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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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論壇·第032期 || 『唐文明的交流與互鑑』學術研討會
明（陕西师范大学）：石刻文献所见唐五代幕职阶官化探析分组讨论（二）上半场时间：14:30-16:00；地点：文汇楼C524室主持人：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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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論壇·第022期 || 『念海史學』研究生學術沙龍·中國與域外專場（附紀要）
李宗俊：《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北史研究》引言图文来源/薛逊、曾雨欣责任编辑/王子烨审核/胡耀飞、张笑溪唐史論壇·第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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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驰而来！《马驰史学论集》
总之，为了为世所用，我曾多次地变换自己的研究方向。我认为：史学工作者只有适应社会的需要，才会使自己的研究课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会得到社会的肯定。三、问津唐史尖端问题，试作唐史学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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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論壇·第014期 || 杜文玉《夜宴：浮華背後的五代十國》（增訂本）新書分享暨簽售會
【预约直播】杜文玉编《中国古代历史常识》《中国历代大事年表》全新再版杜文玉主编《大唐东市文史宝典》问世（主编序）杜文玉：纪念唐长孺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致辞杜文玉‖吴越国杭州佛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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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玉编《中国古代历史常识》《中国历代大事年表》全新再版
主编定价：80.00书号：978-7-5176-0863-9出版时间：2022年3月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扫码直接购买杜文玉主编《大唐东市文史宝典》问世（主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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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玉主编《大唐东市文史宝典》问世（主编序）
东市贵、西市富唐代长安城商业的蓬勃发展辐射带动着文化的兴盛更新以多元形态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唐代文化彰显出开放包容的时代风貌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品格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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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論壇·第003期 || 葉少飛：中越典籍中的高駢
基本信息系列：唐史论坛·第003期主题：中越典籍中的高骈主讲人：叶少飞主持人：胡耀飞与谈人：拜根兴、冯立君时间：2021年7月2日（周五）14:30-16:30地点：教育博物馆西附楼S314室主讲人信息叶少飞，陕西户县人，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博士，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越南史、史学史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越南古代史学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周边看中国：越南汉喃文献中的‘中国’认识研究”等多项。曾获云南省第十七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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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論壇·第002期 || 孫英剛：絲綢之路上的彌勒信仰：從犍陀羅到中國
基本信息主题：丝绸之路上的弥勒信仰：从犍陀罗到中国系列：唐史论坛·第002期主讲人：孙英刚教授孙英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主持国家重大、重点、省重大项目多项。主要从事中古史、佛教史、丝绸之路的研究。出版《神文时代》《犍陀罗文明史》《隋唐五代史》等多部著作，在《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次受邀在欧美、日本、台湾等地科研机构访学和执教。主持人：冯立君副教授时间：2021年6月26日（周六）19:30-21:30地点：文汇楼A区四层409会议室唐史論壇·第0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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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論壇·第001期 || 呂博：《大雲經疏》《寶雨經》與武周洛陽的「建築群」
