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浙大东方论坛”可以订阅哦2023年5月19日下午，浙大东方论坛第248讲“数据确权与保护”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图书馆农医分馆二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学校社会科学研究院、立法研究院、图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协办。主讲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主持人为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光华法学院教授周江洪。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胡铭教授、副院长赵骏教授、浙江大学教学研究处处长郑春燕教授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张谷教授、陆青教授等出席了此次论坛。周江洪教授首先对王利明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同学们系统讲述了王利明教授在法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他表示，数据确权与保护是民法学界的新兴议题，也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王利明教授近几年来一直深耕其中，相信将为浙大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盛筵。整场讲座主要围绕“数据为何确权”、“现行法律缺乏确权的规范依据”、“数据如何确权”、“数据保护要注重维护数字人格权益”、“数据流通与利用的合同法保护”、“数据侵权的侵权法保护”、“数据保护的价值演变：从意思自治到维护人格尊严的发展”七个模块进行。讲座伊始，王利明教授首先就数据的时代价值进行了精炼且实证的阐述，他指出，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将成为未来财富的主要增长点。数据的确权与保护具有促进数据生产、鼓励数据流通等积极效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关于数据为什么要确权，王利明教授认为：其一，数据需要具备相应的法律依据；其二，数据需要确权是由其流动性决定的；其三，数据确权为数据的交易、流通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其四，《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后文称“数据二十条”）中提到的“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实际上就是要求开展数据确权。王利明教授进一步指出，我国现行法律中缺乏开展数据确权的规范依据，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直接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用于解决数据争议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不仅于法理不通，实践上也未必可行：首先，《反不正当竞争法》旨在保护竞争秩序，而非解决权利归属问题；其次，将《反正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数据争议也要以确权为前提，即只有先明确“侵了什么权”才能再考虑如何解决争议；第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能解决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间的纠纷，但数据争议中的一方却未必是经营者。随后，他又从独创性、期限限制、垄断、国家安全等视角展开论证，指出有关知识产权的条款也不能作为数据确权的规范依据。那么，数据要如何确权？对此，王利明教授首先提出，数据权益是多种权利的集合，且各项权利间不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因此可采用霍菲尔德的“权利束”理论展开观察。至于数据确权的具体方法，王利明教授认为“数据二十条”中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路，即将数据权益分为数据来源者权益和数据处理者的权益并分别展开确权。基于数据权益所显现出的财产权与个人信息密切结合的特征，王利明教授强调，数据权益首先要保护的是个人数据和隐私，数据确权要注重维护数字人格权益。在“数据流通与利用的合同法保护”模块中，王利明教授强调，数据的价值源自利用，但是要注重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平衡。就如何鼓励流通和利用，王利明教授提出以下观点：其一，非公共数据需要确权，但并非赋予绝对的支配权；其二，数据与个人信息相互结合时，按照“数据二十条”进行处理；其三，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其四，可以用自动化决策方式处理数据，但要保证结果公平、公正。其五，可以通过格式条款获得授权，但对用户协议和网络隐私政策进行规范。基于上述平衡数据流通与保护的需要，王利明教授进一步指出，进入数字时代后，合同法也呈现出从鼓励交易到注重数据的流通与利用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合同的交易形式、交易内容、交易规则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数据侵权的侵权法保护”模块中，王利明教授指出，数据权益保护具有效率性、安全性、透明性、预防性、综合性的复合性特征，这导致了一个侵权行为可能造成多元损害后果，因此需要对传统侵权救济方式进行调整。在这一背景下，王利明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数据侵权损害赔偿中可能存在的三类具体问题：第一，大规模微型损害带来的赔偿问题；第二，在故意侵权的情形下，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问题；第三，平台责任问题。在“数据保护的价值演变：从意思自治到维护人格尊严的发展”模块中，王利明教授提出，现代科技发展同时带来了如何保护人的问题，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述的：“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从价值理念来看，传统民法注重私法自治、鼓励创造财富，但是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并不突出；而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民法则开始强调对人的关爱、注重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在讲座的最后，王利明教授总结道：我们已进入数字时代，数字越发达，科技越进步，越需要法治保障，数字与法治要同步发展、相向而行，确权立法势在必行。与谈环节，多位浙大同学与实务工作人员就论坛主题与王利明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胡铭院长、周江洪院长、郑春燕教授、张谷教授也分别就数据确权问题发表了建设性意见。最后本次讲座在全场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Learning”在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一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学校社会科学院、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图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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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K203/CW65方闻图书馆阅览室、紫金港基础后备书库、紫金港基础流通书库、西溪样本书库

