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考研一般都是向上考，即“双非”考“双一流”高校，但最近一年出现了向下考的“逆流”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广州大学录取的2022年研究生新生中，出现了一批985、211高校毕业生，包括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毕业生。广州大学是大家俗称的“双非”高校，既不是985、211，也不是双一流。其实不止是广州大学，全国各地“双非”高校都出现了这种“倒流”现象。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今年也涌入了包括浙大在内的一批名校毕业的研究生新生。传统的考研一般都是向上考，即“双非”考“双一流”高校，但最近一年出现了向下考的“逆流”现象。一方面我们应该祝贺这类高校，无论如何说明其有吸引力，比如一些专业的确办得好，就业有优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考上研究生，已经成为一些同学的第一目标，学校与专业的好坏或许已暂居其次。可以说，考研已经在全面高考化，这是一个最新的有力例证。据公开数据透露，2022年研究生报考中，西藏民族大学报名人数暴涨123.2%，增长率高居全国高校前列，大批的地方普通“双非”高校报名人数均出现了大幅增长，江西农业大学比前一年增长80%，湖南工商大学比前一年增长72%。均远远高于著名大学报名人数增长率。显然，考上是核心，而不是学校、专业好坏。一方面就业难，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导致学历贬值是无法回避的现实。2022年高校毕业生达到1076万，如果加上回国留学生，大学毕业生就可能超过了1140万。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就业问题的目标也只有1100万。人人都是大学生时代，用人的尺子必然水涨船高，一方面就会看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另一方面就需要看你是什么学历了。在这个背景下，考研持续高热。2022年研究生报考人数大涨80万，达到了457万，创下历史新高，与2017年相比实现了翻番，持续高位上高增长。按照最近5年的增长比例，2023年考研报名人数突破500万是大概率事件。如果继续按这一增长速度，未来考研报名人数赶上普高高考并非不可能。毕竟，如果剔除高职单招的报名人数，近年参加6月普通高考的报名人数实际只有800余万。当下的疫情与就业的艰难，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点。受疫情的影响，社会需求萎缩，就业去向狭窄。更主要的是，求稳成了大家共同的追求，体制内就业成为大学毕业生热衷的选择。毕业生掀起考研热的同时，还有考公热、考编热，高考志愿选择上还掀起了师范热、军警校热。而体制内对人才的衡量，无论如何批评，仍然牢牢地坚持着两个原则，一是出身，二是学历，而且大张旗鼓。日前沈阳皇姑区相关部门公开发布引才公告，一方面是强调名校出身，一方面强调研究生学历，对于到皇姑区就业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有特殊优待。对于到中小学任教的博士，有学校公告表示将直接任命为副校长。9月12日，河南国资委发文，如果博士生到企业就业将享受国企中层副职待遇。时至今日，小到县城，高至省级组织部门的选调生，各地政府以学历与出身为评价标准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落户，研究生学历也成了加分项，甚至硬杠杆。这两种评价标准都在加剧推高考研热，因为考研是解决这两个标准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对学历门槛的粗暴要求，直接导致名校毕业生因为体制内就业的诉求，不得不加入考研大军。如果说过去考研，更多还是为了改变“出身”，兼顾学历，但在激烈竞争下，种种迹象表明，很多人考研核心目的已经变成解决学历高低，无所谓学校“出身”了。更糟糕的是，这种对学历的过度强调和重视，在全面影响着毕业生与家长的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的价值观。即便在很多985高校，也往往把推免率、考研率当成学校招生的重要招牌，还频频出现了如“一个宿舍全部读研”的宣传。显然，考研高考化引发了很多问题，包括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影响，这一现象必须得到遏制。但是，用人评价如果不能改变，尤其是体制内用人评价不改变，这一趋势很难得到有效遏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的确非常复杂，更非教育部门所能控制。对于不得不加入考研大军的考生，我还是想提醒两个事情。第一，通过考研能否达到你的目的？盲目地读一个研究生是否值得？当你拿到这个研究生学历就管用了吗？去年研究生招生117.7万，今年招生大概率会达到130万左右。与此同时，受考研热溢出效应影响，赴美、赴英留学生中，研究生占比快速增长，未来研究生会越来越多，研究生的价值标签必然会快速贬值。与之相关，2-3年的工作经验，可能比一纸文凭更有实际意义。第二，你是否适合读研究生？研究生不再是本科的知识性学习，是研究，是半个科研人员，不是你熬3年就自然给你一个文凭的。一些学业优秀的孩子，未必适合读研究生，读研有风险。我们对研究生质量管理也越来越严格，3年下来，可能无法毕业，甚至不得不肄业。这两个问题更值得所有热衷拿一个研究生学历的人再思考。推荐阅读名校毕业生扎堆小县城，说明了什么？考研“高考化”的现象值得重视研究生延期毕业与导学矛盾

顶着名校光环的毕业生，已非昨日那般稀缺，甚至是“海量”。就业去向狭窄，是导致他们下县城、下街道、去中小学任教的最主要原因。但显然，还不仅仅是这些原因。离开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寻求一份安逸的生活，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也成了一个阶段大学生就业的风向标日前，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原因是该县一次性引进了24名著名大学毕业生。根据遂昌县的公示名单显示，24个工作岗位的入围人员基本全部来自双一流高校和海外名校。他们中有4名博士、19名硕士，唯一一名本科毕业生还是浙江大学毕业。而他们应聘的岗位，主要是县级事业单位和乡镇、街道的基层工作。其实此前广东贫困县之一，河源市下属和平县也因为类似的原因火了一把。日前和平县发布了2022年引进高学历人才公告。计划引进82名毕业生，但大量名校毕业生蜂拥而至。通过资格审核的700余人，从学历层次看，博士31名，硕士700多名，其余均为名校本科生；从毕业院校看，有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毕业生，也有来自美国、英国的留学生。其实著名大学毕业生涌入小县城的案例越来越多，已经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批地方了。很明显，著名大学毕业生就业重心不断下沉的现象非常明显。这种下沉，一方面是区域下沉，逐渐从大城市向基层，甚至偏远地区发展；一方面是行业和岗位的下沉，从“高大上”的机关岗位，越来越向街道的基层岗位挺进。2018年，大量名校毕业生涌入杭州余杭区的街道，就引起了大家的惊呼。现在，无非轮到了欠发达地区，大家有点不适应。名校大学毕业生，是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中在就业上“议价”优势最明显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就业选择，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大学生就业的风向标，也是一个时代风向标的变化。扎堆小县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生就业难，去向狭窄，选择有限。如果能去北京的互联网大厂，能去杭州的余杭，孩子们会去丽水下面的这个县城吗？显然，目前这些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日前，北大一个博士选择去北京朝阳城管大队也曾引起轩然大波。受疫情影响，经济面临“三重”压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生存艰难，整体经济下行明显，今年4月份数据更是出现了显著下降。同时近年伴随互联网反垄断，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整顿，用人需求虚弱，无力承接更多毕业生，包括名校毕业生。