基本信息系列：唐史论坛·第001期主题：《大云经疏》《宝雨经》与武周洛阳的“建筑群”主讲人：吕博主持人：胡耀飞与谈人：介永强、聂顺新时间：2021年6月22日（周二）14：30-16：30地点：长安校区文汇楼C段424会议室主讲人简介1987年生，陕西延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2009年本科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年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12-2013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访学。2014-2016年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博士后。2019-2020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担任外国人研究员。2020年入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礼仪实践与政治变迁、文书行政、吐鲁番文书。近年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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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飛 || 戰爭·回憶·修史：論黃巢史事的史料產生過程
——从福州出土《赵偓墓志》谈起胡耀飛：百年來黃巢起義研究綜述胡耀飛：黃巢起義學術史編年錄戊(7)：胡耀飞《从防御到割据：黄巢之变与唐末西北藩镇的转型》胡耀飛：關於黃巢之死的歷史書寫
202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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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玉‖吴越国杭州佛寺考 ——以《咸淳临安志》为中心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唐史论丛》第二十六辑，222-255页。关于五代吴越国佛教的研究成果较多，多是从佛教发展以及佛教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对佛寺分布及数量研究极少，只是提到吴越国境内有多少多少佛寺。这些研究通常引用的有关吴越国佛寺数量的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五代诗话》卷一引《曝书亭集》载：“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按《咸淳临安志》，九厢四壁，诸县之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数之，且不能举其目矣。”今本《咸淳临安志》未见此段文字，《曝书亭集》卷四六《书钱武肃王造金涂塔事》倒是有这一段话，此书为清人朱彝尊所撰，出现较晚，引文误植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二是《吴越备史》卷四，说忠懿王钱俶“建造寺院凡三百所”。《宋史》卷四八〇《吴越钱氏世家》只说钱俶，“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数百。”三是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一《吴越忠懿王世家上》，其略云：显德二年（952）“五月，周诏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检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四是《增补武林旧事》卷七载：“杭州内外及湖山间，唐巳前三百六十寺，钱氏立国、宋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可见古人所述，前后不一致处甚多。显德二年所检的寺院数，不仅指杭州寺院，应该是指吴越全国之总数。今人对杭州佛教寺院之数也有过考述，有人统计唐五代佛教寺院795所，分布于131州，杭州46所，仅低于唐都长安1所，较东都洛阳还多一所；杭州所在的江南东道总计240所，数量比位列第二的长安所在的关内道121所多出将一倍。也有人认为吴越国仅钱镠时期建佛寺74所，钱俶在位期间创建至少143所。又据《咸淳临安志》统计，钱氏统治期间为230所。还有人同样根据《咸淳临安志》统计，认为钱氏在杭州创建和扩建的寺院约为150余所。这些说法也同样不一致，数量差距甚大，因此有必要加以详细地考证。一、钱氏统治期间仍然存在的前代寺院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江南东道》载：杭州管县八：钱塘、余杭、临安、富阳、于潜、盐官、新城、唐山等。五代后梁时，改新城为新登，临安为安国，唐山为金昌，增置了钱江县。后唐时复改金昌为唐山，后晋时改唐山为横山，不久又改为吴昌。北宋初，杭州辖十县，在原有八县的基础上，增加了仁和、南新二县。另据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记载，临安府所辖为九县，少一个了南新县。保留的仁和县与原钱塘县治所均设在临安府城内，这两县实际是南宋时期的京县，这样就符合唐宋时期凡京师皆置二京县的体制，尽管当时把临安称之为行在。