点击上方“浙大东方论坛”可以订阅哦中国：形成与发育的时空进程主讲人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主持人：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讲座时间2023年4月19日（周三）19:00讲座地点浙江大学图书馆紫金港校区基础馆三楼国立浙江大学厅讲座内容“大一统”思想是由“大一统”政治而产生的，“大一统”政治主要体现于“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从秦汉到明清，“大一统”思想是建立在“郡县制”国家形态结构之上。

点击上方“浙大东方论坛”可以订阅哦2023年3月16日晚，“浙大东方论坛”第245讲“中国的历史选择——与青年谈改革开放”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图书馆主办，共青团浙江大学委员会协办。主讲嘉宾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董雪兵副主任主持本次讲座。迟福林教授指出：改革开放改变了老百姓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推动了自身的较快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迟院长以自身建言改革40年、逐梦海南自由贸易港35年、创办发展中国改革智库中改院32年的经历和体悟，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村改革、企业改革、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历程。迟福林教授感慨：“正由于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历史转折，使得我们这一代人责任感很强，对改革开放情感很深。”随后，迟福林教授以“为什么吃不上花生米”为切口，讲述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过探索、借鉴、创新，做出了历史的选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改革开放这场伟大变革，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从短缺经济时代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迟教授认为，第一，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深化深层次要素市场化改革。第二，推进以结构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结构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其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第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合力打造RCEP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高水平开放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等。最后，迟福林教授送给在座学生一段话：“青年决定改革开放的未来。如何让青年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如何使得未来的改革符合青年人的期望值和坐标系，如何使得青年自觉地融入改革开放事业，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之问。”迟福林院长生动的讲述，真挚的话语，激励和鼓舞了在座的青年人，引起了学生们的共鸣。演讲结束后，来自经管、人文、财政、物理、医学等不同院系的学生争相提问讨论交流，迟福林教授一一与同学们应答，气氛欢快热烈。

点击上方“浙大东方论坛”可以订阅哦2023年3月6日晚，“浙大东方论坛”第244讲、“浙大东方论坛•亚洲文明”系列讲座第6讲“跨区域整合的历史轨迹——中国史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在浙江大学图书馆紫金港校区农医分馆二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图书馆主办，浙江大学文学院协办。主讲嘉宾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主持人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讲座伊始，姚大力教授引述蔡美彪先生的观点：秦以后“历代统一王朝订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础上有所损益”。不过姚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事实上并不是单纯地在沿袭秦汉统治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不是仅靠汉文明从中心不断向外辐射其支配力和影响力，从而将它的覆盖面朝各个方向寸进尺取地渐进拓展的结果。中国文化从最初就不是天然具足、对外闭锁的历史文化单元，它的内部更拥有丰富的多元性。姚大力教授通过展示新石器和铜器时代农作物、家畜与技术等经中部亚洲廊道东传、“马”“牛”“车”等名称的印欧语词源以及现代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说明外来文化因素对汉文明形成和发育的影响。姚教授尤其强调，如今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视角的介入，可以帮助我们更细致、更确定地了解过去难以弄清的诸多历史之谜。接着姚大力教授从唐朝疆域讲起，指出唐朝未能始终控制蒙古高原、西域等地区，在唐朝建立起派出型官僚建置的各个地区之间，其管治强度存在很大差异（东密西疏），在东部地区内部其绵密程度同样有别（北密南疏）。姚教授以浙江、福建等区域为例，展示出南方郡县建制从北到南、由海岸线向内地扩张的历史路径。姚大力教授还通过“南江北河”等生动例证追溯了汉族祖先人群形成和向南拓展的基本线索。他在这一部分总结道，中国历史版图的扩展过程曾产生两类不同的疆域：一类遵循着从孤悬式控制到散点式控制、再到圈网式控制的发展路径，形成被完全“消化”的内扩型疆域；另一类则因止于散点式控制而成为未能被完全“消化”的外悬型疆域，比如西域地区。随后，姚大力教授讨论了汉唐国家之所以无力完全消化外悬型疆域的原因。他揭示出中国版图上的黑河—腾冲线、300—400毫米年等降水量带以及农业区界线走向大致吻合的事实，并对比了黑河—腾冲线与拉铁摩尔提出的“中国的腹地亚洲边疆”界线。他认为，历史上的汉族移民运动止步于不能从事雨养农业的广大西部中国，是汉唐帝国始终没有能力将它们一度拥有的西部版图纳入郡县体制的基本缘由。他并列举历代史书中的史臣议论，表明唐宋时期的儒家主流见解，对汉文明向外拓展的上述天然局限性已经形成十分明确的意识。在报告最后一部分，姚大力教授强调，诞生于中国北部边疆地域的北亚边疆帝国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他指出，历史中国的统一进程，可以分为唐和唐以前，以及十世纪之后这样两大不同阶段。前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构成历史中国的诸多文化-地理板块分别完成了对各自区域的内部统一。后一个阶段中国版图整合的特征则主要表现为各地理-文化板块之间的跨区域整合，而这一阶段整合的驱动力，出自形成于北亚和东北亚板块的辽、金、元、清各朝。姚大力教授将现代学术文献用以指称匈奴等蒙古草原政权的“Shadow

