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汾阳新芦家街明清酿酒作坊遗址汾阳新芦家街酿酒作坊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汾阳市杏花村镇东堡村西北，南距汾酒老作坊博物馆240米。2023年6-11月，为配合新芦家街建设项目，受省文物局委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吕梁市文物调查考古勘探队、汾阳市文物局，对用地范围内勘探发现的墓葬、灰坑等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图一

忻州忻府区河习头明代墓葬2023年7月-12月，为配合国道108线忻州市境内砂河至石岭关段改线工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忻府区段所涉遗存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龙山及战国遗址2处，汉、唐、金元及明清墓葬66座，其中在忻府区河习头村西台地上发现一处保存完好的明代纪年砖室墓。图一

——案边脞语之六十停在西阴——中国人的第一次独立考古发掘快讯｜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西运城隆重召开！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三）｜

陶寺村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处，隶属于陶寺乡。陶寺北墓地位于陶寺村北，因盗墓被发现。（图一）东南距塔儿山主峰约10公里，地势大致呈东南向西北倾斜，西南距著名的陶寺遗址约3公里，南邻陶寺村；北部地势逐渐降低，和王云村相接；东部是沟谷，最宽处近百米，原有河流，当地人称北河，现在河床被开垦为农田；西部有一条南北向的沟谷，宽约30余米，20世纪70年代尚有泉水涌出，现在泉已干涸，沟谷以西是临汾至襄汾县道。墓地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在24万平方米左右。（图二）中心点坐标N35°54′13.4″，E111°30′08.3″，高程510米。2014年至2015年初步探明墓葬1283座，从墓葬分布情况来看，应该有统一的规划，大型墓葬通常沿西北—东南主线排列，中小型墓葬集中散布于大墓周围，墓地中部墓葬密集。墓葬由早到晚从西北向东南排列，西北部某些墓葬年代较早，属两周之际，东南部已至战国时期，墓地延续约500年。春秋时属晋，战国属魏。图一

垣曲中条山金属集团金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新城镇东峰山村,东邻中条北街，南近七一路，北依中条山，西靠亳清河（图一）。2019年6月，因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社区环境管网改造施工而发现，随即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时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市、县文物部门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编号为2019YDM1，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图一

2023年2月27日，由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晚报社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在太原召开。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文物保护利用处四级调研员任海云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常怀颖副研究员，中国国家博物馆冯峰研究员，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薛新明研究员作为特邀专家参加。参加论坛的还有山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媒体记者，入围项目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论坛采取学术汇报的形式，由特邀专家主持和点评，项目负责人进行直播汇报，并对线下和线上观众的问题进行回答。山西省考古学会秘书长刘岩主持本次论坛。山西省考古学会秘书长

2015年5月，接到群众报告，在山西省大同市城南仝家湾村富乔垃圾发电厂院内发现一座古代墓葬（图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发现墓葬破坏严重，墓室基本无存。根据迹象推测，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坐北朝南，墓内仅余39块石椁及内部石棺床残件，未见其他随葬品。经过清洗、修复，可将这些残件拼合成一座基本完整的石椁，尤为可贵的是，这座石椁的四壁及顶部皆绘有佛教题材壁画，并残存彩绘。与石椁一同出土的还有1件北魏皇兴三年（469年）纪年墓碑。现将石椁与墓碑情况简报如下。

H111中部分碎粒状的炉渣设炉渣总质量为Slag总，炉渣含铜率为Slag铜，铜损率为Cu损，则推出产铜量关系式为：产铜量≈总铜量-铜损量=Slag总Slag铜/Cu损-Slag总Slag铜。

上郭古城和邱家庄墓群，位于山西省闻喜县城东南，涑水河在其西部，上世纪70年代起，在邱家庄、上郭村一带的鸣条岗上，考古工作者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出土“荀侯”匜、“贾子”匜、“刖人守囿”挽车等珍贵文物。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至今持续开展的考古工作，对晋文化深入研究意义重大。2018、2019年清理邱家庄M5001，2020年调查发现上郭古城的形状、面积，2021年配合山西省文物局首届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的举办，发掘位于古城西北角面积250平方米的居址区，发现了仰韶和周代两个时期的遗存，特别是出土春秋早期60多块陶范及铜炼渣、雕刻刀具和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表明这是一处两周时期包含有城址及墓地的大型遗址群。1Part.1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今年3月23日至6月23日，举办了第二届2022年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来自全省各地市及省直文博系统单位的18位学员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发掘地点选在紧邻2021年探方之西、之北，发掘500平方米，发现了各类遗迹现象有灰沟2条、灰坑56座（包括仰韶时代的7座房址）、灶址2个，出土陶范1044、陶器183、玉器14、石器157、骨器123、小铜器4、铜炼渣7、贝类46、铁器2、蛋壳4、果核1件，共计1585件。这次发掘，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实现了田野考古学习、发掘出土文物的双丰收。本届培训班秉承开放式的教学理念，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白天“黄埔军校”，学员们在工地认真发掘（图一）；晚上“稷下学宫”，学习考古学理论知识，由老师授课30次，学员自主讲课18次；还组织学员外出参观、考察附近的23处博物馆、大型遗址、考古工地、革命旧址，通过“学、研、践”相结合的方式最大程度提高了学员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也充实了省、市、县的田野考古力量，这是山西省文物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的关键行动之一，也是推进山西省考古文博事业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这次发掘进一步确定了上郭遗址主要有两个时期，即仰韶时代中晚期和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图一

9件。器形、纹饰、铸法近同。圆管，器身较短，中部较粗，两端平齐，呈梭形。素面。双合范铸造。标本M2055：69-1，一端口部有磨损。长2.8、两端径1、中间径1.4厘米。重8.8克（图版八，12）。

作为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云冈石窟为世界留下了精湛的艺术宝藏也为后人保存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云冈学在对云冈石窟保护与研究中发展起来《文物季刊》2022年第2期以“云冈学”为主题展现云冈学最新研究成果传承保护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丨书籍简介丨主管山西省文物局主办山西博物院协办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编张元成出版日期2022年6月丨

墓口开于耕土层下，距地表0.3米，方向50°。长方形竖穴，口底同大，长2.1、宽1.8、深0.4米。墓壁较直，壁面不甚平整，墓底平坦。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土，质地松软，未见包含物。

