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以后不久，被分配进了南方日报社。我是编制内的，我以为大家都一样。可是我在南方周末的时候，发现我身边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同事，不是编制内的。他们是编外的。编内和编外自然有很大差异。报社给我分配宿舍，尽管只有七平米，但是编外的没有，只能自己租；我有工会发的各种福利，包括“计生用品”，广州橡胶厂生产的，尽管我从来不用，但编外的没有。最重要的是，编内的工资，比编外的高。计算方法很复杂，但反正就是高，甚至高出三分之一。我心里非常惶恐。因为他们基本上是那个时代里这个国家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版面编辑，评论员。而我，只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屁也不懂的小屁孩。我凭什么，比他们得到更加优厚的待遇？幸亏，我的羞愧和不安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不到一年之后，南方周末全面实行了同工同酬；我也搬出了报社宿舍，租了房子；工会的待遇也普惠到了所有员工。我们终于平等了。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最起码对于南方周末的编内同事们而言，编内编外的差异，成了我们的内心负担而不是骄傲。在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人们向往的是普遍的公平，以便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去抢夺更多的资源。易烊千玺终于还是扛不住舆论的压力，退却了。在决定不入职国家话剧院的声明中，他说：保持沉默的这些天，庞杂的流言蜚语让“易烊千玺”逐渐变得面目模糊，失去了基本的“人样”，无论作为公众人物还是个体本身，这种“失真”都让我感到巨大不安。必须承认，有悖科学的、与家人相关的种种谣言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荒诞与恐惧，但我内心明白，那个被拼凑出来的“易烊千玺”，不是过去与现在的我，更不会是将来的我。在过去这许多日的喧嚣中，我曾经提出这样的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其一，如果未经严格的考试，而仅仅作为一个知名的演员，易烊千玺就可以进入国家话剧院，那么这个专业机构的招牌专业性何在；其二，易烊千玺不上班，还要给国家话剧院交钱，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招些企业家，不是得到的钱更多？其三，国家话剧院作为编制内的单位，那么其招聘过程，就应该公开公平公正，如果没有这个原则，那么国家级机构这些所谓的规则何在？我当然依旧坚持以上的判断。尽管我查阅的资料上说，从2020年开始，国家话剧院就已经在考试规则中，就演员岗提出无需笔试，但我对此依然颇有微词。话剧的性质，并不是流量逻辑，而是对于演员的文化素养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你要演出莎士比亚或者老舍的著作，连台词你都读不懂、不理解，你如何能够有精湛高超的演出？显然，国家歌剧院的这一规则，是存在可争议的空间的，显然有为了扩大招聘的范围甚或向流量妥协的嫌疑。但这个问题，是国家话剧院的，而不是易烊千玺的。但是因此而群嘲和踩踏国家话剧院，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作为一个艺术类的单位，国家话剧院显然与普通的编制单位不同。从艺术的角度上说，一个人的艺术天赋，远远比他的考试能力重要得多。因此对于国家话剧院而言，设定符合自己的考试方法，天然是合理的。这些东西，根本也无需向普通公众交代：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判断。在艺术领域中，缺乏文凭或学历，是否受雇于某个机构，甚至包括是否需要笔试，几乎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更加重要的，在于判断一个应聘者是否具有艺术的素养，与是否具有成长的空间。因此，在这个特殊行业中，被星探发现、被破格录取的人比比皆是。只要发现是一棵好苗子，所有的一切程序，都应该因应这些东西来变化。这与是否有编制，没有任何关系。图/网络对于罗一舟和胡先煦来说，我的确没有任何判断的依据，因为非常不熟悉，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东西。当易烊千玺是TFboys成员的时候，我也曾对他的确不屑一顾。但后来他出演的《长安十二时辰》、《少年的你》；我都比较认真看过，他所参加的综艺《这就是街舞》，我也从头跟到尾。这是一个具有上进心的，一直在努力的小孩。在普遍浮夸的、躁动的流量明星的演艺圈中，易烊千玺最起码算是一个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表演和专业的演员。尽管在当下破溃的演艺产业中，他仍然不免顶戴着一个流量明星的头衔，可是我个人的看法，他依然具有成为话剧演员的可能性。△《奇迹·笨小孩》中扮演“景浩“的易烊千玺（图/豆瓣）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能够成为一个具有艺术家性质的话剧演员，或者歌剧演员，基本上是一个专业演员梦寐以求的高峰体验。布鲁斯·威利斯、娜塔莉·波特曼和罗伯特·德尼罗，都因为曾经成为百老汇演员和话剧演员，而倍感骄傲。百老汇会在乎给他们一个编制吗？我当然无法判断易烊千玺想进国家话剧院的真正理由是什么，但是肯定不会冲着它的工资去的。是否因为国家话剧院的编制，我也说不好，但即便有这个因素，也是冲着安全的因素，比冲着编制的理由去的概率要更大一些。如果从我比较善意的角度去判断，那么国家话剧院中有着许多经验丰富与人脉广阔的前辈，以及在表演艺术上属于中国国内最高等级的口碑，有着不容置疑的吸引力。一个年轻演员而言，只要他有起码的职业追求，进入国家话剧院，获取人脉与技术的提升，这样的心态，应该属于正常的吧？一个已经获取了巨大的流量与实际利益的人而言，所谓的编制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可是易烊千玺自己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么个事情而踩雷了吧。这个雷其实本来很难踩响：它是一个艺术专业类的编制，和全国99.999%的人没有关系。小镇做题家根本没有机会去考这个编制；一个流量明星去争取国家话剧院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件多么正能量的事情，本来应当成为一众青年的榜样才对；在以往的案例中，无论是表演艺术家，还是流量明星，在众多的编制单位，煤炭文工团、总政歌舞团、上海话剧中心等等编制内单位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负面的舆论。那么为什么踩雷？无非是公众的戾气。图/图虫创意公众的戾气当然并非由来无自。2022年，有一千多万的应届毕业生；经济低迷，就业压力加大；小镇做题家随随便便酿成舆论风暴，阶层流动性的降低，使中下层公众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不断下调。人们对于一切的不公正都有着一点就着的性质。资本家要挂路灯，郑爽已经彻底打翻，明星身上出现一点日本元素就会被批倒批臭。仇富、仇名、仇编制、背后却是求富、求名、求编制。但所有这一切的求，却并不是通过努力与上进而获取，而是通过嫉妒，举报和网暴来实现。把别人拉下马，虽然我自己也上不去，但是谁也别想上去。这就是挤公交的逻辑：我尽量能挤上去最好，挤不上，就谁也别想上。这个逻辑令人不寒而栗。它就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的那种互害型社会的典型体现。他们甚或都不是为了争夺稀有的资源，而是要破坏所有的资源。当生存竞争进入到最残酷的阶段的时候，其目标并不是为了自我的生存，而是为了毁灭别人的生存。当这种社会心理形成的时候，任何的榜样、奋斗与积极因素全都被消灭掉，人们怀疑一切的公正性，攻击一切的公平性，以及消解一切的进取性。图/图虫创意在小镇做题家的眼中，所有的成功者，都有作弊的嫌疑；在所有的失业者眼中，所有的资本家，都有剥削者的原罪；对于所有的编制外人员眼中，所有的在编人士，都是特权者的天下。下流社会的典型体现，就是所有的上进，都必然有着特权的暗影。易烊千玺说，“庞杂的流言蜚语让’易烊千玺‘逐渐变得面目模糊，失去了基本的‘人样’”。这的确一语中的。人们攻击易烊千玺，并不是因为易烊千玺本人，而是易烊千玺所代表的成功与富有。他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标靶。胡锡进辩解说，自己不是一个骑墙派，和稀泥的人，而是一个独特的人。他大概对独特有什么误会吧。他劝解易烊千玺，建议他退出编制，成为一个编外。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骑墙、和稀泥的行为。如果易烊千玺的招聘程序有问题，那么就应该追究国家话剧院和易烊千玺的责任，直至以法律相规范；如果程序没有问题，那么易烊千玺凭什么要因为一些暴戾的言论，而因此自污？图/微博胡锡进让易烊千玺去牺牲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的选择权，而去承受大众无情的戾气。只要一把火烧完，是否正确已无关紧要。我觉得胡先煦的态度就挺正确的。他说，我符合一切程序，你们去举报吧。这才是正能量：坚持原则，坚持自我，坚持这个社会的底线。回顾当年我们之所以对于编制内的处境，感到愧疚与不安，是因为整体社会充满希望，积极而向上，每个人都在寻求社会的进益与扩张，因而更加渴望公平与开放。而今天部分人陷入困顿与失望，挤压与打击他人，想把整个社会拖入纷争状态。不是他们对别人获取编制而感到不满，而是他们对于别人获得成功而愤懑。易烊千玺无意中踩爆了一个雷，这个雷就是整体社会的下流与失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努力与成功，而被炸得粉身碎骨。

