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药店的核心逻辑是体量。随着收入的做大，主营业务成本也相应上升，只有当体量做到够大，进货的成本降低，运营成本降低，才会让利润提升。而创新的数字医疗公司大部分基于互联网创始团队而发展，要做大收入主要是通过不断进入新的市场，扩大业务范围。即使在美国，很多州都规定线上销售必须有牌照，而且一些州还规定需要有实体药店才能展开线上业务。而实体店的收购和运营开销都很大。为了快速扩张，这些创新模式的公司被迫不断进行地域拓展，扩张的速度越快，对资金压力越大。药品零售本身就是低毛利的行业，而且在全球都面临的是支付方收紧的大环境。美国药品零售的收入来自用户自费的部分收入以及PBM作为中间商代表支付方（包括联邦保险支付方和商业保险支付方）支付给药店的收入。影响药店收入的因素包括药品进价、支付方报销价格、以及付给PBM中间商的费用。其中对药店冲击最大的是支付方的报销价格，出于控费需求，支付方在和PBM的药价谈判中对压价更为激进。再加上领头的商业保险公司都相继收购了PBM，对药价的掌控能力更强，因此对支付价格的收紧更为明显，这直接压缩了药店的利润。此外，和传统的药店不同，线上药店主打当日送达、配送免费等服务，这意味着更大的技术投入，包括物流配送管理软件、自动分装药品的机器人、配送本身的人力等，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配送的物流业务本身也是低毛利的。低毛利的药店零售加上低毛利的物流行业意味着创新公司在这一领域无法获得高的利润。同时，新入市场之后，获得用户和处方仍然是难题，美国的处方药零售是医疗行业的传统链条的一部分，处方的入口掌握在PBM和保险公司手中。即使是Amazon这样的电商平台，已有大量客户，但也不等同于医疗上的处方入口，因此Amazon的线上药店主要在价格、自费购买打折上取胜。同时，虽然资本在疫情期间看到了用户增加线上购药的甜头，但传统药店也认识到线上业务的必要性，而对于已经有大体量客户、PBM处方入口的传统零售药店来说，投入线上业务和配送并不困难。比如Walgreens现在的配送服务分为两块，一块是针对普通用药的Walgreens