祝穆之书所说的杭州所辖九县，依次是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富阳、于潜、盐官、新城、昌化等，与《咸淳临安志》所载行政区划完全一致。凡在这些县境内设置寺院，均在本文的统计范围内。表一：吴越时期保留的前代寺院表以上这些前代兴建的佛教寺院在吴越统治时期仍然存在，如景德灵隐寺，“东晋咸和元年，梵僧慧理建，旧名灵隐。景德四年，改景德灵隐禅寺。”南禅福严尼院，“建元四年，尼僧猛舍宅为寺，旧名齐明。乾祐中，改为护国报恩禅院。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说明这些寺院一直保留到吴越时期，甚至延至宋代。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史料了。还有一些寺院经过重建而保留下来了。如慈严院，“太康间，葛稚川舍宅为寺。上元间，赐额恩德。天成二年，吴越王重建。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额。”再比如荐福寺，“永明二年建，旧名安善，会昌五年废。大中十三年重建。祥符元年改今额。”上表所列的这些寺院虽然不是吴越国始建的，由于在吴越统治时期仍然存在，因此同样也是反映吴越佛教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上寺院总计106所，其中杭州城内外共计23所，占22%。临安县15所，占14.2%；余杭县17所，占16%；于潜县14所，占13%；新城县10所，占9.4%；盐官县12所，占11%；富阳县11所，占10.4%；其中昌化县最少，仅有4所，占4%。显然杭州城内外保留的前代寺院数量最多，其次是临安、余杭等县，距杭州较近，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最少的昌化县则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之故。以上这些前代兴建的佛教寺院在吴越统治时期仍然存在，如景德灵隐寺，“东晋咸和元年，梵僧慧理建，旧名灵隐。景德四年，改景德灵隐禅寺。”南禅福严尼院，“建元四年，尼僧猛舍宅为寺，旧名齐明。乾祐中，改为护国报恩禅院。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说明这些寺院一直保留到吴越时期，甚至延至宋代。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史料了。还有一些寺院经过重建而保留下来了。如慈严院，“太康间，葛稚川舍宅为寺。上元间，赐额恩德。天成二年，吴越王重建。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额。”再比如荐福寺，“永明二年建，旧名安善，会昌五年废。大中十三年重建。祥符元年改今额。”上表所列的这些寺院虽然不是吴越国始建的，由于在吴越统治时期仍然存在，因此同样也是反映吴越佛教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在杭州所辖诸县还保留了不少不知何时兴建的寺院，由于《咸淳临安志》的撰者潜说友所记含混不清，无法判定其始建时代，但从南宋某某年改“今额”等语看，这些寺院在南宋时期还是存在的，但不在本文统计范围内。因为此书还记载了不少两宋时期新建的寺院，有些没有记载具体的始建年代，因此单从南宋某年改“今额”的记载，还无法判定是前代兴建的，南宋时改的寺名；还是两宋时期兴建的，后来改的寺院名。如天王院，“元系永宁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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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飞‖五代的“通判”与“判” ——从福州出土《赵偓墓志》谈起
这两条史料皆来自陆游《南唐书》，C1、C2皆为严耕望和李裕民分别所引，C2为薛璞喆、李慧所引。此外，严耕望、苗书梅各引一条比陆游《南唐书》更早的史料，分别为：
2017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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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玉‖唐代冰井使考略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唐史论丛》第25辑，第75-83页。中国古代的藏冰之所，称凌阴、凌室、冰室、冰窨、冰窖、冰井，无论民间还是宫廷均有藏冰之所。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少[1]，主要论述了历代藏冰、用冰制度以及相关礼仪方面的问题。唐代宫廷藏冰之所称冰井，对于掌管此事的职官设置，目前尚无专文论及，本文试对此问题加一考述，以就教于方家。一我国古代藏冰、用冰制度起源很早，至迟在西周就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并有“凌人”之职的设置，其编制为凌人下士2人、府2人、史2人、胥8人、徒80人。《周礼》曰：“凌人掌冰政，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春始治鉴，……夏颁冰……秋刷。”郑玄注曰：“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又曰：“刷除冰室，当更内新冰”[2]。此后，历代都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与职官。唐代负责此事是司农寺上林署，史载：“凡季冬藏冰，先立春三日纳之冰井。”原书注云：“每岁藏一千段，方三尺，厚一尺五寸，所管州于山谷凿而取之。”[3]《事物纪原》亦曰：“唐上林令掌藏冰，职在司农。《宋朝会要》曰：建隆三年，置冰井务，隶皇城司也。”[4]唐上林署置令2人、丞4人、监事10人、府7人、史14人、典事24人、掌固5人。[5]因为上林署所掌之事并不仅限于冰井，所以这些官吏的设置也不全都是掌管冰井之事。