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满情深何忍别扎瑟朱仑共旗言时值初冬，驰过汪汪蓝的赛里木湖，果子沟里纷纷扬扬的落叶尽管略显萧索，但在皑皑天山怀抱下的温暖河谷，满眼可见的绿色植被仍是如此动人的生机勃勃。2023年11月6日，周一，我到达了新疆伊犁州首府伊宁市。旋即，我又向着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进发。车行过伊犁河大桥的时候，只见日红西斜、霞彩满天，河水荡荡、波光粼粼，我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动。不由得，我唱起了这首著名的歌曲《伊犁河》：“伊犁河，伊犁河，哗啦哗啦，不停歇；像我这样，爱你的，在这世界，没有别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也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语言文字保留最完整的地方，更是我魂牵梦萦、心慕已久的所在。说实话，这次到察县，事先并没有详细规划。尽管可从网络上或多或少知道些察布查尔的名人，但是我并不清楚他们的住所，只想着他们可能有的在县城，有的在乡里，有的又住在伊宁市里或者乌鲁木齐。所以，我打算先找到一个点位时，再探问受访者能否提供下一个点位的联系，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01拜访锡伯族名人日落时分，终于抵达县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寻找旗人母语的声音。为了找锡伯同胞聊天，我特意搜索了下车点附近一家锡伯特色风味餐馆，想着顺便体验一下新疆拌面的好滋味。老板是一位年轻的锡伯人。寥寥数语之后，他说不太懂我说的，于是引荐不远处“噶森全羊席”餐厅的女老板，据说是一位民歌传承人。我欣然感谢。转角一看，原来是早有耳闻的秀芳师傅。她算是我偶遇的第一位锡伯名人了。秀芳师傅非常热情，也很健谈。她首先带我参观了大厅及包厢，只见各处布置着“紫气东来”“十二生肖”“西迁之歌”等题材的书法作品，装饰得太有锡伯文化特色了。我俩就落座于餐厅门口，一边品茗一边畅聊至打烊时分。她告诉了我许多锡伯文化的故事，也展示了《打丁巴》等民族民间歌曲，旋律朗朗上口，押头的诗韵尽显旗人母语的珍贵琼华。我第一次线下感受到这份真挚浓烈的独特魅力，内心充满了喜悦。当晚，我有幸加上了明毫兄弟推送来的老师微信。明书老师热情地说随时可以上他家去坐坐。所以我迫不及待地预约周二去拜访。周二早七点，我习惯性地醒来，天还没亮。九点钟，我径直奔向兰兰锡伯风味餐厅。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锡伯大饼，虽然对大饼的“天地”与搭配做了些功课，但是在份量上却没有把握好尺度——点了一个大饼，结果是“吃撑了”。出乎意料的事情还有，店老板那看上去六七岁的儿子正准备去上学，我问道：你会说锡伯语吗？他摇了摇头。店老板紧跟着补了一句，说道：他不会说，也听不懂。我追问道：在家你们也不教他讲吗？老板答道：跟他不说。这一刻，我是震惊的，内心隐隐作痛，又不好多言。啊喏，我深爱且为之骄傲的旗人母语，在这片心心念念的土地上，居然也行进在代际消亡的路程中了！是啊，这是我心中的圣地，街道路牌、医院楼顶、射箭学校门口，甚至公司的牌子上，分明还写着旗人文字呢。我一路走着，一路大声认读，不管不顾旁人能否听得明白。街道路牌上的锡伯文明书老师曾是察布查尔县锡伯文教学教材的一名主编，现如今仍坚持在网上无偿地义务教学。这是令我感佩的。基于共同的关心关注，我俩的对话一直持续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有关于锡伯文字母知识，关于锡伯文基础教育的过往故事，关于锡伯文的朗读，也有他如今坚守在线教学的这份对母语的深深的爱......中午，在他家里品尝了道地的锡伯家常饭，花花菜让我印象深刻。另一处感动是，明书老师及其爱人在家坚持给他们可爱的两岁孙儿说锡伯语，这让我看到了默默坚守的希望。临别时，我请明书老师给我朗读了一段锡伯文作为纪念，他欣然同意，并关切地询问我“可还想去哪里走走看看”，我不假思索地表达了想探访察布查尔报社的想法。再后来，他帮我联系到了报社的新红主任。察布查尔报社办公楼我循着高德地图的定位，健步向着报社迈去。县城不大，十几分钟就到了。新红主任热情地到报社门口接我后，直接将我意外地带去了社长室。旗人母语真是太神奇了，纵是远隔着千山万水，纵是陌生的面孔容颜，只需一句“来报社真像回娘家一般”，大家彼此竟都有了故人重逢的亲切感觉。或许考虑我的来访者身份，新刚社长还安排了两位在报社实习的（国家一史馆）朋友跟我见面打招呼，其中一位是郁楠姐。新刚社长领着我，到宣传展示小公园详细了解报社的历史与现状，到印刷车间见识了一张张报纸的问世脉络。察布查尔报创刊于“三区革命”时期，原名《自由之声》,解放后改名为《新生活》,改革开放后始用现名。它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一份锡伯文报纸，无论在延续旗人母语文字的生命力上，还是在为非母语者提供学习帮助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晚，好客的新刚阿哥带我到“扎登鲜”见识了萨斯肯、烤大串......锡伯菜肴香气扑鼻、回味悠长；伊力老窖，入口醇香、沁人心脾。席间，大家觥筹交错、畅聊欢叙，尽显同胞深情。食罢，我又意外地获得了留宿报社的“回娘家”优待，这给我阅读锡伯文报刊书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恍惚间，我竟也不把自己当作“外人”了。02锡伯古城“打卡”周三当天，位于孙扎齐牛录的锡伯古城景区俨然成了我的“打卡专场”。别开生面的入城仪式、绚丽多姿的民族歌舞、琳琅满目的民族博物馆，由于我的早早抵达，专属于我了。之后，我登上“永镇边疆”钟楼，参观靖远寺。这些建筑布局对称、工程精细，雕梁画栋、异角飞檐，极为秀丽。它们对于研究锡伯人自东北西迁伊犁后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建筑工艺美术和各民族文化交流都有一定意义。在这里，我偶遇了伊里布兄弟。由于曾经“刷”到过他的抖音作品，加之这个拉风的民族语名字，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开始有些惊讶，在得知我的体验目的后，立马就说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可以找他。也正是在他的引荐下，我得以认识虎兄弟。在虎兄弟的弓箭博物馆里，我仔仔细细通览一遍弓箭文化知识，看到各式各样的弓箭，可谓大饱眼福。虎兄弟还亲自上阵，演示汉代、明代、清代等时期的射箭姿势及技巧，并教我拉弓射箭。持有射箭教练员证的他，一招一式娴熟到位，动作迅捷又利索，专业能力着实令我叹服。虽然我愧疚于潦草地射了几支上不了靶的箭，但已然能真切地感受到八旗勇士的善战与不易，并为筚路蓝缕的先世们坚韧不屈、无惧艰险的伟大精神所折服。格吐肯书画院里，面对格老师精妙生巧的满文锡伯文篆字，我饶有兴趣地逐字逐字认读起来。兴许是我嘀嘀咕咕的发声，打破了院内的宁静，恰好传到了正在练字者的耳朵里。殊不知，我就这样偶遇了县文联高俊涛副主席。他十分好奇回头问我：“小伙子，你能看懂？”我的一句不假思索地回答“能啊！”。关于这一点，俊涛阿哥坦言我是近四年来访者中他见过的第一个能认读篆字的，我也请他向格老师转达敬意。我俩搭上了话，也打开了话匣子。他对历史的研究是有自己深刻而独到的理解的。在锡伯西迁的坎坷里，我们“找”寻了阿勒泰的锡伯渡；在清末动乱的岁月里，我们“探”究了满营锡伯营的那些事；甚至，我们还讨论了锡伯书面语从什么时候开始将“东”的概念使用于口语对应的“瓦勒吉”的问题。03体验“朱仑呼兰比”周四的一整天，是我尝试着用旗人母语文说话最多的一天，我展开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仑呼兰比”的深度体验之旅。早晨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明媚。新刚阿哥向我推荐了乌珠牛录的春吉善师傅，并安排郁楠姐随同拜访。我们在去程的车上偶遇了俊芳师傅（伊拉里氏），后文再表。苏梅师傅通过微信群主动加了我，得知我要去乌珠牛录，就给我引荐了莉萍师傅。在莉萍师傅的热心帮助下，我们有幸认识了春吉善师傅和玉萍师傅。春吉善师傅非常和蔼朴实。他先与玉萍师傅合作念唱了《五虎上将》片段，接着，春师傅又单独念唱了《出师表》《隆中对》《小乔哭周瑜》片段。我一一作了拍录，留予自己学习所用。我尝试着模仿春师傅的腔调念唱几句，结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既使唱不来，那也得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多说说话，我自己暗想。闲谈对话中，我问“春师傅现在跟哪个儿子一起住”，春师傅说是小儿子。这时候，我顺嘴提到了“费扬古”这个词，春师傅突然眼神一亮，说道：“哦！你竟然知道这个词？我都快忘了，我们都不怎么用了，但是以前老人是这么说的。”我明显感受到了被春师傅肯定后的那种快乐；春师傅也更加高兴了，说要给我们再念唱一首《西迁之歌》。恐怕春师傅太劳累，我事先明确表示请怹稍微唱一分钟就好了。结果呢，春师傅一口气顺下来十几分钟，其间明显转换过好几个曲调。春师傅那些古老悠长的吟唱，穿透几百年历史的云烟，从白山黑水的穆克登，直到塞外江南的锡伯营；那双深邃有神的眼睛，透露着几十年阅历的挚爱、追寻、坚守......岁月积淀出的厚重，使单纯也能浪漫、朴质也能有品位、朴素也能贵重。聆听朱仑呼兰比，自有一种爽爽的新鲜感，仿佛来自长白山天池的一阵阵清风，或是赛里木湖的一抹抹湛蓝，让人神清气爽，别有滋味。《西迁之歌》每一句似乎都能听懂（大约是夸张的幻觉吧），听到伤感处时会眼眶湿润，听到激扬处时又会汗毛悚然，我被带入情绪之中了。真真好，我的天，服了！的的确确，这个是我此次最震撼的经历！拜访春吉善师傅。左起分别是：察楚喇楚喀，郁楠，春吉善师傅，莉萍师傅，玉萍师傅。下午临别时，春吉善师傅还对传统语言文化逐渐消失的状况表示了担忧，并认为存续流传“应该没有一百年了吧”。推开门，屋外刮起了寒风，天空阴沉沉的。春师傅说“要下雪了”，我的心情和这一样，难受。04凭吊老城墙和察布查尔大渠随后，玉萍老师带我们去凭吊了乌珠牛录的古老城墙和察布查尔大渠。为扩大耕地面积，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率领锡伯军民开挖了察布查尔大渠。大渠于公元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春胜利竣工，总长100公里，渠深3.3米，宽约4米。大渠一经建成，锡伯营耕地逐年有所增加，及至今日已开垦了二十余万亩农田，出现了村落相望、阡陌相连的荣景。老城墙等回程车时，我们又恰好遇到了俊芳师傅，并受邀坐上了她亲戚的顺路车。其实俊芳师傅也学“朱仑呼兰比”，《五虎上将》已经能背诵不少。我们听后备受鼓舞。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一会讲聆听春吉善师傅念唱朱仑的心得体会，一会聊俊芳师傅学习朱仑的过程故事，感觉不多时就回到了县城。05交流旗人母语文的未来当晚，新刚阿哥特意邀来古匀保老师与我和郁楠姐座谈。古匀保老师现在线上、线下开展民族母语文的教学及翻译工作，其书面语水平那是相当高。为了照顾我们这些书面语学习者，他换用书面语句子讲话，这样一来我们能听懂的成分“肉眼可见”地变多了，敢于交流的自信心也变多了。茶酌浅饮之间，几人也唠开了，开始从满锡语文如何学习说起，谈及满锡语文的历史沿革，聊到学习使用现状，又展望了未来的规划，还讨论了满文档案翻译的事情。在交流中对不复杂的话语，我也尽能力用书面语去表达，深切地体认到满锡语言文化的深厚源流和清晰脉络。我还着重请教了书面语朗读发音、语法文法等问题，古匀保老师都很有耐心地给予讲解。因为交流话题的广度深度都比较好，尽管对谈到很晚，仍觉意犹未尽。古匀保老师说，以后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都可以找他交流。这是我头一次难得的书面语对谈的经历，印象深刻。周五上午，我去拜访了尊敬的孔淑瑞老师。据说，孔老师是锡伯营最后一任领队大臣的后裔，家学渊源深厚。见面后，孔老师首先考查了我对弹舌音r的掌握情况,见我能比较准确地发出来后，她觉得很高兴。然后，我们回顾了一些旗人母语中丰富的摹拟词，孔老师坦言已经搜集整理了两万多条摹拟词，真是让人又惊讶又喜悦。再说到锡汉互译的话题，孔老师展示了她本人负责翻译的锡汉辞典里面的词条，我由衷感动与钦佩！顺便提一句，我们在讨论“长治久安”这个短语的翻译，起先我是按照顺序关系去翻译的，当时还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肯定没错。孔老师真的治学严谨，搬出来新华字典，找到了“治”字的释义，其中一条就是名词意义。因此该短语在翻译时应该适用并列关系。孔老师用流利的口语讲述了她家的小园子，该视频也是作为我今后学习的素材用的，让我感受到母语的魅力。对了，我们还谈到了前些年察布查尔县主办的关于清代满文档案翻译的事情，也聊到了“东风工程”，还有清代满汉对音用字的问题。我们都对当前旗人母语的传承危机表达了共同的关切与忧虑。老师家的家常午饭很好吃，包子的美味让人记忆犹新。临别时，孔老师还向我推送了她孙儿的联系方式，希望为我学习锡伯口语提供方便。06深度体验锡伯族婚宴要说这次行程还有一个重要“节目”，就属深度体验了锡伯婚宴的热闹气氛了。恰逢苏梅师傅家女儿出嫁，我有幸去她们家看“打丁巴”。锡伯族婚俗中，最具特色的是打丁巴。打丁巴是婚娶中的一项礼仪性娱乐活动。在这场活动中，长者们是逗趣者又是评判者，奥父、奥母不仅是技艺表演的组织者，也是即兴凑趣、常常引起哄堂大笑的指挥者。打丁巴的每个人都自报姓名，自演节目，或是独唱，或是舞蹈，或是曲艺，或是即兴演唱。在筵席现场，我遇到很多察县锡伯传统文化界的“大咖”人物，比如有县语委会的吴景宇老师，有念朱仑的、跳贝伦舞的、唱汗都春的长辈老人家，还有研究传承萨满文化的年轻人。大家唱歌跳舞，好不热闹，就像为我这次旅行准备的压轴节目似的。锡伯族婚礼的“打丁巴”第六日醒来，我心血来潮，临时用自己非常有限的满文书面语写了一封致新刚阿哥的感谢信之后，匆忙搭车去往伊宁市。路上，承志老师问我见到锡伯族著名诗人阿苏没有。我回他：未曾相见，留下遗憾，或许是下次再来的理由吧。又经过伊犁河大桥时，周日对谈通知群里的察布查尔的永寿福先生给我留言，原话说“守护母语就在于保住灵魂的本真；我们学习达到除了母语外掌握多种语言文字是努力方向；开放包容中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该怎么做，才是智者”。但愿我的这次访问，给察布查尔带去了一些新的让大家能记忆深刻的实践。希望旗人母语文化像哗啦哗啦的伊犁河、黑龙江、嫩江......一样长久地留存下去。不论满锡或锡满，皆为旗人后裔，大家共勉吧。作者：察楚喇楚喀（2023年11月25日满族颁金节

相通渊源锡伯族相通究其渊源，是从萨满分化出来的巫师之一。其职责、举行的各种仪式和“治病”方式，都是过去萨满所管辖和奉行的一套。这在锡伯族民间发现的数部《萨满歌》中就有很生动的反映。根据《萨满歌》所提供的线索和笔者等的田野调查资料来分析，相通是从“布吐萨满”（隐蔽、不出名的萨满）演变而来。相通自萨满中分化到立足于“神”界，再到独辟蹊径，经历了一定的历史过程。清末在萨满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削弱的情况下，相通继承了萨满的部分职能，专门从事“诊治”精神类疾患的活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锡伯族的相通基本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后，在锡伯族地区相继“洗礼”涌现了十几名相通，其遵循和奉行的仍然是过去前辈相通的一套，并为囿于各类疑难疾患者“看病治病”。但是，这是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回声罢了，已失去社会现实意义。一、诊治久治不愈的疾病成为相通者一般都认为和相通有缘分，多数是久病不愈而突然被相通治愈的人，或是“惹狐仙”生病后突然自愈的人。也有老相通愿意找年轻人进行培养，或者年轻人找老相通为师，自愿学习。但是，不论通过什么途径当上相通，都认为是命里注定的。承接老相通巫职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杀鸡宰山羊，举宴请客，设龛立位（祭供狐仙的龛板），以取得公认。当老相通看中一位培养对象后，先通过数十日灌输其相通门路的信仰思想和相关知识，教吟相通歌，带领其参加相通从事的各种活动。等认为徒弟基本掌握相通各方面要领和知识之后，老相通便选“黄道吉日”举办名为“山羊之宴”的确认新相通身份的仪式。在仪式上，邀请相邻村镇的相通以及亲朋好友数十人来参加。但是，在相通界，接受相通“门道”的过程，一般都被描绘得神乎异常。例如，2006年9月18日，忠录、佟进军等在察布查尔县五牛录采访颇有名气的佟莲芝相通时，对方谈到了本人“出道”的一些情况，她谈道：“我13岁时就得病了，25岁时这种事情就出来了。13岁时依拉齐牛录有一位萨满奶奶，她给我看病之后，相通的事情就出来了。看病后她说：我得把这个姑娘带到神灵那里问一问。她问过神灵之后，只扎了两针，就把我肋骨上的痛给压下去了。所以说我13岁时就有这种事情了，25岁时仙家神灵都来找我，要我拜师，并且教我的师傅也来了，我都没有接受，可这些神灵迟迟不回返，时间长了，我也就没办法接受现实了。”“以前我们家也看过几次相通，你第一次去找相通看，剪分碑之前，她们都说几天前就知道你要来找她们，怎么知道的？就是做梦知道的。而且还知道让她看的病是怎么个情况。据乌珠牛录青华尔相通说，相通给人剪分碑一两天之后才办后面的事，其原因就是等待神界给她赐梦，说做这样的梦都比较凌乱，需要用心去理一理才知道神界是怎么启示她的。”｛以上见佟进军《锡伯族萨满访谈录》（未刊稿）｝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夏之乾和满都尔图在察布查尔调查萨满教的报告中也谈到：“‘相童’即是‘巫婆’，全为女性。成为‘相童’的人也同学萨满的人一样一般也是因病久治不愈，经‘相童’审视后认定她只有走相童的门道才可好转，经本人和家属同意便可学当相童，学‘相童’不像萨满那样要经过严格考核，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只需老师认可，即出师单独从事宗教活动。”（见贺灵编《锡伯族文化精粹》，200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相通诊治的一般都是久治不愈或精神上的疾病（民间俗称惹狐仙之病）。看病的方式，一是看病人的气色诊断病情。在这一方面，有的老相通积累了很多经验，诊断比较准，因为在他们身上已经兼有了现代医师的特点。二是看符纸纹路诊断病情。其大概形式是：剪一块空白符纸，举行特定的祈祷仪式，接着在屋子黑暗之处，相通拿柳枝边唱神歌边敲击符纸，过十几分钟后，拿符纸在灯光下仔细观看，根据符纸的纹路判断患者的病因疾情。并确定治疗方法。三是采取占卜的方式诊断病情。占卜的方式，用石子43块或树枝43截抛在桌上，根据其布局和走向寻觅病因。对相通治病，夏之乾和满都尔图的调查报告中也谈到：相通的“主要职能是疯病、傻病或外出遇邪、受惊所患之病，但对人体内部器官所患之病却不能治的。‘相童’看病的方式有如下几种：其一是相面，以患者面部的神色和表情来决定其病因；其二是用小石子43枚，念咒后抛于地上，以其布局情况来判定病因；其三是用清水一碗、筷子一根，只念咒后搅动水，观水貌判定病因；其四是用竹筷四根，以水浸透后合在一起呈四方体形状。然后边念鬼名，边在桌面上竖立筷子。若筷子倒下，再念另一鬼名，并继续立筷。若是念到某一鬼名时，筷子立而不倒，便认定是该鬼作祟。实际上是一种筷卜。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行卜，须先焚香跪拜请神。病因决定后，‘相童’有时是焚香供祭，请求神鬼解除病症；有时则以黄纸剪成人形，念咒后烧成灰烬放于水中让病人服用，以为如此即可治病。”筷卜在相通的信仰领域，根据其“管辖”的病患范围的“治病”要求和特点，引入了本民族萨满教“人有三魂”的信仰观念。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有三个魂，一个叫郭尔浑，一个叫萨其斯，另一个叫法英额。郭尔浑管人的生命，人死就是郭尔浑死掉了，它伴随人的一生。人睡觉，有时惊厥（锡伯人叫“golhunambi”），就是郭尔浑受到惊吓的原故。萨其斯管人的愚智。萨其斯高的人，邪恶不能侵入，萨其斯低的人经常上当受骗，做愚蠢的事。有些受冤枉和可怜的死魂专门找这些人还魂，而且死魂找的多了他们的萨其斯就会更低，寿命也会缩短。人死之后，萨其斯也会消失。法英额就是所谓的灵魂，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永远不会死，人死之后它就从尸体中离开，或者人还没有死它就提前离体。人活着的时候，法英额经常离开人体到处游荡；人睡觉做梦就是它在活动；人有时过度惊吓，它的法英额就会离开他的身体。祖先的法英额一般都变成神，所以，人要善待祖先，要经常给他们用的（指纸钱）和吃的（指供品）。因此，相通的另外一种重要的“治病”形式就是“招魂”。招魂的对象一般都是婴幼儿。平常婴幼儿受到巨声惊吓或自高处坠地而出现哭闹不止、惊厥喊叫、语无伦次、心神不宁或郁郁寡欢的现象，就被相通认为是“丢失了灵魂”。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聘请相通来“诊治”。相通认为是丢失了灵魂，就要采取“呼灵”（也叫招魂）的方式进行治疗。即在患儿的父母都在家时，选一个晚间无明月的时分，先让患儿父亲怀抱（平抱，不能倒立也不能头朝上）患儿在西屋三环炕前绕三遍，然后抱患儿面朝北坐在大炕正中，相通点三根香领手拿患儿上衣的母亲、兄弟姐妹一声不吭地走出前屋门到院中间，相通口念“霍列、霍列……”后面的人也跟着说“霍列、霍列……”众人跟相通转几圈之后，患儿母亲双手提着儿子上衣口念“霍列、霍列”，慢慢向屋门一步步倒退，后面是双手呈半月型搜拦状的相通和患儿其他亲人等，正面跟着患儿母亲走进屋里。当患儿母亲走到南炕边患儿面前时便问患儿父亲：“来了吗？”患儿父亲就说：“来了、来了！”众人也跟着说“来了、来了”。这时，患儿父亲将患儿举到头顶摇晃几下，并想办法让其哭出声来，并做一手从空中抓取患儿魂灵放进患儿体内的动作，表示患儿魂归原体，招魂就此结束。之后将相通招待一番。二、治病的形式相通对病情较重的患者要采取剪分碑、“出盖孜”的方式。这是相通“治病”中一种隆重的形式，与萨满、尔琪剪分碑、出“盖孜”形式大同小异。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这些形式内容均有一定的变异。关于上述“治病”形式，2007年12月，笔者采访了亲自协助相通举行剪分碑、“出盖孜”全过程的贺双新老人，他详细谈到了此次情景：“相通治病的场面见的比较多。我几岁的时候，父亲得病曾让相通治过。那时，请相通剪分碑，在家拉巫尔虎、出盖孜、在野外送盖孜等事情都由大人操办，小孩只能旁观，跟着大人跑。1969年秋天，因孩子的妈妈经常得病，曾请青华尔相通治过，参加了这次相通的全过程。当年秋天，因孩子妈妈经常犯病，几次看中西医都没治好，因此，在岳母的提议下决定走相通之路治一治，锡伯族叫haqin

