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2年1月10日的夜晚，全中国的黑白电视机都在直播一场中国和新西兰的足球比赛。在充满整个夜空的来自电视观众的虽然无效但绝对真诚的呐喊声中，一个因为要做作业而被禁止看电视的男孩儿偷偷溜进他家无人的厨房，判断方向后朝着他认为的东南方跪下去，以头抢地，向诸神祈祷中国队能够获胜。那场比赛是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后一场预选赛。世界杯刚扩军为24队，可以稍稍浪费一下，所以亚大区（不是亚洲，而是亚洲和大洋洲）获得了两个名额。中国队作为亚大区四强之一参与了对这两个名额的争夺。在最后那场比赛之前，中国的战绩是：对沙特阿拉伯两胜6:2，对科威特一胜一负3:1，对新西兰一平一负0:1。和新西兰队积分、净胜球都一样，因此在第三国新加坡打了这场附加赛，争夺第二个出线名额。结果是，中国对以1:2告负。那个痴心男孩儿几个头白磕了。中国在1958年退出国际足联，1979年重新加入（我们都知道在那两个年份之间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是中国重返国际足联后首次参加的世界杯预选赛，也是最接近出线的一次——如果抛开2002年那次笑话式的出线的话。正如我们回顾在那之后的十年时经常说的那句话：以为只是个开始，没想到已是高潮。那时的中国刚开始熟悉一个词，叫“改革开放”，很快又熟悉了另一个词，叫“振兴中华”。那时的中国足球像个刚进城的乡下佬，自然而天真，鲜活而笨拙。除了球员们在落后的训练体系摧残下居然还有得剩的天赋，后来那些狡诈和猥琐一概没有，一路吃亏：四强赛中对每个对手都是先主后客；和沙特没有外交关系要另选比赛地，结果选了个当时相当不友好的国家；自己的所有赛程早早结束，然后坐等别人慢慢做戏。最可爱的一点是，在比新西兰多一个胜场多5个净胜球的时候，以为笃定出线，全队解散，眼睁睁看着新西兰最后对沙特一场赢回5个净胜球，于是赶快召回度假中的球员打附加赛。那时的球员们还没见识过百元大钞，还保持着对足球的童真般的感觉和热情。那时的球员看上去一个个黝黑精瘦，全队超过一米八的没两个，一米七九的李富胜就能当国门。打新西兰大家都紧张，说没打过那种队，其实是就没见过那么壮的人。但是那支中国队比后来的任何一支都更像一支足球队——因为他们能一脚停住球。容志行玩球连球王贝利都说好，古广明还能“像泥鳅一样”飞奔带球过人。在写这篇文章的几天前，中国队在U23亚洲杯决赛中输给日本。赛后国产理论家大谈阵型，日本球迷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不如先练练停球”。我相信人家是真心的，因为说到点上了。在1982年那次进入四强的过程中，中国队淘汰了日本和朝鲜，后来的亚洲豪强韩国、伊朗、澳大利亚都还没资格和中国打。从最终结果看，中国队算亚洲第二，在那以后再没有达到过这种排名。上述情况有一个背景：在那之前的两个月，中国女子排球队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当时中国人的激动反应远远超过2024年血洗中国足球队后的日本人，事实上也超过了任何一场体育比赛应该带来的。日本人怎么赢也不会喊出“振兴大和”的口号，因为他们在一百多年前就喊过了，后来，用反动作家王朔的话来讲：“觉得自己特傻B”。那次中国女排是赢了日本队后得冠军的，中国人就是那时喊出了“振兴”。那时我也在喊口号的人群中，一边喊一边跳脚，不知道的以为我尿急。但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这种口号是当年日本人喊剩下的。2没错，那个为中国队磕了几个无效响头的虔诚孩子，就是我。除了多年以后祈祷单位给我分套房子时，那就是我信仰最虔诚的时刻了。当然，两次祈祷都没用，房子还得靠当牛做马耍流氓去换。所以，本文不光在谈中国足球的历程，也在谈我的历程。考虑到我现在对国足的态度，我居然有如此当年，这简直难以置信。但如果是我的同龄人，想想也就信了，因为大家都是从那个样子走过来的。事实上，有一大半人根本就没走，还停在当年。另一个反动作家王小波写到过：当他看到西班牙画家达利的画，那些半空里的塔楼、下肢细长伸展到云端的人和马的时候，他的手指就忍不住要写出一个繁体的“为”字来——那代表着“为了1070”，即大炼钢铁时期的一句口号。要给现在的年轻人解释清楚“大炼钢铁”，是件有难度的事，不过也许他们很快就有机会亲身体验了。总之，当时全中国都沉浸在要在一年中炼出1070万吨钢的迷狂中。而如果我看到达利的画，手指就会想写出一个“冲”字来，那代表着另一句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如果要为这句话配上超现实主义的图画，画面中应该有个孩子，坐在塔楼上，双手托腮，看着空中一个奇形怪状的圆球。我觉得，和大炼钢铁一样，足球也是阐释中国的一条好路子。不同的是，它还没有成为历史；相同的是，它也能预示未来。2022年农历大年初一，中国足球队1:3负于越南，被彻底踢出第2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候选队列。据说中国足球队上次输给黝黑精瘦的越南人，是在1959年，正是大炼钢铁的时节。我们还知道，在1959年之前，中国刚刚脱离了国际足联，成为世界门外的国家。所有的时间都是那么含义十足，或者说寒意十足。有一句话，越想越觉可怕，叫“让历史告诉未来”。前不久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和我儿子差不多同龄的女孩也说到虔诚的祈祷：她祈祷波斯人这次能得救。这是这个由祈祷开头的故事中唯一的一抹亮色——只是一抹，因为底色还是很黑。3我儿子知道了我为中国足球队磕头求胜的黑历史时嘲笑说：原来你也有这么傻B的时候。我说，这说明人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也是需要环境的。我想，如果我儿子在另一个环境中成长，那他现在可能也是个一到周末就乐呵呵地扛着他的儿子去足球场为主队加油的阳光大傻子，而不是现在这个坚决不结婚的忧郁的青年哲学家。1982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世界杯。有人说那是一代中国人的足球启蒙，我认为不止于此：那是一代中国人关于美好事物的启蒙。在我看来，足球，就是22个强壮而且通常很英俊的男子在宽阔的场地上的奔跑和对抗，展示力量、速度、技巧与团队配合；展示激情、智慧、艺术、勇敢、忠诚、坚持与相互尊重；展示创造与想象的自由自在和规则的高贵公正；展示胜利的狂喜和万众欢腾，失败的悲壮和姑娘们的泪光——那个皮球是一切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意味着人类可以享受战争带来的一切诗意，却不必遭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只要用那个皮球替代战争标的。多年以后，我和一个女孩聊到迈克尔·杰克逊，她认为我们这种老家伙是没有偶像的一代，不可能理解她们对偶像的感觉。我说也许是的，但你们可能也不理解，一个生来就被封闭在丑陋、困苦、愚昧和荒诞中的孩子，当他第一次探出头来，看见美好事物的时候，那种炫目与震撼的感觉。而足球的寓意也就在这里：从1982年开始，那种美好我们可以看到，却始终无法参与。对中国人而言，每一次世界杯都是一次春宫外的集体思春——大家高谈阔论，就像大学中文系讲台上的老男人们谈爱情：你可以眉飞色舞，可以唾花乱坠，搞得第一排都没人敢坐；但你尽管说，你说的事儿却和你没关系。中国足球和中国一样，有一种令人放心的定力——别人可以争来争去，别人可以四年一换，别人可以这个上去那个下来，而咱们就牢牢占据着咱们的位置，就像门外蹲着的石狮子，怎么赶都赶不动——就不改弦易张，就不走你们的路，就毫不动摇。世界是不会为我们改变的，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小时候看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刚看的时候喜欢看洪常青舞大刀，但就那几部戏让我们反反复复看了十年，结果我们长大了，就盯着女战士短裤下的大腿看了。多年以后，见多识广的青年们一窝蜂地聊芳华，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芳华就是短裤到绑腿之间的那一截。王朔将此总结为“小孩子不学坏，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总结得更有哲理性。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看人大腿？”我就会吸一口凤凰烟，在香精的味道中回答：“因为腿就在那。”大刀只是别人想让我们看的，大腿才是真相。正如在足球中，有人想让我们看的是“振兴”，但一台戏演了太久，终于被我看出了真相。4早在1980年，中国就拍出了第一部足球题材的电影，叫《飞吧，足球》。里面有个配角演员叫朱广沪，后来成了国足主教练。我的印象中有一个情节：足球教练问一个小孩为什么不去玩乒乓球，小孩说：“乒乓球的世界冠军，中国已经有了”。当时觉得这句台词真感人，所以记住了。后来觉得很傻B，但很说明问题。如果玩一项运动不是因为能从中获得快乐，而是因为想得冠军，那么得冠军也是白瞎。经常有人把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比较，讨论为什么日本从不如中国到碾压中国，结论往往是“体系问题”。但真相是，不是体系问题，而是归属问题。也不是足球问题，而是各种问题。那一场U23亚洲杯的决赛，恰好在中日间进行——决赛的一方是日本，这几乎是一种常态，因为它不光碾压中国，也碾压亚洲。但另一方是中国，我个人归之为发挥失常。那场决赛中最辛苦的角色不是球员，而是解说员。我打开电视的时候比赛已经开始了十多分钟，听到的第一句解说就是“又进一个！”当然，是日本又进一个。之后解说员大概觉得这个情绪不大对，于是进行了一些找补，例如说“这个球能要个任意球已经很不错了！”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想一句解说词：“日本队被压制得，基本回不了自己半场。”而且解说员还没说，日本队不是U23，而是U21，而且算U21的二队，因为最好的几个在欧洲踢球觉得没必要回来。所以一个前足球评论员评论说，双方根本不是一个体系，中国队的体系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这话我同意一半：确实不在一个体系，但不是落后一个时代，而是根本不在同一个时空。就好比张艺谋大师主演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里，一个秦俑穿越到现代，捡了把左轮枪对人猛甩，以为能把子弹甩出去。大家都在说体系，但体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足协的存在，那是最让人无奈的一种存在。足球应该是热爱足球并从中得到快乐的人的运动；就好比学习应该属于热爱学习并从中得到快乐的人，生活应该属于热爱生活并从中得到快乐的人。但事实上，足球属于足协，正如学习属于教育部，而生活，如你所知，也不属于你。比如，你孩子在大学读得好好的，突然来一个头头，要求学生回家给父母洗脚，并计算学分。搞得你要么和孩子一起撒谎，要么和孩子一起恶心，否则孩子就毕不了业——你对此毫无办法。又比如，你在一个城市生活得好好的，突然来一个头头，在上风上水修一个化工厂，搞得你要么不呼吸，要么就吸毒。对此你仍然毫无办法，只能希望那个人被抓进去——后来他真被抓进去了，但又来一个头头，把你上下班的每一条路都挖得陷阱密布。你仍然需要屏住呼吸，否则你出一次门，肺里就会攒下半块砖。中国足协已经有几任头头被抓进去了，但正如红色经典片中常见的金句：中国足协是抓不完的！被抓都不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发明：例如体能测试，例如12分钟跑，例如练髂腰肌，例如赢球降级的计分规则，例如每场比赛必须换上某个年龄段的球员，例如禁止染发，禁止纹身，如果纹了，就用胶带裹住再上场。这些都是前些年的成就，最近几年我没关注中国足球，所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新成就。我之所以不关注，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因为我发现了这个真相，即归属问题：中国足球不属于我。它也不属于球员，不属于教练，不属于球迷，不属于出钱建俱乐部的老板，而是属于一个和足球最没有关系的存在：足协。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和我没关系、和足球也没关系的东西？而这个和足球最没有关系的东西，却在决定中国足球的一切。尤其是，他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主持“足球体制改革”——也就是说，让问题本身来想办法解决问题。前足球评论员提到了加缪，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位前职业球员，他说他从足球中学到很多东西。我认为他或许从足球中学到了存在主义，但大概没学到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情节：癌细胞化身人形，来从事抗癌工作。前足球评论员还提到中国孩子不快乐，这一年龄段可供挑选的只有五百人，而日本足球人口有一百万——这些都对，但是，让中国孩子踢球，难道他们就快乐了？把五百人变成五百万，然后交给足协？这样足协可能就需要五百万条胶带了！所以，把那位日本球迷的善意提醒引申一下：还是先别谈体系，搞清楚足球的归属再说吧——足球属于人民，还是属于足协？还有一位中国球迷这样说：“足球可能是中日之间差距最小的领域。”5常有人说，1982年如果实行胜场3分制，当时中国队就进世界杯了。确实如此，但我完全不遗憾，因为那只会是足协的胜利，而不是足球的。而足球和足协是一对反义词。所以，见一帮似乎已经看穿世事的老同志突然被这次U23亚洲杯的决赛唤起了冠军臆想，我就想笑：这青春期落下的病根，潜伏期真够长的，还是得治啊！这次U23亚洲杯，我一点都不担心国足输，我只担心足协赢。最终如我所料，虽然国足输了决赛，足协仍然毫无悬念地大赢了一把。足协的脸皮和足协的存在一样，也是一件令人无可奈何的事情。对中国足协的存在这件无可奈何之事，唯一的解决之道是让它和中国足球一起消失：如果一直输下去；如果没人看球了，连转播都没人看了；如果没人踢球了，连五百个适龄球员都凑不出了；足协大概也就不存在了——通过让足球消失来让足协消失，这是我们对抗一切让我们无可奈何的存在的终极办法。然后，说得文艺一点：凤凰涅槃；说得通俗一点：投个好胎。我只惋惜那帮小球员：他们老老实实承认技不如人，老老实实说没想到差距这么大，老老实实说有一种无力感，老实得让人心疼。除了投胎，他们并没有错。但前足球评论员有句话我绝对赞同：“我曾看过很多朝气蓬勃的脸，清澈的眼神，在巨大体系下变得油腻世故，浑浊不堪。”我也惋惜某些球迷。我有一个球迷学生——现在喜欢足球的小伙子已经不多了。他每次在国足比赛时都会在朋友圈发“再看是狗”的表情，然后发“是狗就是狗”。我对国足的态度，他大概是知道的，大概也是不满的，只是出于礼貌不好意思说。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他，想告诉他：我们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主队，不一定你生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主场。这种选择应该基于爱，基于美，基于自由。我们可以选择阳光明媚的巴塞罗那，也可以选择雨雪菲菲的曼彻斯特，也可以选择东海对岸的东亚之光。对于所有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叫它见鬼去，哪怕有几亿人说我们大逆不道。我们的生活有多无可奈何，我们的灵魂就可以有多放荡不羁。很抱歉。由于无可奈何，我没办法说得更明白了。以下分别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往期推荐：他就是个下棋的，却被你们当了一辈子鸡血这一次，是人类拯救波斯人，还是波斯人拯救人类？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11968年的一个夜晚，小伍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发现他母亲坐在昏暗的灯下，正在剪碎一块五颜六色的东西。这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开头，但它后面的故事，比卡夫卡的更加恐怖。小伍记得，灯光把母亲映在墙壁上，形成一个巨大的黑影。她披散的头发使黑影显得像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小伍觉得这怪物不是母亲，但又和她连在一起。母亲的目光流露着悲哀，但又透出一丝兴奋，双唇冷酷而坚定地抿紧，双手毫不迟疑地动作，手中的工具发出“嚯嚯”的声音。事实上，小伍正是被这种声音惊醒的。那一年小伍三岁，这是他人生最早的记忆。那个画面带给他一种感觉，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挥之不去：母亲在做某件不可告人之事，他的家庭，以及他自己，都和此事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一直身处于某种罪过之中。此后，小伍无数次回想起这个画面，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补充着对画面的理解。他后来明白了，母亲手里拿着的工具是一把剪刀，剪刀剪碎的是一块锦缎的被面。他后来也明白了，母亲剪碎那块被面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家里有这种东西。也就是说，那件不可告人之事，其实就是他家有锦缎被面。但是有些东西，他始终不明白。不久前，60岁的伍哥端着酒杯，眼神迷离地对我说：“兄弟，你熟悉文学，你能不能告诉我，在文学史上，有没有人描述过这样一个三岁孩子所遭受的恐惧？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卡夫卡的《变形记》的第一句话：“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甲虫。”我说：这句话被认为是对现代人恐惧的最精辟的表述。你大概在三岁的时候，就感到了这种恐惧——其实自己是一条虫。我说，王朔在《橡皮人》里写过：“我从小就是个被吓坏了的孩子。”作为王朔的同龄人，你跟他一样。我说，君特·格拉斯有部小说叫《铁皮鼓》，里边的鼓声让我想起你母亲那把剪刀发出的声音，那像是一种恐怖的脚步声，显示由一群怪兽组成的庞大方阵正在向你逼近。我说，某部经里有句话：“若他有，给他更多。若他无，连他仅有的也拿走。”伍哥说，可是我并没有被给予更多，我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辛苦挣来的。我说，那是因为你我遇到的神和马太遇到的不一样。这个神的规矩是：“凡你所有，皆可拿走！”2伍哥家曾经是很有的。在上上个朝代，伍哥的外曾祖从江南溯江而上到蜀地作官，官船的行列一眼望不到头。船到万县，他外祖母降生，因而有了一个带“万”字的闺名。这个闺名是他家族从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唯一东西。改革开放之后，伍哥第一次有机会去了都城，见识到了公馆式的四合院，回家激动地吹嘘。他外祖母淡淡说了一句：“那种院子以前我们家多的是。”伍哥好奇地追问，老太太再不开口了。去问别的长辈，要么也不开口，要么也不清楚。只有一个舅舅含混知道，家里以前是大官，具体什么官不知道，只知道带个“督”。我说：“大清官名带督的，有总督、提督、河督，还有督学，论起来都该是二品以上大员。这样的人家，总该有点痕迹留下嘛。”伍哥说：“毫无痕迹。我家的那段历史就是一片空白。我看到的最后一件东西，就是那块被我妈剪碎的被面。”我是理解伍哥的。我祖父，作为前朝将领，曾有一把短剑。大约就在伍哥的母亲剪碎被面的时候，我祖父把那把剑扔进了水井。多年以后，这把剑的来历也含混起来：我父亲认为那应该是蒋某人给的，而我叔叔则认为应该是冯某人给的。我听说此事时很激动，提出去把那把剑捞出来。杜牧不是说过嘛，“折戟沉沙铁未销”，这也才过了几十年嘛！父亲批评了我的幼稚：你知道几十年能发生多少事吗？那口井，连同井所在的院子，早就不属于咱们家了！所以，我们家和伍哥家一样，被消除的，不光是院子，还有记忆。而且，这种消除是主动实施的，如被扔掉的短剑，和被剪碎的被面。这种主动背后的潜台词是：咱们不自己处理，早晚会有人来夺走。凡你所有，皆可拿走。而到那时候，可就被动了！这就是恐惧，而且是最大的一种恐惧：主动的恐惧。3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某年我家得到通知：要返还查抄物资，请列出被查抄的清单。一时间整个家族陷入疯狂的回忆。我那时读了一些外文书，满脑子逻辑与理性，说“凭什么让我们自己想，他们抄走什么就还回什么嘛！”我父亲再次觉得我很幼稚，说“这就不错了”。据说被抄的时候本来是有些记录的，但后来连记录也被抄走了。如果要说逻辑，这就是一种逻辑的闭环。好在一大家人集思广益，最后真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姑妈反复叮嘱我哥：有一件裘皮，和别的裘皮不一样的，不要搞混了。当然，这完完全全是想多了。返还物资的场地在某文博单位，我哥恰好在那个单位工作，所以还算是近水楼台。但他也只拿回了一件东西，而这件东西并没有在清单上。因为“返还”的规则，不是拿走什么就还你什么，而是：想给你什么，就给你什么。清单上不是有字画若干吗？他们正好有画，就给了一幅画。至于这幅画是不是当初被抄走的？这就想多了。至于清单上别的东西？那更是想多了。我哥签了一个收条：“某代画作一幅。”还附有告知，大意是查抄物资返还工作这就胜利完结了。也就是说，以后就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新建设，不要再东想西想了。我又出于好奇问了一句：“当初查抄的时候有没有收条呢？”父亲瞥我一眼，懒得回答这个幼稚的问题。至于那幅画，不知道是某代哪个乡镇级老干的自娱之作。这么说吧：如果上面没画，那幅卷轴可能还值钱一点。记不清这幅画现在在哪了，可能就在我哥手里。因为我记得父亲的一句话：“如果以后他们要再来拿走，你交出去也方便。”现在想起这句话，对父亲佩服不已。经过事的和没经过事的就是不一样。那时的我压根不相信某些时段会再现，而现在，我已经常对年轻人说“万事皆有可能”了。4最近大家都在谈论某博物院的事，我本来觉得对此事无话可说，但看上去这是一个被允许讨论的话题，给了面子不好不要。毕竟，讨论也是随时可以被拿走的。关于这件事，终于有几个明白人逐渐谈到点子上了。首先是时间线：1950年，1952年，1953年……总之，一个新时代刚刚降临。然后是交结线：和捐赠者庞家打交道的不光有南京的，还有上海的，还有北京的。相比之下，南京方面完全就是弱势群体。它只不过是某种强大力量的最弱势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然后是方式线：不光是捐，还有借，还有买，还有征集，还有征购。所谓征集，就是合法地拿走。所谓征购，就是合法拿走的时候给点钱。至于给多少，当然不能和买一样。举个例子：倪瓒、唐寅、仇英、王冕等人的真迹八九种，一共给7万。这是币制改革之前的7万，换算成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7块。那么，能不能拒绝征购？当然不能，否则叫什么征购？最后，时间线和方式线都走得差不多了，就完美会师了。这次不再是1950年、1952年或1953年，而是1966年。也不再是捐或者借或者征集、征购，而是抄家。至于以后有没有“返还”，就不清楚了。所以，要拿东西，办法有的是。让你捐是给你面子，或者说是考虑到节奏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小红书。在我们这代人熟悉的那种小红书里，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XX的首要问题。”庞家显然不是朋友，也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哪怕他们第一天就把所有家产捐出去，也成不了朋友——因为人家不需要这么多朋友。“凡你所有，皆可拿走”。考虑到节奏问题，可以在某些时候，例如现在，称他们为收藏家。而在被抄家的时候，庞家差点获得一份清单，但抄家者中有人说“资本家还要什么清单！”在这种时候他们就是资本家。另外还有一个适用性更广的概念叫“剥削阶级”，这个概念在过去和可以推想的将来都比较好用。所以对庞家。以及其他的很多家，小红书上的话就可以引申一下：“什么时候留下，什么时候拿走。这个问题是XX的节奏问题。”至于东西到了人家手里以后，又怎么被看家的拿走，那不过是一个支线问题罢了。5曾经我辅导儿子学习，教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儿子提了一个问题：“既然一切都是皇上的，别人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地去挣呢？”我说虽然一切都是皇上的，但皇上也管不了那么细。例如大清皇宫里的宝贝就被太监们偷出宫了。儿子说：“偷宝贝是件好事儿啊，反正皇上的东西也不是好来的。偷总比抢好嘛，也算对原主的一种尊重。”我说太监可没想尊重，他们把东西偷出去是自己卖钱。儿子说：“那至少让这些东西可以花钱买到，总比皇上一家人藏着强。”我说皇上也不能为所欲为，太过分了，就会改朝换代。儿子说：“改朝换代就是换一个皇上，大家的东西还是归他嘛。所以大家过一段时间就会被抢一次，他们挣的，不过是在两次被抢之间的积累罢了。”我被小家伙怼得走投无路，只好用我祖父从一个只读过私塾的农村少年不懈努力，先从军后经商，挣下一份家业还成了文化名人的励志故事，来证明人还是应该努力的。儿子问：“那么我们家现在的家业是祖爷爷留下的吗？”我说不是，祖爷爷留下的都没了，现在我们家这点东西是你爷爷和你爸多年努力挣下的。然后没等儿子回话，我就自己无语了。后来我经常想起这段对话，越想越佩服我儿子。他现在是个青年哲学家，当时已经是个少年哲学家了。我说我佩服我父亲，因为他的例子说明经过事和没经过事就是不一样。而我儿子的例子说明，有时候未经世事的孩子，更容易想明白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在最近那次和伍哥聊天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儿子的话，也想明白了伍哥所说的那种恐惧：那是一种主动的恐惧，也是一种预支的恐惧。一切都可以被拿走——历史、记忆、逻辑、语言，我们的生活，和孩子的未来。以下分别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往期链接：不要放过那帮X卫兵，一个都不放过！下岗女神2025新年献词｜用南周的死法定义你的活法

