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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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医德的“烧伤宝”理应被逐出医生队伍

这个时候,“烧伤宝”手里拿着家伙。“寸铁为凶”,手持敷料剪冲过去,可以视为有故意伤害的意图。故而,我以为,在这个阶段的冲突中,患者及其朋友的行为理应视为正当防卫。“烧伤宝”两根手指骨折,纯属活该。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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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白左WG的星星之火正成燎原之势…

中国不但充斥着王志安这样洋奴公知,中国的大学也有一样的臭毛病,唯欧美的风向是瞻。网友多年来在网上就党员贺卫方的政治立场进行了多少次的检举?北大有反应吗?张鸣在微博上每日一呼,北航鸟他了吗?在“Me
2018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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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地球的资源潜力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也许未来还有不小的可挖掘空间。但无论如何,资源边界都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资本增殖是无限的,永无休止的,无论边界在哪里,都要有被突破的那一天。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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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猎“红毛”:一堂精彩的舆论操控课

我们刚刚看过美帝是怎么侵略叙利亚的。“白头盔”组织制造一起子虚乌有的化武袭击,拍个小电影,经媒体一传播,叙利亚政府就被扣上了用化武屠杀人民的“帽子”。以此为由,英美法等流氓国家便向叙利亚发射了导弹。
2018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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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核问题,是时候面对现实了

中朝关系是特殊的,是历史形成的,是鲜血浇灌过的,决不能让几十万志愿军的伤亡化为乌有。中国应该及时调整方向,让朝鲜问题回归中美关系这一本质,不能再在美朝之间扮演个局外人、旁观者、调节者的角色了。
2018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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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读史体悟“中国特色”

欢迎关注李北方微信公众号,让我们一起批判与建设2016年冬,我拜访了朱永嘉先生,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向他老人家请教了一些问题,本文是这次谈话的整理稿。这个整理绝没有歪曲他老人家的本意,这是我可以保证的。谈话过程就像是闲聊一样的,这个整理版我基本上保持了闲谈的原貌。老爷子的观点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李北方:近年来您写了很多文章谈毛主席晚年读历史,围绕他读过和他让别人读过的一些篇目深入地进行讨论和阐发,您是有意识地在做这件事的吧?朱永嘉:是啊,这个事情也只有我来做了,我应该做。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话是分两段的,一段是中国特色,一段是社会主义,当然下面还有个市场经济,各个段落都要分析,囫囵地讲,很多问题是讲不清楚的。我最近写文章谈清晰和模糊的问题,很多事情的启发性来自于模糊意识,模糊有模糊的好处,但模糊的时候脑子要清楚,脑子不清楚,就方向不明,道路不清。我不反对使用模糊意识,但领导者、决策者要有非常清醒的头脑,否则道路方向就会出问题的呀。什么叫中国特色?没有清晰的概念,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情,国情就是从历史来的呀。李北方:噢,您是希望借思考毛主席读的那些古书来讲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给“中国特色”赋予一个清晰的内涵,是这样吗?朱永嘉:是呀。中国特色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一个是中国的现实。毛泽东用中国的文化和传统来解决他所碰到的现实问题,通过毛主席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就可以看到中国特色是什么了。