2022年大概是凶星笼罩的年份。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听到了几个人的死讯，先是中国的律法先锋张思之，然后是我的朋友、调查记者杨海鹏，我刚开了12个小时的车回到家里，就听到了倪匡的死讯。现在的人词汇量不大，喜欢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一个人的故去。这三个人，都被赋予这样的意义。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是。思老对中国律法的贡献自然很大，但他并没有开创或结束律法的某一种现象；海鹏固然是极其优秀的调查记者，但中国的调查新闻，也早在南方周末的没落，新京报的庸常，以及澎湃的日益平淡中亡故了；至于倪匡之死，香港四大才子惟剩下了蔡澜一个，更加无以结束香港的文化。港产文化的没落，在2003年《无间道》完结篇和2006年《黑社会2》之后，就已经注定了。……倪匡死了。他早就死了。在过去的数年中，他不过是一具仍在呼吸的残躯。他并没有终结一个时代，他不过是一个时代的蝉蜕。告别了倪匡，意味着港产文化的尸首，又凉了一些。他还在的时候，我们或许还能探查到这具尸体的余温。但是我们知道，它迟早行将凉透，化为白骨，仅供凭吊。今天，在哥轮布碎碎报上发表《倪匡之死与港产的没落》，请移步查看。倪匡之死，并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港产的终结，早已注定。