但另一方面，今年大学毕业生1076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比上年大涨167万，这还不包含回国的60、70万留学生，合计超过1130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解决新增劳动力的目标也只有1100万。之所以对名校毕业生涌入县城感到讶异，认为“高消费”，是对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无知，名校毕业生早已成为“海量”。大学生，研究生，包括名校毕业生持续大幅增长，其稀缺性根本无法和20年前，更无法和30年前相比，不必用过去的尺子量现在的问题。去年高校本专科招生1001万人，研究生招生117.7万人，分别是大扩招前的约10倍与16倍。这其中，名校学生在持续增长，尤其是研究生。名校本科生招的的确不多，但研究生招的真不少。每年近120万的研究生，主要是名校招收的。去年清华招收本科生3300人左右（不含留学生），但研究生招生9000余人。北大也类似。2021年，清华大学毕业生7441人（不含1600名其他类型学生，全口径算应该超过9000人），北大毕业生11985人。两者相加就差不多2万人，而其中主要是研究生（硕士+博士）。2021年，浙江大学毕业生14360人，上海交大毕业生11869人，复旦大学毕业生10054人，同样，都是以研究生为主（硕士占主要的），这5所最顶尖的高校当年毕业生合计就高达5.6万人，人均超过1万毕业生。这还是毕业生偏少的。吉林大学2021年毕业学生17472人，中山大学不含港澳台与国际学生，就高达13779人。39所985高校中每年的毕业生总量，按全口径统计应该已经超过50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1990年全年本专科招生也只有60万，而在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包含专科在内，也才首次突破100万人。来自著名高校的毕业生还在持续增加，他们该去哪里？哪里是他们应该的去处？至于留学生，更不是天上的人才了，早已掉落凡间。2019年出国留学人员超过70万，出国留学完全常态化，也早已不是80、90年代几千人留学的精英时代。目前每年回国留学生也超过60、70万，又如何谈“高大上”？勿容讳言，待遇好是重要的因素，现在的孩子们想要一个安逸的生活。根据遂昌的引进政策，除基本待遇外，研究生与名校本科生可享受45万元政策奖励，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更高，总计75万元，包括房补和生活补贴等。根据广东和平县引进人才的规定，除正常薪资外，博士生每月补贴1万元，年薪约26万；硕士生每月补贴1500元，年薪约13万。住宿方面，可以安排入住人才公寓。若是在和平县购房，

研究生质量下降，导师师德师风等等，都是造成导学矛盾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大量人读研究生的目的是就业，是如何快速毕业，而不是搞出研究成果，这与导师形成明显错位，是造成导学矛盾重要的基础性因素。研究生延期的话题近期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前两天一位浙大在读8年的博士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说，因为博士延期，为了生存只好送外卖，并把矛头指向其博士导师；此前，深圳大学一位三年级硕士研究生也发帖指责导师让其延期毕业，甚至抛出“烂命一条”之类的话，大有不让正常毕业就拼命的威胁意味。为什么会延期？质量显然是核心的原因之一。就拿浙大这位孟同学来说就很典型，虽然他本科曾是浙大优秀毕业生，保送直博生，但8年下来没有一篇“像样的论文”，甚至未发表过一篇SCI论文。他虽然把主要责任指向了导师，但也并没有否认自己没有像样的成果这个结果。

无论是中考5:5的严格分流，还是中职不能考大学的说法，都是被歪曲和放大了的流言，也是被放大了的焦虑，有必要在真实数据的基础上探讨相关话题。中考普职分流，一直是近年舆论关注的焦点，包括今年两会前后，很多委员、代表、著名经济学家对中考普职分流带来的教育焦虑多有批评，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他们认为目前分流有诸多不合理，应全面普及普高。具体来说，对于中考普职分流带来的焦虑或者说批评，主要来自两点：第一，就是中职学生不能考大学、上大学；第二，就是50%的学生被分流了，不能上普高。普职分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当然有探讨的必要，但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不得不指出，在舆论的讹传中，这两个焦虑不断被误导和放大，已经没有多少人基于事实本身谈论这一话题了，尤其是个别经济学家，批评的出发点就存在错误。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中职学生真的不能上大学吗？事实上，约65%最后都上了大学，而不是直接就业。这是最近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的数据。北京大学田志磊老师在题为《中职教育升学：误解、事实与政策》的文章中披露，调查显示，中职已经全面高考化，主要目的与方向是升学，不再是就业。根据覆盖全国24个省市、353个县、近千所中职学校的16946份调查数据，直接就业的仅有35%，约65%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业，而且升学的人中大约十分之一升入的是本科院校。在升学途径上，主要是对口单招和各种形式的直升（五年一贯制和中本贯通），还有9%的同学直接采取了参加普通高考的方式。所以说，中职学生不能参加高考、不能升学的基本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去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虽然高达1078万人，其中有数百万都是中职学生，这恐怕是公众所不熟悉的。比如2021年河南高考报名人数125万，创下历史最高，但参加6月普通高考的仅有79万人，多出的45万左右考生，基本都是中职学生以及专升本考生。也就是说，125万人中，普高学生仅占2/3左右。谁还能说中职学生不能高考呢？目前每年招收的500多万高职学生中，超过一半以上是中职单招等方式录取的。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等全国各地，也广泛存在五年一贯制和中本贯通的招生与培养模式，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专科，本科通道也一直存在。当然，各地具体情况是不同的，东、中部这种渠道更为宽广和通畅。根据北京大学的这个调查，东中西部区别比较明显，东部和中部大约60%升入大专，7%左右升入本科，但在西部，仅有4%的学生升入本科。这份调查还显示，家庭负担显著地影响着中职学生的升学就业选择。即家庭负担重的孩子，选择就业的比较多，这就和招考制度设计本身无关了。在上述文章中还反映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针对中职的本科招生比较简单，一些地方普通高中学生甚至在高三转学到中职以获取更大“套利空间”。总之，中职不能考大学完全是误解，或者说是谣言。更何况，高考报名本就没有这种限制，50、60岁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更不要说中职学生。这个近1.7万人的抽样调查再次清晰地告诉我们：中职同样可以上大学，包括上本科，总量甚至还不少，核心是看学生优秀与否。日前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也明确指出，中职定位已经从就业转向就业升学兼顾，与之相关，职业本科也提出2025年招生要占本科总量的10%。这里面，还没有计算每年大量专升本的招生计划。可以预见，未来中职升学的路径会越来越畅通。田志磊老师也在文章中很明确地点出：中职已经以升学为主了！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对5:5普职分流的误解。事实上，全国统计数字是65%对35%。5:5普职分流的目标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了“普职分流”和“大体相当”的概念：“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扭转目前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90年代后，这一分流要求日趋严格，也曾在一些年份达到了5:5的分流比例，但近十年来从来没有哪个地方实现过这个分流目标。