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无法实现。”12月16日，《空间的力量》（第三版）一书的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以这段掷地有声的话开启了他在该书新书发布会上的演讲。《空间的力量》一书于2013年出版了第一版，十年后，该书第三版正式出版。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走过哪些历程，区域与区域间又有哪些故事可以讲述？在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的新书发布会现场，陆铭就中国区域与经济发展以及《空间的力量》一书做了主题演讲。陆铭教授主题演讲01市场一体化下的区域发展及其背后的力量中国城乡与区域发展的规律是有普遍性的，但每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又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陆铭认为，经济集聚背后有其理论力量。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分享、匹配和学习三个重要的机制之下，会产生经济在少数地理区位上的一种经济集聚的现象。分享就是指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企业，在一个小范围的空间的单元里面集中的时候，它有利于分摊固定的成本。第二个机制叫匹配，在城市的规模经济机制之下，不管是从生产者角度，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都可以实现更加专业化的、有特殊需求的匹配。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效应就是学习，包括“干中学”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有人担心经济的集聚会带来差距的扩大，但其实并不然。陆铭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给出了“反直觉”的解释，例如，他和团队利用数据测算出，尽管中国经济出现集聚现象，但是人均GDP差距却越来越小。02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陆铭认为，我们对于平衡发展概念的理解并未完全摆脱以往“你有，我有，大家有”的传统理念的影响。现代经济发展是在少数地区集聚的，但不代表忽略了人均的平衡。今天讲的共同富裕，就是一个人均概念。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只靠人多，它的经济规模必然越来越大。可是如果没有人均水平的提高，人多带来的“大”，平均下来其实并没有变。陆铭呼吁，要进一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促进相对平衡就需要差异化的政策。例如，在人口流入地要推进生产要素的高效集聚，建设高效宜居的现代化城市：在保持城市面积适度扩张的过程中，建设紧凑型城市，避免城市出现低密度的蔓延；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中要优化供给的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布局，适应人口的总量增长和空间布局的调整。在人口流出地则应该培育新比较优势，提高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例如，要实施“集中式收缩”的发展，进行减量规划，将公共服务向中心城区适度集中，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质量和效率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根据区位条件走向差异化的特色发展模式。03理论更新，服务中国经济十年间，《空间的力量》出版了三个版本，与前两个版本相比，第三版在回答了什么是“中心”，什么是“外围”后，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城市是“中心”，某些城市是“外围”，并把一般性的“中心—外围”理论具体应用到中国经济上来，提出了“双重中心—外围”区域格局。在此基础上，再次强调要加快生产要素全国大一统市场建设，以及进一步深入改革。例如，进一步加强对于特大和超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金融财政方面，根据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不同特性，施行差异化的政策和改革等。读者提问中国的GDP在十年间翻了一番，是非常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区域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今天，我们谈论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所追求的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是要追求人均意义上的提高和平衡。希望能够协调各个不同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提高政治站位，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陆铭教授与读者签售交流长按二维码进入视频号收看活动直播回放【相关阅读】《空间的力量》点击右图即可品鉴什么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经济的集聚和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之间是否真的难以平衡？