杨海鹏生得膀大腰圆，人高马大，方脸大口，声若洪钟，笑如鸣雷。活脱脱是一幅我们想象中东北人的形象。但是他偏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每每听见他讲吴侬软语，有丈八大汉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滑稽感。……今天，在哥轮布碎碎报上，发表了文章怀念我在南方周末时的好友，刚刚故去的杨海鹏先生。请关注公号哥轮布碎碎报，以查看文章。

俞敏洪再次封神了。这在今天的中国稍显得有些诡异。但“智谷趋势”公号的标题上直接写着：这一刻，60岁的俞敏洪已“成神”。除了唐山，“东方甄选”直播间是这几天朋友圈中刷屏频率最高的词语。人们大概忘了，就在几个月前，俞敏洪是以另外一种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悲情英雄。2021年教师节，俞敏洪在朋友圈写下，这是我心里最难过的一个教师节。在双减政策之下，新东方的核心业务全部触雷。当年的9月份，新东方面临着4万人的裁员压力。之后不久的11月，一篇题为《当一辆红色卡车，驶向远方》的帖子，传遍了整个朋友圈。而俞敏洪的朋友圈里写着：教培时代结束，新东方把崭新的课桌椅，捐献给了乡村学校，已经捐献了近八万套。自媒体的标题煽情地写道：俞敏洪，我敬你是条汉子。但有些媒体却并不这么看。在一篇评论中，作者认为，新东方从一个暴利行业，跳进去了另外一个暴利行业。那个时候，俞敏洪已经跳进了抖音直播，开始直播带货。他客客气气地回应说：感谢善意提示，新东方将不负期望努力前行。图/视频截图公共舆论对于俞敏洪的激赏，却并不能给新东方的前景增加任何的亮色。从去年9月开始的数个月时间中，新东方在线的股价下滑了90%。同时，俞敏洪屈身直播也并没有给新东方带来好运。他的首秀完成的销售额是400多万元。相比而言，罗永浩的首秀，是1.1亿。俞敏洪其后的直播带货，成绩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场均销售额，不过14万。与他同为网红企业家的携程梁建章，以各种搞怪、角色扮演以及段子手的方式所达成的交易额，动辄数百万上千万。谁也没有想到没有俞敏洪的“东方甄选”直播间，突然成为了拯救新东方的光芒。这颗新星的主角是新东方的网红教师董宇辉，自称“中关村周杰伦”。29岁，已经在新东方教授过50万学生。双语带货，直播电商的清流，直播界的文化担当，早上北极地理，中午苏东坡，晚上维京人。一个几乎全方位无死角的知识面覆盖。东方甄选直播间在短短一个星期内，粉丝从100万暴涨至330万，到昨天已增长到385万。场均销售量从几万元，暴涨到超过1500万元，成为抖音直播带货的顶流。直播间里，客串想要找存在感的俞敏洪被用户嫌弃，催促他赶紧离场，因为要听董宇辉双语带货，俞敏洪不咸不淡的爹味说教，耽误了大家的学习。6月13日，新东方在线股价涨幅一度超过100%。从6月以来，新东方在线涨幅已经达到135.7%，是2019年迄今的高光时刻。我认真地在抖音中看了一场董宇辉的直播。已近深夜时分，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在直播间声音已经低沉缓慢，没有了他在讲解牛排时候的兴致勃勃与斗志昂扬。他在销售一本儿童世界史。不能不承认董宇辉的个人能力十分出色，而且知识面广博，英语口语发音十分纯正。在讲解游牧民族的英语单词nomadic的时候，拆解清晰，易于记忆。“唯一可以让小孩看的带货直播”，的确名不虚传。“被嫌弃”的俞敏洪显然是内心喜悦的，资本市场的反馈也是正面的。从悲情英雄，到绝地反击，俞敏洪以不懈的斗志，充分演示了如同虚构电影一般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中国经济整体格局悲观的情势下，俞敏洪似乎让人们重新看到了“抖落一身风尘再出发”的可能性。董宇辉的成功，显然来自于新东方长期的教学训练。而这样的训练，恰恰是新东方的优势所在。他的成功模式，应当是易于复制的。新东方内部有许多优秀的英语教师，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受过训练，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类人比比皆是。从教学经验，平移成为直播带货经验，新东方好像真的已经找到了新的商业模式。无独有偶。在6月12日，东方甄选直播间爆火朋友圈的时候，罗永浩宣布告别社交媒体，再次出发创业。在接受采访中，罗永浩透露说，他会继续给交个朋友公司进行直播，每个月几场的数量，不会影响他的创业。继续保持一定数量的直播，一来是给交个朋友的股东一个交代，二来是剩下的债务，要依靠交个朋友直播间来的销售来偿还。东方甄选的入场，与罗永浩的离场，擦肩而过。真是非常像中国经济的一个寓言，一个在政策调整中衰败的企业，接棒了一个拯救了自我的创业者。他们都在重新出发，而他们的原点，都在直播带货。罗永浩还债的争议性，我们姑且不论。但是他依靠直播带货重新走出了低迷，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出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图/视频截图罗永浩在离别之时说了一句令人感动的话：再创业可能后悔，不再创业百分之百后悔。他的故事和俞敏洪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只要不认输，人总是能够东山再起的。在创业维艰的当下，他们有点像是中国创业黄昏时期的肾上腺素。我从来不认为企业家是这个社会中最值得尊敬或者景仰的一个人群。在所有的人类历史与社会中，有两种人，是我高山仰止，景行景止的人群。一种是孔夫子、杜甫、苏东坡、王阳明一脉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他们所构筑的文明，是阻止人们堕入欲望深渊，拔擢人们走出黑暗的伟大力量。另外一种是哥白尼、达尔文、爱因斯坦、哈耶克和阿玛蒂亚·森所传承下来的科学传统。