按：前不久在另一个号上发了一篇关于扇面的文章，丝滑发出。突然发现很久没有体会这种顺畅之感了。因此判断平台是欢迎关于扇面的内容的，于是再做一篇关于扇面的故事。但说是我做的也不尽然，这些故事有的来自《笑林广记》之类古籍，有的来自耳闻，有的不知从何而来，反正我就是有印象。总之要让我说出处，我是说不出的，特此声明。1故事发生在某镇。按照文学的惯例，这个镇应该有个名字。比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比如福克纳的约克拉帕塔法，更如迅哥儿的鲁镇。但迅哥儿的鲁也非实指，“鲁”是迅哥儿高堂的姓氏，所以“鲁镇”的意思其实是“迅哥儿他妈的镇”。遂循此例，称此镇为TM镇。TM镇有一名人，善拳脚，喜书画，坊间认为他是最厉害的拳脚家，但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画家，楷隶行草工笔写意无一不精，故所到之处常为人指点。尤工扇面，或者准确地说，尤喜扇面。因为有时候，热爱比擅长更毁灭。2某日，最伟大的书画家在TM镇的街上遇见A君持一扇，劈手夺过来，道：“这么好的扇子，为何无画？我来给你画。”A君只好问：“画什么呢？”最伟大的书画家说：“画个美女吧！”3几天后，A君见到最伟大的书画家，问：“劳烦，您给我画的美女画好了吗？”最伟大的书画家说：“画得差不多了，但需要改一改，改好再给你吧。”A君问：“改成什么呢？”最伟大的书画家说：“打算改成张飞。”A君问：“美女改张飞好改吗？”最伟大的书法家说：“好改，添上胡子就是。”4又过几日，A君又见到最伟大的书画家，问：“劳烦，张飞画完了吗？”最伟大的书画家说：“差不多了，但还要改一改，改好给你。”A君问：“不是说就添个胡子吗？还要改成什么呢？”最伟大的书画家说：“打算改成一棵大树。”A君问：“人改成树好改吗？”最伟大的书画家说：“好改，添上叶子就是。”5再过几日，A君又见到最伟大的书画家，又问起扇面。最伟大的书画家说：“你可以来取了。”A君说：“多谢，这次总算不用改了！”最伟大的书画家说：“不用改了！我已经给你把扇面涂成黑色的了，你自己拿去找人写白字就好了！”6某日，B君又持一扇，在TM镇路遇最伟大的书画家，最伟大的书画家又劈手夺过扇子。B君扑通给最伟大的书画家跪下了。最伟大的书画家说：“你不求我我也会给你画扇面的，何必行此大礼？B君说：“我不是求你给我画，我是求你不要给我画。”7最伟大的书画家大怒，把B君吊起来准备动拳脚。这时一外乡人C君路过，问起缘由。最伟大的书画家说：“我好心要给他画扇面，他居然不让我画。不知好歹，莫此为甚！”C君说：“先生画过的扇面，可否一观？”最伟大的书画家随身带着自己画的扇子，遂把示C君：“你看我画得好不好？”C君看了一眼，旁边有人悄悄说：“千万别说不好。”C君点头，对最伟大的书画家说：“可放此人，把我吊上去吧！”8后来TM镇众人再不敢拿扇子上街了，渐渐地连扇子二字都不敢提。后来不光扇子，也不敢提书画二字了。再后来连图、字、写、绘、涂、抹、纸、墨、笔、砚等等统统不敢提了。大家走在大街上索性连话都不说，生怕说出哪个字会碰到最伟大的书画家跳动的神经，他就要搞事情。某日，一外乡画家路过TM镇，见路人皆双唇紧闭，表情呆滞，与它处大不同，大以为奇，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人。”遂作一画，为众路人造像，名为《画中人》。此人画完即走，倒没惹事。这幅画被带到外乡，流传下来。多年以后，厄罗斯有作家名丘苛夫者，见了此画，大为感慨，遂做了一篇小说，叫《套中人》。9TM镇仍一切如常，众人不光说话不敢跟书画有关，家中的纸墨笔砚等等自也不敢收藏，纷纷扔掉。从那时起，出生在TM镇的孩子压根儿就不知道世上还有过纸笔这类东西。又多年后，英吉利有作家名峨巍者，听说这个故事，也大为感慨，也做了一篇小说，把这些事改头换面放了进去。但也有坚持不扔的。某日，E君到F君家作客，F君悄悄向他出示了自己收藏的字画。E君大惊，悄声道：“你还藏着这些东西，不怕惹到最伟大的书画家吗？”F君也悄声回答：“等最伟大的书画家没了，这些东西总还是要见光的。”E君叹道：“就怕等不到他没，你先没了。”10关于这个故事，我知道的最后一点是：当时各地都有卖长寿丸的，但TM镇没有，都被大家赶走了。大家说：“我们宁可短命。”这事我是从迅哥儿那里看到的。迅哥儿还感慨说：“其实希望这事，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长寿丸：大家本来喜欢长寿丸，最伟大的书画家多了，大家也就连长寿丸也讨厌起来。”以下分别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往期链接：怀念刘校长的人是可悲的胡二学术：如何调教一个有理想信念的美萝莉？扇墨缘小记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1刘校长去世了，大家都在怀念他。这次似乎没有什么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因为大家都清楚，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连还记得那个时代的人也在一个接一个地结束了。刘校长曾经费尽心血塑造的武大早就改换了N次门庭，几乎成了一个笑话。要变成刘校长的武大很难，但要变成笑话很容易，只需要三个字：“等通知”。2我和刘校长毫无关系，且隔着辈分，但我也在和大家一起怀念他。既然要怀念，总归要谈一些被怀念者的事迹。我重温着这些事迹，看着看着，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在怀念这些东西。例如有人提到这件事：有老教授去向刘校长投诉，说易中天老师上课穿牛仔裤。人们把这事当典故，后来武大校庆时，今日的天下第一军——雷军，穿着牛仔裤登了台，还遭到了易中天老师的调侃。但没人提到当时刘校长对老教授的回答。我觉得如果有回答的话，只应该是这四个字：“关你屁事！”然而刘校长显然没说。此事说明，刘校长是疯人院里的正常人。正常人之所以独特，因为是在疯人院。然后人们怀念正常人，说明患者还很多。易中天老师曾深情回忆：在当时的一次名家讲座中，一个学生嫌讲得不好就退场了，事后也没被秋后算账。易老师深情地总结到：“当时的武大，自由而开放，严谨而宽容”。但是，觉得不好听就不听的自由，是不值得被赞美的——除非你因为一家电影院给了你不必看完烂片的自由，事后还不追查你而赞美它。怀念这种事，大概说明大家对“算账”已经习惯了。很多人在怀念中提到，刘校长对学生说：“如果你们觉得老师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我本知道学生要听什么是需要被允许的，这才惊觉原来不听什么也是需要被允许的，而且这种允许还在被怀念。然而，人家不听，难不成揪着耳朵灌，把武大生都当作武大郎？我想起我每每对学生说：人生是你们自己的，学习也是你们自己的。考进一所学校，好比选定一家餐馆。端上来的菜你不爱吃，也没有闭着眼睛硬吃的道理。学习本应是快乐之事，所谓学海无涯苦作舟，那是史上最大的PUA。只不过菜钱不退，只要你能承受这个代价，把菜倒进马桶还是垃圾桶，别人管不着。有一个学生对我说，她听到这些话的感觉是炸裂。然而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道理吗？如果觉得这就炸裂了，那只能说明人们太不炸裂了。还有很多人提到这件事：刘校长想要调动某位学者到武大，费了很大的劲才成功。这位学者后来又要出国，很多人义愤填膺，而刘校长则全力支持。我一直觉得，“调动”是一种很怪异的用法。人是有腿的，不是一个棋子或者一块砖。只要不妨碍别人，他应该想去哪就能去哪。鲁迅就从浙江去了日本，莎士比亚就从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去了伦敦，韩非和商鞅就从韩国和卫国去了秦国，孔子还周游了列国。然而，过了两千多年，一个人换个地方工作，这事却值得怀念起来。一个人到一个地方来工作，就是上班挣钱，并不是卖身为奴。所以人家要走当然也很正常。刘校长的态度是正常的，再看看那些义愤填膺的人，还是那句话：刘校长是疯人院里的正常人。易中天老师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离开武大：“武汉天气不好。”这句话被认为是意味深长，但我觉得这还是源自疯人院的意味深长。3总之，人们在怀念刘校长，怀念刘校长的那个时代。人们把那个时代当作某种高潮，有人怀着诗情称之为“白衣飘飘的年代”。然而，如果那就是高潮，那快感也就有限；白衣大约是有，却难说有没有条纹。正如金庸的丐帮之怀念乔帮主：乔帮主的业绩固然可圈可点，然而怀念者现在是叫花子，当年也是叫花子。歌手张楚有句歌词：“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借用这个句式：怀念的人是可悲的。这个“可悲”不是贬义词，而是感叹词。我完全没有对刘校长不敬的意思，相反，我一边写，一边加深对他的崇敬。我只是想说，当我们在谈论时代的时候，如果是坏时代，那不是我们应得的，因为人生应该是美好的。同理，如果是不坏的时代，那是我们应得的，至少是我应得的，因为我是正常人。如果我要怀念，那是我愿意怀念。我并不欠谁什么，既不欠怀念，也不欠歌颂。4突然想起两句看似无关的经典。哈姆莱特有一句台词，如果仔细回味，足以令人痛彻心肺：“The

1“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说这话的是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即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这位杰出女性有很多理由载入史册，例如史上第一位女性诺奖得主、第一位两次诺奖得主等等，但对于我以及我的同龄同胞来讲，她的名声首先来自这一原因：她是我们在少时被允许获知的为数不多的西方女性之一。这份合法名单上除了她还有燕妮▪马克思以及蒙马特的红姑娘路易斯▪米歇尔——多年之后，当我看到米歇尔小姐那谈不上有多少女性特征的肖像时，不禁为那份本来就不长的名单感到悲哀。在我们被允许获得的最初印象中，居里夫人是爱国主义的象征。据说她把她发现的第一种元素命名为“钋”（po），就是为了纪念她的祖国波兰。事实上，我们一直被告知她是波兰科学家，就像被告知杨振宁、李政道是中国科学家一样。在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每个人的价值都在于为祖国作贡献。生产一个产品、证明一个定理、写出一本书或是赢下一场球，其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意义都在于为祖国作贡献。那时我们不知道“祖国”有时候也是一个挺复杂的概念（例如身为“波兰科学家”的居里夫人却拥有法国国籍），更没想过，有时候某些“祖国”对于“贡献”的态度如此纠结，即使这贡献是诺贝尔奖。

关于J.K.罗琳和艾玛·沃森的公案，我谈了一些看法，认为讨论她们的对错并不是重点，而重点从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存在了。抱歉，由于你可以理解的原因，麻烦你点击下方蓝色“阅读原文”进入阅读。欢迎赞赏并关注本人主号：

1在卷时代，一个名人被自媒体盯上，是一件很不妙的事情。因为这就说明他到了一定年龄了，自媒体们会悄悄为他设置健康档案。估摸着差不多了，就预先写好悼念文章。这样，一旦噩耗传来，马上就可以收流量了。所以，在这片土地上，很多经典口号是永不过时的，只需要稍加调整就能用。例如这句：一个名人倒下去，千万个自媒体站起来。悼念文章的标题是不用想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所以，每升天一位名人，都会结束一个时代。所以易中天老师说“未来不可预测”，这话也不全对。我就每年都能准确预测出本年度一定会发生的两件事：至少会有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至少会有一个时代结束。而且我还知道，这个结束的时代不会是我想结束的那个时代。因为我已经失望过很多次了。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更进一步：不等噩耗宣布，就抢先宣布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无理的行为，那我可以给它安上一个名称，就能化无理为牛逼：弯道超车。同时再次说明经典永不过时，这句出自革命诗人臧克家：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2这是个大瓜频出的时代，对车的对车，撞车的撞车。对车的瞎几把亮证，结果成了瓜；撞车的什么证都不亮，结果更成了瓜。这些瓜有的人看着带劲，有的人却看着揪心。如果我是那个揪心的人，我就会很欢迎像范画家这样的瓜。都知道，范画家是个老人，也是个小人。卖友求荣、趋炎附势、朝三暮四、招摇撞骗，他的一生差不多就是国产成功艺术家的经典范本。喜欢这种人的人不会多：不是同类的讨厌他，因为他这种人居然能成功；同类的讨厌他，因为居然给他抢先成了功。然而范画家又很有钱，据说趁几十亿。像这种人倒霉，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当然，人们群众本来也是有物质需求的，但那个满足起来有难度。就好比在大家都能吃上饭的时候，可以宣传某个人吃成了胖子，这样有助于大家继续努力繁荣经济。但到了大家怎么努力都混不上吃喝的时候，就需要让一些胖子倒霉，这样大家心里一高兴，就会忘掉自己还饿着。以前主要是从组织内部揪胖子出来让大家高兴，但这样有副作用，揪多了大家就会慢慢想到这个问题：怎么你们内部胖子这么多？所以需要外部的胖子来承担这个责任。有一段时间的责任主体是商界人士，他们确实有油水，但也有副作用。因为一个商界胖子倒了霉，可能附带砸掉一群人的饭碗，也就是说让饿肚子的人更多了。不管别人怎么高兴，这批人大概高兴不起来，这就做不到全民同乐。另外，还有些基层组织发现搞胖子是个好营生，大胖子搞不着，就频频搞小胖子；本辖区的不能搞，就跑到辖区外去搞。结果搞得基层相互挖墙脚，相互有意见，很不利于全国一盘棋。相比之下，像范画家这样的就很好，油水又大，波及面还小：只波及老婆孩子。而老婆孩子本身也很有戏。虽然梨花压海棠是梨花和海棠自己的事，但这种事永远会让别的梨花和海棠看着来气：梨花们觉得大家都是梨花，凭什么你就有海棠压？海棠们觉得梨花瞎几把压过界，把整个园子的风气都搞坏了，巴不得梨花折在海棠上。所以看梨花和海棠上演狗血剧，不光能让大家忘掉肚子饿，还能让在压力方面觉得有压力的同志们解恨，同时还能让蹲墙角、趴窗户的传统文化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全国一盘棋，但做到了全国一台戏。所以把这种瓜亮出来，方方面面都没意见。这时就用得上另一句经典了，出自革命老前辈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一瓜开来百瓜杀。3几十年前，我是个推销员。我的工作除了推销、收款，还有陪客户聊天。一个广东的老太太客户，大概实在挡不住倾诉欲，跟我聊了一个狗血剧：她儿子怀疑女朋友肚子里孩子的来历，小两口“不是我的”、“是你的”吵翻天。这时老太太说了一句话，虽然不是名人名言，但也堪称经典：什么你的我的，反正都是国家的！所以，狗血剧是经常有的，有的争字画，有的争股份，现在是卖画家的，不久前是卖水家的。但我认为不管争什么、不管是谁家，广东老太太这句话，可以为一切狗血剧作结论。如果讲点政策，也许用得上另一句经典：个人拿小头，国家拿大头。总之，一切都是那么遵循规律，所以虽然范画家目前还只是失联，但我已经可以抢先宣布：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是一个人傻钱多的时代。范画家的画姑且不论，那笔烂字都能卖大钱，充分说明傻钱曾经是我们经济的重要成分。而现在人还是那么傻，但钱真的不多了。这个结束的时代也是一个寡廉鲜耻能捞到好处的时代。寡廉鲜耻的人一直在捞到好处，但那好处是别人赏给他们的，时候一到，物归原主。现在是时候把他们抛出来了，是时候用上胡汉三的经典了：“谁拿了我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帐，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从某方面的角度来看，最合适的还是迅哥儿的经典，出自《公民科歌》：正了风化又赚钱，这样好事还有吗？

11970年以前出生的国人，少年时大约只能看到四个国家的电影，因为别的国家要么是我们的敌人，要么就穷到拍不了电影。这四国电影风格明显，大家编出顺口溜以志：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新闻简报指正片之前的加映，可见片前广告在我国早已有之，只不过卖的都不是东西，是情怀。飞机大炮指勇敢的越南兄弟当时正在跟漂亮国打仗，喜欢拍战争片。阿尔巴尼亚毕竟是欧洲国家，叙事方式咱们不习惯，加上欧洲人的面孔不易分辨，所以中国观众经常看不大懂。最传神的当属“又哭又笑”，一部朝鲜电影基本就是由剧中人哭和笑的交替变换构成的，又有“七哭八笑看到头”之说。之所以多笑一次，是因为英勇的朝鲜人民总会取得最后胜利。后来读鲁迅的《社戏》，看到这句话：“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决不惮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不知怎地就想起朝鲜人民：他们也是“决不惮”笑了哭、哭了笑的。如果契诃夫有幸看到，一定会觉得所有朝鲜电影都在抄袭他的《第六病室》。后来发现这一联想是错误的，因为朝鲜人民显然不是人世界里的呆子，他们只是最懂得哭和笑之间辩证关系的人。假如他们看到一个胖子，他们立刻就知道用哭来表示幸福——绝对不会认错人，因为他们的国土上同一时间只有一个胖子，如果有了第二个，那就是下一任胖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朝鲜人民懂得一切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让干嘛就干嘛。我能明白这一点，用《社戏》里的话来说：“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顺便说一句：后来我们被允许观看的清单上又增加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敌人减少了。因为有些国家又被踢出了清单，例如越南——他们居然和我们上演了战争片。之前被我们崇拜的越南电影里的战争英雄转眼成了被切齿痛恨的“越寇”，切换得毫无压力。至于我还一直保留着对长发及腰清秀苗条的越南姑娘的喜爱，那只能说明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儿童。21970年代最火的外国电影无疑是《卖花姑娘》。这部据说为世袭文武全才日成同志和正日同志分别编、导的朝鲜电影，在当时中国的影响绝对把《哈姆雷特》甩出N个长白山。这种电影是需要组织观看的，当然免费。后来的电影不免费了，但大家仍然花高价去看，带着孩子看，看了又看，还花钱请人看。这说明看电影需要两个条件：有钱、有脑子，而这两方面最近几十年在不同方向有了变化。幼儿园也是一级组织，所以也去看了。老师提醒我们：你们一定要哭，也一定会哭。老师的句式我已经很熟悉，虽然还只是幼儿园的园士候选人，但已经在广播里听熟了“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话。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这种话透着不讲理，只觉得这种句式很牛，经常借用来对女小朋友说“这辫子我今天揪也得揪，不揪也得揪。”但我个人对老师的要求有点不理解，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共产主义接班儿童的我们是不被鼓励哭泣的，例如打针吃药的时候、吃不饱的时候，以及拉了屎撅着屁股却没有阿姨来擦的时候。总之，那是一个哭的理由很多因而很需要不哭的勇气的时代。我们在6岁以前就记熟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在后者提供的后现代主义氛围中，我常常拔剑四顾，打量周围的小朋友哪个适合当尸体，可以先发展成战友。这一切可不是为哭而准备的。当然，我还需要再长大一点，变成高等动物，才能学会辩证地理解哭泣：这件事本身，和任何事一样，不存在该不该，关键看组织让不让。组织让干的事就是好事，反之就是坏事。所以中国人都是辩证法的高手，因为辩证法是从娃娃抓起的。但幼儿园的我年少轻狂，决定坚强，暗自打气“不哭，就不哭”。现在想来，这种态度本质上带着一种逻辑执拗：明明平时都说不哭才是好样的，总不能空口白牙说让哭就哭。这种执拗是一种致命缺陷，它决定了我当时不是好儿童，后来不是好少年、好青年、好中年，现在不是好老年，注定不受领导待见、被同事齿冷。简单地说，这样的人就叫：一小撮。3为什么需要我们哭？现在用得着哈姆雷特了：这是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是两代天降英才用来教育他们治下的人民的，揭露了一个卖花姑娘在日据时期的悲惨遭遇，其基本原理是“看吧，没有胖子你们会多惨！”看完前胖时代有多惨，人民就会感到胖时代的幸福。这就好比看一个半小时的翔吃播，看完之后嘴里都有了翔味儿，就会觉得饿肚子是最幸福之事，因为不用吃翔。如果用亚理斯多德的理论来解释，这就叫恐惧的宣泄，中文音译为“卡塞西施”——顺便说一下，这个译名充分说明亚理斯多德抄袭了《永乐大典》，因为西施是中国美女，所以这个词的本意是接受完教育之后感觉自己过得挺美。总之，这类电影的关键是观众一定要被吓着，最好是吓哭。哭说明效果好，不哭说明效果不够好，或者说往观众嘴里塞的翔味儿不够浓。我们知道，朝鲜人民这方面素质是很高的，三千里江山哭声一片。所以，当这部电影登陆中国的时候，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态势——现在是看中国人民素质的时候了！现在知道举国体制的好处了。这种体制能把麻雀搞灭绝，当然也能把人搞哭。一种天罗地网般的认知迅速形成了：越哭越光荣，不哭不是人。关于在电影院里哭这件事，就是这样的。关于这件事还需要提到一点，那就是：当需要吓个谁的时候，孩子是最容易下手的！所以，在那个幼儿专场，当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整个电影院里悲声不绝，像装了一屋子死了爹妈的小喇叭。只有我还在逻辑执拗性中挣扎。除了银幕，放映厅一片漆黑，隐约看见老师们在巡视，脸在银幕微光映照下忽明忽暗，显出满意和警惕的表情。我身边的接班小朋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哭泣，简直顾不上看一眼银幕。在我最后的印象中，银幕上几个戴着大盖帽、穿着马靴、腰间挂着指挥刀的人像赶牲口一样把卖花姑娘一家人赶上一辆马车，指挥刀虽然在鞘中，但似乎带着某种冷酷的光芒。这时一位老师巡视到我身边，眼镜片闪着一种奇特的蓝光，向我照射过来。我哇地一声哭出来，难以自止，哭得像在呕吐。我特么那就是给吓的。4后来我经常回忆起这个吓哭名场面，我发现，真正使我伤心的是一种屈辱感：一种不得不屈服于威吓的屈辱，或者说不得不成为一个傻逼的屈辱。当然，作为幼儿的我不可能如此清醒，当时我只是本能地觉得委屈和恶心。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Collective

