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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余华老师整两杯
已是凌晨一点多时分,心情依然异常激动。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不激动的,都不是人。为什么?因为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居然意想不到地见到了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作家——直到今天还活着的大作家——之一余华老师。我知道地球上有这么一位杰出的作家是在1993年10月——亦即他的《活着》出版的第2年。也就是说,施老师我当余老师的粉丝已有了整整30年的老资格。“明儿晚上,我约好了你的一位老同行吃饭,就在我那餐馆,要不要一块儿出来聊聊?”本事通天的老魏周五下午来朝阳医院做胸部CT看肺结节,末了,他轻描淡写来这么一句。“同行有啥好聊?”我的人生充满了同行,要是同行就聊,还不得聊死?“他从前当牙医,后来不干了,改行当作家。这几天出一部电影,正在火着呢,片名叫啥一时想不起来了……”“《河边的错误》!”我的眼睛豁然一亮,顿时忘了自己是一名任何时候都该庄重得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衣天使。“莫非说的是余华老师?”“正是,你认识他?”“虽不认识,但却是他的拥趸。他的书我读过很多本,其中有几本还读过两遍。”我在从前的随笔中大约有10次提高余老师和他的作品,尤其是《活着》。和《活着》同样打动我的作品,是《许三观卖血记》。若干年前我就想着,《许三观卖血记》描画的那些不充满阳光的现实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拍成影视作品,因为任何人都受不了那种带血的人间悲劫。韩国人的受痛能力强大得多,他们将《许三观卖血记》改编成韩风电影《许三观》,并于2015年初上映。我看了韩版《许三观》,唯一的感觉是不当医生也罢,因为从一个人的静脉里抽取数百毫升血液,注入另一个人的静脉以搭救后者的生命,医学和社会意义固然都很伟大。然而,当你了解某些心寒的内情之后,有些时候会觉得不但不伟大,反而更黑暗。我1982年7月从广西卫校检验专业毕业之后,分配回老家宾阳县人民医院化验室——后来改称检验科——当检验士。余老师在《许三观卖血记》描写关于许三观卖血的全部细节,没有一丁点是我不熟悉的。完全可以这么说,我对于许三观们的了解比余老师可能还细致,区别只在于我没有才华和能力描述他们的悲惨生活。昨天晚上在和余老师聊起1995年12月出版的《许三观卖血记》时,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您把他们描写得太过善良了。”没有羞辱许三观的意思,只是我太了解那个时代的他们了。此刻,莲花圣母们千万别来唱高调,我说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带血现实。在我当时的印象中,我们那个地方(不包括小说故事发生地和其他省市县的领土)的许三观们基本上都是好逸恶劳的闲散人员。当时没有血库,只要是“两对半”阴性以及肝功能正常,任何人都可以卖血,唯一的条件是得到“血头”的首肯。所谓“血头”,说白了就是喝人血的黑道大哥。他们100%是从许三观队员中成长起来的魔头。血头唯一需要搞好关系的是用血科室——主要是外科和妇产科——的医生们。实际上,负责写配血单的医生也完全没有选择,他们必须通过“血头”才能找到许三观,我们化验员的工作只是配血。只要稍有良知,配血过程相当锥心,因为没有一个许三观的血液是合格的。道德婊们千万不要跟我抬杠:1982年7月至1984年7月整整两年,整个县医院鲜血队没有一个许三观的血红蛋白达到鲜血标准。男性血红蛋白正常值为120~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