庆祝农历“4•18”传统节日暨纪念西迁戍边259周年●【歌曲】首发！锡伯族新歌《等你》快来学唱吧●【锡伯族新歌】热恋的察布查尔

舞蹈《母亲是中华》6月3日，乌鲁木齐植物园内欢声笑语，百余名锡伯族同胞身穿民族服饰，和各民族群众欢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参加在这里举办的“民族团结一家亲”——庆祝“农历四•一八”传统节日暨纪念西迁戍边259周年活动。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锡伯语言学会主办。259年前的锡伯族西迁是清政府基于边患作出的重大决策，从辽宁沈阳到新疆伊犁，在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锡伯人民自西迁始，经历了徒步万里长征、百多年赤心不渝守卡换防、百死不辞参加平定内乱、御外侵维护祖国统一、白手起家建设边疆等历史的风风雨雨和非常时刻，锡伯族人民共同培育了“万众一心听从祖国召唤，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义不容辞保卫边疆安全，代代接力建设共同家园”的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伟大西迁精神。这一精神深刻地印证着其中蕴含的锡伯族人民自古以来爱祖国、爱家乡、爱民族的崇高情怀。尹海燕演唱《玛依拉变奏曲》歌伴舞《欢乐在田野上》合唱《节日欢歌》舞蹈《勤劳的阿哥》乐器合奏《多情的眼睛》年年日日月月江流水，屯垦戍边爱国心不变，西迁心连心同胞情不减。感谢张新军、文小龙等人提供的图片和视频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西迁回响——纪念锡伯族西迁戍边259周年时光在流淌，岁月在沉淀，回忆的远处，有一条叫做西迁的路，锡伯族人在这条路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从家乡出发，迎着风雪前行，他们的脚步，铸成了一个伟大的传奇，西迁的锡伯族人，走出了光辉的名字。山河风景，变换着色彩，岁月的沧桑，让心灵雕刻深深的记忆，西迁的锡伯族人，是奋斗的勇士。尽管路途坎坷，尽管泪水滚落，但他们的心灵，仍是如此坚定，他们的行动，不断地点亮着前路的灯火，没有谁能使他们的信念动摇。西迁的路，虽然坎坷而漫长，但锡伯族人不曾退却，往前追寻，他们勇往直前，耕耘田野，用生命和汗水，成就了流传千古的经文。往事如烟，化作了一缕缕轻烟，我看着它们悠然飘荡，时间的轮回，如涟漪般悄然涌动，静静地唤醒了我心底的乡愁。故乡的风声，那声音悠远而浪漫，透出了岁月深处的回声，坚定的信念和思乡的情愫，如墨色的画卷在我心中缓缓展开。时光在流淌，记忆才是蓝图，回忆起祖辈的征程，真实而悲壮。从草原到大漠，再到繁华的都市，迁徙让我们更了解生命的力量。我们深信，在故土上铸就的精神，会在历史的漫漫长河里永久长存；锡伯族人的西迁，是一段不可复制的流曲，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信念，创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堂，让我们一起纪念那段特殊的时光。作者：佟志莹（广东珠海）纪录片《大西迁》中的锡伯族西迁场景。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为纪念锡伯族西迁259周年，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扎实推进察布查尔县文化、旅游经济发展，打响“中国箭乡·塞外泉城”的文化旅游品牌。6月3日，察布查尔县纪念锡伯族西迁259周年暨西迁文化旅游节即将盛大开幕。本次活动由察布查尔县人民政府、察布查尔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由察布查尔县文博院、察布查尔县文化馆、伊犁锡伯民族歌舞团、察布查尔县图书馆、察布查尔县射箭运动学校、察布查尔县各乡（镇）场、察布查尔县西迁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承办。目前，具有田园诗一般文化旅游特色的“中国箭乡、塞外泉城”——察布查尔县已经成为了大家争先打卡的旅游胜地。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游玩和度假。记者从察布查尔县文旅局了解到，察布查尔县纪念锡伯族西迁259周年暨西迁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共设置三大板块51个子项目。活动将锡伯族传统文艺表演、现代主流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饮食文化、民俗展示、趣味运动体验、各类文体旅活动赛事与旅游业有机融合，形成文化、旅游、购物、美食、娱乐为一体化的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链。察布查尔县10万亩水稻田“乡乡炫亮点，周周有活动。察布查尔县纪念锡伯族西迁259周年暨西迁文化旅游节一个月火爆不停歇！”察布查尔县西迁文旅公司负责人兴奋地表示，6月3日上午，在锡伯古城屯垦戍边大舞台即将盛大开幕；3—5日每天上午11时30分，在锡伯古城入口处，都将举行开城门仪式，骑兵、步兵巡城仪式和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都将准时举行……这样富有特色的活动，将持续整整一个月的时间。259年前的公元1764年，锡伯先辈肩负国家赋予戍卫边疆的神圣使命，来自东北的4000多名锡伯族官兵及家眷一路西迁来到伊犁河南岸戍边定居。之后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新疆锡伯族都会开展各种活动，隆重纪念祖先西迁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伟大历史业绩，缅怀逝去的先祖。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西迁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经两个半世纪的传承与变迁，察布查尔完整保留了锡伯族语言、文字和风俗，积淀了朴实凝重的历史文化和特色民俗，可谓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枚瑰宝。以西迁精神为指引的“西迁节”，目前已成为察布查尔县对外开放的一张特色名片。“根据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党委工作要求，察布查尔县形成文旅深度融合、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良好态势，着力打造察布查尔县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察布查尔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廖江表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旅游兴疆、文化润疆”战略的总体要求和“旅游井喷式增长”的目标任务,持续释放“中国箭乡·塞外泉城”的魅力，着力发掘整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次察布查尔县精心筹备庆“西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以节促游，逐步实现“文化培根铸魂、旅游扬名增收”形成有文化、有特色旅游品牌效应，势必推动县域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态势。（记者许洁之）来源：伊犁日报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为主题的纪念锡伯族西迁259周年文艺联欢会在伊宁市金色唐努尔演艺中心举行，数百名锡伯族群众身着民族服装，欢聚一堂，喜迎西迁节。

清朝统一新疆后，西部防务空虚，伊犁地区亟需移民充实,于是清廷一锤定音，决定移民遣军，巩固边防。1763年拣黑龙江索伦“劲旅”挈眷先期进驻伊犁，1764年，拣选盛京（今沈阳）将军所属锡伯精兵一千余携眷属共四千余人西迁，之后几年，犹遣河北等处察哈尔蒙古、满洲、绿营等官兵万余人进驻伊犁地区，形成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满、绿等环列边地的守营。其中锡伯营镇守伊犁河南西南地区，在250余年来的戍边固疆、戡定内乱、抵御外侮、建设边疆的忠诚职守中，锡伯族人民共同培育了“万众一心听从祖国召唤，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义不容辞保卫边疆安全，代代接力建设共同家园”的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伟大西迁精神。这一精神深刻地印证着其中蕴含的锡伯族人民自古以来爱祖国、爱家乡、爱民族的崇高情怀。锡伯族西迁线路略图一奉命万里西迁西迁精神是因四千余锡伯军民自盛京万里西迁而形成。这一牵动本民族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影响了锡伯族的分布状况和文化取向，而且，还影响了我国新疆伊犁地区的局部历史格局，使锡伯族在我国西北地区历史篇章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有清一代，边患之大，莫过于新疆。当时的新疆疆域，比现之疆域面积要广大。清初的新疆大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所统治。该部原游牧于天山北麓塔尔巴哈台东和博可河、萨里山一带，后以伊犁为中心，兼并卫拉特其他三部，势力达到天山南麓。该部上层贵族噶尔丹等，攻略喀尔喀蒙古，侵袭青海、西藏，袭扰哈萨克、柯尔克孜等部，成为康雍乾三朝的最大边患。从1690—1757年，清廷多次用重兵才将其最后平定。1757年蓄谋叛乱割据之大小和卓，乘新疆形势还未稳固之机，在天山南麓发动了武装叛乱，妄图割据南疆地区。清政府被迫挥师南进，历时两年多，于1759年才将其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和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给清政府带来了沉痛的教训。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系皇朝国土，不能没有重兵驻守，而且不能没有满洲兵亲自驻防；沙俄扩张主义者对远东等地步步为营的吞食政策，更使清政府加强了它对经营新疆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促使其采取安边固疆的主动措施。因此，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乱被戡定后，并未立即把戡乱重兵尽行撤走，而是置于各重镇、要隘、台站及各交通咽喉驻守。并在1762年，建立了统辖天山南北军政合一的军府制，设置了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将军府设于伊犁惠远城，清政府谕派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总理全疆军政事务，从此，伊犁成为新疆政治、军事中心。由于伊犁地区地阔界远，我国和沙俄所属游牧民族的活动复杂，感到现有的驻防兵力难以驾驭目前的形势，遂决定由关内调遣各民族大批八旗兵携眷进驻天山南北各地。1763年前后，清中央政府和伊犁将军对伊犁驻军等问题作了一番讨论。伊犁将军明瑞等提出了调遣各民族官兵驻防伊犁的建议。其中提出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内有锡伯兵四五千名可以调遣。至此，在调遣黑龙江索伦部分军民先期西进的同时，清廷采纳明瑞的建议，再调遣盛京部分锡伯军民去伊犁驻防。调遣锡伯族军民的旨谕下达后，盛京将军舍图肯准兵部咨称，将调遣的官兵数目、管带协领、分队情况、官兵盘费、行进路线等向清中央政府作了全面奏闻。确定了官兵人选的标准及抽选的具体城镇。官兵入选的标准，由于考虑到由东北远徙万里去西北驻防，年龄上限制只挑取20—40岁之间的身强力壮、马背技艺谙练、善于狩猎者。抽调的城镇视官兵的精良及多寡状况从以下15处挑选，如盛京防御1人，骁骑校2人，兵404名；凤凰城防御1人，兵45名；辽阳城防御1人，骁骑校2人，兵66名；开原城防御1人，兵94名；牛庄城防御1人，兵23名；广宁城骁骑校1人，兵60名；熊岳城防御1人，兵51名；复州城防御1人，骁骑校1人，兵52名；秀（岫)岩城骁骑校2人，兵28名；金州城防御1人，兵44名；盖州城防御1人，兵15名；锦州城防御1人，兵24名；义州城骁骑校2人，兵61名；兴（京)兵23名；抚顺城兵11名。总计官员10名，兵丁1000名，连同眷属共3275人。这3275人为从盛京出发时的官方正式注册数。锡伯军民按盛京将军的旨令分为两队，第一队为1675人，于1764年农历四月（5月）初起程，第二队为1600人，于同年农历四月十八日（5月18日）在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与沈阳同胞共同聚会，吃离别饭，于次日起程。他们赶着牛车、驼队和羊群，离开盛京后，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农历八月二十四五日（9月19、20日）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郎特)。锡伯族军民抵达乌里雅苏台后，虽得到了周到的安置，但自备的继续行进所需给养和运输工具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出发时所带粮茶、草料都消耗殆尽，驼马又因长期驾驭倒毙者甚多，所余又很难驾驭再进。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面对现实，派人查实后，将实情和自己的安排情况向乾隆帝作了如实奏报。农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青草无存、寒气凌人的季节，官兵因缺粮草、运输工具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决定在乌里雅苏台扎营，等来春草木返青再继续赶程。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对长途跋涉前来的军民作了周到的补给和安排，借给了骆驼、马匹和羊只等。锡伯官兵借到驼马等之后，每人带乌里雅苏台将军调济的4个月口粮和1个月茶，仍分两队，于1765年农历三月十日（4月29日）起，先后由乌里雅苏台起程。队伍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积雪融化，桃汛上涨，河流漫溢，不能行走，连日宿住，等水稍退。因此，护送两协领向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咨请前来接济。爱隆阿即咨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讷苏肯前去接济。讷苏肯即派人由雅尔筹集米400石、羊2000只作为口粮前去接济。锡伯军民在受接济之前，余粮已尽，乃采野菜充饥。5月底，锡伯族西迁队伍行至阿勒泰地区额尔齐斯河边，军民在额尔齐斯河上搭起浮桥，数千军民艰难渡过了额尔齐斯河。自此，在额尔齐斯河边形成了“锡伯渡”的地名，后改成“齐伯渡”“西北渡”“锡别特”等。过了和布克赛尔、察罕俄博，于农历六月十二、十五日（7月29、8月1日），第一队行至珠尔虎珠、察罕霍吉尔等处，与前来接济的索伦佐领蒙武哩相遇。农历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8月10、11日），第二队行至阿勒坦额墨、沙喇乌苏等处，与前来接济的侍卫舒敏相遇。两队军民得到接济后，经过额米勒、巴图鲁克、博尔塔拉等地，于1765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9月6日）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一带。锡伯族西迁队伍抵达伊犁绥定后，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亲临锡伯军民驻地查看，并向清廷具奏称：抵达的锡伯兵丁均年轻力壮，衣被兵器齐全，马步箭娴熟，所带牲畜在路途倒毙较多，希酌情减半赔偿等。并报告：“据护送一千名锡伯官兵之协领阿穆呼郎、噶尔赛等呈称，去年我等前来时，除已入印册之家口外，沿途陆续生男女幼童共350余名。此外，我等于途中查出跟来闲散400余名，当即询问伊等，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由原籍起程时跟随而来。其中男247名，女158名。实系起程时跟随而来，并无他故。惟印册内无其名额，等因具结前来。该协领等既称此额外跟来家口，皆系官兵之兄弟子女及其族人，因彼等不忍分离，跟随而来，并无他故。相应暂不发给彼等口粮，仍令与其父叔兄弟等同居。惟该将军处原送印册内无其名额，不能即入正项户口册。故业将阿穆呼郎、噶尔赛所呈额外跟来人名口数，造具清册，咨送该将军查核。若实系伊等之兄弟子女及外甥族人，则皆系应入正项户口册之人，容俟该将军查复时，将彼等载入正项户口册。”（《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之后，爱隆阿等上奏锡伯族军民所带牛马等的损失情况：奏报由盛京出发时共拨给马2020匹、牛3036头，到乌里雅苏台时，马剩2000余匹，牛只剩440头；在乌里雅苏台，官方借给马500匹，骆驼500峰，抵达伊犁后，马剩2016匹，骆驼剩180峰，牛剩430头。1765年底，锡伯官兵得知清政府欲将自己安置游牧的消息后，纷纷呈明自己的生活和生产特点，要求择地屯垦，阐明自己不适合游牧。对此，伊犁将军明瑞非常重视，派官员亲临锡伯军民驻地访察，了解实情。于次年正月初三日，明瑞、阿桂、爱隆阿等将其了解的实情及决定安置的具体处所等问题，向清廷作了详奏：“……察锡伯兵在原籍之生计与民杂居城寨，仅以务农为生。令移驻此地，当举农牧并重，致力于此。若使伊等住在城内，则于农牧皆无俾益；若依照察哈尔、额鲁特之例，竟令游牧，则察其情形非唯一时之所不能，亦难善务农事。理合指给便于耕种，近于放牧之地，令其居住，方于诸事皆有裨益……今详勘适合安置锡伯兵之地，有伊犁河之南，惠远城对面之巴图蒙柯巴克、绰豁罗拜兴迤西，至豁吉格尔巴克一带，田腴水足，冬夏两季砍柴游牧之地均不远。若使锡伯兵驻此，非但于其生计有利，于地方形势、声势之连属亦有裨益。遂定将伊等即于巴图蒙柯巴克一带依次安置，俾其务农。今乘伊犁河水冰冻相继渡河，派往所指地方。此间，暂令伊等因地自行搭盖窝棚，整备农具。俟雪化后，即令引水垦种之处，业已饬交领队大臣伊尔图、总管图克善、副总管拉布冬阿办理。迨伊等耕种完毕，容奴才明瑞等再亲临彼处办理，根据地方形势，按牛录、宗族编设村落，令其永谋耕耘之利；轮班委派兵丁到牧场学习养畜之道、操练技艺等事宜。再，察其情形，早弃蒙古之生计。为伊等受益会养起见，照原定之例，仍拨给孳生牛只外，其应拨羊只，暂停拨给。”（《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条）当年正月25日，乾隆皇帝朱批允准。并又决定，在伊犁河封冻前，官兵要抓紧时间整顿队伍，加紧军事训练。1766年1月，伊犁河封冻后，根据伊犁将军与清廷奏议的决定，伊犁将军命锡伯军民向伊犁河南岸迁徙。锡伯军民分七批次渡过伊犁河，最后进驻自己的归宿地伊犁河南岸大地——察布查尔。1764年部分锡伯族军民的西迁是一次为了保家卫国的国家行为。国家一声令下，锡伯族同胞出于坚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志向，万众一心听从祖国召唤，踊跃报名远征报国，三千多名军民义不容辞被选出征,还有400多名同胞悄声跟随西迁队伍而来，实现了其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锡伯族军民的到来，与索伦、察哈尔、额鲁特、满洲等形成新疆北疆地区重要的清代兵团驻军。自此，锡伯族的西迁精神开始萌生，“万众一心听从祖国召唤”成为伟大西迁精神的“开场白”。西迁史画二完善西迁精神锡伯族的西迁精神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精神价值取向。万里西迁的完成，使锡伯族社会已经萌生的西迁精神，进一步激励着全体军民在未来充满艰难困苦、危机四伏的历史长河中，要义不容辞地完成祖国赋予的戍边卫疆、维护祖国统一、戡定内部动乱、抵御殖民侵略、开发建设边疆的神圣职责。锡伯族军民正是在矢志完成如下文所述神圣历史职责的250多年的艰苦奋斗过程中，完善和铸就了伟大西迁精神，使西迁精神成为锡伯族人民心中永不锈蚀的精神支柱。锡伯营八旗锡伯军民抵达惠远城不久，伊犁将军便开始组建锡伯营八旗。1765年12月底，伊犁将军对锡伯营各级官员的补放作了奏议，如据《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记载：“1000名锡伯兵抵达伊犁后，亦设为一昂吉，下编六个牛录，其中四个牛录各为领催、披甲167人，两个牛录各为领催、披甲166人。总管、副总管于本地戍守或携眷驻防大员内，不论满洲、索伦拣选二员，授为总管、副总管，以专责成。所需佐领六员、骁骑校六员，即于现来防御十员、骁骑校十员内，拣选补放。其余官员为额外之缺，仍食原俸当差，俟出缺后，即行注销等因……”次年一月中旬，清政府下旨允准。其中所提升的特讷、阿达纳、乌达哩、卓尔吉、阿哈里、玛奇克图等佐领官职的人选，曾经都在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中立有战功，并分别受到了清政府的不同奖赏。1766年7月，伊犁将军根据锡伯军民过河后形成的八大片区居住现实，将原编为六个牛录的八旗编制扩编为八旗八个牛录，正式组建为伊犁锡伯营，营设领队大臣1员，总管、副总管各1员，佐领、骁骑校各8员，空蓝翎16员，委笔帖式2员，领催32名，披甲1000名左右。同时，伊犁将军奉旨给锡伯营颁发新的总管关防和佐领图记，以及八旗旗纛：一牛录为镶黄旗，二牛录为正黄旗，三牛录为正白旗，四牛录为正红旗，五牛录为镶白旗，六牛录为镶红旗，七牛录为正蓝旗，八牛录为镶蓝旗。其中一、三、五、七牛录为左翼四旗，二、四、六、八牛录为右翼四旗。至此，伊犁锡伯营八旗基本完善。按规定，锡伯营领队大臣与伊犁将军同驻惠远城，均由满等非锡伯族人担任，总揽边防事务；总管、副总管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曰“总管档房”，设于本营，锡伯营建立初期，其总管一职，也由非锡伯族人员来授任；八个佐领分驻八个牛录，其办事机构曰“旗下档房”，他们与骁骑校、领催等管理牛录的军事、生产及民间诉讼等一切事务。锡伯营建立后，佐领一职始终由本民族人员内授任。锡伯营八旗自1766年锡伯营八旗组建至民国末年，锡伯官兵一百八十余年义不容辞驻边守卡，保卫边疆安全，多次参加平定内乱，抵御外侵，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代代接力建设共同家园，其命运与祖国的命运已融为一体，并光荣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神圣义务。在一百八十余年中，锡伯族先后有一千多名官兵为保卫祖国边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生命和汗水谱写、充实和完善了伟大西迁精神。01保卫边疆安全1.防守卡伦。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在新疆南北各处设立了众多的卡伦和台站。1777年伊犁将军奏令各领队大臣分管这些卡伦和台站，其中锡伯营管辖18座卡伦，其中有的为常设卡伦，有的为移设卡伦，还有的为添撤卡伦。每座卡伦驻十几至数十名不等的锡伯和额鲁特营弁兵，其职责为监督游牧、缉查逃犯、传递公文、保卫厂矿、巡查游人等。这18个卡伦名称如下：固尔班托海卡伦、安达拉卡伦、沙巴尔托海卡伦、托里卡伦、马哈沁布拉克卡伦、春稽卡伦、乌里雅苏图卡伦、额木讷察罕乌苏卡伦、霍依图察罕乌苏卡伦、塔木哈卡伦、察罕托海卡伦、托赉图卡伦、沙喇托罗海卡伦、厄楞莫多卡伦、头勒克卡伦、察林河口卡伦、塔木哈色沁卡伦、达尔达木图卡伦、伊犁河口卡伦（后来增设）。锡伯族官兵驻守卡伦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锡伯营驻守的卡伦遗址2.换防塔尔巴哈台。1766年西迁军民刚在伊犁河南岸落户，伊犁将军便遵奉清廷谕令下令锡伯营抽调精兵100名，由1名佐领和1名骁骑校率领，同满、索伦等营官兵一起前往塔尔巴哈台换防台站和要隘，官兵每两年轮换一次，一年换一半。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锡伯营所派官兵数有所增加，多数时间为150名，最多时达200余名。这种换防直至1864年农民暴动爆发时才停止。3.换防喀什噶尔。1759年清军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后，数百名戡乱官兵驻防喀什噶尔。1769年伊犁将军奏请清廷照塔尔巴哈台换防之例，将喀什噶尔驻防军改为换防军，经谕准自1771年始选派锡伯、满、索伦、察哈尔营官兵共600名，由协领、佐领、骁骑校等官员率领前往喀什噶尔地区换防，其中锡伯族官兵30余名。至嘉庆初年锡伯族官兵增加到150余名，之后人数又有所减少。换防官兵也是每两年轮班更换，一年换一半。官兵马匹、鞍具、草料均为自费备办。锡伯营驻守的卡伦遗址4.巡查边界。在清代，伊犁以西自北往南一直有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清代称布鲁特）牧民游牧，他们每年与清朝进行边境贸易，交往极其频繁，边界牧区又经常发生外籍盗贼偷盗、抢劫牧畜的案件。因此，清政府为了维护和安定边界游牧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自乾隆四十年代起，每年夏、秋定期差派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1员，携协领等官员，抽调锡伯、满等营官兵300名前去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游牧界，宣传清朝涉外政策和法律，并收取马租。其中哈萨克边界包括南北两路。南路自伊塞克湖南之巴尔珲岭到塔拉斯、吹地方；北路则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到沙喇伯勒地方，这样哈萨克边界地区尽在巡查之例。而当时的布鲁特主要分布在伊塞克湖的周围及其以北的阿拉套山一带。乾隆四十年代左右他们内附清朝以后，伊犁将军便决定每隔一年派伊犁等营或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1员，携协领等官员，拣选锡伯、满等营兵丁300名前往布鲁特边界巡查，保证了边界地区的安全。02平内乱维护祖国统一1.参加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的战斗。据满文档案记载，在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的数次战役中，清政府曾调遣已被编入科尔沁十旗的锡伯官兵参战，具体狙击噶尔丹引兵南犯。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行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玛布岱，从齐齐哈尔锡伯官兵内选调400名，与达斡尔官兵一起参加了次年讨伐噶尔丹的战役。1732年清军在额尔德尼召与噶尔丹策零交战时，锡伯官兵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多立战功,不少官兵受到清政府的嘉奖。锡伯族清代武器2.参加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的战斗。1747年，四川原归顺清政府的大小金川土司相互勾结，公开发动反清叛乱，叛乱断断续续持续了30年。期间，清政府先后谕令四川巡抚、云贵总督、阿桂等率军平乱。在几次大的战役中，盛京锡伯族官兵也应调参战，数十位官兵荣立战功，受到清政府的嘉奖。3.参加平定张格尔之乱。1820—1828年，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和田发生了历时8年的叛乱，史称“张格尔之乱”或“西四城叛乱”。在8年的各次平乱战役中，伊犁锡伯营数百名官兵与满、索伦、察哈尔、额鲁特等营官兵一起，配合关内清军，与数万、十几万的叛军作战，在整个平叛战争中，锡伯营官兵付出了数百人的牺牲。在著名的浑巴什河决定性战役中，锡伯营官兵在总管额尔古伦的指挥下，记取之前战役中败阵受处罚的沉痛教训，个个冲锋陷阵，不惜牺牲，争打头阵，一举夺取了该战役的胜利。当张格尔走投无路率少数随从仓惶逃到喀尔铁盖山后，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等奋勇追至山上，与其他官兵一起将其活捉。战争结束后，额尔古伦、德克精阿、讷松阿、舒兴阿等受到清中央政府的嘉奖，额尔古伦被赏赐副都统衔，授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其他官兵也与额尔古伦一起授予各类“巴图鲁”（英雄）名号，并绘图紫光阁。4.参加平定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之乱。张格尔之乱被平定之后，1830年浩罕统治者挟持张格尔之兄玉素甫率兵侵犯南疆喀什噶尔等地。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额尔古伦率锡伯等营换防兵进剿玉素甫。之后在伊犁将军所派1000多名锡伯、满、索伦、察哈尔、额鲁特、绿等营官兵的配合下，分别解除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等城之围，一年多的平叛战役胜利结束。5.参加平定新疆南部七和卓和倭里罕之乱。七和卓之乱发生于1847年7月下旬至11月间；倭里罕之乱则发生于1857年6—9月间。在这两次平叛战役中，先是100名在此换防的锡伯族官兵与其他换防官兵一起与敌交锋，首当其冲，然后配合伊犁增调的数百名锡伯等营官兵，叛乱先后被平定。在这两次平叛战役中，涌现出像博尔果素、玛克塔春、穆呼赖、舒常阿、德布西、德格都、喀尔莽阿、伊勒罕泰等战斗英雄，他们分别受到清政府赐名号、升换顶戴、授任官职等奖励。03抵御外侮保和平1.出征云南，参加驱逐缅甸入侵之敌战役。1765年，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侵犯我国云南普洱府境，攻占东里等地，对边境居民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次年又纵兵围攻腾越、永昌各边地。1767年清政府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进剿，但为缅兵所败，缅军向我纵深进攻。1769年清政府谕令盛京将军恒禄等选派所属锡伯官兵作为增援兵赴滇作战。盛京将军遵旨拣选所属“新满洲锡伯兵”1000名于7月中旬经京师抵达云南前线。他们在云南前线据守渡口，驻守要塞，设置驿站，投阵作战，经数月交战，缅军慑于大军威力，在缅境与清军议和。次年锡伯官兵等撤回盛京。在此次战争中，1000名官兵中有105名为保卫祖国边境献出了生命。2.抵御沙俄侵略，反抗其殖民统治。1867年沙俄完成对中亚三汗国布哈拉、希瓦、浩罕的吞并后，开始觊觎伊犁地区。早在1863年，沙俄军队就向我驻守的博罗胡吉尔卡伦进犯，向驻守该卡伦的锡伯、索伦官兵开枪炮击，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击。之后，伊犁将军派锡伯营总管德格都率锡伯等官兵数百人前去“防堵”，打退了敌人。1871年5月，沙俄军队在向伊犁推进过程中，也遭到索伦营之锡伯、达斡尔族官兵抵抗，使其侵略计划多次受挫。尤其是在同年6月28日沙俄挺进阿克肯特前哨时，锡伯营派出的500名官兵与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汉、达斡尔等官兵一起，几乎以白刃战的形式英勇抗击敌人，谱写了抗俄史上的壮烈篇章，锡伯族有数10名官兵英勇献出生命。沙俄侵占伊犁后，锡伯营军民在被全面解除武装的情况下，用各种方式对抗其殖民统治，如不领其救济粮、不交出户口册籍、不听其禁令、俏然派人到塔城荣全行营送情报等。当时的锡伯营总管、署领队大臣喀尔莽阿，在沙俄殖民统治者面前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他率领锡伯营军民有组织地抵抗沙俄当局，引起沙俄殖民者的忌恨，最终遭到全家被逐押出伊犁。他到塔城荣全的行营后，组织逃出锡伯等营军民，先后在塔城、乌苏、车排子、博尔塔拉等地垦荒种地，为清军收复伊犁准备军粮，受到清政府的多次奖赏。3.参加驱逐阿古柏侵略者的战役。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全疆农民暴动之机率军侵入南疆，至1867年已占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七城，建立起所谓的“七城汗国”。之后又侵占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对各地人民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1876年清军收复新疆的战役打响后，散落各地的锡伯族军民自愿加入进疆清军队伍，在收复玛纳斯、乌鲁木齐等战役中作出了贡献。同时，不少富有屯垦经验的锡伯人还在乌苏等地屯种粮食，供给进疆清军，得到清政府升换顶戴、提升官职等奖赏。04开发建设共同家园西迁的锡伯族军民进驻伊犁河之南后，伊犁锡伯族军民的首要问题是开荒耕种，解决军民的粮食供应。因此，伊犁将军命官府借给锡伯营军民小麦等籽种，在察布查尔绰霍尔河流域以及各牛录有水源之地开垦荒地，开始自耕自食。绰霍尔河是由“察哈尔”一词音变成锡伯语，意为青花河。清末，锡伯营各牛录南迁察布查尔大渠两岸移居后，锡伯人又称“营比拉”河、“富英比拉”河、“富宁比拉”河，皆为锡伯语旧营河的音译。清朝史册中，称有“绰霍尔渠”“锡伯营旧渠”“锡伯旧渠”等不同称谓；绰霍尔河流域是锡伯营最初的主要定居地，也是察布查尔最古老的灌溉农业区。清代锡伯营修建有许多灌溉渠系，其中工程浩大的大渠，就是绰霍尔渠，长20千米，先后引水垦种7万余亩，初步解决了锡伯营军民的口粮问题。伊犁锡伯营组建后，清政府对锡伯营采取的是官兵“有银无粮”的政策，即清政府发给官兵俸银，口粮则自济。牛录城墙遗址锡伯营经过近40年和平环境的发展，人口数几乎翻了一倍，开始出现耕地不敷使用，口粮供应越来越紧张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一严峻问题，1802年9月，伊犁锡伯营军民在总管图伯特的率领下，冲破种种困难，开始开挖察布查尔大渠。各牛录共抽出400名兵丁和闲散，编成两个大队轮流奋战：正黄旗（二牛录）、镶白旗（五牛录）、镶红旗（六牛录）、正蓝旗（七牛录）为首队在春季开挖；镶黄旗（一牛录）、正白旗（三牛录）、正红旗（四牛录）、镶白旗（五牛录）为第二队在秋季开挖。锡伯营总管图伯特亲临现场坐镇指挥。各牛录派出相应官员带队开挖。劳力每人每月给银三钱，这些开支均由档房滋生银内动支，并未增加旗民的负担。当年12月，察布查尔大渠挖至察罕拜兴以西，锡伯营总管图伯特为官兵垦种之事呈报伊犁将军，提出边挖边放水边开垦耕种的建议，将军允照所请。于是，自次年3月始，锡伯营正黄旗（二牛录）、正蓝旗（七牛录）、镶红旗（六牛录）、镶白旗（五牛录）四旗用察布查尔渠水耕种的土地，经过两年耕种已有收获，总管档房决定从这四旗调750石粮食，支援秋季挖渠的镶黄旗（一牛录）等其他四旗劳工；正黄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四旗佐领各捐银4两5钱、骁骑校各捐3两，作为其他四旗劳工的盘费。察布查尔大渠龙口1808年，经过锡伯营军民6年奋战，一条宽约4米、深2米多长近100公里、横贯锡伯营八个牛录的“锡伯渠”（又称“锡伯新渠”）全线凿通。随即在锡伯营各牛录新居地周围陆续垦出78704亩地。彻底解决了锡伯营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锡伯营开始成为伊犁地区最富庶的旗营。之后，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卷十四）等古籍文献较详细记述了后人俗称的“察布查尔大渠”开挖的经过。徐松记道：伊犁锡伯营“去河数里，旧有一渠，东西长二百余里。渠北地隘，虑在无田；渠南阻崖，患在无水。嘉庆初，有部人图默特创议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亦东西长二百余里，功费繁巨，部人嗟怨，图默特卒排众议，数年乃成。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逐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新渠东北有积水潭，广数里，环潭皆回民田。将军松筠因新渠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千亩界，锡伯屯之界遂东移。两渠相去十余里，新渠高于旧渠六七丈，新渠之南并南山下，皆回民田。此锡伯营之屯田水利同于内地者。”察布查尔大渠修成后，锡伯营的经济状况发生很大变化，粮食供应已自给有余，并开始以粮食作为流通物，与营外换取其他日用品，来满足军民所需，实可谓丰衣足食，雄视诸部。在此有利形势下，军民对察布查尔第二故乡的情感越来越浓厚，对保家卫国前景的信心成倍增长，锡伯人民西迁精神的内涵也得到进一步充实。今天，回望过去，历史已翻过259个春夏秋冬，在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锡伯人民自西迁始，经历了徒步万里长征、百多年赤心不渝守卡换防、百死不辞参加平定内乱、御外侵维护祖国统一、白手起家建设边疆等历史的风风雨雨和非常时刻，可以相见，历史把锡伯族锤炼成百折不挠的民族，时间把锡伯族熔炼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一份子，内涵丰富的历史经历，凝成了放之任何时代均发出主旋律光芒的伟大西迁精神，这就是开头所说“万众一心听从祖国召唤，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义不容辞保卫边疆安全，代代接力建设共同家园”，其内涵已经为历史所验证，为实践所考验，为故人所践筑。西迁精神是锡伯族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用坚强和执着、用忠诚和信念锻造的。历史进入21世纪，锡伯族人民继续弘扬伟大西迁精神,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奋发图强，砥砺前行，正在努力建设更美好的各民族共同家园，向着社会主义更高小康社会健步迈进。作者：贺灵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深圳西迁节活动通知各位同胞：一年一度的锡伯族西迁节又到了，我们度过了云时代三年，终于迎来相聚的日子！