李北方:这一点您在文章中并没有明说,我之前没有体会出这层意思来。朱永嘉:我老实告诉你,有些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比喻的办法来说。社会主义是个道路问题,是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东西,科斯讲市场经济产权要清晰,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产权清晰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这就跟道路的问题交叉了,搞市场经济的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那还要挂社会主义的招牌吗?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怎么回事情啊?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工农大众是国家的主人啊,不是什么雇佣劳动者啊。搞市场经济并没有明确说姓社还是姓资啊,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不争论呢?模糊一下嘛。不是不可以做,市场经济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有它有利的一面啊。白猫黑猫嘛,邓的特点是实用主义。这有它的合理性一面。我说话客观吧?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要有具体分析的。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提清晰和模糊的问题。李北方:毛主席读历史是很多的,但您讨论的比较多是他晚年怎样读历史,是因为经过文革,他读历史的用意又有了新的变化,对历史的领悟有了新的提高吗?朱永嘉:毛泽东读历史是很多的,《二十四史》通读过,《资治通鉴》读过十多遍,中国传统的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历史的发展,他都融会在一起了,看到需要什么的时候,就可以信手拈来,用得非常自如。他晚年读的古文是为了解决现实里遇到的问题。文革开始的时候,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领导人的排名发生变化了,林到了第二位,刘到了第八位,毛借林的军队力量来制衡刘,毛刘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了。8月,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毛让林讲话,9月,毛泽东要林彪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他的用意是很明确的,郭嘉是个青年,曹操启用郭嘉作为他主要的智囊人物,打吕布、打袁绍,都是郭嘉主要策划的。郭嘉死的时候只有38岁,曹操很伤心,到了赤壁之战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的是,郭嘉要是在,我不会这样。郭嘉死后,曹操跟荀彧讲,我跟是同一辈分,我本来想的是,我死后,事情应该让郭嘉这样的年轻人来处理。毛让林读《郭嘉传》,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培养年轻一代呀,这就是告诉林彪,你和我都是同一辈分的人,将来的事情要靠培养年轻一代。他想的培养年轻一代可不是培养自己的儿子呀。李北方:您的意思是,林彪理解错了?朱永嘉:林彪根本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这是要靠自己的悟性的呀,没有悟性就没有办法讲了。李北方:毛主席重视培养接班人,但他自己的接班人却没有选好,按传统的办法,最高领导人的培养是要有特别的方式,要学习怎么当“帝王”,但他的培养方式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朱永嘉:不能这样理解这个问题,革命的事业要代代相继,要培养一代人,不是培养一个人来接他的“王位”,他没有这个意思。李北方:但他的位置非常重要,是需要有人能够挂帅的,可是他选的人,王也好华也好,根本就不是帅才。朱永嘉:领导人是一个时代在某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在历史运动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现在这帮子领导人就是那个时代培养的,都是当年的红卫兵啊,他们都是经过锻炼的,经过大风大浪。红卫兵运动是培养青年人,上山下乡也是培养青年人,困难的时候,到群众中去的时候,这样的磨炼才能培养一代人啊,否则接班人哪来啊。要用宏观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微观地看,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毛主席走了以后,只能邓来当家呀,别人没这个能力,年轻一代要上来,还需要磨炼。老中青三结合是毛主席的理想,接见西哈努克的时候,陪他一块出来的是邓、华、王。但事态的发展不是按他的理想来的,姜还是老的辣,中国还是要经过邓这一代,不经过局面稳不了呀,这是客观规律,不以毛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李北方:我跟朋友们讨论过一个问题,毛主席是判断得出来在他死后邓会掌控局面,也知道邓会怎么做,但他为什么没有把邓的路给断了呢?