从过去5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商保虽然一直在展开与远程问诊等服务的合作，但实际效果有限。因此，医保将互联网医疗纳入报销才引发了市场的想象。但中国互联网医疗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医保的严监管，实际可提升规模收入有限。即使在互联网医疗蓬勃发展的美国，联邦医保Medicare对远程问诊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这导致美国的远程问诊公司在医保方面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主要的收入来自企业和商业健康险。而且，随着医保报销规则的出台，第三方平台公司的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因为医保报销是基于线下每家医疗机构和药店的总额管理的，对于缺乏线下实体医疗机构的平台，获取医保报销额度是较为有难度的。即使通过与部分线下医疗机构合作，真实规模也非常有限。所以，在健康险市场逆势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市场依然对互联网医疗是否能依靠商保获得快速增长抱有很大的期望。不过，囿于商业健康险的自身特性和医疗体制，互联网不可能依靠商保获取一个规模化的市场。首先，商保的需求决定了商保的产品结构。由于医保全覆盖，用户对商保的需求集中在加深保障。门诊费用较低，医保已经报销了大部分，用户对商保报销门诊的需求优先性低于对大病保障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用户对保险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价格因素是用户购买保险的决定性因素。只覆盖住院这种发生频次较低的医疗行为的保费价格相对较低，但门诊属于高频次就医行为，要控制医疗风险就必须提高保费，但也就无法吸引足够的用户。因此，中国商业健康险的核心是基于医保之上覆盖家庭和个人的医疗大额开支，这决定了商保的产品结构以大病保险为主。其次，商保的产品结构决定了可赔付给互联网医疗的费用极为有限。由于中国的商业健康险以疾病险为主体，占到了65%以上。重疾险在用户罹患重疾之后给予一次性赔付，并不与医疗机构发生关系，也不可能给予医疗服务实际的赔付。相比之下，医疗险则主要以用户在医疗机构发生的实际赔付为主，但在其中有20%多是保险公司的医保经办产生的保费。因此，2019年的7000亿的健康险保费中，只有22%左右是按照实际医疗开支赔付的商业保险。而在这其中，又有50%是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这类保险的特色是基于医保之上，只报销医保报销部分和自付部分，不单独为某类服务提供报销。而在剩下的50%中，百万医疗险占据了主力。百万医疗险主要是住院保险，虽然部分产品已经开放了住院前后对门诊，但这类服务涉及到较多的检查等服务，主要还是在院内完成，很少会使用互联网。因此，只剩下市场规模较小的高端医疗险和门诊险等可以为互联网医疗导流，但这类保险的规模有限，即使愿意赔付也无法支撑起一个足够的规模。最后，用户对互联网医疗的需求决定了商保赔付的局限性。从美国唯一上市的远程问诊服务商Teladoc来看，即使企业为员工的远程医疗服务付费，也只有8%的用户会使用这类服务，这还是在美国门诊服务的可及性较低的市场现状下。当然，美国商保已经普遍将远程问诊纳入报销范围，但是，美国各大医疗机构也普遍为病人提供远程问诊服务，这无异于分流了平台型公司可能的用户。因此，即使中国商保能做到对远程问诊的赔付，整个远程问诊的市场份额也将高度分散到各个医疗机构，平台型公司的市场规模并不会出现持续的爆发性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非常高，但名医的可及性较低，问诊服务的焦点是对名医的需求。但是，由于名医供给的有限性，即使将名医都搬到线上来，市场规模也无法快速增长。当然，随着医保将远程问诊纳入报销范围，企补是否会将远程问诊纳入报销范围将值得关注，但即使这样还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得益（企补只报销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不能为平台方创造价值。因此，由于商保主要基于医保之上来提供产品，无法为互联网医疗单独提供报销，随着医保将互联网医疗纳入报销，商保也将跟随医保报销。但由于医保的严监管和对报销按照线下线上一致的原则，更多是利好线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平台要寻找到支撑自身的支付方仍然较为困难。以常识为基础，以逻辑为经纬。欢迎关注Latitude