华东地区活动通知锡伯族传统节日农历“4·18”节暨西迁戍边25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华东地区的同胞们将在6月4日（周日）举办庆祝和纪念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点击以下链接或海报二维码均可报名。https://forms.ebdan.net/ls/hjf8PSCi?bt=yxy华东地区锡伯族“4·18”传统节日暨纪念西迁259周年活动通知各位锡伯族同胞，大家好！2023年华东地区庆祝锡伯族“4·18”传统节日暨纪念西迁259周年活动，诚挚邀请广大锡伯族同胞积极响应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5月31日报名结束。活动时间：2023.6.4星期日活动内容：1.射箭教学与比赛12:30-14:30。场地：江宁路699号静安MOHO地下二层B2-35顺道箭馆（自行前往，费用另付200元/人，需在报名栏报名。联系人：安冬，电话：19121967058）2.锡伯民族风草帽制作15:00-15:40。3.学习用锡伯文书写自己的名字15:45-4:254.学唱一首锡伯语歌曲16:30-17:10。5.17:10

13540215339（微信同号）成都锡伯族同乡会2023年5月25日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二、6月3日～4日在丹东参观（中朝边境、抗美援朝纪念馆等）。3日住丹东，4日下午乘坐D7624（14.34～16.14）赴沈阳，4日晚住沈阳并在沈阳举行联欢晚宴。

民族团结一家亲——乌鲁木齐锡伯族庆祝农历“4•18”传统节日暨纪念西迁戍边259周年活动通

4、联欢会的餐费实行AA制，每人需交100元(酒水自备)，特邀的各县镇乡村的文艺节目演职人员不收取餐费。餐费统一由学会财务组关勇智负责收取登记，收费以微信转账方式收取，会员可协助代收转交。

锡伯族关帝等移植信仰文化锡伯族是一个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民族，长期以来与不同兄弟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在接受藏传佛教的同时，对中原流行的不少具有原始信仰性质的文化采取了拿来主义，而且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锡伯族先后将“拿来”的外来神祇加以自己的文化形态，使其本民族化，成为本民族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中原的关帝神崇拜、儒神崇拜、驱蝗神崇拜、四大天王和娘娘神崇拜、门神、灶神、土地神崇拜等。它们被引入本民族民间之后，很快在民间普及和本土化，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一）关帝崇拜是锡伯族最为普及的信仰文化现象之一关帝崇拜是锡伯族除了藏传佛教信仰之外，在本民族民间最为普及的信仰文化现象之一。从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来讲，自清朝后期至民国初期，藏传佛教已呈逐渐衰落的趋势，并且，藏传佛教的地位已被关帝崇拜所逐渐取代。在锡伯营和巩留等锡伯族聚集区，普遍建立起了关帝庙，成为全体军民赋予信仰意识的重要场所。乌珠牛录关帝庙遗址关帝，名羽，字云长，三国时期蜀汉大将，辅佐刘备成就大业，谥“壮缪侯”。史书里的关羽只是一个“侯”，并未变成一个神。小说《三国演义》问世后，关羽的形象越来越鲜明，成为“古今第一将”。关羽为人忠直仁义，广受民间崇拜和祭祀，历史上尊称为“关公”“关夫子”，受到历朝加封。据陈寿《三国志》载，关羽的一生中被封过两次，一是在为曹操斩颜良后被封为“汉寿亭侯”，还有一次是在死后被蜀国追谥为“壮缪侯”。到隋唐时期，关羽开始被神化。明万历加封他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记载：清朝“宫内还很重视关羽，称他为关圣帝君，不准直呼其名”。清朝满族统治阶级继承历朝文化传统，继续尊崇关羽，据《清朝文献通考》载，清朝曾十次加封关羽，仅乾隆皇帝便诏改关羽谥为“忠义”，称为“关帝”“关圣”“关圣帝君”“武圣”，并令各民族都尊奉之。关羽不仅受到儒家的崇祀，同时又受到道家、佛家的顶礼膜拜。“关帝”在佛教列为护持佛法的伽蓝神之一“伽蓝监坛”；道教尊他为伏魔降妖的“关圣帝君”“三界伏魔大帝”。关羽集众美德于一身，成为世人尊崇的典范，看重的是他的忠义形象、尚武精神和惩恶扬善、佑民护民的可贵品德。关帝早在清代通过《三国演义》在锡伯族人民当中已有广泛的信仰，加上官方的有意推崇,可谓声名远扬，妇孺皆知。清代初期，满族人达海用满文翻译的《三国演义》，被清朝统治者视作军事教科书，在八旗官兵中推广。从此，《三国演义》便走进锡伯族的(“朱伦呼兰比”)“念说”活动中。民间艺人还根据《三国志》《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等主要情节改编创作了《三国之歌》《关公过五关曲》等民间叙事长诗，使关公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关羽以其忠义神勇、英勇刚强的性格、义重如山的品德以及他与刘备、张飞三人之间坚贞不二的君臣之义与生死不渝的亲情，使锡伯族人民视关羽为心目中的尚武英雄、美德典范而推祟备至，喜爱有加。锡伯人之所以崇拜关公，主要原因也是关公的形象本身同锡伯人的民族性格非常吻合。锡伯族被编入八旗之后，他们听从国家的调遣屯垦戍边，担负起保卫祖国的重任。在完成上述重任的过程中，锡伯人更把关公当作一种力量的化身、忠义的楷模。锡伯人不仅把关公的“勇敢”“忠义”作为自己完成保家卫国大业的精神武器，而且把关公奉为自己的保护神，每当官兵换防台站、驻守卡伦和奔赴戡乱战场，都要到关帝庙进行祭拜，甚至每个卡伦都建有小型关帝庙，祈求其保佑，家里送眷也要到关帝庙烧香磕头，祈祷关帝圣君保佑他们取得胜利、安全回家。乌珠牛录关帝庙内景一角锡伯族信奉关羽当始于清初，与后金（清）满洲新兴贵族集团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据史载，早在满洲入关以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就对《三国演义》爱不释卷，《三国演义》开始在满洲贵族间流行。桃园结义式的团结，诸葛孔明式的智慧，关羽张飞式的忠勇，最适合当时新兴满洲贵族集团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入关以后，凡是清朝统治的地区，都普遍建起关帝庙。尤其是在偏远的新疆地区，也是处处建有规模不同的关帝庙。顺治元年，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大帝”，乾隆三十年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察布查尔县靖远寺院内悬挂的铁钟上的铭文“忠义神武仁勇灵佑关圣帝君”就是清朝皇帝对关羽的封号。就这样，随着清政府给予关羽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以及锡伯族归属满洲、逐渐融入其文化，关帝也逐渐融入锡伯族的社会文化生活，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关帝作为汉民族逐步树立的神祇，在锡伯族文化中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受到全民族广泛推崇，以至于推崇程度甚于汉民族，这是在高度封闭的封建社会里，锡伯族人民通过汉文典籍与汉文化进行深度交流的结果，也是锡伯族人民对中原文化逐步认同的突出表现。由于锡伯族官方和民间对关羽无以复加的推崇，致使在锡伯族社会中和民众的精神需求中，关羽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和比其所信仰的佛教更需要的崇拜对象。因此，早在17世纪末，锡伯族军民就在盛京（今沈阳）开始创建——锡伯家庙太平寺，而位于太平寺大雄宝殿西侧的关帝庙亦是第一座关帝庙。关帝庙内供奉高五尺的关公坐像，它用藤条制骨架，外塑彩色泥身，工艺精细。两侧泥塑关平、周仓之像，关公坐像后方悬有“威震华夏”之匾额。其规格远远高于沈阳其他家庙中供奉的关帝像。依拉齐牛录关帝庙遗址乾隆二十九年（1764）部分锡伯族军民西迁伊犁察布查尔地区后，随着锡伯营八旗经济的改善，锡伯营各牛录官方和军民首先想到的就是创建关帝庙。至清末，锡伯营各牛录、索伦营、巩留锡伯族屯垦军民、塔尔巴哈台锡伯族军民几乎都创建了各自的关帝庙。如历史资料记载者有以下几处：1827年（道光七年），伊犁锡伯营镶黄旗（一牛录）创建关帝庙和娘娘庙。该关帝庙与其他牛录关帝庙的不同之处是：该庙庙顶有可旋转的用木片镂刻鼠子、牛丑、虎寅、兔卯、龙辰、蛇巳、马午、羊未、猴申、鸡酉、狗戌、猪亥十二生肖的装置，可谓巧夺天工；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伊犁锡伯营镶蓝旗（八牛录）军民自愿集资创建关帝庙。新中国成立后被毁，现只剩大殿一间，曾被作为公用库房；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伊犁锡伯营五牛录（镶白旗）关帝庙落成，由锡伯营各级官员与宗教人士一起举行仪式，将神座由旧牛录庙内迁入新庙。靖远寺喇嘛为此开光念经，五牛录佐领等献香资10两；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伊犁锡伯营正蓝旗（七牛录）关帝庙建成。该庙规模较大，占地面积约2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1910年（宣统二年）伊犁特古斯塔柳（今巩留）锡伯族军民捐款捐物，在塔斯托别城北土墩上，开始修建关帝庙。修成的关帝庙雕梁画栋，绘制的飞禽走兽、山水花卉十分逼真。该庙除正殿外还有偏房两间、平房三间，房内塑有关公的赤兔马等。正殿前置一生铁香炉，左侧树石碑一通，碑文用汉文镌刻，它是记载巩留锡伯族历史的珍贵文物。纳达齐牛录关帝庙遗址伊犁锡伯营八个牛录所建关帝庙，目前，乌珠牛录、依拉齐牛录、孙扎齐牛录、纳达齐牛录遗址尚存。其中，尤以纳达齐牛录乡的较为完整。该关帝庙现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纳达齐牛录乡北街，北依旧城垣，现存关帝庙、娘娘庙和山门以及新建的图公祠等建筑。该庙系土木结构建筑，庙内供关帝半坐像，左、右两侧塑关平、周仓像（均已毁），塑像背后及左、右两壁绘制“火龙戏珠”“苏武牧羊”“东方朔偷桃”等壁画，都清晰可辨。正殿东西两壁上，绘制有《三国演义》壁画，各12幅，包含了“桃园结义”等三国主要故事情节，人物刻划生动，别有风格，每幅画面右上方都有锡伯文说明。木柱横梁上绘有锡伯族群众熟悉的“刘邦斩白蛇”等故事画面。这些建筑、绘画均出自锡伯族工匠艺人之手。壁画除一小部分略有损坏外，大部分尚完整。锡伯族自创建关帝庙以来，其佛教信仰与关帝崇拜日益不分你我，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民国年间，锡伯族的佛教信仰已经退位于关帝崇拜，似乎在本民族的佛教信仰中，释迦牟尼已让位于关羽。锡伯族把关羽神化，民间有许多有趣的“关羽显灵”的故事和传说。其中19世纪20年代伊犁锡伯营官兵到南疆平定张格尔叛乱时显灵的传说最为流行，成为文人文学创作的有趣素材。对此，《清实录》中亦有记载，如道光七年（1827）清军在平定张格尔之乱中，记载关公显灵助锡伯等营官兵大败叛匪：“我朝定鼎以来，关羽屡彰灵佑。昨据长龄等奏，上年张格尔煽乱，遣其党扰近阿克苏，当官兵冲击之时，陡起大风，尘沙飞扬。该逆等遥见红光烛天，遂被歼擒。又长龄等督兵进剿，师次浑河沿，该逆等竟夜扰营，风起猛烈，官兵乘风冲贼，俘馘无算。次早接仗时，据活贼佥供，又见红光中兵马高大，不能抵敌，即各窜逸。此皆仰赖关帝威灵显赫，默褫贼魂，用克生擒巨憝，永靖边圉。”（《清宣宗实录》132卷10页）锡伯族作为清朝八旗的组成部分，遵奉皇帝旨意，关羽成为锡伯人崇拜的偶像。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是锡伯人杀猪祭祀关公的一天，这个祭祀活动在民间俗称“磨刀节”，意为替关公磨刀。这一天还要组织三十二人的摔跤比赛，将煮熟的猪肉切成块让大家分享。据说，八九十年前举办关公的祭祀活动非常隆重。（二）其它几种崇拜1.儒神崇拜孔子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适应当时奴隶制社会形态向封建社会形态转变的需要而产生，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理论适应了封建社会的要求。但是，汉代以前，中国社会仍处于社会形态的转型时期，儒家未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秦亡汉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结合自己的封建专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有清一代，虽然以满族贵族为统治阶级，但他们逐步放弃代表落后社会形态和文化，而接受和融入中原传统文化，其中把儒家文化也加以继承和弘扬，为其封建统治服务。他们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治，根据各民族宗教及社会文化的不同情况，改变以往武力统治与政治笼络的方式，着重从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控制，其中就把儒家思想作为重要武器来使用，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锡伯族作为北方民族，早在明代以前就已转为农业民族，其宗教和社会文化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的宗教和社会文化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而与我国北方的农业文化很接近。如重定居轻游动，忠君，重家庭伦理道德，重孝道，重等级，重安定，重中庸，等等。这些思想文化特点，恰好适应儒家文化要求，因此，清政府采用儒家思想对各族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尤其对锡伯族产生了重大作用。锡伯族祖先接触儒家文化由来已久。辽朝由契丹建立，众所周知，契丹亦系东胡系统，与锡伯族同族同源。当时，契丹建立的辽朝，是北方较强盛的政权，其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整个东北地区，东北各部族包括锡伯族的祖先室韦（失韦）等均被置于其统治之下。辽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加强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中原汉族的儒、佛、道文化传入契丹地区。如神州三年（918），即建辽第三年，耶律亿便“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辽史、太祖纪》）从此可以看出，这时锡伯族祖先便开始接触儒家文化。但是，自元朝开始锡伯族祖先被蒙古部族统治以后，他们皈依佛教（藏传佛教），在其社会文化中，佛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清朝建立以后，锡伯族结束了四百余年被蒙古统治的历史，被置于满族贵族统治之下，其文化被纳入到满族文化体系之中，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开始占据锡伯族思想文化领域。清朝统治者将儒家文化用于控制农业民族思想的武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论从何角度讲，均对巩固其封建统治产生了很大作用。对锡伯族来说，儒家文化促使其放弃原始氏族文化，而靠近中原传统文化，为其以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满族贵族建立清朝之后，将满语满文定为“国语”“清文”，让国民习用，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得以广泛推广，使锡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基本上均使用满语满文。而且，部分蒙古族以及汉、维吾尔、藏等族不少官员也掌握了满语满文。满语满文的使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自康熙初年始，清政府组织御用文人翻译（译成满文、满汉合璧或满蒙合璧）和编辑有关儒家经典，如《钦定满文四书》《御制翻译四书》《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四书人物衍义》《四书集注》《四书讲章》《四书字解》《大学》《大学衍义》《大学中庸》《孔子家语》《论语》《孟子》《书经》《春秋》《日讲书经解义》《易经》《周易》《易经讲章》《日讲易经解义》《易书诗经成语》《孝经》《女孝经》《劝善要言》《劝善文》《忠孝经》《幼训》《二十四孝图说》《醒世要言》《圣谕广训》等数十种。清政府不惜财力，将上述经典和著述在二百多年中不断刻印发行，凡一定品级的官吏几乎人手普发。而且，通过各级官吏，在民间又进行广泛传抄，成为一般军民的习读之本。儒家经典以及以此为据编写的有关宣扬儒家学说的著述，作为清政府考核其文武官员的教材，使儒家学说得以深入人心、家喻户晓。锡伯族不仅将儒家学说和文化当作本民族的经典，而且在清政府鼓励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孔庙、祭孔成为各地每年的固定活动的情况下，把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当作神灵供奉了起来。如在察布查尔八个牛录的关帝庙里供有孔子塑像，或者每个学校都设立祭孔室（当时也叫孔子庙），文人家里还设有孔子神位，即立龛板设灵，贴孔子画像，把孔子树为代表儒家的神灵。逢年过节或举行文化活动，要在孔子塑像和神位前烧香磕头、顶礼膜拜，或者新生入学，先在学校祭孔室祭孔子。在锡伯族民间，对孔子也形成了一些禁忌。2.驱蝗神、四大天王、八仙、娘娘神等崇拜刘猛将军，是传说中的汉族武将，其中以刘锜为传播最广，曾得到宋代皇帝敕封。周有壬所辑《锡金考乘》载：“景定四年（1263），皇帝敕曰：国以民为本，民实比于干城；民以食为天，食尤重于金玉。是以后稷教之稼穑，周人画之井田，民命之所由生也。……迩年以来，飞蝗犯境，渐食嘉禾，宵旰怀忧，无以为也。黎民恣怨，未如之何，民不能祛，吏不能捕，赖尔神力，扫荡无余。上感其恩，下怀其惠，尔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淮南江东西浙四制置使刘锜，敕封为扬威天曹猛将之神……”刘锜是南宋抗金名将，后来受秦桧排挤，做了地方官，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驱蝗有功，古人以为，刘锜“生则敌忾效忠，死而捍灾御患，其世祀也固宜”。巴尔扎庙（祭祀驱蝗之神刘猛将军，也叫“八蚱庙”“虫王庙”，位于孙扎齐牛录锡伯族风情园里）在伊犁锡伯营，锡伯族自1766年定居察布查尔地区以来，其所种粮食作物便经常遭蝗灾，因此，他们便引进“刘猛将军”这一驱蝗之神，在各个牛录创建其神庙，称“八蚱庙”“虫王庙”或“刘猛将军庙”等。庙里立有刘猛将军塑像。每年开春耕种前，人们纷纷前往八蚱庙上供化钱、顶礼膜拜，祈求刘猛将军保佑农作物免遭虫灾。秋天收成之后，人们也不忘为其上供烧香、跪拜磕头，以表达人们对他的保佑之恩。四大天王，是汉族传说中的南方增长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它们分别职“风”“调”“雨”“顺”。据印度教传说：须弥山腰有犍陀罗山，山有四峰，各有一天王居之，护一方天下。中国内地寺院多塑其像，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手绕一龙（或说蛇、蜃）；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银鼠。中国民间俗称四大金刚，又谓四大天王，分掌风、调、雨、顺。锡伯族把四大天王也作为本民族的信仰之神，纳入到自己的信仰系统中，将其巨身塑像供立于关帝庙内，并视为武神崇拜，祈求民族社会的平安。每届祭祀关公，都要为他们上供化钱，以表达人们对其保家卫乡的殷切期望。八仙，是汉族传说中的八位神仙，即铁拐李（李铁拐）、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人。民间有许多他们的神话传说。锡伯族将他们引入自己的信仰体系，主要是视他们为无所不能的神灵，祈求他们成就事业。在锡伯族家里，多数都有一个长条桌子，人们均称为“八仙桌”或“布尔堪萨尔哈”（供神桌之意），内置家谱匣子等，平时上面放祖先画像、古瓷瓶、镜子等。每逢年节、忌日或喜庆，上供祭品，置香炉进行祭祖祭神，人们在长辈的引领下，在桌前跪拜磕头。纳达齐牛录娘娘庙遗址娘娘神，是锡伯族尔琪供奉的神灵，它司孩童麻疹病。过去，在锡伯营每个牛录的关帝庙之后，都建有占地面积数百平方米不等的娘娘庙，里面供立有引进之汉族娘娘神—云霄、琼霄和碧霄的塑像或立有其灵位，庙内壁上绘有《青龙吐水》《两鹿吃灵芝》《鸳鸯戏水》等山水画以及《封神演义》情节故事图。每当麻疹流行，全村要用山羊一只，由尔琪主持下，在娘娘庙举行祭祀仪式，祈求娘娘神保佑孩童“出花”安全。门神和灶神，都是自中原信仰文化中引进的信仰文化，其形象和祭祀形式基本与汉族相同。门神为武士形象，司家宅平安。过去，将其画像贴于房屋大门两侧，后来有人将其牌位与土地神位同置，并立于院大门右侧。灶神司炊食、监督人间节俭不浪费事宜。锡伯族每年腊月二十三日举行送灶神仪式。其仪式过程基本与中原的习俗同。二十三日之前，每家每户都请画师新绘一幅灶神像。二十三日晚间，每家由长辈主持，将准备好的糖稀、糖果等置于灶前的小炕桌上，家主叫家里的小孩用筷子醮上糖稀，往灶上方挂的灶神像两边小孩像嘴上抹糖稀，全家跪在炕桌后，向灶神像三磕头，然后家主揭掉旧灶神像往灶口焚化，将少许糖果扔进灶火里，并说一声“升天了！请好好享用，给我们说一句好话！”再将新灶神像贴于灶上方，全家吃一顿好饭，算仪式结束。关于祭灶神的来历，锡伯族有自己的传说。据20世纪80年代对察布查尔乌珠牛录1920年生民间故事家灵梅的采访得知，锡伯族的祭灶神仪式与其传统节日——抹黑节有一定的联系，据灵梅老人讲述：“锡伯族的摸黑节叫kudure

