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凌晨，《近代学术》发表《影印近代文献竟遭多处挖空、删改，学者痛批出版社“有权任性”》，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除了大量的评论、私信和电子邮件，知名文献学者、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乐山师范学院二级教授、四川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廖久明先生亦投书本公号，愿与广大读者分享其对此事的评论和判断。全文如下：廖久明截止笔者写作本文的2024年5月25日17:20，当日凌晨《近代学术》微信公众号原创首发的《影印近代文献竟遭多处挖空、删改，学者痛批出版社“有权任性”》一文，已经有40000人阅读，由此可见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作为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收集、整理的笔者，也打算谈谈自己的看法。该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有证据显示，这些挖空现象并非该书主编所为，而是出自出版社编辑及统、审稿人员之手。在该书校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报有关内容旁，由红、黑色水笔多处标注着“内容低俗，须虚化处理！”“有教唆读者之嫌，建议删！请复、终审重点审阅！”“删！”等字样，在《陆小凤》一文旁则批注着“认为未成年妓女，是否保留，请复、终审…”“删！”等，而在该书正式出版时，这些内容不仅大多都被挖空，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在每个版面的左下角或右下角，新添了“原稿残破”一行文字，制造出因原报残损而致影印空白的假象。根据以上引文可以知道，挖去的都是一些“内容低俗”的文字。正如著名文献学家、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指出的那样：“其实这样那样的所谓不妥或低俗，不正是那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反映吗？不正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吗？”现在一些人总说民国时期民风淳朴，那些低俗的内容不正是有力的反证么？长期从事新诗、影剧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杨新宇教授表示：“这种开天窗式的影印，还不算特别严重的问题。有研究佛教文学的青年学者发现，一出版社影印的近代佛教期刊里，目录上的某些政治性文章，在正文里面一概没有，相应的位置也被贴上了广告。”现在一些人总说民国时期宗教自由，近代佛教期刊里的那些政治性文章不是有力的反证么？后人在影印时，为什么一定要自我阉割后去美化历史？采取如此方法影印近代报刊，后人很可能无法从影印本中找到国民党及其追随者污蔑共产党人的证据（据“豆瓣读书”显示的该书内容简介可知，《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续编（第一辑）》的“近代”指1840—1949年）。这是一篇近代笔祸史文献，有读者知道它的具体来源吗？欢迎留言、讨论。有些人也许会说，这样的内容如果不挖空、删改，可能给现在或后来的读者造成不良影响。这种想法完全是自作多情！现在的人忙着看网络小说、刷抖音等，哪有兴趣去阅读这些历史文献及其影印本？看看《影印近代文献竟遭多处挖空、删改，学者痛批出版社“有权任性”》的诞生过程，便可知道这是事实：5月24日08:39，王贺在某微信群转发了杜泽逊的《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工作之我见》；10:28，杨新宇转发了《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续编（第一辑）》的《编辑手记》；5月25日00:00，《近代学术》微信公众号旋即发表了《影印近代文献竟遭多处挖空、删改，学者痛批出版社“有权任性”》。要知道，全套120册、定价108000元的《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续编（第一辑）》的出版时间是2019年1月，时间过去了5年多，如果不是该书责编在“豆瓣读书”发表《编辑手记》（现已显示“页面不存在”。被删除前的页面，可见下图——编者注），可能压根儿就没有多少人知道出版过该套影印本。笔者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郭沫若研究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尽管通过多种途径找到了不少发表在民国小报上的郭沫若研究资料，却根本不知道出版过《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续编（第一辑）》。也就是说，这样的挖空对普通读者完全没有必要；对专业研究者来说，如果想知道挖空地方的内容，他完全有能力和条件找到它们，只是增加了找到的难度而已。为避免人身攻击，保护当事人隐私，《编辑手记》作者姓名、网络社区ID、发表时间等信息均不予展示。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影印民国时期的一些期刊时没有影印广告，其原因应该是认为广告没什么价值。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872-1914）》（袁进主编）、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49）》（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主编）。