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鑫、何玲玲：警惕疫情下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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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疫情下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

作者：李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何玲玲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摘要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际，一些西方国家趁势对中国发动攻势，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争端。有效化解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就要做到树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增强重大突发事件时期意识形态防御力；注重热点事件的信息公开和及时传达，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做好网络空间的净化与建设工作，培养网民群体意识形态风险鉴别力；把握对外话语权的导向性与针对性，增强我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舆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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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西方敌对势力从未中断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尤其是当国内外发生突发事件时，西方敌对势力就会趁机强化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将矛头直指我国的指导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使意识形态战场无硝烟的交锋更加激烈。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又趁机通过“信息病毒”“政治病毒”对我国发起意识形态舆论攻击，妄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削弱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些行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威胁。面对疫情期间复杂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如何认识和应对西方国家这些言论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攻势，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我国防范化解由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的水平和能力，是一个亟须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日趋激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社会理应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但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对国际媒体的把控，肆意发布抹黑中国的不负责任、带有恶意的报道和言论，对我国发起了新的意识形态攻势，其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借负面舆论攻击中国的政党制度和社会制度

在境内培养代言势力，借国内敏感事件大肆攻讦，诋毁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党制度，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惯用伎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面对这样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在社会管理的部分环节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成为了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发起舆论压制的借口。这些敌对势力刻意回避了解和应对新病毒需要时间和过程这一关键问题，忽视在未能确定病毒传染性和致病性之前需要慎重对待这一事实，始终抓住这些问题展开抨击，并屡屡上升为对社会制度的攻击。例如英国三大报之一的《卫报》（The Guardian）和美国在线新闻杂志《外交官》（The Diplomat）等媒体都曾就“新冠疫情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这一话题展开讨论，认为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应付突如其来的危机，疫情带来的危害必将向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转变，会像加速苏联解体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一样，导致中国崩溃。这类报道带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将问题的产生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意图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示西方世界的所谓“美好图景”，削弱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此外，西方敌对势力还利用抗疫期间的热点事件大做文章，如“李文亮医生事件”“湖北红十字会事件”等，借助其在国内培植的“异见分子”推波助澜，歪曲事实，抹黑党和政府的形象，煽动群众的负面情绪。一时间，诸如“我们的媒体不属于我们”“一个车牌号击碎了我的中国梦”等言论在网络上甚嚣尘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们通过这些手段，将矛头指向中国的政党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地位，破坏党群关系和政府公信力，进而达到动摇人民对党和国家认同的目的。

（二）借口新闻自由造谣抹黑中国形象

西方媒体在针对中国的报道中，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歪曲事实、恶意抹黑的现象，并冠之以“新闻自由”的美名予以肯定和保护。就“新闻自由”本身而言，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确实是监督和保证公共权力对公民负责的有效手段，但事实上在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也是只对符合资本家利益的新闻而言才有效，此权利是为大资本家所垄断的；而当这种自由转向国外，面向竞争对手和弱势群体时，这种自由就逐渐失去限度，演化为新闻暴力。

正如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先是美国某些政客，后是西方一些媒体借题发挥，以“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大搞污名化，企图将病毒来源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散播“新冠病毒中国制造”的阴谋言论；鼓吹中国威胁论，指责中国实行“口罩外交”，企图借疫情谋求世界霸主地位；同时大搞种族歧视，例如有丹麦画家将中国国旗上的五角星绘制成病毒的图样，美国《华尔街日报》更是对中国人极尽侮辱，将中国人称为“真正的亚洲病夫”。如此言论早已超出了“新闻自由”的界限，是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侮辱与诽谤，理应受到严厉的反击和制裁。此外，美国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打压和驱逐，严重干扰其正常运作，更是美国“双重标准”的明证。

西方的新闻媒体同样具有阶级性，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它的“新闻自由”是建立在西方普世价值观之下的，只能是拥护其政治体制的言论，不可能也不允许宣传和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媒体获得真正的自由。西方媒体借“新闻自由”这一所谓的光明正大的借口，对中国进行恶意污蔑，抹黑中国在世界各国人民眼中的形象，这也让中国人民认清了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假性，其实质就是妄图动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摧毁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陷中国于混乱与分裂，最终剥夺中国人民的自由。

（三）攻击武汉封城举措指责中国侵犯人权

对中国的“人权”“民主”问题横加指责，并借此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是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常用手段。“人权”“民主”“自由”均是西方所奉行的“普世价值观”的核心思想，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输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对目标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为隔离感染源，控制传播链，将疫情影响范围降到最小，中国以巨大的勇气和代价对武汉采取了“封城”举措。然而这一举措却成了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横加指责的借口。如英国《泰晤士报》和法国的《费加罗报》曾多次将武汉形容为“鬼城”“地狱”，美国的《纽约时报》则称中国此举是反应过度，指责中国的举措侵犯了人民的“人权”和“人身自由”，企图站在人道主义的制高点上否定中国为抗击疫情所作出的牺牲，并以“佛系”抗疫的韩国和意大利作为正面范本，推行其普世价值观，试图以此引起我国民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同，达到混淆思想、同化价值观的目的；而当意大利因为疫情的肆虐同样采取“封城”措施时，《纽约时报》却称赞其是“甘冒经济风险”以“遏制欧洲最严重的冠状病毒暴发”，这种一踩一捧的“双重标准”做法着实令人感到可笑。先不论中西方关于“人权”“自由”概念认知的差异，生命权都应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面对疫情，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就是中国对“人权”最大的尊重，而西方对此作出的反应，恰恰是对“人权”最大的漠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西方敌对势力借口“人权”问题实行人权外交，就是为了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瓦解社会主义价值观，颠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而达到破坏社会主义政权、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攻势的主要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发起的新一轮攻击，试图达到搅乱和引导国内外舆论走向的目的，从而使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加复杂化严峻化，具体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以遏制中国发展作为出发点