喜利妈妈和海尔堪玛法崇拜是锡伯族祖先崇拜文化的痕迹，表明了本民族同时崇拜男女祖先的文化现象，也印证了原始氏族文化延续至今的历史事实。过去有人认为，喜利妈妈和海尔堪玛法只是娱乐化的民俗，而并没有认识其中蕴含的深刻文化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才认识到其中反映出的传统文化价值。20世纪90年代，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德国、俄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学者,纷纷来到新疆锡伯族地区考察，当接触锡伯族的上述原始信仰文化现象后，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兴趣，经过初步考察,他们都认为这是原始氏族文化的痕迹，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北方地域文化的遗存，也近似于日韩原始文化的类型。他们的这种认识带动了国内锡伯族学者对上述文化现象的重新审视和探讨。为了让各民族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便，下面将相关资料缀述于下。01喜利妈妈喜利妈妈的文化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民间仍有遗存，但从未受到本民族文人志士的重视。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东北、西北地区藏有喜利妈妈遗物的人们，有的迫于政治压力，将其予以销毁，还有的人不顾当时“破四旧”的压力，将祖传的喜利妈妈秘藏起来，20世纪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目前，在辽宁沈阳、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等地仍藏有几幅有近二百年历史的喜利妈妈遗物。因长年受烟熏气蒸，这些遗物均呈黑烟之色，发出呛人的异味。它们成为锡伯族最珍贵的文物。喜利妈妈的首次介绍于众，当推20世纪60年代铅印的《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本书是在东北、西北地区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基础上撰写的，书中对喜利妈妈做了简单介绍，没有透露其更多的信息。198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满都尔图、夏之乾先生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作锡伯族萨满教调查，著《察布查尔锡伯族的萨满教》一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2期，其中介绍了喜利妈妈大致情况。文中说：“‘喜利玛玛’是保佑人丁兴旺的一位女神。‘喜利’意为继承、继续。‘玛玛’意为‘祖母’。‘喜利玛玛’即是一代代传下去。系用绳一根，从正房内的西北角离地面约2米处拉到东南角，形成一根架设于空间的对角线。绳上挂小型木制象征性的犁、铧、木锨、弓箭以及布条等物。这些东西不能随心所欲地挂，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每挂一件东西代表一个人性别、职业，比如，挂一个犁代表一个男人，从事农业，挂一张弓箭代表一个男人，从军，挂一块红布代表一个女性等等。每代人（即同一辈分）的‘喜利玛玛’挂在一起，每一代人之间用一‘比石’（羊拐骨）隔开，每两个羊拐骨间代表该家的一代人。我们这些外人从‘喜利玛玛’上便可一目了然地知悉该家每一代人的男女成员人数和职业。‘喜利玛玛’平时由家长收藏起来，每年春节期间挂出，二月初二便又解下来重新收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辽宁沈阳市亲眼目睹了两幅具有近200年历史的喜利妈妈，并拍照作了记录。之后，就喜利妈妈问题向诸多锡伯族耆老作调查，虽然大家的说法相互存在差别，但可以理出一条主线，从中可以知其概貌。喜利妈妈是象征保佑家宅平安和人口兴旺的神灵。它是用长约十米的丝绳，上面系有许多小弓箭、小铧犁、木锨、背式骨（比石）、箭袋、小吊床、铜钱、五颜六色的布条、小靴鞋等。平时装入纸袋里，挂在室内西北墙角。每年大年三十，由袋里取出来，从西北角斜拉到东南角，家长带家小为其烧香磕头，到二月初二再装回纸袋里，挂回原处。在展示的一个多月期间，本姓族人纷纷来观赏，家主每每给来人讲解喜利妈妈的组成和延续情况。制作喜利妈妈有严格的规定，所用的布条、丝绳、比石、弓箭、小吊床等须到本村人口多、辈数全的家户中索取，并邀请人口兴旺、子孙满堂的家庭中年纪最大的人来制作。制作时根据本家族的辈数传袭为本，增加一辈人就往喜利妈妈上添一背石骨（比石），每生一子添一小弓箭，预示他将成为一名军人或优秀射手，或添代表男性的象征物如犁、铧、木锨、铁锹等，以示其勤奋劳作、全心养家糊口；每生一女添布条或小吊床等代表女性的象征物，预示她将来洗刷缝补、勤劳致富、生儿育女、子孙满堂。喜利妈妈是很形象的谱书，家族的传袭情况从上面就可以反映出来。过去，由于没有文字，记事往往以刻木为志，因天长日久，记事的木头腐朽散失，无法长久保存下来，而且也不好携带搬迁，后来人们就想出了往绳子（锡伯语称“喜利”）上系象征物记事的方法。平常男人们都出外狩猎或劳作，年轻妇女出外采集，家里只剩老奶奶看护后代，久而久之，人们把“喜利”和看护家门和后代的老奶奶连称“喜利妈妈”了，久而久之就成为象征保佑家宅平安和人口兴旺的神灵。喜利妈妈在东北、西北锡伯族中可谓家喻户晓，也形成了一些有关喜利妈妈的不同传说。其中在辽宁地区锡伯族民间流传的一则传说讲述：“锡伯族先祖在大兴安岭活动时，主要以狩猎为生。一天，全村人都进山狩猎，只留下老弱病残和小孩由叫喜利的姑娘及其父亲照看。眼看上山打猎的人们已经三天三夜未归来，洞里的食物又不多了，于是喜利与父亲商量，到洞外弄些食物。父女俩离洞不久，突然一阵山震地动，接着满山起火。父女俩不顾一切地往回跑，救出了洞里的人群。他们到处打兔子、野鸡、挖鼠洞、剥树皮、摘松子，到河里叉鱼捞虾。转眼间几年过去了，打猎的人们仍杳无音讯，照看的老人们一个个都离开了人世，只剩下父女俩和九对童男童女。后来，喜利战胜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火魔和旱魃，肆虐的大火灭了，风婆和五姨来了，雷公雷母也双双擂着天鼓助威来了，闪电娘娘挥动着闪电光镜把大地照亮了，旱魃被压死在火山底下，洞口又冒出了清泉，龙王带着龙子龙孙来行雨了，山神也招来虎豹狼熊、野猪野兔，土地爷也使那漫山遍野长出了花草树木。河里水满了，鱼鳖虾蟹又都在水中游来游去。大兴安岭的森林更加茂密了，呼伦贝尔大草原比以前更加漂亮了。风停了，雨住了，云散了，万物复苏。九对童男童女得救了，老阿谋也活了下来。喜利姑娘那里去了呢？她没有死。不信，你看那西边的天空中姑娘正在高高兴兴地把那条锦带舞半圆，去送给玉帝呢。那九种不同颜色的锦带，为什么只剩下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呢？那是因为喜利姑娘把镶边的‘天带’‘地带’留了下来，又把腰间系着的‘人带’拧成一根绳，拴在洞内，成为驱妖避邪、消灾免祸的传代宝绳。一年年地过去了，活了九十九岁后老阿谋去世了，十八个孩子也长大成人了，他（她）们也都一对一对地结成了夫妻。喜利姑娘看到亲自抚养起来的孩子，真是小伙子个个英武俊秀，大姑娘个个美丽聪明。每当他（她）们打猎归来，男人们总是愿意把弓箭挂在这条‘天地’绳上，女人们也都愿意把她们的头巾搭在这条‘天地’绳上。后来，九对夫妻又都生下了儿女，他（她）们外出渔猎时，总是把孩子放在摇车里，把摇车拴在‘天地’绳上，以免野兽伤害。喜利姑娘就主动为他们照顾下一代。锡伯人的孩子，在喜利姑娘的精心看护下，个个结实健壮，伶俐可爱。人传了一代又一代，人丁越来越兴旺。要问喜利姑娘活了多大岁数？她住在什么地方？听老人说，她给玉帝送还锦带后，因为保护锡伯人有功，玉帝就认她为干女儿，封她为‘喜利妈妈’，永远和锡伯人住在一起，保护锡伯人繁衍昌盛。后来这九对夫妻把天地绳作为他们传家之宝。在绳上挂上男人们的弓箭，拴上女人们的头巾和孩子们的摇车，来纪念喜利姑娘。后来，许多锡伯人把它作为家庭传宗、生儿育女的记事方式，比如生男孩挂弓箭或皮靴子，生女孩挂彩色布条或摇车，两辈人相交中间则挂上一枚嘎拉哈，以表示辈数。平时用羊皮包好，供在本家的西屋西北角上，尊称它为‘喜利妈妈’。每年腊月三十，将喜利妈妈请下来，把天地绳的另一端，拴在东南墙角上，待到二月二日，就请喜利妈妈回归原位。按年节烧香上供，拜谢这位喜利妈妈繁衍后代昌盛的女神。”（见关宝学主编、贺灵等副主编的《锡伯族民间故事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灵梅系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乌珠牛录锡伯族民间故事讲述家。约生于1920年，已故。青少年时期曾亲眼目睹锡伯族原始信仰活动及宗教仪式。贺灵曾多次采访并记录了其有关这方面的经历和口述资料。对锡伯族供奉的喜利妈妈的传说她记忆犹新，她讲道：“喜利妈妈是锡伯族祖先留下来的gret（指祖传遗产）。在旧社会，祭祀它是非常隆重的事。新中国成立后，稀里糊涂把自己的东西都给丢掉了，烧的烧、埋的埋，没有剩下几副。过去我们小时候，一到过年，很多家里都拉上喜利妈妈，很好看很庄重，我们都按大人们教的去亲戚家看，凡是拉了喜利妈妈的，我们都仔细地从上面辨别这一家究竟到了多少代、生了多少女性、又生了多少男性。喜利妈妈是谁都可以看得懂的家谱呀！听说堆齐牛录那一幅喜利妈妈是他们家老人不顾当时‘破四旧’的压力藏了起来，最近几年才拿出来的。喜利妈妈从名称上就知道是怎样的东西，‘喜利’是传下来的意思嘛，‘妈妈’（口语为mame）就是女人嘛，合起来就是给我们传宗接代的嘛。它刚开始哪里是神灵，据老人们传说，喜利原来是咱们锡伯人一个漂亮的姑娘，有一年，锡伯人跟其他部落打仗男女老少基本上都死光了，就她一个没死，后来她得到天孕，先后生下几对男男女女，锡伯人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喜利死后人们就把她当作神灵供奉了起来。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传说。制作喜利妈妈比较简单，它是用长约十米的绳子上面系上小弓箭、小铧犁、木锨、木铣、小铁锹、背式骨（比石）、箭袋、小吊床、铜钱、五颜六色的布条、小靴子等组成。平时把它折起来装在纸袋或者是皮袋子里，挂在西堂屋西北墙角木桩子上。每年的大年三十午后，家里辈数最高的人，先烧香磕头，郑重地将喜利妈妈从袋子里面取出来，从西北墙角斜拉到东南墙角，接着家长带一家大小为它烧香磕头，并给晚辈讲解喜利妈妈的情况，就是给他们讲喜利妈妈上显示的辈数、男女数量等。太阳落山以后，家族里的其他亲戚一拨一拨地到这个家来为喜利妈妈烧香磕头，给一起来的晚辈讲解喜利妈妈的来历和延续情况。如果这一年家族里有新的成员增加，就往喜利妈妈上添系相应的象征物。喜利妈妈一直挂到二月初二，这一天午后家主又烧香磕头，将它郑重地折叠起来装回纸袋里，挂回到原处。”“喜利妈妈的制作虽然简单，但是制作时有严格的祖传规矩，所用的布条、丝绳、比石、弓箭、小吊床等必须到村子里人口多、辈数高全的人家中索取，并且邀请人口兴旺、子孙满堂的家庭中年纪最大的人来制作。制作时根据本家族的辈数传袭情况，增加一辈人就往喜利妈妈上添一个背石骨（比石），每生一个儿子添一个小弓箭或者箭袋、农具等，预示他将来成为一名神箭手或一个能够发家致富的干活儿人，每生一个女孩儿添一截布条或一个小吊床等，祝愿她将来洗刷缝补、勤劳致富、生儿育女、子孙满堂。喜利妈妈上系的比石是很重要的东西，它是来分别辈数的，有几代就系几个比石。因为比石是长在羊腿两个骨节中间起结合的作用，锡伯人不是叫它‘扎兰’（锡伯语意为辈）嘛，所以就用它来分别辈数。过去，喜利妈妈时间越长越久越珍贵，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喜利妈妈都是黑黑的，长年累月被烟熏得都非常呛人，但是越是这样的喜利妈妈，过年期间大家都争相去看一眼。因为那个时候的喜利妈妈上系的小东西，样样都很精致、很好看，特别是那些小吊床和小农具，都像雕刻出来的一样。”（见贺灵《锡伯族萨满文化采访录》，收录《锡伯族文化精粹》，200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辽宁沈阳锡伯族聚集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对喜利妈妈的祭祀仪式，而且，祭祀喜利妈妈是一个家族备受重视的非常隆重的民俗活动。1989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沈阳锡伯族志》较详细记录了东北锡伯族祭祀喜利妈妈的整个过程。该书记道：“‘喜利’锡伯语为延续之意，‘妈妈’为娘娘神，即保佑子孙延续的娘娘神。供奉喜利妈妈意为在女祖宗的保佑下，子子孙孙才能不断地繁衍生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包含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之意。所以过年时给喜利妈妈贴‘福’字，也有的贴对联的，如‘供圣喜生聪明子，奉神永保寿男儿’这样的对联。喜利妈妈的象征性什物，是一条长绳，名曰‘索绳’（九股丝线），在这条绳上，系上小型的（三寸上下）弓箭、搬指、箭筒、小摇车、布条（红、绿）、靴子、比石（猪的、羊的）、铜大钱、缨帽等小什物，相间拴着。生男孩拴弓箭；生女孩拴布条；娶媳妇拴摇车；每一代长子出生除拴一弓箭外，再拴一比石，表示家族中又有新一辈人（借比石‘背’的音）。这个行事，带有结绳记事的遗意，也是家族宗室繁衍的标记，也可以说是锡伯人没有文字时代的家谱。有了文字之后，家谱代替了喜利妈妈的作用，而喜利妈妈则被锡伯族人视为保佑子孙后代的神灵而保存下来。平时拢在一起，用毛头纸包好挂在室内西北角供位上。所谓供位，即在室内西北角北墙上方贴一张白毛头纸，纸下有一供板，供摆香、烛、供品等，供板上贴白挂钱。每年旧历除夕时，就由家中男主人将喜利妈妈请下，将丝绳拉开，从屋内西北角扯到东南角，两端挂在房椽上，供上供品、香、烛等，按时叩拜。到二月二日再将喜利妈妈拢在一起用白毛头纸包好，收回原处。收喜利妈妈时，要吃荞麦面特赫勒。喜利妈妈的制作很有讲究，必须找儿女双全，家中人口兴旺的两位老太太来做，九股丝绳从中间分开往两头搓。绳上拴的九件（也有十件、十一件、十二件的）象征性小什物，都有其代表意义。弓上搭一支箭及箭筒和搬指，象征着锡伯族男儿弓箭法娴熟，或到深山密林中狩猎，或驰骋于疆场，成为好猎手或好武将。摇车是摇小孩的，每娶一个媳妇时，就拴上一个摇车表示希望多生孩子，家门人丁兴旺之意。比石借其‘背’音，以示增加了一辈人。靴子、缨帽、铜钱等，是后人增添的，是希望的象征，希望能作大官，发大财。红、绿布条，代表着女孩，添一女孩，加一红或绿布条；女孩长大出嫁，就把布条摘掉；也有女子主要操持家务，做衣裳的意思。1949年前，喜利妈妈供在老院或分支的老大家。每当一户新家独立生活后，生了长子，怕孩子得病遭灾，或因孩子生病许愿，自家立一喜利妈妈，以保佑家宅平安，人丁兴旺。立喜利妈妈，也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杀猪宰羊领牲，请全族人举行祭祀仪式后摆设酒席款待。不分居的，则是一辈的长房长子三岁时换一次，换时仪式与立同。”文化大革命以前，察布查尔和东北锡伯族聚居区普遍保存有喜利妈妈。新中国成立前后，锡伯人家仍有供奉喜利妈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喜利妈妈被视为“四旧”，多数被强迫销毁，后来人们也不再记得它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敢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拿出来展示，慢慢开始为人们所重视。目前，被遗留者只作为文物进行保存，失去了祭先祀祖的意义。现在不少人家已开始新做喜利妈妈，并在年节特意悬挂展示，以示不忘民族文化传统。02海尔堪玛法与喜利妈妈一样，海尔堪玛法也是反映锡伯族祖先崇拜文化现象的民俗事象之一。海尔堪玛法原来代表的是男性祖先，后来经过父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以及游牧生活形态的形成，逐步演变为保佑家畜兴旺的神灵。1949年前，东西北锡伯族人家每户均立有其龛位。即在西屋外西南墙角钉桩置龛板，龛板上面墙壁上挖一洞，内置一木匣子，匣内存有符书和布制马首等。每年春季牲畜放野、出山前举行一次仪式，将木匣从洞内取出，置龛板上，把符书和布马首展挂于匣。家人一起为之烧香磕头，顶礼膜拜。每当家主得一匹良马，便举行仪式，谓“给海尔堪拴马”，意为将此马“献给”海尔堪玛法骑用。自此，该马将受到特殊照管，如妇女不能骑用，非大事不能使用，尤车、犁忌用，一旦家畜生病，先给海尔堪玛法烧香磕头，以求其保佑。海尔堪玛法的历史渊源，在东西北锡伯族民间流传有四五种传说，一说它是有名的“族长”，在带领锡伯人先祖与异族打仗时阵亡，他死后其坐骑成为他的替身，副“族长骑着它带领族人最终驱逐了侵略者。在战争中，该马神奇无比，敌人见之披靡，失去战斗力。当马老死后，以族长之名海尔堪称之，并供奉为族神”。一说他是拯救牲畜的有名放牧人，死后被族人奉为保佑牲畜繁衍生息的神灵。另一说他是穷苦的放牧人，使他避免了族人牲畜的一次大灾难，后来成族人供奉的牲畜保护神。下面一则传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在东北锡伯族中广泛流传。该传说讲述：“汉朝时期，锡伯族先祖的居地经常为强邻匈奴所侵。为此，他们流离失所，居无定处。过了很久，部落里出现了一个名叫海尔堪的强人。他带领部落民众制作武器、练兵习武，准备与入侵者决战。有一年春天，匈奴兵又进山，海尔堪带领部落兵弁早有准备，一开始就将匈奴兵打得落花流水，逃回了居地。匈奴可汗气得咬牙切齿，呼呼直喘，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翘动着山羊胡子，把案子拍得山响，大喊：‘要把锡伯人都杀光，用锡伯人头，为死去的官兵祭灵！’接着下令出发。海尔堪知道匈奴可汗不会善罢甘休，便事先把老人、孩子和妇女们疏散开，由少部分青年人护送这些人到深山老林。那些年轻力壮的锡伯人，留在原地，要和匈奴侵略者血战到底！果然不出所料，匈奴可汗骑着高头大马，亲自指挥三军来打锡伯人。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阵地上留下了许多尸体。由于敌我力量差得多，海尔堪只好下令撤退。剩下的锡伯青年退到森林深处，只有海尔堪和十几个兄弟在与敌人周旋。天黑下来了，海尔堪再呼喊兄弟们时，已经没有人回答了，只剩下他一个在战斗了。这时海尔堪落在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他骑着白龙马左冲右突，前砍后杀，不知杀死了多少敌人。海尔堪的砍刀砍崩了，箭袋里的箭射光了，包头的头巾也没有了，身上的刀伤、箭伤有十几处。匈奴可汗看到只剩下海尔堪一个人了，便下令抓活的。海尔堪此时没有力量了。就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就听得一声嘶鸣，白龙马竖起耳朵，扬起前蹄，直向匈奴可汗扒去。匈奴可汗躲闪不及，竟被白龙马扒在蹄下，昏了过去。匈奴官员们被这个场面惊呆了，等到他们明白过来，白龙马早驮着海尔堪冲出山口，向大草原奔去。匈奴官兵紧追其后。白龙马在草原上时隐时显地飞驰着，官兵们在后边呐喊着、跑着，只见前边一条白亮的大河拦住了去路。河流湍急，声如牛吼，要想涉水渡河，真比登天还难。过河无船，后有追兵，白龙马顺着河岸向下跑去。它嘶鸣着、奔驰着，似乎是在请求主人赶紧快拿个主意。海尔堪被马的嘶鸣惊醒了，睁眼一看，追兵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在后方。他想，宁肯让河水冲走，也不能让追兵抓住。于是左手一提马缰绳，双脚一磕马肚，向那波涛滚滚的急流中扑去。马明白了主人意图，咴咴叫着向河中跑去。刚一踏进水中，只见狂风大作，云雾满天，阴沉沉，冷飕飕，天黄地暗，十步以外连人影都看不清。顿时，哗哗的浪声消失了，水波不见了，狂奔的河水结成了明镜般的坚冰。白龙马奋起四蹄，驮着海尔堪箭一般地从冰上向对岸跑去。刚到对岸，官兵们也赶到了河边，匈奴可汗立即下令催马追去，当这些大队人马追到河心时，只听咔喳一声，河面上的冰塌了，全队人马都掉到河里，被河水淹没了。风住了，云散了，波涛又吼叫起来了，大浪又奔腾起来了，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海尔堪呢？有人说他死了，却又没有发现他的尸体；说他没有死，他又没有回到大兴安岭的锡伯人中。他哪里去了呢？草原中牧马人都看到过他。每天在朝霞映红天地时，他骑着白龙马，走在沾满露水的草场上，驱赶着马群、羊群，迎着太阳翻过山梁，到那长满酥油草的地方；当阳光火辣辣地烤脸时，他又把马群、羊群赶到阴凉的河边；当满天星斗在天空闪烁时，他又把畜群赶回草原的栅栏中。海尔堪手里操着长长的套马杆，为千家万户看护着马、牛、羊。他死后，锡伯人就把他供为神灵。”（见关宝学主编、贺灵等副主编《锡伯族民间故事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伊犁察布查尔乌珠牛录故事家灵梅老人，在青少年时期也曾多次聆听过前辈讲述的海尔堪玛法的故事。贺灵曾多次就海尔堪玛法采访过她。她讲述了新疆锡伯人供奉海尔堪玛法的大致情况：“海尔堪玛法也是咱们锡伯族祖宗的gret。过去，设立海尔堪玛法的家都是大家族，他们很多都是原来的哈拉达、莫昆达或者是家族长，他们的家里还藏有哈拉宗谱或莫昆宗谱，每到过年，他们家就变成哈拉莫昆成员去供奉祖先的地方。过年期间，海尔堪玛法也是大家烧香磕头的对象。海尔堪玛法是保佑家畜兴旺的神灵，它是在西屋外面西南墙角上方钉木桩放置一个龛板，龛板上面墙壁上挖一个洞，里面放着一个木匣子，木匣子里放有符书和布制的马头。马的眼睛、鼻子、耳朵等，有的是用丝线绣的，有的是用马尾粘上去的。平时就把这个木匣子放到墙洞的最里面，以防风吹日晒。除了逢年过节大家对它烧香磕头外，每年春季牲畜放野外或放归山林之前，要举行一次祭奠仪式，就是将木匣子从洞内取出来，放在龛板上，把符书和布马首展挂在木匣子前面。家里的主人把曾经拴给海尔堪玛法的一匹马牵到海尔堪玛法之前，给它一边浇水一边用刷子刷，嘴里还念念有词，意思就是马上把你们放归山林了，希望海尔堪玛法保佑你们在山林里吃草长膘，到深秋再平平安安回家等。过去，有一个给海尔堪拴马的仪式，就是当家里的主人得到一匹好马，便举行仪式，称为‘给海尔堪拴马’，意思是将这匹马献给海尔堪玛法骑用。其仪式是这样的：主人从莫昆里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见证人，把装海尔堪玛法的木匣子从墙洞里取出来，把海尔堪玛法展挂在木匣子前面，再把献给海尔堪玛法的马匹牵到海尔堪玛法神位前面，给马披上红披风，领一家大小为海尔堪玛法烧香磕头。请来的长者口念赞词，一般都说这样一些赞词：‘英明的海尔堪玛法，今天我们在这儿举行仪式，就是将这匹马献给你，请你接受，保佑我们锡伯人的牲畜，请你骑上它为我们带来福佑，让我们的牛羊满山遍野，让我们的马匹膘肥光鲜。’然后剪一撮子马鬃用红布条绑上放进木匣子里。从此，这匹马将受到特殊的照管，比如妇女不能骑，没有什么急事不能使用，特别是车、犁、雪橇不能套用等。锡伯老人经常说的‘难道它是拴给海尔堪的马吗？又不让人骑又不让人碰’就是这个意思。一旦家里的牲畜生病，首先给海尔堪玛法烧香磕头，求它保佑家畜的生命。海尔堪玛法的传说有好几个，都说海尔堪原来不是什么神灵，是咱们锡伯族的一个牧马人，后来才成为保佑牲畜的一个神灵。”（见贺灵《锡伯族萨满文化采访录》，收录《锡伯族文化精粹》，200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锡伯族对海尔堪玛法的传说以及祭祀形式，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他们认为，海尔堪是简称，全称为海尔堪玛珐；海尔堪玛珐是保护牲畜兴旺的男祖宗之意，海尔堪玛法是由平常劳动者变成了代表男祖宗的六畜保护神，这与古代锡伯族的游牧生活有很大关系，也证明了锡伯族在古代经历了游牧经济形态阶段。“海尔堪玛珐是保佑六畜兴旺的神灵，因而又叫马神。海尔堪玛珐供在屋外西南墙的房檐下。在墙内掏洞（或砌成一个一尺半深，一尺左右高，半尺多宽的洞），里面放个木匣子，匣子里装有或木雕、或泥塑、或纸画的神像，即海尔堪玛珐；在墙外洞下钉两根木桩，上面放块木板，板上放香炉祭器。因为在一家之中，男子主外，终年在外狩猎与放牧，故将神位供在外面。锡伯族在古代的经济生活中，畜牧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牲畜的兴旺与否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计，因而他们对牲畜是非常看重的。所以供这种保护马的神灵，祈望牲畜能够兴旺。由于居住地区与供神时间先后的不同，神像的形象也不一样。有的是带有胡须、身穿狍皮的中年男子；有的是木匣内装有马鬃、马尾等物；有的是匣内放一块黄布，上写‘供奉马神之位’；有的匣内放一小人，是牧马人的装束。初一、十五等逢年过节，都要烧香叩头，祈求保佑牲畜兴旺。春季青草露出地面时，一个家族的老年人通知各家，于某日祭马神。近戚远亲也都来人参加。当天早杀猪一口，在神位前领牲祝酒，由族长献上祭品，焚香叩头，其他人也都随着跪拜。主人要把最喜爱的骏马献给海尔堪玛珐，马身十字披红，牵到神位前，举行隆重的献马仪式，由‘察玛’（即萨满）唱起赞歌，全系赞扬那马神的功绩之歌。最后由察玛代替主人向马神祈祷歌唱：‘请您收下吧，这匹马名叫追风，跑得稳、脚步轻，快得叫人都吃惊。你刚掖上后衣襟，它已驰过九重岭。你刚掖上前衣襟，它已跨过九重峰。离弦的箭没有它快，它比高空的雄鹰还勇猛。在咱们这个大草原里，除了它自己的尾巴，一切都被它落下；除了它自己的影子，什么都跟不上它的行踪’。唱完后，察玛端起一碗米酒，对马说：‘今后该你当班了，要好好伺候马神爷，帮他照顾好马群，请你喝下这杯酒。’灌完之后，拍着马脑门说：‘你回去吧，今后要听海尔堪玛珐的话。’然后将这匹马送到特备的单槽前歇息。此后，这匹马被称为神马。神马不干活，不剪鬃，不修尾，用细草精料喂着，除主人外，别人不能骑用。献马时要披上妇女的衣服，否则妇女就不得骑这匹马。如有擅自骑神马的，不但要遭到主人的打骂，族人的谴责，还得要亲自给神马洗澡，挂红，请喇嘛念经祛邪。”（见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编《沈阳锡伯族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从以上喜利妈妈和海尔堪玛法的各类传说、祭祀情况等可知，锡伯人供立的这两个神灵，都是由族人中的平常人演变而为，他们都有拯救族人于水火或战乱的经历。说明锡伯人所造的祖先神，并不那么神秘，它们都在常人的生活之中。作者：佟克力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地名属于文化范畴。地名文化既是地名各学科研究的对象，又是历史学科探讨的领域之一。地名对研究和探讨地区史、民族史、民族语言以及国界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实证作用和意义。因为从地名的功能上讲，它们是地域方位的标志和符号，但它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标志和符号，它们承载的是历史，是民族发展历史的轨迹，是民族文化的闪光点。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具有较鲜明的地区特点（又称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地区特点是民族特点筑就的；而民族特点就是地名的民族语属性。从少数民族语属地名还可以窥见其心理文化的积淀以及其语言构词特点等。锡伯族地区地名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复合语地名占一定比重，如锡伯蒙古语合璧、锡伯汉语合璧、锡伯哈萨克语合璧等；二是有不少反映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地名；三是不少地名与自然地理实体、劳动工具、人名、官名、动植物名称等有关。地名是历史与文化叠加的人文元素，它们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而不能被随意改变、撤销或替代。01在东北留下的地名根据史料记载和专家学者的考证认为，锡伯族的远祖鲜卑，汉代以前就活动于大兴安岭一带，主要以狩猎为生。其活动中心汉籍称为“大鲜卑山”。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工作者发现了位于大兴安岭北段、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族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的“嘎仙洞”。它就是《魏书》中提到的拓跋鲜卑的“先帝旧墟石室”，亦即锡伯族祖先在汉代以前的活动中心。“嘎仙”即锡伯语“嘎善”之意，具有故乡、原籍之意。汉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锡伯族祖先逐步南徙。其迁徙路线基本沿嫩江流域往南移动，到清初锡伯族已分布于黑龙江、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到清乾隆中期，基本形成了锡伯族目前的分布局面。在自汉代至清末两千多年的历史活动中，锡伯族的祖先或狩猎，或游牧，或屯垦，在东北各活动地区留下了许多与其有关的地名。其中包括山名、河名、城名、地域名、沟谷名等。这些地名散见于有关东北的全国性和地方性古籍文献之中，如《黑龙江舆地图》《清实录》《盛京通志》《舆地秘图》《皇朝通志》《吉林通志》《辽海丛书》等，也被后人频繁引用于其著述之中。这些地名多带部族或民族名称，如“室韦”“席北”“席百”“席伯”“西北”“锡窝”“索伯”等。它们均系“锡伯”的同音异写。循着上述锡伯族的古代异称，在上述汉文古籍文献中，可以寻觅到不少有关锡伯语意的地名。经过研究发现，这些地名均与锡伯族的历史发展有联系。兴安岭。该名称是自古相延的山脉名。据考证，兴安岭原音为“夏恩阿林”或“沙彦阿林”（xiang’en