去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和目标，并表述为大体平衡，让很多人误以为是新政，未来要搞5:5分流，于是很多家长惶恐不安，专家在误导下也积极跟进批判“这一新政”。其实，根据去年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在高中阶段，大约65%的学生进入普高，35%进入中职。即便是分流比较严格的地方，比如江苏、广东、山东等地，也没有实现过5:5分流。江苏是这其中的焦点省份，分流的确较严，我在网上查到，2021年南京普高计划录取率是60.8%。虽然很难查到江苏整体普高录取率（中考是按地市招生的原因），但根据江苏公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职在校生64.1万人，普高在校生125.2万人，两者相除，我们可以得出普高占比66%（剔除中职的流失率稍高，实际占比可能会低一些）。再比如深圳，根据深圳教育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普高计划录取率是67%。根据青岛市公布的招生计划，2021年，青岛普高计划录取68%，但据媒体报道，最后实际录取率还要高于这一数字。北京上海近年普职招生计划录取比是7:3，但最后实际普高录取率均高于计划。2018年，北京中考最后普职比曾高达92%比8%。今年北京选择了几个普通高中试点注册登记入学，有人评论说，这些学校本就是普高垫底的学校，每年都招不满的，报到率较低，外出借读的也不鲜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高招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激烈。各个地方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整体数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5:5分流，大体平衡，作为30年来教育部门的政策和追求的目标，除了个别年代外，从来不曾变成现实。目前的焦虑，更多是一种对孩子未来发展的惶恐，是建立在虚假的事实基础上引发的不安。在这两个问题上，公众与舆论还默认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所有孩子都喜欢上学，都必须上高中，甚至大学，是没有自然流失的。但显然这个结论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什么原因，都会有一些孩子不想上学，所谓自然流失。在义务教育阶段，为孩子全面发展考虑，我们实施强制性学校教育，不允许辍学，甚至要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但在高中以及后续教育阶段，法律赋予了他们可以不上学的权利，这也是非义务教育和义务教育最大的区别。也就是说，无论是上高中，还是读大学，即便不存在“考不上”的因素，也不可能是100%升学率。事实上，目前每年高考的招生计划都没有完成，各省都存在大量专科计划未能完成的情况，即便分数线只有100分。但基于这个默认的基数，无意间就放大了普职分流的影响。如果我们剔除一部分自然流失的学生，最后真正被迫分流的有多少？被迫上不了大学的又是多少？北京大学的这份调查显示中职65%的升学率，显然是超过了很多人的认知，这其中也必然存在中职流失率造成的影响。

昨天深夜，协和医学院被迫发出紧急声明：复试程序符合规定，未发现复试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这一声明来自一场无妄之灾。日前，协和医学院在复试结束后按规定公示复试结果，肿瘤学专业有两人进入复试，一个初试390分，一个初试331分，初试第一名390分的考生被淘汰，初试331分的考生入围。这一结果掀起了轩然大波。公示实际已经说得很清楚，初试331的考生复试成绩90.86，但笔试390分的考生，复试仅有77.93，最后综合成绩（各按50%权重算），前者78.53胜出，后者77.96落败。但遗憾的是，没有人关注复试的差距，质疑声铺天盖地，因为他们认准的是390分比331分高了很多，不应该被淘汰。各种无端猜想，甚至谣言随即就来了，比如有人由考生姓氏，猜想入围考生是山东济宁医学院某负责人的孩子，于是连带济宁医学院也被迫发出声明，强调被录取学生不是相关领导的孩子。在这份“关于协和医学院2022年硕士研究生复试331逆袭390”的声明中，协和医学院强调：“调查组调看了现场面试录像。面试过程中，面试专家组对两位考生的专业知识、英语听说、逻辑思维、语言表达、科研能力等进行了综合测试，面试专家根据考生表现进行独立评分，取各面试专家评分的均值作为考生面试分数。经核查，复试程序符合规定，未发现复试过程存在违规行为，考试成绩有效。”学校详尽地解释了复试的过程与各项得分，为了有可比性（复试是按满分100进行），还按百分制折算了相关分数以方便大家理解。初试100分满分情况下，两个人的成绩实际差距不到12分，而复试差距正好是12分多。事实上，笔试第一的同学在学校复试的笔试考核中，比第二同学仍然高了一分，主要差距是在面试，显然，学校并不存在刻意打压该考生的情况。也有很多人分析了这个原因，比如初试第一的同学胜在公共课，但复试核心还是专业。复试获胜的同学科研成绩非常突出，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了一篇影响因子为6.58的论文（但未有官方确认，也存在争议），很多人对此非常认可。对于这些情况，学校声明中并没有多加说明，也是明智之举。在声明最后，学校还不得不就331分逆袭考生的身份强调相关单位已经澄清。这就如法律上自证无罪一样。还好的是，济宁医学院已经澄清，否则学校还不知道如何去澄清这个无法澄清的个人隐私问题。这场无妄之灾，背后原因无非是两个。第一，公众对研究生招生制度的误解，简单套用高考招生制度看研究生招生。第二，公众对公平公正的高度重视，同时，对分数之外的评价没有信任，信心。大学本科如果说是知识的学习，那么研究生则是知识的生产，因此更强调研究能力如何，也因此，我国研究生招生一直都是初试+复试模式，初试只是考察知识储备，但包括面试在内的复试更能全面考察一个人，尤其是研究能力，也是决定性的。因此，在最近的3年里，即便疫情再严重，冒着风险也必须搞复试，原因也在于此。正因为这一特点，在西方国家，研究生招生直接就是申请审核制度，导师的话语权很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近年在博士生招生改革上，我们也开始全面推行申请考核制，原因也在于此。也因此，为了遏制研究生初试应试化倾向，提高研究生招生质量，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特别提出加大研究生招生复试权重。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提醒的，每年的国家线只是一个地板线，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公平，同时给招生单位留下余地。国家线实际很低的，如果折算成百分制，很多专业都不足60分，甚至不足50分。而单科线，甚至有仅30/40分的，上线考生是远远高于录取计划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学校复试线往往远远高于国家线，复试比例也经常放大到150%复试，一些学校甚至是200%复试，就是这个原因。初试只是影响你入围复试的资格，复试才是研究生招生中决定性的，这是需要明确的常识。目前复试权重各学校规则不一，但作为改革的方向，国家一直在强调加大复试的权重。考研高考化后，复试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最后“鉴别”的职能。由于竞争激烈，一些同学被迫卷入了一场“新高考”，大学4年几乎就是在准备研究生考试的几个科目中度过的，可能初试分数不低，但专业储备差不说，有些人可能根本不适合读研究生。一些理工科专业同学往往连实验室都没有进过，更不要说做实验了，一面试就露馅，面试也往往成为这最后的“试金石”。复试被淘汰屡见不鲜，笔试第一名被淘汰，此次也并非第一次，我们需要有这种基本认知与常识。即不要用普通高考招生套用到研究生招生上！2020年考研复试，一位老师给我讲了当时的场景：一位笔试第一名的同学，连续两个问题不知如何作答，最后竟然说：老师，你能不能问我几个选择题，我更擅长选择题。一位面试导师坦率地告诉这位同学：研究生没有选择题，只有探索题。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应试化趋势，为提高研究生招生质量，近年许多专家呼吁扩大推免制度，甚至推行申请审核制，核心目的还是加大复试权重，不能搞成一试定终身。当然，我也理解这种舆论背后反映出的一种社会心态：对分数之外的评价的不信任！