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消息是晴天霹雳我在病房我看到一棵树长在荒野上我正想说点什么突然，一条消息从上海传出这棵树颤抖了一下还不到深秋突然叶子纷纷落下欲哭，无泪流有的人不会死他只是换一种方式活着有的人活着却死了死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我周围都是病人他们翻着手机与我一样表情、动作、喃喃自语却瞬间慌了神不该来的来了该来的没有来什么都错了位这则消息是晴天霹雳2023年10月27日，于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留不住的风还会吹我不想说话不是因为我无话我不想说话是因为话多不知从何说正如我写诗不是因为我想写诗写诗很多时候是因为不知所以我走了很远我走到了天际我不知所措原来天际也这么平淡如水我遇见过许多山水原来山水不等于天地山山水水只是片刻的风云际遇可以说不出所以面对山水、天地为何这个时候可遇那个时间不可遇许多时候无法回答无法回应不是生命的本意也不是我们的内心每一座山与水都有距离每一条河与山都有差距怦然心动绝不会是牵强附会绝不能把天地看成行云流水那水波澜

​也说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内开花墙外香好像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信，试试，把自己当作一棵花树，开在园子里，有多少园子里的人会说香？好像自古如此，国外也不例外。我有个外地的朋友，最近很纠结，闷闷不乐。他是做研究工作的，他自己以为做了许多工作，也有很多成绩。我也这样认为，他的很多做法是标志性的，达到了某种高度。不过，有人议论他，说他做的事，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不高兴了，他一直以为是在“墙内”做事，为“墙内”绽放、发香。最不能让他理解的是，这话是在他退休之后，传到他耳朵里的。告诉他的人说，这是领导的评价。我对他说，不用在乎。你是一棵生命澎湃的树，春天来了，自然开花，花朵满树，香气满树。你说所在的园子不大，香气自然就飘到墙外去了，飘到墙外去，说明你的影响大、作用大，说这话的人首先肯定你这棵花树有香气，这不好吗？这位朋友心里仍然戚戚然。说：我是在“墙内”做事的呀，我都是做的本分的事、本职的，成果、成效都在那儿摆着，怎么能说“不香”呢？他不知道“墙内开花墙外香”是一种独有的文化：墙里种的花，在围墙之内平淡无奇，不被重视，不受欢迎，可其香味却传到墙外，给人美好的感受，让人向往。其实，墙里开花墙外香，是分子扩散，分子在永不停息的做无规则运动，我们不必过于纠结。问题是，这个词语已经引申，从自然现象发展到了社会现象。墙内开花，墙外香，有的人不是墙内不香，是自己闻不到。不是自己没有闻到，是自己不愿意承认闻到。确实，也有不识香的，不知此香为何物。他以前只闻到的是浓烈之香，而不懂幽香、淡淡的清香，一缕缕一丝丝，沁人心脾，也是香，也是真正的、真实的香。墙内开花，墙内闻不到香的人，平时闻到的味道，也有可能不是香，不是花香，真正鲜花飘香了，他却茫然了，无措了。把真香当假香，是自然的事。就像茅台酒，一年产量就在那儿，可到处都是茅台酒。有人一辈子喝茅台酒，喝的都是茅台假酒。一旦有一个人真的携来茅台酒，请他品尝，他喝了一口，连连说假酒。墙内开花，墙内闻不到香的人，可能是他的嗅觉出了问题。自己闻不到，墙外人闻到了，告诉他，你墙内的花树开了，香气四溢了，他无动于衷，他不以为然，还怪这香怎么只在外面香，不在内部香。墙内开花墙外香，可能是墙内的文化出了问题、墙内的环境出了问题、墙内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好坏不分，是非不分，嫉妒成风。一旦嫉妒成风，这个地方平庸、僵化，也就难免，不出思想、不出做法、不出成绩、不出成果，也是必然。越来越平庸，越来越僵化。教育尤其如此，学校尤其如此。也是衡量一个区域、一所学校，是否发展向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化自觉太重要了，美美与共，就是需要开放的，能相互理解的、接纳的宽容的文化环境，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我这位朋友是想多了。我问他，你们那个地方的领导这样说，是在什么场合说的？说话都有语境。同样一句话，不同的语境，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据我了解，主要领导说这话时，是表达要重视这么一棵花树，香味都飘到很远的地方了，我们自己怎么还没有闻到？在警醒大家。而其他领导说这话，是在反思、自责，准备自纠，传话中往往会闹乌龙。他听罢，忽然开朗。“若悟真心本空万法自然消殒”，意思是：若你心中没有对事物追求欲望，那你面对的阻力就越小。用此句佛语结尾，不知当否。是香非香，有香无香，都不用在意，更不用纠结别人的态度。“我从天空飞过，不留痕迹”，方是超然、达观。2023年4月25日

​柳絮里有一张椅子，它在等你总是有一个愿望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早晨或者傍晚柳絮纷纷扬扬或者初歇在一张空椅子上做一个梦在无边无际的柳絮中有两朵属于我们似乎空无似乎已经满足我静静地自言自语轻轻地诉说这样、这样直到你的到来​这样、这样，直到你的到来总是有一个愿望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早晨或者傍晚柳絮纷纷扬扬或者初歇在一张空椅子上做一个梦在无边无际的柳絮中有两朵属于我们似乎空无似乎已经满足我静静地自言自语轻轻地诉说这样、这样直到你的到来​街头吃茶约你于此街头喝茶我与你一起看着那一棵垂丝海棠花我们就在春风中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我给你斟茶我与你吃茶，一起仰望那棵微笑的海棠花吃茶，只是不说话水边的粉墙黛瓦就落影于我们脚下默默地，我们只是吃茶​洞天

​我决定和自己内心和解今天是世界诗歌日遇上了春分就像我遇到一棵树我围绕一棵树似乎围绕一桩心事我说不清也道不明我确信正围绕一段岁月无心言说，却在言说我决定和内心和解2023年3月21日​有一条河已经想了很久我不想看一看就走与你只是邂逅如此这般山中清流无由头，这般踌躇坐下，即是醉酒无论如何，又如何也不用在乎左右即可，静静地风光与你奈何，忧愁与我奈何，愁忧一切都在迷梦之后2023年3月23日​找一个地方去荒唐你真想跳一次舞那就去吧就去是那山坡上北方。南方你真想荒唐那就去吧就是那草坡上夕阳之花怒放。硬朗不是就舍弃吧寻找你的地老天荒放松，舒畅本是灵魂该有的模样2023年3月23日修改于修竹清风斋​我决定和自己内心和解今天是世界诗歌日遇上了春分就像我遇到一棵树我围绕一棵树似乎围绕一桩心事我说不清也道不明我确信正围绕一段岁月无心言说，却在言说我决定和内心和解2023年3月21日​有一条河已经想了很久我不想看一看就走与你只是邂逅如此这般山中清流无由头，这般踌躇坐下，即是醉酒无论如何，又如何也不用在乎左右即可，静静地风光与你奈何，悠悠与我奈何，幽幽一切都在迷梦之后2023年3月23日​找一个地方去荒唐你真想跳一次舞那就去吧就去是那山坡上北方。南方你真想荒唐那就去吧就是那草坡上夕阳之花怒放。硬朗不是就舍弃吧寻找你的地老天荒放松，舒畅本是灵魂该有的模样2023年3月23日修改于修竹清风斋​

老师不是医生学校里，经常用一个词，我很不赞成，甚至有些反感，叫做：“诊断”。学校不是医院，医院每天接触病人，首先需要“诊断”，然后对症下药，救死扶伤。学校与医院不一样，每天面对着的是天真烂漫的孩子，特别是幼儿园、中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天真、无暇，如天使般美好，怎么动不动就要对他们“诊断”？我曾担任过省政协委员，政协活动是以条线为主，活动都是教育界人士，讨论的问题大多是教育，只是学段不同。我也担任过市人大代表，人大与政协这方面不一样，活动以块为主，同一区域的各行各界代表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涉及的领域更多。公安、检察院、法院、税务、工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金融家、文学家，什么部门、什么人都有。平时只在学校，到了外面，眼界大开。人大代表以小组为单位经常开展活动，接触了政法，才知道案件之多；接触了税务才知道逃税的多狡猾；接触了医生，才知道病源随处都有；接触了金融家，才知道钱在他们眼里就是数字，一会儿能发财，一会儿就能倾家荡产；接触了监狱，才知道犯人之多。我常常对他们发表感慨：面对社会的形形色色，我们学校里的学生，人人都是可爱的，尽管这个不守纪律，那个不交作业；这个有缺点，那个又犯了错误，那算得什么呢？社会上的有些人，丑陋、卑鄙、凶残、尔虞我诈、无是无非、真真假假，能与我们孩子们相比吗？我们学生所有的问题，都是阳光下生命成长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可理解、可原谅，乃至可爱的，不是问题。庆幸的是，我随性发表的观点，常常都能得到人大代表们的认同。我们老师的工作范围是学校，我们老师的视野常常也没有跳出学校，我们大多是人，还缺少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去看待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生，不免视野狭窄，看问题片面，对学生也一样。我们面对的学生，不是病人，是正在蓬蓬勃勃成长着的生命。在我们成人看来，不正常，不好，需要矫正，其实，正是我们自己错了，自己不对，自己存在问题。每当我走进森林，看到一棵一棵的大树，我期待我们的学校能成为森林，一个一个孩子都能长成参天的大树。我也去盆景园，各种植物种植在花盆里，很小很小的花盆，有限的天地，可是经过人的修理照料，千姿百态，斜的、竖的、横的，枯死半边的、枯死上边的，弯曲的、下垂的，按照人的意志、按照人的审美标准，在塑造它们、成就它们。我常想，或许这就是我们当下学校教育的写照。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与盆景园里的一件作品，市场上可能价格相等，或许盆景还可能超过大树。我只是要问：森林里的大树长成那个样子，是它的生命本意；而盆景园里的盆景长成这个样子，是它的生命本意吗？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就像盆景园，我们老师就是盆景园里的“工艺师”。老师常常以自己的爱好，要求成为学生的爱好。以自己的尺度衡量孩子，感觉不对，就以为孩子有病了，就“诊断”。在盆景园里，植物就需要修剪，日日剪，月月剪，年年剪，最终剪成了自己需要的样子，符合自己审美要求的样子。美则美矣，是这株植物生命的本意吗？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存在，我们是不是该有的责任担当？有的时候，不是小孩有病，其实是我们成人有病，包括我们老师，以“病”治“不病”，如何是好？我昨天写了一文《我藏在一朵花的后面》，说到一所学校为迎接检查作假，检查过了，原来的违规做法又恢复了，欺骗检查组。难道检查组真不知道？他的上级检查他，他不也是这样吗？有一位叫“柔柔小雨”的读者留言：“藏在一朵花的后面”是一个好的命题，让我也羞于表达。有人问我，若干年前已经做到学校中层的你，为何要选择转行转岗？我可以说那不是对那片“净土”的失望，或者是那种无力感吗？如果校长是发令官，我中层就是那个操刀手。改课表，藏补充材料，“引导”孩子说“该说的话”。经历的多了，我已麻木。直到有一天，我去自己班上挑参加座谈会的“拎得清”孩子。一个功课不好的“小皮王”把手都举到了我跟前，雀跃着：‘选我，选我。我拎得清。老师，老师，我肯定不会说真话！’作为人师，经历那种尴尬，我的心灵是震撼的，颤抖的。看着他清澈无邪的大眼睛。我竟一时语塞。在他的人生长河中，我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没有教会他多少知识，我却还教他们不诚实，并让孩子们认为这是“拎的清”而争相效仿。我？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那是一个体制！我感到深深的无力，只有做“逃兵”。但是，那双眼睛，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深深的，挥之不去”正是这段留言，直接引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这个孩子是有病孩子？还是没病的孩子？是我们校长有病？还是我们老师有病？今天，学校教育常常就是如此教学生“拎得清”。这样的“拎得清”，就如盆景园里的“修剪”。如此“拎得清”，得到肯定、得到赞赏，这个孩子以后会怎样？在面对检查组的场面，假如遇到一个“拎不清”的孩子，老师会怎样？假如不是偶然“拎不清”，而是一贯“拎不清”，这个孩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需要不需要“诊断”？并给他“吃药”？本文，牵涉到老师是什么的问题？老师是什么？有许多种答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一样的理解。然而，老师不是医生，这是肯定的。老师面前没有病人，只有阳光下灿烂的孩子，唯一的责任：守护他们快乐而幸福地成长，别无其他。