其中既有纯粹自然科学的光辉，也有社会科学的探索，他们是引导人们寻找光明的力量。他们是真正指引人类向前向善的路标。当然，我也从来没有反商主义的倾向。尤其到了21世纪，商业作为科学运用的实际执行者，作为文化的实际传播者，他们所创设的整个商业体系，让知识真正地流布于广大的人群，使平等在互联网中成为一种真正的实践，自然是善莫大焉的一件功德。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之中，文化、科学和商业是并行不悖的共同力量。然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商业和商业人群向来都是易受伤害的人群。除了在宋元时代，商业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默认发展，在中国历史的其它时期，抑商主义从来都是官方的主流思维。俞敏洪的绝地反击，与罗永浩的再出发，多少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代商业人的倔强与自觉：他们不再屈从于命运的打压，重重叠叠地要寻找商业的出路，给这个民族的商业历史以新的阐释。而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直播带货竟然成为了一个出口。当我们仔细地去思考俞敏洪和罗永浩的行为模式的时候，我们似乎又重新看到了许多年前奉为圭臬的一个名词：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义并不是这些企业家获得了多么巨大的企业成功，而是孜孜不倦地寻求新的商业模式，以及在各种不利的环境和政策中，不断地寻求商业生存与发展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疫情持续发展，防控成为所有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的时候，企业家精神变得尤其昂贵，并且稀缺。图/视频截图最近，我正好参与制作一个名为《沉默的坚持》的直播项目，对话在疫情中受到重创的各种类型的创业者。从餐饮到教育，从医疗到物流，从汽车产业链到外贸经营者，很多创业者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普遍有焦虑惶恐：疫情何时结束，防控何时放松，经济何时重启，消费何时重振。一些人担心，自己熬不到拨云见日的那一天。企业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是一种奢侈。生存忧虑，是每一天早上醒来的第一节功课。创业者和企业家都不是变形金刚。当制度与环境变化的时候，他们不能够随时变身，成为另一种企业，获得另一种新生。他们有厂房，有员工，有租金，有社保，有负债。每一根稻草，都有可能成为压垮和摧毁他们的一个重负。俞敏洪再出发走向直播的时候，账上还有200亿元的现金。他还能熬一熬。罗永浩走进直播间的时候，有着数万忠诚忠实不离不弃的粉丝。这也是他的资产。对于一个普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来说，他们的生存本源，是客户，是消费者，是通行无阻的物流，是精打细算的父母，是朝九晚五的白领。他们的生存水位很低，一次出其不意的涨潮或者退潮，他们都可能淹死在沙滩上。稳定的政策环境，持续的市场取向，与可预期的消费动能，才是普遍的、大面积的、可持续的企业发展环境。我在观看董宇辉的直播的时候，感到非常恍惚。这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教师啊。我曾经在其它的英语培训机构中上过课，显然董宇辉在教育市场中，是一名佼佼者。难道他的真正的位置，不是教育吗？新东方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不正是教育吗？董宇辉纯正的英语发音，渊博的学科知识，灵动的教学方法，难道他最好的发挥场地，不是课堂与讲台吗？图/视频截图不要告诉我，在抖音直播间，他可以被更多的人听见。不是，他不应该告诉我们薄切牛排的正确拼写，他应该告诉我们，关于游牧民族从单词到历史的所有一切。即便董宇辉因此而成为了一个网红销售员，即便新东方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直播企业，即便俞敏洪再次在企业界中被封神，我们终究少了一个优秀的教师，和一个优秀的教育企业，一个优秀的教育企业家。我们得到了一个成功的企业，我们丢掉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这与俞敏洪无关。他做了一个企业家该做的事情。这与我们，对于真正的企业，对于商业的尊重，对于企业家精神的认知，都出了问题。直播成为了罗永浩的自我拯救之道，是他的主动选择；而直播成了俞敏洪的自我拯救之道，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商业道路，有了偏差。从商业模式上看，当下新东方的直播模式依旧承担不起转型的重任。最近，陈奕迅有首歌爆红，叫做《孤勇者》，他像是唱出了这个时代中，人人的自我挣扎的苦难，努力在寻找出路，而给自己一种内心慰藉的心声。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在我看来，俞敏洪与新东方的转型，无非就是孤勇者的一场绝望冒险，也终究不过孤身走暗巷，无意中看见了一丝光芒。因此，东方甄选直播间如果真的转型成功，那么它既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失败。对于新东方，它是成功；而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它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唐山一批人渣殴打几位女性的视频和事件，成为了全民热点。