1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就教的学校教务部门找到我，说学生给了我两条差评，希望我反省问题，提升教学质量。然后在“评价系统”里，那两条差评把我看笑了。一条是：“老师站着讲课更帅，但却老是坐着，差评！”一条是：“我们课后想和老师多聊一会儿，但老师总是下课就走，叫都叫不住，差评！”但到年终我就笑不出来了。没差评的同事们是“教学反响优秀”，我因为有两条差评，属于“教学反响一般”，经济上蒙受了明显损失。我跟教务的同志说：“你们真地不知道那两条差评的真实意思吗？”他们说：“我们是知道，可系统不知道啊！”同志们还善意提醒我：“最好给学生们打个招呼，别再这么说话了。像这种评价多来几个，下次你就是教学反响差了。”我到底没去打这个招呼，因为反正学校是不讲理的地方，也不在乎这一件事。同样是我就教的学校，因为美女学生太多，校门外经常豪车云集。学校怕出事，规定学生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出校门。这听上去又是件不讲理的事，然而真有一位美女晚上翻墙出去跟人家飙摩托，结果出车祸香消玉殒。美女的家乡，某盛产美女之地，来了半个村，不熟练的汉话反反复复就是一个意思：“孩子进了你们校门就是你们的人，出了事就是你们的事。”最后学校赔了多少不知道，但至少是六位数。我曾跟处理的同事聊，说这也太不讲理了。同事说，这种事谁跟你讲理！那么多人连吃带住，拖久了开销都不止那么多。万一哪位再出个车祸什么的，照例进了校门就是咱们的人，出了事还是咱们的事，那费用还不加倍？我说咱们不是有上级吗？上级不主持公道吗？同事答：有上级啊，而且有很多个上级，但都只有一个意思：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让这事快点结束！我们一个学校，除了给钱还有什么办法？难道往外抬人？在这件事上，学校再次不讲理了，因为讲理就不该赔那么多。但显然这次学校是愿意讲理的，奈何不讲理的可不光是学校。学校是负责教育的，但很难讲这种不讲理的习惯，是学校教会了大家，还是大家教会了学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位教务的同事说系统是不讲理的，这话可以推而广之：这种不讲理确实是系统性的，学校只是这种系统性的一部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常有人感慨不讲理之风近来愈盛，我要说句公道话：就我所见，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就我所知，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就好比现在你看见某事觉得匪夷所思，其实闭目一想，十七年前就有一模一样的事，只不过大家都忘了。如果说现在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真敢往外抬人了，或者老乡们根本就进不了门。2之所以想起那两件旧事，是因为某天一觉醒来，发现我的读者群里吵翻了天。女群友称男群友为“公狗”；男群友说女群友“欠干”。我的读者群里大多是饱经世事的沉稳人士，平时连天都懒得聊的，吵成这样很罕见。为了搞清来由，我不得不把某大图书馆事件的来龙去脉补习了一遍。各种信息让人头昏脑胀，像流弹乱飞的战场。但不出所料，我到处都看见高扬的战旗，不管是哪方的旗，都写着如迅哥所说的“歪歪扭扭”的大字，只是从两个字变成三个字：不讲理。曾有个国足球员叫谢锋，有评论员这样评论他：“他拿到球第一件事就是找边线，找到边线只做一件事，就是找底线。”同样的话可以用于公共事件中的看客：第一件事就是找立场，找到立场只做一件事，就是骂对方；也可以用于公共事件中的有关方面：第一件事就是找利益，找到利益只做一件事，就是护利益。事实再次证明：这里整个儿就是一支大国足。至于道理，那是这个战场的场外势力。所谓道理，很多时候就是常识。所谓不讲理，很多时候就是没脑子。一个例子：在纷纷嚷嚷的对骂中，很少有人拿出脑子想想这个常识：一个人有没有权利隔着裤子触碰自己的身体器官？我被迫观看了一段一只胖手在两条胖腿之间移动的视频。网上突然出现大量自卫专家，逐帧分析：双腿夹紧了、上下移动了。然后逼问：这难道还不是自卫？同时，又有一大群挠痒专家现身说法：我就有湿疹，挠痒就是酱紫的！我也有湿疹，还好长的地方比较安全，挠的手法也很张扬，你可以说我像猴儿，但不容易怀疑到其它方面。我尽量不在公共场合挠，只因为不雅观，但没想到这个问题有一天会如此重大甚至致命。虽然有专家加持，我还是看不出那视频是在自卫还是挠痒。但问题是，这重要吗？记得大连工大开除那位和外宾上床的女生时，即使是宽容者也只评论说学校不该公开姓名，开除还是该的。就是说，大家都忘了这个常识：一个女孩和任何人上床都是她自己的事，和她就读的学校毫不相干。然后现在公共话题更高更深更强，开始激辩自卫问题了，没有人来问一句：就算自卫又怎么样？据说在某些地方，公开自卫是入了罪的，但也少不了“公开”二字。换句话说，只要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提示对面：“你知道我在想你吗？”那么，不错，很猥琐，很恶心，很丢人，很变态，但你没理由把他抓起来。总体而言，这种行为对他人的危害不如一次随地吐痰：因为后者确实危害了公共卫生而且被你看见了，所以可以罚款；而前者顶多危害他自己的裤裆卫生，而且没让你看见，至少没有意让你看见。不打扰他人的下流，是每个人的权利。这话看上去碍眼，但不幸是常识。如果某人爱看动作片，只要他音量不太大邻居就没理由报警；如果某人脑子里爱想动作片，那也是他自己的事。这时如果有人冲上去质问“你双腿为什么夹紧？”那只要不是个笨蛋，都可以回答：“关你屁事！”3另一个关于常识的例子是，在觉得被冒犯的时候，有没有权利作出自己的选择？那个先投诉后起诉的女生，现在据说被网暴了。理由大致是：她讨厌。我也不喜欢她，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看，她的很多行为透着有野心的年轻人的心机。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她对面男生的行为不足以使她感到被冒犯，至少在她细细观察之前。但更更重要的是，这只是“我认为”。如果她认为她受到了冒犯，那是她的权利。就好比我在自己家里抽烟而邻居投诉闻到了烟味，这真TM讨厌，但人家有嗅觉灵敏的权利。所以，那个女生因此投诉，那是她的权利；把事情发到网上，也是她的权利；起诉是她的权利；败诉了不服，那也是她的权利。她唯一没有权利做的，是公开对方信息。总之，正如下流是一个人的权利一样，讨厌也是一个人的权利。所以，虽然史上有数不清的人因为讨厌而遭灭顶之灾，但最不像话的法律也没有“讨厌罪”。这是简单的道理，然而正如国足发炎人常说的：中国人民不吃这一套！支持女生的人心疼她遭受的网暴，其实她遭受的和当初那男生遭受的大致持平。几亿不讲理的人迅速找到了自己的立场，把事情拖入到他们熟悉的套路：群体对攻。在这个战场以及所有战场上，感人的反向三段论像武装无人机一样遮天蔽日：“这个人真恶心——他是男人——男人真恶心！”“这个人真讨厌——她是女人——女人真讨厌！”“坏人该S——坏人是某国人——某国人该S！”最感人的是这位姓谈的。不知道是干嘛的，好像是个导演。说他感人首先是名字感人，但逻辑更感人。

1少林、武当，是金庸江湖里的人大政协——哪次武林大会都坐主席台，但从来不是主角。相比之下，武当好歹还在《倚天屠龙记》的故事里占了点不大不小的股份，因为张无忌是武当张五侠之子。这只是间接占股，好比当初在一家玩具店投了资，后来就可以分拉布布赚的钱。不过据金庸自己评价，张无忌在男女关系方面不太可取，倒是武当七子之间的友情很动人，这就为这点股份增加了流动性。但要论写基情，金老爷子显然不如古龙——当然，这是另篇要谈的问题了。而少林，则连故事的小股东都没当过，只能算个散户：随时都能见到，却从来不是主力。说起来，萧峰虚竹都是少林弟子，韦小宝在少林出过家，红花会创始人是南少林俗家弟子，令狐冲被少林给了二次生命，连张三丰都算少林弃徒——处处有少林，但它仍然只是背景板。所以，少林寺又堪称金庸江湖里的党校：要提拔的同志总要去进修一下，但报学历的时候又都不提。但万事有例外。至少有一次，少林寺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准确地说，是少林方丈。如果拍连续剧，他在那一集绝对是男一号。2这位玄慈方丈，在金庸的少林史上，是故事最多的。论行政级别，少林是大庙，方丈是副州级。论江湖地位，他是带头大哥，有一帮白道上的兄弟誓死捍卫，足见威信之高。论个人生活，却又和天下二号恶人（同时又是头号恶女，类似于文联副头领兼舞协头领）养下了孩子，而这孩子还是灵鹫宫主兼西夏驸马。换句话说，玄慈方丈和西夏皇室是儿女亲家，还通过孩子间接控股了另一家江湖大集团。所以，虽然金庸江湖里三步一个少林派，五步一个少林僧，但只有在玄慈这里，才算讲好了少林故事。要知道，少林常有而故事不常有啊！推究起来，《天龙八部》的故事，追根溯源还是因为三十年前带头大哥的一番操作。你以为你在看后三十年，其实一切在前三十年就注定了。有人说《天龙八部》的男一号不该是段誉而该是萧峰，其实思想不妨再解放一点：真正的男一号，其实是玄慈方丈。所以，当玄慈自绝经脉的时候，高潮已经来临，而且相当持久，到萧峰同样自戕的时候才告结束。这就宣示了一个结论：事业做到这么大，只有自己才能搞死自己了。必须指出，这一切都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而且不是西方的伪史，而是正史，如黄帝升天一样不容置疑。千万不要因为一个故事太像小说就怀疑它是正史。如果大宋有《环球时报》，胡主编早就激情高呼“今夜我们都是叶二娘”了。但还要指出的是，金庸并没有完整地记录这段历史，尤其是没有提到丐帮陈长老和玄慈方丈的对话。我们知道，陈长老是丐帮“宋奚陈吴”四大长老之一，一生性情孤傲，嫉恶如仇，一听乔峰是契丹人就要干掉他，所以是一位爱国长老。在我们之前看到的故事中，陈长老最出风头的时候，是乔峰当众宣布他刺杀契丹左路副元帅耶律不鲁的功劳时，他谦逊地说：“陈孤雁今日名扬天下……”所以爱国和喜欢出名并不矛盾。但其实陈长老真正亮眼的表现，是在少林寺和玄慈方丈的对答。在这一集中，陈长老堪称男二号。只是金庸老爷子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这段故事隐去了。所以现在，用一句几十年前大家熟悉的话来说：我们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虽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两次颠倒之后，得到的是颠倒的平方。3金庸没有写出的故事是这样的：当玄慈方丈和叶二娘、虚竹之间的关系大白于众的时候，少林山门前，江湖汉子一片哗然。但大家只是议论纷纷，却没有谁公开表态。因为这里是江湖，要表态就要代表一级组织，个人随便发言像什么话？而少林是天下第一大派，最有资格质疑少林的，就是天下第一大帮的丐帮了。而此时丐帮帮主庄聚贤已经被打断双腿，四仰八叉地躺着。所以，丐帮的带队长老，嫉恶如仇的陈孤雁就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了。陈长老对玄慈方丈拱手道：“方丈在上。今日江湖好汉齐聚如此，大家一向敬佩少林方丈之德高望重。殊不知方丈竟如此德行不端，居然和这恶名昭彰的大恶女有染，还养下私生孩子。请问方丈，你如何给江湖一个交代？”玄慈双手合十，平静地回答：“陈长老请了。请问长老，何谓江湖？”陈长老一愣：“这……江湖，不就是江湖吗？”玄慈微微一笑：“陈长老慧人也！诚然，夫江湖者，江也，湖也，一言以蔽之，水也。波涛兴于上，鱼虾匿于下。然你我者，非鱼虾而何……”以上是玄慈的原话。方丈大师是有学问的人，又生在宋代，说话就是这样的。但如果一直用这个调调写，估计本来就可怜的点击量会更小。所以以下使用翻译版：“陈长老真是个明白人啊！说得不错，江湖就是江湖。有江，有湖，说白了，就是一汪水呗！水面是波涛，水下是鱼虾。你以为我们是什么？就是水里的鱼虾呗！“你见过鱼产籽吗？piapia地往外喷啊，就像喷出一团云。八百年后，美丽坚的夷人会造出一种杀人利器，叫加特林机关枪，就是从鱼产籽的样子学来的。我们就是这样被喷到这汪水里的。“而水跟水是不一样的。有的水，是水里所有鱼虾共有的。鱼虾们在水里自由自在，想窝在水底看水草摇曳可以；想把头伸出水面晒晒太阳也可以；高兴了还可以嗷嗷叫，发出水怪一样的声音；如果激动了蹿出水面翻个跟头，周围的鱼虾们还会噗嗤噗嗤吐出水泡表示赞美。“不错，小鱼有时候免不了被大鱼吃掉，但小鱼平时也吃得饱饱的，只不过是以被吃掉的方式结束它们快活的一生。那样的水，被那里的鱼虾，称作社会。“而咱们这汪水里的鱼虾，从来没有快活过。自从被爹妈像机关枪扫射一样喷到这汪水里，就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拼命向前，却又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停下来就会成为饲料。而其实我们中的大多数，即使拼命挣扎，还是免不了成为饲料。有一个词就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叫臭鱼烂虾。“还有一个词，用来称呼我们这汪水——这就是你们说的江湖。“鱼虾生在水里，本是天经地义，而在这个江湖，水都是要鱼虾们掏钱买的！鱼虾们只要想活下去，就是一份沉重的工作。我不过是不想一辈子当一条辛苦买水的鱼，我想当卖水的鱼，想不用那么辛苦就能活下去，我还想活得快活，我想有爱、有高潮，我有错吗？难道一辈子当一条臭鱼烂虾，那才没错？“什么德高，什么望重？说到底，我不过就是个卖水的而已！我披个袈裟，穿个布鞋，你们就蜂拥而至，抢着掏钱，我是拖你们了，还是拉你们了，还是用加特林机关枪指着你们的头了？“你问我如何给江湖交代，我倒要问问，身在这样一个江湖，是我该给它交代，还是它该给我交代？”4陈长老被玄慈一顿输出，一时张口结舌。闷了半天才开口道：“好，就算你不用给江湖交代，那你总是身在佛门吧？你做下这种事，对得起清净佛门吗？你这又有何理可讲？”玄慈又是微微一笑：“又请问长老，何谓佛门？”陈长老有了上次的经验，毫不犹豫地回答：“佛门就是佛门。”玄慈又是微微一笑：“陈长老不妨再简要些，把‘佛’字都去掉，就是个‘门’。“佛门、衙门、营门、校门、师门，不都是个门吗？你当进衙门的就是想为民做主？你当进营门的就是想保境安民？你当进师门的都是景仰师尊？大家都往各种门里挤，挤得凶相毕露，挤得唯唯诺诺，挤得你死我活，不都是想混得好一点而已！“往门里挤的鱼虾们，挤得鳞片都掉了，千百年来从它们身上流出的血丝，把一道道大门都染成了朱红。有一个词，就是专门为它们准备的，叫遍体鳞伤。“只有一个门，不用挤进，只用挤出，那就是家门。家门对了，哪都不用挤。“家门不对，就是生为臭鱼烂虾，不挤进一个门，到死都是臭鱼烂虾。进了佛门的臭鱼烂虾，岂止我一个？我挤得遍体鳞伤，不过是好歹混成了个卖水的而已。而家门对了，连水都不用卖，我卖水所得，大头归他们。“若佛门只为清心持道，哪里做不到，我挤这破门槛干什么？当这鸟方丈干什么？进佛门只为混好一点，我就是得其所哉，所谓正大光明，这对得起对不起，却是从何谈起？“对了，还有一个门也不用挤，是专为什么门都挤不进的鱼虾们准备的，那就是贵帮之门了。贵帮帮众讨口为生，连口水都买不起，已是臭鱼烂虾中的臭鱼烂虾，却动不动义愤填膺，要来操心门里清净与否，陈长老这又有何理可讲？”5陈长老又是一阵语塞，半晌后才开口道：“那咱们不说你是方丈，就说你身为武林头牌，不该给武林作个榜样吗？”玄慈再次一笑：“再请问陈长老，何谓武林？”陈长老知道这次不能答“武林就是武林”了，边想边说道：“武林……就是打打杀杀？”玄慈又笑道：“我来告诉你，不用四字，三字足矣。武林就是‘不讲理’。“练武强身，本是常理；争强好胜，也是常情。但有的地方，大家定下规则，有裁判，有观众，胜者众人景仰，负者也受尊重。他们管这个叫‘竞技’。“而有的地方，这个‘武’字，却是唯一法则。不是用来怡情取乐，而是用来决定一切。这里的人们习惯了，万事论力不论理。吃了亏，他们从不去想自己有没有道理，只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咬牙切齿地盼着自己有一天能欺负别人。如果真能恃强凌弱了，他们就一片欢腾，觉得自己终于强了，自豪个要死。“这种地方赢者通吃，负者全失。你以为你有理走遍天下，但我可以打折你的腿；你要说我无理寸步难行，但我可以点你哑穴，让你说不出来。这种地方，却被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叫‘武林’。“一千年后，会有个叫查良庸的文人，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卖钱，把一众小民看得如痴如醉，名曰‘武侠’。动不动‘侠之大者’，殊不知侠之大者，惟拳是大。他每个故事都在说‘仁者无敌’，但最终都不是仁者打赢，而是打赢了才是仁者。“你对不对，只看你是不是打得赢，这就是武林！“所以，你既然用武林的牌子来压我，就是认可武林讲武不讲理的法则。但你又明明知道打不过我，却来跟我讲理。就你这脑子，怪不得要进丐帮。“你既要我作榜样，那我今天就作一回榜样，告诉武林后进们一个道理：只要拳头够大，莫说养一个私生孩子，就是养他十个八个，全送到外邦去作驸马，我仍是个众望所归的大侠。你再要BB，信不信我点你哑穴？”6陈长老涨红了脸，咬咬牙，大声说道：“好，说一千道一万，你总是大宋人！大宋待你不薄，还让你享受正路级医疗报销待遇。可你养下孩子送到番邦，这不是里通外国吗？你对得起生你养你的大宋吗？”玄慈冷笑一声：“敢问陈长老，何谓大宋？”陈长老知道，不管回答“是什么”，多半都是错，于是机灵地选择回答“不是什么”：“大宋，总之不是大汉，也不是大唐……”玄慈又是一声冷笑：“陈长老谬矣！大宋是什么？就是一汪水！它就是大汉，就是大唐，也是大秦、大晋、大隋、大周，总之就是这汪水的主人换个姓氏而已！以后还会有大元、大明、大清，也不过是换个主人。今天姓赵，明天姓朱，这汪水何曾有过半点改变？这水里的鱼虾何曾得到过半点好处？大宋是什么？就是一张床。今天姓赵的躺上去了，帐子一挂，再怎么颠鸾倒凤，搞得一片狼藉，你们都在床边呐喊助威、誓死捍卫。明天姓朱的躺上去，又是一片狼藉，你们还是在床边呐喊助威，誓死捍卫。那帐里的风光，何曾让你们窥到过丝毫？大宋是什么？就是一盘菜。但凡有点脑子的，都巴望着往自己碗里刨点。只有你们这帮没脑子的，在盘边慷慨激昂，甘洒热血。那盘里的油荤，就算没人刨走，何曾有一星半点，让你们沾到？“如果这天下是一汪水，何曾有一点一滴是姓赵的造出来的，凭什么就归了他家？如果这天下是一张床，何曾有一拦一柱是姓赵的制出来的，凭什么就要只有他在上面折腾？如果这天下是一盘菜，何曾有一丝一片是姓赵的做出来的，凭什么就是他吃独食？“如果我是一条鱼，那就是水生父母养，他姓赵的除了搜刮，何曾出过半分力？这生我养我之功，怎么就变成姓赵的了？“就说你陈长老，曾为大宋立下过刺杀契丹左路副元帅耶鲁不鲁的大功，可立功之后呢？你还是个叫花子。你也不想想，以你陈长老的才干忠心，却在大宋混成了叫花子，那这大宋是什么好大宋了？你再想想，大宋第一大帮是什么？丐帮！能造出这么多叫花子来，这大宋又是什么好大宋了？“你在大宋是个叫花子，就算契丹人来了，你大不了还是个叫花子，难道还能比叫花子更惨？如果是多少在大宋混到一点好处的，爱大宋倒也罢了，你一个叫花子来为大宋出头，你配吗？“倒是你今天算是又为大宋立一大功。你这么一出头，官家就有理由来收拾我了。方丈的位子当然保不住了，叶二娘大概也保不住了，虚竹只好待在西夏别回来，我辛辛苦苦攒的这点家底，到了归了官家。“你倒说说看，是大宋养了我，还是我养了大宋？你倒说说看，你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到了可有一分一毫归了你，一分一毫归了你身后那一群摩拳擦掌的看客？”7陈长老这番真地是张口结舌，半天只能说出“你……我……”玄慈方丈再次双手合十，微笑道：“陈长老这次说对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你我之分。整个事情无关道义、无关对错，只和脑子有关。你没脑子，而我有。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因为我有脑子，所以我是方丈。因为你没脑子，所以你是丐帮。我这个方丈倒下了，还会有千万个方丈站起来，只要这汪水不变，大家永远会往门里挤，大门永远会被染成朱红色。而丐帮也会永远在，永远挤不进门里，但永远誓死捍卫大门的朱红色。”8玄慈方丈说完，就闭目不语。按金庸的说法，他在自绝经脉。而陈孤雁长老也是彻底无语，愣了半天，回头对身后的帮众说了一句：“散了吧！”按金庸的说法，陈长老后来又和慕容家的包不同叨咕了半天，但那是金老爷子的杜撰了。真实情况是，陈长老从此一言不发，而且此后江湖上再也见不到他的踪迹。对此金庸其实也有所暗示：几年以后，大宋江湖豪杰倾巢而出去救大辽南院大王萧峰，丐帮的带队长老就只有吴长老了。但丐帮仍然人多势众，还是天下第一大帮。点击以下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往期推荐：下岗女神聊金庸：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呆帝，这个问题是孝子的首要问题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我们读书的时候，理想并不丰满，但很丰富。有人想当工程师，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军人。很多人想当有钱人，还有少量的想当诗人。现在想起来，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不过是怀念那点可怜的丰富性而已。这个时代就简单多了，青年们都只想当公务员。人生定格于一次公考：不成功则成仁，成功公务员，成仁外卖员。之后的人生，只是宕机播放的视频：时间还在走，但画面就只有一个旋转的圈圈。我曾提醒一个学生，说公务员和外卖员之间还有广阔的职业空间。学生回答说，那个空间是为倒霉蛋安排的。外卖员和公务员只需要养活自己，而倒霉蛋则需要干三倍的活儿：养活自己、养活外卖员、养活公务员。我总觉得这话有什么地方不对，但又说不出来，只好由他去了。所以现在的学校就是培养公务员的地方：化学专业培养懂化学的公务员，表演专业培养会表演的公务员，外语专业培养能讲外语的公务员。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中文专业有转火的趋势：因为公务员事业最需要的还是中文。但中文专业里的什么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美学之类就可以不学了，这些东西对当好公务员没好处，甚至有坏处。只需要学好公文写作就可以了。对公务员来讲，中文即公文。所以，当看到余杭区关于自来水问题的通报时，我觉得这是一次生动的公文实战案例，非常有助于考公路上的接班人们排除中文专业中那些以文学面目出现的不良干扰，从而学到未来所需的中文的真正精髓。因此，这份公文，值得赏析。先上通报全文：“7月16日8时，仁和水厂发现水质嗅味指标异常，经采样分析确认后随即启动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切换水源，供水水质得到有效控制，出厂水质安全。情况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并成立由国家、省级专家等组成的调查组，已初步查明导致异味的为特定自然气候条件下藻类厌氧降解产生的硫醚类物质，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溯源调查中，有关结果将及时公布。目前网上谣言较多，关于“粪水”的网络谣言，警方已依法查处，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对此事给广大居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影响和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并将进一步加强管理、确保供水安全。”一共六句，字字珠玑，句句有料，赏析如下：第一句：“7月16日8时，仁和水厂发现水质嗅味指标异常”。这句有两个要点。一是点出发现时间。注意，发现的主体是水厂。没有提到“用户发现”或者“收到反映”之类，因而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不是你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发现的。你们不说，我们也能发现。进一步暗含潜台词：所以你们在网上瞎逼逼，不光没必要，而且可能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这样，就可能让部分有良知的群众自省，产生负疚心理。二是用语得当，“水质嗅味指标异常”。千万不能说“臭”，连“有气味”都不能说。有气味通常就是指臭，而“嗅味指标异常”，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可能是特别臭，也可能是特别香。这样就不留后患，等过段时间，风声平息了，如果谁还想提什么“臭水事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水是臭的？我们只是说气味和平时不一样而已。你闻着是臭的，我们闻着还是香的呢！你们说臭，你们有证据吗？当然，气味是不可能保留证据的，这样就利于不败之地了。所以啊，写通报，要有长远意识，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要有斗争意识，要留下反击的空间。第二句：“经采样分析确认后随即启动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切换水源，供水水质得到有效控制，出厂水质安全。”这句的要点是，一定要强调“我们做了什么”，而且做得很坚决很果断很及时很正确。所以，不明确自我表扬，那是我们谦虚；但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事实上是一次胜利。有两个亮点要特别指出。一是“随即启动”，这是表示反应迅速。但又不能明确说几点几分启动的，以防不怀好意的人挑刺，说反映不够快。同时，“经采样分析确认”也是一个后着，万一真有人来揪时间问题，就可以说“采样分析确认不需要花时间吗？”第二个亮点是“出厂水质安全”，注意“出厂”二字必不可少。万一有人说“那为什么水还是臭的？”那就可以解释“出厂水质是安全的，至于到你们家的水质如何，那情况就很复杂……”所以，通报写作，一定要严谨，要有滴水不漏的精神，要全方位预防坏人挑刺。第三句：“情况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并成立由国家、省级专家等组成的调查组”。这句的亮点是用词极为精确：没有“灾祸”，没有“事故”，只有“情况”。至于是什么情况，前面不是说了吗，可能是自来水发出香味。“国家、省级专家”更是用词精准的典范：为什么只是“国家”而不是“国家级”？因为碰巧有几位国家级专家待在杭州，这种可能性虽然理论上存在，但就怕有人心怀叵测，非要追问“到底是哪几位专家”。而只说“国家”，就很安全了。随便一位工程师，算不算专家？是不是我们国家的？这就叫经得起追问嘛！第四句：“已初步查明导致异味的为特定自然气候条件下藻类厌氧降解产生的硫醚类物质，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溯源调查中”。这句是全文要点，堪称“文眼”。因为它体现了通报写作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避免使用日常概念，尽量保留阐释空间。这个原则太重要，要多讲解两句。例如，如果有一个城管打了小贩，就要避免使用“打”，要说“发生抓扯”。至于谁是抓扯的谁是被抓扯的，看情况再说。如果小贩被打翻在地，可以表述为“经肢体接触后倒地”，那么是勾拳接触还是窝心脚接触，真倒还是假倒，就都留下了阐释空间。以上例子还比较日常，这份通报就很高端，更见功力。“特定自然气候条件”，几乎无所不包，空间无限大。可以是太热，可以是太冷，也可以是下大雨粪坑漫灌。不管你怎么想，我反正没说错。“藻类厌氧降解产生的硫醚类物质”，这话估计绝大多数人看不懂，但看不懂就对了。你完全可以理解为自来水管里流淌着酸酸甜甜的红茶菌饮料，大家完全可以拿出主人翁精神，自由联想。当然，如果你认为“硫醚类物质”就是臭味，那是你认为，我们可没这么说。尤其重要的是，“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溯源调查中”，也就是说，我们保留作出一切正反两个方向的进一步解释的权力。万一真有读得懂上面那句话的人出来说三道四，那时就可以说，“经进一步调查，情况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要达到“我们随时可以推翻再写一份，但上一份又并没有错”这样的境界，才是一份好通报。第五句：“目前网上谣言较多，关于‘粪水’的网络谣言，警方已依法查处，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这句代表着一段时间以来通告艺术的新成就，传递的信息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已经仁至义尽了。如果你还不信，那我们还有别的办法。”通常的表述是“自来水管不是法外之地”，但由于自来水听不懂警告，所以这里改变了提法。由此可见，这份通报的作者是很懂文学的。鉴于事情发生在杭州，作者很可能是中国顶级名校浙江大学中文专业的高材生。值得一提的是，这句和上句如果合起来看，在逻辑上似乎有点问题。上句说具体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也就是还没有最后的结论；而这一句就确定了某些说法是谣言，而且已经查处。关于这一点，要这样理解：这世上有不同的逻辑，他们有他们的逻辑，咱们有咱们的逻辑。咱们的逻辑就是：调查不影响查处。可以边调查，边查处；也可以后调查，先查处；甚至可以不调查，只查处。查处了就查处了，大不了到后来情况有变，给他个烈士，但查处本身还是没错。所以，在通报艺术中，逻辑是不太重要的。有一点固然好，如果没有也无所谓，要看大局。第六句：“对此事给广大居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影响和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并将进一步加强管理、确保供水安全。”这一句本来也是很有水平的，例如“进一步”加强管理，说明本来就已经加强了，大家喝的自来水已经是加强管理之后的结果了，没什么好抱怨的。我们还要再进一步，那不是我们做得不好，只是我们对自己要求高。再例如，“确保供水安全”，然后戛然而止。至于以前说没说过要确保，以及以后万一没能确保又怎样？这就没必要说了。大不了以后再出问题，再写一份通告，反正我们有的是浙大培养的高材生。所以，写通报，既是强调的艺术，也是省略的艺术。但这句有一点败笔，这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的。败笔在“带来的影响和不便”中的“便”字。这本来也是表示客气的常用语，但具体到此次的情况，这个字不宜出现。万一给了坏人可乘之机，说出什么“不是不便，而是大便”之类，虽然可以查处，但终究让坏人有了说话的机会，未能达到让坏人们“呜呼说不出话来”的境界，未免失于完美。那么，不用“不便”，该用什么呢？“不快”？“不悦”？勉强可用，但都有群众不高兴的意思，而群众未必是不高兴的，完全有可能是喜迎。“不适”？这个词显然不适，因为整个通报都在告诉大家，没什么好不适的。所以可以考虑改为“不配合”。这样的好处是隐隐含有对个别人大惊小怪的批评，在客气致歉的同时有谆谆教诲之意，很符合通报身份。坏处是三个字，和上文的“影响”不对称。但这个好办，删去一字即可。所以这一句可以改成：“对此事给广大居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影响和不配，我们深表歉意。”这就很完美了。点击以下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关于逻辑问题，推荐阅读下文：美国逻辑和苏联逻辑的故事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11904年，一个叫厄普顿·辛克莱尔的年轻人在芝加哥的一家大型屠宰场打了7周工。次年，长篇纪实小说《屠场》开始在杂志连载，并于1906年出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吃早餐时读到了这本书，然后大叫一声，把吃了一半的香肠扔出窗外。我不知道罗总统读到了哪一段，但想必没有谁在看到下文时还能冷静面对眼前的肉食：“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发霉变质的香肠经过硼砂和甘油处理后再加上少量的鲜肉和着被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事实上，罗总统不是一个人在恶心。这部辛克莱尔在“泪水和痛苦”中写成的作品引发了全美的恐慌和愤怒，整个畜牧业都面临危机，因为人们不吃肉了。肉食品的销量短期内减少了一半。辛克莱尔本人这样评价：“我瞄准的是公众的心，却意外地击中了他们的胃。”这句话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表述：公众用胃投票。在美国，和投票有关的事再小都是大事。罗斯福总统知道他必须做点什么了。事实上，他的几位前任都注意过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在种种力量的阻挠下无所作为——看到这里，我们的青年读者大约会驾轻就熟地理解了：不用问，这就是资本的罪恶！这种理解很正确，放到这里尤其正确。因为资本，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玩意儿，别的社会还很难有被资本作恶的荣幸，资本无法作恶，只能背锅。于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斯福总统亲自请辛克莱尔喝茶。这无疑是史上最高级别的一次“喝茶”，当地媒体广为报道，但遗憾的是，当时还没有出现这个注定会在某一天载入史册的概念：“Hell