带着晋文化特征的大型墓葬接近一方诸侯的高等级贵族是姬姓封国？是古黎国？本期推荐书目《长子西南呈西周墓地》书籍简介编著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长子县文物旅游发展中心

垣曲北白鹅墓地2020年度揭露遗迹图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北白鹅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据发掘者介绍，9座墓葬的年代都在春秋早期。其中，M5出土带有“太保”“匽仲”铭文的青铜器共13件，包括鼎7件、鬲2件、盨2件、匜1件、盘1件。发掘者认为，“召公奭死后，其次子继任周室太保，以后其子孙遂世世为王室公卿，并食采于召邑。……该墓有铭铜器的出土，显示M5墓主是春秋早期邵原采邑的一代采邑主，即太保燕仲，北白鹅墓地可能即是燕仲家族的墓地。”可见，发掘者的看法认为“太保匽仲”是一个具体的人，并且是M5的墓主人，“太保”是从西周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召公及后代的职官名，到了春秋时期，匽仲担任“太保”一职，故称“太保匽仲”或“匽仲太保”。此观点值得继续讨论，而要想对北白鹅墓地出土的“太保”有正确的认识，还是应该对“太保”在金文中的用法加深认识。笔者不惴浅陋，略陈己见，请方家指正。一、北白鹅墓地“太保”为族名相关铭文中以“匽仲”“太保”连用居多，以M5:20匽仲鼎为例，铭文曰：“太保匽（燕）仲作尊鼎，用享用孝于其皇祖考，用祈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图一）图一

