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贩的头上或肩膀上顶着装食物的盘子或盒子，用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拿了一个可以开合的支架。将支架撑开，安放在街边，再将食盘或食盒放在支架了，便成了一个小小的街边摊点，如下图所示：

宋代的科考实行两级试：发解试与省试。发解试相当于初试，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过发解试获得参加省试的资质；省试相当于复试，由礼部主持，被录取者便可从此步入仕途。至于殿试，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难怪胡适先生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另一位民国学者胡道静先生更是干脆宣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

下面这几个典故，你一定读过，甚至可能听于丹老师讲解过，也可能在写作时使用过。但我敢说，你对这些典故的理解，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不信，看看——

以今日情势，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恢复“侍丁”与“权留养亲”制度，但传统的做法可以借鉴。如果真要提倡家庭养老，那么光宣传孝道是远远不够的，也应当考虑如何在税收与司法上给予妥当的照顾，以激励家庭养老。

中秋节前后，正是钱塘观潮的最好时机。“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稍稀矣”（《梦粱录》）。

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为预备立宪，派遣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这次行程匆匆的游历中，不仅西洋的政制让五大臣感到新鲜，近代欧洲的城市公共设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第一次知道西方的城市居然普遍设立了公园：“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而反观自己的国家，“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五大臣归国后，在呈给朝廷的改革建议书中，便提到建设公园：“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希望皇帝“敕下学部、警部，先就京师首善之区，次第筹办，为天下倡。妥定规画之方、管理之法。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近代中国修建城市公园的风气自此兴起。时至今日，许多研究晚清近代史的学者，仍然坚持认为：中国自古只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而绝不会建造供公众游览、憩息的公园；中国最早的公园建制，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由洋人引入的。他们还考证出，中国最一个公园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租界，为租界“工部局”修建，叫做“公家花园”。这家“公家花园”，便是后来闹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传言的外滩公园。按照“公家花园”的游览规则，“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可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流言并非空穴来风。当年《申报》也曾发表评论抗议公园对华人的歧视：“是园既名曰‘公家花园’，而不系以‘泰西’字样，则其不能为泰西人所私可知；……则是园亦当纵华人游览，不容阻止，庶于‘公家’两字不相悖。”说起来真是讽刺，那么多近代史研究者非得将“公家花园”当成中国的第一家公园，而这家公园却原来拒绝中国人入内游玩。如果我们了解宋代社会史，还会发现，这不但是讽刺，更是一个笑话，因为在宋代中国，公园已经是普遍性的城市公共设施，而且，其公共性也远远超过晚清的“公家花园”，以及随后兴建的一批所谓近代公园。然而，近代史研究者对宋代的公园传统视而不见，却偏偏将一个不准华人游园的租界公园定义为中国的首个公园。这种反传统的启蒙主义心态确实耐人寻味。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还是先给“公园”一个定义吧。我们今天常说的“公园”，是指由政府或公共团体建设经营，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的城市公共园林。我愿意用这个定义来判断宋代是否出现了公园。“公园”作为一个表示公共园林的概念，最早应该就出现在宋代，北宋的吕陶写过一组诗，题目就叫做《寄题洋川与可学士公园十七首》。这里的“公园”，指洋州政府建造的衙署园林。在宋代，很多州县都修建有衙署园林，宋人称之为“郡圃”，有时候也叫“公园”。现在的问题是，宋代的郡圃究竟有没有公园之实。前面我们已经将公园界定为“政府或公共团体建设经营，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的城市公共园林”。宋代郡圃显然符合“政府建设经营”的定义，那么郡圃是不是宋政府建造来“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的呢？我们先来看三首宋诗：程公许的《清明日郡圃游观者如织，余以赵园之约至夕乃还》，蔡襄的《开州园纵民游乐二首》，陆游的《入城至郡圃及诸家园亭游人甚盛》。不用读诗句，光看题目，便能确凿无误地知道，诗人所咏三处郡圃，都是对公众开放的。研究中国园林史的重庆大学毛华松先生曾从宋朝方志、笔记中检索出非常多的史料，论证了宋代郡圃的开放性与公共性：或定期向公众开放，或完全开放。