我们要学会做加减法我提出这个话题，有人或许觉得有点奇怪。还不会做加减法？那是当然的，现实中，我们的一些领导、一些校长，还真不会做加减法。在该做加法时，做了减法，该做加法时，做了减法。举一个例子，我经常在讲座或论坛上提问：当下学校教育最缺少什么？缺少什么呢？缺少的东西很多，我说的是最缺少的东西，我咋一问，还真一时问住了，被我提问的人，站在那里，像小学生一样，窘迫而搔头摸耳。我又会问：当下学校教育什么是多余的，哪些又最多余的？同样，有人也一时也回答不出来。回答得不符合标准答案没关系，标准答案，本来就不应该成为标准，当下学校教育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长期以来一直信奉标准答案有关。问题是有些领导、校长，不知道怎么回答，平时还真少思考这些问题。学校教育缺少的，我们要做加法。学校教育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要剔除，剔除不是做减法吗？不会做教加减法，主要是不会做运用题，不会在现实中做题，有时别人给例出了题目，确定了加法、减法，他会勉强做做，比如，听上级的安排、专家的意见。上级领导、专家怎么做，就怎么做。上级领导、专家说对了，他有可能做对了，上级领导、专家说错了，则做错了。自己没有信念，没有主见，是一个木偶人。这种木偶人有的是环境使然，上级部门、专家太强势，太主观、太武断。有的是自觉自愿做木偶人，怕事，他自己做错事，怕承担责任。这样的人肯定智商有问题，情商更有问题。既不会做加法、也不会做减法，经常要做错。本来，一加一等于二，却算出了一加一等于零。比如，素质教育与应试能力，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与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是应该同时并举的，可是到了有些人的手里，两者分离了，既不敢理直气壮抓升学能力，素质教育又片面的理解了、窄化了，到最后，什么也没有抓住，教育教学的成效甚微，两手空空，那不是等于零吗？本来二减一等于一，却算出了二减一等于零。当下我们的中小学，不是没有理念，而是理念太多，能说会道，一套又一套，有的校长，又不会融通，需要删繁就简了，可是，就是不会做减法，做减法，成了倒洗脚水，要么一盆水，都在，要么，不管水里有没有东西，一倒了之。不动脑筋，不会动脑筋，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自己心得，有的只是教条，只是僵化。本该做减法的，他做了加法，本该做加法的他做了减法。不会审时度势，不会权衡利弊。理论层面是这样，实践层面也是这样。学校教育的宏观领域是这样，微观领域也是这样。大事要事是这样，细枝末节也是这样。比如，有的领导、校长上任伊始，不是好好学习，多吸收，而是一味破除传统，对优秀传统也不例外。有的校长，不读书，无知无趣，应该改变自己，多读书，却把时间耗在具体的无数琐事之中，喜欢采购，喜欢用自己的渠道，喜欢大权小权都在手里，这些本该下手做的，他全包了。教育的问题是复杂的问题，当然也会遇到变式。要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不能只做加法的，还要学会做减法。有些领导、校长以为只要加班加点，就可以有成绩。依靠延长师生在校时间，白天不够，还要开辟晚自修，不管是不是违规违法，都要蛮干。提高学业成绩，要依靠提高课堂效率，要通过课堂改革，要依靠提高教师上课能力、组织考试能力、辅导能力、批改作业能力、乃至分析综合能力来实现。一味做加法是不行的，要做减法，减去疲劳战、减去劳民伤财。用心、用情、用力，都在关键处、要害上。而不是只是自我的心理安慰，我做了，我延时了，我向社会表明态度了，至于实际效果与我无关。教育自有自己的规律，与简单的加减法还四有区别。一加一在特定的条件下，除了等于二之外，还可能大于三，一加一等于三，等于四，等于五……。学校的根本宗旨，是为了师生的生命成长。老师发展了，才有学生的发展。老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做好了，学校其他一切都会好起来。届时，它的管理值得肯定、它的校园文化值得肯定、它的德育工作值得肯定、它的体育，美育工作都值得肯定。那不是，一加一等于三、等于四、等于五，等于无穷大了吗？做工作，要首先做根本，可是有人偏偏不会做、做不出，功利、教条、浮躁、自我，没有大格局，没有大境界。同时，又死板，没有灵活性，不能变通，一条路走到底，前面是悬崖，也不知道转弯，真是连教育的最基本的四则运算都不会。领导、校长除了自己会做加减法，也要让老师学会做加减法，要大肚量，不能自己怎么样，就让老师怎么样。校长做加法的时候，要允许老师做减法。校长要累一点，教师要轻松一点。领导累一点，群众轻松一点。校长对老师提的要求，校长首先要想办法自己能做到。同理，老师对学生提的要求，要首先自己努力做到，自己做好了，学生才能做得更好。教师要累一点，学生要轻松一点。因此，校长做数学题，需要大智慧，一加一，哥的巴尔猜想，需要一辈子努力。能够统筹协调好各种关系，要有哲学思考，要能够顾大局，识大体。唯有如此，或许我们的学校教育工作，方能做好一二。

重发按语：昨天，我去看望顾敦荣局长。快要三十年了，那时我在他身边先后担任秘书、办公室副主任、政策法规处处长。他应该是我师父级的领导，领导加亲人。师母几年前去世了，他三分之二时间在美国子女家，三分之一时间回苏州。儿子有时也陪他从美国回来，陪他在老家住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北京及各地奔波，很少遇见他，不过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的。疫情来了，一切被打乱，我以为他在美国，后来得知竟然一直被保护在苏州的一家“康养院”，独自一人。国庆假期，无论如何要去看望他。我与夫人一起去了，敲门，他一个人在房间。还是那样爽朗，坐定即开始调侃我，嬉笑声不断。傍晚，一定要请我们去食堂吃饭。点了几个菜，食堂里满满的都是老人。夕阳的时光，总是有点不舍。今年他八十二岁，一如当年，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只是偶然会重复刚说过的话。吃罢，送他回房间。我们要告辞了，他执意要送我们。天正下雨，他领着我们穿过一条长廊又一条长廊，一直送到康养院大门口。向我们挥挥手，转身，他又穿过长廊又一条长廊，远去，没有回头。这一个场面，太熟悉了，又让我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年他即是这样决断，送人、做事不会回头。上图是见他时的情形。此刻，再发九年前的文字，与大家分享：（2020年10月4日记于石湖）"顾老板"在教育界，没有人不知道顾老板的。他当了苏州十三年的教育局长，顾局长这称呼反而没有人叫，在机关内，包括省省内省外搞教育的人，都叫他顾老板，直至现在他离开教育局十三年以后，大家还是这样叫他，他叫顾敦荣。１９９２年初，他把我从学校调到教育局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我跟着他整整五年。去年十月，“人民教育家论坛”在我校举行,全国各地来了三百多位来宾。我以“诗性教育”为主题作了报告。站在振华堂的讲坛上，我对大家说：今天我的老局长、老领导——顾敦荣先生也在座，是他把我真正领到了教育之路上，在这个时刻，我请全国各地的我的各位校长同学，与我一起，用掌声首先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事后，坐在顾老板边上的一位媒体老总告诉我：当时顾老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说“柳袁照今天发毛病了”，这话重复了三遍。顾老板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江阴祝塘中学教书，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张怀西（后来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他一个办公室。顾老板学的是物理，但能教语文，调回苏州后在市二十八中当教师，一次公开课就是开的语文课。他在二十八中几年，当普通老师、当教导副主任、当副校长，一年以后，即被任命为苏州市教育局长。可谓青云直上。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一个奇迹，但他这块青云一直停留在这个高度，直至退休。顾老板睿智，而又有威势。教育局机关与校长们几乎人人怕他，工作时间不苟言笑，谈工作单刀直入，不给人情面。他听汇报，一下子就能抓住要害，三言两语就能把别人说半天的话概括出来。我曾见到一个“做错了事的校长”去见他，发窘，几乎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的威势，是靠他的学识、能力和人品建立的。在机关大楼的走廊里、楼梯上，我遇见他，与他打招呼，他头都不会给我点一下，只顾自己向前走。我知道了他的这个脾气，我也干脆不理他，遇见他，就像没遇见他，他也不生气。局长办公室在三楼，我在一楼，他打电话下来，只一句：你上来。顾老板外表威严，内心古道热肠。有一次下乡调研，到了一所条件很艰苦的农村小学，看到老师在如此环境下坚守，竟流下了眼泪。他轻易不批评人，更不骂人。他骂过我一次，他说年轻人要淡定，不要急躁。大概他看我有些不安整天写文章的苗头。他说我的时候，我根本不能分辨。过后，他找我，说自己过火。我对他发火却不止一两次。有一次，我写的稿子被一再退回，反复修改还是不行，感觉自己受了委屈，竟在一个多人的场合上，站起身甩门而出。过后顾老板找我，要我改改脾气，说这样很不好，伤人，也伤自己，影响工作。那次批评有点骂人的样子，我一只记得。我给他写文章，写前听他说思路，写完交给他，一般不要重写的，他看看，开会就去讲。他不会从头到尾念稿子。他没稿子比有稿子讲得好，没准备比有准备讲得好，他有直觉思维的功力。即席发言才精彩，口若悬河，感悟力和领悟力极强。有时会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全是书报，不大，却很乱，他靠在人造皮的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他抽烟，我在烟雾中一问一答。如他问：今天我讲得怎么样？我就知道，那是他对自己的讲话感觉好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他到苏州中学去，开座谈会，然后一个一个找教师骨干谈话，捕捉信息，发现人才，被他谈话的老师，许多今天或已是市领导、局领导、校领导，或已是特级教师，都成中流砥柱。调研结束，我与他坐在汽车上，他突然要我对苏中这样的老校的感觉？我到教育局还没几年，一直很拘谨，跟在领导后面，不轻易发言表态的。但那天若有所悟，我说：百年老校搞得好，深厚的底蕴是动力，搞得不好是负担。顾老板听后却大为赞赏。他还说，其实在苏州中学这样的而学校当校长，比在教育局当局长要有意义得多，他还说，如我自己可以选择，我宁愿当校长，不当局长。以后我到十中，重视传统，重视文化，与这次经历不无关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到苏州考察，我陪他接待。前几年，张家港的学校里，挂着朱主任的视察照片，背后都站着我。曾在一部车上坐着朱开轩、顾老板和我，一路上聊教育，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撤并调整。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许多人陪同，各级领导，还有媒体记者，涌进涌出一大帮。顾老板对我说，你不要跟着我，你去跟着领导，记录好他讲的话。以后李岚清副总理到苏州考察学校，我也常挤在近旁，这都是顾老板“唆使”的，他在细节中教我把握工作的机会。我当时我还是中国教育报、江苏教育报的兼职记者，在这类场合写的新闻，常上报纸的头版或头条。我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到教育局，省里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章新胜市长带队，各县(市)区负责领导参加，会间，章市长要召集大家碰头，晚上聚餐。我跟着顾老板也在会上，我竟躲了起来，不敢随大家一起去晚餐。那时，没手机，他也找不到我。第二天，被顾老板教育一番，说胆子这么小，见了市长都害怕，怎么能做事？我经常陪他出差，出差在外他就判若两人，唱歌、打牌，讲笑话，五十多岁了，高兴时竟在房间表演竖蜻蜓，把自己倒立在墙角。有一年，去珠海参加一个教育部的会议，当时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接待我们，请大家去吃饭。坐的一辆面包车，到了饭店，进了饭厅，给我们开车的人，也随我们一起进去，直接做到主桌上。我很诧异，我就对顾老板说，怎么这个驾驶员不懂规矩的？顾老板马上对我说，你不要乱说，他是教育局局长。客人来了，局长自己开面包车接待，够新鲜的。晚上两个人一个房间。聊天聊地，没有了一点局长的架子和威严。也许是喝了一点酒的缘故，妙语连珠。然后，竟然善意地取笑我，对我说：你这么个年纪的人了，还跟着我写材料，真没出息。我回答他，我原先只是一个在农村普通教师，后来调到城里，也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全市教师却有上万人，我能够在上万人中“脱颖而出”，到局长身边，写稿做事，那是容易的啊？我说，你在我这个年纪都没做到。躺在床上，我们相互调侃，其乐融融。前年中山市一位副市长带队，到我们学校来参观，我一见，就认出就是当年珠海那位局长，他也认出了我，马上就问顾老板在哪里？近况如何？他对大家说；苏州的顾老板堪称局长们的“大哥大”。晚餐时，请来顾老板，老朋友相聚，情谊浓浓。１９９７年，他担任苏州市政协秘书长，工作离开了教育，但视野从没有离开教育，之后的历届教育局长遇到重大事情，总会先去听听他的想法。大家称他顾老板，是对他的尊称，蕴涵了大家对他的敬意。现在他７０多岁了，还担任着苏州市老年大学的校长。顾老板的气场很足，人气很旺，很有凝聚力，副手下班前几乎都会聚集到他办公室，交流一天的工作。２００２年我离开了局机关，来到了学校。四年前，省厅历届的老领导、全省十三个城市的教育局老领导，被顾老板邀请到苏州相聚，来视察我们学校，曾经沧海难为水，早已淡定的他们，在那个场合，赞语不断。那个场合，与其说我沉浸在美誉之中，不如说顾老板沉浸在快乐之中，他脸上的欣喜，是父母看到自己的小孩，被朋友们称赞时所流露的欣喜。大前年，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到苏州来讲鲁迅。顾老板得悉后，把他邀请到十中。钱理群是他南师大附中的同班同学。走在校园，顾老板向钱教授介绍十中的文化、历史，钱理群被他感染，主动要求为学生作了一场报告。钱理群、顾老板和我坐在瑞云楼下的玻璃房里，面对西花园的一花一木，谈教师，谈教师的发展。他俩告诫我，教育是慢的艺术，学校不是每天出新闻的地方，一席话，瞬间给我触动，真如醍醐灌顶。顾老板是一个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的人，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在错综复杂的事态面前找到头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州在全国地级市第一个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也是第一个扫除青壮年文盲，国家教委专门发来贺电，全国各大媒体同时报道。之后，苏州又不失时机启动了教育基本现代化工程。我跟着他几乎走遍了全市的每一个乡镇，他到农村不是先跑学校，而是先跑乡镇政府。他改革教育结构，是跑企业，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让教育贴近经济社会的实际。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很平常的，但在那个时候，真是“前无古人”。简陋的迎枫饭店，是苏州教育局的招待所，接待过高层领导和一流的专家，如柳斌、张天保、王明达、韦钰、郝克明、谈松华等，顾老板名副其实是一个智囊人物，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内，畅谈教育的宏图。国家和省制定新的改革政策，往往会汲取苏州先行的经验和做法，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如此。今年是我认识顾老板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我一路跟着他学、跟着他做的二十年。他是我的长辈，他比我长十九岁，是我终身的领导和老师。此刻，我坐在西花园的阳光下，写上以上文字，尽管都是小事、琐事，不足以反映他的整个风貌光彩，但表达的是我对他的景仰之情。我现在经常对他说：我有优点，是学的你；我有缺点，也是学的你。你不要再骂我啊，好坏都是你自己的责任。我讲这话，看似调侃，其实还是在掩饰我对他的惧怕。尽管如此，我办学遇到大事、难事、疑难事，都会去向他叙说，向他请教。（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

