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于2010年正式启动，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11家部委共同实施的一项科技历史人文工程。十余年来，已有近六百位老科学家接受采集，全国上百家单位投入采集工作，累计获得实物原件14万余件、数字化资料近34万件，音频资料近56万分钟、视频资料近47万分钟，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类型最广泛的科学家珍贵历史资料收藏工程，以及从事中国现当代科学史和科技人物研究、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是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重要载体。本文系根据“采集工程”历史资料整理而成，在“中国科学家”公众号等平台发布，以飨读者。“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是郎景和父亲给他起名时的期待，而朗景和也确实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诊室，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和煦的声音，平缓的语速，耐心询问病史，随口聊聊家常，为了讲明白病因和治疗方案，甚至拿笔给患者画示意图……郎景和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从事妇产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数十年，为女性健康注入了男性的坚毅与豁达。他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进行研究，提出“在位内膜决定论”和“源头治疗说”；对于卵巢癌淋巴转移的研究和对妇科内镜手术、子宫颈癌防治、女性盆底障碍性疾病的诊治及基础研究均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为广大病患带来了福音。他不仅精研医道，而且医者仁心。郎景和的名言：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从医五十年来，每一位患者都让他牵肠挂肚。他说，一名医生对患者负责就如同一名父亲对儿女负责一样。郎景和，来源：中国工程院院士馆1976年7月28日凌晨，北京一家医院里，当时的产科大夫郎景和刚处理完一位患者的分娩，另一位患者的产程进展却不算顺利，子宫口仅开了4厘米就不再扩张（一般10厘米算开全）。正在这时，唐山地区发生了7.8级大地震，而北京距离唐山不到200公里。建筑和灯都开始摇晃，惊叫声此起彼伏，场面混乱不堪。在这样的情况下，郎景和依然“波澜不惊”，他首先指挥一位护士去安抚患者们，自己则带领其他医生按部就班地继续处理正在产房待产的产妇。郎景和根据长期的临床经验判断出患者的情况还不算太坏，虽然宫口开得不好，宫缩却仍有力，能为胎儿的娩出提供动力，需要立即实行宫颈切开术。在地震的晃动中，无法完全站稳的郎景和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熟练的手术技术，迅速完成侧切、牵引、帮助胎儿顺利娩出。很快，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在产房响起了。就这样，在这种危急时刻，郎景和依然保持着医者的初心和从容，以他精湛的医术和爱心确保了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无论是自然条件的突变，还是患者的紧急抢救，在产房、在门诊他都一如既往。《一个医生的故事》

数学、物理、计算机、生物、材料、工程、医学、药学、心理学、语言学……什么样的科学研究，会将这么多学科汇集在一起？在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类脑研究院”），这样的交叉课题研究是常态。作为首任院长的冯建峰，既是上海数学中心首席教授，还兼任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而他这两年发表的学术成果，却大都与疾病有关：睡眠障碍、孤独症……冯建峰（中）在参与实验数据分析冯建峰，1964年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上海数学中心首席教授、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计算神经科学领域发展了一系列数学、统计与计算机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来自神经科学和脑疾病的不同尺度海量数据的分析、研究，他提出了非线性因果关系的方法和理论，应用于发现抑郁症和孤独症病灶及其临床诊疗。在单神经元和神经元网络的动力学研究、机器学习算法的设计和分析、随机控制理论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1“脚踏实地，先做好人，再做科学家”“人脑看似不大，却由860亿个工作单元（神经元）组成……”58岁的冯建峰说起他的研究领域，目光炯炯有神。2015年，冯建峰受聘成为复旦大学类脑研究院首任院长。当时，他用系统发展神经计算的数学理论解决了一类最优随机控制问题，取得了优异成果，成为国际生物信息领域的知名专家。1981年，冯建峰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他和他的同学们一样，都在数学研究上有着崇高的理想，想采撷数学皇冠上的璀璨明珠。时任数学系主任丁石孙的教导，让17岁的冯建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丁老师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脚踏实地，先做好人，再做科学家。”冯建峰说。年少的冯建峰，逐渐把兴趣转向应用数学领域：大二起，他开始旁听生物系课程；写博士论文时，他将随机过程理论用于神经网络研究……30年间，冯建峰一直利用数学方法研究脑科学。凭着算法技术在工业或投资界也能有很好的发展，但冯建峰从未有过转行的念头。当复旦大学筹建类脑研究院时，在国外大学多年领导着一家实验室的他适逢其会，成为拓荒建组的不二人选。2“我做研究是被好奇心驱动的”如今的复旦类脑研究院，已有一支120人的教职工队伍，有认知神经科学、计算系统生物学、人工智能算法、全脑计算等多个研究团队。在冯建峰的邀请下，青年学者贾天野加入了复旦类脑研究院。“冯老师话不多，但总是身体力行。他的愿景是做顶天立地、高水平的科研。”贾天野说。而冯建峰则这样评价自己：“对我来说，科研是第一快乐的事，我做研究是被好奇心驱动的。”2018年，冯建峰团队首次搭建了由7000万个脉冲神经元组成的数字大脑。通过数学算法，实现人脑全脑尺度千亿级神经元功能的精细计算模拟。通过计算模拟，进一步解析大脑感知觉、学习记忆、情感决策及信息处理等工作机制，为人工智能的原创突破提供实验及理论基础。到2021年底，数字大脑拥有的神经元数量已与真正的人脑相当。这个数字大脑的原型就是冯建峰本人。冯建峰的助理介绍，这个“人脑模特”并不好当，日程安排“一天顶别人三天”的冯建峰，常常需要精确算好时间，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驾车到浦东新区的张江国际脑影像中心，在磁共振成像设备上接受扫描，监测脑部活动，为数字大脑提供原型数据。“在高场强环境里待一个多小时，那样的滋味不好受，冯老师却毫无怨言。”他的博士生谢超说。冯建峰一直雷打不动坚持的还有每周3到4次的讨论班。周一、周四下午是“全脑计算”课题组；周二下午则是脑神经科学研究团队。偶尔与其他工作冲突，讨论班会被挪到晚上，冯建峰即便是出差在外，也通过视频参加，从不取消。所有人都要发言，青年研究员要报告研究进展、前沿学术资讯，学生们要对导师指定的阅读文章、书籍做概述、谈观点。“要说到点子上。把读过的50页文章，概括成三句话告诉我！”冯建峰毫不客气地叫停了一名博士生的报告。学生们最怕讨论班上的冯建峰。“不要以为他正在忙着，记不得你报告的内容，他会一直追问‘你这个研究做到后面是什么’。可以说，讨论班结束的那天晚上，才是我们的真正周末。”谢超说。“交叉学科的人才成长比传统学科难很多。要抗得住各种干扰，持之以恒，方能有所突破。”在冯建峰看来，做科研要有兴趣驱动，要有天赋，也要“够拼”。搭平台、拓视野、加压力，要让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才能把研究院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前沿研究和科技创新中心。3“既要咬定长期目标也要关注一些‘热点’问题”聊起科研，“好玩”“有意思”是冯建峰常说的话。同事和学生也说，他常有天马行空般的研究灵感。人们常说“科研要坐得住冷板凳”，冯建峰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搞科研当然得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要有长远的研究目标。但研究者的头脑中不应只有一个科学问题，应该始终有短期（热）、中期（温）、长期（冷）多个选题和目标。既要咬定长期目标，也要关注一些‘热点’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火热，但要破解人脑工作机制、实现用计算机模拟大脑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类脑研究院正在建设的张江国际脑库，已拥有国际共享数据库52万余个，但在一些脑科学的重要领域仍在积累数据。研究院也在运用数据、算法提炼理论模型，通过新路径研究神经系统疾病，寻求干预治疗的方法。“冯老师带队，联系了很多医院和研究机构，收集临床需求。这个工作很累很困难，但很有价值。”副院长谢小华说。“我们收集了约17万人的睡眠状态大脑数据，分析发现，10岁左右的青少年睡得越长，大脑发育越好……”2021年7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冯建峰关于健康睡眠的研究报告，引来了4.6亿人次的阅读量。这让他感到很自豪，并且开始对科普投入更多热情。现在，他正着手编著关于脑与类脑的科普图书……日程以小时为单位，排得满满当当，夜里11点还在发微信文章、追踪研究进度；将时间管理和严格自律做到极致，即便是穿行在校园里，冯建峰也会迅速算出“最佳路线”，比别人更节省时间。冯建峰还有许多业余爱好，包括网球、羽毛球、游泳、登山等很多体育项目。他常年保持每天一小时的体育锻炼。甚至在两个会议之间，也会换上运动鞋，在校园里跑上几圈……记者手记跨学科融合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于2010年正式启动，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11家部委共同实施的一项科技历史人文工程。10余年来，已有五百多位老科学家接受采集，全国上百家单位投入采集工作，累计获得实物原件141301件、数字化资料338963件，音频资料556063分钟、视频资料468985分钟，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类型最广泛的科学家珍贵历史资料收藏工程，以及从事中国现当代科学史和科技人物研究、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是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重要载体。本文系根据“采集工程”历史资料整理而成，在“中国科学家”公众号等平台发布，以飨读者。他从事医学史教学和研究70余载，是中国当代医学史领域的先驱者；为北京大学医史学科发展呕心沥血，是北京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创建者、北京大学医史学硕士、博士学位创建者。他就是我国当代著名医史学家、医史教育家程之范教授。2月14日，是程之范教授百岁诞辰，谨以此文表达缅怀与致敬。程之范教授80岁留影喜文从医