从《事物纪原》所载内容看，有关冰井管理机构在唐代似乎没有发生过变化，直到北宋建立后才改为冰井务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唐后期随着宦官阶层势力的扩大，有关冰井的管理之责已经转移到宦官手中，成为内诸司使系统的一个使职。据《梁元翰墓志铭》载：“至元和九年，宪宗皇帝奖以政直恭密之用，改□内冰井兼浴堂园覆使。”墓主梁元翰为唐德宗贞元末年入宫的宦官，其在宪宗元和九年（814）充任的新职，包括两个使职，一是内冰井使，另一则为浴堂园覆使。前者表明与冰井相关的事务已经转归宦官掌管，加一“内”字，说明其为内职，即已发展成为内诸司使之一。至于后者，大明宫内有浴堂殿，为皇帝的寝殿之一，浴堂殿处在浴堂院内，周围有院墙，故宋代学者程大昌说：“又别有浴堂院亦同一处”。[6]是说浴堂殿与浴堂院同在一处。浴堂院是皇帝经常召见众学士以及群臣的场所，故以宦官掌其院事，如“王直方为右补阙，太和八年三月，为镇州册赠副使，因令中使宣诏，对于浴堂门。”[7]这里所谓中使就是指浴堂院使。宪宗命梁元翰兼任两使，说明皇帝对其的信任，不过冰井使在内诸司使中地位似乎不高。从上引墓志的记载看，梁元翰在此职之后，先后充任过梨园判官、东头库家、教坊都判官、西头著番，直到文宗太和七年（833）二月，才升任南宫留后使。[8]亦称南内留后使，为掌管南内兴庆宫事务的使职。梁元翰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升迁至止，此前所任均为诸司僚佐，而非长官，可见冰井使的地位在内诸司使中的确不高，这是因为冰井之事原为上林署所掌，而上林令仅为从七品下的小官，故接掌其事的使职地位也不会高。冰井使之下亦置有判官，据宦官《魏文绍墓志铭》载：“果因公□□□而以官□蒙授西内判官，次授南内判官，又迁内园及冰井判官。”[9]内园使在内诸司使中地位较高，魏文绍在任内园判官的同时兼冰井判官，故曰迁。既有判官，冰井使之下当许多小吏，才能完成藏冰、出冰的全部事务，只是具体情况由于史籍缺载，难以考知。冰井事务何时从司农寺上林署转移到内诸司使系统，史籍缺载，从相关记载判断，其设置应在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开元礼》所载的“祭司寒”仪节，有载“上林令设桃弧、棘矢于冰室户内之右。（原注：祭讫遂留之。）奉礼设上林令位于神坐东南，执事者陪其后，俱重行，西向以北为上。……赞引引上林令进神座前，北面跪奠爵，俛伏，兴，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进于神坐之右，东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十月朔日，开元神武皇帝谨遣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玄冥之神：顺兹时令，増冰坚厚，式遵常典，將纳凌阴，谨以玄牡秬黍，嘉荐清酌，明祀于神，尚飨。’讫，兴。上林令再拜，太祝进跪奠版于神座，俛伏，兴，还尊所。”[10]可知祭司寒之礼是由上林令主祭，这是冰井之务仍然由上林署所掌的有力证据。此书在开元二十年（732）颁行。另据《唐六典》卷十九《司农寺》记载，与冰井的相关事务仍然归司农寺上林署掌管，此书撰成于开元二十六年（728），进呈于次年。说明此时尚未设置冰井使。肃、代时期唐廷忙于平定安史之乱，代宗时吐蕃一度攻入长安，可能无暇顾及此事。德宗在泾原兵变之后，宠信宦官，冰井使的设置很可能在贞元时期，以贞元后期的可能性最大。内冰井使自设置以来，存续了100多年时间，其被废的时间史籍中有准确的记载。据《旧唐书》载：天祐元年（905）四月，“敕今后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閤门、飞龙、庄宅九使外，其余并停。内园冰井公事委河南尹。”[11]可知冰井使罢废于此时，这时唐室已迁都于洛阳，行将灭亡。二据《唐会要》载：“二月十祭：……开冰井、祭司寒之神，祭东冰井、西冰井”。[12]可知唐代宫廷之冰井分为东、西两处，其具体位置在哪里，需要稍加考证。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东都洛阳与西都长安皆有冰井之置。其中东都之冰井位置，《唐六典》有所提及，所谓“上阳宫在皇城之西南。……又有露菊亭、互春、妃嫔、仙杼、冰井等院散布其内。”[13]据此可知，洛阳的冰井就在上阳宫内，所谓东冰井应指此。关于设在长安的冰井位置，据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载：“西内苑，……又西为永庆殿，其北东为冰井台，西为通过楼。又西出西云龙门而北，则为大安宫，……冰井台之北曰樱桃园。”[14]如果徐松所考不误的话，则冰井台当位于西内苑内，在永庆殿东北，通过楼之东，樱桃园之南的位置上。这里所谓冰井台就是冰井之所在。之所以这样称呼，与东汉末曹操所建之冰井台有关。曹操曾在邺城建3台，中为铜雀台，南为金虎台，北为冰井台。其中后者内建有3座冰井，《通鉴地理通释》云：“邺城西北有三台，……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其中曰铜雀台（原注：高十丈）,南则金虎台（原注：高八丈）,北曰冰井台（原注：亦高八丈）”。原注曰：“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15]另据《邺中记》载：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16]此类建筑是古代为了避暑而建，后赵石虎、北齐文宣帝等，都曾在邺城冰井台原址上进行营建，并作为藏冰之所。受其影响，后世遂将藏冰之所称为冰井台，唐长安西内苑冰井台的得名，亦是如此，很可能其亦为高台类的建筑物。唐长安西内苑的冰井台，应为《唐会要》所说的西冰井。这些冰井均为内冰井使所管，至于洛阳的东冰井是另外置使，还是均隶属于内冰井使，不得而知。需要说明的是，在冰井之上兴建建筑物的做法，由来已久，并非始于东汉末年。2004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西安汉长安城长乐宫西北部发掘了一处建筑遗址，编为长乐宫5号建筑遗址，发掘总面积1369平方米，“建筑遗迹包括主体建筑F1及其西北侧的附属建筑F2－F6，在这些建筑的周围分布有庭院和排水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