疫情催生了互联网医疗的问诊频次，这让市场第一次体会到了问诊也可以成为高频需求。但疫情只是短暂的刺激，线上的咨询更多的是心理焦虑和预防等，等恢复正常之后，互联网医疗还是低频需求。之前市场总结互联网医疗发展困境的时候，低频总是被拿出来作为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因为没办法像打车、吃饭和购物那样可以反复购买，医疗服务的低频导致用户增长缓慢且容易丢失，即使有庞大的用户数也无法转化成实际需求。这对平台型的企业影响尤其大，原先可以通过一手连接用户，另一手连接服务提供方就可以推动平台规模增长的模式很难在医疗领域落地。不过，虽然医疗确实是低频服务，但这并不代表其不适合互联网，而只是可能不适合平台化的导流模式。品牌、技术优先和地域局限是互联网医疗尤其是线上问诊无法成为商业模式的主要原因。第一，用户更认同拥有优质资源的医疗机构。病人求医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对技术能力的追求上，由于中国医生水平的非均一性，病人只能认同更高层次的医疗机构有更高的技术能力。因此，拥有高技术能力的医院自然也就形成了病人求医最认同的品牌。由于品牌恒定且不会改变，拥有品牌的医院不需要导流，用户不会因为低频而忘记品牌，也不会因为低频放弃重复就医。第二，技术优先压倒其他需求。正是因为用户追求的是医疗技术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用户可以容忍甚至忽略其他问题。餐饮追求新奇，打车追求便捷性，这些服务都无需很高的技术能力，用户会被互联网平台导流并消费，但医疗服务追求的是技术，用户为此可以舍弃其他诸如便捷性之类的需求。由于高技术人才和设备等主要集中在高等级医院，病人愿意舍弃环境优良但技术能力较弱的其他医疗机构。因此，一旦发生就医需求，用户优先追逐的是技术能力，这导致大医院更能吸引病人。第三，需求的地域性决定了线上流量只能产生区域化的价值，与互联网全国普适性相悖。由于需求无法被创造且高度受制于地域化的需求，用户只可能认准周边少数几个医院的品牌。虽然中国三级医院人满为患，但用户当天因偶发原因产生的问诊依然是可及的，这导致病人更关注自己就诊的医院和医生，尤其是对需要定期就诊的慢病人群。因此，病人更关注的是自己平时就医的医院和医生，只有大病才会有寻求全国性名医的需求，但这毕竟是少数，无法创造规模化的市场。因此，低频本身并不是互联网医疗不能发展的原因，而是用户的需求集中在自身周边的品牌，即使有高频就诊的用户也是重复在自身认可的机构就医，这些都无需互联网导流。不过，这并不代表互联网医疗不能发展，作为医疗机构获客和留客的有效工具，也作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发展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的有效辅助，互联网具有很高的工具价值。从吸引和留住客户来说，互联网主要是通过医院与医院之间的连接来推动病人的流动，通过上转和下沉让病人在医疗机构之间有序流动。而对于出院病人，互联网主要是推动健康管理，降低再入院率，保证病人在术后降低健康风险。当护理和问诊从院内延伸到院外之后，互联网医疗的作用和价值才能真正体现，而不是简单的咨询和问诊。由于美国价值医疗要求医院有效控制医疗质量，否则将面临来自支付方的处罚。因此，美国的医院都在开发和使用自己的APP，去为病人提供延伸的护理和问诊服务，以防止出现再入院率的升高。虽然面向每一个病人的频率也并不高，但医院和病人都有很高的动力去提升健康水平，这才推动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当然，支付方推动的价值医疗引发了市场更重视医疗质量，推升了互联网的工具价值，自然也就需要将互联网医疗纳入报销，这推动了医疗机构更多的采用互联网工具。所以，互联网医疗的瓶颈在于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性，而不是高频和低频的问题。用户问诊的需求其实是非常明确且有固定指向的，而且中国问诊的可及性非常强，价格很低，不存在国外可及性差和价格高的问题。因此，也就不需要互联网来推动可及性和降低成本。对院外的护理和问诊需求，互联网服务具备明确的价值，尤其对出院病人，这也是美国互联网医疗最主要发展的市场。不过这一市场主要是医院和保险公司在推动和发展，很难切分成独立的市场，外部公司更多提供的是技术辅助。而且，中国还未推动价值医疗，未来还要等待支付方的政策，目前的发展只是为即将到来的市场变革做准备，院外市场还不具备大发展的前提。因此，互联网工具主要是为医疗机构和病人创造价值，低频不是发展的阻碍，其聚焦点不在于简单的咨询和问诊，而在于通过互联网来推动医疗机构去提升医疗质量和效率，以更好的满足支付方的监管要求。Latitude