该事例有力地说明了梁启超的以下观点完全正确：“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因此在整理史料时，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判断其是否有价值，而应该尽可能保持文献的本来面目。最后，笔者想引用鲁迅《论睁了眼看》中的一段文字来结束本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补充一下，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跳不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因吗？“亡国遭劫的事”被一次次遗忘，“亡国遭劫的事”又一次次发生！（“近代学术”独家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授权）

近日，有读者向《近代学术》反映，由朝华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全套120册、定价108000元的《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续编（第一辑）》所收录的近代文献影本，存在着多处令人触目惊心的挖空现象。有证据显示，这些挖空现象并非该书主编所为，而是出自出版社编辑及统、审稿人员之手。在该书校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报有关内容旁，由红、黑色水笔多处标注着“内容低俗，须虚化处理！”“有教唆读者之嫌，建议删！请复、终审重点审阅！”“删！”等字样，在《陆小凤》一文旁则批注着“认为未成年妓女，是否保留，请复、终审…”“删！”等，而在该书正式出版时，这些内容不仅大多都被挖空，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在每个版面的左下角或右下角，新添了“原稿残破”一行文字，制造出因原报残损而致影印空白的假象。这一做法，也与该书责任编辑所描述的编辑出版原则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冲突。后者撰写的《编辑手记》不仅详细交待了该书的编审出版流程、责任人等，还宣称：“我们编纂（的）历史文献，要从文献的学术价值方面考虑，对文献要有敬畏之心，要尊重文献，编辑时要谨慎，妄改是最要杜绝的问题，要尊重文献的时代背景是首要原则，尤其对于一些关于政治时局和历史人物的评述，要考虑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办报人的主观立场，此外，还要考虑当今的学术价值，尽量保留历史资料的原貌，每一处修改都要做到有理有据，不能确证的地方不乱改，不妄改。”多位专家学者受《近代学术》之邀，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专业判断。长期从事新诗、影剧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杨新宇教授表示：“这种开天窗式的影印，还不算特别严重的问题。有研究佛教文学的青年学者发现，一出版社影印的近代佛教期刊里，目录上的某些政治性文章，在正文里面一概没有，相应的位置也被贴上了广告。”目前正在成都讲学的著名文献学家、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则指出：“影印清末民初以来的大小报纸，目的是什么？窃以为主要是为了学界研究。那么，保持影印报纸的原貌，也即原汁原味地呈现，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认为内容有某种不妥（其实这样那样的所谓不妥或低俗，不正是那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反映吗？不正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吗），就加以这样那样的删节和‘虚化’处理，就十分令人惊讶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希望能引以为戒。”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史料分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贺副教授也认为：“这些大小丛书，号称原始文献影印，其实并不原始。类似现象在古籍、近代文献影印出版、数字化过程中，颇为常见（详情请点击：杜泽逊

杜泽逊海盐张元济先生，早岁成进士，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参与维新变法，戊戌后被革职。转上海南洋公学任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延请严复等名家迻译西学名著。旋应夏瑞芳之邀，入商务印书馆，主持馆务数十年。其间组织编辑出版教科书、辞典，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编辑影印善本古籍，并出版学术与文学刊物、普及读物等，可以说引领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具成就和影响力的人物。我的导师王绍曾先生，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受教于唐文治、钱基博诸大师，毕业后，因唐文治先生之介，入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工作。校史处是张元济先生主持校勘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特别编辑室。