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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6期发布了“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检察院诉龚德田交通肇事案”，在“裁判摘要”中指出：交通肇事案件中，已作为入罪要件的逃逸行为，不能再作为对被告人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而予以重复评价。这一裁判要旨符合刑法基本原理，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对其他案件具有指导价值。但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事故责任时，并非完全按照因果关系认定，有时是根据行政违法性认定。这就导致具有逃逸情节的案件，直接表述为因为行为人逃逸而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但是，实际上行为人即使不逃逸也会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此种情形，并不符合此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不能机械套用。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会依法作出《道路事故认定书》，明确事故各方的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由此可见，认定事故责任，应当根据行为人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即要考察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即使行为人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但此行为与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的，亦不承担事故责任，只承担其行政违法的责任。比如说行为人酒后驾车正常行驶，遇他人驾车突然并线，因躲闪不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被他人驾车追尾发生交通事故，就很难说其酒后驾车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并进而认定其承担事故责任。但是交通管理部门在认定事故责任时，往往是关注行为人有无交通违章行为，根据违章行为的数量以及严重程度确定双方的事故责任。在双方均无明显交通违章行为的情况下，才去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作为行政机关，从行政管理的视角看，这样的事故责任认定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其一是标准明确、可操作性强，其二是突出了对交通违章行为的制裁。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这一规定，目的在于惩治交通事故后逃逸行为，通过科以责任促使驾驶人员发生交通事故后不要逃逸。从行政管理角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据此，交通管理部门在做事故责任认定时，直接审查行为人有无逃逸及其他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如果逃逸的，不论有无其他违章行为，首先考虑全部责任，如果对方也有违章的，则认定逃逸人为主要责任。在认定书上则表述为“行为人的XX行为，以及逃逸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或者主要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虽然逃逸行为发生在事后，并非事故发生的原因，但是逃逸情节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责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逃逸情节，公安机关认定的结果很有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逃逸而被认定为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行为人，如果没有逃逸情节，有可能只负事故同等责任、次要责任，甚至无责任，当然也有可能仍然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案件如果行为人不逃逸，就不会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就不构成交通肇事犯罪。因为逃逸行为的存在，构成了犯罪，逃逸行为成为了入罪的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将逃逸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进而量刑升档。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犯罪一般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逃逸行为，行为人也构成了交通肇事犯罪的，可以因为逃逸行为加重处罚。所以说，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案例符合刑法原理。但在实践中必须明确，“裁判摘要”所指的是“已作为入罪要件的逃逸行为，不能再作为对被告人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而予以重复评价。”相应地，如果逃逸行为没有作为入罪要件，则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这就需要正确判断是否已经将逃逸行为作为入罪要件。判断的标准，不能简单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表述，而应当客观分析。因为如前文所述，交通管理部门在认定事故责任时，往往采用简单的方法和简单的表述，把逃逸行为作为事故发生原因之一，也成为认定责任的依据之一。司法实践中，遇到此类案件，不可一概认为不加重处罚，也不可一概加重处罚，而应当考虑：如果被告人没有逃逸行为，其该负何种责任。如果仍然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则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如果抛开逃逸行为只负同等责任或者次要责任的，则不能作为加重处罚情节。（这是指致一人死亡的案件，如果致二人以上死亡则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即构成犯罪）所以，为了避免司法实践的误解，对这一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可以补充说明两点：1.如果不考虑逃逸行为，行为人仍然构成交通肇事罪的，逃逸行为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2.判断逃逸行为是否已经作为入罪要件，不能仅看交通管理部门《事故认定书》的表述，而应当结合案情客观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事故责任的思路，与刑事审判的思路并不一致，刑事审判更强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诉讼原理上说，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认定，只是证据之一，法庭应当审查判断，决定是否适用。如果认为事故责任认定有误的，可以通过判决直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