垣曲北白鹅墓地位置图北白鹅墓地位于山西省垣曲县北白鹅村东，北依王屋山，南望黄河，因被盗掘而发现。2020年4月至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垣曲文物旅游局对北白鹅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西周至春秋之际大中型墓葬9座，出土铜、陶、玉、漆木、骨、石器等文物数百件。据已披露和刊出资料可见一些新的信息，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本文先对已刊出的3件有铭青铜器的年代作具体讨论，并就北白鹅墓地性质以及两周之际青铜器断代作进一步探讨。一已刊出3件带铭文铜器，其中M3出土有铜簋与方甗，M5出土铜鼎。M3:10匽姬甗方甗（M3:10）:为甑、鬲部分体式。甑体侈口，斜腹，平底。沿下两侧上腹有附耳，底有“一”字形箅孔33个。鬲部为短斜领，侈口，袋腹较鼓，弧裆，四足较矮，底为蹄形。袋腹上部也有一对附耳。甑腹部有纹饰，分三段，上为窃曲纹，较窄；中为波带纹，较宽；下为重鳞纹（或称重环纹），大小相间，较窄；附耳的内外两侧也为大小相间的重鳞纹。鬲部素面。甑近口沿处后腹内壁铸有铭文3行11字:“虢季为匽姬媵甗，永宝用享”。可知是虢季为匽（燕）姬做的媵器。M3:10匽姬甗铭文M3:21夺簋带盖簋4件，大小、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其中除了1件盖不见铭文，其他3件盖上有铭文。其中簋M3:21与盖M3:35相配，盖M3:35的盖面微弧起，边沿近直下折，中间有捉手，近喇叭形。盖面近里两道瓦纹，外面一周窃曲纹，以2个出脊兽面纹分为两部分。簋M3:21为敛口，鼓腹微下垂，底近平，下接圈足，较矮，下口出沿。腹接一对半环形耳，上为兽首，下有垂珥。圈足下附三个扁支足。器体上腹饰一周窃曲纹带，较窄，中、下腹有六道瓦纹，圈足部一周斜三角云纹，以出脊兽面纹和耳部兽头为界分为四组。盖内铸有铭文12行94字（含重文2字）:“唯正月初吉，王才（在）成周。庚午（格）于大室，井叔内（入）右夺即立。王乎（呼）内史微册令（命）夺曰:令（命）女（汝）（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易（赐）女（汝）赤巿、䜌（銮）旂，用事。夺（拜）䭫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令（命），用乍（作）朕皇且（祖）中氏、朕文考（釐）孟宝尊簋。夺其万年眉寿永用，子子孙孙宝。”器内铸有铭文10列94字（含重文2字），内容与M3:35簋盖相同，唯行款与字体略有差异。M3:21夺簋M5:20铜鼎铜鼎M5:20，浅盆形，上腹带一对附耳，蹄形足。上腹饰一周窃曲纹，中下腹饰三层重鳞纹。有铭文，作器者为太保匽（燕）仲。M5:20铜鼎铭文此外，M5出土铜簋的铭文有“匽大子作彝簋”，M6的铜盨铭文有“太保匽中”、铜簋铭文有“中大父”。其他还有带“匽太子”、“华”的有铭青铜器。发掘者刊发的有关文中，从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组合以及铜器的制作工艺、器物形制和纹饰等方面分析，还与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和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地出土青铜器比较，推断其时代应为春秋早期。认为M3出土的虢季方甗整体器型较虢国和晋国铜甗稍矮，鬲部更加明显，纹饰布局大致相同，但趋于简化，相比之下，芮国M28铜方甗器身整体更矮，纹饰更加简化，因而认为北白鹅M3铜甗的时代应略晚于虢国和晋国墓地、稍早于芮国墓地M28，时代为春秋早期。也有学者对墓地出土的有关青铜器作了讨论。由于该墓地还在发掘，刊布资料有限，无法全面讨论。其中夺簋的时代，研究者普遍认为是西周晚期的。关于虢季方甗，发掘者认为是春秋早期的，但笔者认为年代不会晚到春秋，应该是西周晚期的。太保匽（燕）仲鼎的年代也需要讨论。下面作具体分析。北白鹅虢季方甗的年代需要特别关注。虢季方甗（M3:10）为虢季所做，自然首先联想到上村岭的M2001等。还有研究文中提及，虢季方甗不仅与上村岭虢国墓地、而且也与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梁带村芮国墓等所出相似。如果对西周晚期前后的方甗作类型分析，可见虢季方甗的在方甗演变序列中相对位置。比它早的是上村岭的虢仲方甗M2009:499、519、北赵晋侯墓地叔钊父方甗（M64:120)，鬲部裆高、足较高；相同或相似的是上村岭小子吉父方甗（M2001:65）、方甗M2011:166、梁带村M27:1022、M26:156，裆近平，足变矮，纹饰及布局也相同或相似；再晚的是梁带村芮国M28:100，足矮。由于涉及的梁带村芮国墓被定为春秋早期，虢国墓M2009、M2001的年代，除了西周晚期说，也有春秋早期说，没有定论，认识有明显分歧。这牵涉到两周前后青铜器的断代问题。那么，北白鹅虢季方甗的年代定性需要对有关单位及出土青铜器的综合分析来推定。下面先就涉及的上村岭、北赵以及有关传世青铜器作讨论，对虢国大墓年代进行定性，然后讨论北白鹅有关青铜器的年代。西周晚期前后的方甗晋侯墓地叔钊父方甗北白鹅虢季方甗（M3:10）为虢季氏所做，形态又与上村岭大墓M2001出土的小子吉父方甗（M2001:65）非常相似，两器的年代应该接近。上村岭虢国公族墓地中，M2001为其中的国君级大墓之一，出土文物多，年代一致。在随葬的41件有铭实用铜礼乐器中，有40件的作器者为虢季，可知M2001墓主人为虢季无疑，为虢国一代国君。除了上述有关虢季器，在上村岭M1631还出土虢季氏子鬲，传世有虢文公子鼎3、虢文公子鬲1，其中鬲与M1631所出相同，鼎与M2001出的一组7件几乎无别；另有梁带村M18出土虢季鼎1件，与前举鼎也非常相似。虢季氏子无疑就是虢文公，即上村岭M2001的墓主。传世文献所见，虢文公为周宣王时重臣，为朝中卿士，《国语·周语》:“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传世文献所见虢文公之后有虢石父，为周幽王时卿士。虢文公生活的时代不可能晚到周幽王之后的春秋早期，他的青铜器自然不会晚到春秋早期，而是在周宣王时期。虢文公就是北白鹅虢季方甗（M3:10）的作器者，虢季方甗只能是西周晚期、宣王时期的。但也有观点认为上村岭M2001等的时代晚到春秋早期，依据除了对西周末年的形势的讨论，还有器物的形态、装饰方面。断代的直接依据应该是年代明确的器物，但这方面由于长期没有标准器，对两周之际器物的断代，研究者的认识多有差异。现在结合北赵晋侯墓地等这样一些墓葬以及出土青铜器的时代和序列相对明确的新材料，细加考索，可对有关器物断代作比较精准的把握。首先看方壶。上村岭M2001出土青铜器时代一致。出土方壶一对（M2001:90、92），方唇，颈长，微内曲，垂腹，平底，圈足较高；带盖，捉手部较高，颈部附一对龙首耳，长鼻前出，龙舌下衔一圆形扁体环。这类壶也有明确的演变序列。相比之下，M2001的两件方壶形态与上村岭M2012:25、北赵晋侯墓地M64:103最相似，比扶齐家方壶略晚，但比北赵晋侯墓方壶M93:31及同组的M102:22略早（M93组方壶腹部内收的位置更低），也明显早于梁带村大墓出土的方壶M27:1001。其中晋侯墓葬M93:31有铭文，器主为叔家父，即《史记·晋世家》的殇叔。他为晋穆侯之弟，代穆侯自立,穆侯的太子仇出奔。四年后，太子仇袭杀殇叔，即位为文侯。叔家父死于西周(公元前781年），壶的制作当在此之前，即为宣王时。上村岭M2001方壶再来看同时期的其他青铜器及其主要装饰风格方面的证据。北白鹅虢季方甗，甑腹上部为窃曲纹，中为波带纹，下为重鳞纹（或称重环纹）、大小相间，附耳的内外两侧也为大小相间的重鳞纹。其中窃曲纹、波带纹跨两周之际，总的来说，偏早的纹饰规整，偏晚的制作草率，不好遽断哪种一定是西周晚期的，哪种一定是春秋早期的。但以重鳞纹为主体纹饰的一些青铜器的时代相对明确。这里结合有纪年铭文、大小相间的重鳞纹以及其他纹饰，对西周晚期青铜器鼎排序，可见史頙鼎与史伯硕父鼎（有王六年纪年）、毛公鼎的形态相同，腹较深，史頙鼎与毛公鼎的纹饰全同，时代应为同一段；之后是晋侯苏鼎（M8:28），腹明显变浅；再后是姬鼎、善夫山鼎（有王三十七年纪年）、善夫伯辛父鼎；最后是虢文公子鼎与逨鼎（有王四十三年纪年），鼎腹更浅。上举诸器铭文中纪年之王都为周宣王。