2020-07-02

“大洋钻探、深海探索是我这辈子做成的第一件事，很过瘾！”85岁的汪品先一头银发，平和又愉快。“不过我就爱给自己‘惹麻烦’，在剩下的这些年，我要去做第二件事。”他有些神秘，眼中有光，“我要再写两三本书，探讨如何排除创新思维的障碍，从科学家的角度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探讨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的结合。”冬日的阳光透过朴素规整的长方形格窗照进室内，书桌对面的老人言笑晏晏，貌似自我打趣，却让人觉得，他说的一定会做到。这是一次极特殊的采访。11月5日，著名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记者想联系汪老先生采访，竟得知：先生虽已高龄，依然以办公室为家，每天骑着自行车七点半到校，晚上九点半回家，即使是春节，也以工作为先。手机不常用，打办公室电话“准没问题”；发信息不一定能看到，但是“时刻在计算机上”，邮件像短信一样“即发即查收”。这该是怎样一位“钻进工作里去”的先生！12月2日一早，记者走进同济大学，在三楼尽头一间简简单单的办公室内，见到了他。“我这代人成长的经历和现在的孩子不一样。我出生后9个月淞沪战役就爆发了，我的童年就是战难。我深知中国能走到今天，是几代人的鲜血换来的，没有国哪有家呀？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特别是这些年，看到祖国发展得如此好，真希望在这百年不遇的发展时机里，也有我自己的一份贡献。”汪品先说。1960年，汪品先从莫斯科大学学成归国，投身于祖国的海洋科学研究事业。不枯燥吗？如何坚持？他却愉快地说：“如果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爱好，那就是理想状态。我的‘劳累’其实都是我自己找的。工作就是我的休闲、我的追求。”他带领团队朝着一个个科学目标进发，在国际海洋科学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话语权。他为我国海洋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真正的“深海勇士”。在汪品先等科学家的呼吁下，我国加入国际大洋钻探计划。让汪品先难忘的是1999年，以他为首席科学家的第184航次在中国南海成功实施，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实现了中国海域大洋钻探零的突破。那一年，他已经62岁。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启动了我国海洋科学第一个大规模基础研究计划——“南海深海过程演变”，汪品先任指导专家组组长。通过对南海深部进行系统观测，获得了一系列新发现，在南海深部重大科学问题上，提出了挑战地球科学传统认识的新观点。2018年5月11日至23日，我国自主研制“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器在南海完成科学首航。其间，82岁的汪品先9天时间里3次下潜到1400余米的深海，每次下潜观测采样时间都在8个小时以上。在西沙海区1000多米的深海底，汪品先意外发现了一片深水珊瑚林，这是科学家在南海首次发现“深水珊瑚林”。“深水珊瑚高的像乔木，矮的像灌木，这就是一个黑暗世界里的树林啊！”第一次上岸后的汪品先，仿佛是一个沉浸在童话故事中难以自拔的孩子，“我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去了，我刚从仙境回来……”去年，汪品先为之努力的又一项大科学工程——中国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正式被批复建立，总投资超20亿元。该工程瞄准国际学术最前沿，将推动我国“三深”（深潜、深钻、深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汪品先眼中，海洋文明蕴含着一种广阔胸怀和冒险精神。“科学要研究，就是要到现场去。海洋知识的源泉在海里，海洋的灵感也在海里，如果你脱开了真正的现场，就没有这个灵感了。”即使已经研究海洋科学几十年，汪品先也一直保持着好奇心和求知欲。他时常调侃自己与3000万年高龄的南海相比，还是个小孩。他说：“如果你对科学没有热情，光是对科学带来的好处有热情，这是走不远的。”在同济大学，如今85岁的他，还走上了“中国道路·名师讲坛”，成为人气爆棚的“思政课教师”；今年春季学期，再次面向全校师生开放公选课“科学与文化”。他还“火”出了圈，走进B站为屏幕前的“学生”深入浅出地讲解关于深海的一切。他的粉丝，从课堂上选课的两三百名学生，一下子扩容到网络上百万数量级的“观众”。他出版的科普读物《地球系统与演变》《十万个为什么（海洋）》《深海浅说》等好书，也深受读者欢迎。在汪品先看来，科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一部分，“科学与文化”并不是一般的“科普”，而是科学回归其文化的本性，是他要做“第二件事”的一部分。从北京领奖回来后，汪品先依旧骑着他那标志性的脚踏车穿梭在校园，这位笑意盈盈的“单车院士”，依旧是同济校园里的一道风景——学生们再熟悉不过，且一次次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为人师者的“光环”与“能量”。汪品先曾反复提及：“我们要营造创新启发式教育的良好生态。学校不是批发知识的仓库、制造文凭的工厂，而是培养能力，陶冶情操的洪炉。”教师对于学生的作用是什么？汪品先的一番话道出真谛：“一位好老师的一节课、一句话都可能影响学生终生。课堂的成功，不仅在内容，更在于精神。”采访结束后，记者在乘坐电梯时遇到了汪老先生的同事。这位同事告诉记者，汪老先生走楼梯去食堂吃饭了。骑自行车、走楼梯是汪品先；挑战深海、勇探大洋是汪品先；但行前路、赤诚求知是汪品先。先生正以他的精神与人格魅力感染感召着人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按花掉多少，而是按给出多少评价的。我剩下的这些年，想再踩出一个脚印。”汪品先说。作者：孟歆迪来源：光明日报