编：佟志红邮箱：tzh228@qq.com传播锡伯文化

自清代至民国时期，在锡伯族历史上，曾数次出现子承父志或三代承志，为军为武或为政为文，为保家卫国、平叛戡乱、建设边疆以及为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贤官志士和教育家。这些前辈的生平事迹，在相关档案文献和著述中，均有一定的记述，尤其是在锡伯族民间，多有口口相传。实事求是地讲，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和更新，离不开像这样的社会精英的推动作用，他们是民族社会发展变化中不可或缺的引领者。真实无华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和社会贡献，对激励后辈弘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为中华复兴多做贡献，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介绍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锡伯族三代承志的近代教育先驱——色普西贤。01祖父和父亲色普西贤，又作色布什贤。1837年（道光十七年）生于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宁古齐牛录）。初次任职情况阙载。色普西贤可谓三代承志的锡伯族“名门望族”。其祖父额尔古伦、父亲萨凌阿均为清朝为政为武之军政官员，清朝史籍多有载述。额尔古伦生于锡伯族迁居伊犁之第四年(1767)。自1799年(嘉庆四年)至1814年（嘉庆十九年）的15年期间，由八旗骁骑校逐步升任至伊犁锡伯营总管。1826年（道光六年)喀什噶尔汉城继回城之后被张格尔攻陷。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为国殉职的危机关头，额尔古伦毅然担起指挥八旗全军的重任，率领两千数百名官兵经鏖战多日后突出敌军重围，结果800人突围保存兵力，其余惨烈阵亡。同年，伊犁锡伯营额尔古伦带领锡伯等官兵三百员名，其中锡伯营官兵二百员名过浑巴什河堵剿张格尔叛匪。在其他八旗官兵的配合下，取得了浑巴什河战役的胜利。额尔古伦受到清政府的“存记”待拣。同年，喀什噶尔帮办大臣苏清阿因回京供职，其员缺由额尔古伦补授。1828年（道光八年)年初，张格尔兵败而穷途末路，率少数随从逃往喀尔铁盖山后被清军活捉。战后，额尔古伦被清廷赏加副都统衔，赐“恒勇巴图鲁”名号，并绘图紫光阁。同年，额尔古伦被清廷授任伊犁领队大臣。1829年调补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1830年（道光十年），在新疆南部再爆发玉素甫和卓叛乱的情况下，额尔古伦奉命率领官兵火速前往南疆，很快平定了叛乱，受到清政府的嘉奖。1831年（道光十一年）10月，额尔古伦被调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1832年（道光十二年），清政府准予其赏假回伊犁锡伯营治病休养。卒年不详。色普西贤的父亲萨凌阿是一名为国英勇捐躯的爱国将领。他生于1799年（嘉庆四年）。1825年（道光五年），清政府授任萨凌阿为伊犁锡伯营镶白旗（孙扎齐牛录）骁骑校。之后参加平定张格尔叛乱而立功受奖。1829年（道光九年），授任锡伯营右翼防御。同年8月22日，授任锡伯营正蓝旗（纳达齐牛录）佐领。1834年（道光十四年）奉命赴京“引见”时，道光帝特意朱批道：“原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额尔古伦之子佐领萨凌阿，弓箭优良，有前途”，并恩赏萨凌阿大缎二匹。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授任锡伯营副总管。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授任锡伯营总管。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政府赏其副都统衔，调任库车办事大臣。1864年（同治三年）4月，新疆库车维吾尔、回等族农民响应关内回民事变，群起暴动，杀死多名当地满、维吾尔等清朝官吏后围攻办事大臣衙署。萨凌阿率领守卫官府的有限官兵，同事变乱军孤战十几天，终于弹尽矢绝，最后，同家人点燃火药殉职。在殉职之前，萨凌阿将幼小的孙子伊丹扎布（色普西贤长子）托付给一位维吾尔人，后来伊丹扎布被带到安集延长大，1881年（光绪七年）经喀尔莽阿致信俄罗斯司令科尔帕阔夫斯基托办下，从安集延寻回伊犁锡伯营与色普西贤一家团聚。02保卫家乡立战功色普西贤自幼受父祖的良好教育，继承了他们爱国主义和从政为民的思想，使在往后的历史活动中，充分实践了自己的为政思想和办学育才的志向。色普西贤于1855年（咸丰五年）在锡伯营镶红旗（宁古齐牛录）应试披甲当差。10年后于1865年（同治四年），被清政府授任锡伯营正蓝旗（纳达齐牛录）骁骑校。当时正值伊犁农民暴动、锡伯等营军民遭受苦难时期。色普西贤同锡伯营军民一起同仇敌忾，共同保卫家乡，受尽战争动乱带来的苦难，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1871年（同治十年）俄罗斯侵占伊犁，伊犁各族人民开始处于沙俄殖民统治。面对外敌的殖民统治，色普西贤等爱国官兵听从署锡伯营领队大臣、总管喀尔莽阿的指挥，明地和暗里对抗沙俄当局的殖民统治，成为沙俄当局的打击对象。1874年（同治十三年）1月底，沙俄在伊犁的长官突然下令，将喀尔莽阿在锡伯营六牛录（镶红旗）的家进行了封存，责令喀尔莽阿到塔城荣全将军处行事，不准再在伊犁办事。喀尔莽阿不得不召集各旗佐领，将锡伯营事务暂交七牛录（正蓝旗）佐领署理，并说如果有谁跟他去塔尔巴哈台，他都愿意带走，或者后去亦可。结果色普西贤等50余人报名前去。1月26日，在沙俄官兵的押解下，喀尔莽阿带着家眷及色普西贤等近百名军民，离开家乡，经俄国台站投奔到署伊犁将军荣全在塔尔巴哈台建立的行营。1874年春天，喀尔莽阿与署伊犁将军荣全商量后，奉命率色普西贤等各族军民开始在博尔塔拉、塔城、库尔喀喇乌苏、车排子等地开荒种地，为清政府收复伊犁准备军粮，先后受到清政府的数次嘉奖。次年，继续奉清政府谕令，在塔尔巴哈台等地扩大种粮喜获丰收，清廷赏喀尔莽阿副都统衔，色普西贤等官兵受到不同等级的奖赏。1876年（光绪二年），清政府开始收复和统一新疆的战争，色普西贤奉署伊犁将军荣全之命，率领100多名在塔尔巴哈台等地聚集的锡伯、索伦、蒙古等官兵，前赴玛纳斯地区参加驱逐阿古柏匪徒的战役。在收复玛纳斯南北两城时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立下战功。1877年色普西贤因功被清廷授任伊犁锡伯营正蓝旗（纳达齐牛录）佐领。1881年（光绪七年）7月21日，色普西贤被授任伊犁锡伯营总管。他率领锡伯、索伦两营数百军民，先期运输军粮进入伊犁。到达锡伯营之后，即刻受命整顿各牛录八旗，动员军民恢复生产，治理战争创伤。带领各旗佐领去考察锡伯营南山一带“塔兰奇”原聚居区，结果发现，在清军进驻伊犁前，这里的维吾尔族居民基本都迁往西部俄国境内南山一带，导致多兰吐、阿帕尔、阿普沙塔尔、大小博罗、沙尔巴克等处田地无人耕种，均呈荒废。次年，清军进驻伊犁后，呈请金顺将军奏准将这些废弃的荒地拨给锡伯营官兵和闲散耕种。色普西贤在返回锡伯营之前，他被清政府责令参加中俄西部边界划界谈判，他在具体谈判活动中，出力不少。1882年春天，色普西贤动员各牛录军民，并尽全营财力所能，首先全力疏浚1864年战乱以来严重失修淤积的察布查尔大渠。接着，责令各牛录军民全面恢复土地耕种。在全营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当年便解决了军民的粮食供应。在此同时，动员工匠制作弓箭长枪，整顿各牛录官兵队伍，为恢复锡伯营八旗建制做准备。1884年（光绪十年），为了解决全营耕畜严重短缺及军民食肉等问题，色普西贤与各牛录佐领商量，在锡伯营各牛录设立了孳生马牛羊群，规定每两年分给每牛录无耕马之户，或由牛录佐领查该旗缺乏耕马者，赊给一匹，马款由其饷银内抵扣。而每年出售牛羊之款项，则充作总管档房开支和疏浚察布查尔大渠之经费。至1885年，在色普西贤总管的领导下，锡伯营各方面事务均得以顺利恢复，受到伊犁将军的肯定。1886年（光绪十二年），色普西贤因治理战争创伤成绩显著，被伊犁将军奏准署理索伦营领队大臣篆务，但仍兼任锡伯营总管职，继续管理锡伯营事务。数年之后，开始了其办教育、培养人才的另一光辉生涯。03开创锡汉双语教育色普西贤被奏准署理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之后，即进驻伊犁惠远城新修建的将军府索伦营领队大臣衙署。他一边处理索伦营边防等分内事务，一边主要领导和处理锡伯营总管档房的日常工作和军政事务。他利用身处将军府的有利条件，开始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办教育、培养人才上面。1890年（光绪十六年），色普西贤与伊犁将军府粮仓处汉族徐老总合作，色普西贤先出资（据称也利用一部分补发的军饷），利用空置的官仓作为教学地，招收20名锡伯、达斡尔等族学生，聘请锡伯文和汉文教习，用锡汉双语教授知识。这是锡伯族近代史上锡汉双语教育之始。这批学子学成后，部分成为锡伯营和索伦营的文职人员，部分则成为该两营公办学堂教习。伊犁武备速成学堂文凭色普西贤为了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恢复锡伯营建制后，经伊犁将军同意，即着手另寻地点重建本营镶白旗（孙扎齐牛录）被战争毁掉的靖远寺。1892年（光绪十八年）8月10日，由他主持，将伊犁锡伯营靖远寺旧寺佛尊塑像、经卷、器具等，由镶红旗（宁古齐牛录）迁至在建中的新寺，佛像和经卷暂时供在大喇嘛公馆。参加恭送佛像和经卷的锡伯营各牛录官员有：镶黄旗（乌珠牛录）佐领柏勒津太、正黄旗（寨牛录）佐领贺尔苏、正白旗（依拉齐牛录）佐领乌克兴阿、正红旗（堆齐牛录）佐领长寿、镶白旗（孙扎齐牛录）佐领叶普春泰（又名德吉克）、镶红旗（宁古齐牛录）佐领爱信泰、正蓝旗（纳达齐牛录）佐领久才、镶蓝旗（扎库齐牛录）佐领富勒祜伦（又名鄂奇尔）等。场面十分壮观。1893年（光绪十九年），色普西贤再次被伊犁将军奏准署理索伦营领队大臣。但仍兼任锡伯营总管职。不久，富勒铭额护理伊犁将军，期间曾奏请编设“练军”两营，得到清廷谕准，并下拨相当的军费以资尽快编设。富勒铭额见钱起贪念，便欺上瞒下，虚设兵领，与副都统、部分领队大臣合谋，将官兵部分薪饷私自分肥。色普西贤得悉内情后，与其他三营总管联名呈文揭露贪情，并准备通过乌里雅苏台将军及户部告到清中央。富勒铭额获悉情报后，即派亲信持银2000两到色普西贤处贿以息事。色普西贤不但分文未收，还痛斥他们的贪污腐化行为。富勒铭额等人不得已，将所吞军饷如数分发给各营官兵。自此，富勒铭额及涉事的领队大臣等对色普西贤恨之入骨，开始处处刁难他，并且，意欲加重对锡伯营的地租粮和牧畜税赋。对此，色普西贤也力与抗辩，一一严厉拒绝。1894年（光绪二十年），色普西贤总管“看之锡伯族人口稀少，生计萧条，赴城买卖物品时，渡船、住居耗费而外，因为语言之不通，买卖中间，遭受被奸商欺骗之亏，有见及此，该总管尽心计谋，创设公益当铺，以省民众买卖物品之费力，而节约耗费起见，召集八旗官员，在锡伯营镶红旗（宁古齐牛录）中心十字大街北口，创建了公益当”。（见穆精阿译文）并在公益当名下开了一个烧酒坊，作为经济收入部门。因没有启动资金，色普西贤自己先垫付纹银500两作为本钱，购置设备货物，开始酿酒销售获益。公益当设公益当办一、经理一、账管员二、出纳一。同年底，色普西贤招集各旗佐领，商讨制定了公益当社会捐助制度。规定：（一）公益当的经营要从俭节约，多储多存；（二）每年要救济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或其他生活艰窘者；（三）为修补察布查尔渠，给每旗分发大布制作帐篷，以供修渠工居住；（四）遇有灾荒之年，周济贫困者；（五）官兵遇有红白喜事而有困难者，公益当可赊购货物，俟秋收后偿还，实在无法偿还者要免；（六）给每旗发放一定数额的款项，作为公存款，以备急用；（七）春耕时旗民缺乏籽种，亦由公益当资助等。该公益当一直经营至1938年被河南设治局（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副局长张德英命令取消为止。同年，色普西贤撰写碑文的萨凌阿墓碑被隆重祭立。碑文记录了库车办事大臣萨凌阿的事迹。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3月20日，在伊犁锡伯营靖远寺举行全旗盛会，色普西贤总管同副总管、各牛录佐领、邀请来的伊犁其他寺院喇嘛教人士以及各牛录军民1000余人，在靖远寺大喇嘛的主持下，举行恭请佛像入新殿仪式，并大筵三天贺喜。期间，经色普西贤总管提议，由副总管“随缺地”拨给靖远寺香火地60亩，由公共孳生羊群拨给靖远寺羊100只、带犊乳牛10头。新靖远寺是仿旧寺的规模样式建造的，而新旧寺院均与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相仿。新寺院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坐北朝南，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孙扎齐牛录靖远寺即为其遗址。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伊犁将军长庚具奏称：“记名副都统衔锡伯营总管色普西贤任职三次俸满，任内并无降革处分，核与送部引见之例相符。该员才具明敏，办事练达。前因收复伊犁、剿办窜匪案内出力，经前任将军金顺奏请以副都统记名简放，理应送部引见，唯因总理托古斯塔柳（今巩留）屯田事务始终得力，不便更换生手，请准留任照旧供事，暂缓送部引见，仍以副都统记名，遇有应升之缺，奏请简放。”得到光绪皇帝谕准。不久，色普西贤被伊犁将军奏准兼署锡伯营领队大臣。同年，伊犁将军长庚同色普西贤前往锡伯营靖远寺，宣布补放锡伯营靖远寺喇嘛缺，以苏勒提木为格斯奎，巴勒珠尔为德木齐，桑珠特为委格斯奎，萨木坦为委德木齐，并上报清政府理藩院备案。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7月27日，色普西贤被清政府赏头等侍卫、副都统衔，正式任命为锡伯营领队大臣。他再次利用在惠远城将军府任职的有利条件，继续在自己的领队大臣衙署开办学校，聘请满汉双语教习先后培养了多名锡伯族学子，他们都成为锡伯族社会的有用之才。在此同时，色普西贤还责令锡伯营各牛录佐领，根据各牛录的实际，都要创办一所公办义学，招收适龄儿童教授知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由伊犁总理屯务委员、锡伯营领队大臣色普西贤暨镶黄旗（乌珠牛录）营总、锡伯营镶红旗（宁古齐牛录）佐领爱新泰，正黄旗(寨牛录)营总、锡伯营正白旗（依拉齐牛录）佐领霍敏，督率各族官兵在特古斯塔柳（今巩留）开荒种地大获丰收，受到清政府的嘉奖。特古斯塔柳创建旗屯始于伊犁惠远城组建新满营几年之后。1864年伊犁农民暴动爆发后，因满营缺粮频频向锡伯营调运粮食。新疆建省、恢复旧满营、组建惠远城新满营后未过数年，新满营和旧满营在军费年年有减、协饷无望的情况下，八旗经济面临更加拮据的局面。为此，伊犁清政府不得不采纳锡伯营总管色普西贤的建议，陆续派伊犁新满营及锡伯营官兵到特古斯塔柳屯垦，以解决军民口粮，几年之内便收到较好效果。之后，清政府将兵屯改为“私屯”，现巩留锡伯族即为当时旗屯军民的后裔。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3月9日，伊犁锡伯营领队大臣色普西贤、索伦营领队大臣志锐前来靖远寺献香资，大喇嘛赐餐招待。同年，伊犁将军马亮偕锡伯营领队大臣色普西贤到靖远寺拜佛，献香资20两，大喇嘛赐餐款待。同年5月，据《伊犁将军马（亮）广（福）奏稿》卷三记载，伊犁将军马亮、广福，锡伯营领队大臣色普西贤等向清廷呈进贡马：色普西贤呈贡马一匹，墨鬃黄马，小走，八岁口；备贡马一匹，黑鬃黄马，小走，七岁口。1904年（光绪三十年），头品顶戴副都统衔、伊犁锡伯营领队大臣、果勇巴图鲁色普西贤因病向伊犁将军请求休致，伊犁将军马亮、副都统广福具奏说明了其病情，并对其予以评示：“……为领队大臣呈请告休，据情代奏，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准头品顶戴副都统衔伊犁锡伯营领队大臣、果勇巴图鲁色普（西贤）咨呈：领队现年六十七岁，光绪二年（1876）经前署将军荣（全）调赴塔尔巴哈台行营，檄委管带锡伯营官兵，在玛纳斯一带出征1次，随队克复玛纳斯南北两城，剿办陕回，收复伊犁，历保头品顶戴、巴图鲁名号，洊擢总管，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旨赏给副都统衔，作为锡伯营领队大臣。领队自顾何人，受兹恩遇！自应黾勉供职，力图报效。无如前在军营染受潮湿，得患咳嗽之症，虽经服药疗治，时发时愈，病根迄未全除。兹因年逾六旬，精力渐衰，自上年入冬以来，感受风寒，旧疾复发，兼之气促心跳，步履维艰，节次延医调治，病未少痊。伏思领队病势既已至此，若以年迈残躯迁延恋栈，不特抚衷难安，诚恐贻误公事，辜恩愈甚。再四思维，惟有呈请据情代奏，吁恳天恩俯准致仕，俾得回旗安心调养，实荷圣慈矜全，等情。呈请代奏前来。查该领队大臣到任以来，办理该营一切公事，悉臻妥善，洵属历练老成，深资得力。惟因年迈力衰，加以宿疾复发，步履艰难，系属实在情形，可否仰恳天恩俯准伊犁锡伯营领队大臣色普西贤开缺，以原品休致之处，出自高厚鸿慈。所有领队大臣呈请告休、据情代奏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九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着准其开缺，以原品休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及宫中档》，文献编号：408004150）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3月1日，色普西贤因病在伊犁锡伯营家乡去世。色普西贤过世后八年，为了纪念其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而兴办教育的光辉业迹，将1914年左右创办的锡伯营“尚学会”会办学校取名为“色公学校”，在教室和教习办公室悬挂其画像。色普西贤倡导抓教育，也是伊犁锡伯族双语教育之始。从此，伊犁锡伯营教育上了一个新台阶。对色普西贤的教育活动，当时在索伦营服役的东北达斡尔族披甲德海（又称敦吉纳），在所著《敦吉纳见闻录》第6册中作了详细记录：“……金大帅（即金顺将军）刚进驻伊犁，各军营俸饷还未发放之前，色（普西贤）安班即为八旗教育着想，禀报将军。要求在八旗各牛录建立义学，每月发放十六两银作为学堂费用。（经将军批准）每牛录各建一所义学，教习八旗子弟。此外，又跟城内粮台里主管粮仓的徐老总商量，聘请在粮仓任职的三位汉族人为教员，就在粮台院内修理几间房子，从在校八旗学生中尽其所得挑选近二十名学生，安排在此教了几年汉文汉语。学生的一切饮食费用及教员的例得酬金，均由徐老总处办理。其后，在四、六两牛录各修建了一所学堂，安排近百名八旗子弟学习。以后在六牛录又另建一所学堂，选拔八旗学生中的优秀者，安排在此学习了几年。色安班署理索伦营领队大臣（篆务）后，又从锡伯、索伦两营中招收五六十名学生，全部安排在自己的衙门院内学习了几年。正由于色安班的精心培养，我们锡伯、索伦两营子弟才有了文墨之才，能在旗营中当差效力，后来都升官致仕。八旗事务渐有起色，都是由此而来的。这还不说，为了学习俄文，色安班又同索伦营志（锐）安班商议，经呈闻于将军，从锡伯、索伦及新满营中挑选出十几名勘以培养的优秀学生，由官府出资，送到阿拉木图学习俄文、俄语。他们学成回国后，在民国（政府）中都从事重要工作，在锡伯、索伦两营中名声显扬，为各民族增光不少。这都是由于色安班一心一意为各民族苦心经营，为子孙后代的利益着想，留给后代的无穷财富！是他精心培养人才，保护旗营吏民知道将来而深谋远虑的结果！”作者：贺灵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1990年12月30日，一位锡伯族老农艺师因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7周岁。追悼会上，察布查尔县领导亲自致悼词，其中有一句话，概括了他老人家的一生。悼词中说：……老站长，一生都是“长”，从乡长、场长、站长到所长。他一生不追求名利，一心扑在工作上，是一名不是共产党员的党员，是一个纯粹的人……熟识他的老领导、单位老同事和亲朋好友们在追悼会上也说：察布查尔县堆齐牛录乡和几个农口新建单位都是他首任一把手，白手起家筹建完成的，称他为县上干一行爱一行“四个第一”的好干部、好领导一点也不为过。这个被县领导称为一生都是“长”的、又被熟识他的人们称为“四个第一”的人，就是我的岳父——杨广林。回顾杨广林的工作经历，解放后曾在五个单位任职，其中除团结公社是副职外，其余四个单位都是首任行政正职。这就是人们在追悼会上议论的“四个第一”由来。杨广林出生在察布查尔县堆依齐牛录一个叫“水磨霍尔”的地方（锡伯语“霍尔”是汉语“沟”之意，即：水磨沟）。因为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父母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几年书，当时在堆依齐牛录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以后教过几年书。