朱永嘉:毛对邓始终是留一手的。首先,邓是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他有决策和判断的能力,第二条,邓的人脉关系在,老帅们都没办法代替他,叶帅嘛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吹吹牛拍拍马。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当然他对邓也是抱有希望的。毛主席晚年头脑是很清楚的。文革严格地讲,到九大就结束了,后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处理林彪事件也是必然的,你看九大的时候,都是穿军装的。军人执政会带来很多问题。在让林彪读《郭嘉传》的同时,毛主席还叫林彪读《宋书》中的《范晔传》,就是告诫他不要有野心。宋文帝身体不好,事情嘛都是他的兄弟刘义康在那里张罗,但兄弟之间也有矛盾,刘义康身边就有人策划,要他把王位拿过来。这个事情被人告发了,宋文帝就疏远了刘义康,放到九江去了,参加策划的人都杀掉了。刘义康跑掉九江后,心还不死,还找人商量怎么办,就找到范晔了,范晔就跟别人商量策划。结果又有人告发了,范晔就被宋文帝砍了脑袋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林彪,你不要想着搞什么事情。毛一直讲,你不懂得历史。已经告诫他了,但林彪最后还是走了那样一条道路。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是场大扫除,他讲七八年来一次,灰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要清扫的。政治体制从来都是君-臣-民,君通过官僚系统来控制老百姓,到了文革的时候,君和民一起针对官僚,整理官僚机构,然后再恢复官僚机构。九大以后的主要措施是恢复正常秩序,矛盾是在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爆发的,为什么呢,权力再分配呀,林彪出毛病了。林彪事件结束后,开十大的时候是要重新组建机构,重新搭起班子。他的理想状态是,过去打倒的干部解放,恢复职务,周总理来主持工作,王也参加工作,培养青年一代。要培养年轻一代,但培养的人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他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就是说你到底怎么样,前途很难说,你掌控得了这个人脉关系吗?掌控不了你就是刘盆子,你能够掌控得了,就能成为下一代的领袖。王洪文不是那个料呀,让他拜邓小平为师,他不懂啊。毛后期的很多关键点都跟读古文有关系,要懂毛晚年的思想,得看他读什么古文,要什么人读什么古文,这是理解这一段历史和毛的思想的一个切入口。李北方:毛主席推荐的历史,有人读懂了吗?朱永嘉:他要总理读《史记》中的《汲郑列传》,总理就懂了。《汲郑列传》讲到郑当时这个人有个长处,专门推荐新干部,书里面也讲到对老干部不能世态炎凉,在位的时候大家轰到一块去,下位的时候就谁也不理,这样不行的。总理说,我不如他,总理怎么理解呢?一方面提拔新干部,一方面使用老干部,重新建立好的班子。这就是为十大准备条件啊,具体提拔王洪文的不是别人,是总理,还提拔了一大批,像陈永贵、纪登奎、华国锋,都是总理主持提拔的,其他年纪大的,也恢复职务了。这样一搞,矛盾又来了。邓小平觉得,林彪出事了,还得要我来收拾残局,江青看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解放了你,你要老老实实地听话,两个“钢铁公司”就打架呀。李北方:毛主席在让其他人读历史的同时,也让他们读马列著作的对吧。朱永嘉:是的,林彪事件后,批林整风批陈整风的时候都要读马列著作,也读古文。我给毛标点古文大概是从1972年底开始的,开始就是为了批林,后来就跟工作结合一起了,比如让总理读《汲郑列传》,就是讲提拔新干部。新干部上来后,他也注意让他们读历史,比如他让姚文元读《旧五代史》里的《李袭吉传》。李袭吉是李克用秘书班子的头头,文笔很好,他写的文章朱温看了说,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我有这样的人就如虎添翼。李袭吉这个人安守本分,为人很谦让,他就是这样对姚文元提出要求的,他给姚文元安排这样一个角色。这样的例子有好多。他要江青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和《李固传》,也是有道理在里面的,要她调子不要唱得太高,“皎皎者易污”,越是干净的东西越容易弄脏,“峣峣者易折”,越是硬的东西越容易折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要以为你名气很大,其实你本事不大,谦虚一点吧。这是告诫她呀。他要人读历史,都有他的目的,这是毛主席长期读中国历史,从中吸取对现代生活有价值的东西来教育党的领导干部。李北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是很大的,毛主席是怎么把这两个体系结合在一起,熟练运用的?朱永嘉:中国的事情还得按照中国的办法做,文化大革命起来跟中苏论战有关。中国革命不是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的建设也不能走苏联的模式。