不好意思，只能老办法，请点击下方蓝色“阅读原文”阅读。往期推荐：下岗女神2025新年献词｜用南周的死法定义你的活法燕青日记·西门庆和潘金莲原来是这么个情况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关于胡总编的“性萧条”理论，我谈了一些感受，并讲了两个相关的故事，请点击下方蓝色“阅读原文”阅读。欢迎赞赏并关注本人主号：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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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源自网络，感谢原图作者！今天是大宋政和四年四月十七。昨晚和三娘喝酒，被行者武松撞上了，结果他喝得比我俩加起来都多。武行者向称海量，这次竟隐隐有了几分酒，因为他主动聊起了潘金莲。他说，江湖上说他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去投案自首，那是以讹传讹。其实他当时是拉了那对男女去阳谷县对簿公堂。武松说：“当时公堂上站满了人，衙门外更是塞街断巷，都等着看这二人如何对口。可奇怪的是，通没通奸、杀没杀人，他们在公堂上绝口不提，却因为三件莫名其妙的事聒噪个不休。”三娘好奇道：“竟是哪三事？”武松道：“一是跪不跪。西门庆一见潘金莲就说：‘哈！你跪了！’潘金莲唾道：‘呸！我就不跪，你才跪了！’”三娘问：“那第二件事呢？”武松答：“二是谁眨眼。西门庆说他在大街上好好走路，是潘金莲在楼上窗边冲他眨了眼。潘金莲死活不认，说她好好地在窗边收衣服，西门庆在大街上冲她眨了眼。”三娘好奇心大盛，问：“那这事官家怎么判的？”武松答：“县令叫书办记了一句：当事二人偶然巧遇。”三娘笑道：“那第三件事不消说得了，定是二人争执‘谁淫了’。”武松大奇：“三娘如何得知？果然是西门庆当堂高呼‘我淫了！’潘金莲更是对着县衙外满街的看客叫得声嘶力竭：‘是我淫了！’”三娘再笑：“二郎是直爽人，哪知这些腌臢事！公堂上的聒噪，都是演给阳谷县众看的，就为了让他们快活一番。西门占没占便宜，金莲得没得嫖资，谁去在乎！村夫村妇们关心的，无非一个‘淫’字。大官人淫了也好，大官人养下的谁淫了也好，他们都像自己淫了一样痛快啊！”武二郎离座长揖：“三娘真是美才，武二此前竟在梦中！原来山寨即是阳谷，阳谷即是山寨！”三娘笑嘻嘻地还了一个福，接了一句：“此岸无非金莲，彼岸也有西门！”是夜酒尽而散，无暇记，今日补上。生逢此世，得见好戏连连，也不知是祸是福。但至少我记下了，好叫后人得知：西门庆和潘金莲，原来是这么个情况！点击以下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往期推荐：下岗女神2025新年献词｜用南周的死法定义你的活法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1新年献词是一种病，得治。我本来有望在2024年把这个病治好，而且斩草除根，连写字这毛病都治了，一了百了。因为这年出了AI，是个狠角色。我的几乎整个写作生涯都在和服务器隔空较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写出服务器读不懂而读者能读懂的东西。而自从有了AI，我就几乎走投无路了。都是AI，人家是OpenAI，咱们是Shut