9.16星期五人类对于未来的信念会影响很多政策导向，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政策要服从规律，而规律是基于人性，这样方能构成进步的力量。“规律的背后，是普遍的人性。”这是我写在新书《向心城市》扉页上的话。我们总是把“不畏浮云遮望眼”挂在嘴边，但如果阴雨连绵，仍难免郁闷。面对令人沮丧的逆全球化和经济下行，理解人性和规律的社会科学就成了我的快乐水。如果说科学工作是去探求世界的规律，那么，社会科学就是要基于人性去探求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人们常常对于自然科学心生敬畏，其实自然科学虽然深奥，但一个自然的现象和它背后的规律之间通常只有比较确定的对应关系。但社会科学就复杂了，现象和规律是混在一起的，让人傻傻分不清。规律是基于普遍的人性的，而现象则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家间的差异。人们常常把特殊的现象当成了规律，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却不愿意承认。先说说普遍的人性。2019年秋天，我带了一个游学团去英国，英国的教授在课堂上问学生，你们觉得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吗？或者有什么不一样？学生们纷纷举手，列举了文化、习惯等等不一样的方面。晚宴的时候，他们让我作为带队老师发个言。当时我说道，学生们所讲的那些不一样，也的确存在，但是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一样的东西多，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多呢？让我说的话，我是觉得人和人之间不管民族、宗教，还是肤色，共性还是更多。比如说，人都有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也在不同程度上厌恶不平等。仅仅从这两个普遍的人性出发，就能够衍生出很多规律。比如说你会看到，社会不断的出现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分工。分工有利于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创造美好的生活，同时，它也带来国家间、地区间、城乡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这件事情放在国内，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放到国际，就是全球化、国际大循环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相互促进是必须的，放掉任何一个都不利于分工，也不利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分工、市场拓展和交易，可以说是经济学的第一原理，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理解人性，才能理解需求，并发现机遇。只要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人的收入水平也会或快或慢的同步提高，人的消费就会逐渐从物质的消费逐渐转向服务消费。看看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当人均GDP跨过一万美元的门槛之后，传统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长就慢了，耐用消费品的增长更是遭遇瓶颈，服务消费则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不要小看了服务消费持续增长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服务有几个特点，首先，绝大多数服务必须是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并完成交易，因为服务大多是不可储藏和运输的。制造业可以通过标准化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之内拓展市场，但服务业不是这样的，大量的服务业（包括为制造赋能的生产服务业，比如设计）则需要面对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找到了另外一个拓展市场的机制，那就是借助于人口的集中，在本地市场上实现规模化。虽然单个品牌（或生产者）的生产规模未见得大，但是聚在一起，服务业对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GDP已经超过制造业，这就导致了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持续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第二，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喜欢高质量和多样性，而且对于服务品质的评价，往往需要经过体验再事后评价。所以，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经济的逻辑已经悄悄变化了。传统工业社会时期的产业政策和行政干预之所以相对容易实施，是因为工业产品容易做到标准化，并且可以事先制定标准。而到了后工业化阶段，需要事前制定标准且统一实施的行政干预越来越难以在服务业的发展中施展手脚。要么不要发展，要么需要释放活力，让人们更多地自己去选择和评价美好的生活，而减少代替人们去制定统一的标准，这是工业化阶段到后工业化阶段城市管理者需要逐渐去切换的思维方式。前段时间引起人们热议的街边店标牌统一化，就是看似不起眼，但又可以以小见大的事件。第三，服务业需要人与人更多地打交道。社群将被重建，同事、邻居、客群，甚至虚拟空间里的朋友圈将变得更为重要。一整套规范人们行为的非正式制度将被重新建立起来，它主要还不是工业化时期那些成文的法律，而更多地基于城市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并且能够从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中找到资源。另一方面，人和人将按偏好、观念以及相互的认同来“群分”，脾气不要太大，做事不能太绝，因为退群的成本太高。这种新的城市文明主要还不是人们发生了什么突变，而是更多地基于代际的更迭，是像刺猬乐队唱的那样，

9.15星期四不同的城市、城区以及乡村，有着各自的命运，但只要人民能自由地流动，能在自己选择的地方安居，城市就让生活更美好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英文名则一如“One