上课允许不允许老师“表演”？课前允许不允许学生充分“准备”？我曾经驱车数小时，越江去听一堂语文课。史铁生，这个名字我不陌生，但对他及他的作品的认识，还是在课堂里，在语文书上。有一天，我随机在校园里听一堂语文课，老师的上课让我走神，这是一节复习课。现在许多复习课，按“高考”梳理成一些很“科学”的系列，如“错别字”、“病句”、“文学常识”等专项训练，这堂课也不例外，枯燥而单调。我只能随意翻阅语文书，看到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阅读起来，这篇情感性极强的散文，吸引着我。史铁生以“地坛”为载体，写自己与母亲那种爱的情感，让读者怦然心动，几乎要流泪。下课的铃声响了，我还沉浸在《我与地坛》中，至于这节课的内容并没有让我记着。来到听课现场，已坐满许多慕名前来听课的老师。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教室，而是一个会场，执教者已经使用麦克风讲课，课目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执教者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老师，曾在全国某项某次语文评优课中获得一等奖。老师向学生提供了两页补充阅读资料：一是作者简介；二是地坛简介；三是史铁生的另一篇散文《秋天的怀念》；四是包括马克思、歌德、三毛在内的名人论生命感悟。这节课上得很精彩，如苏州园林，构思完整，布局谋篇很到位，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多媒体贯彻始终，有歌曲，有背景音乐衬托下的朗读。很明显，这是一节“磨”出来的“好课”，听课者人人几乎都获得一种神圣的情感体验。一位特级语文老师在课后说：在听课时让自己流泪，教书几十年还是第一次。组织者课后安排了专家点评，尽管临近午餐之时，我还是坚持坐在原地认真聆听专家的点评。了解专家的点评很重要，专家对“课”的态度，将对老师的教研、教改，有着强大的导向作用。专家的点评大大超过执教者执教的时间，恕我直言，专家讲了具体什么，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住了专家点评的技巧。他以自己对语文课的观点，作为“纲”，而把“这节课”作为“例子”，以演绎自己的理论，而我所直观、直觉到的这节课的鲜活的特点，几乎未提及。当时，我以为组织者会有五分钟，或十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能与执教者、点评专家互动的安排。结果没有，而专家的话，却引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我很想尖刻地说：这是一节情感体验的课，是教学中的“舞蹈”，但不是教学的“日常生活”。老师把情感的“伤疤”，在撕给人看，尽管是友善地、深情地、感伤地撕给人看。老师近似表演，为开课而开课，把学生带进自己的“设计里”。延时10分钟，45分钟的课延长至55分钟，这不是以牺牲学生课间休息，以牺牲下一堂其他学科的教学为前提，以达到实践“即时生成”、“课内课外拓展”的所谓新理念吗？这节课，至今我还是忘不了它。对它的思考已经超越了这节课本身，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也冷静地反思一些问题，以克服自己对“好课”理解上的偏颇：上课允许不允许老师“表演”？课前允许不允许学生充分“准备”？允许不允许课堂延时？这节《我与地坛》尽管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准备、表演的痕迹，但就是在这种准备、表演中，却让学生的情感得到了深刻的体验。我们追求课堂的“返璞归真”，但偶尔让教师精心地上一些“演出课”，可非议吗？“好课”的标准是什么？特别是对一节具体的课，评价它，不应该从固有的概念出发，而应该从这节课的真实情景起步。对真正的“好课”不必用很规范的“戒律”去限制它，假如课上到了高潮，学生的思维进入了最深刻处，已经到了“欲罢而不能”的境地，即使“拖堂”，我们也能有一颗宽容之心。我承认，我是一个矛盾体，特别是在不同的情景和教学场合之中，对“课”的评价会出现多元化的理解与评价。我去西藏高原旅行，回家选择了从西藏乘坐火车去西宁的方式，“天路”上的风景，至今不能忘怀：那是在纯美的天堂里行驶的感受，一片原生态的草地、一条还没有受任何污染的河流，一座绵长的山体，背景是蓝天，蓝天下是大片大片的白云。面对如此的奇观，我思绪翻飞,想象假如这一切出现在都市之中的景象。经过人工的修饰以后，我想象不出它是否还会如此的潇洒，如此的超然物外。也许可能对这一片胜景，或者亭台楼阁、假山池沼把它环绕；或者深宫大院、庭院深深把它禁闭；或者人山人海，每天都在创造新的票房价值。行使在天路上，我感悟很多，我不得不对大自然礼赞、对一切事物的返璞归真礼赞。其实，天路上的醇美境界，才是我心中真正所追求的

大家对“开学”越来越重视，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教育节点。因而各地各学校的都会有新的思路，增加“仪式感”。给学生以仪式感，那是增加这个特定时辰、特定场合的神圣感、庄重感。意味着从此不一样了，一个新的崭新的开始。在开始中告别过去，告别曾经的满足、不满足，告别曾经的满意、不满意，告别曾经的拥有、不曾拥有。北京新学道重庆江北学校，校园里又一辆列车，为“新学道号”那就是一种象征。在“开学”的时刻，于“新学道号”列车旁，举行仪式，其象征仪式，将不同凡响。开学仪式无疑是第一课，这一学期的第一课，第一课必须要认真而精心设计。第一课即是第一步，第一步在哪里起步？需要创设情景。那种让人激动、让人感动，让人不能忘却、久久回味，在那一刻、那一地定格。于“新学道号”列车旁，给学生点个赞，翘起大拇指，再面带微笑，那是肯定、那是赞许、那是从心底发出的由衷的欣赏。归属感在哪里？在心里、在灵魂的深处。但她又不是隐藏的、掩藏的，在每一个不经意的时刻，都会流露，特别在一些重大得事件、活动中呈现。对学生来说，每一个日子都应该是幸福的日子，可是现实又不时时如人意。尽管如此，我们要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理想的时光。开会典礼，应该成为这样的时辰。“我是新学道人”何其荣光、何其自豪，所谓的仪式感，就能产生归属感，让幸福与快乐洋溢在脸上。中小学生开学前的军训，在我看来，是强化习惯培养，也是强化集体意识、群体意识，也是体现浓郁仪式感的一次精神“洗礼”。从服装的统一，到行为的统一，无非是强调“规范”，而规范又无非是为学生的发展、进步，铺设轨道。人生需要轨道，有轨道才能运行高铁，这适合叶圣陶的观点：教育就是养成好习惯。开学的意义，标志着新的学校生活的开始。新是相对旧而言的，旧是过去的日子、过去了的学校生活，已经记载进了历史，不可更改。而新又是不确定、不可完全预知，在这个节点上，唯有充满信心、唯有以阳光的心态跨出第一步，踩出的步子才会结实、才会踏实。老师或学生，均是如此。仪式感的神圣与意识，来自于老师的规划与创意。场面盛大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爱的气息。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要让学生感受到的是爱意。做教育需要用心、需要精心，开学典礼应该如此，其实日常的学校教育都应该如此，正如这幅图片：北京新学道重庆校区的老师为拍摄这幅图片，磨练了无数次，最后精彩呈现。这几日，我与北京新学道各地的校区的微信公号，看到与开学有关的各种活动的图片，有的是军训、有的是开学仪式、有的是开学展示活动等，让我感动，触动思绪。由图片获得的感悟，或许即是对教育的领悟。此刻愿意与大家分享。2020年9月10日，于修竹清风斋

柳袁照按语：北京新学道，郝煜即是一个传说。他父亲郝少林辞去了公职，与合伙人梁勇创办北京新学道，即是不满足当下的基础教育的诸多弊端，为女儿创办一所理想的学校，如今北京新学道已经在国内拥有了二十多个校区，可起点在郝煜那儿。郝煜与众多的孩子不一样，它受到的是北京新学道教育。北京新学道的校本核心课程，即是以她父亲为首的一群志同道合者开发的。人们总是会问：郝煜怎么总是那么优秀呢？我们可以深思。她从剑桥CSSA到哈佛CSSA，尽显自己的热情与智慧。如今，还担任北京新学道国际教育总监，转载此文，以与大家分享：（郝煜与她的面试官）我为什么选择教育？郝煜1我的剑桥面试我为什么选择教育？这个问题也是五年前，2011年11月3日下午，我在上海参加剑桥大学本科面试时，被面试官John

