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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松:日本“沉没”,日本的“末日方舟”
诺亚以前我经常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两类银行,一类是经营纸币的商业银行,还有一类就是实现公平的“房地产银行”。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也为了促进消费支出并推动经济发展,当今时代的商业银行基本都不会为储户提供实际正收益,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扩大通胀率与存款利率之差,目的是实现更多的铸币税,这是盘剥储户的过程,为银行业自己也为既得利益服务,这其中的手段包括在通胀率的数据中不断注水、即不断调整计算通胀的一篮子商品权重,不断压低存款利率,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割韭菜。此时,有一间“银行”就会发生作用,体现自己的“公正廉明”,为投资者提供最公平的服务,那就是需求有保证的城市的楼市。对于包括人在内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房屋和土地可以自由交易的经济体来说,当一个城市的房地产需求有保证时,如果投资这个城市的楼市无法实现正收益,同时也得不到对投资风险的合理补偿,资本就会去购买黄金或一些国家的国债进行无风险避险,然后,投资的减少就会导致房屋供给的减少,由于需求是有保证的,此时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然后就会刺激房价和租金价格的上升,让房地产的投资活动回归正收益。这间“银行”公正廉明,童叟无欺。对于上述原理以前还都是纸上谈兵,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看看这间“银行”是如何运营的。安倍晋三从2012年底开始第二次执政,他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号称是安倍经济学,其核心就是由日本央行无限量放水,进而通过日元贬值将日本从通缩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希望以此刺激出口、投资和消费,安倍当时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以前在这里说过,基于欧亚大陆的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欧亚国家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实现充分的下沉,源于欧亚国家是基于大陆文化构建起来的国家,每个国家实施的都是自上而下进行控制,政府只有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才能维持社会的运转;欧亚大陆上的几乎每个国家都与周边国家具有领土纠纷,地缘局势随时可能恶化,这就要求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以应对随时爆发的地缘局势;有些社会贪污腐败根深蒂固,社会财富天然就是上行的,既然这些社会的社会资源无法充分下沉,就无法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体现为生产强、需求弱,此时就必须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要提升出口的竞争力,汇率就是最核心的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就看到东亚国家在经济腾飞时期,汇率都出现了快速贬值。战前,日元兑美元大约2:1,战后快速贬值到了360:1,贬值幅度高达约180倍,这为日本战后的经济复兴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战后韩国开始发行韩元,当时韩元与美元的汇率是15:1,到朝鲜战争结束时就贬值到了6000韩元兑1美元,1953年2月韩国按照100:1进行换币,1962年韩国再次按照10:1进行换币,换币之后的新韩元就是目前流通的韩元,目前韩元兑美元的汇率是1350:1左右,与战后最初发行的韩元相比已经贬值了两万三千多倍。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约为1.61:1,到1994年贬值到了8.7:1,贬值的幅度也很大。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来说,货币是经济发展的工具,汇率贬值有利于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因此,安倍经济学就是希望重走战后日本和东亚的经济复兴之路,希望通过无限量印钞推动货币贬值来进而驱动日本的经济复苏,这种思路与亚洲的政治模式和经济特征相契合从下图可以看到,自从安倍第二次执政开始,日本对美元的汇率就从75.56:1的最高点开始下跌。这时,日本东京房地产银行开始“营业”:第一,日本是包括人在内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国家,土地和房屋是可以自由交易的,这是基础性条件,如果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房屋和土地的买卖受到制约,这间“房地产银行”就无法正常营业;第二,日元开始贬值,而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是进行货币贬值的标准手段,说明日本开始割韭菜;第三,日本社会已经严重老龄化,人口总数在不断萎缩,但日本东京都地区的人口却稳定流入,东京的房屋需求有保证。东京聚集了日本41.8%的银行、76.5%的外资企业、17.8%的大学和17.7%的研究机构,目前的人口约3800万,是全球第一大都市。在最近的75年里,东京有74年实现了人口的净流入,2015-2020年间东京都的人口增长率居然达到了4.1%,这就让东京的房地产有源源不断的新增需求。下图是东京房价走势图,2012年的均价是548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