有一位网友给我留言说，你也不要怪大家质疑，实在是社会上经历太多。大家不了解研究生招生的复试与面试，但经历过很多地方单位的“萝卜招聘”，用自己的这些人生经历去判断研究生招生面试，也就很容易质疑这其中的公平公正。他的这番话的确有一定道理，只是，研究生真的不一样。近年为保障研究生招生录取公平公正，相关部门不断在规则上“拧螺丝”，比如全程录音录像，比如三随机：随机分组，随机抽题，随机顺序等等，核心目的就是保公平公正，包括协和在声明中强调，是取面试导师的平均分。在公平公正的高压下，其实学校与导师淘汰笔试高分考生是有很大压力的，学校相关部门也极其谨慎，层层把关审查。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公众以自己的体验、经历去评判研究生复试面试的公平性。这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说穿了，就是因为诚信的问题，国人对招生上的主观评价极度不信任，更喜欢分数这类客观量化评价，其他领域何尝不是？对学生数分数，对老师，也更喜欢数论文，对官员数GDP，原因都是这类量化评价更客观。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舆论又时常痛斥唯分数评价的不全面，不科学，批评看分数推动了应试教育的兴盛，提出应该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各类招生考试改革就夹在这其中，进退两难。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明确提出加大研究生复试的权重，协和此番复试权重也只是占50%，就遭遇了这场无妄之灾，今后还敢加吗？其他高校还敢吗？事实上很多招生单位为了少惹麻烦，复试比例都划的比较低，个别高校担心惹麻烦，索性等额复试，导师们意见很大，最后伤害的还是研究生招生质量。从协和遭遇的这个情况看，不仅仅是研究生招生，任何不惟分数、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考试改革几乎没有任何改革的空间。阅读更多：考研“高考化”的现象值得重视关于2022考研几个热点事件的看法

以推免生为代表，在研究生招生改革的探索上，方向与成效应该都是比较明确的，现在需要下的是决心。当然，更需要考生、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否则，再好的招生考试办法也无法全面实施。

业界观两会：是答案也是起点对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而言，一年一度的两会，是一次面向全国人民的大考。而教育问题涉及民生，一直是两会代表、委员非常关注的重要考题。两会结束，梳理代表、委员们有关教育的答卷，业界认为，颇受启示。代表、委员们面对现实问题提出的解决策略既是答案，也是社会各界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的新起点。——编者教育改革需要系统思维文|陈志文纵观今年两会涉及教育的各种议案、提案，显然回应了老百姓关切的具体问题；部分提案则很好地站在了国家的需求角度，对重大教育制度安排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他提交了一件颇有高度的提案，即英才教育的问题。这一提案强调，配合拔尖人才的培养，需要制度化建立资优学生的培养体系，即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贯通的培养体系。在强调教育均衡与公平的背景下，近年教育治理出现了过度的一刀切的现象，一律不准多教、多学，必须齐步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是有差异的，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存在一定比例天资聪颖的孩子，从教育的基本规律来说，我们也必须推出适合他们的培养模式。更重要的是，中美博弈，表面上是技术，但技术背后就是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的比拼。因此，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对中国最后突破美国的封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朱常委的这件提案，不仅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体现了教育的专业性，更是站在国家战略人才培养的需求角度，体现了政协委员站位国家的政治高度与参政议政的专业性。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吴仁彪委员也提出了一件堪称专业的提案。吴仁彪提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应该对高校学士学位实行分级制度，即借鉴西方国家的荣誉毕业生制度，对高校本科毕业生进行分级，分设荣誉毕业生与普通毕业生。一方面既保证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也给在校大学生增加了必要的学习压力，能够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质量。笔者认为，这一提案不仅专业，而且具有紧迫性。高等教育快速普及化后，在当下中国几乎人人都能上大学。2021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8万，录取了1001万人，本科生招生逼近450万。满分750分的情况下，很多省市本科线最低仅有300分左右。相当一批学习能力不足，学习习惯不够好的学生也都进入了大学。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国大学的淘汰率很低，高等教育的质量备受诟病。近年来，相关部门与高校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废除清考、加大论文抽查力度，但事实上我们也很难做到严格淘汰，比如一些因无法毕业引发的极端事件也让学校投鼠忌器。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吴仁彪的建议就显得非常及时、重要，而且有现实的可行性，即由教育部门主导基本就可以完成这项改革。还有比如对教师的减负，有委员精准地提出了教育部门过于细化的管理，给中小学老师带来了繁琐的管理与考评工作，希望教育部门简化这些管理工作，把老师从繁琐的打卡填表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给老师切实减负。与此同时，有些提案则值得商榷或者尚需研究。比如有的委员提出取消普职分流，甚至取消中考、高考来降低甚至解决教育焦虑的提案。中高考引发的教育焦虑，包括普职分流带来的焦虑，本质上是社会竞争在教育上的前置与投射，是一个社会问题，并非一个教育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大家热衷的是“中职”，而不是普高，原因很简单，一个中专、中技、中师生就会有一个铁饭碗，于是初中毕业生第一选择往往是“中职”，而不是读普通高中。这显然是用人制度与社会评价反作用到教育上的结果。同理，人人都能上大学就能解决高考带来的焦虑吗？显然不是。2021年高考录取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录取比例超过93%，人人都能上大学的背景下，高考带来的教育焦虑就降低了吗？显然不是，甚至更焦虑了。学生与家长更在意能否考上本科，能否上“双一流”大学，甚至清华北大。原因也还是社会评价。在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水涨船高，用人单位对于出身与学历的限制无非更加苛刻而已。比如各省的选调生往往严格限定在部分985高校范围，绝大部分高校毕业生是没有资格报考的。在研究生不断扩招后，即便你是研究生，就业时用人单位还要追问你的本科是什么学校。也就是说，我们即便都上了大学，都上了所谓的好大学，如果社会竞争仍然很激烈，教育焦虑是不可能削减或者降低的。如果像80年代那样，一个中职毕业生就有一个“铁饭碗”，还有人会拼命上大学，读研究生吗？大量的教育问题，本质都是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在教育上的投射，反过来也制约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但却是通过教育改革无法解决的。如果可以自由迁徙，何来异地高考与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问题？在招生考试改革上，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迟迟无法落实，何尝不是诚信问题危及招生的公平正义？走班选课导致物理选考人数下降，何尝不是功利文化对学生与家长的影响？教育是被这种功利文化“功利”了，而不是教育变功利了，这也是单单通过教育改革不能解决的问题。试图用教育的改革来全面调整社会问题，可能与教育本身不宜，还会带来更复杂的教育问题。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少，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希望代表和委员在对教育问题出谋划策时，更多深入调查也更多系统思维。教育只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大量教育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投射；也因此，在教育改革与治理的建议上，也更需要多些系统思维。很多教育问题的解决，首先要从社会问题解决起。（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转载自“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微信公众号

