑，成了当时俄国收入最高的作家。所以，当作家到底能不能挣到钱？历史上的作家们怎么靠版税养活自己？“挣钱”这个听起来和作家最不沾边的词，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究竟是怎样对当时文艺作品的诞生产生影响的？奥兰多·费吉斯在他的作品《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成》一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英]奥兰多·费吉斯

2023年4月10日，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正式启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华语文学领域，旨在鼓励与发掘45岁以下优秀青年作家的“公正、权威、专业”的奖项。共同发起方——宝珀与理想国，也同时在向大众持续传递一则简单而意味深长的信息，“读书，让时间更有价值”。本届评委团由李翊云、马伯庸、唐诺、万玛才旦、叶兆言（按照名字拼音排序）五位评委组成。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次迎来返场评委，第一届评委唐诺再度出任评审。文学奖评委团每年换新，坚持成员构成的丰富性与高水准，汇集了华语文学与文化领域众多举足轻重的标志性人物。即日起至5月15日，组委会接受出版社、出版公司或作者本人提交作品。最终获奖者将于10月的颁奖典礼现场公布。荣膺首奖的青年作家将获得人民币30万元的写作支持。决名单入围作者将获得宝珀青年挚友奖、决选入围作品证书和2万元润笔费，以鼓励青年作家继续创作。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主题：必须保卫复杂2023是新的开始，宛若新生的春天，全新的技术革命，仿佛沉疴尽去，暂停的时间又重新启动。然而，并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全新、洁白，正是在过去所有经验、记忆、空洞与阴影之上，未来堆叠、推拥而来，“正如一道黑烟从石油大火中升起”。——在上一个十年，人们谈论“未来”“打开”“可能性”，谈论“自由、勇气与责任”“历史、记忆与遗忘”，便是出于类似的初衷。面对今日世界——这个越发撕裂却也越发均质的世界：价值市场看似多元，实则别无选择，因为永远存在比正确更正确的选项；人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自我”，其存在却已被还原为无差别的情绪欲望反馈机器，被数字世界的浪花反复冲刷；而作为图文信息流涌向我们的，正是被污染的语言、被虚构的生活、被精心配比和如法炮制的叙事——我们要提出的是：必须保卫真实世界，保卫人的真实、生活的真实、感受与叙事的真实。必须保卫复杂，保卫自由而健全之人应有的视野与对景深的感知，保卫种种粗陋却又必要地彼此结构着的基本现实，保卫我们各自茧房之外有些异样的声音，以及无言以对的时刻。因为“复杂”，是一切“新”的前提，一切“未来”的开始，一切虚假与简化与生俱来的对手。莱姆说：“如果一个人对生存于其间的世界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就必须自己行动起来。”让我们行动起来，保卫文学，从保卫复杂的构造与真实的叙事开始。年轻的朋友们，欢迎来到真实世界，让我们在此相遇。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按照名字拼音排序）李翊云作家，普林斯顿大学刘易斯艺术中心创意写作学院教授。著有《我该走了吗》《鹅之书》《托尔斯泰为伴》等。马伯庸作家。著有《大医》《长安的荔枝》《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等。唐诺文学评论家、作家，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会成员。著有《读者时代》《尽头》《眼前》《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重读》《声誉》《求剑》等。万玛才旦电影导演、编剧、作家。导演作品有《静静的嘛呢石》《塔洛》《气球》等。著有《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诱惑》等藏汉文小说集。叶兆言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长篇历史散文《南京传》。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介绍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由瑞士高级制表品牌BLANCPAIN宝珀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共同发起，是华语文学领域首个为发掘和鼓励4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作家，由商业品牌与出版机构联合创立的奖项。公正、权威、专业是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诞生时确立，并将一以贯之的原则。青年的参与和活跃度永远是决定该行业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志。