点击上方“浙大东方论坛”可以订阅哦2022年4月12日上午，“浙大东方论坛”第242讲、浙江大学马寅初社会学讲座第1讲“社区研究、基层治理与新清河实验”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和浙江大学图书馆主办，受董氏东方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主讲人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李强老师。评议人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芝加哥大学Max

点击上方“浙大东方论坛”可以订阅哦道德实践的多重维度主讲人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持人：林志猛，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评议人：彭国翔，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求是特聘教授讲座时间2021年10月29日（周五）15:00讲座地点浙江大学图书馆紫金港校区农医分馆二楼报告厅讲座内容从道德领域看，以成就人格为指向的道德进路，涉及德性伦理，注重道德本体和人的内在精神或意识结构。这种意识结构具有伦理的内涵，并构成了人的道德实践的根据。人的具体道德行为展开于特定的情境，从而为偏离规范提供了“理由”。从行为的发生看，道德本体的作用同时体现于对行为的推动，这又关乎对道德动力的理解。因此道德实践具有多重维度。道德本体和道德行为，都不是以静态的形式存在，而是展开为一个过程，从中国哲学的视域看，这里又涉及“生生”的问题。主讲人简介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重点人文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出版学术著作《杨国荣著作集》《善的历程》《心学之思》《庄子的思想世界》等20余种，多种论著被译为英文、韩文，在Indian