我在毛华松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宋代地方政府开放郡圃的相关史料搜罗如下：一、定期向公众开放的郡圃：相州康乐园：“（园）既成而遇寒食节，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或遇乐而留，或择胜而饮，叹赏歌呼，至徘徊忘归。”（《相州新修园池记》）平江府郡圃：“承平时，每岁首饰诸亭，纵民游玩，以示同乐。”（《姑苏志》）永嘉县众乐园：“纵横一里，中有大池塘，亭榭棋布，花木汇列。宋时，每岁二月开园设酤，尽春而罢。”（《大明一统志》）福州春台馆：“州园在牙门之西，所谓春台馆是也。岁二月启钥，纵民游赏，常阅一月，与民同乐也。”（《淳熙三山志》）绍兴西园：“邦人无小大得恣乐其中。二月二日始开西园，纵郡人游观，谓之‘开龙口’，府帅领客观竞渡。”（《嘉泰会稽志》）成都西园：“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岁华纪丽谱》）广州元老壮猷之堂：“郡东西圃旧亭池，率荒芜不治。淳祐壬寅，经略方宝学大琮政余，始命刬治芜秽，旧者新之，堙没者出之。西建‘元老壮猷’之堂。……岁遇节，纵民乐之。”（元大德《南海志》）又，“花时无禁，邦人群敖争先，帽桐之耋，骑竹之稚，韶妆缦裳之丽，遍绣台馆，秋千蹴鞠，姱嬉老榕高柳边，杂还乎滁亭之游人也。”（《元老壮猷之堂记》）二、全年向市民开放的郡圃：宁波众乐亭：“总桥三十丈，桥之东西有廊，总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众乐，其深广几十丈，其前后有庑，其左右有室，而又环亭以为岛屿，植苍木，于是遂为州人胜赏之地。方春夏时，士女相属，鼓歌无虚日。”（《乾道四明图经》）福州瓯冶池：“亭阁其上，而浮以画舸，可宴可游。亭之北，跨濠而梁，以通新道。既而，州人士女，朝夕不绝，遂为胜概。”（《淳熙三山志》）绍兴赐荣园：“春欲尽数日，游者益众。千秋观前一曲亭（即赐荣园），亦竞渡不减西园，至立夏日止。”（《宝庆会稽续志》）南京青溪园：“建先贤祠及诸亭馆于其上，筑堤飞桥以便往来，游人泛舟其间，自早入暮，乐而忘返。”（《景定建康志》）（《景定建康志》中的“青溪园”）定州众春园：“庶乎良辰佳节，太守得与吏民同一日之适，游览其间，以通乎圣时无事之乐。”（《定州众春园记》）真州东园：“池台日益以新，草木日益以茂，四方之士无日而不来。”（《真州东园记》）蜀州罨画池：“至蜀州，郡圃内西湖（即罨画池）极广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系缆古木修竹间，景物甚野，游宴繁盛，为西州胜处。”（范成大《吴船录》）三、未确定全开放还是定期开放的郡圃：成都合江园：“前后植梅极多。故事，腊月赏燕其中。管界巡检营其侧，花时日以报府，至开及五分，府坐领监司来燕，游人亦竞集。”（《独醒杂志》）东平府乐郊池亭：“据旧造新，筑之，凿之，扩之，营之，辟之，有堂、有台、有池、有榭、有坞、有亭、有馆、有南北门堂。所以与上下同乐者也。”（《东平乐郊池亭记》）吴兴郡圃：“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竞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与民同乐。”（《嘉泰吴兴志》）嘉兴府思吴堂：“当其男以田功之毕，女以织事之休，内无饥寒之戚，外无赋役之劳，思以斗酒共相娱乐。”（《题思吴堂并序》）平阳府南池：“其小人（指平民百姓）则曰，今而后农工之隙，吾得而游晏，佳哉吾守之有惠也”。（《吉乡新修南池二亭记》）长安乐游原：“乐游原亦曰园，在曲江之北，即秦宜春苑也，汉宣帝起乐游庙，因以为名。在唐京城内，每岁晦曰上巳重九，士女咸此登赏祓禊。”（张礼《游城南记》）这其中最具娱乐精神的的公园，大概非成都郡圃——西园莫属。成都西园不但定期开放，而且开园首日，政府还在公园中举办娱乐活动，以娱游人。据庄绰《鸡肋编》记载：“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演武场，环庭皆府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浑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塾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看起来有点像说相声大赛，评委就是游园的观众，凡能将全场观众逗得哄堂大笑的艺人，可得一枚青红小旗。一天下来，哪位艺人得到的小旗最多，即为最佳艺人。这类由政府建造、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的郡圃，如果不能说是“公园”，那还有什么可以称为“公园”呢？而且，宋代的郡圃并非个别地方才修建，而是普遍设于各州县，韩琦在《定州众春园记》中说，“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南宋《嘉泰吴兴志》也称，“郡必有苑囿，以与民同乐。”也就是说，在宋代，几乎每一个城市都设置了公园。众多史料还告诉我们，宋代郡圃在开放期间，对游人完全不作任何歧视性的限制，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官员还是平民，男性还是女性，均可入园游赏。成都西园只是在举办相声大赛之日，将看棚分为男席与女席。显然，男女游客同时游园、同台观看演出是毫无问题的。反倒在清末，不少被今日研究者认定为“公园”的城市公共园林，却针对游客身份作出了种种限制，“公园”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大打折扣，比如上海的外滩公园禁止华人入内；天津植物园要求男女分开游览：“星期一、二、五、六，准男客入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入览。”保定的莲花池公园也规定：“星期六只准妇女游览，不准男子入内。”而我们的学者，宁愿认定不怎么公共的外滩公园为中国首个城市公园，却不愿意相信开放的宋代郡圃就是名符其实的公园。喜欢宋朝的朋友，欢迎关注本订阅号。请长按下面二维码：