其特别之处，在于《百衲本二十四史》每一史，都要选择传世古刻善本影印，每一史都有张元济先生亲自撰写的高水平跋文，述各史版本源流及《衲史》选择底本之优，条分缕析，发前人所未发，至今为版本学精要。这些高水平跋文如何产生？了解了校史处工作就有了答案。张元济先生要求校史处，对每一史都搜集传世主要版本进行逐字逐句校勘，写成校勘记。校勘记的稿本有173册。例如《史记》，选择南宋黄善夫刻本作为底本，其本是《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传世最早的合刻本，也是此后元代彭寅翁刻本、明代王延喆刻本、汪谅刻本、秦藩刻本、南监刻本、北监刻本、清代乾隆武英殿刻本的共同祖本。黄善夫本尽管错误稍多，但是元明清《史记》的刻本几乎都是三家注合刻本，已经形成了《史记》的版本模式，而且黄本在中国已经失传数百年，清末才从日本传回半部，张元济先生又从日本藏的另一部全本借印半部，才凑全一部。所以选择黄善夫本作为底本，是有其客观原因的。那么如何对待黄本的错误呢？张元济先生根据校史处的校勘记，依据武英殿本，谨慎确定对黄善夫本修改二千余处。我们从张元济先生《史记校勘记》稿本的批语可以看到修改的记录。张元济先生主持完成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出版工作，但是稿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173册没有能够整理出版。张元济先生仅仅择取精要撰写了一本《校史随笔》，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线装本一册。这本小书，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古籍校勘学领域，可以和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媲美。通过校勘记我们就可以明白，张元济先生《百衲本二十四史》各史的跋文是如何产生的。杜泽逊《尚书注疏校议》，中华书局2018年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时被借去。“文革”后王绍曾先生发表文章呼吁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得到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等大力支持，清理归还了133册，其余一时找不到。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把这批归还的稿本委托王绍曾先生组织人力整理出版。泽逊夫妇有幸参加了整理工作，对张元济先生校勘古籍的具体方法有了特别详细的认识。王绍曾先生对张元济先生有着特别的感情，在重病手术以后，勉力撰写了一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在学习这本专著的过程中，详细了解了张元济先生的家世生平，更全面认识了张元济先生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上的重大贡献和高深造诣。在王绍曾先生指导下，泽逊系统阅读了《涉园序跋集录》《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诗文集》《张元济友朋书札》《张元济日记》等著述。尤其是张树年、张人凤、柳和城先生编著的《张元济年谱》，拜读以后，认为这是了解张元济先生一生行迹最详尽系统的书籍，我在读本里头夹了很多签条，还有一些批语。我对张元济先生的认识，除了看书，还得益于王绍曾先生经常性的讲述，这是别处看不到的。我的学术研究，受到张元济先生深刻影响。我近十多年主持《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组挂了一块匾额“校经处”，写校勘记的稿纸也是特别印制宣纸，宣纸左下方也印三个字“校经处”。这是学习张元济先生“校史处”来的。至于《十三经注疏汇校》的格式，也是仿照《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张元济先生在《校勘记》之外撰写了《校史随笔》，我则在《尚书注疏汇校》《周易注疏汇校》之外，把心得体会写成了《尚书注疏校议》《周易注疏校议》，而且书中讨论的问题，也带有《校史随笔》的影子，不过学术水平和张元济先生相比，不能望其项背。不但如此，张元济先生热爱祖国文化、热爱国家的情怀，不畏艰难、勤勤恳恳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我，激励我数十年坚守和热爱古籍整理事业，不以为苦，不以为劳。杜泽逊《治学之道与著述之道：杜泽逊教授讲演录》，中华书局2020年版在此我想就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对古籍进行修改，谈谈看法。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大部头古籍《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数十年来，都是从事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基本书籍，受到高度信任。但是，当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到来的时候，读者很容易获取到张元济先生影印古书的底本，或者准底本，从而了解到影印过程中修改错误文字的情况，因而产生了对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的不同看法。我曾经把张元济先生修改南宋黄善夫本《史记》二千处的做法，写文章发表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还写入了《文献学概要》。王绍曾先生不主张我公开写这类文章，还嘱咐我删去《文献学概要》里的相关内容。可见王先生也不认可影印古籍改字的做法。这在今天，已经是共识。