如果想绘制出蛋白质最微小的部分，科学家通常需要使数百万个单个蛋白质分子排列成晶体，然后用X射线晶体学分析它们；或者快速冷冻蛋白质的副本，然后用电子轰击它们，这是一种低分辨率的方法，叫做冷冻电镜技术。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一个好校长也就意味着一所好学校。”1988年1月，担任了三年多副校长的宁津生众望所归，被委任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为“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校长，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宁津生，我国大地测量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大地测量学科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工作，在大地水准面、地球重力场模型、国家天文重力水准网等方面成果显著。2005年9月28日，宁津生（右二）与学生进行交流宁津生一直认为，教学是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为国家培养大量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学校的基本目标。在担任副校长和校长期间，宁津生不断研究教学模式和教学改革，主持引进了竞争机制，与校党委领导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改变单一的办学模式，使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成为以测绘学科为主、以本科教育为重点、多学科多层次多规格办学模式的全国重点大学。由于之前没有做过行政工作，宁津生在担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大家学习，不仅是向老一辈的校领导学习，还向很多中层干部学习，包括向教务、科研、后勤的同事们虚心求教。即使是后来做了一把手，宁津生仍然不争权也不集权，他深知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当上校长之后，宁津生完全没有领导的架子，从没有因为自己职位的晋升而在待人待事的态度上有变化。在他看来，所谓的高升仅仅是自己扮演的角色又多了一个，自己肩上的责任又多了一点。他善于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总是以培养优秀的学生为己任，以仁者之心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改革开放初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培养了一批博士生，其中有些已经结婚但按当时学校的分房条例分不到住房的博士生感到很苦恼。宁津生了解了这一问题后非常重视，马上作了批示。宁津生知道，学校承担的大部分科研项目，有些甚至是重大项目，其中都有博士生参加，他们理论基础比较扎实、思想活跃、精力旺盛、时间集中，在科研中承担了大量的具体技术工作，有的还解决了一些技术关键问题。那个时候，有了住房就是稳定了博士队伍。从那以后，凡是在读博士生结婚，学校都破例给他们一间住房。这一举措解决了博士生们的后顾之忧，他们都对学校心怀感恩之情，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科研中。不仅如此，宁津生还积极推荐他们出国深造，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国际上测绘事业的新技术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加强了学校与国际上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我是一个没喝过一天‘洋墨水’的‘土专家’。”我国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光选曾诙谐地说。但这位“土专家”把中国学者勤奋务实工作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参与研制中国的第一枚导弹，到主持设计中国的运载火箭，他用毕生心血奠定了中国战略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基础，为中国的火箭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今天，是“土专家”谢光选院士98岁的诞辰纪念日。谢光选（来源：中国科技网）战火中的漫漫求学路1922年11月5日，谢光选出生在江西南昌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曾立下“宁存千卷书、不置万亩田”的家训，父亲谢哲孙精通中西方银行业务，在业内颇有声望，他要求子女“读千卷诗书，学一技之长”。谢光选的童年时光在纷飞的战火与颠沛流离中度过。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安稳的读书环境，父亲带着一家人辗转南昌、济南、宜春多地。虽然学校常常受战事影响无法正常上课，但谢光选一直听从父母的教导努力自主学习。随着战火不断蔓延，1938年，谢哲孙决定让大儿子谢光迁带领16岁的谢光选前往重庆继续读高中。1942年，谢光选从青木关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西南联大、中央大学、重庆兵工学校三所高校录取。考虑到家境艰难，谢光选入读了减免学费的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在校期间，著名的土木工程学教授丁观海先生（丁肇中之父）把国外弹性力学理论引进课堂，这让谢光选对导弹有了初步的认识：导弹不是一个硬体，而是软体，就像一根抖动的教鞭。之后，谢光选成为弹性力学理论的应用者。1946年底，谢光选提前半年从该校大学部兵器制造系毕业。十年磨炼，从兵工厂到国防部1947年1月，大学毕业的谢光选被分配到沈阳九零兵工厂，辽沈战役胜利后，这家兵工厂被解放军接管，成为国营七二四厂。在这的十年时间，谢光选从青涩的毕业生成长为设计科主任工程师，度过了充实的时光。刚进入工厂，谢光选就受命开办一个补习班，专门教工人们识图。美国教科书对工人们来说如同“天书”，为了让培训变得通俗易懂，谢光选常常琢磨更好的教学方式。他用泥巴亲手制作模型演示，还从工人中挑选一些数学比较好的优先培养，一年后，谢光选的任务从教学转为了设计。七二四厂接到的第一个生产任务就是制造120迫击炮弹，谢光选承担了炮弹的设计工作，带领工人加快生产步伐，一下子生产出了12000发，不仅超额完成8000发的任务目标，还大大节约了成本，每颗炮弹成本不到70元，比从苏联购买便宜了200多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谢光选所在的七二四厂火箭小组总共研制成5种火箭弹和5种火箭炮，全厂生产能力比1949年提高7倍多，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作战。1956年初，兵工厂来了一位身穿便衣、头戴皮帽子的中年人，还来了8位陪同者。厂长和党委书记开会外出，临时抓了谢光选陪同。在这位陌生的中年人面前，谢光选表现得严肃而谨慎，先是制止他在车间抽烟，又因其提出的问题涉密而不予回答。在随同人员说出中年人是“陈赓大将”时，谢光选还是严谨地给厂党委办公室打了确认电话。陈赓将军从原材料到加工，从机器设备到性能指标问得都很详细，谢光选回答得也令陈赓十分满意，特别是对导弹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谢光选表述得清晰明确、有条有理，陈赓将军深为赞赏。参观结束时，陈赓将军对谢光选说：“准备调到中央工作吧。”1957年3月，谢光选被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失败中走向成功1957年初，一枚苏联援助的P-1导弹实物运抵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谢光选等几位新调来的专家带领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P-1导弹的拆卸、测绘和反设计工作。一开始，由于缺乏经验和知识，很多测绘图纸漏洞百出。经过谢光选和同事们不断地踏实研究，最终在整个拆卸、测绘和重装的过程中，连螺钉垫圈都一个不少。钱学森鼓励谢光选说：“这是工兵精神，值得弘扬。科学技术研究中出现的很多新事物，开创时的工作条件都是很差的。”钱学森又告诫谢光选：“为了适应我国国防事业的需要，要不断学习导弹和火箭知识。也要多读哲学书，讲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使导弹和火箭的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钱学森的这番话引起了谢光选的深思，“如果不补课、不勤学，就干不好航天工作”，谢光选开始以《导弹设计原理》为索引，自学了陀螺力学、控制论、统计力学、微机应用等知识，还养成了5点晨起学习的习惯，并一直坚持了60多年。1958年4月，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成立地地弹道导弹总体设计部，谢光选任综合试验室主任，负责发射运输设备、加注设备、遥测设备的研制和大型试验的组织准备工作，同时参加P-2（中国代号“1059”，后更名“东风一号”）导弹的仿制工作，任“1059”的地面设备总负责人。1960年11月5日上午9点02分28秒，“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实验基地发射成功，也是这一年，以“东风一号”为基础，由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完成了设计方案，预计射程增加1倍。由于“东风二号”从设计上的协调、到靶场内的试验和飞行全权由谢光选负责，同事们戏称他是“东二的妈妈”。然而，这个让谢光选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孩子”却在初次发射就遭遇了失败。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在飞离发射台18秒后，发动机起火，69秒后，导弹垂直坠落在离发射台7公里的地方，伴随着一声巨响，地面炸开了一个深4米、直径22米的弹坑，升起的烟尘高达100多米。看着多年的心血换来的就是一声巨响、百米烟尘，现场工作人员有的人默默流泪，有的人失声痛哭。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首发失败后，谢光选参与排查事故原因和修改设计方案。得知发射失败的消息，聂荣臻勉励研制人员：“既是试验，就有可能失败，要总结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以利再战。”谢光选对“东风二号”第一次试验失败非常在意。后来每次去靶场，他都要看一看那个弹坑。之后的两年时间，作为总体设计部主管技术工作的谢光选，组织本部和相关单位通过反复修改、论证，大幅减轻了导弹在飞行过程中的弹性振动对控制系统的干扰。1964年6月至9月，在酒泉二十基地陆续发射了八枚“东风二号”导弹，均获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自行设计中程导弹的能力。出任总设计师，打造“长征三号”5年内，谢光选作为技术组长与国防部五院的同事们陆续攻克了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等难题。1966年10月27日9时0分10秒，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装载核弹头的10号“东风二号甲”导弹划破长空，精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1966年10月聂荣臻与“两弹结合”参试人员合影。国旗下方为聂荣臻，其右侧第一人为谢光选，时任“两弹结合”技术协调小组组长。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44秒，“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1977年，谢光选被任命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次年1月被任命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着手组织攻克高空失重环境下的发动机技术难关。“长征三号”火箭的运载能力约为1.45吨，由于运载能力较大，飞行时间长、技术新、要求高，在研制过程中，要解决低温技术、发动机在高空失重条件下二次点火和大型火箭纵向耦合振动等重大技术难题。1984年1月29日，“长征三号”首次发射，由于第三级发动机二次启动不正常，卫星未能进入3.6万公里高空的地球静止轨道，只能在近地轨道运行。经过70个昼夜的奋斗，4月8日“长征三号”再次发射，成功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轨道。这次发射的成功，让中国成为当时少数成功使用液氢液氧发动机的国家之一；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在高真空失重条件下二次点火技术的国家。1990年4月，“长征三号”首次执行卫星发射服务合同，成功发射了“亚洲一号”卫星。此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包括“亚太一号”卫星、“亚太一号甲”卫星、“风云二号”卫星等在内多颗国内外卫星。1990年，导弹与运载火箭专家谢光选被聘为“长征三号”技术总顾问。图为他在“长征三号”发射“一号”卫星前留影。在这次发射后，68岁的谢光选退居二线。到这时，谢光选以总体设计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的各种型号导弹、火箭飞行试验达到49次，成功率为93%，而这个成功率，更是成为我国航天史上很少有人能够突破的战绩。面对艰巨的任务，谢光选和他带领的“长征三号”火箭研制队伍，抱着“中国不能在静止轨道上缺席”的壮志，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说：“掌握这种发射同步定点通信卫星的技术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我是总设计师，必须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2016年2月22日22时10分，谢光选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的一生以勤勉务实为座右铭，尊重规律、科学求实、锐意进取，是老一代航天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胸怀坦荡、虚怀若谷，扶助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迈向新的征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的名字将永远刻在中国航天的史册上。谢光选(1922.11-2016.2)导弹与运载火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3月15日，巨星陨落，被誉为“大地之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宁津生逝世。又一位院士离我们而去。他长期从事大地测量领域的研究，在大地水准面、地球重力场模型、国家天文重力水准网等方面成果显著。