11891年5月，俄罗斯皇储尼古拉·罗曼诺夫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主持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之前取道访问日本。在对京都艺妓们的东方式温柔留下深刻印象之后，王子于滋贺县大津城的一条大街上，被一个日本警察剁了两刀。这里需要交待一下，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语，意为“统治东方”，此地还有个中文名字叫海参崴。在1860年之前，这个太平洋良港属于大清。在当今中俄友谊的光芒中，俄罗斯官方宣称这个城市的历史“始于1860年”。也就是说，在历代俄国朋友文武双全的招数下，那个地方1860之年前的历史被清除干净了——至少中国人是一个不剩了。现在只是不时会有中国人笑嘻嘻地从中国跑过去和俄国人合影，共叙友谊。所以，1891年的尼古拉王子，和他之后的一代又一代俄罗斯统治者一样，觉得没必要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不过他需要考察一下日本人。这段交待看似无甚必要，其实和下文关系密切。1891年的日本，眼看着他们千年来奉若神明的中央帝国被西方人揍得神智不清，他们自己也被小揍过几次。虽然被迫搞了几十年维新，但效果还未得检验，所以对这帮牛高马大的白种怪是小心翼翼。所以这次对尼古拉王子的接待下足了功夫：王子乘坐的军舰抵达长崎港时，港口内的社会船只都被撵走了，剩下的都高悬俄罗斯国旗。二十多位大日本央级高干专程迎接，京都还破例在并非祭典时节举行了著名的“五山送火”仪式，让王子看个热闹。总之称得上“举大和之物力，结大鹅之欢心”。王子到达大津城时，全城也是万头攒动，彩旗飘飘，这么说吧：快赶上一百多年以后中央帝国欢迎大黑哥的阵仗了。之所以加了个“快”字，是因为毕竟没有封路清场，尤其是，安保人员没有政审。问题就出在这一点上。那位动刀的日本警察叫津田三藏，本来应该是保护尼古拉王子的。但这哥们儿突然发作，抡起军刀——不错，就是那种所有中国人都在国产影视中见过的日本军刀——就是一下，然后又是一下。看来他是想直接给王子斩首的，但刀法不准，力度欠缺，只在王子右耳处留下一道长疤，搞得这位日后的尼古拉二世沙皇终身成了帽子控。此事史称大津事件。由于出事地点北边有个湖，所以还有个中国人会觉得别扭的别称：湖南事件。2在遭到军刀两连击之后，王子落荒而逃。凶手试图追杀，但是被一位人力车夫用他的东方的士绊倒——不知道这位日本祥子算是出卖英雄的日奸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爱国者，抑或只是一个就觉得在大街上砍人不对的普通好市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祥子遇到这种事肯定会躲开，这一点已被当下无数在大街上目睹砍杀而沉着躲开的中国人所证实。凶手很快被制服，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动机。或许是看着女同胞跟大洋马玩得太开心，让三藏警爷悲从中来：虽然艺妓本来就是娱乐业，可我怎么就玩不起！玩不起，这叫阶级仇；被大洋马玩了，这叫民族恨。这一仇一恨，特别容易埋藏在基层群众的身体里，一旦涌上来，不管军刀还是U形锁都很容易抡出去，连枪眼都敢堵。每次有了这种恶性事件，大家都会猜原因，但猜来猜去都对不准“要让基层群众找得起小姐”这个正确方向。津田桑对自己的动机拒不交代，只给了一句话：“我不会给国家添麻烦的”。从此话分析，他可能是位爱国者，这就使得事件的逼格一下提升了。可能他不仅是基层群众，还是一位基层战略家，经常下夜班后在深夜食堂和邻里讨论日升欧降的大势。有关方面为接待一个白夷而大张旗鼓，在他看来是有失国格，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是接待黑夷，或许可以忍。但这需要更高的爱过境界，不知他能否达到。也许他是预谋作案，在家里磨好了刀，出门前焚香沐身，朝着江户皇居的方向默念“誓诛此西贼以护我国格！”但从他两次暴击连西贼的耳朵都没砍下来这点看，刀不像是磨过的样子。所以他也许是激情作案，看着尼古拉王子突然觉得大不爽，或者突然感觉时和势在他那一边，于是原地掉头，果断出手。总之，这位津田桑，大概率是一位义和团壮士，至少是一位精神义和团。借用当下中国爱国者熟悉的表述，就是“精义”。3在我写初稿的时候，此处原本飙了好几千字，对日本义和团和中国义和团进行比较研究。直到一位朋友跟我吐槽：其实我很少读你的文章，因为太特么长。朋友说：你以为还是给报刊写稿，论字收钱啊？你现在只是个自由写作者，和自由职业者一码事。自由职业就是没职业，自由写作就是写了没钱。你费那么大劲干什么？动不动就比较研究，也不想想有人看吗？透着你的本行是比较文学是吧？要比较就去写论文，还能骗点经费。一席话点醒我梦中人：文章太长，这是个病，得改。比较还是要比较的，不过要另写一篇来比较。所以在这里只能说：不错，日本也有义和团，而且比中国早了将近半世纪。所以回到精义君津田三藏：壮士一怒，举国皆惊。准确地说是两国皆惊。尼古拉皇储捂着耳朵遁回自家军舰，估计内心有一万个黑人问号和同样数量的草泥马惊叹号。明治天皇次日即派出自己的御医前往“调理”，不过俄国人对东方医术未必有对东方艺妓的那种好感。然后天皇带着三位亲王御驾亲往，在被俄国人不给面子地拒绝一次之后仍不改初心，终于登舰向王子当面表达“不胜痛惜之意”。不知道天皇鞠躬没有，但想必几位亲王是“哈一”个不停。事实上，很多人担心天皇上人家的军舰有危险：老毛子脾气大，搞不好会动粗。但天皇坚持亲临险地。日本政府当然也忙不迭地通过外交渠道正式道歉，承诺严惩凶手。更重要的是民间的反应：上至国会，下至村落，向尼古拉皇储，甚至远在彼得堡的皇储他爸，发去了上万封信件和电报，抚慰王子那颗受惊的心灵，和那只受惊的右耳。那个年代，发电报是很昂贵的，可能发不起电报的民众就动用了国学——千纸鹤。他们折出上百万支，祝愿王子早日痊愈。全日本学校停课，师生们涌向神社寺院，为尼古拉王子祈福。有些反应简直有点离谱。例如津田三藏的家乡山形县金山村，认为津田三藏这个名字给家乡丢了人，于是禁止以“津田”为姓，“三藏”为名。不知该村人民从此还读不读老大哥的经典《西游记》。作为离谱的高潮，一位叫畠山勇子的年轻女子，公开抹了脖子。事实上抹脖子之前她先在自己胸口上捅了一刀，之所以没有切腹，大概因为她不是够资格切腹的阶层。这位女壮士留下一封遗书，To尼古拉王子：“愿我的死能让您不要记恨日本。”4看得出，虽然精义君津田三藏成了万人嫌，但整个日本社会仍然洋溢着义和团的氛围。他们认为国家，尤其是代表国家的天皇，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为国家和天皇牺牲，是理所当然之事。当然，这很蠢。但蠢和蠢还是有区别的：必须强调，这种日式义和团，相比于其它义和团，是一群真正的爱国者。如果用科学的语言，这种人的化学成份都是锑（Sb）。但锑和锑也是有区别的：虽然当时日本的整个社会洋溢着浓重的锑味，但锑味中还透出一种简单质朴的气息：讲道理。日本人民第一时间作出了简单质朴的价值评判：不管你怎么讨厌老毛子，这个人没招你没惹你，你莫名其妙砍人就是不对。有人说日本国民的行为不是因为尼古拉王子受了委屈，而是因为天皇受了委屈——人民心疼天皇了。这是可能的，而且也很蠢。但毕竟没有蠢到因为心疼天皇而更恨老毛子，因而再去多捅几个的程度。有人说学生停课是因为担心俄国开战，为孩子们的安全着想，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换一种义和团，他们就会把“童子”排在前队去抵挡枪炮，而且一直保持着教孩子使用模拟爆炸物的传统——以前是手榴弹，现在据说发展到了炸药包。最典型的例子仍然是那位畠山女壮士：在浓浓的锑味中，她被描述为“为国献身”的“忧国烈女”。后来出现了诸如女生出卖初夜为为吉野号（不错，就是在甲午海战中出了风头的那个吉野号）集资这类事，和她的影响不无关系。如果借用日式语法，这类以牺牲自己身体为能事的女蠢货可以叫“女身锑”。但女身锑们也维持着一种最基本的道理：怎么锑都可以，但只锑自己，不锑别人。换一种义和团，就知道这种品质有多可贵了——因为这种义和团里从来没有拿自己开刀的，永远都是拿别人开刀。如果他们中出现个把抹脖子的，那我倒是乐见。虽然我不会改变我的评价，但是会送上我的尊重。总之，对日本人民而言，津田三藏是只过街老鼠，不是因为他爱国，而是因为他干了蠢事。金山村禁止以津田三藏为名，使人想起另一个义和团“族谱除名”的典故。两件事都很锑，但有本质的不同。除名是因为不爱国，禁名是因为干蠢事。也就是说，有的地方认为不爱国的是汉奸，而日本人认为干蠢事的才是日奸。日本人民再次讲了一种道理：虽然全社会都是锑，但他们知道讨厌大锑。而我们知道，换一个社会，如果全社会都是锑，他们就会崇拜大锑。大V一个个倒下去，大T一个个站起来了——就像老领导曾庄严宣布的那样。越大的T粉丝越多，搞得T们争先恐后地做大做强。有人管这叫粪位上涨，我觉得可以叫“卷T”。在人民之后，说说日本官方的态度：他们并没有说“这是一次孤立事件，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而是老老实实认错道歉。然后转过头来，打算把那个惹麻烦的神经病宰掉给老毛子出气，让这事赶快翻篇。然后，一个伟大的日本人出现了，为整个湖南事件贡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高潮。5此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23年，理论上讲，日本应该是一个法治国家。而根据法律，在耳朵边砍个疤，肯定判不了死刑。所以内阁开了会，决议依据“大逆罪”处决津田三藏。所谓“大逆罪”，指日本刑法116条的规定：凡伤害皇室成员者一律处死刑。有法律依据，有组织决定，国人皆曰可杀，所谓合理合法合情，看来很难找到比津田之死更众望所归的事了。但这时偏偏出了个硬茬：儿岛维谦；提起了一个谁都没留意的话头：司法独立。这个刚上任几天的大审院（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认为：116条中的“皇室成员”仅限于日本皇室，外国的不算。内阁都快疯了：还要不要组织领导了？从首相到半个内阁轮番施压，却连本案法官的面都见不着，理由是：司法独立，审判前不宜与行政官员见面。不管说内阁有决议，还是说与俄国有协议，对儿岛维谦都没用，理由是：司法独立，审判只认法律。总检察长和法务大臣联名发布敕令，规定对刑法116条可进行扩张解释。你不是要依法吗？我们改法律总可以了吧？儿岛维谦说：依据刑法总则，法不溯及既往。你们要改可以，但只能管以后的案子，管不了本案。内阁无计可施，问：不判死刑，若俄国开战，导致日本亡国灭种怎么办？儿岛惟谦答：“若日本因此亡国，那就让它亡国吧，至少世人将记得日本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这是津田事件中真正震惊世界的部分。那些先期进入文明的国家惊异地发现，这个狭窄的东方岛国也开始跨入文明的门槛了，于是他们也开始尊重这个国家。如果要说讲道理的话，这里又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是个蠢货，那人家自然用对待蠢货的方式对待你；如果你不是蠢货，那自然能获得正常的对待。只是问题在于蠢货们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总觉得自己苦难深重饱受欺凌，却不会分析一下自己的化学成份。本文是一直在说日本义和团，一直说那时的日本人也是锑。（为什么要说也？）儿岛维谦是本文中第一个不是义和团、也不是锑的日本人。在坚持己见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想象不到他对自己祖国的贡献——在有的国家努力证明自己就是锑的时候，他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国家正在改变化学成份。日本人后来称之为护法之神，而我认为毋宁说拥有这个人是日本之福。但必须指出：这个人没有被批倒批臭、被罢官、被弃市、被嫖娼、被失联，能为他的祖国做贡献，恰恰也是因为他那个当时充满锑味儿的祖国还保持着最基本的简单质朴的素质：讲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于那个国家，也是儿岛维谦之福。津田三藏最终被叛服终生劳役，内阁内务大臣、法务大臣、外务大臣因干涉司法未遂而辞职。尼古拉皇储头缠绷带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主持了铁路开工仪式，内心大概充满对“野蛮的东方毛猴子”的愤恨。13年后，日俄终于有了一场战争，不知道尼古拉二世沙皇在下令开战的时候，是否抚摸着右耳边的刀疤。东方毛猴子用他们的胜利给尼古拉沙皇送去了二次伤害。但我认为，战争为他们赢得的尊重，远远少于儿岛维谦用文明赢得的。由于本人的一贯风格，有时候不太容易看清我在说正话还是反话。所以我必须说，在提到儿岛维谦的时候，我始终怀着真正的敬意。日本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有一位每年都被谈论得奖可能性的作家，但日语中最伟大的句子，我觉得是儿岛维谦那句“那就让它亡国吧！”多年以后，我看到一个不知名的日本青年在回答“如果有关方面需要你上战场你去不去”的时候，面不改色地说：“需要青年去送死的有关方面，就让它倒台吧！”这时我知道，那句日语中的伟大句子，已经伟大到平凡了。61891年还没结束，大津三藏就死在他服刑的监狱里。一直有人认为是日本官方终于对他下手了，但我觉得有可能是他遭遇了难友中的义和团。某种经验告诉我们，牢里不光有义和团，而且可能密度最大。所以大津桑绝不是日本最后一个义和团。在他死后的第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终于战胜了隔壁老大哥，李鸿章中堂肩负着全国人民的厚望赴日和伊藤博文讨价还价，希望少受点损失。一个叫小山丰太郎的傻锑，大概是觉得鸿章中堂的存在阻挠了他“马踏北京赏菊花”的壮志，在马关的大街上冲着鸿大人的脸上甩了一枪。这一枪并不致命，但造成的伤害明显比大津三藏前辈的军刀严重，鲜血染红了李大人的黄马褂。据说在接受探望时，李大人满怀后怕地和日方首相及外相等人分享了对4年前那次军刀挥舞的回忆。日本朝野再次迅速作出了价值判断：这事是我们没理。天皇轻车熟路地派出御医（以及御护士）前往治疗，并发布圣旨表示歉意。内阁也没有说“这是又一次孤立事件，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而是首相打头前往探望。日本各地团体及个人纷纷致电致函以致上门表示歉意并赠送礼品慰问，大清代表团下榻处据说是“人山人海”。而且——并没有警方阻止驱散，以及收走慰问品。如果换成另一种义和团的眼光来看，这简直是对境外势力的明目张胆的和有组织的呼应了。据说，当时日本上下对李大人的普遍同情使得时任外相的陆奥宗光都感到了压力，后来他在著作中感慨日本人民的“轻浮”：“昨天还充满着胜利的狂热、欣喜若狂的社会，似乎已经陷入了哀悼的悲惨境地。”我觉得，这位日本外交之父，显然没见识过什么叫真轻浮。鸿章中堂在马关极尽舌辩之能事，只得了伊藤首相一句“辩论只管辩论，赔偿不能减少”。唯一的成就，倒是因为挨了这一枪，赔款一项从白银三亿两降为二亿两。据说李大人拿出了滚刀肉的姿态，说“那就让我再挨两枪吧！”所以，日式义和团小山丰太郎那一枪，被公认为史上最贵的一枪。3年以后，中国也有了义和团，但这场运动什么时候结束，我还真不清楚。李鸿章中堂的狼狈，想必是义和团壮士们“苦难深重饱受欺凌”的叙事的一部分，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不过他们可能不知道李大人心中的痛。在日本经受了“饱受欺凌”同时又被“多方抚慰”的冰火两重天之后，李大人回京面圣。跪在太后老佛爷面前，他战战兢兢地掏出沾血的黄马褂奉上，痛陈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我不知道老佛爷是否收下了那件马褂，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朝马褂看了一眼。我只知道她撂下了七个字：“难为你了，还留着。”我相信李大人心中是有痛的，只是他不敢说。虽然李大人在伊藤博文眼中是“大清唯一有能力和列强一争短长之人”，但在老佛爷眼中，他也就是一条狗而已，用不着跟他讲理。当然，李大人也是权高位重之人，在他的地界，他也是可以不讲理的，想剁谁就可以剁谁。以此类推，等而下之。州官可以在本州不讲理，县官可以在本县不讲理，什么官都不是的，也可以在家里对老婆孩子不讲理。所以，在李大人的家乡，大家都有不讲理的习惯，每个人都可以对数量不等的人不讲理。老佛爷拥有最终不讲理权，可以对所有人不讲理。当本来只能在家里不讲理的人开始走出家门不讲理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就爆发了。在欧洲人也不怎么讲理的时候，思想家卢梭写了《民约论》，说人在进入社会之前只是动物，参加了社会契约，才成为人。我觉得这事可以表述得更简单：人要讲理才是人，否则就只是动物，可能是狗，可能是蛆。或者用我的兄弟迅哥儿的话来说：世上本来就有人，哪里有了老佛爷，哪里就没了人。以下二维码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往期推荐：时代的蛆流滚滚不息下岗女神聊金庸：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呆帝，这个问题是孝子的首要问题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1有篇文章说一个女孩死了，可能是饿死的，于是大家都鼓噪起来。鼓噪的原因很多。例如西安方面意见很大：明明不是在我大西安死的，你文章里有事没事提啥西安？吓得作者方赶紧认错：我们没说清楚，对不起对不起。再例如死者老家，宁夏某县，领导们紧急开会——已经有很多会要开了，这种计划外的会想想都心烦——然后对外统一发布：人是有这么个人，事是有这么个事，但文章很多地方不属实，至于哪里不属实，我们还在研究……总之你要死尽管死，不要跟我们扯上关系。如果是某个历史名人，例如西门庆，那我们倒是要尽量去扯关系的。以上还是官方，民间的鼓噪声就更大：GDP第二怎么会饿死人？假的！不信！民间鼓噪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或者自以为知识分子）的口吻，例如这种句式：“充满对底层的想象与臆断”。总之，这篇文章还是假的比较好，这样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官方不用计划外操劳，爱国者又揪出一群特务，知识分子们的质疑精神难得地赢了一次。像这种让方方面面都满意的事，现在真不好找了。但这事偏偏是真的，至少权威机构说了有这事——就算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大家开始考据细节。那位说“充满臆断”的，找出了很多条“臆断”，例如死者经济窘迫而住房租金不菲，“这不合常理”。虽然作为一个资深底层，我怎么看都觉得，说经济窘迫就不能租好一点的房子，这特么才是“对底层的臆断”。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写一个年轻人为了得到一个脑子短路的富家女而起心除掉现女友。这种事哪国都有，之所以叫美国悲剧，指的是事情曝光之后的美国式反应：媒体、政派生生把这事搅成了一堆烂污。而这位女孩之死如果是一个中国故事，其主要内容也是在她死去之后，尤其是在这次死亡被讲述出来之后。文章很快被发布方自己删了，发了个声明，翻译过来是这样的：事是真的，但没想到惹出这么大的事，反正流量也够了，还是删了吧。然后据说连号都找不到了，很显然，这也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没有人欢迎这个故事：官媒气不过自媒体啥都敢发，自媒体气不过现在流量这么难搞怎么就让他们搞到了。但凡报销得起路费的媒体都涌向那个宁夏小县城探索真相：是不是读的211？考了几次公？骨灰扔哪儿了？当地领导如果不再提升，估计现在经历的就是职业生涯最大的阵仗了。与其说是找真相，不如说是找假相：证明那篇文章不真实。死人这事是翻不了案了，但最好别的情节都不真实。我们不怕死人，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只是别的情节让我们不安——读了211也考不了公，考不了公就可能饿死，这个逻辑链破坏力很大，所以一定要破坏它。于是结论就是：不是211、考公没考第一、骨灰没扔进垃圾桶，所以人虽然是死了，但是危害性并不大，大家可以继续岁静。正如前林副统帅所说：这么大个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林副统帅说过很多话，数这句最正确。因为后来他也死了，死状甚惨，但大家果然都觉得不算什么，这么大个国家该怎样还怎样，直至今日。有个朋友宽容地指出：那么多人在乎“是不是真的”，其实也是件好事。我觉得这也是个臆断。真实未必是好事，例如这个真相：致死率最高的东西不是饥饿，也不是某种癌症，而是愚蠢。如果大家知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蠢死，这个真相本身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如果蠢货们会羞愧的话。反动作家王小波说过很多反动话，其中最反动的一句就是：这个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事了。几年前，一位脖子上栓着铁链的女人不幸被发现，引起很多议论。当时我从那件事里归纳出了8条逻辑，其实可以再归纳成一条：在有关方面眼中，没有人，只有事。现在这条逻辑依然好用，只是有关方面的范围大大拓展，包括各路媒体，甚至全国人民。大家纷纷表示：我们不在乎你死，但不喜欢你的死法！或者换个说法：那里确实有一滩人血，但重要的是我们不喜欢有人吃人血馒头！也就是说，只要把吃人血馒头的批倒批臭，人血也就没有了，这样既科学又卫生。德莱塞给他的小说起名《美国悲剧》，是为了讽刺“美国梦想”，而所有的中国悲剧都应该是捍卫中国梦想的。那女孩的死法像个噩梦，让人不踏实。我们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让我们觉得还有路可走的故事。例如西门庆——那才是能实实在在带来旅游收入的东西嘛！所以，关于一个女孩死去这件事，现在已经指向一个妥善的结果。此事的真正奇怪之处是：在方方面面的输出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正能量，居然被方方面面都忽略了。那就是：谢天谢地，我们终于不太习惯饿死人这种事了！2其实，我们吃饱饭的日子并不长。35年前——这个数字据说在今年是个禁忌，至少在夏天是。谢天谢地，现在夏天已经快过去了——我刚进校读硕士。由于那个奇特的数字，学校有关方面召集我们开会，谈论加强领导的必要性。一位年龄很大的师兄发言说：“同学们啊，我是经历过饿死人的啊！我还抬过饿死的人呢。我亲眼看见，有些抬死人的，抬着抬着，自己就成死人了！”虽然我当时年轻，也听出这发言似乎偏离了规定的方向。没想到师兄的结论是：“同学们啊，你们说，不加强领导，行吗？”我被这位师兄的逻辑整懵了很多年。我还私下问过他：那些人饿死，到底是因为偏离领导，还是服从领导？师兄笑而不答。后来该师兄在学术界相当成功，估计和这种逻辑能力不无关系。至少，当后来听到有人质问“谁说饿死过人？你见到了吗”的时候，估计他是不会挺身而出，而是会笑而不语的。所以，唯一确定的结论是：我确实年轻。但我还没有年轻到不知道饿死人的程度。见是没见过，但亲身经历过——没饿死，是半死。在我12岁之前，一种叫作“粮食定量”的东西规定我每天摄入的主食不能超过350克。当然，如果你认为“主食”的意思是另外还有很多有油水的“副食”，那你就太天真了。所以，在整个身体发育阶段，我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作为成年人，我父母每天的“定量”比我多80克，他们尽量省下来给我，但终究有限。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哥进入初中，每天可以吃1斤零6钱——当时的有关方面终于承认中学生需要吃饱——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我分而食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没有饿死，是因为我哥挑食。也许又会有人说这是“臆断”：初中生还不如小学生能吃，这不合常理。但真正的常理是人和人生而不同。我哥虽然也是“底层”，但他没好菜就不想吃饭，当然，那个时代很少会有好菜。而我则天生酱油拌饭也能吃几碗。我就这样在“定量”的光辉照耀下成长。定量体现为“粮票”，所以我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辨识各种粮票：全国的、省内的、市内的、米食的、面食的、细粮的、粗粮的——后者的意思是，只能购入玉米或者番薯之类，这些都是被纳入“主食”范畴的。我见过大学教师的祖父和同为大学教师的父亲在一起吃了几天饭后相互仔细兑付粮票，也记得父亲有次用10斤半粮票从小贩那里换了一把竹椅，悠闲地坐在门前——那是一次成功的交易，没有谁认为这种生活不正常。直到我聆听那位师兄关于饿死人的高论时，粮票依然存在，只是大家都不怎么用了。过了发育年龄才迎来粮食够吃的年代，那时我一顿饭通常能吃下12岁以前一天的定量。所以我迅速成了一个胖子。用现在常用的术语来讲，那叫PTSD。那时没有人知道PTSD，但我们这代人胖子特别多。硕士毕业时，学院的大姐给了我一份“派遣证”，这意味着我被“分配”去了一个单位。同时给了我一份“粮油关系证明”，还有几十斤粮票。我说这些东西没用了吧？她说拿着吧，谁知道呢？现在想起来，“谁知道呢”四字，是多么伟大的预言。那几十斤粮票我一直没扔，当时只是随手收起来，现在看来，那是我成长年代最重要的证明：那是一份许可证，证明我被许可生存。我岳母是个典型的中国持家女性，对“生存许可”有着本能的理解。所以她在那个年代一口一口地省下了一笔足以换取几十把竹椅的财富，以备随时可能来临的“灾荒”。然后，DUANG，粮票失效了。这是时代给岳母开的一个玩笑，但这只是玩笑的一部分。玩笑的另一部分是：我们其实从未脱离需要许可的生活：许可结婚、许可离婚、许可生娃、许可不生娃、许可说话、许可沉默、许可发笑、许可哭泣、许可对某些数字的记忆、许可为了哀悼而摆下鲜花……上述只是玩笑，但还不是笑话。笑话是：正如人们在需要粮票才能生存的时候对粮票这种东西丝毫不以为怪，他们对无处不在的种种许可也相当适应，甚至感到很舒适。当别人感到奇怪的时候，他们便鼓噪起来，群起而攻之，并取得胜利。死去是不需要许可的，所以人们对种种死亡见惯不惊：跳楼的、跳桥的、在现代化城市的人行道上活活淹死的、挂在树枝上的少年、倒在大街上的老妪。但是，当一个女孩疑似饿死的时候，大家就受不了了。也就是说，死去不需要许可，但饿死需要。结论就是，谢天谢地，关于饿死人的记忆似乎已经足够遥远了，就像“大批判”的记忆一样。人们大可不必像我岳母一样还随时担心灾荒来临——如果不幸还记得，也可以假装不记得，或者以某种特别的逻辑去记得，就像我那位师兄一样。248年前，在北美有一群人宣布他们有一些生来就有的权利，例如生存、自游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另一种语境中，这些权利被归纳为一条：生存泉是最大的任泉——这种权利当然不包括不写错别字的权利。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我们有不被饿死的权利。如果再翻译一下就是：我们有不承认你被饿死的权利。3在需要粮票的年代，我接受过很多关于英烈人物的教育。几乎每个英烈都有金句供我学习，甚至有一些英烈写出了整本的日记。但不知为什么，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刘胡兰小姐的临终遗言：“我咋个死法？”如果说粮票是我身体发育的注解，这句话就是我精神发育的注解。我们被教育得认为当烈士是最有前途的职业，而这种职业就免不了要选择一种死法。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法的选择越来越集中到一种：饿死。如果我成绩不好、如果我劳动不行、如果我身体不健康、如果我不会做家务、如果我不会礼貌地对待所有亲戚，那我就不会获得一份好工作，然后就会饿死。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在死亡阴影中长大的，然后把这种阴影传给了我们的孩子。你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学生模样的孩子问问，他一定熟悉这个逻辑链条：成绩不好就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会饿死。和我们的时代相比，这个链条只是变得简单和具体了，例如做家务和身体健康（体测所需除外）基本被排除，再例如考大学被具体化为考211，找工作被具体化为考公务员。当我儿子在死亡阴影中成长到具备了一些起码的思考能力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你们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让我考好大学和找好工作的吗？你们和大学以及工作单位是一伙的，专门为它们制造生源的吗？这个少年哲学家的问题让我无言以对，我在苦想中甚至产生了去问问我父母的念头：你们在一个需要粮票的时代把我生下来，是为了让我分食你们的定量吗？最终我和儿子达成了谅解：鉴于他已经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还是读下去，但是不必为职业发愁。他的职业应该是从人生中发现可以享受的东西，并且不用担心饿死。虽然人生中的不享受远远多于享受，但儿子还是决定原谅我们，因为他发现了我们是爱他的，就像我发现了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一样。我不知道那位死在出租屋的女孩，她的父母是否爱她，各种鼓噪声中也少有涉及到这个字眼的。人们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她为什么不随便找个工作，她为什么不换个便宜点的房子，以及她为什么不随便找个人嫁了。同时所有人都成了心理大师：抑郁、焦虑、自闭、社恐、应激反应，所以不是饿死的，是病死的……都不错，既然女孩已经死了，于是一切皆有可能。但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最大的可能，也是一个最简单的真相：她是一个被生下来，然后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孩子。还有一个更大的真相：满大街都是被生下来，然后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孩子。以及一个最大的真相：他们有权选择不再挣扎。在可能的饿死后面，这是更有可能的真相。对刘胡兰小姐选择的死法，从来没人感到奇怪；而对出租屋女孩选择的死法，却有那么多人奇怪，这实在是太奇怪了。难道她们所支配的不都是自己的生命吗？再一次谢天谢地，我们已经不习惯饿死这种事了，但我们可能需要习惯别的死法了。不知道该谢谁？以下二维码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往期推荐：下岗女神聊金庸：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呆帝，这个问题是孝子的首要问题时代的蛆流滚滚不息

