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1年12月10日,应我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李耕副教授邀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研究中心高级讲师朱煜杰携其新著《遗产旅游:从争论到可能》做客“生态·人文·社会”学术交流与行动网络,介绍“遗产旅游的前世与今生”。朱煜杰老师首先梳理了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宗教世界中的朝圣行为与现代旅游较为相近,宗教性活动其间伴随着餐饮、住宿等世俗活动的兴起。17世纪欧洲贵族的“壮游”风俗也被视作现代旅游的前身之一。而后,欧洲文明以航海、贸易、殖民等方式进行的长期对外探索都是具有很强功能性的游历活动。在非西方世界,“游”具有更广泛的方式与意义。比如,印度文明中的“游”或是为了通过仪式来获得能量,或是为了达到与世俗分离的最终目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可分为帝王巡游、外交游、考察游、商业游、民俗游等诸多类别,对不同的群体而言,“游”发挥着诸如巩固大一统王权、在自然山水中抒发情感、构建日常生活记忆等功能。对“游”的内在精神阐释中,儒家讲求“游方之内”,道家则强调“游方之外”。在东西方的古代文明中,关于“游”的差异是由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区别造成的,但东西方的“游”也具有统一性,二者都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变化中寻找不变,这些均与后工业时期的“遗产”概念息息相关。近现代的“游”发源自启蒙运动,随着神圣世界的坍塌,理性、个人与精英主义逐渐成为世界的中心思潮,空间与时间加速分离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劳动与休息、工作日与周末的区别和对立,休闲这一概念也由此产生。由此,近现代的“游”出现了新的特点与功能,推动了国家边界的扩张和文化的传播,促进了近现代城市由衰转兴,实现了旅游产业化,也滋生出后殖民主义的旅行文化。朱煜杰老师梳理了近半个世纪内,在旅游研究与遗产研究领域出现的批判性转型。他认为,旅游研究早期研究重点放在如何使利润率最大化这一问题,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管理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两种取向,70年代后期,旅游人类学诞生并受到后结构主义、人文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的影响,一并推动了旅游研究的批判转型。文化遗产研究的批判转型涉及概念的扩展、问题意识的转型、政治知识的建立、多元价值的关注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朱煜杰老师进一步反思了遗产旅游中的权力问题与关系问题,阐释了对全球与地方的对话、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空间的重建、知识文化的再生产等的理解。他认为,在遗产旅游实践中要秉持共创的理念,在城乡重新建立连接的背景下,坚持赋权与社会正义的原则,促进不同学者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信任的建立,最终实现新时代遗产旅游的共创。遗产旅游中最重要的并非政治性或管理性问题,而是关系性问题。在当今世界存在广泛的束缚、矛盾、冲突与危机的背景下,遗产与旅游二者尚未建立合适的关系,而遗产旅游本身也是人类重建关系的工具。因此,我们应当通过遗产旅游的途径来重建乡村与城市、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种种冲突和不确定性中寻找和解和对话的机会。讲座最后,两位与谈人进行了精彩点评。中山大学孙九霞教授高度评价了朱煜杰老师的研究,认为旅游研究应当扩展至大众旅游之外的其他旅游形式,关注时空变化特征,反思当代应如何利用旅游与遗产更好地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四川师范大学彭文斌教授认为,这项研究将旅游上升为一种理性的知识现象,旅游本身既可以作为反思的对象,也可以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可将其视作对意识形态、社会现象与知识结构的批判,旅游人类学应当结合知识社会学和思想概念史来发展,借此分析不同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据悉,本场讲座内容部分收录于朱煜杰老师新著Heri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