核潜艇是强国必备的战略性武器装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核潜艇的战略意义已经超过了航母，这也是中国当年优先发展核潜艇的原因之一。今年1月，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黄旭华荣获“共和国勋章”黄旭华，祖籍广东揭阳，1924年2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田墘镇，现为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〇九”悄然启动

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盛行过一种可怕的地方性疾病——克山病。提起克山病，无人不闻之色变，这种可怕的疾病在当地又被村民们称作“快当病”，意为发病快，病人往往在较短时间内死亡，也被叫做“窝子病”，说的是一得病就有可能绝户。1935年，克山病首次在黑龙江省克山县被发现，因此得名。主要症状是急性和慢性心功能不全，心脏扩大，心律失常以及脑、肺和肾等脏器的栓塞。克山病一度肆虐全国六省区309个县，病区覆盖人口1.24亿，死亡率很高。克山病肆虐的1935年，东三省正处在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时期，当时由日本人冈本良三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病进行过考察，但没有查出病因，只能将它称作“北满之奇病”。敬畏生命，救死扶伤1953年，31岁的于维汉临危受命赶赴病区进行防治救助与研究工作。初到病区，于维汉就在黑龙江克山县农村目睹了一个小女孩因克山病在短短两小时里去世。此后他和救治组的医生们又接连收治了许多类似的病例，这些病例几乎都在诊断后的数小时里去世。于维汉医院里人们在痛苦挣扎，一名14岁的小男孩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道：“我死了，把我埋在妈妈脚下吧。”这个幼小生命的逝去，给了于维汉很大的感触。从此以后，哪里有克山病病人需要救治，那里就有他的身影。于维汉顶风冒雪赶去抢救病人每次到疫区考察，老乡们一听到于老师来了，十里八乡的都会赶来迎接，像见到亲人一样。提起他，富裕县繁荣乡村民周文华鼻子一酸：“治好病临走他还给我一百块钱，提起他来我都有想哭的感觉。”送走瘟神，造福后人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于维汉跑遍了所有病区，调查了近两万人。他常常要赶几十上百里的山路去诊治病患，饿了就吃农村人都难以下咽的冷饭馊饭充饥，困了就窝在病人身旁眯一会儿。于维汉利用超声手段检查慢型克山病病人1957年，于维汉试用葡萄糖代替樟脑，采用亚冬眠适当补液的方法抢救急症病人，成为克山病防治史上的一大突破。急性克山病的治愈率由30%提升至95%。1961年，他提出了克山病病因假说，指出克山病发病与单一膳食条件有关，是一种与营养因子有关的地方性心肌病。1964年，于维汉在富裕县建起了克山病防治观测站，通过临床实践，他找到服用洋地黄治疗慢型、亚急型克山病的治疗方法。1973年，他从病因学说角度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进一步明确提出克山病的营养性生物地球化学病因学说，为克山病病因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也为防治克山病探索出一条新路。于维汉（左）在光荣村向他治疗好的患者介绍预防保健常识此外，他提倡居民们丰富饮食结构，也达到了很好的防治的效果。1953年到1985年，32年间，他历经艰辛，拯救了我国黑、吉、辽等16省区309个县（旗）、1.24亿病区人口，使病区彻底摆脱了克山病魔的侵扰。木直中绳，以德行世于维汉心系病人，也从不忽视家人的感受。二十多年来他每年下到疫区考察，一去就是一个冬天。作为丈夫，他总会在走前为妻子把家中大小事务，包括日用品、食物、炭火都悉数安排好，让妻子没有后顾之忧。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慈爱的长辈。孙女于心韵回忆道：“小时候每逢周末到他家去都有好吃的。”他从不因为学习成绩责怪她，反而常常给予许多的鼓励。这些小时候相处的温情瞬间，在她当了母亲后越来越理解了，更加明白了亲情的珍贵。于维汉在生化实验室指导实验作为老师，于维汉也在行医的道路上影响着他的学生们。哈医大二院心血管病院院长于波是于维汉的博士生，现在已是国内心血管疾病专家。他曾在克山病研究所做过六年的研究工作。他回忆，老师常常告诫他们：“无论身份贵贱，生命生来平等。治病救人，一定要倾注全部的所学去关心和爱护他们。”1997年，于维汉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他从来不领取院士津贴。2000年，他用院士津贴设立了“于维汉院士贫困大学生奖学金”，资助贫困优秀大学生。于维汉（左三）在尹新华、韩福生博士毕业的答辩会上于维汉院士的先进事迹，曾多次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和中央广播电台以中、英、日文报道。2010年11月17日，于维汉因病逝世，享年88岁。于维汉（1922.01-2010.11）地方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建国伊始，我国粒子物理研究工作几乎一片空白。现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电视节目、科普读物了解到粒子世界的广阔，这离不开先行者们经年累月地不断摸索，他们为我国物理研究工作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在他们之中，有那么一位物理学家，对粒子物理理论、量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就是戴元本。2013年6月，戴元本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工作时留影戴元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同时他也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一生从事粒子物理理论和量子场论的研究，在奇异位势和非定域位势的瑞奇极点理论、层子模型研究、重强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颠沛流离求知识1928年，戴元本出生于湖南常德。不久后抗战爆发，戴家举家迁徙，幼年的他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战时生活异常艰苦，幼小的他唯有与书本相伴，才能在生活中寻得一丝慰藉。1936年戴元本（左一）与两个弟弟合影逃难期间，戴元本竭尽所能地创造阅读机会。读小学时，他常与父亲一起读报；即将读中学时，他与家人逃难到贵阳，学业被迫中断，他就到旅馆旁的图书馆埋头苦读，尤爱诗文和历史。虽然身边环境不断变化，但戴元本渴求知识的心，却始终坚定。1946年，戴元本与家人终于结束漂泊，回到南京。