在文学创作领域，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需要一个机遇，文学出版平台需要发掘有潜力的作者，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当代经典作家中，许多人在青年时期被发掘和认可，青年文学奖对他们意义非凡。如奈保尔、库切和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都曾获“布克奖”荣誉，并于成熟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日本的重要作家如远藤周作、大江健三郎和村上龙也曾在青年时期获得“芥川奖”肯定。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对青年作家而言，文学写作乃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这一文学奖项衷心期盼寻找一笔一划如手艺人般炼字的未来希望。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一直致力于发掘中文世界最好的书写者，赋予有思想的文字以有尊严的出版，想象书籍的另一种可能。木心、白先勇、张大春、唐诺……这些作家的文字历久弥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精神宇宙。理想国坚持出版时间长河中的文学经典，同时又汇集当下最具活力和思考力的青年作家群，他们以多元的写作、开放的见解关怀眼下人类的处境。值得追求的文学总是在外边，理想的文学总是在向外拓展，扩宽边界——这是理想国的文学态度。在Logo上拥有Manufacture

《龙马传》坂本龙马可能是一个听起来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日本，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最受欢迎的历史人物。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著名的维新志士，倒幕维新运动活动家，以眼界开阔，勇敢无畏著称。他始终走在时代前沿，在维新志士这一群体中也尤其耀眼，比起穿木屐他更喜欢穿皮鞋，虽然身为一个武士，但偏好使用西洋手枪。他还是日本第一个结婚后进行蜜月旅行的人。他的一生也拥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结局，曾经身为浪人尝试对当时政治领袖行刺的他，最终倒在刺客的剑下。但或许很多人对坂本龙马的了解并非因为明治维新的历史。在日本，历史人物一方面拥有神一般的地位，备受崇敬，另一方面又自然地融入国民的日常生活中，被制成玩偶，画成漫画，或拍成偶像剧，简直随处可见。坂本龙马自然也是这样，他在不少文艺作品或动漫剧集中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比如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动漫《银魂》里，以他为原型创作的坂本辰马是一个为人随和，大大咧咧的乐天派，在Fate游戏系列里，他的形象则成了一位言行洒脱，不喜争斗的老好人。NHK也专门为坂本龙马拍过大河剧，福山雅治扮演的坂本龙马帅气异常，拥有波澜壮阔又充满浪漫色彩的短暂一生。然而，在真正的历史中，坂本龙马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的人生又为什么尤其值得后人记录和传颂？美国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在《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一书中，通过广罗维新时期的文件、法令、书信，结合后人编写的地方志、传记等相关研究资料，试图还原坂本龙马的真实人生，并以之为线索，勾勒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的真实面貌。《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美]马里乌斯·詹森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857年对于屠格涅夫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他失恋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歌剧演员保琳娜突然对他冷淡疏远，爱答不理。要知道屠格涅夫已经爱慕保琳娜很多年了。这次失恋让屠格涅夫变得消沉无比，他决定离开让他饱受心碎之苦的巴黎，给自己放个长假，来一次走遍欧洲的旅行。1857年秋天，心碎的屠格涅夫坐上贯穿欧洲的火车。他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行李，除了两样——一位能玩到一起去的好朋友和一本“约翰·穆雷”旅行指南。“约翰·穆雷”旅行指南堪称“十九世纪欧洲版小红书”，风靡整个欧洲，游客们几乎人手一本。是的，在那个年代“做攻略”就已经很流行了。这本手册不仅贴心地帮游客们安排好了性价比最高的旅行路线，还标记了每个地方的“必看网红打卡点”，甚至具体到博物馆里哪些画一定要看，哪些不值一提。“约翰·穆雷”旅行指南中对景点的介绍和广告“穆雷”手册的风行侧面反映出当时欧洲发达的旅游业。和“欧洲游客”这一群体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欧洲人”这个特殊的概念。