对于原先纯粹的线下服务，线上服务既有存量转化也有新增量。对那些习惯于线下消费的人群，线上服务更多的是存量转化，用户认可线上到线下的服务，通过线上进行预订、支付和上门服务等满足在线下消费行为的便捷性和价格优势。互联网的增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持续涌入的新客户，这些新客户一开始的消费习惯就是直接在线上采购服务而不是从线下转化而来。但随着互联网人口红利的消失，来自这部分的增量日趋减少。第二，由于线上服务的便捷性，刺激了用户的消费欲望，增加了比原先只进行线下消费更多的购买行为，这成为了互联网真正的增量。不过，医疗服务有其自身的特性，不适合采用其他消费类行业的分析框架。正如我们在《创新陷阱：医疗投资的挑战》一书中所强调的，医疗投资有三个陷阱：第一，医疗行业无法被创造需求，最迫切的需求也是风险最高的需求，而且无法通过创造新需求来获得快速增量。第二，医疗服务方处于认知上的绝对优势，消费者本身非常被动，常规的获取客户的办法在医疗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无法绕过服务的强势方，因此不能以通常行业的成本收益来考量医疗行业。第三，因为要改变人性非常难，创造忠诚用户几乎不可能，留存客户尤其是长期留存的难度很大，成本也很高。因此，互联网医疗本质上只能是医疗的互联网化而不可能是以互联网的属性去改变医疗需求的行为。由于需求无法被创造且留存客户主要依靠技术能力而非服务品质，互联网医疗高度受制于服务提供方的技术能力和基于其上的品牌。这也决定了互联网医疗的增长主要来自现有需求的存量转化，而非可由互联网渠道单独创造的需求。进一步来说，由于服务提供方的技术能力需要在医院进行长时间的培养，不可能批量化复制，这导致服务供给的有限性，最终引发市场需求向具备优质技术能力的服务方聚集。另一方面，中国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而他们才是用户流量聚集的核心，这导致互联网医疗无法绕开强势服务方。在一个供小于求的行业，在供给有限且集中的情况下，互联网无法导流，其本身产生的流量也就缺乏价值，这也是手握流量的互联网巨头始终在医疗领域无法突破的原因。因此，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长期找不到商业模式的原因也在这里，强势服务方不需要引流，弱势服务方引流也产生不了回报（消费医疗等非刚需性医疗服务不在讨论范围内）。在这样的市场下引入互联网进入医疗服务，只可能让强势服务方强化其用户粘性并从其他弱势服务方手中争抢病人。随着医保将互联网医疗纳入报销，特别是监管的要求是线上和线下一致，两者共享医保额度。支付方将进一步推动医疗服务需求向线下服务方汇聚，原先偶发的在其他非医疗机构支撑的独立平台进行的问诊和购药行为也将逐渐缩减，向医疗机构集中。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所有医疗机构都将得益，但将引发现有存量的重新分配，强势服务方将获取增量，弱势服务方将失去存量。这与持续的医疗机构服务流量趋势将是一致的，大型公立医院将获得更多的病人和流量，而中小型机构则将持续重组，市场的区域寡头化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合并与联合将是未来长期的趋势。如果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几年医疗机构的发展趋势，对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将有一个更明确的趋势。从机构数量来看，目前只有500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仍然持续增长，其他机构持续缩减。800床以上公立医院数量从2010年的707家增长到2018年的1757家，近年来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是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中增长最快的，从高峰时段13%下降到6%。而从服务量来看，2018年，三级医院的门诊量达到18.5亿人次，同比增长7%，增速超过了2017年。三级医院的诊疗人次占所有医院门诊量的51.8%，占比比2017年进一步提升了1.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18年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的门诊诊疗人次增速都只有1%，基层则相比之下整体下跌了额0.5%。入院人数上的趋势更明显，2018年，三级医院入院人数为9292万人，同比增长11%，超过2017年9%的增速。三级医院的入院人数占所有医院入院人数的46%，占比较2017年进一步上升了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二级医院的入院人数2017年增长只有2%，一级医院只有3%，而基层更是下跌了1.7%。如果从市场占有率来看，三级医院占整体医疗服务收入的比例已经从2014年的52%上升到2018年的55%，随着市场集中趋势持续，三级医院的市占率达到并超越60%并不会很遥远。因此，在这样一个市场上拓展互联网医疗，只能去顺应线下医疗机构发展趋势而不是相反。大型优质医疗机构将不仅获得存量，也将从其他医疗机构获得增量。而互联网公司仍然只能在外围的非医疗领域发力，甚至将现有的部分散发需求拱手让出，既无法收割存量，也无法获得增量。Latitude