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就读期间，戴元本接触到了科学界前辈任鸿隽写的科普读物，对书中涉及的广义相对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他开始渐渐接触高能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并产生了专攻物理学的想法。卧薪尝胆加入研究前线1947年7月，戴元本被保送至中央大学物理系（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可幸福生活没有从此开始。1948年局势动荡，读了一年后，学业被迫中断。复学后，政治学习和运动侵占了大部分的学习时间，他因此错过了相对论和电磁辐射理论的学习。在这样的情况下，戴元本仍见缝插针地学习，一有空闲就钻到图书馆钻研物理学著作，磕磕绊绊地读完了大学。1952年，戴元本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至南京工学院执教普通物理。在执教期间，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还在工作间隙自主进行科学研究，认认真真地自学相对论、电动力学，系统地补习大学期间错过的课程。经过多年的潜心沉淀，戴元本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55年戴元本（左三）在南京工学院科学馆前合影戴元本对物理学的一颗赤子之心没有随着时光变迁而改变。5年后，在恢复研究生招考的第二年，他依靠着扎实的理论知识，考进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师从物理学家张宗燧先生。张宗燧先生门下弟子虽少，但是精英多，包含戴元本在内，共有四位成长为优秀的近代物理学家。当时，国内高能物理理论研究队伍，主要以朱洪元、胡宁以及张宗燧为首，三位前辈之间争鸣合作，形成了优良的学术氛围。在数学所，戴元本对粒子物理和场论前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融洽的学术氛围中快速成长。耐住孤独做成绩理论研究工作者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耐得住寂寞”。20世纪60年代前后，戴元本身边同事频繁调动工作，他却一直坚定地在数学所从事高能物理理论研究，内心不为环境的变动而动摇。他曾打趣地说：“那几年我在工作上比较孤单。”戴元本早在幼年时期就养成了稳如泰山的坚毅性格，他用“孤独”沉淀换来了突出的成就。1965年对戴元本来说是厚积薄发的一年。他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四清运动”后，很快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当时，在钱三强的组织下，四家单位组成了“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定期开展对强子结构的讨论交流。戴元本参与了朱洪元、何祚庥先生等科学家的讨论，一腔对物理的热爱得到了抒发。戴元本独立运用塔姆-唐可夫（Tamm-Dancoff）方法计算了一些重要的显示强子结构的物理过程。后来，他发现，曼德尔斯塔姆处理相对论协变的束缚态计算方法能很好地解决当时困扰研究人员的问题，他便开始推广这一算法，并带领数学研究所的同事们与北京大学深入合作。他的工作进一步改进了层子模型的理论基础，为当时的学者提供了理论计算的基础。这次研究充分体现了戴元本作为科学家的前瞻性和敏锐的科学思维。1982年，鉴于在“层子模型”研究中的突出贡献，戴元本作为主要研究人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2年朱洪元、胡宁、何祚庥、戴元本因在“层子模型”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目光敏锐促发展1970年夏，戴元本受邀加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十三室。在良好的研究环境中,他如鱼得水，推动了我国规范理论的研究发展。当时，杨振宁先生回国做了多场关于规范场的报告，戴元本敏锐地意识到规范场是十分重要的发展方向，而当时国内大多数研究者还未意识到规范场论对粒子物理的重要性。戴元本不仅在研究室中组织大家学习规范场论，甚至还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系统讲座，推广与讲授规范场的量子化及重整化理论。推广的过程充满了质疑与阻力，但他都克服了。1987年，戴元本出版的学术专著《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推动了我国国内规范理论的研究。1980年戴元本（右三）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与杨振宁合影1974年到1975年，戴元本将敏锐的目光投到了强子的电磁形状因子研究中。当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都是刚起步，但他已经意识到研究强子的电磁形状因子，对了解强子中粒子间的强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戴元本和合作者们以饱满的精力攻坚难题，历时长久，采用了无数的办法，经历了多重的复杂计算，终于完成了研究。与此同时，国外研究者也完成了相同的研究工作，但结论与戴元本的计算结果天差地别。鉴于当时国内的科研水平，戴元本的工作成果无疑遭到了质疑，但经过比较验证，戴元本的计算被证明是正确的，国际上开始承认“中国科研力量”不容小觑。同时，戴元本根据研究结论发表了多篇论文，收获了多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成果。直到80岁时，戴元本依旧奋斗在科研前线，2008年，他还在著名的EPJC杂志上发表论文。春风化雨育人才戴元本认真勤勉的品质，不仅体现在科研工作中，更体现在了教书育人上。他治学严谨，以一腔热血为祖国培养栋梁，不仅传授学生知识，更是亲力亲为地指导学生的工作。1956年南工粮53全体同学合影，拍摄地点为南京工学院（中排左四为戴元本）据戴元本的学生回忆，戴元本有一次非常急切地在全所寻找一位同学，这位同学接到通知后，忐忑不安地回到研究所后才知道，他提交的论文初稿在表达上有歧义，老师急于论证，才发生了全所寻人的趣事。在片面追求论文数量风气盛行的年代，戴元本却十分严格，他所带学生的论文，没有经过他的亲自论证，是无法发表的。戴元本不仅对国内外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了如指掌，还引导学生加宽阅读面与学术面。他常常教导学生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做学问。他一生辛勤耕耘在人类肉眼看不见的粒子世界，但他的突出成就却是全人类有目共睹的。这种坚强隐忍、不骄不躁、努力刻苦的态度，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戴元本（1928.7-）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参考文献1.《戴元本：润物细无声》，中国科学报2.《永攀科学高峰的戴元本老师》，物理·37卷（2008