赫鲁晓夫一批斯大林,毛马上感觉到问题来了,中苏十年论战是对的,苏联垮台也是按那条路垮下去的,苏联垮了,我们还站得住,因为我们走的道路不一样。毛泽东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里面现成的公式。邓也是这样,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比如搞市场经济,按照《资本论》是不能这样做的,他基本上否定西方的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呀,市场经济是无政府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也讲得很清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关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扩大再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的扩大再生产,要优先发展第一部类。过去的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的,搬苏联的模式,但到了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后就有转变,但还没有完全变过来。市场经济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那时候没有看到的问题,邓小平看到了。市场经济我们也可以用,国际环境需要它,国内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需要它,以公有制为主体,也可以拿私有制来辅助。当年邓小平没法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只好搞模糊意识,在这点上,模糊意识是有用的。但是脑子要清楚,脑子不清楚不行,否则方向要错误的。我讲毛主席当年读古文,结合实际,指导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讲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传统。李北方:照您的说法,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关系可以以体用的关系来理解吗?朱永嘉:对,体用结合在一起了。我们有些做法,西方也是差不多啊,就讲特朗普吧,他的基本群众还是工人,中产阶级,官僚机构是精英啊,美国两极分化,还有华尔街的大财团。希拉里走的是传统的路子,精英统治,这条路走了这么多年,苦的是中产阶级,你看看特朗普的竞选演说,无非是煽动这批人起来,上下夹攻,跟我们的文革差不多。我这个比喻未必恰当,仅仅是比喻罢了。特朗普上台以后,他还得依靠官僚机构,这是不会变的,组建班子还要找这批人。竞选中那样臭骂,无非是中产阶级的情绪发泄,实际上文革也是这样,也有群众的情绪发泄,造反派在长期受压后起来,有这种情绪化的东西。不抱成见,客观去分析,政治架构从来就是这样的,西方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借助我们的传统,西方借助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通过选举,我们通过群众运动的搞法。这样看的话,回过头去读读古文,对我们的头脑清楚有好处,道路和方向还是要明确的。李北方:您还没回答我刚才提的体用关系的问题,毛主席的想法,可以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传统为用”的意思吗?朱永嘉: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讲“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传统为用”的话,传统的地位就低了一点。中国传统的作用恐怕是要长期延续下去的,传统文化还是有它的益处,我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大杂烩的感觉,还不如传统价值观清晰。仁义礼智信,用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很清晰,但讲自由、平等、民主反而没那么清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是讲不清楚的。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面,还有很多理论上的问题没有弄清楚,还处于模糊的状态。搞市场经济,产权问题就来了,真要把产权搞清晰就不光是私有产权的问题,集体所有制怎么办,农村土地怎么办,城市土地怎么办,这都没有回答。产权不搞清楚,信用问题就来了,司法审判里面的公正问题就来了。私有化扩大了之后,方向道路的问题就又来了,这里面的线要划清楚,否则执行中有很多问题的。在宣传上面可以保持一定的模糊状态,对实际工作有利,但党的指导思想要清晰,领导干部的脑子要清晰,不清晰的话方向就错了,是要闯祸的。可以把中国特色作为一个概念来分析一下,什么是中国特色,是哪来的,讲清楚了没有,怎么把问题讲清楚?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怎么结合?市场经济放在什么地位?产权问题怎么处置?