1老是缠着金庸聊，不是要抢别人的饭碗，实在是懂金庸的没几个，我心里着急。什么才叫懂金庸呢？读金庸要当作新闻读，聊金庸要当作时评聊。正如我说过的，只要金老爷子一天没下架，就说明读懂的人还不够多。在上架的时候，金庸一般是上到书店的“武侠区”。以为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这就是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金庸小说不是讲武侠的，是讲武侠他爹的。上架建议应该是“亲子区”。《天龙八部》里的结义三兄弟：虚竹是没爹的，后来有了但立马又没了。萧峰以为有爹，但是个假爹，还给了他一个假名，“北乔峰南慕容”成为大宋武林口号中的一个多年大骗局。好在大家都很配合，骗局揭穿之后也没人计较，自觉把“乔峰”一词屏蔽了，说到乔峰只说“那厮”。剩下一个段誉，坚持到最后，终于被大理镇南王妃告知了真相。这里我很怀疑金老爷子剽窃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台词：“孩儿啊，你爹不是你的亲爹，你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天龙八部》是宋代的故事，再看看明清的：袁承志没爹，胡斐没爹，小桂子公公倒是有很多爹候选，但终归不知道谁是爹。连小玄子皇上都在找爹：一直以为爹在皇陵埋着，结果却在五台山好好地念经——蒙皇上的可不是武林口号了，而是妥妥的大清最高官媒宫廷档案。直到陈家洛，终于知道谁是爹了，然后就轮到陈总舵主剽窃李奶奶的台词了：“乾隆大哥啊，你阿玛不是你的亲阿玛，太后也不是亲太后……”上述故事都是有时代的，再看没时代的：令狐冲是没爹的，所以诚意满满地把伪君子岳师傅当爹；石破天大概是有爹的，我们也大概知道谁是他爹，但金作家心知肚明可就是不说——这一点就暴露了老爷子的用心。至于《连城诀》那位主人公，我连他名字都忘了，但记得他没爹。江湖遍地孤儿，英雄五行缺爹。金庸的用心昭然若揭：缺爹焦虑才是金庸小说的真正主题。一套金庸小说就是一套苦儿寻爹记，行侠仗义那是包装，找爹才是根本利益。金老爷子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做到了让他的几乎所有主人公动态缺爹，连两本最薄的小册子，也是应缺尽缺：《越女剑》里的越女当然是没爹的；《鸳鸯刀》里倒是有个爹了，但最后自暴身份，原来是个太监。如果以批判的眼光看，我怀疑这是一种阴险的隐喻，对大中华区江湖神爹们的恶意唱衰——而且是带有画面感的唱衰。2是的，以上没有提到金庸最重要的三部曲：《射雕》、《神雕》和《倚天屠龙》，因为重点要后说。都说神雕三部曲从宋写到明、抗金写到驱蒙、全真写到明教、江南写到波斯，历史画卷波澜壮阔，却没人认识到：这个三部曲的真面目，是一部史诗性的找爹史。三生三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无爹。金老爷子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师傅”写成了“师父”，然后顺理成章地发展出了“师公”、“师伯”、“师叔”乃至“师叔祖”。哪怕以后按照这条线索发展出“师舅”、“师表妹”、“师姑奶奶”，一切都还是源于那个“父”字。从傅到父，微言大义——也就是说，谁教了你一点东西，谁就成了你爹，而且你还要给学费。据此，郭靖虽然生来没爹，但他又有整个金庸世界里最多的爹。光是江南七怪就让他有了七个爹，包括韩小莹——谁说女子不能爹？洪七公是第八个，黄药师是老丈人，英文叫“Father-in-low”,即“法理爹”。还有个大人物成吉思汗，封他为金刀驸马，于是又成了法理爹。有这道十爹大补汤垫底，靖哥哥什么人生的混合油都咽得下去了。爹多，但是没父爱。别看一个个“靖儿”、“靖儿”叫得欢，但经不起拉清单。细数起来，黄药师是看女儿面子，洪七公是看美食面子，江南七怪是拿他打赌，成吉思汗是要他打仗。没父爱，但是有爹味。众爹联手，给郭靖灌了一脑门子江湖道义、家国情怀。江南七怪教他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成吉思汗教他生是大蒙人，死是大蒙鬼。黄药师据说是蔑视礼教的，但要求他琴棋书画九宫八卦都要通——思政是放松了，但文理科都得是学霸。可怜的靖儿，代表着中华江湖儿女的根本处境：举目无父爱，动辄有爹管。靖儿从爹世界真正继承的，不是降龙十八掌，而是爹世界本身。从《射雕》的靖哥哥变成《神雕》的郭伯伯，他也就爹味满满了，张嘴也是江湖道义家国情怀，体现出中华江湖爹世界的先进生产力：你可以没亲爹，但一定要有爹味。（关于郭靖与爹的话题，参见拙号《行走的伪中产》中的《哥哥是男人的高光，爸爸是男人的悲伤》）3《射雕》只是三部曲的第一部，还只是个初心。爱爹的最高境界，在倚天屠龙的张无忌那里。张无忌生来是有爹的，但很快就没了，留给他一个干爹：金毛狮王（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金爹）。无忌妈怀着对儿子的无限疼爱留下临终遗言：“小心女人”，却忘了提醒他小心干爹。郭靖的爹虽多，倒没给他惹多大麻烦，既不需要他去找也不需要他去救，还或多或少留给他一些好处，要么教他武功，要么给他女儿。而张无忌的金爹则一心只想着忙自己的事——拎着屠龙刀去跟少林寺捣乱。除了一口一个“无忌孩儿”叫得亲热，他对张无忌干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差点在他出生时掐死他。但无忌孩儿对金爹却是一往情深，又是找，又是救。金爹以为自己可以挑战武林世界的超级大寺，结果在少林吃了瘪，孩儿马上举全教之力拼命营救。《倚天屠龙》前半部分唠唠叨叨东拉西扯，又是少林又是武当郭襄女侠昆仑三圣火工头陀，风云变幻局势复杂，你决想不到最终是“无忌孩儿救金爹”的情节支撑起了整个下半截。金庸老爷子的用心，何其狡猾也！诚然，“舍命救爹”是金庸江湖的普适价值，英雄如萧峰，敢独闯聚贤庄的武林大会，但在爹的严厉批评下，也检讨了自己：“一时蛮性发作”。但错误的关键不在蛮性发作，而在为谁发作。为个姑娘当然是不对的，那叫理想信念缺失；而为了爹，该蛮性就要蛮性。该去的大会就要去，“虽万千人吾往矣”；不该去的大会就不去，“虽万千人吾不往”。但萧峰在聚贤庄毕竟是被爹救了，享受了爹的好处。而无忌孩儿没得过金爹半点好处，仍然不惜为之与整个江湖为敌，赔上外公老命、赔上社团前途，那也在所不惜。这才是舍命报爹的天花板。天下无亲爹，心中有大爱。别说去不去大会了，最终要不是金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无忌孩儿为他铺上红地毯，专门开个大会，那又有何难哉！所以，真正的懂金庸，首先是要懂得金庸江湖的情感构架。男女之爱都是有理由的，用粤语讲叫“有厘头”，或爱武功，或爱美貌，或爱正气，或爱傻气，固然丰富精彩，但都是浅层，是初中水平。而对爹的爱是是无理由的，粤语叫“无厘头”，那才是高质量之爱，是博士水平。4终于轮到杨氏父子出场了，作为三部曲的真正主人公，他们理当最后出场。杨康的亲爹是没死的，这个事他也是清楚的。但他仍然选择了后爹：来自东北的大金王爷——又是一个金爹！金庸大概会说这是历史的巧合，但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杨康选择金爹，一方面是因为金爹手段高明，虽然害他亲爹霸占他亲娘，但事情处理得很干净，双手沾满血腥但脸上光光滑滑，像打了玻尿酸。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认金爹才有合法性。杨康已经习惯了小王爷的二代身份，不认金爹就失去了历史传承的正当性。此处可以批判地借用一句反动作家王小波的话：金爹就是一条“历史的脐带”，看似没用，但千万丢不得。只要认着金爹，小王爷再怎么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收放自如，那都是历史的选择。但金爹虽然有合法性，武功却很差劲，遇到西毒就没办法——别说西毒了，随便一个丐帮弟子他都打不过。所以杨康后来又拜了西毒欧阳锋为爹。再加上他还认过杨铁心这个亲爹，所以说杨康没有爹，那是非常错误的认识。他不是没有爹，而是全过程有爹。但杨康不管认哪个爹，对爹都不是真爱，他的真爱只有他自己。认爹是形势发展的需要，等到需要卖爹的时候，认爹就只是历史事件，而且可以屏蔽的，卖爹才是历史的选择。所以，作为一代宗师，欧阳锋虽然一时动心，但很快就看穿了杨康：你既然对着东北叫了几十年爹，岂会对我西域真心当儿？东北基因，哪那么容易就演变了？所以，杨康不是孝子。但杨过却是孝子。5杨过没见过亲爹，也不知道亲爹是怎么死的，却从小到大惦记着为爹报仇——然而又不知道仇家是谁。所以杨过的前半生一直疯疯癫癫，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果要给《神雕侠侣》换个名字，最合适的就是《我到底要干什么？》。等杨过人到中年，《神雕》的故事也结束了，所以他的后半生情况不详，但未可乐观，因为他已经获得“神雕侠”、“西狂”一类称号，成了大人物——根据经验，大人物往往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人们往往以为杨过疯疯癫癫是为情所困，这就是没懂金庸，也没懂射雕三部曲。从射雕的杨康到倚天屠龙的张无忌，演绎了从非孝子到完美孝子的进化链，而杨过承上启下，交代了为什么要当完美孝子的根本原因：因为缺爹会让孝子疯疯癫癫。为了充分论证，金庸还在杨康和杨过之间加了一条链接：继当过杨康他爹之后，欧阳锋又成了杨过他爹。当然，欧阳锋此时得了失心疯，辈分搞乱也顾不上了。他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来自西域还是东北也忘了。总之，杨过时代的欧阳锋完全走到了杨康时代的欧阳锋的反面，他的任务就是和杨过一起疯疯癫癫。杨过对这个疯子一见倾心。还好他不会排卵，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但他连爹都不叫了，直接叫爸爸，用西域话来讲，就叫“呆帝”。杨过为了这个疯呆帝费尽心机，以小小年纪和郭伯伯、郭伯母、柯爷爷这些江湖大拿斗智斗勇，不惜得罪全世界。而疯呆帝除了温暖杨过那颗缺爹的心，基本上都是在给他惹麻烦。终南山下，呆帝非要教杨过蛤蟆功，偷偷点了小龙女的穴道，导致了小龙女的失身。那一晚，本应是杨过和小龙女的新婚之夜。黑绫障目、玉体横陈、情不自禁，本应是杨过的至高享受——结果便宜了路人。按照英王乔治八世的公式：美人大于江山。所以杨过失去了一片花花世界，就因为呆帝的一次发癫。这是读懂这个故事的钥匙：一个疯疯癫癫的呆帝，可以让你失去江山。这也是读懂整个神雕的钥匙：杨过和小龙女因此误会，一个负气出走，一个千呼万唤。此后情花之毒、银针之伤、杨过断臂、龙女跳崖、天各一方、半生蹉跎，莫不源于此。漂漂亮亮的牌面，眼睁睁地烂下去。所以，一个疯疯癫癫的呆帝，不光可以让你失去江山，还可以让你九死一生。人常道一见杨过误终身，却不知杨过半生为谁误——居然就是这个疯呆帝。与其说他是杨过的呆帝，不如说他是杨过的大敌。好在杨过不是真有江山的皇上，否则就为这句话添上了后半句：当爹当成了皇上，倒霉的是儿子；当皇上当成了爹，天下人都倒霉。后半句是：如果皇上硬要去找个疯呆帝，那天下人就不是倒霉而已了，妥妥的九死一生。所以，当杨过十六年后和小龙女重逢，两人都在感慨苍天眷顾。可是苍天眷顾他们什么了？最大的眷顾，就是呆帝已死。人常道爹死娘嫁人，却不知爹死儿重生。但天下人是否能获此苍天眷顾，就只有天知道了。所以金老爷子是懂辩证法的。他既告诉了我们一个孝子没有呆帝会怎样，又告诉了我们一个孝子有了呆帝会怎样。但金老爷子毕竟只是个写小说的，要说高瞻远瞩高深莫测，还得数另一个老爷子。我们就借用他老人家的句式，为本文作个总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呆帝，这个问题是孝子的首要问题。下方二维码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往期推荐：下岗女工读金庸：哥哥是男人的高光，爸爸是男人的悲伤下岗女神聊金庸：报复社会？你丫也配！

11980年1月3日，由一家叫“中央人民”的广播电台和一家叫“歌曲”的杂志社联合发起的“听众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开始投票。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邮政效率极低的年代，活动在21天内回收了25万份选票——每张选票要卖两毛钱，邮资在外。最终入选的15首歌曲，以今天的眼光看，歌词惨不忍睹，但曲调首首动听。其中一些演唱者到今天还常被人提及，如虎父无犬子的李双江将军、每年春晚出来“难忘”一次的李谷一老师。排名第1的歌曲是《祝酒歌》，这是我提到这次活动的原因。活动的评选范围是“1976年10月”之后播放的歌曲，这个月份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正如《祝酒歌》歌词所说：“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现在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畅饮事件。这次活动也意味着现在已经是一个传说的“神采飞扬的80年代”的开始，并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真相：动听的曲调伴随着蹩脚的歌词。但人们仍然在怀念那是时代，因为他们发现到后来连曲调都越来越蹩脚了。幸存者们把在别处会被屏蔽的文字倾泄在对那个年代的记忆里，但不管他们如何放纵辞藻，这种怀念本质上都是在摆烂：就像晚期阿尔茨海默患者夸耀当年不用穿纸尿裤。我还记得我父亲在填好那张选票时说了一句话：“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投票”。他大概没说错，但他大概也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在投下时不知道结果的选票。他更不会想到，现在要写出这个词，必须使用错别字了。21976年之前，我还不满8岁，但已经能看出父母脸上的愁容。那时我还没见过正常的生活，所以认为我过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但这种最好的生活似乎在受着某种威胁。家里的奢侈品之一，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偶尔会以专业性的悲伤语调播出“中X中X沉痛宣告”，每到这时父母就会紧张地交换眼神：“该不会是……”那是一个大人物排队下地狱的年代，所以我父母紧张频频。在那些紧张中我记住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名字，如“康X”、“董X武”，直到1976年1月8日，父母担心的那个名字终于出现了。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父母显得更加紧张，甚至到了鬼鬼祟祟的程度，例如会在深夜交换一些有潦草字迹的小纸片。鉴于当时局促的住宿条件，父母的这些没改造好的小知识份子行径要瞒过一个充满好奇心的8岁孩子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把某种传统传递给了我。以现在的眼光看，父母对那位大人物的担忧纯属时代的幼稚，因为事实证明，所有的大人物，下地狱都是理所当然。所以，父母行为的唯一正能量，是把自己划入了“反则”阵营。当时没有“爬梯子”一说，他们也没本事如当时的标准反则那样“收听敌台”，但他们确实在做着某些当时的有关方面禁止的事：即对未来感到担忧。这种担忧确实是非法的，因为当时官方宣传无一例外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敌人在一天天垮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仅仅在半年之后，官方宣传又告诉我们原来当时有人在“祸国殃民”，而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想起来，上述情况中有两点使我吃惊：一点是，官方宣传可以在一夜之间剧烈转向，像一头撞了墙的猪。从那以后这头猪一直就在不同方向的墙上撞来撞去，而人们对它一次次的疯狂反转毫不奇怪，并一直选择相信它。另一点是，快半个世纪了，“反则”的标准一直没变：即未经许可而对未来担忧。在1976年1月之后，那种让父母心惊肉跳的名字又被沉痛宣告了两次，其中第二次是在9月9日，那次连我都几乎感到五雷轰顶。我说几乎，是因为当我听到讣告中“停止一切娱乐活动9天”的规定时，突然想起当天本有一场电影要看，一部叫《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的罗马尼亚惊险片。那是一部儿童片，那时全国人民都津津有味地看儿童片，我甚至怀疑其中有些人，虽然后来成了大人物，但脑子还一直停留在那个时代的儿童片中。一个我没见过的人的死去需要我赔上9天的娱乐，这当然是件怪事，但真正奇怪的是我们对这种怪事不以为怪。更奇怪的是，9天的法定悲伤期刚过半个月，这个国家又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欢。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撞墙的猪。十几亿头猪成天撞墙大赏，也不知在人类社会眼中，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是笑话，还是噩梦。3人们一直以为，1976年的那场狂欢是因为几个人的倒台，但这并不准确，因为那几个人的倒台，其实是因为一个人的死去。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句描述：“双方都作好了准备，就等他咽气”。这种情况也出现在1945年的德国，和1953年的俄国。因此，1945年的德国人，1953年的俄国人，和其它一些年份的其它国人，是一些不一样的国民。对这类国民，可以作如下定义：他们是这样的国民，正常国民所需要的天赋、资源、机会和奋斗，他们也需要，但他们正常生活的首要条件，是某些人的死去或倒台。也就是说，这些国民的生命就是一次漫长的赌博。如果恰好碰上那个本该死去的人健在，那么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是一头撞墙的猪。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定期坐下来开会和举手，决定供养他们的国民应该像人还是猪一样地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果指向后者。然后这些人宣布他们的国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民，享有全过程幸福。然后，作为一切的高潮，这些国民中的大多数也这样认为，如果没有在墙上撞死的话。4在N年以来的全过程幸福中，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1976年。那时整个国家洋溢着一种天真、真诚而愚昧的的幸福。幸存者们因为碰巧等到了一个人的死去和几个人的倒台而欢欣鼓舞，在《祝酒歌》无处不在的伴奏下，人们找到各种理由开怀畅饮。在一个连口粮都需要凭票供应的国家，螃蟹下酒居然成为一时时尚，而且螃蟹必须是三公一母。畅饮是如此激动人心，甚至成了一种危险。据说一位叫郭小川的诗人就因为一次过度的欢饮而离开了人世。我曾听父辈们惋惜地谈到他，说可惜了一位好诗人。其实现在看来，和他的诗歌相比，这位诗人最好的作品就是他的辞世方式：在一个还有希望的年代欢饮着死去。正如我那天真的父亲在填歌曲选票时的误解，人们以为那只是一个幸福的开端，但事实上那已是不可复制的高潮。之后哪怕再颤抖几下，也无非是尿完后的冷噤，如果不是因为兜头凉水的话。这片土地被它的国民称为“神州”，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决定了，什么是它真正的土特产。那些死去和倒台只不过是偶然，健在和举手才是反反复复的必然。那首《祝酒歌》的原版，李光曦版和关贵敏版，在流行一时之后理所当然地被忘掉了。后来又有刀郎的翻唱版，但已经和那次畅饮事件无关了。在一次想要畅饮的时候，我找出这首歌来播放：歌词蹩脚得让人脸红，但却让我听出了一种绝望，乃至潸然泪下。再没有了，即使如此蹩脚的欢乐。但即使是如此蹩脚的欢乐，也是如此令人神往。5是的，有时候，不止一次地，莫名其妙地，我会生出重温一遍1976年的畅饮的希望。多年以来，我被一种阴影笼罩着。这阴影是一种神奇的物质，打破了一切自然定律：它有色有嗅但却无形，它弥漫在空气中，你看不见它，但走到哪里都会撞上，无法逾越。它的气味散发着沉闷的重量，无处不在，压制得我难以喘息，使我像被困在蛆群中的蚕。在这令人窒息的阴影中，那点再次畅饮的希望，就像死水塘中的一根芦管，带给我游丝般的空气。我总不愿相信，我真地踩在神QI的土地上：“希望，总该是有的吧？”我会这样想。“三年灾害”，那也只是三年啊；“十年浩劫”，那也只是十年啊！就算像周星星那么无厘头，也总该“加上一个期限”吧？我总是有意忽略，周星星说的那个期限是：一万年。在计算时日的鼓舞之下，我甚至一边嘲笑自己，一边大度地为这次畅饮设定了佐酒标准：螃蟹就不必了，有盘猪头肉就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里有段情节：族长假传自己的死讯，然后窥探谁在欢庆，并对欢庆者一一报复。于是，等他真地死去，死了很久，直到尸体都成了一块腌肉，人们都以为他还健在。我一直认为，马尔克斯有伟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但他只能写拉丁美洲，而写不了更神奇的土地。否则，他就应该写：有一个无形的族长，在1976年人们就以为他死去了，直到几十年后，大家才发现，族长其实一直就坐在乌龙盘绕的宝座上，而那年的畅饮，只不过是一场幻觉。而现实可能比魔幻现实更魔幻，那就是：连再来一场幻觉，都只是一场幻觉。6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我对虚度的岁月毫无歉疚，是它欠我一次畅饮。在丰富而破碎的岁月里，我被训练得处变不惊。也就是说，我几乎已经放弃了希望。我的承受力像国足的球门，已经被失望穿透了太多次，干脆来者不拒了。我说几乎，是因为我的希望又像神秘的病毒，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莫名爆发。所以我在经历奇怪的物种进化，从一个人进化成了一条河豚：可以被失望蒸熟而面不改色，却因为一点点希望的撩拨而膨胀——膨胀得像个球。现在这个球又泄气了。现在需要的不是畅饮，而是败火。我向岁月祈求美酒，然后得到了连花清瘟。世间再也找不到一种药物，能如此集恶毒、狡诈、横暴、龌蹉、愚蠢于一身。它是一个巨大的logo，悬在高墙之上，闪烁着坟场般的荧光，如噩梦般挥之不去。墙外人把它当笑话，墙内人把它当荣耀，对我而言，它是个苦涩的耻辱，强加给我，如附骨之疽。顶着连花清瘟的logo，我站在岁月中，抬头望去，满眼的垃圾直到天边。也许多年之后，回头再望，只有一张含义无穷的白纸，和几杯若隐若现的白酒，在我的记忆中高举。然而，只要河豚还有一口气，就免不了再次膨胀——说不定哪一天，就幸福地炸裂。好吧，那就让我把一壶美酒、一盘猪头，连同我不甘的期待，献给苍天，献给未来；然后坐等苍天长眼，未来开花。那时我将呼朋引类，箪食壶浆，人生尽欢，会须长饮。苍天今日欠我的，一天天都在算利息，未来总会加倍偿还。小人物如我，躲不开你们的大时代。好吧，我提升站位，我加强定力，我自信，我维护，我确立，我坚定不移，我毫不动摇——我就不信我等不来。我就用我这余生，等待那一次畅饮。以下二维码分别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1我的兄弟迅哥儿说过，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某国人。此话我曾奉为准则，现在则觉得这位”大先生”还是年轻啊——毕竟是百年前的人，哪有这个时代的见多识广？我曾写文谈我的祖父之死，他是一次著名的艰辛探索的牺牲品之一。祖父曾是条好汉，也是条壮汉，年轻时曾在冯玉祥的队伍干过担架兵，所以艰辛探索中常见的抄家、揪斗还不足以对他致命。夺去他生命的是一个细节：当他想买一架缝纫机的时候，在商店里看到了自己家被抄走的那一架。反动作家王小波写到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他本打算用魔幻手法来写，例如写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脏器泡在福尔马林瓶子里，然后就死掉了。但他还是决定采用写实手法——这是一个反动作家的正确决定，既决定了他是反动，也决定了他是作家。另一个作家余华谈到过，一个外国教授对他说：“你们国家的纪实比小说更魔幻。”余华说这对本国作家而言“是幸运也是苦恼”。知道这一点，用老领导的话来说，他离“反动作家”就只有50米了。我曾用一句话总结上述状况：魔幻现实主义不适合该国，因为会损失该国现实的魔幻性。但时代日新月异，现在谈魔幻，已经不现实了。例如对现在已经快被忘掉的苏州刺杀案，我本可以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笔法，作一篇《事后张扬的刺杀案》，或者用聊金庸小说的方式来作一篇时评，那是我喜欢的文字游戏和智力游戏。但是，我怕人家看不懂，不知道我在骂他们。也就是说，这个现实的魔幻性不光排斥魔幻现实主义，而且排斥文学的基本审美取向。所有的小学语文老师都这样教学生：写作文不能太直白。但老师们没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写作除了开骂别无他用，这时你不直白，你所骂者就听不明白。这时你就会觉得迅哥儿最好的句子不是“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而是“好个友邦人士，是些神马东西！”所以，如果直白不是好文章，那我就要写一篇坏文章了。想来也坏不到哪去，大不了如郭大文豪之“万岁万岁万万岁”、“狗头军师张”，以及据说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的“啊啊！力哟！力哟！”这个时代不需要文字游戏，也没有智力游戏，连荒诞都不必谈了，只剩下赤裸裸的直白。经常有好心人劝我：你这么能写，写点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去写容易惹事的东西？我只好笑而不答——其实我是想跟我祖父死得不一样。如果再来一次艰辛探索，祖父当年只是吐血，而我至少曾经开骂。2迅哥儿说以最坏的恶意推测某国人，这已经过时了。因为他推测的毕竟是“人”，而“恶”也毕竟是人性的一部分。要知道，某些物种，虽然有人形，却和人性无关，用“恶”字形容它们，相当于给它们升级。其实迅哥儿也“意外”过。在刘和珍事件中，他即使以最坏的恶意，也没推测到“这样地凶残，如此之下劣”。但迅哥儿还没有提到怯懦、提到愚蠢、提到狡诈。迅哥儿虽然洞明世事，还懂进化论，但大约想不到这个世界会进化出这样的物种：凶残到专门去残杀妇孺，怯懦到只敢专门去残杀妇孺，愚蠢到为专门残杀妇孺大声叫好，狡诈到用为专门残杀妇孺叫好来赚得更多的叫好。迅哥儿曾这样归纳某些物种的历史：“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迅哥儿以为，“青年们”可以创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后来青年们创造出来了：一个把作奴隶当成信仰，并痛恨一切非奴隶的时代。有人这样形容这些物种：太监低头看看自己，然后对别人切齿痛恨。这个形容是不够的，因为他们不光切齿痛恨，还洋洋自得，还会把血肉模糊的胯下做成旗帜来招摇，赚得几文打赏——而且，他们真地赚到了打赏。我也曾试图阐释这些物种：它们比愚蠢更愚蠢，因为它们是简单粗暴地愚蠢。但这个阐释也是不够的，因为他们不仅蠢得简单粗暴，而且蠢得凶残、狡诈和自豪。据说迅哥儿用阿Q这个人物写出了国民性。不错，Q前辈固然愚昧、怯懦、孱弱，会精神胜利，还会调戏小尼姑；但他毕竟不会说吴妈衣衫单薄所以活该被调戏；也不会因为吴妈不和他困觉就满大街去捅女人：有时候用刀子，有时候用棍子；他也不会洋洋自得地昭告天下：“我摸了小尼姑的头啦，家人们点个赞！”最重要的一点：他想举报假洋鬼子，只是因为“你造反不许我造反”，而不是因为对方是“行走的50万”。所以，Q前辈遥遥落后了。也许他确实体现了“国民性”，但他已经和这个名词一起过时了——国字或许还能用，民字绝对是误会，除非这个字指的不是人。据说迅哥儿因为看到国人的麻木不仁而愤然弃医从文。但他显然想不到，某些物种固然麻木不仁，但只对穿制服的、穿防护服的、戴红袖套的、戴金链子的、纹身的，总之只对它们惹不起的才麻木不仁——也不全是麻木不仁，还会声情并茂地下跪。我曾见过一段视频，几个穿防护服的人拿着栅栏和焊枪准备把一个楼门封起来，一个女人对着楼上呼喊：“这个楼里没男人吗？！”Naive，男人？男人首先是人类啊！所以那个女人的呼喊就像一块小石子扔进粪坑，涟漪都不会有一个。我常想，如果迅哥儿活在今天，他的“呐喊”会像那个女人的一样绝望无力。当然，迅哥儿也会大开眼界，当他看到某些物种被恩准出门之后如何摇旗呐喊引吭高歌，以及一群壮汉在擒拿女孩儿时如何理直气壮勇不可当，他就会明白文字也会进化，“麻木不仁”可以变成一个褒义词——毕竟这个词通常还是形容人类的。固然，迅哥儿也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正如俗语有云：“好汉喝酒打老虎，孬种喝酒打老婆。”但这话也过时了。因为怯者也罢，孬种也罢，虽然不堪，总还算人性的阴暗面。人性的词典中有怯懦，却从来没有因为怯懦而自豪。如果再加上把怯懦当作神圣的献身，这种阴暗会使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都感到羞耻——即使在动物界，也只能到最低等的圈层去寻找。迅哥儿把《狂人日记》里最短的一章给了动物：“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是我在整篇《狂人日记》里最不赞同的一章，我认为这是对狮子、兔子、狐狸，尤其是狗的极大羞辱，整个哺乳类动物界都该感觉受辱，是妥妥的“辱乳”。即使如毒蛇之恶毒、鳄鱼之凶残、乌龟之冷漠、蚯蚓之卑贱、蟑螂之肮脏、蝉之聒噪、虾之愚蠢，若要和某些物种比低等，那也只能任后者遥遥领先。吸血的蚊子是贪婪的，但还没有贪婪到去吸粪。围绕着粪坑的苍蝇足够低等了，但它们至少还有翅膀，还可能某一天突然眼前一亮，见识到世界不止是它们的粪坑。所以，迅哥儿从洋文书上看来的进化论也是过时的。他只知道苍蝇可以进化出翅膀，却想不到进化可以是双向的，苍蝇也可能在某向的进化中回到没有翅膀的环节。是的，那就是蛆。如果一定要在动物界找到某些物种的同类，这是唯一的选择——密密麻麻地挤满着粪坑的蛆们，只有躯体，没有头脑，没有追求，但有幸福，一切狡诈和贪婪，都为了吸食粪汤，粪坑本身是它们唯一但神圣的信仰。如果借用迅哥儿的句式，这些蛆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有这两条：“一，做稳了蛆的自豪；二，做稳了这个粪坑的蛆的自豪。”如果借用米兰·昆德拉的句式，蛆们的信念就是：“粪坑在此处”，如果它们离开了粪坑，它们唯一的追求，就是把别处变成粪坑。如果想知道蛆的样子，可以看看这张蛆类的经典肖像，从内到外，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张顶一万张。这张图就能说明为什么蚊子算高等动物：我们还不惮去拍死一只蚊子，但谁能忍得住那种恶心，用属于人类的手去拍死一条蛆？3伟大诗人荷马把特洛伊的英雄统帅赫克托耳称为“士兵的牧者”，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因为把士兵当成了牲口。但我没想到，“牧者”这个词可以另有任用。那些驱使蛆类者，我本来想称之为蛆类的“主子”，但这个词太客气，没有指向一个必然的结果：对蛆类的驱使，最终要让它们送死，如同放牧的终点必然是宰杀。所以“牧者”一词虽然对蛆类而言未免过雅，但它们还是配得上它的，至少被宰杀的结果是配得上的。有个词最近常被提及：“养蛊为患”。但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蛆们根本不用养，它们会自己吸饱，粪涌争先。另一个最近常被提及的词是“义和团”。那确乎是最接近蛆类的物种了，而且预示了它们的下场。但义和团如果都识字，数量想必会少一半，如果还能上网，想必会再少一半。至于读了硕博、英语过了6级而还成了蛆的，这种货色在义和团万万找不到。所以义和团还只是进化链中的一环，要赶上蛆类，除非再进化一百年。例如义和团就没有这样的表演：在蛆的愚蠢终于使得它们的牧者都有点难为情之后，它们毫不迟疑地展示了蛆的狡诈：这种毫无障碍的转身其实毫不奇怪，既然是蛆，当然就是粪坑里的游泳健将。所以，当看到有人愤怒地说“即使在战争中攻击对方的妇孺都是罪行”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你们是要跟蛆类讲人类的道理吗？哪怕你说“保护幼小是一切雌性动物的天赋本能”，这些蛆类能听懂吗？它们连动物都算不上，只是某种力量创造出来的肮脏的意象。别说和它们讲理了，只要朝它们看上一眼，都足以败坏你的人生。诗人和美学家席勒认为，所有人类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审美，所以他是美学家，而不是丑学家，不知道人类的天敌是蛆类。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惯于使用丑恶的字眼作标题：《脏手》、《恶心》、《苍蝇》，他用这些标题来反映人世间的丑恶，但既然是人世间，所以他再怎么催动灵感，也难以产生这个意象：《蛆》。被牧者驱使的蛆类构成了一个时代，时代的蛆流滚滚不息。伟大的作家们，一个个都如迅哥儿一样，被远远地抛下了。老领导曾说过，如果迅哥儿还在，他也只好闭嘴。但老领导想的还是强行闭嘴，而如果迅哥儿在今天，他将不是闭嘴，而是无语。迅哥儿和他的朋友钱玄同曾有一段要不要唤醒铁屋子里的沉睡者的对话，这种对话也可以休矣了。因为他们所在不是铁屋，而是蛆屋。沉睡的人可以唤醒，甚至装睡的人也可能唤醒，但你永远无法唤醒蛆。而蛆们也不用你去唤醒，它们早已被撩拨得活力四射，万头攒动。我把这篇坏文章献给胡友平女士——是的，她的行为代表着勇气、善良和责任，诠释了母性与人性；但对我而言，她最大的意义，是滚滚蛆流中的一小块净地。胡友平保留的，不是如人所说我们的脸面，我们早就没有脸面了，她保留的是一点希望——在充街塞巷、漫山遍野、浩浩荡荡、滚滚不息的蛆流中，她可以是一小块净地，我也可以是一小块净地，我们可以保留一块块净地，让我们的孩子有地方站立。我的兄弟迅哥儿，有句话终究还是不过时的：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蛆流中的净地，其实蛆流中本无净地，站着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净地。以下二维码分别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1老师说：为什么几年前那些愤怒声讨辐射海鲜的，现在对煤油问题却不吭声？师娘说：很简单，几年前他们还以为自己吃得起海鲜，现在已经清楚自己吃不起瓶装油了。2老师说：看见有学者指出，煤油问题是敌对视力的阴谋，目的是破坏我对外贸易。师娘说：可见吃煤油虽然有损智力，但有助于提高警惕。3老师说：据调查，对“不成功的原因”，几年前大家普遍认为是“不够努力”，现在则普遍认为是“不够公平”。师娘说：就是说，以前吃了煤油都怪自己没本事吃特供，现在终于开始质疑特供了。老师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师娘说：不是进步，是醒了，终于知道自己没希望吃上特供了。4老师看看自己的绩效到账通知，唏嘘道：估计很快就要进一步号召教师发扬蜡烛精神，照亮别人燃烧自己了。师娘说：不会，蜡烛太高端，顶多让你们当煤油灯。5老师说：有关方面终于说要追查关于吃煤油的造谣者了，这才是熟悉的套路嘛。师娘说：知足吧，人家还可以让你们把吃进去的煤油都按高价航空油标准补差价，吃了多少补多少，倒查30年，看你们谁还敢说自己吃了。以下二维码分别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突然又有报复社会了，又是N条人命。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咱们没有，只有周期性的报复社会。前任master说“七八年来一次”，但群众积极性起来了，等不了七八个月就要来一次。说起来，咱们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别人300年都干不完的报复社会。于是我又开始怀念金庸了：还是他老爷子看得明白。一套金庸小说，就是一部报复社会史。例如《天龙八部》，其实就是三段报复社会的故事：萧峰、慕容、游坦之。1萧峰是有权报复社会的，因为确实是社会对不起他。代表社会的，就是那些跟萧峰没有球相干但却自以为有权干涉他的愤怒群众，例如在聚贤庄开声讨大会的那拨人。他们团结起来本打算群殴萧峰，结果却被萧峰殴群，说起来也是活该。萧峰虽然有权报复社会，事实上报复的并不是社会。他报复的要么是他的杀母仇人，要么是主动找上门要“不惜一切代价”跟他血战到底的。“不惜一切代价”叫得响的，未必是真想打，但如果对方要真打，他们也无话可说，这就会很被动。比如丐帮那几位参加聚贤庄之战的代表，本来就是去说几句狠话，装个鹰派，但突然就发现萧峰的大巴掌扇过来了。那时候再想改口说“我突然发现我们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那也来不及了。教训呐！萧峰并未报复社会，他只是复仇与反抗。而聚贤庄一方代表着大宋武林的主流社会，本来应该宣示“反贼必然搬石砸脚”的，结果被反贼打得落花流水。这就好比游氏双雄的独门利器U形盾，本来要砸萧峰的，结果是搬起U形砸了自己的头。在这种情况下，大宋武林发炎人该如何发炎就成了一个问题。说实话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但硬要说取得了“聚贤庄大捷”吧，那时的发炎人脸皮可还没那么厚。要说是我方以死了一屋子人的微小盘整换取了反贼几处外伤仓惶退市的剧烈震荡吧，那时的听众也还没有后来的那么傻。所以最佳选择就是宣布萧峰报复社会，因为这个解释足以解释一切。万一有人要追问萧峰为什么要报复社会，就说萧峰身为契丹人，怨恨爹妈没有把自己生成大宋子民。这个回答会极大地提升大宋子民的幸福感，因而想不到再问别的。如果真有人还要追问，诸如聚贤庄安保是否到位、工作人员情绪是否稳定之类，那就