我曾写了一篇有关教育小格局的随笔，写罢，想想，有小格局，就总该有大格局。什么是教育的大格局？教育的大格局在哪里？这个问题萦绕在心头。曾有一所公办学校里接纳外来务工子女学生，树了一堵墙，见路不平虽无法拔刀相助，也站出来说了几句话，没有料到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于是，又想到了教育的大格局这个题目。突然开朗。什么是教育的大格局？比如，教育部门面对不适合的、不合格的外来务工子女学校，果断地把学生全部搬迁到公办学校去。这是大举措、大境界。只是顶不住某些家长的压力，又人为地在与小区居民子女学生中间树了一道墙，一下子境界又低了下去，又落进了小格局的尴尬境地。所谓教育的大格局，首先该明白什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首先要做的，什么是可以摆一摆放一放的。社会的需求、时代的需求，是第一位的，教育需要做好服务。对区域来说，首要的是要解决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问题。与社会变革相联系，加快教育的变革，包括结构、体制、机制的相应改革。比如，外来务工人群，是当下城市建设、城市服务的一支不可缺的生力军。缺少了他们，城市几乎不能健康地运行、运转。与此相应，外来务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会成为一个十分尖锐又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同城待遇”迟早要提出：并解决。城乡教育的差距，在某些地方不是缩小，而是拉大。我在民办教育集团工作了一段时间，有机会到更多的地方去考察教育、交流教育。农村、山区、中部、西部，那里的教育与东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教育可以说不是相差五年、十年，尽管放大胆量说。农村剩下老人与儿童，留守儿童教育尽管已经做了了不起的努力了，可我看了还是心酸。一点大的孩子，就远离了父母，无论学校如何照顾，都是遗憾。那里的儿子天真、淳朴、可爱，一点点世俗的影子也没有。我曾去湖南十八洞村，去了那里的村小，一个学校就是一个老师，校长是他、图书管理员是他、一年级老师是他、两年级老师是他、教幼儿班的老师也是他。这还是一所被许许多多人关注的村小。其他数不清的还没有来得及被大家所关注的无数村小又怎么样？留守在家乡农村、山区的孩子，是幸运还是不幸运？许多外出打工人员，越来越意识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城市的诱惑，包括教育的诱惑，是无法拒绝的，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带上孩子远走他乡去务工，子女的读书问题，成了一个大问题。城市原有的教育相对平衡的状态被打破了，原有的学校格局，满足不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蜂拥而入。许多外来工子女学校应运而生，质量、安全都是问题。我们城市可以只需要父母的劳力，而拒绝其孩子的教育吗？当然是否定的。各地涌入城市、地区想了许多办法，但是离需求相比，远远不够。这就需要教育的大格局出现了，明知不可能还是要尽可能的去解决。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教育只有主动地去迎接这种挑战，才有新的作为。把外来务工子女教育纳入自身的教育体系之中，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不是可做好了不做好的事情。历史上中国劳工到了美国、到了澳大利亚等地，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还是受到歧视，其子女教育被冷落、被遗弃。一部劳工史就是一部血泪史，所谓唐人街，最早就是唐人无法进入当地社会（更不要说主流社会），而被迫形成的低人一等的孤独社区。有时我看到了外来务工子女学校，就会想到“唐人街”，恕我联想不当，但却是我的真实感受。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再怎么不平等，不能让孩子所受的教育不平等。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善良的社会，任何不善良，都不能对孩子不善良。对孩子最大的善良就是给他们以平等的教育，尽可能的平等，——尽可能的在一个共同生活的区域内有平等。因此，我呼吁赞成“全融教育”，外来务工子女融入到所在城市、所在地区的普通中小学校之中，与该城市、地区的居民子女享受同样的教育，在一个校园、在一个教室、在同一个操场、同一个实验室，由同一批老师教，过着完全一样的完整的校园生活。我们该抛弃掉许多成见、偏见，外来务工子女是带着乡村纯美气息的孩子，本真、朴实、聪明，与城里的孩子一样可爱，与他们在一起，会给城里的孩子带来新的气息，那是孩子们成长过程所不可缺的品性。假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发生在今天，孟母一定会迁到有外来务工子女的地方去，这个时代，城里太缺少自然世界的生命气息了。我们多做一些教育大格局的事情，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学校，不要总是把心思放在留生源抢、生源上，不要总是把心思放在与比升学率上，为了提高几个百分点，耗尽了财力、物力、精力，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教育是服务，不是单纯为分数服务的、不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是为整个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与文明服务的。当下，我们一起多为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多做一些实在的事情，以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实现“全融教育”，是神圣的历史使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编者按语：朱小蔓老师是我十分崇敬的人，是这个时代的真正教育家。她的去世，令人哀伤。知道她身体不好，也知道她身患绝症不久会离开人世，可是不敢去触碰，过年过节甚至都不敢去问候。面对她最后的岁月是哀伤，面对她的去世是哀伤。今天凌晨零点39分，我微信上收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毕诚博士给我发来他即刻写就的《教育家的情怀——深情怀念朱小蔓所长》，随即打开阅读，读罢，回复“我看了，动人”。白天我一直想着毕博士文中回忆的情形、想着毕博士的感慨。下午，我给毕博士留言：“您的这篇文章，明天发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好吗？怎么署名？不影响您正式发表，如何？”毕博士爽快地答应，回绝了其他媒体发表，并鼓励我说：“我不用别人，您做的最好，有诗人加教育家柳校长的有品位。”我大为感动，能够于自己个人的小号上刊发大才子纪念朱小蔓老师的文字，是多么的荣幸。毕博士的下述留言更让我感动和不安，他说：“过去在学校见到您，一身儒雅才气，回家读您的诗文，自惭形秽，不敢与您主动交往。时间久了，知道你是如此义气，还是一种豪迈的义气，非常高兴。朱所长是一位永远值得尊敬的大姐，读了您的文章，我感觉到我们是一类人。”是的，我们是一类人，说真话、真情话的一类人。教育家的情怀——深情怀念朱小蔓所长毕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学校应该是一个有诗意的地方（自序）有些事情，不经意就成为重要的事情。这本《学校应该是一个有诗意的地方》，对我来说，将十分有意义。我人生的工作阶段，走过了三个里程。当老师、做公务员、当校长，这些都在体制内。在我即将离开体制，走向更广阔的原野的时候，这本书，将会有分界岭的标识作用。我对教育的理解与实践。在最近的十年中，相对成熟。我所说的相对成熟，仅仅于己而言。我是一个既“做事”，又“说话”的人，特别是我当苏州十中校长的岁月中，我常把“做与说”、“想与做”，结合在一起，做做讲讲、做做说说，每年对自己要求写一本书。写书不是目的，写书是过程，是梳理、是清理，也为自己走过的路留一点痕迹。回过头来看看，教育如同一场旅行。我们从哪里出发？经过哪里？现在又到了哪里？尽管，我明白，我的这些痕迹，很快就会消失，不过，我还是尽量要留一点记忆。我从教育行政机关到学校，为了给自己做一个了断，我梳理了十多年来的思考，写了一本书，原来题目是《苏州教育大趋势》，那是我的直觉与把握。主管教科研的皇甫副局长，也是我朋友，他忠告我：柳兄，这个题目是你写的吗？是苏州市长、局长的题目。他建议我改成《凝眸苏州教育》，那是我的第一本书。《中国教育报》记者白宏太，为我们学校、也为我写了许多很有深度，又有灵性的文章。不久前，他笑着对我说，你的第一本《凝眸苏州教育》，当年你送了我，尽管不是很感兴趣，不过也是我了解你的第一扇门，多有深意的笑容，尽管如此，我仍敝帚自珍。《学校应该是一个有诗意的地方》，是我立足苏州十中这个园子里，一个新的了断。类似于当年的时辰又到了，我必须也应该，对我现在这个园子里的思考、感悟，以及我的所作所为，作一番清理。我相信，我已经不是十六年前的我了，我已经是一棵“树”。树有春夏秋冬的经历与遭遇，春天发芽，长新叶，蓬勃而有朝气。冬天枝叶枯残，零落，兀自耸立，别人看来，还落落寡欢。不过，那曾是我的愿望与理想。2002年9月，我到了这个园子，我写了一首《风景》。我说我不走，像一棵树那样，不走了。2017年7月，我知道我将离开呆了15年的岗位，写了一首《这个园子的2017夏季》，有些依依不舍。回想在这个园子里的月月年年，期间曾写过一首《建一座自己的园子在原上》,是不是昭示着我潜意识中的而梦想？这个时辰，或许即将到来。来这个园子是缘、离开这个园子也是缘。走与不走，由不得自己。做树是缘，做鸟也是缘。其实，走与不走，遇见的与不该遇见的都是缘。《风景》：过去的我是一只不疲倦的鸟一朝醒来我突然变成了一棵树一棵再也不走再也不顾盼再也不漂泊再也不浪漫的树从鸟变成树是一种痛苦一种失落一种悔悟是与天地的默契也许我会天长地久地站成一块化石也许我会站成一道风景《风景》是我一度忘却了诗歌，诗意在我心中沉睡之后的苏醒。表达了我的心境，告别公务员生活，是我的选择，不过多少有些怅然。然而，很快我被学校生活的召唤所吸引。多年以后，回想那一个瞬间，灿烂着希望。我内心的愿望是什么呢？“在最微观的学校领域内，实现我们民族的教育理想”，似乎有点幼稚有点“自我”、“自大”、“自不量力”，不过我却是真诚的。在我当校长的十五年中，学校获得了“最中国”、“诗性教育”的美誉，不仅仅是美誉，是我们努力践行着的教育理想，那像我们在教育春天的美妙的行走。十五年是一个过程。走过之后，就将成为历史。到了卸任的时辰，与十五年前上任的感受完全不用。离开晨夕相依的校园，不舍是必然的。2017年7月15日早晨，我与往常一样，徜徉于西花园。立定，四周张望，忧伤的诗句自然流淌了出来，这就是《这个园子的2017夏季》：我与你相见，每日每时我与你一起，总是幸福的日子这个亭子、这个石桌子、石椅子与这块碑，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的一切都有阳光的意义与你相遇，是人生奇迹平淡的日子，诗中的四季这条路、这棵树、这一丛花与这片草地，对我来说这里一切之细微都如圣地中的痕迹我与你朝夕，总是梦里我与你的故事点点滴滴都是依依春风里来，春风里去冬雪里来，冬雪里去这般阳光，那般月色所有的舍与不舍都在这个园子与心里诗意荡漾了，在这个校园荡漾了。伤感的诗情，对自己来说，是值得储藏的情感。我在不在这个园子不重要，这个园子里曾经的荡漾的诗意，还会弥散多久？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是不是有点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思维？每一天太阳升起又下落，下落的太阳与升起的太阳，都是一样的吗？今天的与昨天的不一样，今天的与明天的也不一样，每天的太阳都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明天。我还有什么理由担忧？这本书，是我在这个园子的所思、所做。在这块有限的学校天地里，我与师生们孜孜以求，所留下来的足迹。可以留给后人，作为研究2002年至2017年学校的比较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我自以为，没有说教，没有抄搬，也即是没有名人怎么说，专家怎么说。有的是属于我们自己。这里的“自己”，是我自己，也是我们学校自己，以及我们师生自己。我们自己留下了什么呢？那就是诗意，经意与不经意所呈现的诗意，在一草一木中呈现，在一人一事中呈现，在每堂课、每次活动中呈现。这本《学校是一个应该有诗意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呈现。点点滴滴都是真实的世界，都是真实地校园生活、真实的校园情感、真实的校园思考。我很珍惜它，如同珍惜生命中的奇迹一样。之前，我也出过书，关于教育、关于学校，不过，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视角，把握学校的传统、把握学校曾经的人与事，从中汲取养料、力量。或者从学校建设、校园文化的角度，探讨校园的意义，从物质层面入手，思考学校的文化精神的传承、塑造与再生。或者在读书与行走中感悟教育、领悟教育，是遐思、是教育的情思，在梦想中遨游与期盼。比如，有《教育是什么》、《学校是美的》、《教育是美的》，还有即将出版的《读书是美的》，都属于此。而这本书，有什么特点？与我之前的书有何不一样？我当校长，真正有感觉，也只是最近的五年。用了十年的时间去迎接这种感觉。什么感觉？感觉我们日常的教育行为离教育越来越近了。这个时代，不知从何时起，教育变得异常功利，整个校园笼罩在功利的气息之中，功利的气息从哪里来？从社会来，从教育的主管部门来，从家长中来。不仅仅来自于外部，还来自于自身。学校自身、教师自身、甚至学生自身。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园子里，无论是传统，还是当下，总有些与众不同。从办学者王谢长达、王季玉，还有参与办学社会贤达蔡元培、李根源、章太炎、胡适、周怡春等，以及校友费孝通、杨绛、何泽慧、陆璀、彭子冈、李政道等校友，无不闪耀着诗意的光辉。历史是这个样子，不等于现实是这个样子。竟然在相当程度上，学校成了一个远离教育的地方。然后多少有点自我欣慰地是，这个园子多少保留着教育的“童真”，那是艰难的坚守。以后将又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相信会越来越接近理想。这本书，即是我们坚守的记录，是我们艰难而又幸福地走过的痕迹。于校园、于课堂、于课程、于活动；或者换一个维度，于教师、于学生、于管理，无不流泻着我们对教育未来追求的火热激情，无不都是我们对教育的虔诚，于身心整个投入的虔诚。学校是一个应该洋溢着诗意的地方，久违的诗意，又回来了，是何等的令人欣喜？我不会忘记苏州十中，十五年的校长之路，每天走在原地，似乎又不在原地。究竟在那里？到了哪里？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建一座自己的园子在原上》：尘世的园林太小巧我要建一座自己的园子在原上拆去围墙让风吹进来上午有雨下午有雪晚上赏月在天地的转角建一条回廊种五百石榴树再种五百桂花进口处即出口处古木交柯临水建十万湖石假山山水是梦乡再放三万六千鸳鸯烟霞散去星光依旧机缘巧合不可捉摸。再过十天半月，我将受聘北上担任北大培文教育集团总校长。那又将是一个新天地，以弘扬北大精神、弘扬蔡元培教育精神为己任，在全国培育一批能“创造”、会“兼容”的体现现代意识的基础教育学校。我参与其中，或许是缘，所谓缘即是机遇。那里是我国新诗起源的地方，最早的诗之火即从那儿燃起，能去那而从事教育，回归原点，真是三生有幸。“学校是一个有诗意的地方”，不是一所两所有诗意，而应该是整个的学校，都能焕发诗意。我期盼，所有的学校，将都会是这样的地方，前景何其出令人不欣喜若狂？新春之际，再一次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唯有感恩。是为序。（《学校应该是一个有诗意的地方》序）（与校友李政道在校园）