当然，我们这个国度从来不缺全民热点，并且从来都是波澜起伏。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每一次起伏都以平静告终。平静的结果未必是什么正义昭雪，社会进益。更多的结果都是因为有了另外一波的热点，很快就覆盖了这一波的热点。人们对于热点的热情，似乎从来都远远地大过于正义得以实施的热情。丰县铁链女，吴亦凡案，上海封城……我们从来没有得到什么答案。当然，最终还是有一个“说法”，至于这个说法是否合乎法治，是否合乎正义，甚或说，是否合乎公共期待，都并不那么重要。人们似乎满足于倾诉与表达对于事件的关心，对于最终的结果，大约也颇有无奈和无从更改的气馁。追寻真相和结果，需要大量的精力、金钱和勇气。而这些恰恰是普通公众所最缺乏的。说回唐山的案子。人们都普遍把这件事归结于女性的处境。几个女性在并非半夜时分，正常在一家烧烤店里撸串，突然就被一群人渣先是调戏，后是残忍殴打，这是连人的最基本的安全性都没有了。这种无妄之灾的发生概率到底有多大？我想，大约正是因为其稀有程度和残忍程度，故而立即点燃了全网的怒火。因此，我说的有点政治不正确：这是一个小概率的偶然事件。哪怕对于女性来说，遭遇此等极端暴力的概率，大约也并不多。因为这里面颇有几个偶然性的因素：一群无法无天的人渣、敢于在人流密集的地方施暴，以及毫不顾及产生的法律效果。但是反过来我却要说的却是：女性的处境问题，是在这样的偶然性极端暴力中，才显得如此脆弱吗？女性真正的风险，是在日常的、无所不在的、时时刻刻的歧视与暴力之中。女权主义者，以及关心女权的人，常常把中国的女性称为“第二性”。在我看来，这大约是一种抬举吧。因为中国的女性根本不是第二性，是第二种人类。因为在中国的许多，或者说大多数地方，女性是功用性的存在。生儿育女、贤妻良母、郎才女貌等等，不一而足。第二性的意思是，女性是比男性低一等级的性别。但是作为人的存在，例如尊严、职业、人性等等都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男性那么重要。而第二种人类的意思是，她们不过是人类形状的，服务于男人需求的存在。尊严、独立、职业、个体性情什么的，都不存在。丰县铁链女是一个典型的、极端的标记。唐山打人事件的出发点与此类似。这些人渣所进行的是无差别攻击。他们并不特别地要去攻击那几个受害者，而是因为这些女性可能具有“服务”男性的某些特质：漂亮、性感、时尚。极端性地攻击女性并不是日常性的问题，更加普遍存在的是这些日常性的第二人类对待。在这个极端案例中，大多数的男性也都会产生愤慨之心，因为这显然超出了人性的基本底线。但日常化的，对于女性的攻击却被其烈度和影响范围所限定，从而从来不显山不露水：职场天花板、性骚扰、黄色笑话、偷窥、容貌歧视、家暴、同工不同酬、荡妇羞辱、二奶小三的称呼，凡此种种。人们不对这些问题产生愤慨的原因在于这是普遍性的对于第二人类状态的认同和接受。男性对于自己发出这种攻击也毫不在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合理性存在。甚至连许多的女性也都接受这种假设，因为她们会认为女性在体力、性别特色、家庭分工、社会责任、人群职责上的确是有差异性的。因为女性是弱者。如同胡锡进说的，男性拥有保护女性的责任。我们要保护家里的小猫小狗，爱护小动物。原理与此相似。但是两性平等的前提是：以上所谓的基于性别的差异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个体的差异。因为我在体力上，比不过那些女性的健美人士，男人也可以成为家庭主夫，女性也可以担任总统和国防部长等等。最简单的说法是，女性保护自我根本不需要男性，她们需要的是工具：一个防狼喷雾，一瓶胡椒水，一把手枪。给于她们自由，她们比男人强大。当整个社会的认同是女性只是服务于男性的第二人类的基础之上，那么出现唐山打人案件，就只是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当人们讨论施暴者的残忍，或者男性应该对女性进行保护的所谓公正的话题的时候，都只不过在加强女性的第二人类角色。杨笠所说的普通自信男，其背后核心的理论前提就是：男性是高于女性的存在。因此，一位极其普通的男性，也拥有凌驾于所有女性之上的自信，无论她多么美丽、智慧与高尚。当一个社会的认知能力，依然建立在力量、金钱、权势、性别这样的评判标准之上的时候，其实它只是一个野蛮国家而已。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认知能力，以及制度能力，大约就是这样的洪荒时代。我们只不过进化到了男性保护女性的层次上，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平等。这种野蛮性并不仅仅停留在针对女性这个群体之上，它建立在歧视和暴力对待所有的弱势群体。这个社会对待贫困人群是歧视和暴力的，对待残疾人士是歧视和暴力的，对待同性恋人群是歧视和暴力的，对待自闭症儿童是歧视和暴力的。这就是一个丛林逻辑：弱肉强食，强者生存。但是它还更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的丛林逻辑，因为它所依赖的基本上是最原始的力量：体力、金钱和权势，而不是智慧、知识与文化。一个女性拥有博士学位是不值得尊重的，关键是她嫁的如何；一位自闭症儿童拥有如何高超的能力也是不重要的，TA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一位同性恋设计师拥有如何伟大的创意也是不重要的，因为他变态。所以你看到了吧。这个事件越是成为全民热点，它背后的真实的、关于两性平等的意涵就会越被覆盖，以至于你最后看见的，只是几个极端的、丧心病狂的人渣与暴徒。人们欢呼这几个人渣纷纷一一落网，但是这个社会女性的处境却丝毫没有改变：她们被铁链锁住，用以生育；她们被在家庭中殴打，虽然她们也是职业女性；她们在职场中被性骚扰，虽然她们是业务骨干；她们被当成小三羞辱，虽然她们是伟大的社会工作者。对，唐山打人案件的受害者的确是女性。但是同样受害的，是这个社会永无出头之日的平等与自由的渴求。

