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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小孩发钱和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
今天去爬香山。路上思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未来过剩的资本应该投向何方。第二个是中国的城市规划未来应该研究什么方向。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过剩资本在过去二十年大量投向了基础设施，中国的城镇化因此成型。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会让占人口比例极大的50后60后一代的人去世，留下大量空置的房产，因而中国的房价上涨的趋势会尽快消失。近来，房地产行业的去金融化政策是正确的，有助于金融稳定的。这些空置房产，会首先在乡村、然后在四五线城市出现，一二线城市由于还有人口流入，二手房的购置会消纳这部分房产，会最后出现。但是，像纽约诗丹顿岛一样，一整条街都人去楼空的情况也终将会在一线城市的边缘地区出现。房地产税的出现，实际上是让人增加多余房产的持有成本，让这些多余房产形成二手房市场供应，从而降低一二线城市的住宅供求矛盾。而中国的城镇化将不再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源。相反，城镇化带来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改变，人变得不再愿意生孩子。少子化将成为继城镇化之后，中国社会接下来面临的又一问题。应该发行国债，消纳过量的金融资源，给未成年人每个月发“牛奶金”，就像加拿大做的一样。对于中高收入者，则用个人所得税减免的方式实现。虽然，对城市不缺钱的青年来说，你给他钱也不会生孩子，“有钱难买爷乐意”。但是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青年，特别是中低收入妇女，牛奶金会让她更从容、更有动机来生育。当然，这个鼓励生育的政策组合仅仅发钱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系列对赚未成年人钱的市场活动的规制。比如奶粉的高级化，让人觉得奶粉钱难以负担。这和课外补习班与网络游戏是一样的：要么戕害父母的钱包，要么戕害未成年人自己。结果就是，要么父母不生，要么未成年人生出来也是行尸走肉。另外，就是宣传动员，改变人的生育观念。用国债资金来养小孩，看起来是把资本性投入用于了经常性支出。但是反过来想，如果这样的经济手段确实能够促进生育，这些未来的国民就会纳税用于偿还国债。而且，由于资本越来越供大于求，其价格（利息）就会无限趋近于零（金融成本除外）。这种国债资金的使用实际上是在有计划地实现资本的丧失。如果说过去二十年中国缺的是基础设施，那么过剩资本用在此就用对了；未来二十年，中国缺的将是劳动力（更是消费力、生命力！），那么过剩资本就应该用在滋生劳动力上。这里，把活生生的人矮化为“劳动力”只是在强调她的经济属性而已，每个劳动力都是一个个人。经济和社会，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就是所谓的嵌入理论（embeddedness）。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城市规划本身应该被理解为关于城市如何发展、如何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中国有农村研究，但是城市研究，还是这二十来年的事儿。城市规划天生就应该是城市研究。过去二十年，中国缺的是基础设施，是城市的建成空间，所以城市规划用了建筑学的技术来指导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二十年，中国城市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化了的中国——一个城市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对社会可持续性的威胁——人口的减少。那么，城市规划的研究就将不再仅仅是用建筑学的技术，而是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公共政策的。从城市层面看，要制定怎样的城市政策能够让城市更有竞争力，让城市能够在人口减少的时代生存下去？从整个政治体层面看，要制定怎样的政策来帮助人适应城市化这个几千年未有的巨大变化？怎样帮助人在城市化的、纷繁复杂的、充满诱惑的城市世界生存、繁衍？生育率的下降，仅仅是从宏观层面看最严重、最深刻的问题（尽管在微观层面上一点儿也不是），而这个现象背后则更有人在城市世界中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社会关系的解体、作为经济人的异化和灵魂的孤独。西方的城市规划专业已经早有了这样的转变了。只不过，他们的转变并不成功，从极为形而下的物质空间问题一下子上升到了伦理、哲学这样的形而上的讨论去。关于政治经济变迁的理解非常有限。因而，他们无法回答应该如何面对西方角度来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衰落。一个学科，没法回应社会关切，势必要式微。中国的城市规划专业不能步他们的后尘，要紧紧把握对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和公共政策这个我们输出知识产品的抓手。毕竟，未来我们的甲方——政府、社会和人民，也许要的不是一张规划图，而是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谋篇布局和政策方案。作者：徐南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