此外，还有师酉簋（宣王元年）、牧簋（宣王元年）、比盨（宣王二十五年）、㝨盘（宣王二十八年）、比鼎（宣王三十一年）等以及其他一些没有纪年铭文、但都是大小相间的重鳞纹为主体纹饰的青铜器。西周晚期青铜器鼎排序的序列中，虢文公子鼎的主体纹饰上为窃曲纹，下为波带纹，腹部纹饰比较整齐，耳上为大小相间的重鳞纹，形态略早于逨鼎；逨鼎为宣王四十三年器，虢文公子鼎的年代自然在此前，是西周晚期偏晚的，不可能晚到春秋早期。此外，史伯硕父鼎不仅形态与史頙鼎相似，两器的铭文所见器主的身份、父与母名全同，可见器主都为同一人，或为兄弟；后者有王六年的纪年，鼎的形态也与毛公鼎相似，不是西周晚期最晚的；再据纪年，可知为周宣王六年器。据宋人董逌《广川书跋》:“史伯硕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虢州即今三门峡市一带，上村岭墓地也盗出国子硕父鬲4、虢硕父簠1，器主与史伯硕父鼎的器主应为同一人；由此同样可知，三门峡虢国硕父组青铜器中，有的可早到周宣王六年，器主生活于宣王时期，所作器当同时。西周晚期青铜器鼎北白鹅墓地虢季方甗腹部纹饰明确了上村岭一些青铜器的年代，可就虢国大墓的年代稍加讨论，有助于进一步确定北白鹅有关青铜器的年代。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9为虢仲墓，这是研究者公认的。前述有研究认为上村岭虢国大墓M2009、M2001的年代晚到春秋早期。由于史伯硕父鼎明确是宣王六年器，上村岭墓地盗出鬲的铭文自称“虢仲之嗣国子硕父”，即国子硕父为虢仲的子辈，该组青铜器出土范围，不会超出被盗空的M2118、M2119、M2120、M2121等4座比较大的墓，从空间上看，它们排在M2009之后、M2001之前；作为一代虢国国君墓的M2009，在上村岭虢国墓地中居于左上位置，据已知周代墓地的安葬墓位序列是也最早的，M2009的年代晚到宣王时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再联系到M2001等大墓年代，不可能晚到宣王晚期。综合分析可知，有关传世文献记载的虢仲、虢文公、虢石父分别为周厉王、宣王、幽王时卿士无疑是对的，上村岭大墓M2009、M2001都是西周晚期的，其中前者的年代不可能晚到宣王，后者的年代应该在宣王晚期，不可能晚到春秋早期，墓葬出土文物都是西周晚期的。基于上述与北白鹅虢季方甗有关青铜器和遗存的讨论，可证北白鹅虢季方甗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具体来说应该在宣王晚期。夺簋年代，山西考古院的有关文中，定为西周晚期偏早。铭文中有两个人物井叔、内史微。井叔为井（邢）氏家族的一支，有邢、丰井（邢）、郑井（邢）三支。夺簋铭文可见，此井（邢）叔地位较高，称谓非侯，自然是周王畿内之井（邢）叔。西周王畿内井（邢）氏家族以丰井氏家族最强盛，夺簋铭文之井（邢）叔与此之相合，因此或属于丰井（邢）氏，为西周晚期的一代井（邢）叔。丰（邢）井氏居于西周都城、今沣西都城遗址，长安张家坡墓地发现有井氏家族墓地，报告认为4座带墓道的大墓M152、M157、M168、M170等的墓主都为一代井（邢）叔，M157在西周懿、孝王时期，M152、M170在孝、夷王时期。夺簋铭文之井（邢）叔，当在此后。内史微即微氏，就是扶风庄白窖藏的微氏家族，世为史官。同时有史官尹氏，称内史尹（《集成》4312、4319），也称内史尹氏（《集成》4246、4324等）可比照。庄白窖藏中青铜器时代跨度大，大致与北白鹅夺簋相当的，是微之后的伯先父器。夺簋铭文中的内史微以伯先父的可能性较大，时代晚到厉王时期。太保匽（燕）仲铜鼎（M5:20），形态与上村岭虢季墓M2001所出相同，上腹饰一周窃曲纹，中下腹饰三层重鳞纹。时代也应是西周晚期偏晚的。M5:20铜鼎二北白鹅墓地的发现，让我们看到晋南地区又一处周代重要的聚落和周代家族的一些信息。发掘者刊文中对墓地性质作了讨论，认为墓地所处位置在东都成周王畿的范围之内，故推测其很可能是一处王畿内的采邑。根据M3出土夺簋铭文“朕皇祖中氏”和铜甗铭文“虢季为匽姬作媵甗”，M6出土铜盨铭文“太保匽中”和铜簋铭文“中大父”判断，墓地主人族属身份应当为“中”和“匽”二者其一，以后者尤为可能。出土的铜器铭文可见北白鹅墓地是召公家族在成周的采邑；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分析，墓地的时代应该在春秋早期。笔者以为，现有的信息还无法定性北白鹅地点是召公家族随平王东迁后的封邑所在。我们知道，第一代召公为周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重臣，封地为召，官居太保之职。长子封匽（燕），后代或以匽（燕）为氏，北白鹅墓地出土青铜器铭文中的匽（燕）仲即为燕国一支。次子袭封，采邑为召，后代承袭为召公，春秋时期仍在，见于《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青铜器铭文中有也召氏者。周代类似的家族还有著名的周公家族等。北白鹅出土青铜器，据铭文有匽仲，即匽（燕）氏，而非召氏，并没有出土召氏青铜器，并不能据此证明这里是东周时期的召公采邑。实际上，包括匽（燕）仲在内的匽氏青铜器出土于此，另有原因，后文还会讨论。当然，今王屋山南的垣曲东、济源西一带，历来有与召公及其采邑有关的记载或传说。东汉有邵亭，《后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垣县下：“有王屋山，……有邵亭。”北魏时邵县有邵公庙，《魏书·高允传》：“至邵县，见邵公庙废毁不立。”唐代改王屋县为绍伯县，属绍州。在唐代文献中明确这一带有召公采邑说，如《元和郡县图志》河南府下：“王屋县，本周时召武公之采邑。”《通典·州郡典》河南府下：“王屋，古召公之邑。”还有邵原，《太平寰宇记》河南府王屋县下：“本周王内地召公之邑。平王东迁，亦为采地。今县西有康公祠。”“邵原，在县西四十里。即康公之采地也。”乾隆《济源县志》卷二山川下：“召公采邑，在召原南。”此召原当北宋的邵原。宋王应麟《诗地理考》：“今按此春秋时召公之采地。”，王说一出，此地公认为春秋时期召公采邑所在，迄今无异议。这些记载都有关联，所指范围不出今王屋山南的垣曲东、济源西一带。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带在东汉时大部为垣县所辖，所辖包括今济源西部，北朝以来则为建置于济源一带的郡县管辖，历代所指实为同一地。其中与召公采邑有关联传说的地名是邵亭、召原或邵原，所指应为同一地；今济源西40千米仍有邵原镇，所在区域有发育较好的黄土塬，台塬较大，地势较平坦。邵原镇西北方向16千米为北白鹅村，是一处狭小的山前坡地，生产生活条件远非邵原镇可比。联系有关文献记载和传说，作为周代最为显赫的召公家族居地，显然以邵原镇一带的可能性为最大。如果北白鹅在召公采邑范围内，也属于采邑的外围偏远地带，不可能是召公居邑。据北白鹅墓地及其出土青铜器的信息，并不能与召公家族居邑相关联。相反，据一些信息可见或为他族居地。北白鹅墓地2020年度揭露遗迹图已发掘墓葬9座，规模较大。为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可见有南北三排，或有夫妻并穴合葬墓；在时代上可能有早有晚。其中M7-M9居后，在其南有M6、M5，再南为M1-M4。应该属于三个时期。其中M6棺椁间填木炭，这种现象类似于北赵晋侯大墓墓内的积炭处理方式，最早见于M1和M2组，为西周晚期偏早阶段，之后的M8与M31组、M62-M64组、M93-M102组以及春秋早期的羊舌墓地大墓M1和M2都有，有时代性特点。北白鹅墓地以M3出土虢季为燕姬所作方甗的年代可知，M3的上限在西周宣王晚期，所在一排时代或在西周晚期或略晚，M7-M9一排的时代当在此前，不会比M3一排墓葬晚，而是更早。M5墓室图M9墓室图几座墓葬中，除M5和M9外，其他墓葬都腰坑。墓葬有腰坑，这是商文化墓葬常见的葬俗，为商王朝核心区商人的固有随葬习俗。周人灭商后，原商王朝核心区的墓葬仍然如此，还常随葬商式风格的器物。在周原、沣西等地周人都邑遗址所见有带腰坑的墓葬，往往出有商式风格器物及署族徽和日名的青铜器铭文等关联证据，可知墓主也是商人。故此推知，北白鹅墓葬中，有腰坑的墓主为商族后裔的可能性最高，他们当不是周人。M3出土的虢季方甗，明确为虢季为匽（燕）姬作的媵器，其他如匽（燕）仲作器、匽（燕）太子作器，实际也与虢季方甗的性质相同。按周代流行的同姓不通婚习俗，姬姓匽（燕）国女子的夫家必然非姬姓。结合墓葬习俗可知，居于北白鹅的家族，当为匽（燕）姬的夫家，是商人的后裔，自然与姬姓的召公家族无关。2021年4月25日改定执笔：牛世山1END1文