点击上方“浙大东方论坛”可以订阅哦2021年5月14日晚，“浙大东方论坛”第239讲“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在浙江大学图书馆紫金港校区农医分馆二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图书馆主办，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哲学系和人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协办。主讲嘉宾为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樊和平教授。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大春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人文学部主任黄华新教授、哲学系主任金立教授、陈亚军教授、林志猛教授等诸多师生参与了讲座。讲座开始前，林志猛教授主持了赠书接收仪式。樊和平教授向浙大哲学系赠送了其团队最新研究成果：《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全七卷，12册），及其个人的三卷本专著“道德形而上学三部曲”。黄华新教授发表了致谢辞。他谈到，樊教授不仅是名人高师，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30年前樊教授曾将其成名作《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赠予老杭大校长沈善洪教授，沈校长仙逝后此书又赠送给浙大图书馆。此书今日再现讲座现场，樊教授再度签名留念，将成为浙大和东南大学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随后，哲学系主任金立教授向樊教授颁发了收藏证书。讲座伊始，樊教授指出伦理学三方面的问题意识：1、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理论如何收拾“现代性碎片”，建立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整体性？2、中国伦理型文化到底为世界提供了何种“中国经验”，因何成为人类文明的独特形态？3、全球化时代，中国伦理道德及其哲学理论能否、如何继续成为人类文明的独特风情？接着，樊教授指出本次他将尝试讲解的方法：一是在打通中国传统与黑格尔精神哲学基础上，进行中西文明对话研究；二是对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文明事件进行精神哲学解码，进行历史哲学叙事，并结合现代社会调查历史大数据进行互证、辉映，试图从中发现研究问题。循着这些问题和方法，樊教授首先为我们讲解了“何为伦理觉悟”。他认为，“伦理—道德觉悟”乃是最重要的现代觉悟。无论是陈独秀之“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把伦理觉悟推到民族的最后关头；还是罗素之“伦理觉悟”与“道德觉悟”“有组织的激情”历史地相对应的宣告，把伦理思考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人类整个种族的存亡高度，都无不向我们宣示了伦理觉悟的终极意义。樊教授指出，在今天，伦理觉悟已经被提到了种族觉悟的层次上。但他特别提醒，由于中西文明的本质差异和时代的变迁，在“伦理觉悟”问题上，中西方不可等同，西方问题式在于“道德的人—不道德的社会”，而中国问题式则是“伦理的实体—不道德的个体”。樊教授据此谈到，不应只追随西方学界研究和中国学界所谓的前沿问题，而是要扎根于中国文明和现实社会，基于他们关于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状况的调查与研究，发现并提出研究问题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德性论和正义论”之争是西方问题的争论，在中国实属无结果之争。由此，樊教授提出，我们时代期待的不再是“伦理的觉悟”，而是一种“伦理—道德的觉悟”，只有通过回归伦理道德的“精神”传统，建立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才能帮助我们走出正义与德性、伦理与道德的价值纠结与哲学的围城，解决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接着，樊教授梳理了中国“精神”和西方“理性”两大精神哲学传统。首先樊教授指出，儒家与道家其实是伦理与道德的双生胎。《道德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道德圣经，儒家精神哲学形态则是以伦理优先，讲究“克己复礼为仁”，二者在不同层面上塑造着中国精神。樊教授表示，中国从来都是伦理—道德一体，道德与伦理同样重要。随后，樊教授又解码了西方理性传统，他揪出了一个焦点问题：苏格拉底为什么死？苏格拉底解构了希腊城邦的崇神实体，可是又向往一种伦理实体。他选择不逃跑不是出于道德的选择，而是出于伦理的追求。樊教授总结道，苏格拉底之死是一次伦理事件但不是道德事件。其后由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推动：理智德性高于伦理德性，伦理逐渐转向道德，直到康德转向最盛，完全取消了伦理概念。黑格尔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却被排斥，由此德性论和正义论之争成了一场难有结果的学术游戏。由此，樊教授讲到了伦理道德的三个精神形态。首先是伦理形态：居“伦”由“理”，主要有两种“伦”：人伦和天伦；两种“理”：伦理之理与理性之理。其次是道德形态：尊“道”贵“德”。在这里，樊教授抛出“老子出关去哪了？”这个问题，意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告诫我们要注意知行合一。如果不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那就会停留在对外部世界的虚假想象之中，从而遗弃自己的现在。最后是伦理—道德形态，樊教授提出庄子悖论：“相忘江湖”强调的是伦理认同不如道德自由，而中国人千百年来热衷的却更是“相濡以沫”，这也就反应了儒家思想更是融在我们基因之中被我们所接受的。樊教授由此引申出三大话语体系：伦理学、道德哲学、精神哲学。对于伦理学的重要性，樊教授总结道：“无伦理，没精神”，但目前我们的伦理学还没有很深入的发展，伦理学研究中中几乎不提伦理，樊教授将其比喻为“伦理学”话语体系下的“道德”明星。而对于道德哲学，更是被外界贬为不及哲学含量不高，这意味着人们看重道德的学习内容而否认它的形式，道德被降解为道德知识。樊教授认为，我们一直被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所误导，忽略了伦理道德重要性。最后樊教授回到了精神哲学，《大学》、《中庸》中仅26字道出了儒家思想的全部精髓，形成了我们的精神伦理体系；西方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为代表建构了完善的精神体系。因此樊教授认为，精神哲学是伦理—道德的辩证互动，我们要走出“伦理”或“道德”的现代性碎片，转而以精神体系来代替伦理—道德的分界。最后，樊教授回归到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樊教授强调了伦理的重要性，道德发展无法离开伦理，为此樊教授提出要建构“伦—理—道—德—得”的精神体系。樊教授以大数据调查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目前我们处于“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状态。同时，基于对大英图书馆的伦理内容的检索，樊教授指出，我们不能盲从西方的伦理发展思潮，只关注应时之策，而要关注自己民族的伦理问题。一个民族不能放弃自己的宏大研究，而去跟从其他文化是可悲又危险的。樊教授指出，现代中国文化仍然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我们要关注伦理与道德、德性与正义、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对话和解。中国在有宗教背景的文化中拒绝走向宗教的道路，形成一种“有伦理、不宗教”的中国气派，将学术与智慧达成一体，使研究不仅有学术价值、民族精神史意义，更加具有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在樊教授结束讲演后，杨大春教授总结了讲座内容，并指出樊教授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背景下进行的伦理话语的建构，乃是中国伦理话语建构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樊教授提出了伦理与道德的张力，最终以精神哲学使二者达成和解，并始终保持着开放性。在讲座的最后，樊教授与在场师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听众提问环节，在场师生就“以调查作为理论支撑的方法是否放弃了形而上学建构”、“是否可以将普通人的快乐标准加入到德福一致的调查研究中”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文：刘俊含

D631/CZ182.钟飞腾：《管控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挑战（1985-1993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玉泉样本书库、玉泉流通书库、紫金港基础流通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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