在比照中追问——就柳袁照校长教育提问的点滴所思上个星期，柳袁照校长在“2020教育改进行知班”群中，作了《改进学校先改进校长》的专题讲座。当然，他的讲座，还有一个副标题——“以蔡元培的视角思考当下学校教育。”百年回溯，叩问当今。通篇以北大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视角来烛照当下，在上下百年的新旧比照中，去追问当下的教育问题。《史记》有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柳校长的追问如黄钟大吕，訇然有声，发教育人之深省！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教育是为谁服务的？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民国校长，他们曾经提出过的问题，现在得到改进了吗？——一次次的追问，让我们深思教育的圆点问题。讲座结尾处，柳校长又提出了以下四组问题：1、为什么一百年来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蔡元培、陶行知等人提出的问题，至今改进不大，或者说几乎没有改进？2.蔡元培、陶行知这样的教育家太少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如此，特别是当下有可能再产生蔡元培、陶行知这样的校长教育家吗？3.蔡元培、陶行知有局限性吗？假如有，表现在哪里？现在提倡教育家办学，都在层层培养教育家型的校长，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4.阅读当年教育改进社那些先哲的文章，他们反映的教育问题还存在，相比较，现在的教育理论却大大推进了。当下一些教育名人的教育论述都比他们高深，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叶圣陶等人却显得“浅显”，是什么道理？针对柳校长的追问，思维链接、随思随记，谈谈个人点滴思考，并请教于方家。一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柳校长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有些答案已隐含其中，不言自明。比如问题4——个人认为：不是民国先贤们的教育论述““浅显”了，而是现在某些所谓的教育专家，脱离了生活实际，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只会“玩概念”、“耍花腔”，坐而论道，玄之又玄。而民国的那些校长们，注重的是“行胜于言”，是用实际的付出，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完成教育改进。就表象比较，就有民国校长“浅显了”、“落伍了”，而现在的专家们理论很高深的错觉。当然，柳校长提出的某些问题，是需要深入思考，追溯源头，积极思辨，去伪存真的。比如，柳校长提出的第一组问题。我个人认为，更具思考价值。但要想探究其因，首先要搞清楚他所说的，“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蔡元培、陶行知等人提出的问题”，究竟具体指哪些方面？对照柳校长的讲话稿，在我看来，他提的问题，指向了这几个层面：其一，大学应该倡行怎样的风气？其二，教育家要具备怎样的头脑？其三，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蔡元培先生履职北大前，腐败盛行，学风败坏。“两院一堂”，前清纨绔子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一堂”指的是京师大学堂，即北大前身。蔡元培1914年初到北大，即着手两方面的改革：首先，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以引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其次，改革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改革整个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注入北大（当然，后来还有修改讲义，实行教授管理制等等举措）。不拘一格，广揽人才。蔡元培上任不到一年，北大气象焕然一新。他的现代大学改革理想“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开花结果。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称赞北大是教学生以自由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

（杨绛在回忆当年振华女校的校歌）我所知道的杨绛杨绛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她不会受人摆布，到老了也是这样。杨绛正直，有主见，她认定的事物不会轻易动摇或改变。她不是一个苟且的人，她想做或不想做，都由自己的内心决定。7月17日是杨绛的生日，在世的话，正是109岁。每年她的生日、忌日，人们都不会忘记，纪念她、怀想她，是爱她的人、敬她的人的功课。还有些人把自己想说的话，不敢说、不便说，假托与她，借她的名说，这也是常有的事。杨绛的形象在那儿、威望在那儿，是不朽的口碑。我因为是杨绛的校友，也有一点相似的。先是学生，走出校门，再走进校门，都曾回来担任母校的校长。她生前，我们几次北上去采访她，有过几次交往，既寻常又不寻常。第一次是2005年12月，明年学校将迎来百年校庆。百年校庆，对一所中学来说，是大事。这所学校其他不多，就是名人多，包括杨绛。希望校庆时校友都回来，尤其是名校友，可要不要请杨绛？却有争议：有人认为杨绛性格独特，脾气大，轻易不见人，会遇到闭门羹，很犹豫。后来，通过北京校友会，北京校友会也都是一些有名望的校友主持着工作，她们联系上了杨绛。杨绛同意接待母校的来访，但约法三章：不带记者、不写文章、不拍照。即保持低调，她怕被利用，做宣传，夸张、变味，乃至满城风雨。（杨绛为母校题词“实事求是”）带了苏州的丝绸围巾、采芝斋与稻香村的土产小吃，去了北京。陪我们一起去的北京校友，也是名人，上了楼，气喘吁吁，立定在门口，大气也不敢出，屏住呼吸，用手指轻轻扣门。可见杨绛的尊严，在人们的眼里不可撼动。当年杨绛94岁，思维异常清晰，见了一眼，就忘不了了。我们也曾“骗过”杨绛，杨绛也曾“取笑”过我。杨绛说要“三不”，可是哪里做得到？一同去的校友中间，本身就有大媒体的大记者。吴侬软语，客厅里都是乡音，丝绸围巾围在脖子上，拖在胸前，太漂亮啦、太漂亮啦，我们啧啧赞赏道。杨绛抿着嘴笑，典雅而内敛的笑。我们带去的是数码照相机，时兴不久，拍了删，删了再拍，趁着杨绛的好兴致，说：“杨校长给你拍一张带着围巾的照片，好吗？”还没有等她开口，咔嚓一张照片拍好了，马上拿给她看，她抿着嘴笑，我们又说，太美了，我们都要与杨校长合影。还没有等杨绛开口，我们一个个端正地坐好，咔嚓、咔嚓，几张合影拍成了。（给她围上丝绸围巾的照片）多可爱的老人，嘴巴“凶”，开始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进了情景，什么都由不得她，她也乖乖接受。与她回忆在振华读书的事，打开了她的话盒子，聊得欢快。我们来看她，她还有一个附加条件。什么条件呢？要我们承认她曾经担任过振华的校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抗战期间，苏州沦陷了，苏州振华女校搬到上海，开了“分校”，历史上曾作振华“沪校”。振华的校长王季玉就推举杨绛担任“沪校”校长。“沪校”相当于“西南联大”。竟然怕我们不承认这段历史，杨绛可爱不可爱？太有童心的一个老人。振华是女校，新中国建立后，由民办改为公办，由女校改为男女混合学校。她在读时，校长是王季玉，杨绛是一个聪颖的孩子，老师都喜欢她。可他又是一个不是很听话的人。王季玉既喜欢她，又拿她没有办法、又有点“恼”她。学校曾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来作报告，他学问好，表达却不好，一口浓重的家乡余杭话，杨绛一句也听不懂，却是被安排到台上，作记录。台上两个人，一个章太炎，一个杨绛。杨绛抬着头，手捂着笔，作呆痴状。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消息：章太炎讲座边上作记录的女生一个字也没写，木然坐了半天。后来，人家就问杨绛，你怎么这样傻？听不懂，就不能假装听懂？装装样子也好的呀？杨绛多少年后，一边回忆、一边笑，她的不苟且的性格，原来在振华读书时就显露了。（94岁时杨绛的题词）我读杨绛的《将饮茶》一书，其中有一篇《回忆我的父亲》，其中写道：“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这个校长就是王季玉，对杨绛恩爱有加，可杨绛有时就是不领情，她对留学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不适合，不管是谁推荐都不去，也不管校长开心不开心。杨绛大学开始是在东吴大学读的，可她想离开，又不喜欢出国，她想去哪里呢？回忆录中写道：“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正是在清华，杨绛遇到了钱钟书，那是他们一生恩爱的启航之地。杨绛骨子里有的是硬气，柔中有刚，不粗野，但会让人感受到分量。表面上硬，实际又很软。拜访结束，杨绛送我们到门口，说：请你把我对母校的思念带回去。多有温度的寄语啊。回到学校，我即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拜访记，发在校刊上。然后，我寄给了杨绛，她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表扬我。我明白，这是她最好的态度了，她是默认了我。我把此文收进了我的教育随笔《旧雨来今雨亦来》中，出版后，拿到书，即在扉页上写着“请杨校长指正”，随即寄给了她。所谓的约法三章，最后章章全突破。她也没生气，也没恼。不久，学校派人又去看望杨绛，我因为学校忙走不开，她见我没去，就问：“怎么柳校长不来看望我？”假如生气了、恼了，她还会这么惦记我么？（我与北京校友会的校友一起去看望杨绛）杨绛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崇高、正直，是一个伟人。在我眼里，还像一个奶奶，有些严肃、有些幽默、有些风趣。她打趣我：“振华是一个女校，怎么校长现在是一个男生啦？”有人“怕”杨绛，她会不给人家面子。她不喜欢的人，要见她，无论职务多高、名气多大，就是把人挡在门外，什么人说情都没有用。可我们校友对她“硬来”，她却宽容我们，与我们不计较。还有一次，去看杨绛，事前与她联系，她说你们忙，就不用来了，分明是“拒绝”。怎么办？按原计划北上，“强行”去看望她。进了小区，有点心虚、忐忑。站在楼下犹豫，恰逢保姆买菜回家。于是，我们跟着上楼。杨绛见我们竟然来了，只能招待我们，两排沙法客人坐，杨绛自己拿了一个凳子坐在两排沙法的中间，人本来就瘦弱，被挤压几乎被我们淹没了。她说，她最近在打扫战场。她所说的打扫战场，就是整理钱钟书的书稿。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的杨绛，做事、做人仍是那样认真。比如，客人坐哪里，自己坐哪里，养成的习惯，多少年都不会有丝毫改变。感觉她更随和了，虽然仍然保持着那种苏州的内敛、矜持，如晚霞的光彩，尊严中越发柔和，可我们明白，晚霞暗去，月光即将满地，我们唯有依依凝视，唯有无限敬仰。2020年6月20日于石湖

初三学生的压力或许超过了高三学生今天是今年高考的第二天，有的省已经结束了，有的省还有一天或半天。在这个时候，我写下这个标题，心情很沉重。有的地方中考已经结束了，有的还没有开始，这几天初三的压力还没有缓解。为何要提出：“初三的压力或许超过了高三”这个问题。直接的原因，最近不止一两次听到初中学生自杀的传闻。学生自杀，是偶发事件，或许反映的不是事物的本质。可任何一个学生生命的逝去，总是教育的悲哀，是教育最沉重的悲哀。不管学校有没有直接的责任，我们教育人总会自责。不必否认，由于学业压力太重，中学生心理出现问题，不是少数，极端地走上绝路，多少与学业带来的心理压力有关。我们常说，高中学生负担重，尤其高三。高考一博，直接关系到未来的职业之路与人生之路。可是，如今这个压力越来越低龄化了，初中生的压力某种程度上，一点也不逊色于高中，初三学生的压力一点也不亚于高三。为何？因为直接面临着普、职分流。按照现在的政策规定，普高与职业教育的比例是1：1，这就是说，有一半的学生要进职业学校，进入普高的学生也只有一半。而进入重点高中的人数也只是在20%，而能进入热点的重点之重点高中比例就更少了。竞争如何不激烈？由于社会的风尚、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在城市，家长普遍希望子女能够考入普高，其实有些学生硬着头皮读了普高，最后参加高考还是进入高职，与初中后进入职业学校一个结果，尽管如此，家长仍希望子女读普高。认为普高能打上较厚实的文化课基础，是发展的潜力。家长不希望子女过早定型，因而排斥职业学校。如此这般，初三学生的学业负担如何不重？高中有压力也是事实，可高考的竞争与中考不一样，现在除了少数几个人口大省的高考录取率不高之外，一般省市的录取率已经很高了，只是学校的层次不同罢了，基本都能在高考后进入大学。所以，我们要正视初中生压力的问题。职业教育应该大力发展，但是大力发展那一个阶段是值得研究考虑的。在城市与经济发达地区，能不能高中后分流？就是能普及12年普通教育，如此既满足了百姓的需求，也一定会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我相信，未来社会对人所接受的基础教育会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有所准备。推迟普职分流，应该是一个现实课题。退一步，小而言之，能减轻初中的学业负担，初中生太小了，过分沉重的压力他们无论如何是承受不起的。成人不能对孩子太残忍。我们应该在根源上多找找原因。以上所说，我只是有感而发，或许是谬论，考虑不周，敬请有识之士批评指正。2020年7月8日于石湖