摘要：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西阴村遗址，将一种有弯角状空白的彩陶纹饰称为“西阴纹”。此类纹饰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典型纹饰，学者对其起源和内涵多有讨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弯角状空白表现的是鱼体和鱼头内的空间，其中的弧边三角+圆点、弧线+圆点和弧形+圆点有都是鸟纹的图案化表现。因此，“西阴纹”表现的是同为卵生的鸟在鱼体内的孕育和化生，是自半坡类型晚期即开始流行的鱼鸟组合主题的简化表现方式。11926年，李济先生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这是第一次由中国考古学家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发掘中获得大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对于彩陶图像，李济先生并未深入解读，只进行了客观描述，提出构成图像的元素主要为“横向、直线、圆点和各样三角”，也有“宽条、削条、初月形、链子、格子，以及拱形”。有一种当时在其他遗址未见的图像受到特别关注，李济先生称之为“西阴纹”，即一种弯角状纹饰，左边一个宽头，右边弧收翘起尖角，中间有时点缀斜线与圆点（图一）。图一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部，东西宽约290公里，南北长达550余公里，大部分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境内各种地貌类型齐全，山地、丘陵占三分之二以上，西以滔滔南下的黄河为堑，东有巍巍太行山作屏，西南角黄河折向东流形成晋豫之界，北出塞外毗连内蒙古大草原，中部是低山、丘陵隔开的小型盆地，素称“表里山河”。随着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整体气温与湿度的变迁，各地生存条件也有变化，农牧业交界地带南北移动，是二者交汇融合的互动舞台。山西地形地貌图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特殊意义。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不同区域的发现数量和发掘地点并不平衡，晋南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最早，发掘地点也最多：临汾盆地、运城盆地、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南侧和垣曲古城盆地比较集中，这些区域内聚落分布均匀密集，其他地区的遗址相对较少，规模也小，只有晋南的文化已经比较强盛时，才通过西部的吕梁山区、中部的盆地边缘地带向北传播。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个仅有一百年发展史的年轻学科，考古资料积累的主要手段是田野调查、发掘。各种遗存的发现、收集、整理和分析是对第一手资料最早进行的研究，调查、发掘报告是最直接和最接近发现、出土真实状况的认识；综合某个遗址、某类遗存的特点并和其他与此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认识更加全面、更有深度，资料积累与综合分析二者缺一不可。考古工作的方法总是在摸索中不断改进，多年来，学者们对相关课题的分析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从微观研究到宏观概括都有卓有成效的见识，但在每个特定的阶段，工作条件、主要目标、规划布局和研究思路具有时代特色，收集到的信息和公布于众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必要将具有阶段性特点的工作范式及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可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广、统一性强、对外影响大、文化成就显著，部分学者称其为“庙底沟文化”或者“西阴文化”。庙底沟期仰韶文化遗存，早在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时已经发现，只是当时尚未有条件从中辨析出来。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合作发掘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标志着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研究的实际开端。1956~1957年安志敏等发掘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确立了以庙底沟一期遗存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研究才算真正开展起来。1926年运送西阴村发掘陶片等，上为李济，下为袁复礼庙底沟遗址第一次发掘现场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随着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和庙底沟类型的确立，在黄河中游及周边地区有了更多庙底沟期仰韶文化遗存的发现，考古学界围绕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利用墓葬和居址探讨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成为当时的热门议题。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黄河上中游、汉水上中游地区大量庙底沟期仰韶文化遗存被发现，“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的相关文化谱系研究越来越多。碳十四测年数据陆续公布，使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绝对年代的研究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在晋南地区的新发现还引发了对庙底沟类型起源的新争论。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至今。田野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聚落考古的理念深入人心，庙底沟期遗存有了许多重要的新发现，尤其是大型聚落、大型房址和大型墓葬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多学科合作流行起来，科学技术在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研究重点则由文化谱系转向了聚落形态，由社会性质转向了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起源，并出现了关于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最初中国”的综合性研究。庙底沟遗址第二次发掘现场鸟瞰我认为关于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研究，目前至少还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今后还要继续加强整个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年代研究，尤其做绝对年代研究的时候，要把问题考虑得复杂一些，不要一刀切。一、