或许在大众的印象里屠格涅夫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俄国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反映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但其实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西欧，除了“俄国人”这一身份外，屠格涅夫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人”。他曾宣称“我是欧洲人，我爱这面旗帜，我把信仰寄托在我从小就带着的这面旗帜上。”直到今天，“欧洲人”依然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概念存在于我们的普遍叙事中。欧洲各国民众被视为一个整体，并被认为共享着同一种文化。二十世纪中期，毛姆在写作《刀锋》时，也习惯性地使用“欧洲人”的概念与“美国人”相对应。但是这个概念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将“民族主义”身份认同阐释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认为民族主义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时间观念的改变，传播技术的发展，国家方言的演变等多重因素构建而成。上文提到的“欧洲人”这一身份概念也是如此，它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被“创造”出来。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就在著作《创造欧洲人》中讨论了“欧洲人”这一身份标签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他聚焦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法国女高音保琳娜·维亚尔多和她的丈夫三人的故事，探讨了当时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如何成为跨国文化中介者，用蓬勃发展的文化圈，把欧洲各国连结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英]奥兰多·费吉斯

年左右，维米尔生活则在它的尾声。随着经济扩张，创造出白银的庞大需求，白银渗入欧洲和中国两地的日常交易里。为补充不足的货币供给，中国需要输入白银，为了购买亚洲的货物，欧洲人必须输出白银。17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打工人的一天，从通勤开始。在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单程通勤1小时以内非常常见；如果通勤时间在半小时左右，恭喜你，这个数字低于中国很多主要城市的平均水平（见《2022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你已经很幸福了。然后就是到达工位，双手扶定键盘，双眼盯紧电脑，一整天都难得动一动。尽管现在已经有很多企业不再要求早八点或早九点的上班时间，但工作时间仍然是8小时（起）。如果需要加班，996和007任君挑选。等到结束工作，再次花与早上相同的时间回家，可能夜已经深了。——至于回家之后要不要继续工作，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工作”上投入了多少个小时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8小时，这样推算，年工作时间就至少在2300小时以上。相比之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墨西哥的年工作时间最长，为2127.8小时；德国最短，仅1349.3小时（见OECD官网2021年数据）。自1817年罗伯特·欧文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娱乐，8小时休息”的宣言之后，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在这期间，福特公司引入了双休制度，各国逐渐将8小时工作写入法律，工作弹性较大的自由职业者比重也越来越高。到2019年，涵盖冰岛1%人口的“每周四天工作制”的3年实验获得了“压倒性成功”，其后，疫情也促使“居家办公”成为了一种新的选择。但与此同时，加班时间居高不下、隐性加班屡见不鲜、加班费结算不清，也仍然是当代社畜面临的实际问题。1914年，福特公司将9小时工作时间缩短为8小时，并提高了工人的薪水（见Ford

《业余爱好者》《碰巧的杰作》中，作者迈克尔·基默尔曼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收藏”。收藏家，包括藏书者，试图从混乱中建立秩序，他们“让不可理喻的世界变得有意义”。把一本书安顿在书架一隅，或许是书籍爱好者感到最最熨帖的美事。爱好藏书的本雅明说：“有这么一本书，也许本来收藏家从没想过去碰它，更不用说会恋恋地看它一眼，但因为他觉得这本书在市场上太孤单、太无依无靠，就把它买下来，还给它自由，就好像《天方夜谭》里的王子买下美丽的女奴一样。收藏家抢救这样一本书的时刻是他拥有的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你知道，对一个藏书人来说，所有的书，只有落到他的书架上，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或许你的书架也是你精心收藏整理的成果，书架的一些角落，是不是也亟待填满？本期书讯，大家期盼已久的《创造欧洲人》终于上架；“病玫瑰”系列持续上新；理想国纪实系列推出《育儿放弃》，直击东亚母亲普遍性的育儿困境；厚重的《白先勇典藏集》和勒古恩的非虚构作品《我以文字为业》也即将与大家见面......点击订阅👆不错过每期书讯01.《白先勇典藏集》白先勇