1中国人过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生活，因为他们有最为丰富的问题需要面对。但中国人的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一个：死亡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一切问题，都源自这一个问题：即对死亡的莫名其妙的恐惧。这句话也可以换个方式表达：中国人的一切问题，都源自对生存的莫名其妙的留恋。这句话的关键在“莫名其妙”，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找出这些人生存的意义，你不可能获得答案。由于生存意义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问题，所以死亡恐惧就变成了一个可笑的问题。这句话可以翻译如下：一个个活得跟孙子似的，却有那么怕死。所以我和中国人的交流通常是这样的：当我在感慨屎壳郎的一生时，他在谈论推着屎团的希绪弗斯。2多年前，一个女孩来采访我：“如果生命即将完结，你会做些什么？”那时候我还年轻，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让自己喜爱的人不难过。现在我明白了，这些应该是活着的时候干的事。如果要死了，应该干的就是让自己讨厌的人不好过。用我的兄弟迅哥儿的话来说，就是“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当然，迅哥儿的时代毕竟不如我的优越，所以他为了让讨厌的人不好过，还用不着玩儿命。3我经常听一些被正式称为“作家”的人说这样的话，如“写作是一件需要敬畏的事。”而我关于写作的观点，正如我关于一切的观点，都和“正式”的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生活中让人害怕的东西已经太他妈多了。写作，恰恰是我可以去轻薄的东西。这就正如男人对女人：他怎么不害臊地对她，只要他没意见，她没意见，别人就管不着。写作于我，本是生命中的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无奈的乐趣，因为我没别的本事。正如我睿智的太太指出的：有的人可以用文字行爱，但这只能证明他的文字能力，而不能证明他的行爱能力。但这种乐趣逐渐演变成一种默契，存在于我和那些我讨厌的人之间，即：我把我的思想隐藏在文字中，他们把它找出来然后屏蔽掉。这种游戏进行了多年之后，我就积攒了一大堆被屏蔽的思想。但近来这种游戏越来越失去乐趣了，因为他们越来越不耐烦去寻找思想，他们似乎开始使用一条已经被证明的定律：反正我们知道你想说什么，不管你是否真地说了。而另一方面，我也越来越不耐烦了。你站在茅厕里，每天都有无数排泄物如期而至，你用得着因为这些排泄物是新鲜的，就重新证明一次你站在茅厕里吗？如果这种证明还需要委婉地进行，那就不是乐趣，只是死去。4死去总是光顾最害怕死去的群体，这一点最近几年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些死去有时候是卑微的，有时候是丑陋的，丑陋到即使对死亡都是一种侮辱。死去的不光是人们，还有文字。每天一睁眼，扑面而来的文章、报道乃至小说，甚至一条条朋友圈文字，每每让我感到一股股腐尸般的恶臭。这种感受又触发了我一直以来的思考：我所在的时代是否已经拥有了这一特质，即所有“正式”发表的东西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丢人的原罪。如果说这个时代不配我的文字，那么消失的应该是前者而非后者。后者应该在有一天扬眉吐气地站出来，证明这一句诗歌：有的人死了，但他并不是没有活过。所以我曾为我那些被屏蔽的牺牲品安排了这样的后事：在临死以前，我会去找一些可能喜欢我的文字的朋友，一个个问他们：“你愿意保存我的文字吗？”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我就把我的文字交给他，然后心安理得地死去，就像托付了布罗德的卡夫卡。但现在我修正了这个构想，我决定出售这种托付。这可以使这种托付变得更庄重，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人的消费越来越具有喜剧性——例如他们每天都在花自己的血汗钱请一些他们不认识的人来对他们“加强管理”，并对后者毕恭毕敬。也许正因为如此，死亡不应该是一件遥远之事。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我们生存的最大困境，恰恰是因为缺少了死亡的看护。因此我决定从现在就开始寻找愿意保存我的文字的人，从现在起我就开始寻求死亡的庇护，让我的生命摆脱卑微与平庸的威胁。从现在起，就履行我对死亡的承诺：让那些我讨厌的人不好过。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行为艺术，我将其命名为“开始死亡”。5今天是一个多少有些特殊的日子，现代以来的中国无人不受到这个日子的影响。我从几年前开始写一系列和这个日子有关的故事，到两年前的今天，写完了5篇，以及一篇前言。结果和我的绝大多数文字一样，加入了我被屏蔽的文库。这个系列故事主要被安排在一所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内容分别和语文、数学、理化、生物有关，每个故事都指向一个结论：在那个时代，千万不要以为读书无用，如果你没学好上述任何一门功课，都可能惹来大麻烦。因此，那是个魔幻的时代。我曾把这些故事讲给我儿子听，每讲一次，都激励起他学好一门功课的决心。这种决心有可能基于恐惧，因为我每次都要提醒他，那个时代远未过去。正如王小波先生所说，身为一个中国人，即使在梦中成了皇上，也要对皇后说：“梓童，咱们多少要防着点，万一是在做梦呢？”由于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联系如此密切（这种联系有时候被巧妙地掩盖了，这正是有必要阅读这些文章的原因之一），我们今天所遭受的一切，事实上都和那个时代密切相关。所以这些文章对今天的我们也不无裨益。文章里说了，我的儿子正是在这些故事的鼓励下发奋学习每一门功课，考进了985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某种我没想明白的原因，在听了最后一个故事后，他得出了要努力学好外语的结论。必须指出，由于我是个坚定的文字爱好者，相信文字具有音像永远无法取代的魅力，所以这些文章对文字爱好者才是足够友好的。它们需要耐心的、缓慢而仔细的阅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为它们的消费者提供愉悦。现在，如果你愿意，请点击下方支付码支付9.9元，你当然懂得这个数字的含义。然后扫二维码加微信，备注“老太阳”，你就能获得《缅怀老太阳，考进985》（1-6）全文。请注意，你不是只购买了6篇文章，而是参与了一次行为艺术，即购买了一个义务：保存这些文章。所以，请保留付款凭证，这样，如果你阅读了文章之后认为它们不值得保存，就可以凭付款凭证要求退款。如果你坚持行使上述义务，那么等有朝一日，一切文字都可以自由自在地传播的时候，就请你示之于人，并告诉人们：即使在那个年代，也仍然有人在写，并有人在保存。请扫描下方赞赏码，点击“9.90元”购买文章：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微信，并备注“老太阳”，可获得文章：

关于今天的事，就不去找毛笔了，秀个硬笔书法。懂者自懂。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过去的一年，没怎么发文。也不是没发，是发不出来。感谢微信公号平台以这种方式保护了我的号，因为既然没发文，所以号就还在。相比之下，新浪微博倒还基本能发，但发了就封号，封顺手了没发文的号也封。所以去年阵亡了7个微博号，而且注册不了新号了。所以现在我的文章经常只能发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各位如果还想看的话，就请加我的读者微信群（路径见文末）。我也在考虑点对点的投送方式，届时请大家关注。在没怎么发新文的情况下，各位还不离不弃地守着这个号，对此我感激在心，无以为报，无非有点秀才人情，就赶在春节的时候送大家一幅春联吧。上联与诸君同叹，下联与诸君共勉，至于横批，别问我第一个字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伟大国学历来有“反文”、“反诗”之说，似乎还没听说过“反联”，想来能过关。上联：下联：横批：顺便，把去年、前年的春联一并奉送，反正就心境而言，也都没过时。去年年初的期望，到年末碎了一地，倒可以用前年那幅来总结。而前年那幅，家里人不让贴，说是有违伟大国学，城管会来依法撕下。所以您看到的是绝版。去年的：前年的：写到这里不觉又生一联，懒得去磨墨了，就记在这里吧：年年心境年年衰，日日逼事日日烦。过个逑年！说明：以上各联均采用布衣格。以下二维码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欢迎加入本号读者群交流，请加微信群管理员smyn_156，注明“加群”并开放朋友圈