怎么样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还有税收的问题,不是只有减税,所得税要加的呀,财富再分配的问题。西方的遗产税很高,所得税是累进制的,如果这个问题明确了,既保护了产权又解决了两极分化,即搞了市场经济又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并存的,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社会主义里面必然包含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初级阶级就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搞点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样讲清楚了反而有利。李北方:可能没人比毛主席更爱读书,更重视领导干部的学习问题了。如今理论工作做的不好,跟不学习关系很大。朱永嘉:当年毛讲过,提拔新干部,但新干部文化知识差,要找知识分子帮着读书。王洪文调到北京的时候,就把我身边的一个人调走了,萧木,去辅导王洪文读书。但他得读得进去啊,他读不进去啊。所以很多问题要具体分析,唯成分论不行啊,不是出身好成分低就一定是革命的,他的翻身感很可能是个人的翻身感,很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统治者。人是最容易变化的东西,当他的地位发生变化后,就可能变成另外的角色。所以,两个方面的书都应该读的,一方面是讲革命,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李北方:你们年轻的时候研究历史,其实相当于用马克思主义重写历史,当时是思想上完全转变过来了,还是只当个政治任务来做的。朱永嘉:说老实话,年轻的时候既读马克思主义,也读中国历史,那时候想的是怎么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往往是生搬硬套。比如寻找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什么时候有的,表现是怎么样,是为了证明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最多讨论到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讨论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都是这样用大概念,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少具体地运动到日常生活中间来。从我为毛泽东标点古文开始,就完全不同了,体会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毛主席读古文都有具体的针对性,他才活学活用呀,我们是生搬硬套的。李北方:您是当年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体会到了吗?比如把他要读的内容和当时的形势结合起来,理解他的用意,然后反思自己的读书方式?朱永嘉:毛泽东读历史的视角跟我们读历史的视角不一样,我们在大学里读历史的视角,无非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套用中国历史,公式化的东西,毛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是有选择地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说我当时接到任务就体会到这一层,也不是的,需要一个过程,当时对我来说是个任务,很光荣的呀。毛泽东最初要我们标点《桓伊传》、《刘牢之传》、《谢安传》、《谢玄传》这四篇传,我们标点以后送上去,他还改了我们标点里面的错字,亲自批了,送政治局同志一阅。1973年春节,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来,我见到他们,他们把毛主席的亲笔批示给我看了,那当然很光荣了。这些文章都是有针对性的,《谢安传》就是讲总理啦,淝水之战的前夜,谢安能稳得住阵脚,当时中苏矛盾比较尖锐,正是珍宝岛事件之后,由总理来统帅,这是对总理的希望。《谢玄传》是希望我们的军队要勇敢,要能打仗。《桓伊传》是讲要团结,桓伊这个人善于团结。《刘牢之传》是批评一种现象,不能反复无常,刘牢之三次反复,一会投靠这个主人,一会又投靠那个主人,最后刘牢之是自杀的,这很明显,针对的对象是陈伯达。当时有些东西我是很明显可以感觉得到的。我还为毛主席标点过《三国志》的《吕蒙传》。《吕蒙传》他过去要罗瑞卿看过,又要许世友看。为什么呢?要读书,要好好学习,吕蒙没有经过严格的文化教育,孙权教他怎么样读书,他认真读了,后来鲁肃到吕蒙那里去,发现吕蒙谈吐不一样了。这是教育许世友这样的军队干部,我们的军队干部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怎么办呢?学习啊,不打仗,不好好学习干什么呢?整天喝老酒啊?许世友喝酒是很有名的。这些都是1972和1973年做的事情。这些,我想反映了毛泽东指导党的工作的一些做法和思想,都在这些文章里。你说我们应不应该把这些道理说出来,让大家理解?李北方:毛主席在自己读史和推荐其他人读史的时候,也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您在文章中并没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讨论,还是回到这个问题,您能不能简单谈一谈?