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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發表於杜澤遜先生主編的《國學季刊》2019年第2期，總第14期。文章介紹了周裕鍇先生的治學經歷、治學方法、學術成就。為方便閲讀，经作者同意，本推文稍有文字删削。周裕鍇先生學術傳略周裕鍇先生祖籍四川新繁，1954年生於四川華陽一個教師家庭。在華陽接受小學和初中教育後，先下鄉插隊，再進工廠當工人，直到國家恢復高考，於1978年初作為第一屆大學生進入四川大學中文系。讀書時代的周先生在課業之餘作詩詞、寫書法、習篆刻，又做學校廣播站編輯，興趣廣泛、才藝全面的他被譽為中文系四才子之一，至今為師友後輩所傳。當時的活動，有兩件事對周先生走向學術研究尤有影響：一件是錦江文學社活動與辦《錦江》雜誌。周先生是川大錦江文學社的組建者之一，任詩歌組組長，參加《錦江》雜誌主要編輯工作，並為作者之一。《錦江》雖歷四期而被迫停刊，但這一實踐作為周先生詩學基礎積澱的組成部分，對他的詩歌研究方式有不小的塑造作用。第二件事是參與《美學辭典》的編纂，主編是川大中文系美學課教師王世德先生，參編者是中文系七七級部分愛好美學的同學。這部新時期第一部《美學辭典》於1986年由北京的知識出版社出版，並獲金鑰匙獎。周先生被分配到的內容是對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材料進行美學解釋，編寫為相關詞條。通過大量古籍文獻與美學著作的閱讀，他撰寫了從陳子昂、蘇軾、嚴羽到梁啟超等數十美學詞條三萬多字。如他後來回憶此事所說：“現在看來，我寫的這些詞條顯得比較幼稚，有些觀點已經過時，但這些嘗試，畢竟為今後的學術研究積累了經驗。”“由此機緣，我開始了古典文學和詩學研究。”（《流年瑣憶》，收入《王世德文藝審美學文集》第四卷）周先生進入學術研究正是在中文系諸先生的引導下開始的。除了大學三年級參與編寫《美學辭典》之外，他發表了第一篇學術文章《一洗萬古凡馬空——談杜甫詠馬詩》。張志烈先生對其指導的這篇本科學年論文非常滿意，用四六文寫下評語，以“穆王八駿”“不難萬里之選”等句給予勉勵。周先生用這篇文章參加了首屆杜甫研究會年會，並在《草堂》（今《杜甫研究學刊》）第二期（1981年8月）上發表。他的本科畢業論文由曾棗莊先生指導，題為《寫我盡意，體物傳神——蘇軾美學思想劄記之一》（《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5輯），對蘇軾美學思想的考察是他美學興趣的繼續，也由此可以略窺1980年代中國美學熱的痕跡。這篇畢業論文對周先生的特別意義在於，是他幾十年蘇軾研究的開始。1982年本科畢業，周先生繼續在川大讀研究生。他的指導教師成善楷教授因右派獲得平反，重到川大教書，他主修成先生開設的《詩經》《楚辭》《莊子》和杜詩研究課程。成先生極淵博又極有個性，講《莊子》重外篇、雜篇，講《詩經》重《雅》《頌》，詳人之所難言，而略人之所易知。尤其以七十餘歲的高齡登上講臺，講到精彩處，每嗟噓歎息，那種情懷讓周先生深受感染。跟隨成先生研治古代文學，不僅塑造了周先生的研究方式與特點，更重要的是，成先生將莊子、屈原、杜甫等的人文精神傳統化為切實的生活境界，融進自己的言行之中，他的淡泊、堅貞、仁厚的人格精神對周先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研究生期間周先生也選修了曾棗莊先生的三蘇研究、項楚先生的王梵志研究，旁聽繆鉞、葉嘉瑩先生在歷史系開設的唐宋詞課程。在諸先生的啟發下寫作了《蘇軾黃庭堅詩歌理論之比較》《試論黃庭堅詞》等文章，發表在《文學評論》《學術月刊》等刊物上，被人大複印資料轉載，其中觀點也被一些著作和文章採用，產生一定影響。對於周先生自己的研究來說，這一時期在杜甫、蘇軾之外又將研究興趣投向黃庭堅，是一個重要拓展。1984年碩士畢業，周先生留校任教，历助教（1984）、讲师（1986）而副教授（1988）、教授（1993）。1994年在職讀博，師從項楚教授治古典文獻學，選修敦煌變文、寒山詩研究等課程。1997年撰成學位論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受到同行評議好評，同年获得博士学位。2001年9月，周先生獲日本學術振興會資助，東渡日本，任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客員研究員，從事題為“宋代詩歌與佛教禪宗的關係”的研究，為期兩年。回國後繼續擔任川大文新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被聘為教育部重點人文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專職研究員。