最近一段时间，通过媒体报道（如《新闻晨报》），我们了解到，近来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新冠患者康复后受到雇佣歧视的现象。一些企业在招工时要查询过去的核酸检验报告，对曾经的新冠患者，即使已经康复，也不予录用。这一现象造成了新冠康复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难找工作，生活困难。其中不乏一些在疫情期间服务于方舱建设和相关工作的志愿者或劳动者，对于弘扬社会主义大家庭共同抗疫、共克时艰的精神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对康复后的新冠患者的雇佣歧视是违反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5.25星期三如果说封控措施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其收益有公共性，那么，其代价却主要是封控区个体承担的。政府进行一定的补贴，这在道理上说得通。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随着各地稳经济举措的落实，不少经济学家对如何提振经济也给出了建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建议，在封控区向每个家庭发放1000元人民币，以支持他们的消费。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则建议，向受疫情影响的百姓直接发现金，让他们敢于消费渡过难关。此外，包括成都、深圳、宁波在内的不少大中城市，近期也开始集中发放消费券，以期提振经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不论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都不应该有太多的犹豫。他呼吁，上海等受疫情影响较的严重地区，应尽快出台政策，稳定经济。1该发消费券还是现金？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宁波、成都等多个城市开始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陆铭：消费券本身带有很强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意味，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消费，刺激经济，但消费券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消费券不能完全充当现金使用，很多时候消费券只是打折券或者仅限用来购买某种特定商品，对于服务消费的刺激有局限性。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发消费券，最近也有学者提出直接发放现金。你认为，哪些情况适合发放消费券，哪些情况适合直接发现金？陆铭：相对而言，发钱具有补偿的性质，发消费券则有刺激经济的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受到影响特别大，比如当地对物流、人流、车流的严格管控，影响了生产和生活，应该更多考虑直接发现金。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中出现消费不振等问题，不是因为封控导致的，而是由于疫情等外部环境影响的，就可以考虑发放消费券。疫情期间，没有采取严格封控措施的城市，应该更多考虑发消费券。另外，要观察冲击是只对某些特定行业产生影响，还是对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如果影响是普遍性的，应该发现金；如果只对特定的行业产生影响，比如说服务业，那么可以考虑发放消费券，对这个特定行业进行刺激。2如何精准识别发放对象？中国新闻周刊：在发放现金或消费券的过程中，该如何精准识别发放对象呢？陆铭：我赞成给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家庭或个人直接发钱。哪些地区受疫情影响较重呢？比如封控区。按照管控措施,封控区内严格落实居家隔离，足不出户，受疫情影响无疑是最大的。不过，除了封控区，有部分管控区，甚至防范区受疫情影响也很大。比如，我们小区就是属于防范区，虽然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新病例了，但依旧不能出小区，对不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影响很大。具体而言，应该给在疫情期间所有处于封控状态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身份（比如户籍）发现金。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可以考虑主要发给家庭里的劳动力人口，因为疫情的防控主要造成了劳动收入的损失。通常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人员是流动的，所以对于发给谁很难去界定。但这次疫情期间，很容易识别谁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很容易查到核酸检验记录。如果一个人连续在一个城市多次做核酸检测，他在这里一定受到了疫情影响。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发放现金，发多少合适？怎么发？陆铭：在政府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发放一个月的社会平均工资，并按封控时间进行动态调整。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如果要发钱或消费券，电子转账都能做到。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受疫情影响，部分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制定发放策略？陆铭：应急要有应急的思维方式。如果对于当地的财政承受状况无法预判，可以分批发放消费券或者现金。实际上，只要有覆盖人群的数据，要估计消费券或者现金支出的数量并不难。中国新闻周刊：大规模发放现金或消费券，地方政府该如何平衡财政收支问题？陆铭：现金或消费券这笔支出通过经济刺激和恢复后，又会产生税收，不能只看支出端。如果短期财政吃紧，可以借助发债等手段。发债可以国内发，也可以国际发，而且发债本身就是政府进行财政筹资的手段。我们注意到，最近上海已经开始加大发债的力度了。除了直接发债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可以起到类似于发债的作用。比如对于收到消费券的商家或者服务业提供者，可以出台一个政策，如果消费券延期兑换现金的话，比如说等到明年政府财政状况好转的时候兑换，可以有3%或者更高的利息。这样的措施，也相当于城市在发债。3“尽快出台政策，不能犹豫”中国新闻周刊：相比发放消费券或现金，为企业减税、提供无息贷款等是否是更好的经济提振方式？陆铭：对于受疫情影响非常严重的地区，给企业减税、降费、免租金、低息贷款这些政策都需要，但仅这些政策远远不够。因为这些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企业仍然在持续经营。比如，最近上海持续封控近两个月，对一些中小企业，尤其是从事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冲击巨大。这些企业在封控解除以后，甚至可能没有能力继续经营下去。如果这样，任何的减税降费、减租金、社保缴纳延期的政策都已经毫无意义。另外，在当前的城市里，有不少灵活就业人员，除了传统的自由职业者以外，现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小哥、家政服务员，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雇主，所以一些对于企业的救助措施，对这类从业者而言，无法起到救助作用。中国新闻周刊：补助政策出台的时机，该如何把握？陆铭：在发现金或者消费券这类经济提振方案上，不应该有太多的犹豫。我强烈呼吁上海等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尽快出台政策。按照惯性思维，不能把公共财政用于给个人或者企业发钱，指的是在常态的情况下。但是现在疫情期间，部分管控措施已经是非常态的。如果说封控措施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其收益有公共性，那么，其代价却主要是封控区个体承担的。政府进行一定的补贴，这在道理上说得通。