自清代至民国时期，在锡伯族历史上，曾数次出现子承父志或三代承志，为军为武或为政为文，为保家卫国、平叛戡乱、建设边疆以及为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贤官志士和教育家。这些前辈的生平事迹，在相关档案文献和著述中，均有一定的记述，尤其是在锡伯族民间，多有口口相传。实事求是地讲，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和更新，离不开像这样的社会精英的推动作用，他们是民族社会发展变化中不可或缺的引领者。真实无华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和社会贡献，对激励后辈弘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为中华复兴多做贡献，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本期介绍为政为文的楷模父子萨拉春和舒慕同。01萨拉春萨拉春，1885出生于伊犁锡伯营（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正白旗（依拉齐牛录），姓吴扎拉氏，字锡纯。因家境殷实，从小受到良好的各级学堂教育。十余岁不仅扎实掌握了传统满语满文，还被父母送进色普西贤在伊犁将军府锡伯营领队大臣衙署开办的满汉双语班，掌握了初级汉语汉文，这为其民国时期为政为文、贡献社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01年，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下开始推行“新政”，不久，这种改革之风也吹到新疆伊犁，伊犁将军也秉承清廷之令，开始在伊犁编练新军、办实业、开留学俄罗斯之门、创设新学堂等，其中也聘用俄罗斯人在伊犁创办俄罗斯语学校。这时，萨拉春的父亲也初步设想将年届17岁的儿子送进伊犁俄罗斯语学校学习俄罗斯语文。当时，清廷又命伊犁当局选派学子留学俄罗斯，以培养自己的俄语外交人才。萨拉春的父亲实际考察伊犁俄罗斯语学校后不尽如其意，遂与受命组织学子留学俄罗斯的伊犁索伦营总管扎拉丰阿和福善沟通，将萨拉春列入留学名单，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同关清廉、殷德善、巴图沁、春保一起前往俄国阿拉木图（当时称维尔内)入维尔内中学学习。经过几年的学习，均以优异成绩学成毕业，约于1907年回国后大部分在伊犁惠远等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为锡伯族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其中萨拉春回国后被聘为新成立的惠远学校教习满文和俄文，开始施展其为发展本地区及本民族文化教育贡献力量的思想和抱负。萨拉春等人由于接受了与国内封建文化教育具有本质区别的教育，因而对本民族封闭落后的社会及其文化教育有了新的审视和认识，开始立志改变这一现状。1911年伊犁革命党人起义，萨拉春从战乱动荡的伊犁惠远返回锡伯营三牛录，暂时被聘在牛录学堂教书。然而，伊犁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民国的创立，给他施展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的抱负提供了机会。期间，他广泛与一三牛录的仁人志士和学人们联系，准备联合创办能够实现自己思想和抱负的民间文化团体和一所新式学校。经过数月的酝酿和准备，于1914年（民国三年）春天，萨拉春与常广斋、博孝昌、佟精阿等在宁远城（今伊宁市）发起成立了倡导新文化、推广新式教育的民间文化团体“尚学会”，选举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曾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和署伊犁将军锡纶之子博孝昌为会长，会员有穆精阿、关清廉、元宝春、通宝、恭甫、春林、春秀峰、穆特善、克西春、正庆斋等。总会设于伊宁市，在锡伯营一三牛录各成立了分会，并在一牛录建立以锡伯族教育家色普西贤名字命名的会办学校——“色公学校”。学校摈弃以往旧的封建教育模式和内容，广泛学习和借鉴俄罗斯近代化教育模式和内容，并创立开放式教育制度，聘请关清廉、业车春、春林、穆特善、额子铭为教员，先后招收近百名适龄儿童教授新式课程。学会经费和办学费用均靠几十名会员捐助。学校还由管后勤的佟精阿操办家庭作坊，教授学生制作各种生活用具和农具。从此，以萨拉春、博孝昌等为首的尚学会、兴学会（尚学会之后在四牛录成立的又一民间文化团体）会员，借办学的机会，在本民族中传播维新思想，带头要求改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陋习和制度。1918年5月，他们仿效康有为“上书”皇帝的做法，乘坐牛马车前往锡伯营六牛录官衙，“上书”总管乌勒喜苏，请求他自动让位退休，另选贤能；提出废除“旗制”，主张取消“戈什哈”(官吏跟丁)制度；在民事诉讼方面，要求指定审理人员；对于封建制度和田赋问题，反对豪绅霸占土地，主张清丈地亩，按户发给地契；要求各旗草场仍归公家管理，并平均分配；免除无耕地农户的修察布查尔渠负担等。结果，根本无法接受改变现状建议的锡伯营领队官，将此事告到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处，杨飞霞看完请愿书后反而赞许这些青年的改革勇气，并批评锡伯营领队官思想过于保守，鼓励他要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多为黎民百姓办事。通过这次事件，萨拉春在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在本民族社会产生了较大的轰动效应。在色公学校运行期间，为了广泛引起全社会重视、关心教育和国家大事，萨拉春带头创作《勤奋学习》《劝学歌》《国耻歌》等世代流传的歌谣、诗歌，并在锡伯族社会广泛传播。1924年6月23日，萨拉春接替富尔祜伦被伊犁镇守使任命为伊犁锡伯营领队官。同年，萨拉春在其他总管、佐领等的支持下，在全营提倡种植亚麻和棉花，从南疆输入优质棉花种子，加以品种改良。并从各旗选出懂手艺的十几名青年，派往吐鲁番地区学习织布技术。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返回后，即在锡伯营创办了一家织布厂。不久，因故停办。萨拉春作为领队官接受的锡伯营可谓百废待兴，而且，当时吸食鸦片烟的恶习在民间逐渐蔓延，不少家庭因烟极度贫穷，妻离子散现象不时出现，社会生产日益受影响。面对如此社会现状，萨拉春责成各牛录制订相关制度，强迫瘾君子戒毒，动员全社会共同抑制烟毒泛滥。他还动员关兴才等文人用文艺作品唤醒人们拒毒，通过写歌谣等形式劝人们不要吸食烟土。当时，萨拉春写的《别再吸食鸦片烟》、关兴才写的《吸食鸦片烟的婆娘》等讽刺诗歌，均已谱成曲子，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谣。1923年（民国十二年）9月，苏联当局派代表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继续谈判在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互设领事馆事宜。1924年5月31日，中苏在北京签署《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正式确认恢复沙俄时期在中国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宁、塔城、喀什、阿勒泰五处领事馆，准许中国在苏联阿拉木图、塔什干、安集延、斜米、斋桑设立领事馆。中国方面任命关清廉任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馆领事。1926年（民国十五年）年初，萨拉春在伊犁锡伯营领队官任上被任命接替关清廉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馆领事职。他在自己的任期内一直聘用汉锡语言文字功底极佳的柏雪木为领事馆秘书，并留用景喜协助其搞侨务工作。柏雪木在阿拉木图期间，特意去拜谒了素华陵墓，后来用汉锡两种文字同时创作了《素华曲》（汉文）和《素华之歌》（锡伯文）。萨拉春赴任领事时带舒慕同、中孚、春布尔、贺继光、忠浩、安崇志等青年到苏联阿拉木图等地留学。为了这些学子更好地掌握俄罗斯语文和俄罗斯文化知识，一有空闲就到学子们就学的学校考察和监督他们的学习情况。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初，萨拉春的首任领事任期结束返回伊犁，巴图沁接替其领事职。因当时迪化发生战乱，萨拉春未能前往迪化述职，就留在伊犁参与本地区文化建设工作。4月，新疆政府派遣萨拉春到苏联莫斯科交涉和办理有关伊犁河通航事宜。他带其儿子舒慕同在莫斯科办完公事返回到塔什干。9月，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牟维潼（当时的副领事为奇台满族人刘德恩）将舒慕同等新疆学子安排在塔什干留学，舒慕同被安排在中亚地质学院学习。1934年8月，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亲自主持成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并要求各地成立其分会，随即伊犁民众反帝联合会也成立，选举吐的阿洪为委员长、萨拉春为副委员长。盛世才政府规定反帝联合会的宗旨为推行新政府六大政策，即反帝、和平、建设、亲苏、清廉、民平（各民族一律平等）。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势发生很大变化。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盛世才政府鼓励成立的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有的民族已创建运行，其中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正在筹备之中。萨拉春在伊犁主动参与文化促进会的各项筹建工作。当年，盛世才政府在迪化召开第二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影响较大，全省各族各界及妇女均有代表参加。锡伯族除省方有广禄等代表参加外，锡伯营及筹建中的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也选出萨拉春为代表前去参加。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3月17日，作为伊犁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的萨拉春与委员长吐的阿洪，共同致函伊犁行政长公署，请求将伊宁市内狭小而拥挤不堪、泥泞脏乱的露天市场，另寻宽阔之地搬迁，不久应允建成搬迁。同年，他们两人在伊犁民众反帝联合会第七十六次常委会上提议，在伊犁地区极度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为了更多医治各族群众各种疑难病症，建议从苏联聘请各科医生来伊犁地区为群众看病治病，尤其要满足绥定锡伯族提出聘请苏联医师来看病治病的要求。之一建议也得到了实现，打下了之后创建伊宁市友谊医院的基础。同年底，萨拉春出任中国驻苏联安集延领事。他带文宁、文安、永布尔、崇文、合格尔、关毅珍、何玉英等青年到苏联安集延等地留学。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5日，萨拉春致函新疆省政府，称因该领事馆录事富谦请假回国，其录事遗缺请求由留苏自费生忠政替补。新疆省政府主席李溶、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签署允准。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新疆省政府主席致函中国驻宰桑领事馆领事，通知新疆驻苏联宰桑领事要进行调整，塔什干总领事广禄调回另行委用（实际为盛世才诱其返回迪化趁机逮捕之阴谋），萨拉春暂行代理驻宰桑领事。于是，萨拉春随即前往宰桑赴任。当时，萨拉春对盛世才政府的倒行逆施已有所耳闻，而且一种不祥之感时时徘徊于胸间。实际上，1937—1942年（民国二十六至三十一年）间，盛世才多次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许多锡伯族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各族实业者、知识分子及留苏学生等，也同其他各族爱国民主人士、共产党人等一样，遭到了逮捕下狱的厄运，中国驻苏联宰桑领事馆代理领事萨拉春也于1942年初被盛世才以“述职”名义调回迪化逮捕入狱，葛慕春、广禄、柯惠庆、伊敏政等人也于1942年前先后遭到牢狱之灾。1944年萨拉春获释出狱后，积极从事锡伯族文化教育工作。同年，省锡索满文化促进总会向省政府汇报其工作，在从所附总会主要办事人员名单中，便知当年该总会领导机构的规模，该名单附有19人，他们是：穆精阿、广禄、通宝、图奇春、固锡谦、兴寿、寿林、萨拉春、克西春、多隆阿、安子瑛、郭松林、钟棣华、巴图沁、柯惠庆、文林、文德清、郭昌寿和富文。说明萨拉春同迪化锡伯族精英一起均为本文化促进总会领导成员。当年底，伊犁开始动乱，萨拉春、图奇春等十几人艰难返回伊犁察布查尔。次年，伊犁形势趋于稳定，萨拉春等人回到伊宁市家里，开始投入三区临时政府安排的文化工作。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6月，经过三区临时政府文化部门的同意，萨拉春等人策划的伊犁锡伯文《自由之声报》（今《察布查尔报》前身）创刊，萨拉春任总编，仲谦、郭基南任主编，关德清等人为编辑，为周二刊油印。大部分为汉文、维吾尔文之译文，间有萨拉春、郭基南等作者的小小说、散文、诗歌、消息、历史知识、俄罗斯文译文等。1947年年初，由萨拉春、通宝、关荣来、开英、图奇春、赵德林、管兴才等牵头，召集锡伯族文人志士及官员反复进行讨论，确定成立锡伯索伦满洲文化协会，简称锡索满文化协会。当年7月，伊犁宁西县（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尔果斯县伊车嘎善、塔城、巩留县派锡伯族知识分子代表，在伊宁正式成立了锡（伯）索（伦）满（洲）文化协会，会长通宝，副会长关荣来、开英，秘书长为图奇春，首善、萨拉春、巴图沁、舒慕同、赵德林、常德山、二善、开英、满吉开等十余人为理事。该协会完全按照原锡索满文化促进会章程运行，因而取代了原锡索满文化促进会的一切工作。接着在宁西县、霍城伊车嘎善等锡伯族聚集区设立了数个分会，入会会员达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其中宁西县分会会长为萨拉春，副会长为赵德林，管兴才为秘书。锡索满文化协会的宗旨为秉承锡索满文化促进会的章程，大力发展民族文化，继续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展社会扫盲工作，加强小学基础教育和双语教育，投入财力编印锡伯文课本，订购内地教材和教辅，借鉴和翻译苏俄教材教辅，争取适龄儿童都要接受教育。当年，萨拉春组织锡索满文化协会宁西县分会郭基南、管兴才等知识界人士成立县文字改革委员会，召集数十名知识分子、教师和相关官员开会讨论，将本民族数百年来使用的满文原有的131个音节中的13个音节废除，另创了3个新音节符号，将满文改革为锡伯文。从此出现了“锡伯语”“锡伯文”的概念。为配合这次改革，萨拉春和郭基南于1948年编写出第一本锡伯文新教材，并在锡伯族各学校使用。同时，萨拉春也写出了第一部《锡伯文文法》（195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较科学的方法创造了许多新的名词术语，为锡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奠定了基础。1948年，在萨拉春的努力和同行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在伊宁创建了“伊宁中俄小学”等学校。新疆和平解放后，在报刊上发表诗歌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拥护心情。1949年底至1959年，萨拉春被选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常委。在每年的政协会议上，他充分履行自己的常委职责，提出事关民生的不少提案和建议。1960年因病逝世。萨拉春在一生中，用锡伯文创作了小说《真金》；诗歌集《晨》《老年人和年轻人》；语言文字著作《锡伯语简史》《锡伯文文法》；锡伯文历史著作《锡伯民族简史》《锡伯民族历史》《锡伯族近代史略》《新锡伯索伦》等；译有《复活》《死魂灵》《杜布洛夫斯基》《德兰斯瓦尔的迁徙》《神秘岛》《非洲迁徙记》《罗滨逊漂流记》《错中错》等英俄文文学作品，使其成为当时锡伯族民间争相传抄、收藏和农闲季节民间念说（锡伯族一种带歌调的说书形式）的作品。02舒慕同舒慕同，1915年10月出生于伊犁锡伯营（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正白旗（依拉齐牛录），字子游，姓吴扎拉氏。1924年进入惠远汉文小学学习。1926年年初，伊犁锡伯营领队官萨拉春接替关清廉任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馆领事，经中苏相关部门同意，他带舒慕同、中孚、春布尔、贺继光、忠浩、安崇志等青年到苏联阿拉木图等地中学学习。1933年4月，新疆政府派遣萨拉春到苏联莫斯科交涉和办理有关伊犁河通航事宜，他带儿子舒慕同到莫斯科，返回塔什干后将舒慕同留在当地。9月，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牟维潼（当时的副领事为奇台满族人刘德恩）将舒慕同等新疆学子安排在塔什干留学，舒慕同被安排在中亚地质学院学习。1936年因成绩优秀，舒慕同获得该校“斯大林学习突击手”称号。同年，中国驻苏联塔什干总领事广禄致函新疆省政府秘书处，报告舒慕同、富谦等8名锡伯族学生在苏联塔什干就读的学校和学生学习的情况。1937年，因时局变化，舒慕同提前离开学校回国。1938—1944年，舒慕同在伊宁五族中学锡伯文班担任中文、锡伯文、中国历史、地理教员兼俄文翻译，并编写《锡伯文语法》讲义供学生使用。1941年，伊犁宁西县（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政府根据《伊犁区锡索满文各分会支部第一次联系会议决议案》中关于“迅速完成建修俱乐部工程”的精神，成立了“建修委员会”：建修委员长二人，其中正委员长为常德三，副委员长为孝林；建修委员二十一人：关荣来、奇陈泰、班吉春、佟荣昌、扎隆阿、元子玺、崇志、舒慕同、安崇志、元甫、永金、二善、多宗亭、伊克吉、常玉亭、郭增龄等。1944年9月，伊犁形势开始紧张起来，伊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召集各民族上层人士开会，锡伯族方面有常德山、二善以及在伊宁五族中学任教的舒慕同参加。会议要求各民族上层帮助国民政府，到各民族管辖区对穆斯林群众做工作，制止动乱，保持社会稳定。10月三区革命爆发，12月舒慕同被三区临时政府聘用，担任民族军总部（时为游击队总部）侦察处上士俄文翻译，为维吾尔、哈萨克官员与俄罗斯官员之间担任译员。在担任翻译期间，与担任民族军总部侦察处侦察科科长的佟荣昌密切配合，与俄罗斯指挥官直接沟通，千方百计制止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将民族仇杀祸水引到察布查尔地区，当年底，他们建议宁西县政府召集各牛录官员召开应付时局的会议，制订切实措施保护各民族（包括汉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县政府即刻接受建议，秘密开会制定了数条保护各民族群众的措施，尤其对保护县域内汉族群众做出了很具体的措施。1946年伊犁社会各方面已基本稳定，各民族文化工作已全面展开。当年夏，舒慕同和正在三区临时政府参与文化等工作的赵德林受萨拉春等人的委托，经请示三区临时政府宣传部部长阿巴索夫批准，成立了锡伯族历史上首份锡伯文报纸《自由之声报》（《察布查尔报》前身），聘请萨拉春任总编，仲谦、郭基南为主编，关德清等人为编辑，为周二刊油印。舒慕同因在翻译工作和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在一年多时间内，由上士历升中尉副处长、少校和中校处长。1945年初，他同佟荣昌等人一起参与组建了宁西县锡伯骑兵连。1946年1月2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布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代表三区人民在《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及附文一上签字。三区临时政府同国民政府和谈成立了联合政府。接着，国民政府派员到三区各县监督选举各县县长，宁西县由钟棣华代表国民政府进行监督选举。当年底，舒慕同以多数选票当选为宁西县县长。任内，获三区临时政府授予的“斯提克拉里亚提”一等金质勋章、二等银质勋章以及“裴达依”英雄奖章。在县长任上，舒慕同取消了前任县长恢复的清朝八旗官名“领队大臣”“总管”等名称，禁赌并关闭全部赌博场所，发动农民清查各自牛录与机关的帐目，查处并撤职贪腐官员，规定待婚男女须到县医院检查合格才可结婚等。1947年，因满文存在发音重复字母及发音不一致等情况，又根据满语在锡伯族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萨拉春组织锡索满文化协会宁西县分会郭基南、管兴才等知识界人士成立县文字改革委员会，召集数十名知识分子、教师和舒慕同县长等相关官员开会讨论，将本民族数百年来使用的满文原有的131个音节中的13个音节废除，另创3个新音节符号，将满文进行了改革，舒慕同在会议纪要上签署意见并在县议会备案，将锡伯族历代使用的语文名称改为“锡伯文”。舒慕同在任内极力推广锡伯文，政府文件、布告等都使用锡伯文，并提倡学习使用汉语汉文的同时，也鼓励用锡伯文进行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创作。1947年，伊犁宁西县、霍尔果斯县伊车嘎善、塔城、巩留县派锡伯族知识分子代表在伊宁成立了锡（伯）索（伦）满（洲）文化协会，会长通宝，副会长关荣来、开英，首善、图奇春、萨拉春、巴图沁、舒慕同、赵德林、常德山、二善、开英、满吉开等十余人为理事。1948年春，舒慕同召集各牛录官绅开会讨论成立锡伯族历史上第一所锡伯中学，选聘何全喜为第一任校长。舒幕同还专门找三区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赛福鼎，将锡伯中学全部经费纳入政府教育预算之中。并开会讨论决定，从六牛录公地拨给锡伯中学40亩耕地，当作锡伯中学的附属农场，以部分解决学校开支。1949年，兰州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新疆，舒慕同奉三区临时政府之命，调回三区民族军侦察处担任中校处长。