提起传统国学经典，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熟悉又陌生。《论语》《诗经》里的很多句子我们从上小学就开始背了，对文言文阅读的训练也始终穿插在我们的学生时代里。但是除了这些，传统经典和我们好像再鲜少有其他联结，几乎没有多少人真的愿意找出这些古代经典的原文，静下心来把它们读完。而且，一说到“读经典”这件事，我们或许还会有疑问，在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经典？经典里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已经过了几千年，难道经典里的那些东西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仍然重要吗？而这些难以靠近的文字现在又该怎么读呢？对于以上问题，“经典摆渡人”杨照和他的好友梁文道曾经就《经典里的中国》这本书展开过一次分享，在这次分享中，杨照抛出了“经典不是为你而写的”这一独到视角，叩问现实，分享了自己对阅读传统经典的经验和感悟，而梁文道则选择了不同的角度，从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入手，给出了关于经典的回答。点击购买《经典里的中国》通过这次分享，跟上他们审慎思考的脚步，我们或许能找到上面问题的答案。本期内容来自“今天我们如何阅读先人经典——《经典里的中国》分享会”01.“经典里到底写了什么？”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传统经典中充满了“仁义礼智”“之乎者也”的大道理。《尚书》《左传》《战国策》，看着这些有几分抽象的名字，我们甚至很难清晰地想象它们试图勾勒和记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图景。除了几千年前的制度与礼法，以及当时的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经典里到底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东西？杨照我一直认为，如果你要了解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论语》里所有跟子路有关的段落，统统拿出来读一遍。这样的段落有很多，像孔子到卫国去，碰到了卫灵公。卫灵公问政，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在旁边，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吗？他反过脸来跟老师说，你怎么会这么迂腐啊？还有另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子见南子”。说孔子到了卫国，当时卫国有一个有名的美女，叫南子。这个南子是卫灵公的宠妾。但是卫国上上下下除了卫灵公，每个人都知道，南子虽然是卫灵公的宠妾，还另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男朋友。所以南子在卫国是具有很高争议性的一个美女。孔子到了卫国之后，南子就叫孔子去见她，孔子去了。《论语》上面的记录就是，“子见南子”。但接下来是什么？“子路不说”，弟子就跟老师翻脸了。第一个原因是，老师你一天到晚告诉我，“未见好色如好德者”。就是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好色，可是这个世界上有比美色更重要的东西。可你自己呢？美女叫你去你就赶快去了。子路在质疑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老师你说一套是不是做另外一套？电影《孔子》中的

上面这套一千多页，近五斤的《古本山海经图说》，是理想国的“传家宝”。从2001年的第一版到2022的第三版，时间跨度超过了二十年。二十年，听起来很长，但相较于《山海经》数千年的历史，也不过是一瞬。有的朋友一听“上千年”的古籍就有点发怵。的确，虽然近些年在各种文艺作品里见过好多老熟人儿——精卫、帝江、驺吾......但要真的拿起佶屈聱牙的原著品读，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那，什么样的《山海经》才能吸引人读下去？我们还是让《山海经》的狂热信徒鲁迅现身说法吧。《阿长与》中，一位远方叔祖给迅哥儿讲了绘图的《山海经》，让迅哥儿心心念念了许久。后来阿长真的给迅哥儿淘来了这套《山海经》，成为他的“宝书”。多年后，45岁迅哥儿仍能记得宝书中神兽们的样子：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古本山海经图说》👆收录的神兽们图像虽糙，但这并不妨碍一个迅哥儿把这套绘图版本的《山海经》奉为宝书。在鲁迅后来的作品《故事新编》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山海经》对他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也来浅浅“图说”一次《山海经》，体会一把迅哥儿的快乐。前面露脸的神兽们，画风是不是有点清奇？