河南渑池仰韶村1921年发掘照中国百年考古始自仰韶遗址的发掘。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由此开启的中国史前考古至今也走过了百年历程。简要梳理仰韶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可以反映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在不同时期研究取向，研究内容、方法和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一、1921年受北洋政府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其后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这在后来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仰韶遗址的发掘不仅开启了中国考古学，而且向世界证明中国有发达的史前文化。但安氏只是对考古有浓厚兴趣的地质学家，他没有掌握系统专门的考古学知识，因此当时的发掘不可能体现出考古地层学，在其后的整理分析中也不可能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受当时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影响，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不久之后到甘肃发掘马家窑、半山、马厂和齐家等遗址，也是为了证明中国彩陶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安特生的局限性跟他的专业背景、时代背景都有直接关系。然而，他富有开创性的工作仍是有积极意义的，他通过实践将源于西方的考古学引入到中国，使之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而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金石学。这门新学科又恰逢其时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相合拍，自诞生之日起就担当起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使命。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有多位中国年轻学子负笈海外，到英美等西方国家学习考古，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返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先行者和开创者。在这群为数不多的人中，首先就要提到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1926年，学成回国的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选择此地发掘，除了当时一些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这里有与仰韶遗址一样的彩陶，李济想自己亲手挖出、亲自研究彩陶所代表的中国史前文化，追寻其来龙去脉。作为一个矢志要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找出源头的有家国情怀的学者，显然他和许多同辈学者一样，对中国文化西来说充满疑虑而力图有所突破。但李济在美国学的专业是人类学，似乎没有受过专门的田野考古训练，所以他也没有掌握科学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家李济西阴村遗址发掘现场被视为中国考古学两个轮子的地层学（又被称为层位学）和类型学（也被称为标型学）的发展成熟，是到1930和1940年代由另两位考古学家完成的。地层学成熟的标志是梁思永发掘“后岗三叠层”，梁先生赴美留学是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应该有更好的考古学基础和理论方面的素养。类型学的成熟则是始于苏秉琦对宝鸡斗鸡台“瓦鬲”的研究，彼时虽有瑞典学者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译介到国内，但苏先生似乎完全是靠自己的摸索而建立起一套类型学方法的。这样，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不久，中国学者就在实践中掌握了考古学所倚赖的两大方法，并使之适合于本土的发掘和资料的整理分析，为战后学科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内有影响、成规模的考古活动主要是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两家机构完成的，再有就是地质调查所对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从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积累起一套田野发掘方法与技术等角度来看，以中研院在殷墟长达十年的发掘与研究最富成效，因此那时的殷墟考古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是名副其实的。1930年代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确认了龙山文化，并由此引发出了梁思永、尹达（刘耀）等学者有关仰韶和龙山的年代与文化关系等方面的讨论。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1940年代夏鼐先生通过在甘肃的田野工作，订正了仰韶（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城子崖遗址第一次发掘工作人员合影殷墟第一次发掘开工全体工作人员合影从抗战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受连年战乱干扰，10余年间缺乏大规模系统的考古工作。因此在中国考古学诞生后的最初30年里，有关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现与研究主要限于仰韶、西阴村等少数遗址。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严文明先生的认识，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已经体现出了聚落考古的理念，并开始致力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这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形成初期就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二、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考古学也很快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现、重要工作也是接踵而至。1950年代开始随着机构设置、队伍建设的重新起步，做了许多考古调查，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址。在仰韶文化方面，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当时受苏联影响，为探讨氏族社会发展状况，对半坡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揭露，以现在眼光看，也可以说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最早的聚落考古实践。但限于当时的发掘和认识水平，从发掘到资料的整理分析都存在不少失误，特别是没有理清年代学的基础。其后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有很大的提高，但材料的报道仍很简略。这两个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此后有关两个遗址的分期、类型的分期和两者的年代关系成为相当长时间里新石器时代考古探讨的前沿问题。此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发现还有1950年代末发掘的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后来由张忠培先生最终整理完成的发掘与研究报告，为通过墓地分析来研究社会组织结构树立了一个典范。到1960年代，随着遗址发掘的不断增多，有关仰韶文化类型和分期问题得到广泛讨论。“文革”期间考古工作一度陷于停顿，到1970年代以后逐渐恢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对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近乎完整的揭露，这在以探讨文化类型、分期和年代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时代，再次显现了中国考古学从早期就有的、通过大规模聚落考古来全方位研究古代社会的传统。此外，六、七十年代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就是围绕已经发现的仰韶、大汶口文化一些墓葬资料来探讨社会制度，特别是母系与父系、母权与父权的问题，不过在当时政治气候影响下，这方面的讨论大多有“以论套史”的教条倾向；但另方面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对社会问题的持久关注，正是基于这一点也才会有对姜寨仰韶聚落的大规模发掘。最近张弛先生撰文指出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文化史”与“社会史”两种研究取向，可谓切中肯綮。姜寨的环壕聚落然而，无论如何，不管是受有限材料制约，还是考古学天然需要先有一个完善的时空框架，抑或学界整体认知的阶段性，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的工作仍然是不断获取新发现和新材料，不断完善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架构和谱系关系，多数人仍然主要致力于“文化史”的重建。正因如此，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在总结上述工作成果基础上，苏秉琦先生逐渐形成并完善了他的区系类型学说，并成为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研究内容，此研究脉络至今仍余绪未断。“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各种思潮混杂碰撞、新思想与旧传统交错并行的时代。反映到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身上，突出表现有如下几点：一是前述区系类型思想指导下的广泛实践，各主要文化区及其文化发展序列得以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二是以严文明先生对姜寨仰韶早期聚落研究和随后集大成的仰韶聚落与墓地研究为代表，将中国的聚落考古提升到了一个高峰，且与世界上任何实际的聚落考古研究案例相比都毫不逊色，并为此后中国的聚落与社会考古研究创建了经典范式。三是从美欧传入的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新思潮对中国考古学界，特别是当时的年轻学人产生了强烈冲击，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讨论。三、到1990年代，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聚落考古理念及实践的悄然兴起，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此后的聚落考古，既有本土总结的经验与路径，也有国外传入的一些新观念、新方法，包括张光直先生的讲座和随后出版的著作，以及对西方区域系统调查的介绍和中外学者在此方面的合作所带来的影响。仰韶文化博物馆从半坡到姜寨，以及诸如元君庙、北首岭、横阵、史家等墓地，皆集中于陕西关中的半坡类型，这些重要的发现为仰韶早期聚落与社会的研究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资料，而其学术价值也生逢其时地被一些卓越的学者所阐释，成就了中国早期聚落与社会考古研究的经典。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发掘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又展示了仰韶晚期惊人的聚落内涵和发展水平，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从仰韶早期到晚期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当时有关仰韶中期聚落的资料还比较欠缺。这种缺憾从19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以来得到一定的弥补，这首先得益于在河南灵宝铸鼎塬的考古调查和西坡遗址的发掘，中外合作在伊洛盆地开展的考古调查，以及我们在晋南运城盆地实施的区域系统调查，这些工作成果也都是通过践行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取得的。最近巩义双槐树等大型环壕聚落的揭示，又为研究中原腹地仰韶晚期社会发展状况填补了重要的新资料。凭藉这些接连不断的考古新发现和几代学者的努力探讨，学界对仰韶文化及其社会演变的认识也日益充实和丰满起来。铸鼎塬地貌灵宝西坡遗址F104(上)与F105(下)巩义双槐树遗址中国考古学在短短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个看似冷门的、小众的学科，却在各个时期都吸引了一些一流的大脑投入其中，使之在各阶段都显示出了很高的水准，在中国人文学科中独树一帜，长盛不衰。这其中隐含的奥妙是发人深省的。值此中国考古百年纪念之日，我们追忆以往几代学人筚路蓝缕的不懈探索，也期待来日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辉煌。往期回顾●