近期关于取消中考，取消中考分流，普及普高，甚至取消高考，普及大学以降低教育焦虑的建议此起彼伏。出发点虽然好，但显然看错了病，抓错了药。教育焦虑来自哪里？是中、高考造成的吗？答案是否定的。2021年高考，报名人数1078万人，招生人数1001万人，全国平均录取比例93%。黑龙江理科本科线280分，其他很多省本科线最低也仅有300分出头；在高考报名人数第二高的广东，专科最后录取线是100分，如果剔除赋分的起评分30，实际等于40分。剔除先天智力偏差的同学，满分750分的情况下，想低于40分是有难度的，一般人恐怕也做不到。专科分数线低至如此，不仅仅是广东，在全国也是普遍存在的情况。考不上大学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高考带来的焦虑就不存在了吗？竞争就不激烈了吗？竞争仍然很激烈，家长考生仍然很焦虑，因为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今天，水涨船高，大家都想上更好的，比如本科，要上211、985，双一流，上清华北大。为什么？因为社会评价如此，用人单位就是这样选拔人的。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今天，用人单位更关注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们放眼去看，哪个省级的选调生不是严格限定了毕业学校的？即便是985高校毕业，也未必有资格。某省选调生资格严格限定在10余所高校，大量985高校也不能入围。各用人单位在招聘上也类似，不仅看学历，更看大学本科出身。去年网上曾流传上海交大一个搞算法的博士因为本科出身于双非学校，被用人单位拒绝。也是上海，2018年落户新政调整，其中明确提出，北大清华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落户，不再算积分。注意，仅限清华北大应届本科毕业，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还没有资格，因为这两所学校的本科更稀缺。于是，考生家长追求名校，追求清华北大，各中学也偷偷摸摸地追求这个标准。社会评价在全面左右着我们的教育评价，学生与家长的追求，包括社会的追求。80年代，9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的时代，每年仅招生几十万人，学校之间比拼的是升学率，因为专科生也是“天之骄子”，包分配工作的。伴随1999年的大扩招，这一标准迅速发生了改变，本科率，重点率，985率，清北率都出来了，因为大学招生已经是当年的10余倍，完全进入普及化时代。2021年高校招生1001万，研究生招生也逼近了120万，于是一些用人单位与地方政府，不仅看学历，还要看出身即你本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因为研究生也太多了。水涨船高，很显然，这是社会竞争与社会评价在教育领域的投射。中、高考教育焦虑其实是社会竞争、筛选焦虑的前置，本质无关教育，现在是，过去也是。我是80年代初初中毕业的。我的同桌是班里第一名，最后她考上中师去当了老师，未读高中，而我学习不如她，继续读高中。当时我们的中考招生制度，是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考中职，中职先录取，中学（普高）才录取。很多优秀学生首先选择的是中专，中师，中技等中等职业学校(理论上就是现在职高)，原因就是中专毕业就有了铁饭碗，有了城市户口，但普通高中却没有。于是大家纷纷争抢中专，中技，尤其是农村与小城市的孩子。当年热衷上中职，显然也是社会的筛选和评价导致的。高考，中考以及中考分流带来的焦虑，本质还是社会竞争的焦虑，并非教育制度，或者说中、高考造成的。我们即便取消了中考，高考，最后所有人都能上大学，教育焦虑仍然会普遍存在，因为你上什么大学是不同的。也有人天真地说，这个矛盾可以通过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解决，即办更多的好大学，更多的“清华北大”。先不说是否可能，即便全中国高校都是双一流，如果不改变评价方式，水涨船高，用人单位无非就是更严格的标准，限定有限的几所双一流大学而已，就如各省选调生严格限定在部分优秀的985高校，就如上海2018年对北大清华毕业生落户的细分一样。也就是说，人人都是双一流高校毕业，也同样存在这种竞争与焦虑，绝不是通过教育的调整，或者改革就能改变的。同理，取消中考，包括取消中考分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去年全国中考的升学率是92%，和高考基本一致。其中65%上了普高，35%上了职高。严格的5:5分流，十余年来根本就没有实现过，无论在哪个省。事实上普高占比在过去一年显著提升，但大家反而更焦虑了。大量的教育问题，本质是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在教育上的投射，反过来也制约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也是中国教育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比如异地高考，本就是社会治理的问题，如果没有落户的限制，何来异地高考的问题、随迁子女就学的问题？同样，教育评价出现的问题，也多是社会评价导致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对出身，即毕业学校以及学历的限制，何尝不是按高考分数评价人才优劣？在招生改革上，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迟迟无法全面落实，何尝不是诚信等问题危及招生的公平正义？走班选课导致物理选考人数下降，何尝不是社会功利文化对学生和家长的影响？教育的极端功利何尝不是我们功利文化的一部分？教育是被这种功利文化“功利”了，而不是教育变功利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系统思维，跳出教育看教育。在教育的发展上，需要从国家与社会需要角度去定位教育的发展方向；在改革上，也要从社会的系统角度，搞清楚教育问题的本源，不能简单就教育问题看教育问题，要从力所能及的地方下手，与相关部门联动去解决教育问题。但无论如何，不能奢望通过教育改革去调整社会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解决不了相关的教育问题，更容易破坏教育系统自身形成的平衡，带来更复杂的危害，最后只是折腾教育，折腾老师、家长与学生。但遗憾的是，无知者无畏，社会公众，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专家，因为误解，动辄就提出一些宏论，希望通过教育的大改革来解决“教育”问题——实质是社会问题，比如教育焦虑。这种表面化的教育改革建议，往往会造成更严重的衍生问题，甚至是方向性错误，形成连环纠错的改革，是我们坚决要避免的。对此，我们的教育决策者也需要定力，做好说明解释工作，绝不能让这些错误的判断牵着鼻子走。教育焦虑怎么解决？首先还是需要回到社会焦虑与社会竞争焦虑的解决上。比如社会各阶层与行业收入差距的缩小，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均衡。如果公务员与企业，编制内与编制外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太大区别，多数人恐怕就不会那么执着地通过学历与出身追求体制内的工作。同样，如果不同行业之间的薪酬待遇差距不悬殊，又怎么可能出现对职业教育的鄙视，逃离？如果这些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也就解决了多数人社会竞争的焦虑，普遍的教育焦虑必然消退，包括功利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仅存的教育焦虑，永远就只是少数有更高追求的人的焦虑，也无需我们去解决了：过高的期望，有焦虑也是必然的。当然，教育也不是坐等，也需要尽可能积极回应这些焦虑，采取措施化解，降低这些焦虑，但绝不是简单靠取消中考，取消高考，人人都上大学，甚至好大学，期望通过教育的大同来解决教育焦虑，实则是社会焦虑，社会竞争。最后还是想再重复一遍，教育改革，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任何试图用教育改革调整社会问题的改革，往往搞乱的是教育！推荐阅读：“跳出教育看教育”与教育治理的系统思维对清北毕业生体制内内卷的详解降低考试难度能否减负？