当年9月25、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地锡伯族人民同各族人民一道步入社会主义新世纪。宁西县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广大贫苦农牧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应上级指示，宁西县原县政府及基层政权机构保持不变，舒慕同仍留任县长。11月，舒慕同被选为中共新疆省党委委员、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党组成员。当年底，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一次政务会议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为副主席，任命赛福鼎、克尤木伯克•霍加、列斯肯、艾尼、舒慕同等13人为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12月30日，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副书记徐立清及各位委员分别介绍，舒慕同、赵德林等15位新疆各民族干部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在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新疆分局办公大楼集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舒慕同和赵德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发展的首批锡伯族党员。寻任新疆省公安厅党组副书记，同时获得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人民功臣”及“解放大西北”荣誉奖章。1953年，舒慕同奉命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被推选为新疆班党支部副书记。1957年，舒慕同当选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续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第一副厅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事委员会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0年，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厅副厅长、党组成员。1978年，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78—1985年，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常委。1980年9月，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锡伯语言文字研究会，舒慕同任名誉会长。同年，在舒慕同等人的策划和支持下，成立乌鲁木齐锡伯语言学会，舒慕同当选为会长,何全喜、忠录为副会长，何新民、赵德明为正副秘书长。当年，舒慕同等经请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先后恢复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教育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1984年离休。他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新疆翻译协会会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老年人体协常委、顾问；曾获新疆工作三十年纪念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组通字[2015]34号文件精神，经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研究并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特批舒慕同在医疗等生活上享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级待遇。2016年12月29日在乌鲁木齐逝世，享年102岁。舒慕同生前著有多部篇锡伯文中长篇小说、历史著述、文史资料、诗歌、译文等（但多数未公开出版和发表）。其中中长篇小说及历史著述有：《汗亚依拉克之战》（公开出版）、《莲花的故事》（公开出版）、《精河》《开寿》《张格尔之战》《三个代表》《伊车嘎善游击队》《回族骑兵团》《蒙古骑兵团》《中国俄罗斯简史》（汉文，合著，公开出版）、《清末民初锡伯青年留俄留纪实》、译著《一位锡伯老人对19世纪60年代伊犁塔兰奇和东干暴动的回忆》。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期颐大寿公元2023年，倒推百年，适为公元1923年，锡伯族著名文学大家郭基南先生喜入期颐大寿，值得共族庆贺！先生自民国以降，以纸笔为友，弄墨爬格，矢志不二，廿岁有余便名扬乡里，建国之初,间有数年为官一任，年届不惑任职省城文联，如投鱼肥水，文章得志，文革乱年被夺笔发配务农，浩劫末年被调重操旧业，数十年纸笔随身，著述千卷，赋诗言志，写尽人间苍苍，习哈萨克、维吾尔语，精通锡伯文、汉文，被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披佩诸种荣誉锦章，为吾族之文化添砖加瓦，终成名扬半个天下之笔墨大家寿星。值此大寿，再祝先生健康无疾、颐享天寿!往期精彩回顾#【人物】郭基南：锡伯族文学艺术界的一面旗帜#【纪实小说】老县长郭基南修耙齿#【人物】郭基南：与文学相伴一生的锡伯作家#锡伯族作家郭基南给察布查尔县赠书#郭基南：文如其人的楷模#郭基南：心系《察布查尔报》

庆祝西迁253周年【快讯】“锡伯口语有声词典”在日本筹备启动

创作背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为加强西北边防，调集盛京所辖十五城的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西迁至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伊犁和留居家乡的锡伯族同胞，聚集在一起祭奠祖先，祈祝平安。2021年5月，满族词作家云格格受邀担任中国好声音伊犁赛区评委，6月创作了《西迁传奇》的歌词。这首融入了锡伯族西迁历史人文背景的歌词，深深感动了本届伊犁好声音冠军、锡伯族歌手关小强和他的大舅舅、锡伯族艺术家佟志贤，相约谱曲演唱。9月佟志贤谱曲完成。云艺术团队精诚合作，经过三四个月的后期制作打磨完成，在腾讯音乐独家上线。作词：云格格作曲：佟志贤演唱：关小强和声：胡宇晨编曲：王骏阳录音/混音/母带：Mr.Perman统筹：波图呷出品人：林溪

人间美好歌声起，仿佛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绿色的田野、奔腾的河流、可爱的乡邻……还有父亲温暖的手掌和宽大的肩膀，无一不是人间美好。

自古以来，每个民族都生活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世界中。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符号。数百年来，他们一直用民俗符号保存和传承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俗传统。所以，民俗符号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风貌、社会形态、心理素质和文化发展过程。在研究民俗符号时，我们需要联系和借鉴各种有关符号研究的理论。在西方，早在20世纪初就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符号学概念。20世纪60年代，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英国结构主义符号学者特伦斯·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法国社会评论家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符号学理论传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符号学基本都应用在语言学和超语言学领域。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符号学理论才进入中国化阶段。由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国学者对形形色色的西方符号学理论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竭力运用符号学解读的多元化方法，探索多元融合的研究途径，并在研究方法上引入社会学、文化学、叙述学、心理学、人类学、神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的范式。关于民俗符号理论领域相关的理论成果有乌丙安的《走进民俗的象征世界——民俗符号论》、李凌燕的《民俗事象中实物的符号化特征及其民俗心理探微》、杨敏的《中国传统婚俗中吉祥图案的民俗符号性构建》等。纵观锡伯族民俗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有夏之乾的《锡伯族的丧葬习俗》、韩恒威的《锡伯族丧俗中的古文化遗存》、李金波的《萨满仪式歌的民俗特征刍议》等。由此可见，在锡伯族民俗文化领域，专门通过符号解读理论来对锡伯族萨满仪式歌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是空白。本文主要以关宝学的《锡伯族民歌集》和奇车山的《衰落的通天树——新疆锡伯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中的萨满仪式歌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民俗符号理论来探究锡伯族仪式歌谣中的民俗文化内涵，以此对锡伯族民俗文化的研究做进一步丰富和补充。一、萨满仪式歌中的言语民俗符号萨满歌是一种被北方民族认为具有神奇作用的民间歌诀。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企图借助萨满和众多神的力量来驱神、禳灾、治病、护身的一种主观行为活动。由于锡伯族生存条件恶劣，生产力低下，他们常常借助萨满的领神、治病、祛邪活动达到驱邪治病的目的。在举行各种萨满仪式时，都是通过相应仪式歌使萨满和神灵发生某种联系，听从萨满的召唤，为萨满服务。由此可见，锡伯族萨满歌的形成与发展同锡伯族的语言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用特殊的方式传承着锡伯族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锡伯族萨满仪式活动的形成是由神秘语言建立起来的，一般萨满仪式歌的语言特点是典型的演唱型诗歌语言，具有一定的韵律和语调，由专业的萨满、香头、尔琪、斗琪等演唱。在萨满仪式歌中占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咒语。咒语是表达意念的一种语言，最大特点是满足特殊的心理需求。锡伯族萨满仪式歌中拥有大量的咒语，有些咒语虽没有实义，仅仅是个衬托词，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演变为带有某种特殊意义的民俗符号，比如，在《萨满招魂歌》中唱到：霍里、霍里、霍里色，霍里、霍里、霍里色，从旁截住呀，从后拦阻哟，向天跪祷呀，向地叩请哟，霍里、霍里、霍里色，你好不容易来了哟！……霍里、霍里、霍里色，霍里、霍里、霍里色，你的眼睛睁开了呀，你的贵体翻动了哟，向天跪祷呀，向地叩请哟，霍里、霍里、霍里色，你已经回来了哟！这是一首极具有代表性的招魂歌谣，萨满用充满感情的语言呼唤着孩子的灵魂，这种充满感情的语言不仅包括有实义的言语，还包括了无实义的陈词。如“霍里、霍里、霍里色”，萨满通过发出“霍里、霍里、霍里色”的声音形象来抚慰和鼓励失魂的孩子，歌声由小到大，语气由悲伤到兴奋，认为这样的演唱方式可以使受惊吓的人的魂灵从远方归来。后来，锡伯族老百姓在平时生活中也开始使用“霍里”这个声音形象，渐渐地“霍里”变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语言代码。如果家里的小孩子在玩耍过程中受伤了，如磕破头、崴脚等，家里的长辈就会抱着小孩子说“霍里……霍里”来安慰小孩子，表达出心疼之意，同时也祈求神灵保佑孩子不要再受痛苦。只要锡伯族听到“霍里、霍里”这个语言代码，就能联想到一个小孩子身体受伤，或是心灵受伤了，有大人在“抚慰、心疼、祈求”的民俗场景。“人类的天性不在于口头言语，而在于构造语言——不同的符号与不同的概念相符合的系统——的天赋”。这就说明，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民俗现象，通过记录的方式传承着民俗文化。二、萨满仪式歌中的非言语民俗符号在人们的民俗信息交流中，非言语民俗符号几乎遍及人类可感的外部世界。包括“视觉的标志、图像及多种实物象征代码中，除去专用的手势语、旗语和专业舞蹈语言代码外，所有的可视事象，包括民俗仪礼中的俗民舞蹈形象语汇，都可能被摄入民俗符号作wwf为代码。”它是客观存在的物、图像或者标记等，如玫瑰花、桃，用它直接做民俗符号来象征爱情、长寿。用实物去充当象征角色时，它自身的使用意义就发生转变了。这时，玫瑰花的观赏价值和桃的食用价值就不是第一义的，被“爱情”“长寿”的喻意所取代，因此，客观存在的实物便成为民俗符号。1视觉实物民俗符号在锡伯族的萨满仪式歌中也记录了具有民俗意义的视觉实物民俗符号，如《相同歌》中的《霍伯里格、霍伯里》中唱到：霍伯里格、霍伯里，霍伯里、亚卡，要择吉祥的日子霍伯里，今天是个好时光霍伯里，霍伯里格、霍伯里，霍伯里、亚卡。……霍伯里格、霍伯里，霍伯里、亚卡，叩请英明的土地爷霍伯里，请你坐到大堂中霍伯里，霍伯里格、霍伯里，霍伯里、亚卡。霍伯里格、霍伯里，霍伯里、亚卡，父母兄弟都担心霍伯里，请求解释这份心霍伯里，霍伯里格、霍伯里，霍伯里、亚卡。这首《霍伯里格、霍伯里》萨满仪式歌主要是从萨满分化出来的专治久治不愈的精神类疾病的“相同”在给人治病时所唱的歌。歌中唱到，“相同”要先向土地神祈求，求他坐在大堂上，给他引路把送祟的物品平安送到该送的地方，这说明土地神在萨满仪式中的重要位置。除此之外，土地神也是离锡伯族老百姓最近的一个神灵，他们举行任何祭祀仪式时，都要对土地神进行祭祀。比如，每年清明时节或过年上坟等时节，都要先给土地爷烧纸并供给果品祭祀等。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他的引领，神灵就收不到祭品。锡伯族土地神的神位原来是设立在田间地头的，后来人们把他从外边请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来守护家园。如今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八个牛录里，逢年过节，人们纷纷供奉祭品、香烛，跪拜祈祷，并且在每一户大门口的外墙上都建有“土地神位”的造像，在墙上凿了一个竖着的长方形洞，里面有香炉。只要在锡伯族聚居的地方都能看见这样的视觉实物造像，锡伯族公认它是土地爷神位，以求五谷丰登、除病禳灾、求家园平安，这是锡伯族独具特色的一个视觉实物民俗符号，这里的祭品、香烛等分别失去了本身食用和带来光明的使用意义，聚合在一起重新有了供奉神灵的实物符号，这也传达出锡伯族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观念。2视觉图像民俗符号在民俗文化的传承中，有大量的图案作为符号，传递着丰富的民俗内容和民俗含义，并在传送民俗文化信息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在锡伯族的二喜萨满的《萨满神歌×呼唤山羊神歌》中就记载着萨满神像图中的神灵，唱到：萨满场院的萨尔图们，十八卡伦的巴尔图们，神祗张京萨尔图们，喜筵之中的哈尔图们，接受嘱托的后生我，备好了此盛筵，是羊圈中喂养的，肥嫩的山羊之筵，是家中喂养的，光鲜的山羊之筵，在这供奉的筵席上，自云雾中下来吧，在这喜庆的筵席上，欢欢喜喜光临吧。这是锡伯族萨满在每年春秋季祭祀时唱的祭祀仪式歌，萨满家里的成员也可以参与。现在很少有萨满会唱这类神歌，一般举行献牲仪式时，大多以说话的方式向神灵进行祷告。这首歌中唱到的萨尔图、巴尔图、哈尔图都是萨满神像图里的神灵。锡伯族的萨满一旦成为真正的萨满后，就要请人绘制一份属于自己的“萨满图”，以表明自己的世袭身份和萨满地位，它既包含萨满对宇宙的认识和理解，也表明神祗们各自存在的位置和职责，这就说明不同的萨满拥有不同的萨满神像图。它们都是典型的视觉图像民俗符号，不同的神像代表着不同的神性、神格、神职，且都是被俗民所认同的。用这种画出来的视觉神像来表现迷信巫俗的民俗现象，反映出锡伯族的天地观和信仰观。这首歌中还唱到用羊去祭祀神像图里的神灵，这跟锡伯族民众的动物崇拜有关。锡伯族民间歌谣中有一则关于狼和山羊的歌谣，内容是山羊阿哥山羊阿哥，你头上长的是什么？我头上长的是杀狼的东西；山羊哥山羊哥，你下巴下面长的是什么？我下巴下面长的是吃狼肉需要擦嘴的布啊；山羊哥山羊哥，你身体下面长的是什么？（指的是山羊的生殖器睾丸）我身体下面长的是吃狼肉用的盐袋……从这则歌谣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锡伯族民众心中，山羊比狼还厉害，山羊本是食草动物，它竟然可以吃掉凶狠的食肉动物狼，他们认为山羊有一定的灵性，对山羊既敬畏又崇拜。所以，萨满在看病仪式、新萨满的祭献仪式活动及萨满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给萨满神像献牲时，必须用白色的山羊，会用割断气管的方式宰杀白山羊，宰杀时讲究不能打骂、不能用劲推拉白山羊，煮熟后再向神灵祭献，这也反映出锡伯族民众复杂的心理期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观念。3视觉的色彩象征民俗符号人类生活在色彩斑斓的世界里，色彩也是构成民俗象征符号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与标记、纹饰、图案一样，体现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特别是在宗教仪式中，对颜色的选择和使用大多都有严格规定。在锡伯族萨满仪式中，对色彩的使用同样有诸多要求和禁忌。在萨满仪式歌《邀神请神告神之神歌》中唱到：良辰吉日来吟诗，月清之夜来开始。把那拉家族的，属龙的后生，因为血缘清洁，骨本又洁之故，祈请众位神灵，给他传授好法术。……请在鲜血中验明，请在白汤中淬坚。让他骑上沙尔旦驼，让他骑上白牛。……善良的色勒章京呀，挎上你的弓和箭，骑上你的白马，从崩阔山上光临吧。……在这首萨满仪式歌中出现最多的颜色是白色，如“白牛”“白汤”“白马”等，白色在锡伯族的萨满仪式活动中担负着重要角色，萨满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给萨满神像图献牲时必须要用白色的纸和白山羊，仪式结束后家人可以同食。白色在锡伯族萨满仪式上和丧事时用得多，在平时生活中用得极少，这与锡伯族受汉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有关。锡伯族俗民原先上坟时或给去世的人烧纸时都用白纸，家人穿白色的祭服，禁养白色的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如今锡伯族民众上坟烧纸时也开始用黄纸。这就说明，有些民俗符号会随着产生基础的演变或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和更新。除白色外，红色在锡伯族生活中也是一个特殊的颜色，如萨满在给人治病时，会给病人的腰上带一条长约1.3米的红布腰带，并且用红色的公鸡来祭祀，锡伯族本命年要穿红色的内衣、袜子等，出远门前会带红色的布绳等。锡伯族认为红色可以避邪，可以战胜邪气或妖魔鬼怪，一般身上带红色的布条或穿红色内衣，邪气或其他不好的东西就接近不了。总而言之，带有民俗意义的色彩不再单单是颜色，而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民俗符号，赋予了美丑吉凶的民俗意义。三、结语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停地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自由采集丰富的声音、语言、实物、图像、色彩、符号等生动的形象作代码，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符号，从而极大丰富了民俗文化的内涵，并扩展了它的外延，这也正是民俗文化的魅力所在。把锡伯族萨满仪式歌中的民俗文化词及民俗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理解，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古老锡伯族文化的奥秘提供众多线索。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锡伯族萨满仪式歌中的民俗符号，进一步认识和了解锡伯族的历史和文化，对锡伯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萨满信仰在锡伯族民间流传了几千年，并经历了时代的发展和演变。直到目前，锡伯族社会中仍有它的遗存，虽然没有全民信仰，但对锡伯族做人行事、思维方式等方面确实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它曾经给条件艰苦、生活苦难的锡伯族民众以巨大的精神调剂与心灵安慰，影响着他们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点不是迷信。锡伯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保留在这一古老的原始信仰之中，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锡伯族萨满仪式歌，它是研究锡伯族民俗、艺术、文学、天文、历法及原始信仰的重要参照。作者简介永荣华（1983—），女，新疆伊犁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锡伯语言文学。参考文献［1］关宝学.锡伯族民歌集［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2］Saussure