朱永嘉:这要看他什么时间强调读什么东西,是有选择的。批陈伯达的时候,布置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那时候我辅导上海市委领导读《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等。毛泽东的意思是,不要光想着掌握政权,还要想着为了什么人,革命是干什么的,还要讲共产党的理想。这是1972年上半年,到了下半年,就都是古文了,那些东西他不大讲了。李北方: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源泉,您觉得哪个方面占的比重大一些?朱永嘉:恐怕还是中国传统占多数。延安时期,他强调读马克思主义居多,这跟与王明之间的斗争也有关系。建国以后,开头读马克思主义多,后期还是读历史多。我们国内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和历史上的影响息息相关的。当然,毛读古文的一些思想,也是理想主义的,很难付诸实施。李北方:您老的历史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吗?朱永嘉:是啊,这点没有变,但我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啊。以前嘛我做明史,标点古文后,开始读二十四史,也不分什么断代了,都读完了。后来嘛给我创造了条件,关了我那么多年,给我读书机会了。我又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全都置之度外了,抓紧时间读书吧。出来我就可以做事情了,我标点了几百万字的古籍,在台湾出的,都是在监狱里打的底子。李北方:我看您在文章里讲过,阶级斗争不能强调得太多了,还是要和谐共处等等,毛主席要是看到你这个观点,恐怕得批评你了。朱永嘉:毛主席自己也和稀泥啊,哈哈哈,是不是啊?他并不是想把问题弄得你死我活的。1975年5月4号的政治局会议他就是和稀泥啊,批评了四人帮,也批评了广东帮。李北方:我有一个困惑,我觉得用毛主席的理论解释不了他自己,他反对天才论,但他的确是个天才,他做到的事情和思想的深度等等,常人是难以达到的。朱永嘉:才能不是天生的,他是长期斗争锻炼出来的,长期读书积累。人的地位不一样,碰到的问题也不一样,你比如说陈寅恪,他最后写《柳如是传》,无非是发发牢骚,没有别的花头的,亡国之士呀,他本来是国民党系统的,国民党垮台了。毛的身份地位就跟这些人不一样,他处理的是国家大事,是世界大势下中国的位置放在什么地方,怎么自力更生。他要我们标点过《明史》中的《朱升传》,朱升是明朝开国时候安徽的一个士大夫,朱元璋找他,问他怎么办,他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为什么给朱元璋提这个建议呢?因为朱元璋是最弱的,他在南京,苏州有张士诚,武汉有陈友谅,蒙古势力也很大,怎么办?管好自己,看天下变化,谋自己的发展。毛泽东把它的壳拿过来,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保护好自己,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这个政策到现在还是有效的,不忙着称霸呀,一称霸中美关系就紧张了,还是得有可挽回的地方,但也不能低头做小三子呀,要独立自主。他基本的战略思想现在还是有效的。现在也是这个局面,先管好自己,美国还是个变局,看它下一步怎么变吧,它的衰死我们也挽回不了,何必跟它争呢,搞好我们的发展吧。毛泽东的道理用到现在也是这样呀。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推荐的这些古文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李北方:你说他的能力是锻炼出来的,跟他的位置有关,但那个位置上坐过别人,比如博古王明,并没有从实践中学到什么,像华国锋,给他这个位置也坐不住的,邓有空就打牌,也不读书。所以啊,我觉得林彪讲天才论,说的是对的。朱永嘉:心里要有底的呀,底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基础上的,是对农民工人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需要,是建立在中国几千年斗争经验的积累上,没有这个底,光凭个人的经验,对不起,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读书要读得精,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得精的。你说林彪读了没有,他做了那么多卡片,应该是也读了。邓到江西读二十四史,但我没看到他的心得体会,我想他也读了一点,不能说完全没有读,他可能是做个姿态,毛读二十四史,他也读,但是真正读进去很难,他喜欢的是金庸的小说。个人爱好不一样,你很少看到毛打牌。周恩来理解毛泽东是比较多的。但他们俩的意见是不是很一致呢,也不一定,因为决策和行政不一样,决策带有理想主义的东西比较多,行政因为有实际的问题摆在那里,非得做调整不可。这中间势必产生分歧和矛盾,这是必然的。毛读古文也有窍门的,他喜欢读《容斋随笔》,是宋朝人洪迈读二十四史的笔记,里面有很多专题,分析历史上的很多问题。毛往往是从这里面看到,再找二十四史来看。我整理《容斋随笔》的时候发现,毛讲的很多东西这里面都有。