教育只是社会的一部分，需要根据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去定位教育的发展；教育改革上，也需要注意系统性，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与方法上，要防止盲目照搬。2022年教育工作会上，怀进鹏部长第一次系统地谈到对中国教育的判断与认知，他谈到：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

出国被批评，进体制内仍然被质疑，哪里是清北学生的去处？大国企与基层也是体制内，这些选择也被质疑，哪里才是应该的去处？近期，高校陆续公布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部分媒体报道引出的话题#七成清华毕业生进入体制内#，迅速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随即，#为何清北毕业生去向那么受关注#、#体制内工作为何成为就业大热#等话题相继热搜热议。不少人认为，作为最优秀高等教育代表的清北学子，应该从事科研或者顶尖公司的顶尖工作，去考公务员，是人才浪费。千军万马独木桥考上清北，为什么毕业之后要选择工资并不十分丰厚，而又一眼望到头的公务员岗位？七成清华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系误读实际上，在舆论背后，冷静下来看就业质量报告，就会发现真正达到清华毕业生总数七成的应是深造率，而不是进体制内。报告中称，清华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其中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占比分别为15.8%、30.3%、23.8%，合计69.9%。也就是说，是清华2021年签三方就业毕业生中约70％进了体制。且该“体制”概念为广义范围上，包括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内，而狭义范围上，传统的公务员才算作“体制内”。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学子三方协议中，中国航天、国家电网、中核、中兵等大国重器尤为清华学子所爱。服务祖国，扎根基层的意识也极为强烈。三分之二进入党政机关的同学参与到基层选调中，去到祖国更需要的基层。早在2019年，根据《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当年就业的北大毕业生就有超过75%进入体制内。进体制，并不是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热了起来，而是一贯有之。同样，在疫情之前，清华学子就业进体制的比例就达到了60％-65％，2021届毕业生中基层选调生增加了约100名，这一比例才达到了69.9%。清北学子进体制也并非部分舆论中认为的，紧张的就业形势使得清北学子更偏爱铁饭碗。2021届清华签三方就业毕业生中去往民营企业的比例为26.8％，而国有企业的比例略低于民营企业，为23.8％；同比2020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民营企业就业率为26.2％，基本稳定。说明清华学子在就业形势紧张的局势下，并未受到严重影响，优秀学子对于就业仍有选择权。进体制内也只是一种选择，不必过度解读，更不必用道德绑架。但无疑，从全国范围来看，近些年考公、教资等体制内相关考试人数涨幅明显，的确热度非常。公务员，性价比最高的职业之一2022届高校毕业生人数预估为1076万人，同比增长了167万，增量和规模均创下了历史新高。疫情之后，留学生回国人数激增，此前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发布过一组数据报告，2021年回国就业的留学生人数将首次突破百万。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大约是1300万，其中城镇新增大约是1100万，这就意味着大学生已占新增城镇劳动力的90%。高等教育普及化，“人人都是大学生”的时代，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以及本世纪初，就业问题主要在下岗工人群体上，当前就业矛盾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群体。但可供这些大学生选择的地方越来越有限，或者说符合他们期望的，越来越有限。就业问题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尤为严峻。比如，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设定为1100万人，城镇失业率5.5％。而实现1100万的目标并不容易，也可以说是十分艰巨。“没有出现规模性的失业，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今年是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次研招考试，没有之一。考试虽然结束，但余波未平，想谈一谈关于此次考研的几个热点问题。吉林“考研中途换试题”，是否存在公平与管理瑕疵？媒体报道，12月26日，吉林师范大学专业科目333教育综合在开考40分钟后临时换卷，考生不得不重新答题，考试也因此延迟交卷。对此，吉林师范大学发布声明称：“考试前，学校发现相关人员在网上传播押题资料，经学校研判，考题存在一定安全风险。为确保考试公平，维护考生利益，学校第一时间启用备用试卷，对所有报考我校并参加此科目考试的考生更换考题。”声明说的很清楚：考试前发现，事实上，部分考点正式考试前就已经完成了题目的更换，部分考点的确是在开考后才更换的。但无论哪一种，都保障了充分的答题时间。即从更换的那一刻开始计算。研究生考试非常复杂，因为涉及学校专业课测试命题，总的试卷超过2万种，这是一般考试无法想象的。各学校自命题的管理上也比较复杂，很难做到像高考那样严密，比如查重等，这也是这次命题临时更换的重要技术原因。据我所知，临时更换试题在研究生考试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公平公正是包括研招在内的各级招生考试的红线，因为命题分散，种类繁多，管理复杂，一旦危及公平公正，就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因此，临时换题虽然是偶发，但也不鲜见，毕竟有2万多套试题。这次因为相关问题暴露出来较晚（不是相关部门发现较晚），虽然临近考试，时间紧迫，但学校与相关部门仍然坚持更换试题，即便因为时间关系，部分考场已经开考的情况下也在所不惜。坦率地讲，部分地方已经开考更换试卷，作出这个决策是需要担当的。因此，在目前的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管理模式下，这一措施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不仅没有公平瑕疵，恰恰是充分保证了公平公正。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伴随招生规模的增长，招生单位的增加，专业高校自命题的招生考试模式也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但这是另外一个大的话题了，推免就是成功的尝试。西安是否存在因疫情被耽误的考生？先说媒体报道中这位没有等来考卷的考生。标题有误导，仔细看完报道，实际上考生也有责任，否则不至于发生这个情况。媒体报道的内容是这样：西藏民族大学研招办的一位老师告诉深一度记者，此前他们和吴依有过多次沟通，在12月23日的时候，已经告知她在民大附中安排了隔离考点，吴依在次日表示，