所谓的末法，未必是毁丛林，灭僧尼，烧经书。这些肉体上的消灭，在历史上从来不过昙花一现，最终史家都把三武一宗写死了。在过去数十年里，是对欲望的全面放纵，把人性中最基底的丑陋宣扬出来，并且把它正义化。

当然，讲究的时候就可以去进口超市，无论来自欧美的，还是日韩的，各种菜式的调料，也都触手可得。在Ole，你可以轻易花掉一两千块钱，仅仅是为了买一些看上去华而不实的调料，而且你可以一年也用不了一两次。

柯基是一种温顺的狗，身材矮胖，憨态可掬，脸上总是带着一抹神秘的微笑。我家的边牧和柯基很是不想与，两下相见，彼此都会龇牙相对。可是我们特别喜欢看他们吵架，因为柯基龇着牙的样子，也像在笑。

damage是一个军事名词，最早出现在越战期间。美帝国主义在轰炸越南的时候，摧毁军事目标导致了平民的伤亡，就被称之为附带伤害。后来越来越广泛运用于其它领域，包括医学、法学和金融领域。

然而物资分配体制或者经济机制的转变，往往与机制的真正转变，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在苏俄短暂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后来转变成了新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从新经济体制开始的。

图/法新社既然德国已经开始谋求军事力量的变化，那么日本难道会坐以待毙吗？在过去80多年时间里，一直只是保持防卫姿态的日本，显然一下子就警觉起来了。如果德国可以谋求军事力量的正常化，日本当然也可以。

而唯有还小花梅正义与清明，将所有伤害她的人绳之以法，才能震慑与遏制拐卖行为的发生，才能让所有意图通过买卖妇女获利与满足自己变态欲求的人恐惧、害怕、胆怯，从而停止对于这一滔天的罪恶的实施。