他也是有捷径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不是从头到尾读的,掌握了体例之后,是可以挑着读的,根据需要来读,这样才可以灵活运用。为什么读传统对现代有用呢?我们现在的政治架构还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名称变了,形式变了,实质性的东西没有大变,比如说地方行政制度还是郡县制,毛泽东讲“百代皆行秦政法”,秦朝建立的制度,到隋唐更加完整系统,到了明清更加定型了。西方搞联邦制,地方选举,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中央派出任命的,中央集权,有一个最后拍板的人,过去是皇帝,毛泽东时代是毛,现在叫hx;过去中书省是决策机构,对应的可以说是政治局委员或者常委这一级,门下省是封驳机构,现在是人大啊政协啊,监察机构自古就有了的。地方上是行中书省,代表中央管理地方的事情。地方分几条线,地方官管的是行政和司法,军队他管不了,军政不能合一,合起来要闯祸的,要地方割据了,这到今天也是这样的。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也是有的,监察系统跟行政机构之间一向是有制衡的。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名义上形式上可以有一点,但实质上不会变的。所以要懂中国传统文化,要读史,才能处理今天的问题。李北方:您当年的“罪状”是讲过要在上海搞巴黎公社,我看您在文章中讲过,我感觉好像有点赌口气的意思,您要是不说这个话,是不是就不用坐牢了。朱永嘉:一样的,这个我想的通。我跟着姚文元一共十一二年,始终是他们的下属,怎么会饶得过我呢,跟讲几句话没有必然关系。李北方:您当时那样讲,是真的认为应该那么做吗?朱永嘉:我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就是那样。6号,他们被抓,7号上海联系不上北京了,8号晚上开市委常委会讨论,让我参加。我凭直觉,说不要东打听西打听了,两军相逢勇者胜,看你们敢不敢斗,敢斗就斗吧。像巴黎公社一样打它一个礼拜,打几天也好。这样的话也不是我一个人讲的。李北方:这就是毛主席当年讲过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是不是要造反的问题。如果当时真的敢斗争的话,有没有可能把它给掰过来呢?朱永嘉: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看你怎么办。说老实话,外地看上海,像辽宁啊这些地方都是看上海。我只是个参谋者,不是决策者,分析形势提供决策参考,不是我来决定要不要发动这场斗争。我当时想,搞gtzb是不行的,党内没有这个程序的啊,从来没有过。我还有个想法,毛刚刚去世,他们怎么搞的呀。第二天一个同事问我,你们昨晚开会谈什么啦,我一句话也不好说,就跟他说,你去看《史记》里边的《齐太公世家》。为什么要他看《齐太公世家》呢,齐桓公死的时候,他的几个儿子吵的一塌糊涂,齐桓公死后没人收尸,尸体腐败后尸虫都爬到大门外面去了。让他去看嘛,我不好明讲,这也代表了我对抓四人帮的看法,gtzb,突然袭击,非法的。我跟了毛这么多年,最后出现这样的局面,我应不应该坚持呢,应该的,士大夫为人的基本气节啊,毕竟读书读了那么多,是不是啊。李北方:但您对邓的态度并没有很负面,还是很客观的。朱永嘉:是啊,我要从大局来看,不能从个人的恩怨来看。邓的气量是小的,但这个人果断,人脉关系在,只有他能主持工作,改变局面,其他人不行的。终归是要以国家的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能以个人恩怨为重吧,邓有邓的作用,要客观分析。我对邓的看法就是个实用主义者,你讲他的什么理论,那是说不通的,后来的三个代表也好科学发展观也好,无非是个口号,没有系统的东西。能成为系统的,现在能发挥作用的,还是毛泽东思想。真正能把毛的思想吃透的话,对指导当前的工作很有好处的。有很多东西真的没有变。我再讲一个例子,汉代的时候有内朝和外朝,内朝就是皇帝周围的参谋班子,丞相就是外朝,内外朝是互相牵制的。中央文革就是内朝呀,跟政治局和国务院是牵制的关系。现在有没有内外朝,也是有的,就是政研室这些参谋系统。外朝的人对内朝是看不起的,你们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笔杆子,真正执掌政权是不行的,你们没有这么大能耐。所以经常是要看外朝的脸色来处理内朝的问题。这在历史上都有的。读懂中国历史,可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矛盾,它的趋向也可以大体上做一点预测出来。李北方:那您怎么看戚本禹后来的境遇呢,忽然之间就把他们关起来了。朱永嘉:实际上是对着林彪的。武汉事件平息下去后,王力有点忘乎所以了,插手外交部工作了,内朝插手外朝,这犯忌了,总理都反对了。要抓他们,实际上是总理提出来的。毛还有一层心思,王力回到北京,开那么大规模的会欢迎他,林彪出来讲话,陈再道到了北京,斗他最起劲的是吴法宪他们,什么道理呀?林彪要通吃啊,一方面军要通吃。这不行,毛不会赞成的。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后面还有徐向前,当时四方面军的将军有一百多个呢,都打倒啊?那整个军队系统就是林彪的一方面军从头到底,那怎么行呢。所以毛对陈再道是保护的态度,军队里面还要有个平衡关系,不能一方面军都说了算的,后来军委班子都是林彪的人,毛看了心里有想法的。毛后来讲,还我长城,就是军队啊。