近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有百年的历史了。在这百年的历程中，我国新石器考古学与之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过去与现在是一个学术史问题，也是一个指导我们该何去何从的重要课题，讨论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一定的方法论，更要放在一个大背景里过程式地去解析和认识。一、学术史的考察方法考古学学术史考察论著有很多，多是总结经验、温故知新，在时间的长河中理解现代，谋划未来，但也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新石器考古是比较有代表的一个段落，从人的物质遗留来说，新石器考古和旧石器不太一样；而和商周有一定共性，存在一些若隐若现的文献，对文化区系着墨略多；历史时期考古又不同，有大量的文献做辅证。所以要从新石器的物质资料里边去研究如何复原、重建上古史，这个时候就必须依赖考古的理论方法的开拓、建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新石器考古的研究史，可以把它看成是整个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一个缩影。这一阶段的考古特别重视技术方法论的创新，以及相关考古学理论研究。

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存的首次发掘是在1926年10月15日至11月初由李济先生主持进行的①，这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96年是西阴史前遗存发掘70周年和李济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考古界先辈们的不朽功绩，为西阴遗址的深入研究增添新的实物资料，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力量于1994年10月12日至11月28日第二次发掘了该遗址。一、地理环境、遗址位置与发掘地点夏县位于运城盆地东部，西北枕卧鸣条岗，《史记·秦本纪》：“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又《书序·商书》：“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或即此。《续汉书·郡国志一》注引《帝王世纪》：“(安邑)县西有鸣条陌，汤伐桀战昆吾亭。”东南依偎中条山，又名景山，《国语·晋语》云：“景霍以为城。”《水经注·涑水》：“涑水又与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鸣条与中条间有涑水河的支流青龙河，又名运粮河，今已接近干涸。河两岸分布有不少遗址。西阴村隶属尉郭乡，位于青龙河北岸，西南8公里处为战国、汉代的古安邑即“禹王城”遗址，亦处河北；东北8公里处为以龙山、夏商时代遗存为主的东下冯遗址，发现有二里冈下层时期城址一座，地处河南。另外附近还有遗存年代与西阴村一致的崔家河遗址(图一)。

一、缘起我第一次往山西考査古迹是在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的冬春；回到北京就病卧起来，所以把那即时再回原地发掘古迹的愿望就耽搁了半年。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出门的时候，我即与毕士博商量这件事。他代表弗利儿艺术陈列馆同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先生商量了几条合作的条件，其中最要紧的是：(1)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2)考古团的经费大部分由弗利儿艺术陈列馆担任；(3)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儿艺术陈列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①；(4)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此外清华研究院又答应担任袁复礼先生工作时的薪金；其余的用款都是由弗利儿艺术陈列馆捐助。好些朋友赞助了我们这次的工作，使它成功。我最感谢的是弗利儿艺术陈列馆收集员毕士博先生。他所注重的是科学的考古，代表的是那斯蜜苏利恩学院的一句格言的真精神——知识的增进；不是那寻常的一个古董收集者。他的始终不懈的赞助才能使这次的挖掘告一个相当的段落。清华研究院的同事——学问上，年纪上，都是我的先辈——都曾给我最诚恳的奖励；我得了这种精神上的倚靠，我的前进的勇气就增加了无限。颜骏人先生，熊秉三先生，都替这团体写了得力的介绍信。阎百川先生——在他的治下，我们安安静静的工作了几个月——不但允许了我们实验这科学的考古一个机会，并且给了这团体许多旅行上的方便，这都是我们应该鸣谢的。此外，我们在山西的时候，杨阶三先生，陈乙和先生，黄直生先生，汤啸平先生，夏县县长阎杰先生，第五区区长蒋海平先生，西阴村村长崔廷瑚先生都直接的或间接的帮助了这个团体；我们对于他们都极感谢。地质调査所所长翁文灏先生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他的实际赞助惠益这个团体是极深的。我又得过下列三位专门的帮助：葛利普教授考订各贝壳的种类；李学清先生化验绿松石及各种燧岩作的箭头；刘崇乐教授考验茧壳；并此申谢。各种岩石都由袁复礼先生类别。第肆版至第玖版的插图，地质调查所讷君锐峰绘；第拾版至第拾贰版的插图，清华学校于君广蓉绘。二、挖掘的经过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西自甘肃东至奉天，他发现了很多这一类或类似这一类文化的遗址。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个问题的性质是极复杂的，也包括着很广的范围。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了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安特生在他的各种报告中对于这两点已有相当的讨论。他所设的解释，好多还没有切实的证据。这种证据的需要，他自己也认得很清楚。所以若是要得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自然，因此发生的问题不止这两个；其余的也是同等的重要，具同样的兴趣。我们现在的需要，不是那贯串一切无味的发挥；我们的急需是要把这问题的各方面，面面都作一个专题的研究。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在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当着我们第一次往山西南部考古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遗址。按袁复礼先生的测量，这个遗址的区域是极广。我们的目的既是在最详细的研究，所以我们动手挖掘的时候，就没有想把这遗址完全掘开；我们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一段很小的面积。这遗址俗名叫着灰土岭；大部分现在都化为耕地。灰土岭的南面壁立，突出于邻地约三四公尺。这种地势宜于“披葱式”的挖掘，所以我就决定了采取这个方法。挖掘时间由十月十五日起直到十二月初；中间因为下雨停了五天的工。所挖的地点靠着一条斜坡路，所以掘出来的土很便于向下移动。这个坑是分八“方”开出来的。在这坑的西墙顶定了一个起点；起点的高度等于袁先生所绘地形图的零线。最初开这坑是从零点向西向南，以后兼向西向北。因此，四“方”是准着那向南的侧出直切下去；又有四“方”在上说的四“方”北。全坑东西量准八公尺；南北量四公尺至六公尺。后“方”的平面面积正成两公尺的方；前“方”的平面，东西相距两公尺，南北相距两公尺至四公尺。下图说明这个计划：第壹版