在《古本山海经图说》中，马昌仪老师搜集记录的文献很多都来自明清时期。《山海经》的原图渐渐到了宋代就已经散佚了，在明清时期，很多学者在重新出版《山海经》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图怎么办？于是就有很多人来画图。有的刻工非常了解书中的形象，也拿到了很好的本子，他就把自己的手艺跟理解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还有的刻工就像我们社畜一样，刻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个活儿，很不情愿，就抄其他的本子，照猫画虎，于是就变成“灵魂画手”。比如何罗鱼，书里说这个鱼“一首十足”。它可能是章鱼，但你看当时画的这些图像，尽管挺可爱的，但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何罗鱼

《疼痛难免》你有没有经历过下面的瞬间，在医院打针或抽血时，针尖还没有真正刺入你的皮肤，你就已经感觉到一阵刺痛；和朋友打球时，在赛场上你并没有感觉身体有哪里不适，但下场休息或放松下来时，你却突然感到疼痛，并在身上发现了伤口。你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想可能是心理原因吧。或者你记不记得有天早晨醒来，耳边突然传来长久的嗡嗡声，你想，糟了，怎么突然开始耳鸣了，得去医院看看耳朵了！还有曾经在网上引起激烈争吵的那条蓝黑/白金的裙子，为什么不同的人会看到不一样的颜色？只是眼睛的问题吗？不对！上面的这些，全都是大脑搞的鬼！我们每天依靠着对眼睛，耳朵，皮肤，鼻子和嘴巴的信任生活着，但这些感觉终端器官只不过是我们知觉通路上的第一个环节。在身体与世界发生实际交互后，真正主宰我们的其实是神经系统。它复杂得像一台超级电脑，会从根本上修改我们实际碰触到，尝到，或听到看到的东西。头晕，耳鸣，幻视，嗅觉倒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感觉器官出了问题，其实，只是大脑在向我们传递错误信号。资深神经外科医生盖伊·勒施齐纳从业多年，经历过各式各样关于感官失调的疑难病例，这也让他惊讶于人类神经系统和大脑的神秘。在他的新书《五感之谜》中，从这些罕见的病例入手，盖伊·勒施齐纳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由人类感官系统搭建起的奇妙世界。《五感之谜》[英]盖伊·勒施齐纳

在这个春天，《人物》开启了第五次写作课。这一次，我们以“好的写作，从这里出发”为主题，邀请五位一线资深作者从“如何设计结构”“如何抓取细节”“如何搭建场景”“如何捕捉热点”“如何书写人物”五个维度，帮你构建写作的底层逻辑。

《婚姻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新自由主义思潮深深影响着的社会。简单来说，它强调自主选择，自己为自己负责。这种观念和父权制巧妙融合，使得许多个体，尤其是女性，在遭受到结构性剥削之后，将其内化成“自己的选择”，认为是自己的“错”。在英国，有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选择回归家庭，当家庭主妇。但她们身上交织着许多矛盾，比如部分女性不愿自称“家庭主妇”，而是“家庭CEO”；有的女性过得并不开心，但她们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这一切，其实都指向了结构性的束缚。英籍学者沙尼·奥加德（Shani

图源《权力的游戏》在去年上映的《龙之家族》中，兰尼诺和雷妮拉二人的婚礼宴会因为一场流血事件草草收尾，这一场景使许多粉丝想起了《权力的游戏》第三季中那场著名的“血色婚礼”。小说原作者乔治·马丁曾表示该情节取材于“黑色晚餐”和“格伦科大屠杀”，这是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残酷的暗面。“婚礼”与“血腥”确实产生过联系。1572年8月18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与纳瓦尔国王亨利举行婚礼，以官方姿态表明了天主教与新教的和解意愿，然而不到一星期后，法国国王针对新教领袖科里尼的袭击行动演变成了波及巴黎全城——甚至整个法国的大屠杀，狂热的天主教徒大肆杀害新教徒，对国王颁布的止屠杀令视若无睹，全法国死亡人数上万。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是8月24日，圣巴托罗缪之日。圣巴托罗缪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传道内容不被人认可，他被活剥了皮然后斩首，殉道而死。因此在许多雕塑和绘画作品中，他常持人皮出现，同时，他也是许多劳作者（皮革匠、裁缝、屠夫等）的守护神。这样看来，这一天本身就浸染着不祥的底色。这场被称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惨案铭刻在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警醒着人们“不宽容”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这个特殊事件的意义不止于此：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将其称为“决定性转变”，足以看出其余震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深远。有关这场“国家罪行”有三个难以解释的谜团，史学家们对此仍然争论不休：1.