（胡适与他的母亲）家庭教育是母亲的专责？关于家庭教育，各有各的观点，不同的教育家表述也有差异。兼听则明，我们不妨听听“极端”的意见。胡适之可以算作大教育家了，他对家庭教育的观点“石破天惊”：认为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母亲。家庭教育的好与差都是“做母亲的专责”，是不是有点“武断”？不过，胡适之也有理由，他说：“因为做父亲的，断不能不出外干事，断不能常常住在家中，所以这教儿子的事情”，你应该是做妈妈的“专责”、“专利”。胡适之他是以与孩子接触时间为主要标准来定论的，确实有一定道理。胡适之认为中国的家庭教育是有问题的，因为妇女多不识字，做妈妈的也大多是文盲。胡适之提倡女子教育，只有普及了女子教育、提高了女子教育的水平，才能提升家庭教育的水平，也才能以此提升“儿子们”教育的水平，从而提升整个社会人的水平。胡适之是现代我国最早提倡女子教育的人，那时他似乎还不是为了女子本身，而是为了儿子们的家庭教育。胡适之这个观点，见他的《论家庭教育》，此文写于他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时，发表于1908年9月的《竞业旬报》上，那年他才17岁。以今日的观点衡量似乎不全面、不完整，在那时已经是“石破天惊”了。时间过了112年，胡适之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女子与男子同样接受教育，常常女孩子读书比男孩子还更优秀。女孩子长大成人，做了妈妈，都是高学历的妈妈，那么，现在的家庭教育如何了呢？是不是与当年有了质的改变？问题不那么多多了？这是胡适之所未曾预料到的：家庭教育问题更大了。家庭教育仍然是孩子成长中一个迫切解决的大问题。有一点似乎还是被胡适之说对了？即：家庭教育主要在妈妈，妈妈读了书，有了知识，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以前不重视教育，对子女放任自流。现在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重视过度。这个过度是从胎教就开始了，过早地进入“教育”，过度地“参与”、“左右”孩子的童年生活。理性过度。对孩子的人生设计太早、目标太明确、过程太清晰、举措太有力度。忧虑过度。忧虑过度就是焦虑，导致严重焦虑。对孩子的成长、成才给予一定重视，带有一定的压力是正常的，可是对孩子成长中的问题，草木皆兵、杞人忧天，却是过分了，这种现象在妈妈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导致家庭环境紧张。我认识一位很有建树的科学家，他有许多发明创造。在一次面对家长、老师的报告中，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我之所以有点发明创造，要感谢我的母亲。我母亲是大山里一位不识字的农妇，正因为她不识字，保全了我童年那一点点最宝贵的原创品质。这是多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段话，我们从中感悟到了什么？（胡适与他的夫人

高中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到底是什么？这是我六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情况如何呢？很沉重的在电脑上打下这几个字。这虽然是命题作文的题目，却也是作为高中校长所经常思考的问题。纵观当下我国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中，实力最强劲的教育，表现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上，校园、校舍、设施设备、师资，等等，无不是如此。但是，高中学校也是最“远离”教育的地方。教育的日常状态最不理想，甚至可以说状态最差。它最接近高考，高考影响、制约与决定着高中学校的日常状态。许多高中学校沦落成教育“大工厂”，课堂沦落

每年的招生大战正当时，高考也在即。这段时间，中小学丑事、怪事，频频发生，是常态。许多学校，往往是品牌学校，什么重点啦、实验啦、国际啦，都是使出许多招数，抢好学生，而那些普通学校、薄弱学校，也会拼命抵抗，针锋相对，除了正常的自卫，也用怪招、恶招来守住“生源”。教育行政部门不管？他管也管不住。其实，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始作俑者。为了抗拒来自不同区域的生源掠夺，由于体制的问题，上级主管部分与下级主管部门之间，为了各自所属学校的利益，也会有礼貌的抗拒或不择手段地相互争抢优秀生源。有的地方运动员与裁判员合二为一，违规、越位、不到位，让招生工作乱象丛生。招生政策的不公平加重了生源大战的残酷性。教育主管部门都会制定有针对性的学校保护政策，为保证重点学校、实验学校等强势学校更强势，或保住强势地位，会给这些学校一个又一个诸如提前招生、零志愿等优先选择权，且冠以改革的实验项目的美名。生源的差异，甚至存在巨大差异，普通学校、薄弱学校如何办学？有些地方搞所谓发展性评估、绿色评估，也是虚晃一枪，绝对性的升学率成绩，让这些品牌名校风光无限。由此，我想到了校长。由生源的层次不同，造成了学校层次的不同，进而出现了校长层次的差异。一个“好学校”，就会有一个“好校长”。所谓好学校，往往被定义升学率强的学校。所谓好校长理所当然，头顶上有着升学率光环的校长。这是当下基础教育的客观现实，江南江北、西部东部、南方北方几乎都差不多。由此，我又想到前几年盛行的提倡“教育家”办学，推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教育家培养计划、工程。有些不仅仅属于教育部门的项目，还直接是政府项目。什么未来教育家工程、什么教育家培养对象、什么领航班等等，名称不一，实质一个：加快培养教育家。就这样像搞运动一样，搞“教育家培养”运动。当年曾大炼钢铁，全民大炼钢铁，现在像不像大炼“教育家”，全教育系统大炼“教育家”。什么样的校长能被列为“教育家”培养对象，被送出去重点培养？只要稍许留意一下名单，就会发现，无论国家级的、省级、市级的、县区级的，绝大多数是些重点学校、实验学校等学校的校长。这些培养对象一般会进行为期两、三年的学习。开拓视野，学习理论，总结经验。从一般的做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学习、培训中提升境界。不少对象在学习、培训期间，或学习、培训之后，写出了专著，有的还召开了“教育思想研讨会”。这些都对，对这些校长的成长提升，确实多少有些帮助。问题是，这些教育家培养对象、未来教育家、领航者，回到学校之后，对学校的办学有了多大程度的改变？对具体的学校来说，可能会带来变化，无论在校园文化建设上、课程的研发与实施上、课堂教学的改变上、教育教学理念与策略上，或许都会有成效。这是从自身学校内部的封闭性考察得出的结论。假如，我们换一个视角，站到一个新的高度去观察，可能结论有不一样。这些教育家或者准教育家的诞生，如雨后春笋。但是有没有改变整个中小学的办学现状与教育现状？十年来，如此花大力气培养教育家，各个层面都在推进。按理说，中小学教育会有一个深刻的变化，可是为何素质教育的推行，还是这么艰难？中小学生的负担丝毫没有减轻，甚至在有的区域、有的学校，变本加厉、越演愈烈。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到了不要脸面的程度，甚至连遮羞布都不用。怎么能拿分数，就做什么，凡是考试不考的，都不教。凡是不考的教了，被视为教学事故。课堂教学就是程序，就是走程序，一切都必须预设，如电脑程序。这样的有效课堂、高效课堂，被视为许多校长眼中的好课。招到好源的重点学校，要保持生源优势，也不敢、不能有丝毫松懈，坚持对那些优秀学生加压。而那些普通学校、薄弱学校，为了赶超，更是不择手段，节假日上课有增无减，美其名曰，弯道超越。学校紧张、教师紧张、学生紧张，在某种程度上，家长更紧张。仅仅学校压榨学生还不够，家长千方百计还要送孩子进补习机构，进入各种提优班、强化班，乃至“一对一”。如此如何还能有孩子们的自由自主的学习天地？为什么那些数不清的、各级各类教育家，或者未来教育家，没有能发挥教育家，或者未来教育家的作用？这似乎是一个讽刺。说实话，经过培训之后，说校长没有改变是不对的，多少还是有所改变的。首先，学校都有了自己的办学理念，而且成体系，至少能自己对自己负责，能够圆得过去。不过，往往许多理念是书斋到书斋，专家结合校长的智慧，被想出来的。哪个概念时髦，就用哪个概念。与学校的历史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状况，没有太大的联系。是挂在墙上的，是供人读的、供人看的、是供校长在各类教育研讨会上，介绍的、交流的、阐述的。所以说，有关教育家的培训与培养，多少是有一定作用的，校长们会说了、能说了，以前可能是只会做，不会说，现在是会做也会说了，更有甚者，不会做也会说了。尽管做不到，但是能够说得到。我一直认为简朴、简单、简洁，都是美。做事简单、简练、简要，都是人生大美。简单的做复杂，是专家，复杂的事做简单是大专家。专家多，大专家少。现在，许多校长进入了专家层面。一件小事，——一件简单的事情，能够让它'复杂、不同凡响。最近，我在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教育家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或许有几个方面，许多要点，能不能找到最核心的那个点？从抽象到抽象，我不喜欢也不擅长，能不能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我来列举几位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从他们身上看看能不能寻找共同点？比如孔子、比如陶行知、比如苏格拉底、比如苏霍姆林斯基，作为被整合人类共同认可的教育家，在他们身上呈现了哪些动人的本质特征？——是“有教无类”吗？现在，我们的校长谁还能做到“有教无类”？重点学校、实验学校等品牌学校是不可能的，仅仅在那些普通学校、薄弱学校之中或许有种可能性。抢生源，只收学业成绩好的学生，那有一点“有教无类”的影子吗？学生应该能够自主选择学校、选择老师，而学校、老师却不应该有权限去选择学生。明天就将开始进您的高考了，高考之后，高校的生源大战也将正式开始，北大、清华的校长，也是那么热衷对生源的争抢，那不更令人悲哀吗？正在我思考这个问题时：窗外的小河上，一条小船摇过。水乡的景色，是梦中的景色。小船是行在水里、河里，小船上的人还是渔夫吗？不是渔夫他又在水上、船上做什么呢？——这个问题正与本文的问题相吻合。这条船上的人已经不是渔夫，而是清洁工，每天负责在这段水面上打捞垃圾。不是河里没有鱼，而是不需要船上的人去捕鱼，捕鱼不是他的职责。船上的人已经不是渔夫，而是清洁工，他的身份的改变，由谁决定？我们怎能不问问自己，我们教育人，包括校长的本质属性、使命意识等，发生改变是谁之过？我也曾长期在重点中学当校长，我也做每年抢生源的事情，被我上面的学校欺负，我再来欺负下面的学校。每年的招生期，都很焦虑，一旦脱离这个岗位，是何等轻松？前几天，我走在小巷，花墙上的凌霄花亮出自己，亮出百花中属于自己的姿势。我突然领悟：凌霄花同样有着属于自己的与众不一样的表达，——那是攀缘之后不在乎地位的那种美丽的垂挂，对我来说，不正暗示着什么？昭示着什么吗？我写此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我反思、自我忏悔。十年前，我也参加过“培养教育家”的研究班，一度沾沾自喜，一度自以为学到了什么，而忘乎所以。其实，问题在自身，是我没有把握住自己，以为在教育家的路上正迅跑着。我那期研究班，明明白白写的班名是：“首期全国优秀中学校长高级研究班”。当时还曾怪这个名称不够响亮，现在想想，还真有道理，定位很准确。此刻，不由人不想起一个人，——当时的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我们的班主任陈玉琨先生，对他表达由衷的敬意，钦佩他的睿智与清醒：在当下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大家的所做作为，距离教育家还远着呢。以我们的辛勤劳动与付出，或许能被评上“优秀校长”，一个优秀校长与一个教育家，有多少差距？——一个梦的差距，而现在的我们，缺少的正是梦想。