声明：本文主要情节取自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所著《十日谈》，由于该原作者已去世六百多年，因此本文未侵犯他人著作权，但本文的著作权由本号所有。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巴巴利的卡普沙城，有个一心向慕神的女孩儿。像这种思想上已经出家但组织上尚未走完流程的身份，在我国通常称为“居士”。因此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就叫她女居士。女居士14岁，是个美萝莉，这就使她在信仰方面具备了很好的前途。事实上，经验告诉我们，好看的女孩儿在各方面都有前途，例如政界、学术界、公益界，而她们在信仰界也很有前途，这一点我们是最近才知道的。当然，我们都是有情怀的人，因此好看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美萝莉。这位有前途的女居士向一位前辈请教：一个人侍奉神，怎样才能事半功倍呢？得到的答案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弃绝尘世，到沙漠里去当隐士。这个答案说明，那位前辈本身是没前途的，否则他就应该回答“修行无处不在”。女居士听信了这位没前途的前辈，真地跑到沙漠去了。这个事例说明，不管干那一行，跟对人很重要。女居士辛苦找了几天，还真找到一位隐居的修士。用我们熟悉的说法，应该叫“高修”。女居士求高修指点如何侍奉神，高修则指点她去找另一位高修。很显然，这位高修对自己的信仰不太信得过，怕自己面对美萝莉一不小心丧失立场，违反高修界N项规定。另一位高修呢，说了句：“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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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2004年，用于答复一个叫猫安安的想结婚的女孩，同时也纪念我结婚12周年。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搜狐BBS一个叫《杂谈酷评》的论坛首页飘了几年，并被以各种各样的名字转发到不同的地方，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来告诉我在某处看到它。现在我们的爱情还在，而搜狐BBS早已关闭，那个叫猫安安的女孩失联已久，或者孩子都不小了。很多人告诉我，读了这篇文章又想结婚了。我总想对这些读者说，结婚与否当然自便，但千万不要把这篇文章看作我们上一代的“青春无悔”式的愚蠢表达。我完全无意赞美婚姻，只想祭奠岁月；我们艰巨的努力也许使这岁月称得上悲剧，但却并无诗意。我们的经历，与其说证明了婚姻的必要性，不如说证明了某种婚姻的偶然性。我们产生在一起的想法只有一次，而产生分开的想法则有无数次，只是前者得以实施。正如文中所说：结婚的理由只有一个，而离婚的理由有无数个。只是那无数个理由都消灭不了这一个理由：我们要在一起。神奇的是，本文虽然被到处转发，但我自己发的却总会消失。有时和平台一起消失，如果平台还在，就和我的公号一起消失。所以我总有机会来重发，发一次改一次，说明我的认识也在改变，也说明我的选择依然未变。最近又有一个19岁的女孩儿跟我聊到和所爱的人结婚的可能性，我写本文的时候她刚满一岁。所以我再改发一次，算是对她的回答。****************************************************“为什么要结婚？不结婚不也挺好？”在谈到婚姻问题时，有很多人这么问，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这么问。是啊，为什么要结婚呢？我们这一代人似乎都要结婚，但似乎都没想过这个问题，结婚就像起床要叠被子一样自然而然。偶尔有人起床时不叠被，但睡觉之前总要叠，好比晚婚；还有人努力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好比军婚。直到有一天，我儿子问了我这个问题：既然被子还要打开，为什么要费事把它叠上？这时我才想到，万事都需要理由，不管是叠被子，还是结婚。因此我也很认真地思考了为什么要结婚的问题。答案是：不结婚可以有无数个理由，而结婚只有一个理由——两个人要在一起。当我和她在那个夏天相识时，我刚满22，她快要结束她的21，我们各自看上去都不是对方最合适的选择。用她父亲的话来说：“该拉开的没拉开”，例如年龄；“不该拉开的拉开了”，例如学历。我们都来自条件似乎不错的家庭，即“不愁嫁娶”；而双方的家长也都为我们有似乎更好的“安排”。但我们只知道，每一次相会，我们都舍不得分开。在我们城市中心那个著名的空旷地带，我们从下午呆到傍晚，从傍晚呆到深夜。空地两边各有一条单行道，单行道的终点就是她的家。我们一条单行道走过去，那是我送她；又从另一条单行道走回来，那是她送我。直到天亮，她不得不去上班，而我如果可以逃课，就会陪她去，在她单位外的小茶铺坐等，等着她中午溜班出来匆匆会一面。我觉得这一面比文学史上的任何作家都重要，我的导师后来一直认为，我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变得整天迷迷糊糊，并丧失了学术上的进取心。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单行道两边的景色不知不觉中变了又变。那是年轻的我们有生第一次感觉到岁月的流逝。我送给她一首诗，现在还记得最后两句：“我用温柔的微笑，写下岁月，划满这岁月的，是名字中的你。”又一个夏天来了，我们还是想在一起。我在学校附近的郊区租了一间小屋，给房东家孩子作家教抵大半房租。小屋的四周是农田，厕所就是田边的猪圈，想买什么东西都要走二里地。田边的小屋旁小屋不能避寒暑，但总能挡风雨，我们总算不必在雨夜自以为隐秘地依偎在交警岗亭里，被正主轰出来才发现满大街就数那里被看得最清楚。但小屋仍然不是我们的家，天再晚，她也不得不回她的家——那时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词典里还没有“同居”这个词，家里如果有还没出嫁的女儿，父母们总要在晚上听到女儿进门的声音才肯合眼。送她回家要路过我们熟悉的空旷地，路边卖夜宵（这种街边夜宵有个很形象的本地称呼叫“鬼饮食”）的会熟悉地跟我打招呼：“下夜班了？”送她到家后我又要夜奔二十里回我们的小屋，有时我会停下自行车，一狠心花五毛钱坐到“鬼饮食”摊上吃碗面，望着城市里满眼各有其主的窗户冥思苦想：什么时候才能每个夜晚都和她在一起？有时候我送不了她，她就要独自回家，在黑夜里的田埂上骑自行车，乡间的狗们狂叫着猛追。有一次她摔倒了，第二天再见面，带着一身伤。就是在那一天，我告诉她，我们要有自己的家，一个晚上也不要再分开。于是我们要结婚了。在那个年代，结婚是不分开的唯一途径。而且结婚是需要单位批准的，我还在上学，我的单位就是学校，而那时候学校一般是不会同意学生结婚的。我写了一份硬笔正楷的“结婚申请”，那上面需要有学位点、系办、学生处、研究生办、保卫处、校团委、校办……的十多个签字和公章。对手握公章的菩萨们来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个学生结不结婚，关他们屁事。于是找不到人、下次再来、研究研究、好像不行……于是年轻的我学会了敬烟，学会了点头哈腰，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再大的火都忍着，只因为一个奇怪的规则：我必须得到许可，许可和她在一起。结婚第二年终于得到了许可，然后是房子。在那个时代，人人都要结婚，但却不必有房。或者说，在父母家中有个房间，就算有房了。但我们想要一个自己的家，我这样答应过她。我们的第一个家是一间借来的旧房子，十多平米，自搭的小厨房在二十米开外，公用的厕所在一百米开外。硕士答辩后的第二天，我们举行了婚礼，没有婚纱，没有酒席。后来每当我看见别人的豪华婚礼，就会想起，1992年6月6号的清晨，她一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的新家，把自己嫁给了我。她一手掌着自行车把，另一手还拎着一只从她家里要来的暖壶，那是准备给客人们喝茶用的。于是我们的家有了第一个暖壶。我们还有了四大电器：电视机、电风扇、电动剃须刀、电子灭蚊器。新婚那段时间，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晚上突然对她说：“天晚了，你该回去了。”即使在这种游戏重复了很多次以后，她还是总会一惊。然后我就抱住她，很有成就感地告诉她：“咱哪也不用去，咱们结婚了，受法律保护，再不用分开！”从那以后，我们真地没有分开过，但很难讲是因为法律的保护。结婚在夏天，还没到春天房子就要拆迁，法律并没有保护我们的婚房。我们无处可去，只好赖着，以新晋草根的身份和强大的官方周旋，直到楼里的其它部分都被拆成了光架子。有一天早晨，她出去解手，然后惊恐万状地回来告诉我，那座老式公厕的挡墙被拆迁工人拆了，蹲位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周围几里内没有其他公厕，我急中生智找了块布钉在公厕门口当门帘，她就在旁边等着，忍无可忍仍须再忍。后来那帘子被扯掉了，我又钉，又被扯……斗争堪称坚苦卓绝，作为这个城市里最早的“钉子户”之一，我们斗争的焦点，仅仅是一块遮住厕所的布帘。十五年赖着、挺着，终于我们又借到了一间房。这一间比上一间还破还旧，在一个大约有上百年历史的大杂院里，那片地区从清代起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贫民区，朋友们谁来谁说回到了“旧社会”。那时，她成了我们这个城市最早的下岗者之一，而我刚开始工作。我对她说：“没关系，我养你。”从此，她就每天在那间白天都需要开灯的小屋里等着我。每天早晨，她都到公厕去和老头老太太们一起排队倒便桶，老式马桶是那片居住区的标配，但我们没有，一个临时买的红色塑料水桶在一字长阵中份外醒目。然后她就在家里守着那台因为没有闭路天线而只能看4个频道的电视机——我们的收入不容许她有另外形式的娱乐。她整个白天都翻来覆去地听“点歌”节目里那些反复出现的老歌，然后就蹲在小煤油炉前为我做饭。那个院子门口有一个门槛，自行车推过都会“咣当”一响。隔着老远，她能准确地分辨出每天几十声“咣当”中哪一声是我发出的，然后在我们的小屋门前迎接我。夜里，老鼠在我们身上跑来跑去，开灯、敲床都吓不走它们。夏天，因为潮湿，我们俩都得了疹子，满身小红点，密集得别人怀疑我们得了“怪病”。有时候，我半夜里爬起来抽闷烟，冥思苦想：“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呢？”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在这种日子过了一年多以后，我用玩命式的非常手段在单位获得了一套住房，也是旧房子，但是“单元房”。我们终于有了通天然气的厨房和可以冲水的卫生间，而且是我们一家独有的！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锈迹斑斑的水龙头、肮脏的煤气炉，担心着会有人来把我们从这天堂赶走。我告诉她，只要有我在，谁都不用怕，于是她天天到下班时就守在那6楼的窗前，直到看见我骑着破自行车在楼下出现她才放心：我还在呢！我们那一代人个个胸怀大志，关心的是国家、民族、人类，这些志向渐渐从天上落到地下，变得简单明确：和她在一起。仅仅是在两年前，我还以为自己前程远大，如雄狮般无所不能；而此时我早已抛开了哈姆雷特的名言“我的每一根血管都如怒狮的筋骨般坚强”，而是以赵传的“小小鸟”自励：哪怕是一只公麻雀，总要护住自己的窝。你可以把这叫作沦落，也可以叫作成长，也可以叫作代价，这一切都不是必须的。但它们指向的目的：“我们要在一起”，却是必须的，这一点无比清晰。为了这个简单的理想，作为一个工作一年出头的新毛头，我就敢怒目圆睁把来收回住房的领导轰出门。一个在单位里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和全体领导班子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而且最终胜利了，这被同时在各条战线上斗争着的同龄人们称为一次经典战例。那时我24岁，比我现在的很多学生还要年轻。二十年那房子其实也很破，顶楼，风口，漏雨。夏天闷热得要死，但只要有风就呜呜地让人心惊。一次大暴雨中，一排质量粗糙的阳台窗终于坚持不住，硬生生被狂风吹了下去。失去遮挡的屋子立刻被淹在灌进来的雨水里。无计可施的我们躲在角落，目视着雨水漫到脚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她说：“我们会有自己的好房子的”。老房子水管细，下层用水上层水就小；左边用水右边水就小；我们的房子在最右边的顶楼，全楼不用水了，我们家的水压才够点燃热水器。冬天洗澡，刚抹上肥皂，楼下一开水龙头，我家没热水了。擦干肥皂穿上衣服，热水又来了。她有时被折腾得掉泪，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会有一天，我们想怎么洗澡就怎么洗澡。其实我已经让她等得太久，她一次又一次地信我，等来的是我们孩子的降生。冬天里给孩子洗澡，那种热水中断的悲剧又发生了，于是孩子得了肺炎，出生刚40天就住了院。我们的钱只够让孩子住进十多床的大病房，我和她就每夜蜷在孩子的床角守护。中国的儿科病房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你想象不到会有那么多希奇古怪的病孩子：不会呼吸的、没有消化能力的、大脑缺痒的……孩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头上扎着输液针管：因为手上的血管太细无法进针。每当输液时，护士拿来刮胡刀，刷刷两下，孩子头上就丑陋地秃一片，然后一针下去，不见回血，拔出来再来一针……孩子们哇哇大哭,父母都揪着心，但只能向护士陪笑脸:没事,再扎……不时一个权威模样的前呼后拥地踱进来，搭着眼皮看看某孩子，然后果断地对父母说：“没希望了，放弃吧！”于是哭声一片。每当这时，她就颤抖，紧紧抱住我们的孩子，我就一手握住她的手，一手搂住她的肩，感觉到她如此消瘦。孩子出院时，我们仍然保持这个动作。坐在三轮车上，我看着疲惫地闭上双眼的她和她怀里的孩子，心想：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我这一生怎么可能和她们分开？二十五年后来，我们有了漂亮宽敞的房子、有了设备齐全的厨卫、有了全套家电、有了汽车、车位、第二套房……在这平凡、庸俗和目标明确的努力过程中，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在应酬吃喝中发胖、在勾心斗角中秃顶，无规律的生活使脸上长出内分泌失调导致的黑斑……。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并不贴切，对我而言，岁月是一面破落的战旗，充满了丑陋的战斗痕迹，飘扬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同一时间里，她则渐渐变得风韵十足。在岁月面前，她像坚强的花枝，一边收获沧桑，一边积淀美丽。其实，我们这代人谁都有这样的血泪史，而对我们的前辈来说，没有饥荒、没有武斗、没有动乱、不会被打成右派、不用上山下乡、吃粮没限制、吃奶不用排队……这简直已经是天堂般的生活了。于这个国度而言，生活不是寡廉鲜耻，就是含辛茹苦。两个人一起含辛茹苦，并不能减少辛苦，但能改变两个人，使他们成为合体的神兽，面朝生活，吞咽年华。我父母有一本旧相册，是他们结婚时朋友送的，上边写着一个苏联诗人的诗——他们那时侯只知道苏联诗人：“一切都会有的，夏天的泥泞冬天的雪……因为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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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上方蓝色“下岗女工之魔鬼歌唱”关注本号《师娘说》系列随着上一个号一起消失了，但师娘并没有停止说话。借今天这个日子发个特稿，算是和大家打个招呼。

别去了，2021，带着你饱受强暴的躯体。受辱的女人还可控诉，受辱的岁月，只看着施暴者洋洋得意。别去吧，2021，我记着你幽远的哭泣。你的泪雨冲不醒漫山遍野，但请相信，我从未相信你的强颜欢喜。

马金瑜事件的热度，多半连马金瑜本人都没料到，但我觉得很好理解，原因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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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代不同了。周小平老师所在的那个市场是中国最火爆的，或者说是唯一火爆的市场。卖口罩都可能亏本，而学坏了的傻逼则从来不会让收割者失望，他们完全可以供养整个中国的不要脸的文人和戏子。

妻子说，每次回到家，都要犹豫先换衣服还是先洗手。如果先换衣服，就好像把病毒脱到了家里；如果先洗手，就要在换衣服之后考虑要不要再洗一次。妻子说，这种犹豫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但还是每次都怀疑自己做错了。

在确定了僵尸叫作伊斯特黑尔之后，男人们继续了一段时间的讨论，现在的话题是伊斯特黑尔是伊里奇船长船上的水手还是代表着古老冬雷的天使。直到女人们提醒他们，应该先把伊斯特黑尔从海边搬到一个安全温暖的室内。

X君说，那个清晨的奔跑的狗群给了他巨大的震撼。在那之前他只知道有个词叫“万马奔腾”，常用于形容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但他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见到万马奔腾，直到那个早晨，他才知道原来万狗也可以奔腾。

但我也相信，研究者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创作者的步伐。坚逻辑的逻辑是：是否情理之中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意料之外。哪怕你全神戒备，也会如古龙大师所说，“从你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角度”猝不及防地被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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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图片上方“下岗女工之魔鬼歌唱”关注本号关于那一天的记忆，和之前一天的夜晚密切相连。那天晚上妻子说想吃麻辣烫。在我们当时已持续8年的贫困的爱情中，麻辣烫是生活能够给她的为数不多的安慰之一。吃麻辣烫只能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因为如果坐上正常的椅子，就意味着登堂入室进入火锅级别的消费了。妻子在小凳上困难地安放着她的大肚子，突然提出她想吃脑花。由于“生理期”很可能已成为民赶词，各种相关术语可能也不保险了，所以我只能委婉地描述妻子当时的状态。总之，处于她那种状态的女人，有权随时提出想吃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在我的家乡，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害口”。事实上，按照通常的规律，害口的阶段应该早在几个月前就结束了。但是由于个体差异（我不得不冒险使用这个术语），妻子的这个阶段直到现在都没结束。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就起身去寻找脑花。我之所以要起身，是因为那家麻辣烫小店恰好没有脑花。我作为一个熟练的穷人，迅速考评了换一家店的可能性：那样就会浪费我们在这家店必须支付的锅底和油碟的费用。妻子说算了不吃了，但我说一定要吃。“我不能给你买房买车，还不能买一副猪脑花吗？”每次我说类似的话的时候，内心独白总是这样的。所以我听了小店老板的建议，起身去菜市场购买脑花。老板指点了具体去哪个摊位，但我到的时候菜市场已经收摊了。于是我就向我能遇见的每一个人打听“那个卖脑花的住在哪里？”热情的人们详细指点我进入一个黑暗狭窄的小巷，我敲开一家房门，从一对正在吃晚饭的惊愕的夫妇手里买了两副脑花。脑花是从一个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塑料大澡盆里捞出来的，那个盆子里还泡着各种各样的猪体器官，看上去像来自某个生物实验室。我拎着两副猪脑花，充满成功的喜悦回到妻子身边，感觉整个世界就在我手中。小店老板乐滋滋地把脑花打理干净装盘端到妻子面前。我至今记得那对老板夫妇，他们的快乐是善良的，因为这两幅脑花不会带给他们收入。他们应该是有孩子的人，懂得对新生命的尊重。那晚妻子吃得心满意足。凌晨四点多，我被妻子叫醒。她是一手扶肚一手扶墙从另一间房一步步挨过来的。我们住的是一套漏风漏雨的房子，那是我们单位最破的一套房子，但以我的资历本来连这套房也住不上的，我是撒泼打滚强占来的。那房子不知道能住多久，因此我玩了命地挣扎，想挣一套能安稳住的房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变成了一个胖子。用现在的话来说，我的形体管理做得很糟糕。因此我开始睡觉打呼，并导致妻子和我分房睡。所以我们的爱情要经受的不光是贫困的考验，还有分房的考验。妻子坚持让我睡卧室，她睡客厅的沙发。她说作为一个下岗失业人员，不应该和在岗职工争夺休息条件。因此，在22年前的那个凌晨，当剧烈的腹痛袭来的时候，妻子就在由几个单体拼成的长沙发上独自忍受。妻子在那之前阅读过大量相关读物，她能感觉出这场阵痛非同寻常，意味着那个时刻即将来临。同时她也知道从阵痛开始到真正发作还有一段时间，因此她冷静地忍受着，数着阵痛的次数，想留给我尽可能多的睡眠，直到她感觉必须叫醒我。我很快从短暂的慌乱中镇定下来，冲下楼，尽量缓和地叫醒门卫打开院区大门，到街上寻找出租车。我们住的居民区道路狭窄，如果不是正好送客经过，出租车一般不会来，更何况在这个时候。因此我一路祈祷，不是祈祷一切平安，因为我早就知道这是对生活的过高要求。我只是衷心祈祷此时正好有一辆出租车经过。我不知道祈祷是否生效，我确实找到了一辆出租车，但那是在我在一瞬间跑出居民区跑到大街上之后。我叫出租车在院区门口等我，我去扶个病人出来。司机问是什么病，我说产妇。司机没再说什么，但是我还是担心他在我下车之后一走了之，但我又不可能像电影里那样拿出一张大钞撕一半给他，所以我只能再三感谢他，希望以我的谦卑留住他。等我再冲上六楼的时候，妻子已经站在家门口等我，手里拎着早就准备好的一个大网兜。我现在已经忘了网兜里有些什么，只记得一个硕大的洗脸盆，那是妻子为在医院里清洁身体而备的。我问妻子能不能背她，她说不可能，她的肚子完全不能碰。所以我只能扶着她一步一步走下六楼。妻子一只手扶着我，另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那扶手跟所有的老楼扶手一样铺满灰尘，所以妻子每走一步就会在扶手上留下一个手印。当看到出租车还在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位出租车司机。他只是做了一单生意，但是我们脆弱的生活可能因为没有他这单生意而大祸临头。到医院时还不到六点。那是我们城市乃至整个西部中国最好的医院，但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一天几乎二十四小时都挤满人，也许是因为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样多病。医院空无一人，好在我早就做过功课，知道应该直接去产科。产科在六楼，而电梯没开，因为没到上班时间。于是我又扶着妻子一步一步爬上六楼，她仍然扶着扶手，这次扶手比较干净了。医院应该有专门的清洁工清洁扶手，由于孩子们不可能在来到人世的时候遵守上班时间，因此应该有无数个在剧烈腹痛中的产妇在爬楼梯时享受到这种清洁。六楼上总算有人了，于是妻子被送进待产室，而我被叫进一间办公室，一个护士模样的年轻女人拿了几张表格叫我填上签字。记不清表格的内容了，但记得大意，就是我很可能见不到我的儿子出生，而且还搭上妻子的一条性命。即使我儿子出生了，我也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内失去他，而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医院将没有责任。如果我签了字，就表示我对那一切都知晓，而且没有异议，但事实上我满脑子都是异议。我问那个女人，如果我不签字会怎么样，她说，那我们就只能到别的医院去生。“但是别的医院也都会让你签”，她补充说。于是我签了。虽然那时我不到三十，但我早已明白一个准则：当你面临“两条道路由你选”的时候，其实你已别无选择。当我被叫去缴费的时候，我本想问问“如果我没钱会怎样”，但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当你把一个人交给医院以后，这个人就不再属于你而是属于那些你不认识的医生护士，他们完全可能杀掉这个人，而你无能为力。所以我站在待产室门口，竭力对每一个进出的医护人员堆出笑脸，希望以我的谦卑增大我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儿子平安的概率。在那个漫长的上午，我有一次从敞开的门里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妻子的身影，非常模糊，但又万分熟悉。妻子曾孕育过一个孩子，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于是就在这所医院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消灭了。那时妻子还没有失业，在手术次日一早还要去上班。那次妻子不愿意叫出租车，于是我用自行车带着她。为了躲避警察，每当快到路口的时候她就跳下车，我骑过路口，等着她走过来，再跳上我的车，到下一个路口又跳下来。那时我和妻子在一起还不太久，甚至有时候我会想不起她的样子，正是在那次，每当我跨在自行车上停在路边看着她慢慢向我走近的时候，她的样子完全印入了我的精神之中。其实后来我们的条件也一直不好，但妻子决定不再等待。她说，一定要在她30岁之前让孩子出世，这样才能保证她的身体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孕育环境。医护们进进出出，我几次听见婴儿的哭声，但都和我无关。我越来越担心，我觉得凌晨就发作而到中午还未出生似乎拖得太久了。中午12点过了，我记得很清楚，12点零6分，我听见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也许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惊天动地，但那哭声确实是特别大，声震满层。有一瞬间我微微眩晕，我觉得这阵哭声一定和我有着某种宿命般的关联。一个大大咧咧的女护士走出来，对我说：生了，儿子，6斤7两。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晕晕乎乎，被护士们支来支去。我记得我被叫进一个房间，几个小护士叽叽喳喳地给我看一样东西，我的印象中留下一个触目惊心的鲜红足印，旁边还有淋漓的痕迹。护士说，那是我儿子的脚蘸着妻子的血留下的。护士们还略显神秘地拿出一个做工粗糙的红色锦盒，打开是一个金黄色的圆币，上面雕着一只老虎。护士们说：“作个纪念吧，两百。”收钱的时候，也许因为心情好，护士又说了一句：“虎年虎宝宝，又是正午生，阳气最旺，哭声大得很，以后脾气大，你这爸爸不好当啊！”我再见到妻子，是在一个工作间的角落。因为病床不够了，所以她被安排在那里。此后几天，医生护士护工们都在她的病床前进进出出。妻子说，之所以等了那么久，大概是因为我们事先“点”了医生。为了尽量保险，我们在朋友帮助下事先确定了由某位权威名医接生，为此多付出了200元，俗称“点医生”。但显然不光是我们能找到朋友帮忙，也不光是我们能多花200元，也许别人花了更多的钱，所以那天那位名医同时为几台接生，最后才轮到妻子那里。而在她到来之前，别的医生护士们就等着，没怎么管妻子。妻子说，名医来了之后说：“呀，再晚就不行了。”后来，妻子的下体被剪子粗暴地剪开。很疼。儿子终于出来后，名医交待旁人缝合，自己又去别的台了。缝合的人，也不知道是水平低，还是没好气，总之……很疼。我握着妻子的手，无言以对。妻子还不知道我在那些恐怖的表格上签过字，在看着把我和她隔开的那道门的时候，我曾有过和她从此阴阳两隔的担忧。我想，对于制造出了那些表格的人来讲，疼，大概是一个完全不必考虑的问题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妻子一直因为伤口疼痛而无法下床。她坚持不到万不得已不做剖腹产，因为自然产的过程对孩子有好处，也因为自然产后她能很快下床，不必我过多照顾。两个目的只达到一个，她一直怀有歉意。这种歉意在儿子吃奶的时候能被喜悦冲淡，因为据说剖腹产的孩子不会主动吃奶。“只要他好，就一切都好。”我们相视着说。我第一次见到儿子的时候，他刚被洗完澡。护士说，给儿子洗澡的时候，他又一次哭得惊天动地，“不晓得的还以为我们在杀娃娃”，护士说。护士一边把儿子交给我一边对他说：“哭啊，你咋不哭了？舒服了是吧？”我看着儿子，可能确实是洗完澡感到舒服，他表情祥和，但似乎带着一种坏坏的神气，像是在说：“对，我就哭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在第一次见到我儿子的时候，我父亲惊叹说：“呀，和他爸刚生的时候一模一样。”我母亲仔细端详了一阵，对父亲说：“不，与其说他像他爸，不如说他像你。”那时我感觉几段生命历程在一句话中展开，我感到振奋，同时疲惫不堪。从那一天到今天，整整22年，我经常想起儿子那场惊天动地的哭泣。每一个生命可能都是从另一个世界被拖入这个世界的，也许儿子对此感到愤怒。此后儿子可能一直在愤怒，他的愤怒果然使我疲惫不堪。但疲惫不堪的生命又是多么伟大。这段时间我看到了太多生命的结束，看到了太多的悲痛与忧伤，以及这个世界在悲痛与忧伤背后的罪恶与丑陋。我不知道那些为失去亲人而痛哭的人如何看待这些罪恶。我认为一切罪恶都该付出代价，但在某些人看来，也许生命的逝去不过是一个省略号。不管那些制造罪恶的人认为自己如何无所不能，我坚定地准备捍卫自己，和我的所爱。捍卫至死。如果我的死也是一个省略号，那不会是因为无关紧要，而是因为我清楚，但我现在不说。如果我们至死捍卫，那么不管我们的生命如何疲惫与卑微，它都将在结束的时候，在略去不说的那个部分中，成就伟大。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刻都是伟大的，那么，正如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所说：我们可以再次伟大。我把此文献给我的儿子，我将爱他至死。以下二维码分别为：赞赏本文，关注本人主号。欢迎加入本号读者交流群，请加微信mynanitaaa，注明“加群”

请点击上方蓝色“下岗女工之魔鬼歌唱”关注本号必须承认，这首歌的曲调极易上口。这些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随时都能听到，以至于我在不动脑子的时候，脑子里就会自动响起那个曲子，使我一度以为自己得了幻听症。据说幻听症是精神病的先兆，为了证明自己是安全的，我强迫自己随时动脑，如果还不能排除那段曲子，我就干脆把它唱一遍以保持主动性。于是我就熟悉了歌词，并发现了其诸多妙处以及个别瑕疵。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歌颂祖国固我所愿，我希望有更多的好歌涌现。所以，赏析歌词，总结得失，为后人提供参考，也是爱国的一种方式。以下是对《我和我的祖国》歌词的逐段赏析：我和我的祖国词：张藜第1段：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赏析：1.1

师娘说：“以前只知道人是内外有别的，现在才知道猪也是。家里的猪得自己刨食，主人想杀就杀，吭都不能吭一声。外面的猪，主人节衣缩食地养，不高兴了就拱主人，养肥了要去别人圈里，主人还得包空运。”

1本质上讲，文学其实就源于人类唱歌听故事的天性需求。但自从“文”字后面有了“学”，这个天真无邪的需求就一天天被破坏。从小学到中学，教师们都致力于毁掉孩子们对故事和歌唱的兴趣，而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则主要不是为文学，而是为文学教授们被编出来的：因为除了教授们没人搞得清这些吓人的理论，所以他们就证明了自己饭碗的合理性。在苦读多年终于记熟了这些理论之后，教授们联合起来规定：所有想吃这碗饭的人也都必须记熟同样的东西。所以，下一批人在苦读多年之后，也就急着用这些理论来吃饭，而不会去关心人类唱歌听故事的需求——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确实无力再靠别的东西吃饭了。在挤满了诸如“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之XX学派”之类笑料的理论世界，也有一些真经。例如有一种理论叫“接受美学”，认为作品一旦被写出来就不归作者了，每个读者的阅读都是在自行创作。如果把这种理论引申一下，那么读者的再创作不光可以用阅读，也可以用另一次创作来完成。《百年孤独》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就是它回归了讲故事的本质。这部很多人说读不懂的杰作其实就是一部故事合集，这些故事完全值得被一个个重新讲述，因为众所周知，这些故事是“魔幻现实”的，如果它们隐藏在马尔克斯那枝过于炫目的笔后，而不为真正的魔幻国民所识，那实在是令人心痛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