本文首发于百度百家号“作家连清川”丰县八个孩子妈妈被铁链锁住的事情，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了。丰县和徐州发出的四份情况说明，不但没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反而越描越黑。到现在，丰县和徐州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公信力，无法提供任何可资信赖的信息。而网络和民间的汹涌群情，已经漫灌到和这件事情相关的几乎所有层面：拐卖妇女问题、丰县与徐州的包庇问题、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当地政府的金融财政困境等等。现在，江苏省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此事件进行深入调查。所有人都是将信将疑，对于江苏省是否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地对事件进行彻查抱有怀疑态度。我以为，此事深刻地考验调查组的政治智慧。丰县的事件，早就已经远远超越了锁链母亲的个体命运，与董志民的个人罪恶，而演化成为了公众对于地方政府公信力和行政行为的质疑与厌倦。锁链母亲，以具有超级传播能力的短视频这样的21世纪现代化产品，输送了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是19世纪才有的野蛮行径，不仅仅是一件罪案，而更加赤裸裸地冒犯了所有人的文明观念。尤其对于女性来说，这条锁链所彰显的隐喻在于：无论你生活在如何现代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无论你多么的高傲和文明，无论你多么以为自己已经和所有人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一条锁链就能够将你打回原形，而重新回到被奴役被虐待被轻视的环境中。这是我们耿耿于怀无法释怀无法放手无法退却的根本原因：因为为我们所称道的过去数十年乃至百年的文明进步危若累卵，命若悬丝。如果我们这一次轻易退却的话，那么丰县会变成所有人的噩梦，而我们所有人妻子儿女，都可能会变成罪恶的猎物。在我看来，最为令人恐惧的地方并不在于董志民个人的罪恶而已。在他看来，把锁链母亲锁住只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他并不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恶霸，而只是村里一个因循守旧的普通村民而已。他用铁链锁住买来的媳妇，只是学着村里的其他人，或者长辈曾经做过的方法而已。而全村，乃至全镇人，都成为了他的“守护者”，帮着他看住这个外来的媳妇儿。△图/网络而丰县和徐州，都对遍布其乡郊地区的几乎是普遍的拐卖、虐待和强奸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董集村、欢口镇、丰县、徐州，从村民到官员，难道对拐卖、虐待和强奸这些犯罪行为，法盲到一无所知吗？只怕未必。但是他们内心里隐约有着这样的考虑：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司空见惯，甚或能够得到容忍和支持的一种行为，因此，即便是现代社会和政府，也都不会进行追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还仍然发生和出现的状况，也许会形成“法不责众”的结果。显然，这与现代的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如果这个村里的多数村民参与了对锁链母亲的犯罪行为，包括纵容、包庇、胁从等行为，那么所有犯罪的人，有一个是一个，都应当进行追责。那么，这种被认为是司空见惯，要得以容忍的传统是什么？养儿防老。客观地说，董集村也当然并不是什么天生罪恶的村庄，丰县徐州也并不是什么罪恶之乡，对所有发生和出现拐卖的地方来说，无非是养儿防老这样的观念还没有被消除。现在，锁链母亲的身份信息扑朔迷离，我们已经完全无法从当下的信息推导出她到底被拐卖到这里多长时间。但是从董家长子董香港的岁数（24岁）可以推测出来的是，最起码董家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长期地执行了养儿防老这样的一个基本策略，并且马不停蹄，违背了所有国家政策生下了8个孩子。可以想象到这其中巨大的、可怕的、顽固的反现代、反文明力量吗？这是一个法律和政策几乎照不到的地方。在全中国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发生了无数起令人揪心的事件中，董家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不断地强迫被拐妇女不停地生育。可是，按理说，养儿防老的概念，是农业文明的基本社会结构。在农业时代里，劳动力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就意味着一切。更多的男性劳动力，意味着可以分到更多的耕田，从而也能够产出更多的粮食，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源。而更多的男性同时也就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例如有的种田，有的做手工艺，有的读书等等，把风险分散，获取更多的家庭发展方向。男丁是家庭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资源。所以，在传统时代里，重男轻女并不是一个文化倾向，而更多是一种经济制度。人们没得选择。“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等等这些数不清的两性歧视的俗语背后，隐藏的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任何一个农业经济体，都是如此。女性沦为生育机器，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不独中国如此。但是现在，哪怕是中国的农村，都已经基本上脱离了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经济结构。哪怕是那些仍然以农业和农产品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区域，机械化或者相类似的生产方式，都已经取代了原始的体力劳动，男丁已经不成为主要的劳动资源。甚至可以说，女性的收入来源恐怕还要比男性更加广阔，例如，北上广深的打工机会、短视频直播、淘宝电商等等这些新的收入机制，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大的优势。为什么还要养儿防老？为什么还要无数的男丁？因为养老保障机制的缺乏以及社会整体养老结构的缺乏。在多数的农村区域里，养老的社会保障机制依然是缺乏的。养老金的基数极低，而配套的资金并没有给人以安全感，而农村的养老机构设施，就更加谈不上什么完备了，恐怕连基础的养老院都无法提供。△中国农村的现状在发达国家里，基数庞大的养老金和退休工资，是老有所养的最大基底。因此，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害怕失去养老金，所以即便在六七十岁的高龄，都还在努力工作。与之配套的，就是无处不在的、设备期权完整的养老院。每个人都把养老院当成自己的最后归宿，对于子女赡养毫无期待，而政策更加不支持子女赡养。因此，在独立的养老系统之上，对于子女的依赖和期待值就很低，甚或根本没有打算。中国人，真的和国外不同，一定要期待子女伺候到老吗？只怕也未必。核心的问题在于，当你老去的时候，是否有足够可支配的资金和稳定的养老物质支持。现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已经开始逐渐普遍接受养老院模式了。设施良好、服务周到的养老院，甚至能够给老人以更多的自由与选择，而不用去看仍然在奋斗努力的子女的脸色。已经绵延数千年的养老经济和结构机制不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就不会改变，重男轻女的心态就不会改变，拐卖妇女的现象就无法根绝。当我们把这些分析重新回落到丰县，到董集村的时候，就可以推论出来，整个村庄都依然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前现代结构之中。所有人都不认为买媳妇是一个什么错误的事情，都认为买来的媳妇千万别跑了；都认为买来的媳妇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女性不是生育机器，不是一个可以买卖的物品，不是可以随便虐待强奸的奴隶，这些问题大概从来没有在他们脑子里飘过。他们大约也听说过拐卖、强奸、虐待这些都是犯罪行为，但是养儿防老的观念是如此深重，以至于他们恐怕认为这样的重要性比法律还要严肃。△电影《盲山》养老的政策和结构是需要调整的，毫无疑问，但这的确需要时间。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转型，从来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它需要强行把许多传统时代的结构，拉齐到现代社会的意识中。类似于女性是生育机器，是男性的从属地位，类似于血亲复仇，类似于邻里之间的相互包庇和隐瞒，这些前现代社会的理念和行为，都必须在现代文明和法律的框架下，给予沉重的打击和惩治，才能够让整体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的现代化不需要付出代价，而那些无法进入现代的区域和人，只能在现代文明的铁蹄之下，被消灭，或者自生自灭。人类，无论任何种族、肤色和性别，都应该是平等的，被保护的，被尊重的，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它的价值，高于任何一个人，也高于任何一个村庄，高于任何一个城市。董集村，欢口镇以及丰县，乃至徐州，都应该为他们的反现代、反文明，付出必要的代价。