展开《清明上河图》，你会发现，这其实就是北宋开封府的美食地图。有人统计过，《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有四五十栋，也差不多接近半数。咱们来看看。

我以前曾经论证过：宋代的平民上衙门打官司，是不需要下跪的。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了见官下跪的规定呢？从图像史料来看，元明时期的人诉讼于公堂，是需要下跪的。在明刻本《元曲选》中，《安秀才花柳成花烛》一文附有民事诉讼的插图，《金御史清霜飞白简》附有刑事审讯的插图，我们从这些插图可以看到，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涉讼之人都得跪着听审。《元曲选》“安秀才花柳成花烛”插图《元曲选》“金御史清霜飞白简”插图清代的平民如果上衙门打官司，也是必须下跪叩头的——只有那些取得功名的缙绅，才获得免跪于公堂的特权。1801年，即嘉庆六年，英国人乔治•亨利•梅森少校（George

蒋勋先生曾在一期电视节目中解释说：“它是看画卷的东西，我们知道东方的画是要拉开来看的。这个家具我还曾经在古董店看到过，宋朝人为了看书法跟绘画作品设计了这种家具。”

当时主管杭州城内外诸酒库的机构是临安府“点检所”，每当新酒上市之前，点检所都会择日开沽评酒。评酒会的日期定下后，各个酒库便到处张贴告示，写明某月某日，酒库“开沽呈样”，欢迎各位亲们前来品评美酒。

作为一名经常为儒家学说辩护的读书人，我其实并不反对其他人对儒学展开批评，哪怕是激烈、尖刻的批评，也未必没有值得倾听的意义。但我确实比较反感那种连儒家到底主张什么都不了解就发起攻击的“喷子”。

（本文参考了虞云国先生《水浒乱弹》一书“刺青”章节的部分史料，致谢。）

又过了几百年，隋朝的文帝又一次降敕终止诽谤罪：“诽谤之罪，勿复以闻”。自此之后，不管是《唐律疏议》，还是《宋刑统》，都不再保留“诽谤罪”，因此也可以说，“诽谤罪”在形式上被废除了。

南宋时临安城有了专门的报摊，《西湖老人繁胜录》与《武林旧事》记录的杭州各类小本买卖中，都有“卖朝报”一项，可见报纸零售已成为一种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它的背后，肯定又隐藏着一个靠出版报纸营利的行业。

明初朱元璋以严刑酷法禁止民间博彩，“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脚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宋元时盛行的关扑买卖，自此消退，连“关扑”一词也退出了日常用语领域。

词语是记录历史信息密码的文化DNA。一个词语的诞生，可能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流行，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一种制度的施行；而一个词语的消亡，也可能见证了一些事物的失踪，一段历史的终结。

大观二年八月初八上午，大宋东京奥运会第一场赛事——射箭，在玉津园拉开序幕。玉津园里树起了一排排木制的箭垛子。距箭垛子百步的地面上，用朱砂粉划了一条醒目的红线。参赛的射手们，必须站在红线之外拉弓射箭。

