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到2021年，我在上海的一家国际中学做语文老师。国际中学的意思是，它采用国外的中学学制，向其衣食父母许诺一种更为上乘的教育品质，而这条道路的终点则是响当当的国外大学。然而，在这所学校里，我发现了真正的中体西用：衡水式的管理嫁接到洋派课程里，于是申请国外大学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洋高考。尽管学校既没有心理咨询室也没有医务室，课程设置也涉嫌虚假宣传，但是做高考复读班起家的老板，还是凭借一脸灿烂的笑容和推销员的铿锵口才，理所当然地向每位学生一年收费近二十万。我当时之所以选择它，放弃了华师某附中的offer，是以为在这里可以相对自由地安排授课内容。那是好大的诱惑！现在我都记得，在正式开学后的第一次课上，我兴致勃勃地跟学生说，语文不是课本上这些死掉的文章，如果这么看待，那它们就真的失血而死了，而只有在我们的言语和交谈里，它们才会复苏。我还说，语文的创造就是为了打通人和人，所以我希望的课堂就像一个生活舞台一样是生动的，我根据大家来调整我的语言，这是我们共有的东西！这种激情在学校里被轻而易举地磨损，随后的两年里，我颇遭遇了一些挫败，在挫败中一度对教学失去兴趣。但也开始醒悟：在崩坏的系统里，没有人能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如果想制造自己的氧气，那就要重新种下一片生态。要开始做新的梦了！准备在做梦的同时，慢慢整理两年里我积攒下的惊奇和困惑，有些事一天想不明白，就一天不该忘记。问题就和梦一样，都能让人免于饥饿，是生活中紧迫的必需。当老师时的心理状态（咳【这篇的内容主要来自过去两年的日记片段，涉及一点点比较general的问题，后面空闲了会整理关于教阅读和写作的专门的笔记！】以下是笔记。宁有种乎有次给学生看陈年喜的诗，顺便就讲起北京清除低端人口的事情。有个素来聪明好奇的学生，直率地说，虽然他们【确实】是低端人口，但这样的叫法好像不太好。“渣”学生们身上有更为二元的善恶观，有更淳朴的道德情感，但似乎也更容易被利用。“渣男”、“白莲花”之类的词语在侵犯他们的头脑，有次我用投影仪给学生放金斯伯格大法官的纪录片，前半段讲到，金斯伯格法官在读大学的第一学期，ne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