中国是讲究吃的国度，春节元宵端午中秋，每一个节日都有其特定的食物和味道。而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新的食物也开始走向餐桌，不断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味蕾。大虾（对虾），可谓是中国的独特美食。它从贵族专属到千家万户，价格从高昂到普遍亲切，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这个人以一颗执着的科研之心，曾让中国对虾的养殖产量、出口量、育苗量荣居世界第一。他就是刘瑞玉，中国海洋生物学和甲壳动物学家、中国海洋底栖生物生态学奠基人、甲壳动物学开拓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在他身上，兼具科学的严谨和生物学的浪漫，他属于海洋，也有着海洋的品格。

他与孔子同一天生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跟钱学森一同工作，是我国航空航天与国防事业背后的无名英雄；他几经起落，却笃志科研，无怨无悔；他很晚创业，却大器晚成，成就斐然。他就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童秉纲。童秉纲与孔子同一天生日童秉纲，1927年9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张家港，9月28日也是孔子的生日，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童秉纲一生的岁月中，教师也成了他最重要的身份之一。由于家境殷实，童年的童秉纲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七七事变后，上海、无锡等地相继沦陷，童秉纲一家人逃到宜兴避难。1938年，父亲因病去世，童家生活水平急转直下。童秉纲全家合照虽然生活贫困，但是母亲咬紧牙关，全力支持他们读书。在母亲的鼓励和支持下，童秉纲兄妹五人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国难当头，加上穷困的家庭境况，童秉纲更加坚定了他发愤图强的信念。194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八百壮士开创哈工大1950年，童秉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读师资研究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始建于1920年，当时校名为“哈尔滨工业学校”，到新中国成立时，哈工大已经建校近30年，但它真正的发展壮大，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把哈工大建设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科大学，国家需要打造一支出色的师资队伍。为此，哈工大开办了师资研究生班。童秉纲研究生班前后办了三届，学员中有经全国高校遴选而来的讲师，有本科应届毕业生，还有出于个人志愿，放弃工作来读研究生的。他们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科研建设的中坚力量。所谓“八百壮士开创哈工大”，而童秉纲正是“八百壮士”中的第一批骨干。26岁的教研室主任1952年，研究生还未毕业的童秉纲开始在苏联专家克雷洛夫的指导下展开教学工作。由他担任教研室代理主任，讲授理论力学课程。中国早期的工科教育中有一门课程叫应用力学，主要讲授与工程有关的基础应用。然而功课要学得深，只讲应用是不够的，还要讲理论、讲道理、讲基础，理论力学便是基础中的基础，不能深入掌握这个基础，就很难有更长远的发展。为了将理论力学课教好，童秉纲在读研时便下苦功研究教学法，编写了《理论力学教学方法指导书》，解决了理论力学授课中“理论容易习题难”的问题，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童秉纲与克雷洛夫1953年，童秉纲研究生毕业，被任命为哈工大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这一年，他才26岁！1958年，在教了五年理论力学之后，童秉纲主编了《理论力学》讲义，这本讲义总结了教学中的实际经验，已经完全从苏联经验中脱胎出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教学研究成果。《理论力学》自1961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已再版7次，其中第1-4版获得了1987年度“全国优秀教材奖”，2003年还被评选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百部精品教材”之一。调任中科大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急需大批尖端科技人才，特别是在新兴的边缘科学技术领域，如核物理、空间科技等。1958年，钱学森等人提议以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力量为基础，创办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于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简称中科大）应运而生。1961年，童秉纲调任北京，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任教，协助系主任钱学森、室主任林同骥建设该专业教学体系。童秉纲回忆说，他到中科大以后，钱学森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学生补课。童秉纲与学生当时，中科大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一批能够进行技术科学研究的人才，他们不同于工程师，也不同于自然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要能够帮助解决工程中的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定位下，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既要有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还要了解工程。在给学生补课的同时，童秉纲也在钱学森的影响下，开始接触空气动力学这一崭新的领域，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83年，童秉纲被任命为近代力学系主任，兼任流体力学专业教研室主任。1987年至1989年，童秉纲耗费两年精力，与同事一起合编了《气体动力学》教材，该书1990年出版，受到了众多专家的好评，林同骥评价它为“一本难得的教材和参考书”，俞鸿儒更是称赞“这本书写得比外国人写的还好”！1995年，《气体动力学》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8年，又获得了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人生总还是要做点事情的童秉纲的科研工作一直到1972年才正式开启，当时他已经45岁了。几经起落的他，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遭遇而灰心丧气，抱着“人生总还是要做点事情的”信念，他以一种更为专注的态度，埋头科研，致力于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从1974年起，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童秉纲先后协助航天五院、航天二院、航天一院等机构解决了一系列对卫星回收舱、导弹动态稳定性导数的计算方法问题，成绩显著，为我国侦察卫星、反导弹、洲际导弹等战术、战略导弹的研制提供了理论支持。童秉纲1979年，童秉纲以个人之力完成的“卫星回收舱（短钝锥）再入的压力分布与动导数计算方法”和“椭圆钝锥动导数计算方法研究”两个项目获得了国防科委科技成果奖四等奖；1987年，童秉纲关于战术导弹动导数计算方法的研究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很晚创业，小有成就1981年，年逾半百的童秉纲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这意味着他学术生涯延长了10年，可以到70岁再退休。1984年至1985年，童秉纲获得了出国访问的机会，本打算只是出去“见识”一下的他，却意外地迎来了科研黄金期。在美国访问时，童秉纲从加州理工学院的吴耀祖教授处，了解到生物运动力学这一前沿学科分支，回国后便开始了该领域的研究。90年代初，童秉纲与程健宇、庄礼贤首次提出了模拟鱼游三维流动效应的“三维波动板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当时该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80年代末，中央批准的“863”高技术计划中提到要发展航天技术，希望开展“天地往返系统”的高技术研究，这调动了空气动力学科研、设计和教学人员的积极性。1987年，童秉纲提出了在北京成立“空气动力学科研点”的建议。1988年，空气动力学实验室成立。之后，童秉纲在非定常流与涡运动的若干问题和航天器气动加热的气动热力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1990年，童秉纲主编了《非定常流与涡运动》一书，至今，这本教材出版已有20多年，在读者中仍享有盛誉。1997年，童秉纲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童秉纲与学生除了科研，童秉纲在教学上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从1981年到2014年，童秉纲培养了22名博士生，他的学生有的已经成为国内流体力学领域的中坚，如清华大学朱克勤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陆夕云教授等。回顾自己的一生，童秉纲用十六个字进行了总结：逆境很长、服务很多、很晚创业、小有成就。从25岁第一次站上哈工大的讲台，到如今鹤发如雪依然致力科研，为师为学，童秉纲用他的行动为后辈树立了榜样！童秉纲（1927.09-）力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参考文献：1.