2008年8月，受聘為臺灣東華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為期半年。2013年2月，受聘為臺灣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為期半年。自留校任教到現在，周先生研究的對象由杜甫、蘇軾、黃庭堅、宋代詩學，逐步擴展到闡釋學和佛禪語言文學領域，並且成為後來的研究重心。周先生的學術之路這樣自然起步并自然展開，四十年的研究形成一個聯結會通的體系，其中著力最深、最為學界稱道的領域，在蘇軾黃庭堅研究、宋詩學研究、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及佛禪文學研究。蘇黃研究周先生是從杜甫和蘇軾、黃庭堅進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求學期間已發表一些引起學界關注的文章。他最早開始的是杜甫研究，第一篇學術論文就是對杜詩的考察，接著發表了《試論杜甫詩中的時空觀念》（《江漢論壇》1983年第6期）等，距今已近四十年。之後也陸續撰寫了一些杜甫研究文章，并擔任四川省杜甫學會副會長等學術職務。由杜甫進入蘇軾、黃庭堅研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蘇軾美學思想為對象的本科學位論文及同時期發表的一些文章，是周先生蘇軾研究的初步嘗試，正式進入蘇軾研究是在參與成善楷先生主編的《蘇軾資料彙編》工作時。早在1982年夏，周先生即隨同成先生整整一個月待在北京圖書館查閱蘇軾評論資料，此後長時間參與輯錄工作，並且負責了清代及專載部分的閱改定稿。《蘇軾資料彙編》是中華書局“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叢書的一種，也是川大中文系《蘇軾全集校注》（以下簡稱《校注》）的前期工作。周先生深入蘇軾研究是具體做蘇軾全集的校注。《校注》作為首部合蘇軾詩詞文於一編的全集校注本，是一項大工程，不計前後的協定與出版的時間，實質校注工作即長達二十二年之久。這二十餘年是蘇軾著述以全新面目走向世人的過程，對周先生來說也是他深入走向蘇軾的過程。作為三位主編之一，周先生主要負責蘇文部分。蘇文的校注相對蘇詩、蘇詞來說挑戰更大，周先生在《校注》前言中自述“蘇詩、蘇詞是在舊注的基礎上另做新注，補罅刪蕪，訂訛糾謬，釋詞解義。蘇文除了略參考《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注釋外，大多為首次自作新注。”幾乎是白手起家的蘇文校注對於編著者的考驗可以想見，然而反過來，這也正是校注組得以深層浸入蘇文的機緣，周先生為此付出了極大心力。《校注》出版後得到學界高度認可，被視為蘇軾著作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蘇文方面得到特別的肯定，學者認為“蘇軾文集的校注堪稱是蘇軾研究史上篳路藍褸的重大事件”，不論考訂編年，探究本事，解釋詞義，都質量很高，“充分體現了當代蘇文研究所達到的學術水平”（莫礪鋒《“蘇軾文集”校注：蘇軾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中華讀書報》2012年4月4日）。校注文集之外，周先生也在各類雜誌報紙上發表了蘇軾研究論文若干篇，對蘇軾的思想觀念、藝術趣味、文化性格、文學創作諸方面都有專文考察，其他以蘇軾為核心對象或主要從蘇軾出發的綜合研究文章就更多。尤其近年來，周先生擔任中國蘇軾研究學會會長和四川省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蘇軾研究中心首席專家，除組織推進蘇軾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之外，也開展了不少東坡文化建設工作，寫作、出版了一些普及文章和書籍。黃庭堅研究也是周先生很早進入的領域，讀書期間已將興趣投向黃庭堅并發表數篇有質量的研究文章。尤其《試論黃庭堅詞》（《學術月刊》1984年第11期），為新中國最早的山谷詞專論之一，它的周詳論證對後來學界的山谷詞全面研究有先導之功。碩士畢業論文也確定為山谷研究，最終完成《論黃庭堅詩歌的藝術特徵》（《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28輯）一文。此後在國內外各類刊物陸續發表黃庭堅家世考、姻親考、禪悅傾向以及黃詩句法理論、遊戲文字的藝術創造等研究文章十數篇，並擴展到江西詩派，解析山谷詩、江西詩派與杜詩的內在聯繫，論證江西詩派風格，考辨江西詩派成員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周先生2003年發表在《文學遺產》上的論文：《惠洪與換骨奪胎法——一樁文學批評史公案的重判》。