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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激荡：我们仍在民国思潮的延长线上
这几年，突然冒起一股“民国热”。过去，由于大环境的限制，以及学术界少数知识分子对民国史的刻意扭曲，人们对于1912到1949年这37年的历史，种下了一颗好奇、求真的种子。这几年，环境有意无意的宽松，于是这好奇的种子便萌发了。民国真相的公开，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同时很多过去难以解释的事情，瞬间也让人恍然大悟。民国由于时处中西文化的碰撞点，其思想的烈度和浓度，在近代堪称高峰，它在时间上又比春秋百家争鸣更接近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语境，因此现代人在浸淫到过去那段历史后，反而解决了现实的困惑、无奈和愤懑，在“民国回味”中得到一些启示、排解。于是，萌芽便长成了“民国热”这样一棵时尚文史之树木。不过，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民国趣味和民国价值，远没有挖掘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民国热”至此，也只能算是“虚热”。“民国热”的过程应该由表及里，也就是由民国的名人趣事，到民国的风范情怀再到民国的思想魂魄，提升到“民国思想热”的阶段。最后，对国家文明乃至于每一个读者的人生，产生一个深层的作用。民国时期的报纸01▌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思想大爆发民国是中国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不同的是，春秋战国主要是中国内部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大活跃，而民国则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大碰撞背景下的思想大活跃。民国，是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无情冲击下，中国封建统治的终结点，也是古老中国分娩新文明的剧痛期。可惜的是，这个转折，这个分娩，没能顺利完成。表面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际激进主义运动的兴起，更复杂更深层的，可能还有文化根性、民族根性层面的原因。例如，所谓的“历史的上坡期下坡期”只是一种大致的趋势，而不是全方位的具体表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虽然离共和甚远，但总的来说还是走向共和的。特别是活跃的民国思潮，还是蔚为壮观的。到了世纪的后半期，中国思想领域的活力，便迅速跌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低谷，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又见一点点新的起色。正是因为中国这样的百年思想史脉络，才导致了民国思想在今天还大有现实意义。今天的许多困惑、无奈及愤懑，竟然可以在我们领略民国思想的峰峦时，获得启蒙及排解，这便是我们预测、期待“民国思想热”即将到来的主要根据。活跃的民国思潮，必然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关于政治文明及具体政治制度的思辨，最为引人瞩目。事实上，这个时期关于民主的思辨不但很活跃，而且在思想界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民国时的集体婚礼02▌思想大迁徙随着激进思想在新中国取得指导一切的统治地位，民国思潮在大陆宣告终结，而民国思潮中的诸多“弄潮人”也发生了分化。当蒋家王朝崩塌，广大知识分子为民族和国家的春天欢欣鼓舞的时候，只有胡适、傅斯年这样少数的知识分子既对国民政府表示痛恨、惋惜，又对刚刚产生的政权有所保留。性格火爆的傅斯年在北平解放前夕，面对国民政府的崩溃，他悲伤、绝望、痛不欲生，几近自杀。但他同时又认为建立在枪杆子上的国家，对于文化研究没有那么重视，自己的学术前途渺茫。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走，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并亲自主持了“抢救行动”的实施。然而大多数学人都痛恨独裁腐败的国民党，不愿意去台湾或别的国家，就连陈寅恪这样的大学问家，也没有接受国民党的“抢救行动”，选择了留在新中国。温和理性的胡适，则毫不犹豫地去了美国。思想、思潮远不等于现实的果子，即使它是对的，是符合文明发展潮流的。国民党虽然在1947年就宣布了行宪，但当时内战正在进行，名不副实。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又继续实行戒严，行宪更是无从谈起。直到三十多年后，民国思潮中关于民主的思辨，才在台湾结了果子。03▌真正的读书人，不会囿于跟风和猎奇民国思想的价值，大多数知识分子早已心知肚明，至于社会上没有表现出“民国思想热”，过去是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噤声所造成的内热外冷的局面。以中国当下普遍浮躁、粗陋、堕落的时尚及脆弱的环境，这几年的民国热，只是一种浅层次的跟风和猎奇。人们对民国的赞美，常常是趣闻轶事、风情格调；批判的文章也只停留在各种乱象。太多人试图解释“民国热”，却没有人能将民国最重要的价值真正说清。事实上，真正的民国热，应是对民国大师们思想和精神的关注。源于思想的行为，是衡量一个人乃至于一个民族是否深刻的标志。当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兴趣不止于那时的风花雪月，还深入到思想层面，深入到大师们的人文关怀与思考、理想主义与崇高人格时，才说明这个民族足够聪明，能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传承下去，在前人的基石上实现这一代人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