在冷战时期，为了遏制苏联，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国家利益开始与中国缓和关系。随着苏联的解体，以中美两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开始凸显，且进入了更深、更加隐蔽的层面。无论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如何发展，国家利益始终是决定各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因素，很显然，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特别是企图称霸的美国的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提高，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话语权也逐步增强，在美国政客的眼中，这无疑是对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是他们所不能允许的。尤其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来，这种对中国的敌视一度达到了新的高峰，对美国而言，打压中国的崛起才符合其最大利益。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生被西方敌对势力当作一个难得的机会，不管是以“中国病毒”“亚洲病夫”污蔑中国、破坏中国的国家形象，还是以“新冠病毒中国制造”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抑或是赤裸裸地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都是意在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引发中国内部混乱，充分暴露了西方敌对势力发起的意识形态之战的出发点是遏制中国的发展，试图“西化”“分化”中国。正如过去资本主义阵营国家针对苏联那样，只要统一、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仍在发展，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围堵和攻击就不会停止。

（二）以互联网作为主要媒介

互联网的诞生与兴盛之地都在美国，即使我国的互联网安全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互联网领域依然拥有着相当大的优势。随着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和网络“霸主”地位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也就愈发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伊朗大选风波的“推特革命”、突尼斯的“维基革命”以及埃及的“脸书革命”都与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影响力煽动“颜色革命”不无关系。

由于互联网传播所具有的隐蔽性和匿名化特点，我国在互联网意识形态风险的应对上无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特别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媒体更是依托互联网这一载体，对我国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恶意破坏网络舆论生态，弱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正向传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如此，西方媒体还借助媒体霸权，无视中国为疫情防控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取得的积极成效，在网络上散布谣言，企图让中国为美西方一些国家防控疫情不力“背锅”，在国际社会抹黑中国形象。此外，由于占据着技术优势，西方敌对势力还一直在通过开发各种加速器和“影子网络”等手段冲破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监管，吸引国内网络“易感人群”“翻墙”去浏览外网，进而强化误导，扩大负面舆论影响。

（三）以网络“易感人群”作为重点目标

“易感人群”这一概念来源于医学领域，原本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免疫能力，容易受到感染的人群，而网络“易感人群”指的是容易受到网络上的各种言论影响，丧失自主判断能力的人群。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989亿。在如此庞大的网民基数中，存在着数量不容忽视的网络“易感群体”，这些人群很容易受西方敌对势力言论的蛊惑，对网上的一些负面舆论和反华反共思潮产生认同，并对之进行转发评论，进一步产生更大范围的恶劣影响。“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部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就会去拉拢”，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警示。

网络“易感人群”以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为主，由于本身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同时受“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影响，缺乏足够的政治敏感度，很容易在无意中成为错误思潮的推动者，也因此成了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目标。特别是疫情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加大了网络舆论的攻势，就是为了影响国内的网民，利用其中一部分“易感人群”，特别是利用其培养或影响的一些所谓“网络大V”和各种营销账号在国内造谣生事，利用热点舆情乱带节奏，引导人们向错误的方向思考，进而达到动摇人民理想信念、影响社会稳定、破坏抗疫大局的目的。

（四）以争夺国内外舆论话语权作为主要手段

国际话语权是展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国际舆论场上缺乏话语权，就会丧失主动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西方敌对势力对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从来都不是单层面的，而是采取多种手段相结合，展开全方位攻势，同时在国际与国内争夺舆论主导权，弱化中国的主流媒体话语权，以达到其动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

西方敌对势力与我国进行国际层面舆论话语权的争夺，在此次疫情中主要表现为西方敌对势力的直接舆论攻势。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自私短视，将疫情政治化，大量散播不实言论，在国际和国内都造成了恶劣影响。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甚至污蔑中国提供的疫情数据不完善，给美国防疫增加难度，企图让中国为美国防控疫情不力“背锅”。他们这种做法，完全无视国际社会早已对中国疫情防控作出的公允评价。如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就指出，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成功避免或者至少预防了10万病例的发生，构建起了防止疾病国际传播强有力的第一道防线。基于共同的反华立场，西方敌对势力还一唱一和竭力唱衰中国经济和抗疫前景，在时间上继起、在空间上相互配合，形成对中国的舆论围堵。而西方敌对势力与我国在国内层面舆论话语权的争夺，则主要表现为利用国内培植势力进行负面舆情的恶意引导以及造谣生事。自疫情发生以来，各种营销媒体与“异见领袖”不断散播谣言，利用人民群众对事件的关注心理扩大影响，削弱我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趁机起到渗透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