文章通過詳細嚴密的內證與外證，闡明傳統以來將“奪胎換骨”法的產權歸於黃庭堅并作為江西詩派詩學綱領的做法是存在巨大誤解的，“換骨法”“奪胎法”之說實質上是惠洪的理論，與黃庭堅並無關係。這是一個關涉文學批評史體系的重大論題，引起學界的激烈討論。周先生的結論得到學界的不少認同，也仍在繼續討論當中，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一嚴謹而詳密的論證，為黃庭堅研究、宋代詩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極重要的思考。黃庭堅是周先生偏愛的作家之一，多年來，周先生組織川大古代文學師生開展黃庭堅讀書會，在文本細讀中體味山谷，深入其人其詩研究。宋詩學研究“蘇黃研究必然涉及大量宋人的詩論，包括詩話、序跋、書簡、論詩詩等，在抄錄閱讀大量宋人論詩卡片之後，我的治學範圍逐漸擴展到整個宋詩學。”（《自序》）宋詩學研究是周先生的學術重心所在。周先生宋詩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宋代詩學通論》（以下簡稱《通論》）。《通論》一書集中體現著周先生構建宋詩學體系的設想與努力，他感歎於宋人詩論中詩學網絡的深邃與縝密，因此“試圖從理論範疇的角度橫向剖析宋詩學的各個層面，而有意放棄了一般中國文學批評史所常有的以人為綱或以史為綱的形式”（《引言》），選擇以論為綱，確立詩道、詩法、詩格、詩思、詩藝五編，打撈宋人詩學本體論、功能論、修養論、風格論、創作論、鑒賞論、技巧論各層面的詩論碎片，盡可能迫近宋詩學的歷史面貌，由此，宋詩學的內部體系在現代學術中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構建起來。《文字禪與宋代詩學》《法眼與詩心：宋代佛禪語境下的詩學話語建構》二書也是周先生宋詩學研究的結晶，另外一些著作也以宋詩學為核心對象，諸書主要從佛禪角度思考宋詩學系統的建構問題，容下文陳述。周先生關於宋詩學的一些分散的思考，主要在宋詩的文化研究，如《元祐詩風的趨同性及其文化意義》（《新宋學》第1輯，2001年）、《詩可以群：略談元祐詩歌的交際性》（《社會科學研究》2001年第5期）等，文體研究如《因難見巧：宋代六言絕句研究》（臺灣《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九期，2003年）、《宋代〈演雅〉詩研究》（《文學遺產》2005年第3期）等，尤其重視宋詩學的語言學研究，如《語言的張力：論宋詩話的語言結構批評》（《四川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合撰）、《宋代詩學術語的禪學語源》（分載《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6期、2000年第4期）等，以及探求宋人詩歌的義理義例，如《以戰喻詩：略論宋詩中的“詩戰”之喻及其創作心理》（《文學遺產》2012年第3期）等。周先生長期擔任宋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也發表有關學科建設相關文章如《通讀細讀、義例義理與唐宋文學會通研究》（《文學遺產》2017年第6期》）等。不能詳舉。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2003年，周先生出版了《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下簡稱《研究》），一方面是對他長時間思考中國古代闡釋傳統的梳理與總結，一方面是對1990年代以來學界呼籲建立“中國闡釋學”的一個積極回應，并提供一種思考的路徑。《研究》寫於大阪大學訪學期間，是周先生在完成客座報告之外的另一成果。《研究》一書以闡釋學的角度審視中國傳統學術，周先生交代自己寫作本書的初衷，是希望將中國古代內在具足的闡釋學理論盡可能全面系統地介紹給當代讀者，讓世人充分認識中國古代闡釋學的豐富內涵與價值。具體做法是發掘、闡釋、建構與評價，即“通過搜集分析散見於各種典籍中的有關言說和文本的理解與解釋的論述，演繹經學、玄學、佛學、禪學、理學、詩學中蘊藏著的豐富的闡釋學理論內涵，由此揭示出中國古代闡釋學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以及異於西方闡釋學的獨特價值。”（《研究》內容提要）這是一部探索之作，其所列“學術創新叢書”之名保留了歷史認識的痕跡。對古代闡釋傳統的梳理與建構，無疑受到西方理論和話語的啟示和影響,同時也是主動與西方學術對話的自然體現。王水照、李貴先生在《讀周裕鍇》一文中評價《研究》“進一步拓寬了為觀察古代中國而新辟的路徑，為用西學原理講解中國學術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對中西學術的有機匯合具有借鑒意義。”