秋风送爽，硕果满园。为更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８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95周年之际，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与运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与华相宜——晋南西阴文化特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9月23日下午，由中国考古学会、山西省文物局与运城市人民政府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的“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运城市隆重召开。开幕式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王志峰，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书记、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宋建忠等嘉宾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处处长白雪冰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考古文博机构、高校共50余家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卫龙主持开幕式。

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考古100周年，也是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由中国考古学会、山西省文物局与运城市人民政府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承办的“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将于2021年9月22日—25日在山西省运城市举行。活动包括：一场研讨会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创办的考古汇平台；面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传承历史文化，保护文化遗产。

--垣曲北白鹅墓地区位图--垣曲北白鹅墓地位于山西省垣曲县北白鹅村东，2020年4～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组建的北白鹅墓地考古队，对被盗掘区域内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春秋早期大中型墓葬9座，其中，被盗扰的M5和M6是最大的两座墓葬，出土了多件有铭青铜器，其数量在所发掘的墓葬中最多，我们现将M5出土的有铭铜器资料先行刊布。M5西邻M6，墓口长6.6、宽4.4、深8米，墓室被盗，葬具可辨一椁。椁内东南角留存大量青铜器，有鼎7、簋6、鬲6、盨2、壶2及铺、盘、匜各1件，墓室西南部发现大量车马器及铜戈和铜甬钟各1件，墓室北部残存半截石磬。墓内不见人骨。未发现腰坑。①『

M4∶8，出自棺椁间西北部。盒身略上大下小，顶部两侧置对开盒盖，口沿内壁前后中部有卡托，四角有明枢，接圆轴，盖门置桥形钮，盒身两侧饰牛首衔环，下承四卧虎形扁支足，虎首朝外（图六）。

1、山西考古博物馆实行观众限流措施和实名预约参观，每日限流600人。观众可于上午9点至下午4点之间拨打电话0351-2029491进行预约，可预约自当天起7个工作日内的任意时段（周一闭馆除外）。

展览故事从北白鹅的对子墓（二号墓与三号墓）的组合器物和墓地其他墓葬出土的编钟讲起，讲述展览主人公在当时礼制规范下的宴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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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35，盖为圆形，母口，方唇略外倾，盖面隆起，中间设喇叭状圆形捉手（图七）。盖面近沿处饰一周“C”形窃曲纹，以2个出脊兽面纹饰间隔，靠捉手处饰两周瓦楞纹，捉手内外皆素面（图八）。

NX）确认了部分有机酸、酯、醇酯、糖类等与酒直接相关的物质以及一部分植物性物质的存在；通过顶空进样-气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GC-MS-TQ8050

其中，M4铜盒出土时，盖钮内发现小段穿绳残存,盒内满盛混合红色物质的残留物。采集残留物时，又在铜盒内发现一件柄饰连珠纹的长柄圆舌铜勺，为探索此类微型铜容器的功能用途提供了重要线索。

首先，我们整理了北白鹅墓地发掘出土的竹木、漆、皮革、麻绳、粗布、食物、液体、土样、人骨、动物骨骼等文物样本，分类装箱，妥善收存，并进一步开展文物保护和科技检测工作。

根据M3出土铜簋铭文“朕皇祖中氏”和铜甗铭文“虢季为匽姬作媵甗”，M6出土铜盨铭文“太保匽中”和铜簋铭文“中大父”判断，墓地主人族属身份应当为“中”和“匽”二者其一，后者尤为可能。

两座墙基（Q1、Q2）环绕在聚落周围，形制规整，大部仅存基槽，剖面呈倒梯形。Q1早于Q2，在发掘区域内揭示出的部分方向为北偏西30度、Q1长约46.7米，Q2长约为50.8米（图八）。

此类铜盒多出于女性墓葬，其功能学界认识多样。有人认为车形盒是缩小的用来运送灵柩的挽车、有人认为是用来把玩观赏的器物、有人认为是首饰盒、有人认为是化妆品盒，谜题还有待考古机构对盒内样品进行检测可知。

北白鹅墓地今年共发掘出7件铜盒，这里既有普通的长方体盒子，也有带着轮子像车一样的盒子，每件盒子都设计巧妙，颇费心思，虽然长不过10厘米左右，但一点都不显得小气，可谓小器大样。

根据M3出土铜簋铭文“朕皇祖中氏”和铜甗铭文“虢季为匽姬作媵甗”，M6出土铜盨铭文“太保匽中”和铜簋铭文“中大父”判断，墓地主人族属身份应当为“中”和“匽”二者其一，后者尤为可能。

⑤层下发现了北朝时期建筑基址台基的南部边界，另外还发现了TS01W04内晚唐五代时期的陶窑（Y1）、TS01IW05内晚唐五代时期的水井（J5）和28座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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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系于侯马盟书，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下一期，请大家跟随我们深入了解“大家张颔”。END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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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对着寒光凛凛的青铜器，未免会有些审美疲劳。青铜博物馆专门为观众们设计了一个数字化展示空间，其中有动态效果的文物展示，还有寓教于乐的体感游戏，相信这里一定会成为小朋友们的最爱。

白玉，椭圆形，龙形纽，长嘴，圆眼，圆形角。前腿站立，蹲坐于纽面上，龙尾用线刻表示绕纽边一周。龙背上部刻有回形纹饰。尾部有一穿。凹面底，阴刻线以十字分为四等分。印纵轴4、横轴3.1、印通高2.9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