在一个徐州市官方所发布的视频里，她被收治在一个医院里，医院的医生向公众宣布她的身体状况：罹患精神疾病、语言能力差、因为牙周炎牙齿脱落，等等。医生或许想要告诉公众，这些是她本身的身体状况所导致的疾病。

2021这一年，我们不约而同地似乎都感知到这样一种心境：这个世界的纷繁复杂，升降沉浮，似乎都与我们无关。或者换一种更加悲观的说法，我们都无可奈何，连旁观，都已然心力俱疲。今天凌晨零点，西安正式封城。

外资不仅所能提供的职位在减少，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在减少。欧美日韩在新形态的全球化下，已经普遍选择开始全球性的重新布局。中美地缘竞争的形态本身就已然令人不安，中国民粹主义的遍地开花，更加令他们难以承受。

原本，我对于《经济日报》记者佘颖嘲讽俞敏洪的事情，没有太大的感知。其一，是官媒对于民间企业家的傲慢与无知，历史久长，几只苍蝇嗡嗡叫，何必在意；其二，在近期遭遇围剿的民营企业家中，俞敏洪实在算不得什么下场凄切的，所以也实在无需夸张辩护。

△网友转战其他平台（图/微博）马云离去，双十一熄火，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最起码人们以前还有一种乐观的期待，而如今却变成了保守的观望。其实是：大家的消费小心了，而不是理性了。

《纽约客》的报道说，警察隐忍许久，终于悠悠开口：女士，因为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今天还能站在这里指责我们。▲10月31日晚，上海迪士尼乐园，核酸检测点秩序井然，烟花燃放照常进行（视频截图）

这是个威胁电话，要求立即删除文章。后果有两个：1，我们的媒体再没有任何机会做任何相关的报道，以及冯的团队会通报所有和他们有关系的影视圈内人，不会给我们任何报道机会；2，他们会组织律师对我们进行起诉。

欧金中本来不应该成为被同情的对象，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杀人者。他冲进了邻居的家里，用了不到四分钟的时间，杀死两个，重伤3个。死者是80多岁的老人，另一个是妇女；伤者中，有一个是不到10岁的孩子。

你不必讶异，也无需悲情。因为这就是社交媒体的本质。它的本质是社交，而不是媒体。社交的本质在所有的新闻事件中，无非是抒发情绪，炫耀同情，增加谈资。当这些新闻事件失去了社交功能之后，它自然也就消失了。

何止是此消彼长。那些敢于不说爱国的人，所说的话都具有了难以估量的风险。许子东在复旦的课十几分钟后被关闭线上课程；学生举报老师的案例此起彼伏……诸如此类等等，不为爱国买单，就要被市场埋葬，凡此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