在医保为主的支付模式改革全面推进下，尤其是药品集采和多元支付模式改革双管齐下，医疗机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在压力下的转型则是医疗服务方不得不做出的抉择。按照原先粗放管理模式运营的医院将重新审视可运用的工具和路径，有助于其维持并做大现有体量的路径将受到重视，在这其中，互联网医疗的价值将凸显，这也将推动医院逐步蚕食现有市场，推动第三方平台公司的全面转型。首先，从药品集采来看，药价下降推动医院服务模式转型，改变以药养医，转向依靠检查和住院。医保支付价是集采的主要目标，随着医保支付价的逐步推出，无论是否是集采药品，同一通用名下的药品都将是统一的医保支付价格。在药价下跌之后，医院和医生在药品上的利益可能会转向中成药和其他创新药，但日常用量较大的还是化药为主，这导致医院将更为倚重治疗和服务。其次，随着以DRG为主的多元支付模式改革推开之后，医院的平均住院日和单个住院病例所获取的平均收入将出现持续下降，而为了维持营收不缩水，必须加大病人数量的获取，以减少床位空置率。从上述两点来看，医院在门诊上更依赖于检查，在住院上更依赖于手术来获取收益，而这些都需要持续的扩张流量来转化。在过去的5年里，伴随着医联体和医共体的落地，不同医院之间的联合有松散也有紧密。但确实是在支付改革到来之前，为医院尤其是大医院打好了基础。不过，随着医院联合的进程逐渐进入尾声，医院对病人的获取已经进入新阶段，主要是挖掘现有联合体内的潜力和持续向周边进行扩张。在这样的市场现状下，互联网医疗的价值凸显了出来。虽然在过去的6年，互联网医疗并没有创造出真正的商业模式，但其作为工具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在医保未将互联网医疗纳入报销之前，也有部分医院在互联网上进行拓展，但效果大都并不理想。这一方面是线下医院并不将其作为重点，在线下病人都人满为患的现状下，线上的投入不太能体现出很好的回报。另一方面，由于线上无法报销，即使将病人导入，留存的可能性也不大。但随着医保将互联网医疗纳入，医院可以通过互联网去扩大病人来源。当然，第一步是将医联体和医共体内的下级医院用互联网连接起来。之前只有一些较为弱势的二三级医院开展过这些服务，更多的只是尝试，并没有全面的展开。一旦大医院开始推动，未来市场将迎来较大变革，互联网将是这一进程的助推器。当然，公立医疗体系的服务意识不强，这制约了客户满意度。但中国病人更在乎的是医生的技术能力而不是服务能力，具有最优质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仍然是具备足够的优势。而且，随着医疗支付的改变，价值和效率将成为核心考虑，医院将有动力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工具来加强与病人的互动，提高治疗效果并控制成本。最后，DRG的支付模式一旦开始全面试点并逐步推开，住院费用向门诊转移将成为常态，互联网也将成为承载这一转移的工具。DRG实施之后，由于打包定额支付，单个病例的均次费用将出现下降，为了满足固定额度的要求，医院会将住院费用向院前和院后转移，尤其是将入院前检查转移到门诊，出院后门诊也将出现明显抬升。由于住院时长明显缩短，部分原本发生在住院后期的费用会转移到门诊，比如部分药物和检查。由于出院时间比原先提前，医院会加强对病人的随访，病人也有明确问诊需求，通过互联网问诊并开具药品和检查单，免去排队付费、检查和取药等诸多手续。而且，借助互联网手段，即使病人完全康复之后，定期的随访和问诊和配药等需求也将更容易与医院互动。因此，获取更多病人和转移费用将是医院利用互联网工具的主要目标，而这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保证医院收入不下降并能持续扩张。只有获取更多病人才能保证医院营收上升，只有将住院费用向门诊转移才能保证医院在单个病例的收入下降幅度减缓。至于互联网医疗本身是否能盈利并不重要，只要能有效实施上述目标，医院尤其是那些大体量医院能由此获得的营收将远大于实际的投入。随着医院将病人越来越多的聚拢在自身的平台上，独立第三方的发展将日渐聚焦在非医疗领域，只能在医疗外围发展满足用户的简单咨询和问诊的诉求，成为基层医疗机构的辅助角色。由于只能靠卖产品获取收入，其自身规模的增长取决于保健品等非药产品的销售，最终成为大健康产品的线上渠道之一。Latitude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随着支付方加速将线上复诊和配药纳入支付范围，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主体正从传统的社会资本向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医疗机构转移。与这一转移相一致的是，医院将借此强化其地位和势能，进而助推自身新一轮的扩容。医保提速将互联网医疗纳入支付之后，中国的医院正迎来互联网医院建设的高潮。这一方面是源于疫情带来的影响，医院不得不加快互联网工具的开拓，另一方面，医保将在线支付的纳入也让公立医院第一次真正有动力去拥抱互联网。