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警惕疫情下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作者：李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何玲玲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摘要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际，一些西方国家趁势对中国发动攻势，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争端。有效化解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就要做到树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增强重大突发事件时期意识形态防御力；注重热点事件的信息公开和及时传达，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做好网络空间的净化与建设工作，培养网民群体意识形态风险鉴别力；把握对外话语权的导向性与针对性，增强我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舆论话语权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西方敌对势力从未中断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尤其是当国内外发生突发事件时，西方敌对势力就会趁机强化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将矛头直指我国的指导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使意识形态战场无硝烟的交锋更加激烈。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又趁机通过“信息病毒”“政治病毒”对我国发起意识形态舆论攻击，妄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削弱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些行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威胁。面对疫情期间复杂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如何认识和应对西方国家这些言论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攻势，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我国防范化解由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的水平和能力，是一个亟须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日趋激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社会理应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但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对国际媒体的把控，肆意发布抹黑中国的不负责任、带有恶意的报道和言论，对我国发起了新的意识形态攻势，其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借负面舆论攻击中国的政党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境内培养代言势力，借国内敏感事件大肆攻讦，诋毁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党制度，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惯用伎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面对这样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在社会管理的部分环节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成为了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发起舆论压制的借口。这些敌对势力刻意回避了解和应对新病毒需要时间和过程这一关键问题，忽视在未能确定病毒传染性和致病性之前需要慎重对待这一事实，始终抓住这些问题展开抨击，并屡屡上升为对社会制度的攻击。例如英国三大报之一的《卫报》（The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发表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3期）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4日第一版）张海燕(1980-),女,山东曹县人,博士,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内容之一。这意味着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内在蕴含着美好精神生活，而如何建构美好精神生活则成为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重要课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马克思将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相提并论，并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他还认为，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精神生产，三者是同一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可见，精神生活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的现实维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而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反对资本逻辑不停地召唤和催生无限制的物质欲望，以及这种欲望对现实的人的操控。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资本逻辑造成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的悖论，而所谓“人的世界的贬值”就包含着精神超越性层面的萎缩。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在逻辑和现实上解答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种问题的根源。因此，有必要深刻揭示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建构美好精神生活的独特意蕴。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视角去看待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并非自足的王国，而是现实的人们为了满足其精神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它与政治生活、物质生活有着纷繁复杂的关系。因此，精神生活并非不染人间烟火的纯粹独立空间，而是与世俗生活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的形象性或观念性生活。其次，与唯心主义的精神生活观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找到个体精神生活的现实存在根基，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活异化的社会根源。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精神生活的贫乏和弊病不能仅在观念的领域寻找原因，而必须探索其物质生活根基。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精神生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生活困境。再次，精神生活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必需品。马克思恩格斯发觉了工人存在强烈的求知欲望、审美情趣、情感需要，以及工人个体之间有着相互尊重、鼓励和关照的精神交往，这意味着广大劳动者个体同样具有强烈的精神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精神生活的主张的优势在于，不再把精神生活当作少数人专有的奢侈品，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公共必需品。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关注精神生活，而且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活异化的社会根源，致力于为广大劳动者找到建构美好精神生活的实践路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的建构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重视人民精神生活需要，保障精神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历史唯物主义重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在关联，并致力于通过社会变革为广大劳动者创造改善精神生活的机会。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美好精神生活才能获得其现实根基。因此，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在致力于在物质生产水平提升的同时，将广大劳动者纳入改善精神生活的重点人群，通过系统性方案为普通劳动者创造更美好的精神生活，通过提升精神生活质量来逐步实现美好精神生活向往。第二，防范资本逻辑对精神生活的物化，提升精神生活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主义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环节决不能完全被资本操控，必须通过社会力量对造成精神生活匮乏问题的资本进行有效治理。我们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还应加强对建构美好精神生活的扶持力度，加大对精神生活公共产品的供给，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拓宽公共精神生活的创造途径，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第三，增强精神层面的共同体意识，共建美好精神家园。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作为整体性社会变革，内在地包含着人民精神生活的变革，意味着人民在精神需要、精神交往和精神享受上的全面提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旨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提高精神层面的共同体意识。在此意义上，“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新时代应当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共性精神活动来提升精神生活的宽度和广度，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一系列的精神生活管理和服务平台，并在共建共治共享中营造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公众号编辑：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