校长“忧郁症”中小学校长在当下承担着异常重要的历史责任，所有的孩子走向未来，都要经过中小学。这道坎，由谁看守？在很大的程度上由校长们像战士一样，在那里坚守。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围绕他们的责任担当，毁誉交织。校长也是人，有人的所有喜怒哀乐。校长是人，身体也会出现问题，包括亚健康。校长忧郁症是校长的常见病，校长忧郁症，也即是学校忧郁症。因此，本文我所说的，不仅仅指个体生理上的症状。患此病的校长，重点中学居多。我当了许多年的重点中学的校长，因而，我也曾患过。是间歇性的，有周期。一般在招生时间与高考出分数的时候，发作时比较痛苦，也比较恐怖。一般校长首先发作，然后传染到整个学校。校长忧郁症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下教育讲究竞争的格局下，一个心理健康的校长，当不了几年，忧郁症的症状就要逐步显露。症状是：紧张、多疑、寝食难安，充满不安全感。招生即是打仗，这一仗一旦失利，后果不堪设想。说实话，现在学校与学校的差别，说到底是生源的差别。许多地方的同类学校，办学条件、师资质量、管理水平，都达到了一定标准。要想脱颖而出，或者保住领先的优势，最主要的就是要得到优秀生源的保证。怎么保证？主动进攻，争取政策的支持，这是上策。利用各种关系，获得招生的优先权，即优先择优权，这是等于战争中率先或唯一使用了核武器。中下策的花招更多了，不择手段，利用媒体，虚假宣传。攻守结合，真真假假，尔虞我诈，十八般武艺，孙子兵法，无一不在这里不派上用处。学校全员动员，人人都要走上招生的现场，中层骨干、教育教学能手，大有一派视死如归的慷慨。现场如战场，全都瞬间转换工作重点，人人都在战壕里作战。学校与学校之间，明的暗的，相互诋毁，夸大事实，夸大自己的成绩，夸大对方的缺点。还会派“间谍”深入对方，冒充家长，去对方打探虚实，或电话、或亲临。还会雇佣“雇佣军”，雇佣军往往由一些机构充当，这些机构平时是培训机构，一旦到了招生期间，立即转化为招生机构。赤膊上阵，颠倒黑白。这些雇佣军最不可思议的是，一瞬间又会调转枪口，有奶便是娘，打东家、打西家，校长们常常瞠目结舌，云里雾里，在硝烟弥漫中丢了阵地、丢了枪炮。这时刻校长的忧郁症，几乎都要进入“狂躁阶段”。狂躁型忧郁症病人什么症状，校长即是什么症状，一点不会两样。每年的招生，是学校的生死劫。一旦招生成功，意味着三年后成功，一旦招生失败，意味着三年后失败。招生与高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考好，招生即好，甚至高考前的摸考，都是与招生相联系的，家长信息之灵通，常常超越学校，考试场上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影响到当年以及次年的招生形势。所以，出高考成绩，包括摸考成绩的时候，校长紧张到要崩溃。一旦某次没有考好，如丧考妣。一旦考好了，或者考得特别好，又如范进中举，疯疯癫癫。江苏所谓的08高考方案出台后，那是我没有经验，一切按照文件精神做，全心全意推进课程改革，没有看到真真假假的办学现实，结果那年高考出现了“失利”，面临的压力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忧郁到崩溃。如何发泄？如何自我疏导？开始找回被遗忘二十年的诗歌，重新写诗，最多的一天，写了26首。我们老师过后调侃，说道：高考不幸，诗歌幸；学校不幸，诗人幸。如何提升高考成绩？做法多种多样，有正当的，有不正当的。最常见的，是招收借读生、旁听生，收了学生的高额费用，不给人家学籍，成绩不理想、成绩差，算不到自己头上。有的学校比例甚高，几乎要占到三分之一。音体美的特长生，都是依靠他们去获得各种比赛奖项，或重大、重要的演出、表演、展示，但这些学生往往没有学籍，对他们来说，几乎是竹篮打水。其次，是留学，把优秀学生送出去，这里的留学不是留到国外去读书，而是放到抓高考厉害的学校去训练。成绩好了，算到自己头上。第三，买考神，对有望考入北大、清华的考生，出高价，几乎是高价，买回来。更极端的是仅仅买了这些考神的学籍，平时仍在原来的学校读书，也从来没有到所在学籍学校读书过，一旦考入北大、清华，功劳记入自己学校。有的学校，考入了多少北大清华，即是依靠如此操作。高考出分的那天，校长紧张的表情，可以与疯人院人的表情相比，也毫不逊色。分数一旦公布，有人喜欢，有人愁。许多指标、许多率，即是总体成绩下滑，总会有一、两个是亮点。大家总会拿出自己的亮点，与别人的暗点去比较。过度兴奋的有，过度忧伤的有，几乎都是病态的脸。我的一个同事，重点中学的校长，高考期间必耳鸣，过了这个期间，必定恢复，准确的生物钟。以上种种表现，我以为是逼良为娼的结果。没有一个校长，从心底里想这样做，天性不会如此。假如一个校长如此、一所学校如此，其消极意义还可忽略不计。假如，大多数学校或多或少，都有此症状，如何是好？我们日常教育的状态会是一种什么境界？这样的校长还能成为好校长、教育家型的校长吗？遗憾的是当下患有忧郁症的校长，正充斥着所谓的各级各类优秀校长的队伍，光环四射。

你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人才为本？“人”与“人才”，这两个词是高贵的、高尚的，神圣的。可有一个现象，这两个词又是不能问的，能问人：你是人吗？能问人：你是人才吗？前者有侮辱别人的意思，意思是说人家不是人。后人有讥嘲的意思，意思是说别人不是人才。不能问：说明了什么事？说明社会上还有人不是人，我们周边有太多的人不是人才？前两天，居万峰校长在我个人公号一文后留言，他说：当代的教育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人才为本”？这个问题还要问吗？认真思索，还真该问。多一字与少一字，意思则差远了。现在几乎每个学校，都在说“以人为本”，都把“以人为本”作为办学的基本理念。可实际是这样吗？几乎所有的学校办学的实际是“以人才为本”，而且是误读了的“以人才为本。”以人才为本，只会让我们看到一部分人，看到一部分学生、一部分老师。对学生而言，眼睛会更多的瞄准好学生、尖子学生，而疏忽了大多数，或者放弃了那部分落后的学生。对老师而言，会专注于老师的“专业发展”，而忽略了他们的生命成长。老师的生命成长应该是贯彻于整个生命的全过程的，是一个终生发展的概念，包括退休离开学校、离开课堂之后的那段漫长的生命过程。可是现在有多少学校，在认真思考老师退休之后的发展？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中，有多少是包含这部分内容的？什么叫人才？这也不用问吧。天天挂在嘴上的，我们要培养人才，而且前面要挂上“创新型”几个字，表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是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品质、创新素质。咬文嚼字，钻一下牛角尖，在这里，“人”与“人才”是不是能互通？“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品质、创新素质的人才”与“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创新品质、创新素质的人”是不是一个意思？有区别吗？再继续咬文嚼字。我们辨别一下“人”与“人才”这两个词意义上的差别。“人”，是什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虽然我们自己是“人”，但它属于最难说清楚的概念之一。一般认为：人，可以从生物、精神与文化等各个层面来定义，或是这些层面定义的结合。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解释，人是有灵魂有肉身的生物。“人”生下来还不是完全、完整的人，是教育才让人成为人。那么，人才又是什么意思呢？晋朝葛洪

店小二、校长与马云的判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饭店吃饭，踏进店堂，店小二过来迎侯，殷勤地引你入座。点好菜，对店小二说，这些菜有没有？快一点，还有事。店小二满口答应，一道菜很快上来，二道菜也紧接着上来，吃着吃着，后面的菜端上来，越来越慢。然后，过来说，这道菜没了，那一道也没有了，换两个吧，只能换，又要反复催，催急了，上来一道，然后又是久等。这是揽客、稳客的手段。要把所有进门的客人都留住，让客人马上吃起来，马上上菜。开吃了，店主即放心了。把心思、精力要放在下一个生意上。毕竟厨房人手有限、菜肴要一个做，不能同时满足大家，客人连连催促，店小二总是说，马上来，马上来。然后，又过来对你说，快了，在炉子上了。久等还是不来，客人烦躁，开始发火，说，这几个菜不要了，退掉吧。店小二看见客人动了真，一面赔笑，一面说道：马上端上、马上端上，果然余下的菜肴，不一会都会上齐。这样的情形，我总是会遇见。我也经常产生联想：我们学校招生也不是这样吗？招生时，校校显神通，都有绝招。会拿出各种改革方案、人才培养方案，设立名目新颖的各种实验班、教改班、创新班、国际班等，就像客人进店堂，店小二的承诺。为招揽优秀生源，学校可以低头哈腰。一旦被“忽悠”进了学校，慢慢会露出本来面貌。那些承诺的什么班、什么实验、什么名头的培养计划，不会有实施的实质。没有相应的课程、没有相应的课程，都是一句空话。进饭店吃饭，与学校招生，不是一回事，没有可比性，我只是总是由此事产生对彼事的联想而已。客人进了店，与学生进了学校，都只能由店主与校方作主了。饭店吃饭还只是饭菜上得早、上得迟的事而已。学校就不一样了，关乎到“饭菜”的质量了。饭店点的菜没有了，还能点一个相应的菜，而学校却由不得家长学生重新点了。招生确实是大事，闪失不得，可是我们也要以“真诚”为前提，也不能挂羊头卖狗肉。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强基计划”。看上去是高校招生改革的事，其实不然。大家关注有“强基计划”的高校如何招生？将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招生？各高校也都公布了实施方案，比如清华大学应对的办法是建立“五大书院”，专门负责实施该计划。对由该计划而招生进来的学生，给以专门的培养。表面上看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学的“招生”，中学是拿出“各种班”，清华等高校拿出“各种书院”。我以为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强基计划”是教育部的计划，是国家行为。她将由招生为支点点，撬动整个教育的改变。而中学的承诺“开班”，——开设各种名目的变相重点班，只是一个“诱饵”，纯属是校长行为，是校长为了生存没有办法的办法。有开始，没结果，是必然的。这两者也不能比，性质完全两样，我也只是产生了联想，由彼想到了此。最近，我在网上看到“2019年马云乡村教师奖与马云乡村校长计划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不知真假，有一句话分量很重，他说：“今天的教育问题，本质上是校长的问题。”这个判断我基本不认同，马云是一个睿智的人，怎么这个问题没有看清楚？不过，尽管马云的话不准确，但还是有一点道理，中小学教育问题多多，校长脱不了干系，就像饭店的“店小二”，哪一个菜何时上，是厨房说了算，哪一个菜有还是没有，也是掌握在厨师手里。而顾客总要向他问责任，因为是店小二对人承诺的，马云至少说对了三分之一。2020年5月21日于双雨斋

有了好校长，才会有好老师？是先有好学校呢？还是先有好校长、好老师？这似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很难解答。那么，校长与教师又是什么关系？能不能说有了好校长，才能有好老师？我们不妨回顾历史，位于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由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创办。他又是第一任校长，在他任内，仅仅从1921年到1925年，先后聘请了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王任叔（巴人）、杨贤江、刘董宇等人做老师。这些人应该是名教师，也是好老师吧。除了在职的，兼职的、来讲过学、讲过课的，先后还有蔡元培、李叔同、何香凝、黄炎培、柳亚子、张闻天、俞平伯、吴觉农、蒋梦麟、于右任等等。假如，不是经亨颐在此做校长，这么一个偏僻的乡村学校，有会这么多名教师、好老师聚集吗？经亨颐是一个教育家，应该是一个好校长了。他办学广采博引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提倡人格教育，功勋卓著。他的人品、他的学识、他的魅力，吸引着这么多名人、大家来做老师。经亨颐本身是一个名人，名人吸引名人，经亨颐是一个好校长，好校长吸引了一批好老师。比如，夏丏尊曾任杭州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是鲁迅、许寿裳的同事。在语文教学上，提倡白话文，是中国最早提倡语文教学革新的人。在白马湖畔这个宽松的教育环境中，他翻译了《爱的教育》。又如，丰子恺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他在春晖中学教书育人，又把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邀请来，其影响至今仍有余韵。李叔同的《送别