疫情突袭，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考研今天开考。但是遗憾的是，在部分考场，有个别考研学生因忘记做核酸，被拒绝进入考场后，强行要求进考场，引发一些舆情与争议。早在本月初，教育部与各省市考试机构就发出通知，明确表示，根据国家防疫要求，所有考生进入考点时均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近日各级教育考试部门与媒体也在不断提醒考生该注意事项。目前我国部分地区防疫压力增大，疫情有局部扩散的风险。浙江，陕西就是显著的案例。核酸检测是防疫的必要手段，尤其是大规模聚集情况下，成为一个常规要求。近期全国疫情吃紧，各地均出台各种政策严格控制人群聚集与规模，强调非必要不举行各种大会，不得不举办的，都需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为了确保2022研究生招生考试顺利进行，保障所有考生的安全，提出了核酸检测的规定。这也是国家防疫规范的硬性要求，而非教育部门加码的防疫措施。事实上，对于有特殊情况的考生，各级招生考试部门也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西安就给一个确诊考生送考上门，进病房，以实现“应考尽考”。但遗憾的是，任由相关部门与媒体喊破了喉咙，一些考生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一基本要求。临到考场，才发现没有提前做好检测。情急之下，一些考生与相关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甚至发生强闯考场的案例。在未完成核酸检测的情况下强行要求进入考场，不仅违反国家防疫相关规定，对考场其他人来说也存在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引发新增疫情，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要防止一些错误的减负做法把学生与家长再次推出校园，推向市场四川教育部门日前发布减负新政，其中一条涉及考试，要求降低考试难度的细则引起了舆论热议。这条细则中写道：“各学科考试难度系数，小学不低于0.95（即平均分不低于满分的95%），初中不低于0.85，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类似毕业考）不低于0.70。”也就是说，对于小学，满分100的情况下，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即不管什么地区，什么学校，要求人均95或以上。大家把这条新政送上了热搜。为什么？首先还是需要肯定四川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双减的态度。但是，也不得不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这种简单降低考试难度来减负的做法，目前各地还不少，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这个做法的对错，利弊。考试难易和负担多少，是否有直接关系？答案是否定的。绝对负担的多少，是和自己期望值相关的，而不是考试的难易程度。记得80年代高考，有时某科目，一个班也没有几个及格的，但恐怕没有人会说那时的负担比现在重。原因也比较复杂，至少有一点，当时的学生与家长对学习追求没有那么高。再难的考试，如果想得零分，应该都是极其容易的。再简单的考试，想得满分都是很艰难的，都要超常的付出。这是基本的逻辑，也是一个常识。事实上，通过降考试难度来减负，我们有过失败的尝试。北京的高考在近10余年里，平均分增长了100分，难道中学生的负担就降低了吗？估计没有人敢拍这个胸脯。对比同期10余年来，学而思以及其他培训机构的开班数量，我们可以发现，相关营收数字在迅速增长中，是最辉煌的10年，并没有下降。降低难度，最大的利好是让更多人有了分数的获得感，“高分考生”比比皆是，说难听了是讨好家长，但绝没有减轻或者降低这其中的竞争与负担，无非让大家觉得，“现在孩子怎么都这么厉害”？20多年前，在北京600多分就能上北大清华，现在，恐怕连一个重点也不能保障。原因就是考试容易了，于是分数线水涨船高。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排除考生增长导致的高分增长因素，事实上北京高考考生近10余年一直在下降中。考试难度与负担没有直接关系，但使用不好，尤其是一味降低难度，反而会增添无效负担。目前各地中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典范。遵循降考试难度来减负的这个思路，各地中考越来越简单。比如2018年，北京海淀中考，语文满分120，平均分高达109，英语也高达106。对于很多优秀的孩子，最后拼的是一分两分的差距，并不会因此就减轻了负担。多年前一个老师曾无奈地给我介绍，他们班数学满分120，平均分就118，物理满分100，平均分98。刷题教育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因为考试容易了，拼的是不出错，出错少，于是很多优秀的孩子一年苦学下来就为了少扣一两分。客观上，简单的试题，恰恰增添了更多无效的负担，尤其是对于优秀的学生。这是典型的增加不必要的负担，而不是减负。清华丘成桐班把录取年级下调到初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放这类优秀学生，让他们从初三年级无效学习中解放出来。对分数的追求背后是竞争的激烈，并不是因为试题的难易，普通老百姓可以这么简单甚至错误地看，但专业人士，尤其决策者绝不能把表象当成本质，找错问题，用错方法。测试本是教育质量监测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有效管控教育质量，解决家长“拆盲盒”惶恐的重要手段。考试，或者说测试，本质就是教学效果的体现，是教育质量监测的技术手段之一。如果考试不运用到学生的评价上，那么就是纯粹的质量监测了。任何一个教育测试必然都呈正态分布，即分数会是高分与低分均较少，多数在中间。人为设定一个难度目标，比如平均95以上，必然让考试失去了质量监测的价值和意义。相关减负规定中的确有降低考试难度的说法，但注意，这一说法是针对一些考试中的难题怪题，超纲题而言，是减去这些不必要的超纲的、过高的试题与要求，但绝不是迎合讨好学生家长，让大家皆大欢喜。在大规模减少家庭作业，减负的背景下，日常教育教学效果与质量监测就尤为重要。事实上，家长已经开始惶恐不安，在中、高考制度短期不可能调整的背景下，这种减法已经让很多家长产生了“拆盲盒”的惶恐。教育质量的监测，评价，绝不是一场考试能做到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我们不可否认，这种测试也是重要的指标之一，尤其是最后我们的中高考，还是回到了一场考试。这种真实简单的监测，对于任课老师是实实在在的压力。一位基层教育局长就曾跟我抱怨，“不让考试，基层放羊的老师比比皆是，实际很难做好质量控制。”本来应该利用好越来越少的考试，监测老师的教学效果与质量，但人为设定这种极端“皆大欢喜”的测试目标后，让考试几乎失去了其质量监测意义。因此有家长批评说：这哪里是减负，这是哄人玩，更像是给家长孩子吃安慰剂，给自己摘责任，我们怎么敢相信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减负上简单做减法，一味做减法，减出了新负担，甚至危及公平正义，是我们需要深刻反省的。三点半现象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校外培训机构做大，与我们一味做减法，三点半就把孩子推出校外是直接关联的。义务教育上“国退民进”，与我们公办学校过度做减法又何尝没有关系？四川出台这个政策，目的还是为了落实好双减，到底如何才能落实好双减？我觉得需要站位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角度，深切领会中央的双减政策核心精神，不能只是站在微观的教育圈子里打转转，更不能做似是而非的表面工作。双减，其实首先是校内做加法，提高校内教育质量，发挥学校主阵地的作用，最大程度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包括多样的教育需求，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其次，才是减法，减去不必要的课内作业负担，以及课外辅导班负担。而这两个措施都有一个根本而共同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而不是培训机构，这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双减政策是对我们既往一味做减法的减负政策的一次强力纠偏，是做加法，尤其是学校内教育。