我们格外期待这个春天。漫长的严冬之后，冰雪终于消融。回望上一个十年。一群渴望参与公共讨论、尊重人文价值的读者，与杰出的学者、作家们围坐在一起，展开跨越代际的对话，是思想的交锋，也是理想的合声——这是2010年第一届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的场景。“想象下一个十年”，是我们在当时向未来的提问。十年间，时间被分成了从前和后来。或许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继续寻找能够描述我们复杂经验的语言，并不断追问：在种种不确定之上，如何构建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不惮于想象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十年间，理想国一直通过出版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在文学、社科、人文、艺术、生活等领域，持续推出历久而弥新的作品。同时，也孵化出音视频及新媒体品牌“看理想”，集咖啡、酒、书、住宿为一体的多功能实体空间“naive理想国”，让文化以更多元的面貌呈现，让思想落地生根。或许对话的空间进一步逼仄，但我们相信，历史的浪潮中有恒久、沉着的泅泳者；有人扩张大海，就有人创造岛屿。人与书的联结不会断裂，爱智者终将持续言说。埃利亚斯·卡内蒂在《人的疆域》中说：“大海的声音永远不会被盖过。”这个春天，海浪再次涌起，时代的潮水将我们推至此刻。我们又一次向读者发出邀约，邀请你共赴一场山海之约：海风所到之处，必有回声。🌊理想国读者日

小时候总觉得妈妈的厨房是有魔法的，灶台，锅子，火焰，油花每一个都很愿意听她的话。如果妈妈偶然撞进了哈尔的城堡，也肯定能轻松掌控卡尔西法。当时如果想吃厨房以外的东西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校门口小摊贩的食物不够卫生，零食和快餐都不健康，但是在自家厨房里，只要许愿，魔法就会显灵，几乎从来不会空手而归，无论什么样的心愿总有办法被实现。纪录片《人生一串》但是妈妈的魔法并不是无所不能，它唯独不能亘古，时间总喜欢从中作梗。长大后我们离开家四处漂泊，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厨房，甚至生活的快节奏把厨房简化，变成手机上的一个程序，从这个时候起，妈妈的厨房会渐渐在生活中退远，然后总有一天终于消失不见。面对这种遗失，台湾作家洪爱珠在书中给出了她的解决方法：“若有什么一生持续念想的菜色，赶得及，就应该去学会。逝者唤不回，如果连菜也丢了，味觉以后就再无处可泊。”洪爱珠从小在大家族中成长起来，外婆和妈妈都厨艺过人，对食物格外上心，这也让她拥有不少关于台湾家常美食独一无二的记忆。切仔面，米苔目，台式卤肉，高丽菜卷，芋枣每一种后面都跟着一份独家故事。砂锅煲饭

1956年三月十六日，周五晚上，下着雨，33岁的福田定一来到大阪周防町拜访一位朋友。不久前，这位朋友在这里盘下了一间只有两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作为内衣设计工作室。福田定一将一只胳膊肘抵在工作室的桌边，用一口大阪腔给这位朋友讲起了一个波斯幻术师的故事。和《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一样，这位朋友完全沉浸在故事之中。不久后，短篇小说《波斯幻术师》获得讲谈社第八届俱乐部奖，福田以司马辽太郎的笔名正式出道文坛，他拿着奖金，请这位听故事的朋友狠狠饱餐了一顿。