對該書的價值作出清晰指陳。《研究》之後，周先生也發表了《語言還原法——乾嘉學派的闡釋學思想之一》（《河北學刊》2004年第5期）、《中國古典詩歌的文本類型與闡釋策略》（《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右文說”》（《文學遺產》2012年第2期）、《維摩方丈與隨身叢林——宋僧庵堂道號的符號學闡釋》（《新宋學》第五輯，2016年）等闡釋學研究文章多篇，並且多年來為研究生開設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的課程，對中國古代學術的現代闡釋保持著持續思考。新著《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十講》將於年內出版。佛禪文學研究求學時代周先生已留心於黃庭堅文集中大量的佛典禪語問題，隨後留校開展《蘇軾全集校注》工作，處理文集中比比皆是的佛禪相關內容，研究重心由此轉向佛禪方面。周先生多年深入佛禪文學研究，取得蜚聲海內外的成就。從1990年代初開始，先後有《中國禪宗與詩歌》（1992）、《文字禪與宋代詩學》（1998）、《禪宗語言》（1999）、《百僧一案》（2007）、《禪宗語言研究入門》（2009）、《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2010）、《法眼與詩心：宋代佛禪語境下的詩學話語建構》（2014）及《唱道與樂情：宋代禪宗漁父詞研究》（2014，合著）、《夢幻與真如：佛教與中國文學論集》（2016）、《宗風與寶訓：宋代禪宗寫作傳統研究》（2017，合著）等著作十種問世。另有《石門文字禪校注》等即將出版。從19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詩禪關係研究開始廣受關注，連續面世了多種專門性論著，不過諸作或者著眼於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或者以特定文學批評形式與創作類型為對象，全面、一般性探究詩禪會通的理論研究則不多見。周先生沉潛多年，《中國禪宗與詩歌》（下稱《詩歌》）、《文字禪與宋代詩學》（下稱《詩學》）、《禪宗語言》（下稱《語言》）諸作的相繼問世有效填補了這一方面的不足。三書著力解析的重要論題至少包含以下方面：一是傳統以來所謂詩禪互動的不平衡關係，二是詩禪異質同構關係的內在機制，三是文字禪、士大夫禪與宋人語言觀問題。三書以其堅實的研究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近年出版的《法眼與詩心》一書主要著眼於佛禪對宋代詩學的建構，從文化語境、思想資源與審美眼光、話語表達等多方面探究詩禪會通與宋代詩學體系的生成問題。與之前諸書明顯不同的一點在於，此書於佛經閱讀對宋代士大夫思維方式的影響給予了特別的重視。《唱道與樂情》《宗風與寶訓》二書集中探究宋代禪宗詩文傳統與書寫慣例，詳細考察宋代禪宗漁父詞、“牧護歌”、“瀟湘八景”等寫作范式，禪籍中常見的“藞苴”“生辰”等特殊詞彙以及宋代詩僧的法名表字、庵堂道號等的規則和慣例，以專題研究揭示禪門寫作傳統。周先生另有多篇文章探討佛禪文化、信仰及其實踐，佛禪對生活、文學、藝術審美的意義等。從詩與禪的互動，到禪與語言的交涉，再到禪思想與佛教文化諸問題，周先生的佛禪與文學研究交互推進，逐層深入。需要特別敘及的是宋代名僧惠洪研究。惠洪是對北宋後以至明清禪林與詩壇產生重大影響的詩僧。周先生最近十多年來一直專注於惠洪研究，當是有感於惠洪對於禪學與詩學的意義。惠洪作為周先生專注研究的第四位詩人，較黃庭堅等傾注了更大心力。周先生早年的禪宗詩歌研究諸書中，惠洪已受到特別的重視，諸多問題的揭示與解答都與其密切相關。尤其2001年客座大阪大學後，與阪大師生及訪學日本的中國學者組織《石門文字禪》讀書會，開始深入惠洪研究。經過近十年的爬疏考辨，《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出版。《總案》對惠洪頗為複雜繁亂的生平與著述進行了全面清理，並詳考同時代僧人、士大夫行事種種，對北宋後期禪林與文壇進行了全方位梳理，學界予以高度認可。又十年，二百五十萬字的《石門文字禪校注》即將面世，可以想見，《校注》必將為推動文學僧別集整理、佛禪研究、詩學研究、語言學研究、史學研究等多方面的進一步深入發揮它的作用。研究之外，周先生也重視詩歌創作，有詩集《竹林詩草》《鍋蓋庵詩鈔》等數種，未刊，部分散見各詩刊、詩選。兼任中華詩教學會副會長，倡導傳統詩歌閱讀和寫作，為詩歌文化的傳承發揚積極盡自己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