“一刀切”是教育的肿瘤现在，教育上的一刀切，特别多。上级发文，往往有“一律不准”的字句。比如，假如某地发生一件校园伤害事件，各地马上闻风而动，立即层层发文，要求各校一定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然后，一定会提醒“一律不准。”什么事不能做、什么活动不能搞，都要一刀切。引以为戒这不错，为何平时不把校园安全当作首要的学校管理工作来落实呢？非等了别人出问题，才惊醒，又往往纠错过头。又比如，某校外出春游、秋游，或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出了安全问题，有师生伤亡。其他地方一定马上警钟敲响，马上发文，强调一律不准春游、秋游，与大型师生外出活动。往往为了安全，把该在校外举行的教育活动一律取消，视为洪水猛兽。大家反思一下，如今有多少地方、学校师生是一律不得外出活动的？这些“一律不准”，有时真的匪夷所思。这种“一刀切”，实质是“懒政”行为，没有担当的表现，因噎废食。不仅在学校安全工作是这样，常常表现在学校工作的诸多方面。比如，有些地方的有些学校学生负担太重，在校时间太长，可解决这个问题，又不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因势利导，分类、多元化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式，而是“一刀切”：统一规定小学一律下午三点半前放学、初中一律四点半必须校园清场，等等。不管师生学习的实际情况，不管家长能不能接受，只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行事。到了假期，又为了防止学校加班加点补课，又是一刀切，规定假期学生一律不准到学校，假期开展正常的社会实践也不能到学校，一旦被举报、被查实，校长一律免职。可社会、家长学生有“补课”的需求，学校不作为，社会看到了商机，这些年教育教学培训机构多如牛毛，做得做越精致化，集团化办机构，实施个性化服务，什么一对一、什么兴趣辅导、什么竞赛训练、单学科全学科，等等，只要有需求，马上开拓对应。学校放弃阵地，机构大有作为，使得学校很被动，被拖着消极走。危害极大，后果开始一一呈现，现在，突然醒悟，要抓整治，要一刀切禁止，可是早已放虎归山，难上加难，只能自食其果。义务教育的内涵，包括教育的公平，但是公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平均主义。针对不同的学生，学校实施分层教学、举办相关的特色班、特长班。有些地方变了味，成了快慢班、重点班，抓了少数尖子而牺牲了大多数学生，暴露了许多弊端。于是，教育部门全力纠错，这都对，也很有必要。可是，又是“一刀切”。规定义务教育学校一律不得分各种班，包括特色班、特长班，一律平均分班。什么叫平均分班？依据考试成绩，主要是分班考试成绩，每个班的平均成绩要一模一样，不差半分一分。这个成绩真的就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与水平？分数之外的各种情况可以忽略不计？对真心诚意做教改、真正实施因材施教的，和假心假意做教改，挂羊头卖狗肉，以因材施教的名义强化功利教育的，同等对待，一律禁止，好坏不分，是非不分，怎么能真正办好教育？管好教育？义务教育实施“就近入学”，为防止“择校”引发的种种问题。有的地方采取“零择校”的政策，一个也不得择，一刀切。都是“零”，怎么做得到？太绝对了。热门学校有余额，于是，搞摇号，即抽签。如此好像能解决问题，教育部门也不用烦心、担心了。可是社会上烧香拜佛的多了，家长都寄托于菩萨，寺庙热闹了，香火旺盛。本来公办、民办还有点区别，毕竟体质不同，让民办学校多一点活力，允许公、民办分开招生，现在一刀切，都一个模式了，还要民办学校干什么？好学校、差学校都切上一刀，人不管生什么病，都吃一样的药，真有的让人哭笑不得。浙江一位教育资深媒体人士，说得好：“公立义务教育入学也搞摇号，谓之教育均衡，实属行政懒政。”人们说了多年，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流水线，不能一个模式、一个规格地生产，遇到具体事情都记不得了。前几天，我写了《孟母三迁，是为了“择校”，选好老师、好同学、好教育》一文，对择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教育与咨询心理学系戴耘教授看到了，在微信上留言，他说：“尖端人才培养需要一个特殊氛围和特定资源，因此，每个社会还必须重视这种小众的教育需求，并且警惕把教育平等和公平等同于教育平均主义，差异化的教育卓越往往能实现公平，因为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导致的零和博弈。”这段话，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当我们竭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引发另一个尖锐的矛盾。遇到问题，“一刀切”，简单又方便，省力而保险。忘掉了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千差万差的，即使同一事物在不同的环境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模式、一种办法去解决，无论怎样努力都会适得其反。只知道维护了一方利益，而不尊重和维护其他各方利益，会暴露更多的问题。对事物，尤其是对复杂的事物要作具体分析，而不能采用一个标准、一个政策来对待，后患无穷。所以，我说“一刀切”，是学校教育的“肿瘤”，“肿瘤”当然有良性、有恶性的区别，尽管如此还是要抓紧治疗、要吃药、要开刀，否则会引发并发症、病情会恶化，那时候就晚了，结局大家可想而知。2020年5月10日于真水无香台

校长坏了形象，主要在这几个月校长辛苦。校长做的事情往往只能甘苦自知，自己不能说，自己说好说坏，往往都会遭人“批”。我曾做过校长，现在不做校长了，可以说一说。不过，也有人说，你不做校长了，你可以说“风凉话”了。所以，我现在说的话，不是校长说的话，只是“旁观者”说的话。俗话说：旁观者清。我清不清，我不知道，姑且随性说说吧。当下的这几个月，是中小学校长，特别是中学校长特别艰难的日子，高中校长面临高考，初中校长面临中考，都是“性命交关”的事，有一点“闪失”，“校毁人亡”。所谓“校毁人亡”，是说学校的名声毁掉，校长的位置坐不住。哪有中考、高考不行，特别是品牌学校高考、中考退步的校长位置保得住的？除了面临考试，还有招生，一个是出口，一个是入口，一个“口”都松不得，都是“虎口”。招不到优秀学生，校长有天大的本领，休想办学出类拔萃。实际的社会评价标准在那里。显性的评价标准，往往不起作用，隐性的评价标准，才是关键。无论怎么做，这几个月所做的“事”，可能都是“做错了的事”。无论怎么做，校长或许都是错的。先说招生，假如不拿出点手段，能招到“好生”？抬高自己，说坏别人。把自己的成绩放大，把兄弟学校，特别是有竞争力的学校说坏，放大别人的缺点、弱点，缩小他们的成绩与优势。这时候的招生宣传也几乎没有多少真话，往往自己缺什么，突出什么。抢生源，真假许诺考生，奖励、优惠，可做的不可做的都做。再说迎考，本来是一件必须严肃必须严谨、科学地稳扎稳打的事。可往往校长由于严重焦虑，导致丧失自信心，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加班加点，把学生当作刷题机器，自不必说。更会做出一些小动作，匪夷所思。把差生的学籍寄到其他合作学校，动员差生不参加高考等等，以提高升学率。中考也有类似的做法。高考前的练兵考，称之为“模拟考”，模拟考即做小动作，减少人数、变相漏题、试卷放水或缩水，等等，司空见惯。学校公开、夸张宣传模拟考成绩，正式的高考都不能宣传，竟然连模拟考都要大张旗鼓宣传，可见病得不轻。校长平时辛辛苦苦，许多人早出晚归。一心扑在工作上，课改、教改，队伍建设、规范管理，一个不敢松懈。理念、实践，说得好，做得也不差。可是，面对这几个月，校长平时的坚守有人轰然倒塌。不可避免的失误，就在这几个月，是校长的责任吗？也不是，许多校长们不这样做，能过关吗？大部分不能过关。除非有政策保护，离开了政策保护，什么学校都有可能危机四伏。靠政策保护的学校，校长能成为教育家？不能，大家不服。我钦佩那些按照规矩做事，把薄弱学校带成名校的校长；钦佩那些不用政策照顾，主动承担责任的校长；我钦佩那些不以自身的发展而牺牲或妨碍了其他学校发展的校长，他们是教育的脊梁，他们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型校长。

检查组下学校，都先来听两节课学校的负担与教师的负担联系在一起的。学校负担不下来，教师的负担也减不下来。学校的负担绝大多数、绝大部分是教师承担的。去年中央两办颁布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情况如何？因为处于疫情期间，在一个特殊事件，现在学校负担重一点、老师负担重一点，都是正常的。我想说，疫情之后，一切相对正常了，如何进一步让学校的负担、老师的负担切实减下来？现在，学校的负担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学校之外的检查，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教育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教育部门也无法左右。那么，教育部门自己是不是可以先走一步，走得更主动一点，更踏实、更实在一点？我曾经在教育行政部门呆过十多年，相对来说，对那里的工作方式还是有些熟悉、了解。教育部门对学校的管理，主要是行政与业务管理，两者交织在一起。教育部门的领导和管理人员许多都是学校上来的，其中不乏优秀教师、优秀校长，因为在学校管理与教育教学中有成绩、有效果，所以到了机关。为何优秀教师、优秀校长到了机关，又会成为学校的负担、教师的负担？他们深知学校的性质、学校的工作的特点、学校的喜怒哀乐，理应是学校、老师减负的动力。我以为是工作制度上、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学校，一靠文件，包括变相的文件、电话通知、口头通知；二靠开会，各种会议、小型的、大型的，常规的、专项的，预定的、突发的，现在又多了线上的；三靠检查，各种性质、类型的常规检查、专项检查、突击检查。前两项姑且不讨论，产生的负担，主要多由校长以及其他学校管理者承担，一般老师受到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上级来检查就不一样了，往往需要学校全力以赴、全员应对。负担是直接的，对学校的实际教育、教学产生的负面影响会直接显露的。复杂的事情可以简单化。控制教育部门，以及赋予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检查，是需要的。可以制定一个强硬的规定：任何检查组下到学校，所有成员必须先进入课堂，连续听两节课。然后再检查。现在的检查有些表面轰轰烈烈，其实是走过场。查台帐是重要的方面，有些台账是真的，有些是假的。突击补的有、根据检查目录虚构的有。台帐往往又是系统工程、系统行为，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案例，一个都不能缺。完美地、完整地台帐做下来，劳命伤财。可是，有些地方又乐此不彼。这些检查、检查这些台帐，对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提高办学质量，往往又是两层皮，几乎是完全不相关的两回事。而先听课就不一样了，导向就两样了。学校工作，最主要的是课堂教育教学工作，其他工作必须围绕着它。任何与教育教育工作有关的检查，必须少之又少。学校不同于其他单位，需要专家、内行的管理者领导与引领。无法走进课堂的人，即不懂教育、教学的人，应该少进学校来检查。自己不懂，往往指手画脚。教育部门对课堂的真正关注、关心，是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办学效率课堂效益的根本保证，（因为许多地方，教育部门都在直接管理学校，既然如此，管理者要能切实管好点子上），能促使教育部门的领导与管理者不断提升实在的管理能力。坐在课堂上连续听两节课，一般人是坐不下来的。不是内行，听不懂，课堂上，云里雾里，听课者比讲课者要累得多。这就是一些差生听不懂、跟不上，要开小差、要做小动作、要讲话，因为他没有办法，别无选择。如此这般，那些不懂教育的人，也就怕去学校了。去学校是自套“枷锁”，直接给自己加负担，自生尴尬与烦恼。领导听课，不是听“说书”，“说书”是苏州话，苏州话里的“说书”是听评弹，吴侬软语，听评弹是享受，而听课就不一样了。听课完了，要交流，与上课的老师交流，一起进行“课堂教学”反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的，需要货真价实。基层学校为何负担重，有一个原因是教育行政部门太有“作为”。部门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多，大家都想做出成绩，点子越来越多，措施也越来越多。有些东西要有一个区别与区分，有的是需要的、必须的，有的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性质的，有的是没有必要的，一定是帮倒忙的。教育部门确定了校长、确定了学校领导班子，就应该放手、放心让学校去干。多抓目标管理，给学校多一些自由、自主的空间，自己少做，学校多做。只有教育行政部门“少作为”，才有学校的“多作为”。落实好中央两办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不能只表态，不见实在的行动。我之所以提出“检查组下学校，先都要听两节课‘’的建议，期待教育部门从“小事”做起，以求实效。这些“小事”，其实不小，是刀刃，用好了，许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我这样说，不是要教育行政部门不做事，而是做大事、做好事，定方向、搭平台、鼓干劲，四两拨千斤。2020年4月28日于真水无香台

这个时候，建议校长戴着口罩在教室坐一天疫情残酷。封闭已久的中小学终于陆续开学了，往日的校园又要欢声笑语了。不过，开学谈何轻松，社会各界支持，学校教职员工全力以赴，各项防护工作，力求做到万无一失，真是从未有过的压力与辛苦。这个时候，我还要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开学之后的某一天，校长能放下手头的事情，静下心来，坐到教室里去，坐一天。盯住一个班级，忘掉自己的身份，暂且转变一下角色，自己就是教室里的一个学生。按照课表，与同学在一起，课间休息在一起，上厕所在一起，午餐在一起，假如有晚自修的，晚自修也在一起。戴着口罩上课、下课，切身体验一下。叶圣陶有一篇文章，叫《枯坐听讲》，他认为教育有一个毛病，大家都没有发现：学生枯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十六年，是很痛苦的事。他说：“直挺挺地坐在那里，谁也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曲一曲腿，伸一伸腰，当然觉得好挺挺地坐在那里。桌椅之间那么局促，任你怎么坐也不得舒服。支着头，斜着身子，照理是不许可的，就是支着头，斜着身子，时间长久了，还不是疲惫得要命？

没有你在身边一切都是枉然柳枝发芽的时候你不在身边一切都是寂然鱼的影子在河里悠闲晃动树的影子在鱼的晃动中怅然没有你与我进入这个境地枉然中却留下思念你的诗篇我此刻坐在未名湖边思绪翩翩

我们教育的理想彼岸在哪里？不在表层的＂新＂、＂旧＂上，我以为，还在优秀的传统中，还在不断地自我反思和追问中，还在对未来的孜孜不倦的向往与切合实际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