亚洲是肝病高发区，我国每年约有14万人死于肝癌，半个多世纪，他在肝胆医学领域不断开疆扩土，拯救了无数的病患，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竖起了一座座丰碑，他就是肝胆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有良心的好医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精神矍铄的吴孟超院士（方鸿辉摄）1922年，吴孟超出生于福建闽清一户贫苦农家。五岁时，他同母亲前往南洋（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八岁开始在橡胶园操刀割胶。辛酸的童年，他概括成一句话，“这也算是我最早期的操刀训练吧！”20世纪40年代同济大学医学院实验课1940年初，17岁的吴孟超与同学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三年后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1947

2013年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中，一位老人的故事震撼了全中国。他“人间蒸发”30年，在荒岛上度过漫长岁月，家人不知其真正职业，亲人去世他也未曾回家送行……然而他这样做，仅是为了执着与守护一个充满力量、希望和感动的秘密……他就是黄旭华，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把一生献给了国家与核潜艇事业。黄旭华生活照“若有人问我们如何评价这一生，我们会说，此生没有虚度，我们的这一生都奉献给国家、给核潜艇事业，我们仅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毛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的誓言，我们此生无悔！”

40年前，她带队探索的科研成就每年节省下的粮食可以养活一座68万人的中等城市。正是这项成果，帮助我国糖化酶制剂的年产量在七年时间狂增1000多倍。1991年，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生物化学领域的女院士，从此她以中国最高学术机构成员的身份，成为倡导和推动中国该领域进步和发展的旗手。碧玉年才高志远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纷飞，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时侵略中国，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侵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同年，日本东京气象台附近的一个普通住宅里，一个小名叫“膺东”的婴孩呱呱坠地，父亲王应伟唤他“膺东”，寓意为“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灵慧初显

普洱茶曾被认为原产于印度阿萨姆，故原名阿萨姆茶。植物学家张宏达经过深入研究，确定阿萨姆茶原产地为中国，并将其中文名改为普洱茶，因而他也被称为“普洱茶之父”。张宏达在工作负笈他乡求学路张宏达是世界知名的植物学家，1914年出生在群山环拱、碧水泱泱的广东揭西。奇山秀水赋予了张宏达善于观察大自然的钟灵之眼。1961年张宏达（居中）与两个儿子合影张宏达出身于当地乡绅之家，父亲张少甫为人秉性刚直、处事公道、乐善好施，颇有名望。张宏达就读的小学，就是父亲出资兴建的逢源小学。由于当地没有中学，张宏达几经周折去往汕头读书，一年的花费约为300大洋。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他也格外珍惜。因为成绩优异，张宏达高中时代后两年的学费得以免除。砥砺奋进累学识1935年，张宏达考入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当时，中山大学生物系任教的著名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包括费鸿年、陈焕庸、董爽秋、任国荣等人，皆为一时俊彦。其中，董爽秋为他们讲授植物形态学、植物分类学、本地植物等课程，还是张宏达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董爽秋是德国柏林大学植物学博士，授业于植物学泰斗迪尔思（L.Diels），具有扎实的知识积累。张宏达继承并发扬了董爽秋在金缕梅科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张宏达大学时代正值日军疯狂进攻时期，中山大学几遭轰炸，被迫迁学，张宏达随校辗转广西、越南、云贵等地，生活方面十分艰苦。战火纷飞的年代，张宏达很难收到家里的汇款，初到澂江时行李失落，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张宏达于1939年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踏遍青山记草植1983—1987年，张宏达在筛选优秀茶叶品种、开发饮用茶植物资源的研究过程中，将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地采集到的上千种标本制成茶叶样品，在实验室里进行化学成分测试和分析。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宏达发现了毛叶茶（Camellia

当那座仅余残迹的大宅院映入眼帘，原本那么高大的围墙只剩下残缺的基石，糟糕凌乱的庭院也只依稀能辨认出曾经的宽敞疏阔，时隔七十多年重回故里，王翰章倚着断壁残垣的荒凉，朝着远处的燕山极目眺望，他久久地站在那里,

自1833年法拉第首次发现半导体现象，到1977年我国600多家半导体工厂集成电路的全年生产总量仍不及日本一家2000人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经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光流转，当时的中国在研制和生产集成电路上，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了太多太多。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同志决定，由王守武全面负责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制生产这一艰巨任务。

“我了解并认真考虑了作为一名妇女在社会上的优势和劣势，最终决定在妇产科领域工作。”——张丽珠1921年1月15日，张丽珠在上海出生，前面还有三个姐姐——宁珠、馨珠和惠珠，在那个无子会被认为是一种遗憾的时代，曾是同盟会早期成员之一的父亲张耀曾却常说，“好女胜于恶男，生儿生女都要报效祖国!”1934全家人合影，左一为张丽珠父亲把女儿们送到女子教育比较先进的智仁勇女子中学和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不仅勉励她们在学业上努力成才还常带她们外出运动，四姐妹就像四颗颜色各异的珍珠，绽放着耀眼的光芒。----------抗战时期的非常女生全面抗战爆发后，张丽珠秉持着“航空救国”的理想报考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成为了系里唯一被录取的女生。但学校因战乱内迁，去大学报道需独自徒步前往内地，家人不愿她孤身冒险，故此她先在暨南大学借读了半年物理，后又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医。1937年中学毕业的张丽珠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大都采取男女分校制。但1936年起，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始出现“男女同校”，面对一些男生的轻视，张丽珠连续三年用全班第一的成绩打破一切质疑。

一粒麦种，包含着生命的信息和秘密。或长成饱满的谷穗，或饱受病虫害的侵扰，或凋零于泥土。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终于解决了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成就。对此，小麦育种工作者功不可没。其中，我国著名的小麦遗传育种学家庄巧生为我国小麦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麦田现场作业的庄巧生庄巧生1916年出生于福建省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庄雪斋是一位老师，早年在南洋谋生。庄巧生孩提时期，随父辗转南洋读书。庄巧生9岁时，父亲为了能让他获得更好的教育，举家迁到福州，将庄巧生送进当时比较好的小学就读。在新式教育里，庄巧生如鱼得水。1934年1月，庄巧生从福州三山中学毕业时留影

2019年2月4日上午9时，原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所长、钱塘江管理局原总工戴泽蘅先生安详地走完了99载春秋，在家人的关爱中仙逝。老先生一生不为名利、科学治江、泽被后人。“心随浪涌几十年同仁同心围涂治江河口南北得和谐，魂系江流千百岁潮起潮落观景揽胜钱塘上下享平安”。谨以此文纪念为钱江两岸安澜做出卓越贡献的钱塘功臣戴泽蘅先生。幼年丧母