歌曲《热恋的察布查尔》（版本：锡伯语）作词：何春生作曲：郭笑媚演唱：安红媛、佟淑娟歌曲《热恋的察布查尔》（版本：国家通用语言）热恋的察布查尔YELIANDECHABUCHAER草绿稻黄，心怀暖阳；北雁南飞，在水一方。多想回到久别的故乡，重温美好的往日时光。啊…察布查尔，我的故乡，我是你牛录里一棵小白杨，我是你歌谣里的一轮月光，我是你古城里的四季景象，愿你山美水美令人向往。故乡……故乡……故乡云儿悠悠，关山苍苍花儿朵朵，人间天堂多想回到神奇的故乡，展翅放飞希望的梦想。啊！察布查尔，我的家乡我是你宝藏地发出的光芒我是你田野里的稻花飘香我是你伊犁河岸边的胡杨愿你水草丰美瓜果飘香故乡……故乡……故乡锡伯文歌词：END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关俊彦介绍关俊彦，字选庭，曾化名毅如、立川。男，锡伯族，1885年4月26日生，辽宁开原大湾屯人。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06年在开原城傅文翰学馆读书。1907年春考入开原县立学校。9月考入奉天省立农业学堂，1908年10月毕业被选中留校工作。1910年7月吉林省延边道初等农业学校办学。1922年任图们江水利公司经理。1924年12月至1931年底任和龙县教育局局长。1927年底筹资创办《民声报》，任社长。“1931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2年5月山西省建设厅秘书兼视察员。1933年洪洞县通利渠管理局局长。1937年3月受组织派遣，任伪冀东自治政府教科书部副主任，后任语文组主任编审。1942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44年10月被假释。1945年11月任吉林省延边行政监察专员公署专员。吉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48年6月吉林省人民法院院长。建国后，历任吉林省人民法院院长。1955年到1966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政协吉林省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1年1月9日在长春逝世，终年86岁。//萨拉春

关于时光，有太多眷恋。关于故乡，有太多的依恋。生于斯长于斯，魂牵梦绕的是嘎善—察布查尔。因为疫情两年多没回了，一切都好吧。童年时每次去姥姥家，邻里都要打趣问我去哪里啊？我都会大声说要去姥姥家，心里那个美的，感觉村里人都认识我一样。少年时每次割草回来，路边老人都要夸我两句，那心里真都是美滋滋的。父母一直耳濡目染，叫我们要有礼貌，真正发现每个长辈都慈眉善目。就是脾气苛刻的老人，现在都还好吧，两年时间都缺失了什么！记得五年级中午放学回家，竟然看到家里卖掉的马竟然回来了，又不认识新修的大门，在门口一顿唏嘘，看着它张慌的眼神，至今不能忘怀……生产队亲近的几家一起打麦子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合格的牵马手，邻家大伯说我都差不多走到北京了！家里的牛马鹿羊，一个个走掉了。鹿曾用前蹄划过我的手臂，喜欢它秋天高亢嘹亮的嘶鸣声。曾驯服过小公牛，以至于再长大了硕大的体格都任我忽悠，载着我在暮色时分带着全家的牛回家。故乡，故乡，魂牵梦绕的地方，生我养我的地方。少年时怀揣梦想，青年时努力一番事业，中年时竟然就开始回忆过去了。我想，再回故乡的话，小孩子们该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了吧！作者：贺小龙（乌鲁木齐）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庆祝西迁257周年2021年5月29日，在成都的锡伯族同胞欢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西迁节”257周年。“西迁节”是锡伯族的传统节日，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数千名锡伯族官兵及家眷告别故土，从盛京（今沈阳）西迁至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西迁行动体现了锡伯族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2006年，锡伯族西迁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次成都市锡伯族同胞庆祝西迁节活动由在蓉锡伯族同胞同乡会牵头组织，来自新疆、黑龙江、重庆和四川的近40名同胞报名参加，不仅有耄耋之年的老一辈锡伯族同胞，也有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才俊。大家通过歌舞表演、歌曲演唱、民族体育项目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西迁节。200多年前，锡伯族先辈为了戍守边疆，保卫祖国领土，冲破千难万险行程万里来到新疆；200多年后，锡伯族儿女飞跃千山万水，来到成都成家立业。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锡伯族人民都将永远铭记锡伯族西迁的英勇事迹，都将永远怀念故土亲人。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盛京四月芳菲尽，塔城五月尚飞花。5月29日，新疆塔城市喀拉哈巴克乡青岗村橡园，乐曲回荡，舞者多姿，男女老少喜形于色，同胞亲人们喜气洋洋，共度这欢庆的西迁节。据了解，257年前，锡伯族同胞们在塔城这片沃土上相聚，同奏起“民族团结”的乐章，并与沃土上的各族兄弟姐妹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情谊。走进橡园，便听到优美动听的手风琴声、看到热情奔放的贝伦舞、风味独特的锡伯族小吃……锡伯族男女老少身穿盛装载歌载舞，用动听的歌唱响美好生活，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红歌联唱《爱我中华》《走进新时代》、融情舞《心连心》、女生独唱《西迁赞歌》《祖国你好》等节目让现场的各族群众享受了一次文化盛宴。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喀拉哈巴克乡各族群众与锡伯族共同欢庆节日。西迁节是锡伯族的西迁戍边纪念日。因时间是农历四月十八日，所以叫"四一八节"。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新疆锡伯族群众就会欢聚在一起，共进野餐，表演歌舞，以纪念祖辈驻防戍边的英雄业绩。一起玩嘎拉哈游戏老少同乐迎佳节锡伯族民间艺术家展示葫芦烙画演出人员正在化妆作者：王自林（文/图）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257年前的今天，一支几千人的官兵和家属队伍，从盛京（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后出发，踏上万里征途，历经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西迁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保家卫国！

过了几天，前厅服务生到后厨告诉我，康丹老师又来吃饭了。我马上做完手头上的活儿到前厅与康丹老师见面，康丹老师依旧点了“汤饺面”，我向康丹老师问好后，坐在康丹老师对面开始聊天。

编：佟志红邮箱：tzh228@qq.com传播锡伯文化

跳伞逃生对于飞行员而言，往往是一场豪赌。空中的天气情况难以捉摸，地面战场上的军情更是瞬息万变。如果跳伞的飞行员不慎落入敌占区或无人区，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但当时，那启明并没有想那么多。

2020年10月9日上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柯依舍巴耶夫·哈比特代表总统托卡耶夫在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老学者哈焕章（哈拜，锡伯族）先生颁发二级友谊勋章。

视频：2020年5月10日，海外锡伯族纪念西迁256周年线上纪念活动实录2020年5月10日，海外锡伯族举办了纪念西迁256周年线上纪念活动，日本国际锡伯历史语言文化协会主办。协会会长郭立新（锡伯族）向各位锡伯同胞致辞，纪念这一民族重大节日，鼓励锡伯族继承发展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继续发扬光大民族语言历史文化。由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一年的承志（Kicengge，日本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以《哈佛与欧洲访学记》为题，通过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活和远赴欧洲七国图书馆调查的经历，给大家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中国各地和日本东京（儿仓德和，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京都、九州（久保智之，九州大学教授），捷克布拉格（尼卡，查理大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等世界各地锡伯语专家和锡伯族同胞，通过网络参会的形式，用锡伯语进行了热情而友好的交流。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纪录片《锡伯族西迁节》祝全球锡伯族同胞西迁节快乐！西迁节，以古老习俗文化为基础，以西迁历史为表现对象，诞生在从东北到新疆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在近代屯垦戍边及当代生活中得以创造发展，最终成为锡伯族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西迁精神——为保卫祖国边疆、维护祖国统一，锡伯族军民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爱国奉献精神！西迁精神——从东北来到西北，人地两生，锡伯族兵民一心，同兄弟民族友好相处的团结合作精神！西迁精神——不畏艰难困苦，锡伯人励精图治，改造环境，创造美好生活的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精神！西迁精神——把自己民族的兴衰存亡溶入时代大潮，锡伯人努力适应社会和环境的与时俱进精神。歌曲《西迁英雄》

锡伯族简明知识锡伯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主要分布于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及乌鲁木齐、伊宁、北京、上海等省区市。锡伯族辉煌悲壮的历史活动集中表现于有清一代。锡伯族简明知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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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he”----“小乔悼周郎赋”则是一篇短赋，不够完整，兴许传抄过程中遗失，现流传下来的可能是残篇。这些诗赋虽然没有那些英雄史诗那样宏长，但剪裁之巧妙，语言之流畅

但志书就不同了。期间，我到乌鲁木齐去了两次，就此求教过永志坚、忠禄等专家。在与一些老人交谈的时候，我就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多数人都很赞同我，但也有人劝我道：“这个东西不好写。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格吐肯书法满、汉、锡伯三语书法作品书法展应日本外国语大学的邀请，著名锡伯族书法家格吐肯创作的20余幅书法精品于2019年11月18日至11月28，在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展厅展出，为期10天。学术研讨会展览期间，东京外国语大学为格吐肯先生举办了两次有关书法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是从笔墨功夫、表现形式或题材方面都到了日本观众高度赞扬和认可，学术报告更是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并得到了高度评价。21幅作品展览本次展览作品有21幅，其中有汉文书法的甲骨文、大篆、小篆、楷书、隶书、行书、草书、狂草、章草、漆书等11种书体，满文、锡伯文的甲骨文、大篆、小篆、楷书、行书，隶书、草书、狂草、章草、漆书等11种。媒体报道参观展览的主要有各行各业的语言学家、学者、教师、研究生等，日本四大报纸之《読壳新闻》和《朝日新闻》，报道了展览的盛况。收藏购买许多书法专业老师带着学生多次参观展览，纷纷要求学习和临摹格吐肯的书法，也有一些收藏家以高价收藏了格吐肯的书法作品。其中，有一位书法教师多次参观展览，在欣赏和感动之余，甚至一度长时间跪拜一副作品，并恳切要求收藏这幅作品。格吐肯本来不想出售这幅作品，但求购者的诚意感动了他，最后忍痛割爱以每平方尺人民币五位数的价格卖给了这位书法教师。现场书写展览起因本文作者关寿清与格吐肯（右）于2014年在开封游玩时合影要说这次展览的起因，还得从一年前说起：澳大利亚作为锡伯族第二大居住国家，曾经吸引许多研究锡伯语或满语的专家学者来到澳大利亚，与生活在这里的锡伯族人们进行切磋交流。2018年，接待了4位来自日本的学习锡伯文学者，其中有一位叫儿仓德和（Kogura

11月9日、10日，由锡伯族青年演员佟丽娅策划及领衔主演的舞蹈剧场《在远方，在这里》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圆满成功，这幅如梦似幻的民族画卷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缓缓落下帷幕。演出现场座无虚席，舞者表演精彩震撼，伴随着独具民族特色的谢幕仪式，现场观众沉浸在绚丽的舞蹈中如梦方醒，纷纷起身为舞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后，观众们在微博上发文描述内心深刻感受，称《在远方，在这里》是对新疆文化最细腻的讲述，对舞蹈剧场的评价赞不绝口，直言“舞蹈盛宴让人热泪盈眶，台前幕后的汗水、坚持、伤痛、努力，都化作舞台上最精彩的呈现”，“丫丫丰富精美的舞蹈剧场让我重新认识新疆，爱上充满异域风情的魅力新疆”，

东方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锡伯族民歌展演在北京成功举办http://www.peopleweekly.cn/html/2019/jizhezaixian_1113/21242.html

沈阳市沈北新区党委政府非常重视锡伯族文化的挖掘保护工作，特意在文广局组建“锡伯文化办公室”，抽出副局长仇兴辉为首的专家，在东北、新疆克服重重困难，跑遍锡伯人的村屯，走了万里路，访问150多位老人，搜集到三大本东北地区以及两大本新疆地区锡伯族老人的口述资料。此资料是锡伯族的无价之宝。对很多受访的老人来说是留给后人的遗产。新疆的锡伯族同胞在这方面应向沈北新区学习，感谢仇兴辉为等专家为锡伯族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访谈资料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部分老人谈到了本族起源地问题，这些非常重要，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本民族历史，我把他们关于起源地谈话内容摘要发表如下：

舞蹈剧场《在远方，在这里》由佟丽娅领衔主演、讲述了一个自我成长、对远方家乡报答的故事。届时佟丽娅也将带各位观众回望那片辽阔壮丽的土地，回看人与人之间的相逢相识，互相拥抱、微笑的追梦情怀。

报告文学一个石碑解开一个民族的历史秘密作者：何久成（锡伯）一个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知之甚少的人，在精神上便缺乏一种归属感；一个对自己的传统不懂得继承和发扬的民族，便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题记04根相连心相系二百年的隔绝，二百年的牵挂与思念，终因一块石碑而架起了一座连接东西的民族桥梁。1981年10月16日至20日新疆锡伯族语言学会首届年会在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召开理事会，时任沈阳市教育学院讲师韩启昆同志前去参加，并带去了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拓印版、哈斯胡里氏（作者注：汉译韩姓）家谱及五斤水稻种。在年会上，韩启昆同志的论文《辽宁省锡伯族概述》所阐述的东北锡伯族的历史及现状，引起了新疆锡伯族与会同胞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当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拓印版张贴在年会会场墙壁上时，使与会代表们的心情无比激动，会场立刻沸腾起来，因为锡伯文字即是在满文基础上创造的，时至今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始终坚持用汉语和锡伯语双语教学，而且，这个被历史冠以“翻译民族”称号的英雄民族，语言天赋尤为突出，在多民族杂居的环境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能够操几种语言交流，即使是今天，浩繁的清代满文皇家档案的翻译与学术研究工程，也多以锡伯族专家为主力在进行中。所以，与会人员对碑文内容都能够了然于胸。当一个古老的传说终将变为现实，不仅令所有在场的同胞惊喜万分，也让他们无比幸福地感受到了一种回家的喜悦。他们不仅看到了东北老家的文物，而且还读懂了文中记载的锡伯族早期活动区域、编入八旗的经过，以及拔来盛京（沈阳）驻防的史实，从而，更加激起了人们对研究锡伯民族历史的热情。这次会议还促成了哈斯胡里氏家谱的认祖归宗，使分离218年的本族本家亲人得以团聚。之后，新疆与东北锡伯族同胞的接触和交往便渐渐地多了起来，尤其是2004年6月5日（农历四月十八），适逢锡伯族西迁240周年纪念日暨沈阳锡伯家庙修复竣工典礼，为了弘扬锡伯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沈阳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沈阳市委、市政府投资6000万恢复和重建的锡伯家庙，典雅庄重，含蓄温藴，尽管周围高楼林立，但仍不失其民族风格及历史亲切感。当天，来自新疆、北京、吉林和黑龙江等地的锡伯族同胞齐聚修缮一新的沈阳锡伯家庙，在礼炮声中举行了祭祖盛典，并在沈阳市新城子区七星山脚下、新近落成的锡伯族文化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锡伯族的“西迁”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锡伯后人，也激发了他们的家国情怀。2007年锡伯族文化学者关蕴科先生自发组织了“重走西迁路”活动，5月1日出发至7月21日结束，行程2万多公里，拍摄沿途资料照片4000多张，发表即时报道130多篇，首次完成了重走“西迁”路全程活动。而新疆锡伯族与东北锡伯族的互访活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2010年8月15日，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曾维，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春明率领市党政代表团20人，专程到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看望慰问锡伯族同胞，并捐赠100万慰问金。期间沈阳市沈北新区（原新城子区）及沈北新区兴隆台锡伯族学校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县第一中学校，分别签署了“共建锡伯族文化保护区”和“共建友好学校”的协议。2010年9月17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瑞成同志受沈阳市委的邀请，代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前往沈阳进行友好交流。沈阳市委为加强两地友好往来，共同商定将积极促成扩建锡伯族家庙、为察布查尔县定向培养艺术创作专业人才、共同做好锡伯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项目及每年由察布查尔县分批选派各方人员赴沈阳考察交流等项民族共建实事。而察布查尔县也将借助锡伯族西迁历史这条纽带和锡伯族文化平台，让西迁戍边爱国精神发扬光大，不断加快创新发展步伐。然而，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东北锡伯族已经失去了本民族语言和文字，也淡化了民族风俗习惯。2000年一对锡伯族文化传播使者阿吉.肖昌、伊文兰夫妇，毅然离开他们熟悉的察布查尔县工作岗位，自愿回到到故乡沈阳，分别到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中心小学和黄家锡伯族乡希望小学担任教师，传授锡伯族语言和文字，以及民族音乐和舞蹈……辛勤耕耘在故乡的沃土上，他们为民族无私奉献的精神，受到了沈阳锡伯族同胞深深的爱戴。而今，锡伯家庙已成为锡伯人心中的精神家园，更是东西锡伯族人想往的神圣殿堂。当年，锡伯族为了祖国版图的完整，明大义舍小家，远赴新疆伊犁屯垦戍边，建功立业，一守就是200多年，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根植于同一民族传统沃土中的民族精神，特别是伟大的西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锡伯人为祖国的边疆建设和民族团结大业而奋斗。为纪念锡伯族西迁壮举，弘扬民族大义，进一步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2017年沈阳市和平区专门组织了开展“锡伯家庙”主题歌歌词创作征集活动，让锡伯族的西迁精神万代相传！然而，254年过去了，虽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提供的各种交流平台早已使历史的隔绝成为历史。但是，人，最难割舍的就是故土情怀。“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李清照《菩萨蛮》句）情系故乡，魂系故乡！每到“西迁”纪念节，新疆各地锡伯族同胞都要纷纷组成寻亲团，到锡伯家庙祭奠祖先，到沈阳老家寻亲续谱。这些当年西迁伊犁的锡伯官兵后裔，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到万里之遥的东北老家——沈阳锡伯家庙拜谒和朝觐。其情可敬，其心可鉴。尤其是生活在伊犁、霍尔果斯、塔城等地的锡伯族农民同胞，每年秋收之后，都要卖掉全家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作为盘缠，带着先人的遗愿，踏上回归东北老家沈阳的列车，为的是到锡伯家庙给祖先磕上三个头，敬上一杯酒！当列车离沈阳越来越近的时候，车上的女人们往往控自不住自己的情感竟然放声大哭起来，男人们却默默地擦着眼泪，这是什么样的情感啊？又有多少人能够懂得……迢迢西迁路，拳拳赤子心，今天，当祖国大地重新吹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之时，我们终于懂得，民族虽小，可他们抒发的却是博大的国家情怀！而且从历史上看，锡伯族在清时期的几百年间，其民族主体主要是以从军守土为己任，经常处于征战与迁徙的艰苦环境之中，其迁徙路途从东至西横跨整个中国，否则，其现存人口数量绝不止目前这个数字——全国不足二十万。中国的民族精神最基本的体现在两点上：一是自强不息；一是厚德载物。其旨在弘扬进取精神和宽容精神，我们视二者为中华文明兴旺发展的观念基础。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人民的奋斗；一个民族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锡伯族的“西迁”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石碑可以作证！2018年12月18日初稿2019年03月16日截稿锡伯文化微信号：xiwesuwen策

报告文学一个石碑解开一个民族的历史秘密作者：何久成（锡伯）一个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知之甚少的人，在精神上便缺乏一种归属感；一个对自己的传统不懂得继承和发扬的民族，便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题记03一石激起千层浪二百年的隔绝，二百年的牵挂与思念，终因一块石碑而改变了历史。也正是1959年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同志们改变了石碑的命运，在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终于将石碑翻译和研究工作纳入了日程，有关专家、学者先后对满文碑记进行了汉译及考证研究。碑的阴阳两面均镌有满文。碑阳额首刻有两行四字，译成汉文为“万世永存”。碑身刻有满文五行，记录了立碑时间及立碑者官职姓名（略）；碑阴额首也刻有满文“万世永存”。碑身刻有满文十三行。肖夫同志进行了首译，其译文为：“万世永存”集三世无量诸佛之典，恢展三乘根命释迦牟尼佛法，有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编有七十四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施以高厚之恩泽，将锡伯部众分为三拨，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安置于各省驻防效力。至康熙四十六年，锡伯众人民，筹集白银六十两，置买民房五间，始建太平寺，并从京师虔请大藏经一百零八册，一年四季，众僧聚集一堂，梵诵不绝，永偿所愿。至乾隆十七年，协领巴岱，佐领殷登保、阿富喜等，以锡伯之众力，扩建三大殿，两厢配殿各三间，正门三间，恭祀三世无量诸佛。至四十一年，协领罗卜藏、拉西、得格苏、卓地等众锡伯合力修茸寺庙，塑立：宗喀巴佛，五通天神（五护法），四大天王诸佛尊，并增请沐浴经，一年四季，梵诵不绝，永无休止。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梨树沟边门佐领加一级记录二十一次华沙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