可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元济先生作为古籍专家，为什么影印古书要改字呢？我们可以回顾中国书籍流传的历史，哪一次重刻重抄，不努力校勘、改正错误呢？清代顾广圻为黄丕烈、胡克家、张敦仁、汪士钟等影刻古籍善本，面对明显错字，都是改正的。嘉庆间阮元在南昌校刻《十三经注疏》，号称重刊宋本，声明“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实际上还是改正了明显错误。尤其是《礼记注疏》，底本大量阙字墨丁，如何办呢？阮元都做了认真仔细的补正。民国年间柳诒徵先生主持南京国学图书馆，以陶风楼名义，影印了一批明代史料，大都是稀见的旧抄本，柳先生在跋中说，明显的错字已经改正。改了哪些字？没有说。可见，柳诒徵先生并不认为影印古籍改错字有什么不正常。他们出版古籍，一方面希望传古，一方面又希望传真，不希望把明明白白的错误留给读者。既要出版“读本”，又要赋予“存古”的功能，这样的交织，就形成了影刻、影印古籍改字的做法。就张元济先生《史记》改字来看，可以说非常严谨，只改明显的错字，而且所改基本正确。可以说，张元济先生影印古籍，达到了他的目标，那就是兼有存古和读本两个功能。在王绍曾先生晚年，我和先生多次讨论张元济先生影印改字的问题，先生在2001年山东大学古籍所主办的海峡两岸文献学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接受了泽逊的观点，认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用影印的方式形成的集古本、殿本之长的新版本。我们今天影印古籍，不主张改字，功能单一，就是存古。读本的功能则由另外的整理点校本承担。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张元济、柳诒徵先生的认识还达不到今天的层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看到的。就算我们不主张影印本改字了，那也应该对张元济先生建立在繁琐校勘记基础上的谨慎改错，给予应有的肯定。因为，那些改正毕竟具有学术内涵，与率尔操觚、逞意妄改，还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历史的演进，张元济先生主持影印的改过字的古籍，会作为独立的版本系统被独立对待。这种独立对待不应是负面的，而应当是全面而立体的。它延续了影刻本改字的习惯，又开启了影印古籍不改字的新局面。可以说张元济先生影印古籍是典型的过渡形态。这个看法供学术界、出版界和古籍界参考。杜泽逊《微湖山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我与张元济先生的哲嗣张树年先生只见过一次，那是1991年在北京王府井萃华楼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林尔蔚先生宴请王绍曾、张树年先生的时候。当时林尔蔚总经理郑重委托王绍曾先生主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张树年先生是专门为这件事从上海乘飞机到北京商务印书馆的。那次宴请，商务印书馆领导胡企林、李思敬先生，历史编辑室主任陈应年先生，以及陪同王绍曾先生的山东大学刘光裕教授和我，都参加了。树年先生兴致勃勃，回忆1949年9月张元济先生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树年先生陪同，商务老同事茅盾请吃饭，就在萃华楼。转眼四十多载，树年先生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以后树年先生对我特别关爱，签名赠送《我的父亲张元济》一书，还有线装本《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几乎每年都签字寄赠贺年卡。有一次在给王绍曾先生的信中，树年先生建议泽逊学习顾廷龙先生，练习书法。我很惭愧，书法没有花时间练。我和张元济先生文孙张人凤先生多年保持联系，承人凤先生厚爱，多次寄赠他编著的《张元济全集》《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智民之师·张元济》等著作。柳和城先生是我特别尊敬的学者，对张元济、孙毓修以及商务印书馆等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其著述信可传之久远。十多年前，张人凤先生、柳和城先生合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界叹为巨观。今修订本又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踵事增华，益臻完善。人凤先生来函命序，当然是特别的提携奖掖，同时也给我一个表达对张元济先生崇敬之情的机会，所以写下以上的话，作为序言。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为感。2024年4月10日夜滕州后学杜泽逊拜撰于曲阜旅次（本文系作者为《张元济年谱长编》增订本所作序言，原刊《中国文化》2024年春季号，标题系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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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1948)1902年来上海做生意，是英国人寿保险公司主任，也从事橡胶、棉花等业务，在亚西亚的摄片过程中他所起作用不大，说他是摄影师缺乏足够证据。付永春发现真正担任摄制工作的是William

在英国作家笔下：“唐人街的人们都要靠日历计算日期，因为这里的景象一年四季都毫无变化。”[7]老舍描绘的唐人街则是另一番景致。从李子荣眼中看到的景色与以上对唐人街的描述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