人生暮年，她没有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却用了两个“幸福”，概括了一生的爱情。“他什么地方都比我好。我就只有一句话，我很幸福，我能够跟他一块儿生活，我很幸福。”她与他分别出生于1919与1920年的浙江萧山与绍兴。她家境清寒曾几度面临辍学危机，他少年时家道中落辗转多地求学。几经波折，命运的曲线让他们在1940年的国立交通大学相遇。此后，在相知、相爱、相助中，走过58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就是我国著名化学家、院士夫妇——徐光宪与高小霞。左：19岁的徐光宪；右：18岁的高小霞爱情就是爱情，即使当柴烧也是美的。彼时战火纷飞，家境不丰，作为化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幸福的催化剂不是鲜花美酒，而是伴着诗词名著、数理切磋，在制作酱油、墨水、雪花膏中，日渐泛起的涟漪。到大学四年级时，徐光宪与高小霞已有书信往来，成为彼此倾心的朋友。对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年轻的高小霞受了莎士比亚悲剧故事的影响，曾忧心忡忡地说他们的友谊会变成一个故事。而徐光宪却乐观地认为，他们的将来很简单，如果结婚，将相伴终身。1946年1月底，爱情之舟披沥风雨一路前航，携手6年后徐光宪与高小霞，终于走入了人生的新阶段。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徐光宪与高小霞结婚照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招考出国留学生，徐光宪与高小霞双双通过了自费公派生考试。由于家中无法支持两人的经费，经商定，只好先由徐光宪出国。1948年，徐光宪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助教职位的他基本安定下来，立刻决定接小霞赴美留学。徐光宪、高小霞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与同学们合影1949年1月，高小霞抵美，入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分析化学。她很快便得到导师的赏识，被推荐为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分析技术员。那时，徐光宪与高小霞在美国均是半工半读，他们在相互鼓励中共同生活、学习。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般从大学毕业到获得博士学位要5年左右，但徐光宪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导师想推荐他去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但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交战，共同的爱国情怀，令徐光宪、高小霞夫妇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要克服艰难险阻回国效力。高小霞为了尽快回到祖国，放弃了两年后将要获得的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后的徐光宪、高小霞夫妇经好友唐敖庆介绍，共同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徐光宪与高小霞合影尽管生活、科研条件艰苦，但徐光宪与高小霞却能体会到属于科学工作者的幸福。他们常常一起做双指示电极实验，到半夜才骑车穿行宁谧的校园，回到中关园宿舍。虽然徐光宪与高小霞在科研领域合作论文只有两篇，但他们却在研究方面相互影响、促进着彼此。高小霞在实验研究方面对徐光宪给予帮助，徐光宪则在理论研究方面影响着高小霞。此外，两人同时在稀土基础与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宝贵的研究成果。1980年，两人同时当选了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81年同时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徐光宪与高小霞散步年纪大后，爱妻心切的徐光宪若发现高小霞工作到晚上11点仍不休息，就会微笑着提出黄牌警告。有时高小霞想问题太专心了，徐光宪便会问她：“你在那儿发什么傻呀？”1983年，高小霞在图书馆借书摔伤后，徐光宪虽然工作忙，却常常自告奋勇推着轮椅带着高小霞到处走动。未名湖畔，博雅塔旁，留下他们相伴相随的身影。徐光宪与高小霞结婚52周年1994年，共同走过半生的徐光宪高小霞夫妇荣获了首届“中华蓝宝石婚佳侣奖”。徐光宪认真地说，希望小霞能够少一点工作，多注意身体健康，这样他们就能够好好地过一个金刚石婚了。很可惜，1998年高小霞因癌症不治去世。徐光宪情绪一度非常低落，后来想起高小霞的临终遗言以及自己还想做的工作，才慢慢从消极情绪中走出来。徐光宪与高小霞这对院士夫妇，在相扶相助中走过大半生，无论事业还是家庭他们皆无怨无悔。这是太多人毕生羡慕追求的境界。对于其中的“幸福”密码，徐光宪这样说：“所谓幸福，是一颗感恩的心，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称心的工作，一位深爱你的爱人和孩子们……”END往期回顾蔡启瑞：一生最爱实验室张涤生：妙手生花

他用百岁传奇完美演绎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大师品格，他是我国申请“院士退休”的第一人，他是我国催化科学研究与配位催化理论的开拓者之一——蔡启瑞，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少时坎坷

涤生，涤旧而生新“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了凡四训》明·袁了凡135编辑器1916年夏天，一个男孩降临在吉林长春，父亲给刚出世的儿子起名为“涤生”。虽说人生多变，绝非只言片语能够料中，可谁也没能想到，这短短二字，竟道出了他的一生。张涤生，我国整形修复外科的开拓者、中国颅面外科和淋巴医学的创始人。他用仁爱和良善铺就出患者的生命坦途；他用巧手和智慧创造出无数的人间奇迹。135编辑器四岁进私塾背诵四书五经，七岁上小学接受新式教育，自小跟随父亲辗转各地的张涤生，却没有在学习上落下分毫。在无锡中学里，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学会了如何做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涤生走上街头，振臂高呼，以实际行动来反抗日本的侵略行为。张涤生1941年大学毕业照片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进步的热情在每名大学生心口熊熊燃烧。作为中央大学口腔系的医学生，他不仅在暑假期间组建战时救护队，更在毕业后放弃留校任教机会，历尽艰险来到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37年无锡抗日救亡后援团救护队合影，张涤生为第二排右一他跟随着远征军飞越驼峰、奔赴印缅战场，从一名象牙塔走出的有志爱国青年，成长为战火中浴血淬炼的年轻医生。1941年，张涤生在图云关的救护车前合影“手术队离前线非常近，炮弹常常在我们做手术的帐篷上空飞过，耳边日夜可以听到响亮的机枪声和轰鸣的炮声，刚到时晚上根本睡不着，后来慢慢习惯了。”是烽火的考验，锻炼了他超乎常人的意志，是战争的洗礼，铸就出他处乱不惊的作风。135编辑器1958年5月，钢铁工人邱财康被钢水严重烧伤，全身几乎无一处完整皮肤。超过全身90%的烧伤面积救治，不仅在中国是首例，全世界的医学文献中，也没有救活的先例。

2013年接受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小组访谈“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2019年1月16日，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逝世，享年93岁。于敏为了国家几番变更研究方向、隐姓埋名28年，与同事精诚合作，磨砺出“国之锋芒”。他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钟爱诸葛亮的文章和岳飞的诗词，其一言一行深深积淀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风骨。报效祖国，不忘初心，立鸿鹄之志；个人修身，谦虚持守，行淡泊之道。他是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科学大师，也是这个时代应该记住的风范榜样。一

中国专家很少，致力于培养专家的财富也很少，更不容易吸引专家，而且有许多问题难以克服。如果有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回去，不去面对许多困难，那么还有什么人能够回去呢！♂主持工作：

先来一段视频吧当你未满8岁，生存却已成为你人生的主要任务，你是否会抱怨命运苛待你太过残酷？但别难过的太早，因为从此往后，活命便将成为你生活的全部。这不是毒鸡汤，也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的真实经历。童年

“再苦，我们也要坚持，如果你想要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一点事情的话。”——曾德超一百年前的今天，“武城世族、鲁国家风”的琼山曾氏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作为孔门四大弟子之一曾参的后代，尊师重教的名门家风让这个孩子自小形成了强烈学习热情，他就是曾德超。走出天涯海角

请点击播放视频何泽慧院士1914年出生于苏州，外祖父王颂蔚曾任教于同文馆，大舅王季烈最早将“物理”用于physics的中译。她和表弟王守武、王守觉同为中科院院士，同辈中还有表哥王守竞、表姐王淑贞等多位杰出科学家，何泽慧、大姐何怡贞、表姐王守瓈三人的丈夫也都是院士，可谓中国最大的院士家族。何泽慧学习12年的振华女校由外祖母王谢长达创办、三姨王季玉任校长，使她深受家族家风影响。何泽慧的学生时代，正是民族危难之时。1931年日本陆战队登陆上海后，何泽慧在校刊中撰文表示：“静默地想办法救国、救同胞，才是现在中国人应有的态度”。她的这种科学救国理念贯穿于她的整个学术生涯。她曾在追忆周培源的手稿中，回忆了在清华大学接受的“抓紧时间念好书才能救国”思想；（向上滑动查看内容）她在1934年给大姐的信中提出，只拿一张文凭“既不能报诸父母，又不能与社会国家以丝毫之功”；

“没有防空力量，将来受尽人家欺负”——顾诵芬顾诵芬手持歼8II飞机模型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出生于江苏的一户书香世家，父亲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顾廷龙。然而，在那祖国饱受凌辱的年代，亲眼目睹日军轰炸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切身感受近在咫尺的战争与死亡威胁，他没有继承父亲的文学衣钵，反而在幼小的心中埋下一颗种子——“我将来要搞飞机！”他就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两院院士顾诵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