相较于司马辽太郎的鼎鼎大名，那位听故事的朋友，在近70年后的今天鲜有人提起。试试看在互联网上搜索“鸭居羊子”这个名字，你可能只会得到寥寥几百字的生平介绍。事实上，这个名字里包含两种动物的有趣女人，曾在日本掀起了一场内衣革命。或许，一定程度上，她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比司马辽太郎更加深远。鸭居羊子《内衣觉醒记》01我受够了，去卖内衣啦！1925年，鸭居羊子出生于大阪，母亲是传统且严苛的家庭主妇，父亲是好饮的新闻记者，性格豪迈、待人和蔼。鸭居家虽然并不富裕，家庭氛围却也称得上融洽活泼。十八岁时，羊子就被父母安排了第一次相亲，人到中年的羊子回忆起那个尴尬的相亲时刻：“女孩最好只要说一句‘嗯’，身边所有人都会笑逐颜开，拿你当英雄看待。而我，也仿佛得了脑震荡，麻木无感地，被拖进那个昏暗‘地穴’。”战后日本全职主妇率创下新高，对那个年代的女性而言，没有丈夫就活不下去，女人一旦结婚就必须放弃本职工作，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如果没有意外，羊子也会重复母亲的人生。然而随着哥哥与父亲的相继离世，羊子不得不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任。二十出头，羊子便一个人从金泽来到大阪，入职一家晚报社，开始了记者生涯，用微薄的薪水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鸭居羊子因为喜欢动物，把本名的“洋子”改为“羊子”，还将头发染成金色，“之所以染发，是想借此稍稍体会一下当狮子的心情。改变身体的一部分，就会有种人类开始穿衣服之前作为动物的感觉。”虽然羊子是家里的主心骨，但旧式母亲的威严依然压得人喘不过气。羊子咬牙花了一千五百日元，从商店淘来一件粉色吊带袜，彼时羊子的月薪不过一万七千日元。羊子拿着吊带袜给母亲炫耀，母亲一盆冷水泼下来：“哎呀，这么漂亮的内衣，先收起来吧，等到正式的场合再穿。嫁人之前要把它藏好啊。这才是姑娘家该有的分寸。”“为了将来好嫁人”，是母亲所信奉的女性守则。“与其说这是旧时日本母亲皆有的习惯，倒不如说这是女性生存道路上最强有力的武器”，鸭居羊子早已意识到在保守的社会风气中，女性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并非一件易事。幸好她总不按常理出牌，第二天，她便穿上了粉色吊带袜上班，并分外享受在厕所脱下外衣看到内衣的那一刻。这件粉色吊带袜，也让羊子种下了想要卖内衣的心愿。丁字内裤性感连裤衣复古衬裙雪莉套装蝴蝶内裤吉吉连身衬裙羊子的设计稿都是在工作和生活间隙完成的，她会为产品起许多有趣的名字，全世界所有的公主、影星、圣人、勇士、点心、美酒、世界地图上的地名、鱼类，甚至连蔬果店的蔬菜名，都被她拿来用了一遍。五六十年代大阪的小酒馆，俨然一幅“群英图”，汇集了诗人、作家、设计师、画家、记者等各行各业的人物，空中漂浮着前卫的气息。自嘲是社恐人士的羊子，也通过记者的身份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有她的同行司马辽太郎、说出“艺术就是爆炸”那句名言的冈本太郎。报社人事变动后，原本习惯“独狼”作风的记者被卷入官僚体系的斗争中，羊子意识到身为记者的自己沦为“耍笔杆子”的工具人，日复一日拼凑出一些不像样的报道。记者生活首先教会了我浪漫与热情，其次是社会主义，并使我在为之抗争的路途上，体验到物质困顿但心灵富足的每一日。但正是这同一份记者生活，也令我极不情愿地领略到，盘踞在社会、组织或团体内部的人如何罗织谎言，有着怎样腐败的妥协与背叛。