最后奉上一幅北宋初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是画家绘来给儿子临摹、练习的稿本，画了鹡鸰、麻雀、鸠、龟、昆虫等二十余只虫鸟，线条细腻，图像栩栩如生，确实称得上是“写生”。

假设你穿越到公元11世纪的北宋东京，或者12世纪的南宋杭州，你可以如何安排你一天24小时的生活呢？下面是一位从宋代穿越回来的资深宋粉的考察报告——

而宋代的地方政府，一般都配备有主持具体公务的幕职官，比如开封府，设有判官、推官、司录参、左右军巡使、军巡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官，都是负有司法职能的幕职官，根本就不需要公孙策这样的刑名师爷。

清承明制。皇帝出巡，臣民跪候、跪迎同样是清王朝的“规定动作”。我的论据还是来自历史图像——清朝的康熙与乾隆祖孙都有数番南巡的盛举，而他们南巡的盛大场面，恰好也都有宫廷画师绘制成长卷。

这个细节显示，宋人吃水果是要削皮的。话说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乡下孩子难得吃一次苹果、鸭梨什么的，还都不削皮呢。水果削皮的吃法可能来自佛教，因为过去佛教有“诸比丘使净人尽剥果皮而食”的习惯

宋代的柑橘通过嫁接可以形成二三十个品种，不同品种的成熟时期并不一样，有立秋成熟的“早黄橘”，有最早采摘的“甜柑”，有隆冬时节采摘的“绿橘”，也有待到来年春天才摘下来的“冻橘”，

辽方说：“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负愧多矣。”曹利用答道：“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如果辽国坚持要地，那就战场上见分晓吧。

另一方面，宋代的法律也指出，“如监司见得（州县法院）果有情弊及情理未尽，即别行按劾。”上级法司与监察部门可以紧紧盯着司法，发现法官有不法情事或错判，可以弹劾，但就是不可以指挥法官如何审判。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励告密，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命名为“奸民”。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告密行为是为人所不齿的。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

但是，胡颖同时又反驳了通奸的指控，并惩罚了原告江滨臾：“在法，奸从夫捕，谓其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江滨臾乃以暧昧之事，诬执其妻，使官司何从为据？”判处江滨臾“勘杖八十”，即杖八十，缓期执行。

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朝廷每岁常例，散军民赈济，不时以米赈济粜。州府又散灯油于开张店舍。安抚提领支犒舞者钱酒蜡。府主例散客店内钱。帝辇骄民，常沾圣恩，不时皇后殿散新钱，俱无科役保用之扰。”

中书舍人若“封还词头”，而皇帝又固执地非要下诏不可，那么可以由次舍人草诏，但次舍人同样可以“封还词头”。理论上，只要中书舍人达成“拒不草诏”的一致意见，便可以将一道不适宜的诏书“扼杀于萌芽状态”。

我们看“包公戏”、“包公案”小说，还会发现一个细节：人们到开封府诉讼，不管是大案小案，还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个人审理，仿佛若大一个开封府，只有包青天一个法官，顶多有一个公孙策在幕后赞襄。

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则将受到弹劾、处分。恰好宋朝的台谏监察系统具有独立而强大的力量，官员对待修衙之事，就不能不比较审慎了。来看两个例子——

上世纪60年代，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就是那个写《大唐狄公案》的荷兰小说家）出版了一本《中国古代房内考》（是房内考，不是房事考），里面比较了唐宋女性服饰的差异：

传统中国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确实非常有名。不过，可能有些朋友并不知道，宋朝有一部分皇家园林是对市民开放的。清代的北京市民可能想都不敢想进颐和园玩玩，但北宋开封的市民是每一年都可以进皇家园林游玩的。

范讽在当时并不是一位以鲠直闻名的人，何以也敢当面向皇上要人？《曲洧旧闻》的作者解释说：“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这个“好时节”，当指遇上了宋仁宗这么一位懂得克制的君主。

（“唱赚”为南宋盛行一时的说唱艺术之一，金赛兰等人则是当时临安府唱曲唱得最好的官妓，《梦粱录》说她们“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法官，这名法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如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

至于“打娇惜”，那是另一种搁地上旋转、用鞭子抽打的陀螺。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传为苏汉臣的《婴戏图》，图像下端，那两名孩子玩的就是“打娇惜”。他们上方的地上，还有一辆制作颇为精致的玩具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