虽然公立医院一直有通过互联网扩大病人来源的需求，但互联网医疗没有纳入医保前，病人很难导入，也无法依靠互联网去拉新和留客，医院对互联网的投入产出比很低。随着支付方的导流，互联网医疗有望成为医院发展的新渠道。由于目前互联网医疗只能接受复诊，因此更多解决的是慢病人群的开药问题，这使得医院药房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因为处方是从医院流出，医院自身又有能力完成从处方开具到对处方的审核、调配与核对，再到药品配送的全链条服务。医院药房从原来仅对院内服务一跃而成为一个地区的中心药房，这强化了医院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力。由于医疗服务主要是区域性的，扩大医院服务半径是更为有价值的拓展策略，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去网上拓展根本不会来自己医院的病人。因此，线上和线下一体化的医疗服务将牢牢抓住周边的需求，慢病人群的触达和获取也将比原先更顺畅。事实上，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尤其在处方管理上，政策也支持由医院来主导。根据2月26日由卫健委等多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的意见》，明确提到了互联网医疗的药学服务要以实体医疗机构内的医师为主体。（十）规范“互联网+药学服务”。在开展互联网诊疗或远程医疗服务过程中，要以实体医疗机构内的药师为主体，积极提供在线药学咨询、指导患者合理用药、用药知识宣教等“互联网+药学服务”。规范电子处方在互联网流转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的管理，电子处方审核、调配、核对人员必须采取电子签名或信息系统留痕的方式，确保信息可追溯。探索医疗卫生机构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强化电子处方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不断完善监管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区域药事管理或处方审核平台，提升处方调配事中事后监管水平。这里虽然也强调了院内处方和药品零售信息互联互通，但正如线下处方难以外流一样，线上处方的外流一样难以打开缺口。医院只有在为了满足药占比等考核指标的前提下，才会让很多高价自费药的处方流出，这也是原先互联网医疗和院边店生存的主要来源。而且电子处方的监管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线上的监管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线下来。在很多药店药师配备不齐的现状下，医院满足合规的可能性更高，监管能力也更强。当然，随着集采的推进和药价的进一步下降，尤其是慢病用药的价格持续下降，医疗机构在药品上未来获利的空间并不大。但与纯粹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依靠药品作为主营不同，药品利益本身不是医院拓展互联网医疗的主要目标。在面临支付方的持续压力下，线下医疗机构尤其是大中型医院需要持续并加大获取病人，以对冲未来单个病人收入下降所引发的营收全面下滑。门诊和入院数量是未来医院竞争的核心目标。因此，以本地化为主的医疗服务需要的是持续扩大服务半径以吸引更多病人，互联网工具的使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医院的逐渐入场，如果借助医联体和医共体的连接模式，医院通过互联网将触角直接伸向周边社区卫生机构。这将扩大辐射能力，更快速高效的从基层虹吸病人。当然，医院也会和药店进行合作，但药店不是诊疗机构，且药品销售是其唯一目标，给医院导流的能力和可能性并不高。特别是在药品利益还没有完全从医疗服务分离出来之前，医院和药店之间仍然存在利益冲突，合作的前景并不明朗。总之，公立医院开设互联网医院将大大增强自身的能力和规模。首先，互联网医院禁止网上初诊，这对拥有庞大下级医院的医联体尤其具备优势，病人只需在基层挂号初诊后即可使用互联网医院服务。这对拥有医联体的三甲医院尤其有利。其次，在药品利益受限后，特别是在点数法和单病种付费逐步推广后，公立医院更倚重住院量，而这需要用户数量的增长和转化。互联网医院作为一种可能的途径受到公立医院的日益重视。最后，随着部分医共体试点地区将基层的医保总额和药品采购大权全部收入医共体之内，医共体的药品利益与自身的医保总额紧密相关，绝不容许将这些利益让渡给第三方。因此，随着公立医疗机构涌入，互联网医疗将获得一轮较大的发展，但更多的体现在医疗机构的工具性上，而非第三方服务的市场规模。在一个以公立医疗机构和国家医保为主的市场，这也凸显了医疗服务商业化的内在困境。Latitude