——《内衣觉醒记》1954年，29岁的羊子终于“受够啦”，瞒着母亲，递上辞呈，揣着三万日元的退职金去卖内衣，“我虽人微言轻，也愿尽一己之力去创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02把身体从内衣中解放出来把内衣和“理想社会”扯上关系，听起来似乎很不合逻辑，如果对女式内衣的历史稍作了解，可能就更能理解羊子为什么迫切地想要去卖内衣。今天，市面上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内衣款式可供女性挑选，践行nobra的女性也越来越多，至少在表面上，穿衣自由是一种共识。然而，五十年代的日本，女性能选择的内衣范围及其狭小。几百年以来，日本女性一直穿着和服，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社会的急剧变革，人们的穿衣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西式衣着被大众接受，但很多女性仍旧穿着传统的和式内衣，和式内衣穿脱不便且极为臃肿。甚至内衣的颜色也只能选择白色，穿了色彩鲜艳的内衣就会被当成妓女看待。电影《记我的母亲》的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当时女性的穿着既有和式也有西式。羊子吐槽道：“女人们一到冬天，也会穿上带纽扣的厚棉毛衫和肥大的长裤衩，上面要么罩一层双绉衬裙，要么是棉毛的无袖长衬袍。层层叠叠的衣物，不仅滑来滑去，还绑得肩膀酸沉，叫人没脾气，只能急不可耐地盼着春天赶紧来，好把外衣连内衣像蝉儿脱壳一样，全部从身上剥下来。”五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一些内衣制造商瞄准时机，制造出了搭配西式衣着的内衣。贴身的女士内衣裤，大多都是沙沙作响的人造丝双绉质地，而且这些紧身裤和贴身内衣的设计初衷也仅仅是为了修饰体型，穿起来缺乏舒适感，穿着步骤也极为复杂，到了冬天，女人们就像蛋糕一样，叠穿好几层内衣才行。另外，市面上还存在普通人难以负荷的高档丝绸内衣，实用性大打折扣。回溯漫长的内衣发展史，不管是中世纪如同枷锁的铁质镂空胸衣、19世纪斯嘉丽身上那种令人喘不过气的束胸，还是现在依然流行的钢圈胸衣，无疑都不是从女性的舒适体验和自我表达出发，更多时候，内衣写满了被束缚女性的隐忍与无奈。于是，鸭居羊子想要通过内衣来改变些什么。她决定自己开辟出一个自由的新世界：内衣是为了取悦自己，穿什么样式、什么布料的内衣，应该自己说了算。在我看来，女人的美，要从整体去领略，而非凭尺寸去把握。比起拥有美式曲线的八头身模特，我猜画家定能从五头身的胖女孩身上发现更多美感。借助内衣而面貌焕然一新的女性，所散发出的魅力与身着洋装时截然不同，一定要从另一种角度去体会，它无法以普通的标尺去衡量。——《内衣觉醒记》羊子选取了“Tunic”作为工作室的名称，这个词是指古埃及人最早穿着的一种贯头衣，古埃及贯头衣采用直线裁剪，简洁凝练，在羊子眼中，这正意味着内衣设计的无限可能。新名片上印着羊子以线描勾勒的女性上半身图形，下方有“COCO”字样。在羊子的设想中，“COCO”是未来门店的名称。Tunic品牌的时髦内衣，在今天，这个品牌依然具有生命力。COCO

Malick）导演的《穷山恶水》（Badlands）痛批一顿，肖恩暗示凯尔：“我与泰伦斯如父如子。”凯尔回复说：“去他妈的吧。”凯尔最著名的一次笔战，是关于影史传奇《公民凯恩》（Citiz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