其中最为重要的，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因为我们在实证研究当中非常讲究因果关系识别，所以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就来做一下文科的领导和理工科领导的对比。

编者按12月18日，上海市社联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上颁布了2020年度十大推介论文奖。“年度推介论文”活动由上海市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并连续多年推出。该活动是对近一年（2020年度从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以来，上海学者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作出推荐，旨在探索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优秀成果推介制度，把优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与目前大多数评奖活动不同，年度推介论文活动无需作者自行申报，主要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者、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开展多轮评审推荐，最终产生不超过10篇的推介论文。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摘编了上海市社联2020年度十大推介论文之一：“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70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以飨读者。本文原题为“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70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原刊于《管理世界》2019年第10期。地区发展的两个比较优势地区的比较优势取决于两个条件：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在全球化背景下，海运仍是主要的国际贸易运输方式，这是因为海运成本远远低于陆上运输，而且世界上的主要国际贸易流（除欧亚大陆内部）根本没有陆上连接。因此，中国的沿海城市便于参与国际贸易，从而具有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沿海地区，天津以北的海港在冬季结冰，而且北方内河航运条件不好，河流在冬季结冰，东北有些河流出海口不在中国境内，因此，东南沿海（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更具有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相比之下，除少数大城市周围外，中西部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更具有发展农业和旅游的比较优势，同时一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矿产和森林，从而具有发展资源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现代经济中，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也是到国际市场的距离，而到大城市距离则是到国内市场的距离。大城市往往地理条件较好（比如自身就是港口），或者是行政、文化和教育中心，本身所集聚的人口又产生市场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具有优势。此外，因为大城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会提高，从而具有发展科研创新等高科技产业的优势。当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城市的集聚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明显，使得大城市周边城市具有发展配套产业的比较优势。资源错配的后果分析在全球视角下，倒逼产业转移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中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似乎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越南、泰国等地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同时拥有港口，相对于中国中西部地区更具有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中国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吸引的企业有不少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竞争越来越激烈，当中国沿海地区成本上升，那么产业就会转移到越南等国，这类似于国家间的“雁型模式”。在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中国却过早地“淘汰”了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由区域发展政策导致的空间资源错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研究发现，在

8月24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若干位专家代表参会，9位专家现场发言，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重要意见和建议。参会的其他专家亦提交了书面发言。

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受到了极大关注。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论调，即用乡村振兴战略，阻止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而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会。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说现在的上海对年轻人关上了大门，这里对年轻人的门槛越来越高。还有种说法,上海没有对所有的人关上大门，它是在挑选自己适合自己的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那么，在理论上存在的市场分割现象，在经验研究中的实际情况和趋势是怎样的呢？早期的研究发现，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省和省之间的市场分割仍然相当于欧洲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市场分割（Ponc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