三、提升“四力”化解重大突发事件期间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随着重大突发事件在各个领域中的发生概率提高，有效应对西方敌对势力趁“重大突发事件”之“危”对我国发起的意识形态攻势，化危为机，是迫切需要进行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牢固树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增强重大突发事件时期意识形态防控力

列宁曾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攻击，国内错误思潮涌动，复杂严峻的形势更需要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增强重大突发事件时期的意识形态防御力，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强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从国家安全高度认识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斗争。毛泽东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政权的巩固需要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固，反过来说，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时候，离政权的瓦解也就不远了，苏联的教训殷鉴不远。我们应当时刻明确意识形态是关乎党的执政地位的“生命线”，要切实加强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忧患意识，正确认识和评估意识形态风险。

其次，增强思想定力，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正式提出，实现了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对我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坚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党管意识形态；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坚持理论研究，为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提供理论指导；同时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这样才能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守住自己的思维底线。

最后，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以制度威力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基础，加快完善和构建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的“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以制度威力消灭意识形态风险源，以制度威力控制意识形态风险升级，努力做到从意识形态风险的源头上减少风险，在意识形态风险传播演变的路径中控制风险，在意识形态风险发生后化解风险。

（二）注重热点事件的信息公开和及时传达，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社会大众会进入一个较为敏感的时期，在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个体会本能地产生恐慌、绝望等负面情感。而在此时发生的敏感热点舆情，倘若处理不当，使社会情感得不到快速正确的引导和宣泄，就会迅速演化为负面舆情。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互联网发展迅猛的时代，在西方敌对势力及其在国内培养的代言人的有心利用之下，经由网络的传播，会加深负面舆情的“黑暗面”，进而增大意识形态风险等级。要抵御西方敌对势力来自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攻势，就需要从正确处理敏感事件、完善舆情引导机制和巩固主流媒体阵地等方面采取有效举措。

一方面，要回应好解决好人民关心的敏感舆情，只有正视而不是回避问题才是正确处理热点事件的首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也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特别是群众的集中诉求，不回避矛盾，积极推动问题解决。”要建构更加完善的互动沟通平台，善于吸收借鉴网络舆情中正面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正面回应群众的关切；强化显政，推动政务公开，使群众知道我们做过什么、在做什么、要做什么，增强政府公信力。只要人民对政府有信心、有认同感，就能有效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蛊惑，降低舆情事件风险等级上升的可能。

另一方面，强化重大突发事件时期的舆情研判监管，对网络中已经形成的负面舆情加强引导，消减负面舆情的影响力。要在总结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寻找新思路，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以引导，消解社会情绪；坚持适度原则，区分网络舆情中的一般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应对。

（三）做好网络空间的净化与网络平台建设工作

抵御来自境外的意识形态攻势，也需要从技术和网络平台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改进技术提高网络监管与网络环境净化的能力。不可否认，我国的网络技术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这也导致敌对势力利用我国网络安全漏洞进行渗透，传播错误思潮。要加大网络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构建坚固有力的信息“防火墙”，将不良信息和错误思潮拒之门外；同时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国内网络信息监管，提升对有害信息的检查和处理能力，切断错误思潮的传播渠道，淡化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在网络上产生的不良影响。

其二，积极推动建设党管、国有的主流网络平台，着力引导舆论。随着网络平台的兴起，传统的纸质传媒、广播电视系统逐渐边缘化。但现有主流网络平台多数并不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有的平台甚至受外资控制。在和平时期，在相关部门的监管下，这些平台循规蹈矩不是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这必然在信息、舆论和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留下隐患。建设稳定、安全、可靠、听党指挥的网络主流平台应成为未来我们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舆论阵地的重中之重。新闻媒体不应全盘市场化，对相关从业人员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是提升媒体可靠性的重要手段。

（四）把握对外话语权的导向性与针对性，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所提升，但在舆论领域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强势地位的格局仍未改变。面对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发起的意识形态攻势，我们不能被动挨打，而是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针锋相对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媒体对我国恶意攻击的阴谋，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进而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我们要做国际舆论导向的引导者而非被引导者，为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对外宣传中既要做好正面战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要学习“今日俄罗斯”和半岛电视台的做法，以“独家”“迅速”“准确”的报道风格占据新闻传播一席之地，用针锋相对的、揭露真相的办法令西方敌对势力有所忌惮，有攻有防，促成有利于我的国际舆论圈。

面对西方政客及媒体对我国的恶意攻击，应当积极采取反制手段，一味回避只会让他们愈加变本加厉，我们要揭掉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遮羞布，向世界人民揭露其企图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阴谋；坚决回击美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自由”问题的无端指责，特别是要勇于揭露西方敌对势力以此为借口对于“港独”“藏独”“疆独”“台独”等反动分子的支持，指出其行为是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分裂中国的行为，维护好我国意识形态及领土安全，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反渗透斗争。

注：公众号在推送本文时省略了原文中的相关注释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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