关峰是林彪拉的人,王力冲在前面,冲到国务院去了,戚本禹跟在他们后面,戚跟关的关系特别好,戚还得罪江青了,江青在毛的面前告状。开始毛把戚划在外面,后来才把他放进去的呀。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李北方:您觉得《戚本禹回忆录》怎么样?朱永嘉:戚本禹从1950年进到中南海,一共有18年时间在中南海近距离观察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书还没有第二人能写出来。戚本禹所代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田家英这个系统,就是内朝。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毛的决策不能只从一条线来,他要有一条自己接触群众的线,通过来信、来访、报刊文摘资料来了解社会情况,他的很多批文都是从这条线来的,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的批判,不是从书记处、国务院来的,这些其实都是外朝的部门。这其实就反映了内外朝的关系,为什么外朝的人看到毛的批文就头疼呢,他们被动啊,毛批示了他们不能不办,但又不知道怎么回事。通过《戚本禹回忆录》可以看到上层的政治架构。李北方:书里面好多细节很有意思的,戚本禹讲彭真跟他套近乎,请他到家里吃饭,他去问毛主席该不该去,主席说我们不去我们不去。我不大能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朱永嘉:不能拉关系,谁拉关系谁倒霉。就是这样的架构啊,除非你不在那里办公。毛的秘书在外面活动,如果不是他授意的话,就犯忌了。田家英一做办公厅副主任就倒霉了,他受杨尚昆控制了,如果这样的局面稳定下,对毛来说,就只能你送什么我批什么了,没办法从社会生活中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任何主动权支配官僚机构了。毛不甘心做个傀儡,换万历皇帝的话他很高兴的,吃喝玩乐就好了,但毛不是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跟林彪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就倒霉了。田家英出问题也是出在这个地方,毛叫他下去调查农村的情况,他想包产到户,毛不同意,但没有表态,然后他又跟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去讲,他们都支持包产到户,都认为田家英跟毛汇报了毛也同意。毛把包产到户的问题看得很重的,他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国家要改变颜色的问题,这样矛盾就尖锐化了。前面有这样的教训,戚本禹要不要跟彭真见面,当然得问一下毛该怎么办。毛说不要搞,就是这条线不要让别人插进来。其他人有他们的信息系统,比如总理,整个安全系统都掌握在总理手上,包括毛身边的人。张春桥看到前面这样,他一层关系也不接,他没有去拜访过任何人。李北方:但他就成了孤家寡人啦,到军队里工作也没人听他的,他自己很头疼。朱永嘉:张春桥跟军队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打倒陈丕显,得罪了一大批三野的人,从陈毅开始。大闹怀仁堂就出来了,是不是啊。后来跟林彪的关系也没处理好,在宪法起草的几个提法上面,吴法宪以为抓到他的辫子了,林彪以为机会到了,就大闹了。所以张春桥这个人在军队里面完全孤立的。而毛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里面,又引用古文,《晋书·刘元海载记》里面说,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灌是周勃和灌婴,只懂得打仗,没有文化;随陆,随何和陆贾,是文人,不会打仗。文人,要懂得打仗,要参加军队的工作;武人要读书,要有文化。你说这个愿望好伐?好的,但这是理想。你一定要让知识分子插进去,插不进去的呀,所以张春桥到了总政,根本没有人听他的话。毛要姚文元穿军装,姚文元说,谢谢啦,我不是这个料,毛也不勉强他。知识分子要和军队的干部结合,不是很容易的呀。我可以四处跑,可以到警备区去,可以到海军去,因为我地位低呀,他们去不了,他们要么就是场面上的喝酒、吃饭,我可以调查研究,给他们树典型写文章。身份地位不一样,个人看问题的视野和深度也不一样。我讲来讲去你可以体会到一点,就是中国的传统到现在根深蒂固,变化的是形式,不是整个架构。“我在这土地上长大、生活、行走,与她骨肉相连。有一天还会归于她。就这样,我要在她的怀里一路行走,一路歌唱,没有青春,没有衰老。我的生命上连高天,下接厚土,于行走中,便获得了永生。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李北方
2018年1月31日
其他

南巡开启了中国的新篇章

歌中的描述并不为过。南巡为处于彷徨中的中国指出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自此,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开始了深刻而系统的蜕变,20年间俨然再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也在开启着一个新的轮回。
2018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