受制于中国医疗体系的复杂性和支付方的单一，互联网医疗面临很大的发展困境。除了一些拥有较好资源或已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公司，其他依靠资本在短期内堆砌出来的公司都面临较大的挑战。

《意见》对推动互联网和医疗服务结合有着促进的作用，但如果结合医疗服务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医院貌似获得了政策的推动，但实则对于自身不拥有医疗机构的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来说，政策带来的是实质性的利空。

总之，在没有支付方重塑服务链条之前，任何的创新只是一种割裂的医疗服务，不仅无法打开医疗服务市场，还将加剧这种割裂的状态。如果医疗投资者无法认识到市场的割裂性，其在新型医疗领域的投资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Health的测算，互联网医院的问诊市场规模在2020年只能达到27.3亿元，其中服务收入和药品收入的市场规模分别为4.8亿元和22.4亿元。（参见报告《远程医疗：价值、挑战和市场机会》）

因此，家庭医生的落实将取决于支付政策以及标准化流程的设计。在这一系列标准缺失或模糊的情况下，很难将家庭医生体系完整地搭建起来并建立合适的支付制度。

总体来看，民营医院需要从原先的依赖产品获利的模式中退出，而向更多依赖服务的专科和营收模式发展，同时要注意与公立医疗体系错位竞争，获得自身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

此外，还有27%的用户表示不确定能不能接受未来自己去住养老机构，但可以考虑。其中包括12%的用户表示身体不好的话可以考虑，15%的用户表示要看具体情况。只有14%的用户明确表示不愿意。

不过，从实践来看，中国的药店在产品的服务能力提升上才刚起步，仍需进一步观察其实际发展。现有的靠大量增加品类来强推非药品销售并不见得就一定能快速发展。

Health的亏损增长和用户数增长之间的关联则证明如果仅依靠技术是无法真正解决用户的逆选择问题导致的高额医疗赔付率。而这一点也在2017年5月宣布关闭的Har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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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虽然处方外流在未来的3-5年无法成为市场大趋势，但小规模的探索和在部分地区的发展仍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一旦政策取得巨大的突破，市场可以从之前的发展雏形中找到部分可拓展的经验。

因此，在医改对公立医院的压力日益加大之后，互联网医院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仍是医院扩张的工具，而非控费或优化医疗资源的工具。与民营医疗一样，互联网医院在未来将受到市场持续的挤压。

嫁接健康管理服务是互联网渠道在健康保险衍生服务创新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事实上，这种嫁接由于互联网销售模式本身的缺陷很难实现。

渠道：经纪公司和企业服务公司将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渠道。这些公司有大量的企业客户，有可能为企业客户提供员工福利的方案，或者经办企业员工薪酬、税务或体检服务，将有可能成为拓展团险的一个枢纽。

Health的测算，互联网医院的问诊市场规模在2020年只能达到27.3亿元，其中服务收入和药品收入的市场规模分别为4.8亿元和22.4亿元。（参见报告《远程医疗：价值、挑战和市场机会》）

基础医疗市场趋势：探讨并深入分析基础医疗发展的趋势，包括熟人模式、零售化、成本控制对基础医疗机构服务模式的影响，以及商业支付方介入对基础医疗的影响等。

在老龄化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迎来快速扩容。但中国的养老市场有着自身的特点，无法照搬国外的模式来直接运行，如何在中短期内找到符合市场需求的养老发展模式才是市场参与者的重中之重。

3:30-5:00价格：5000/人（参会者均可获得基础医疗报告一份，已购买报告者免费）报名：微信留言或直接发邮件至info@cunfuriji.com支付：微店或直接支付公司账户

基础医疗市场趋势：探讨并深入分析基础医疗发展的趋势，包括熟人模式、零售化、成本控制对基础医疗机构服务模式的影响，以及商业支付方介入对基础医疗的影响等。5、

基础医疗市场趋势：探讨并深入分析基础医疗发展的趋势，包括熟人模式、零售化、成本控制对基础医疗机构服务模式的影响，以及商业支付方介入对基础医疗的影响等。

因此，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正在收缩针对大众的服务，转而面向直接能降低医疗成本并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的项目。比如，今年3月，凯撒等机构共同投资了7000万美元给帮助医疗机构降低医疗支出浪费的公司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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