为了深刻领会这一点，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习总书记的讲话。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青海某社区“4点半课堂”时就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放学后，得有人接得住啊。”“首先这件事要由学校来办，学校不能把学生的课后时间全部推到社会上去。学生基本的学习，学校里的老师应该承担起来。不能在学校里不去做，反而出去搞校外培训了，这样就本末倒置了。现在教育部门正在纠正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明确地批评了三点半问题，也明确强调，学生的学习，需要学校承担，而不是校外培训机构。总书记还特别说：教育部门正在纠正这种现象。如何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最大程度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就成为双减成败的核心。因为办好校内教育，不仅可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即没有必要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更事关公平，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躺平，鼓励大家努力奋斗，但需要确保公平，尤其是起点的公平，而教育，就是所有社会公平的第一起点，是其中的关键。因此，包括双减在内，一系列教育治理政策不断强调教育回归公益性原则，切断教育与资本的联系，原因也在这，即“不能让高质量教育成为富人的特权区”。成立校外监管司，重锤严管校外培训机构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切断外面的，本质是让学生主要在学校完成高质量的教育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校外监管的核心，在于校内做得如何。因此，在双减的措施上，其核心思路应是把孩子尽可能拉回校园，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比如取消三点半放学，放学时间完全和家长下班无缝衔接，同时，在寒暑假举办托管班等，都是在尽力把学生留在校园。但倘若校园不能满足学生与家长的教育需求，家长与学生可能还是会离开校园走向培训机构，走向市场。如果这样的事情大面积发生，那么我们的减负就等于失败了，我们就等于重新回到了原点。更糟糕的是，当校内无法满足，家长与学生大规模出走校园时，发现校外培训机构已经被严管，无疑让家长的教育追求变成了一场障碍赛，将带来更大的怨气。韩国一度严管校外培训，最后又不得不放弃，原因也在于此。因此，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最大程度满足群众教育需求就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核心任务，也是双减成败所在。除了应教尽教等基本要求外，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并解决差异化的教育需求，而不是简单拒绝，否则，学生是不可能回到校园的。首先，人是有差异的，所以教育上讲因材施教。同时，不同人的定位与追求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教育的差异化需求。其次，中国家长对孩子教育有超高的期望，更加剧了这种差异化的复杂性。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务实地面对不同的教育需求，甚至是家长不理性的教育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不是无视。如何面对解决这种差异化的需求？各地有很多成功做法，我觉得两个原则思路还是重要的。第一，为了解决个体差异，最大程度满足这些差异化需求，就需要实施分层教学；第二，需要在筑底，即拉低基础要求的同时，但不能封顶，给有更高教育追求的学生和家长在校内完成更高教育追求的机会，绝不能把这部分教育需求再次推出去。美国公办学校也普遍存在天才班，在高中也系统性地设置了大学先修课程，目的都是上不封顶，给一部分同学校内发展的空间。在差异化教育需求的解决上，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很明显一些地方与学校因为种种原因，在盲目地搞齐步走，一刀切，甚至盲目排斥一切文化课学习，必须“轻松没有负担”，已经引起了家长的反弹。目前一些地方课后延时服务，已经引起了部分家长的不满，纷纷申请退出，原因就是学校占用了孩子大量时间的同时，却没有给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导致孩子放学后不得不再次加码，反而增加负担，于是家长只能放弃学校的“福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法回避一个敏感的问题，即什么是合理的，正确，理性的教育需求，如何解决和面对非理性的教育需求。我们必须承认，一部分，甚至很多家长的教育追求是不恰当的，超高的，这也是造成学生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家长错误教育观念的形成是复杂的，核心原因还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评价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但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可以迅速可以解决的？就社会评价来说，当社会上用学校出身才给选聘机会的情况下，让家长又如何不追求分数，不追求文化课成绩？因此，家长观念的改变、引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更主要的是，这也牵扯到个人定位问题，并非我们可以要求的。鉴于此，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现实，关注家长的核心需求，尽可能满足包括文化课学习在内的基本教育需要，至少给学生和家长更高教育追求提供机会、空间，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观念的影响与改变，而不是简单拒绝，否则必然推给市场，推给资本。如果推给市场，我们连教化改变家长的机会都没有了。在过高教育追求的处理上，我们还需要注意对这种追求背后努力拼搏的精神的肯定，而不是否定。无论如何，自强不息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们需要引导的是拼搏的方向，是孩子的全面发展，而不能只是文化课学习。但绝不能用一刀切否定，甚至遏制拼搏努力的精神，造成事实上鼓励躺平。要最大程度满足学生与家长教育需求，就必须在校内做加法，科学做加法。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减法，似乎没有政治责任，做“加法”似乎存在政治风险。减负之后，已经发生了多起对立的家长举报与反举报事件，主题都是围绕分层教学。对立双方举着的旗帜都是双减，都是减负，最后都以学校退让收场。基本的分层教学都很难完全实现，又如何面对差异巨大的教育追求与教育需求？这些都考验着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的智慧与治理水平。比如分层教学，我们目前关于分层教学的一些规定过于理想化、理论化，甚至本就是移植美国的走班选课下的分层教学理论，并不符合我们以固定班级为核心的管理实际，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从而导致一线分层教学失去了理论与政策的正当性，举步维艰，学校在投诉面前不得不撤销。对此，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对一些不合理不适应的规定作出必要的调整，对于一些家长有代表性的，不理性的需求作出必要的妥协，达到最后让大多数学生与家长留在校园的目的。在目前的环境下，做减法容易，做加法难，但不应该成为我们只做减法，甚至错误做减法的理由。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明白，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是双减的一个核心目标，如果只是简单做减法，无视差异化的教育追求，学生与家长必然还会走出校园，最后，我们可能不得不再次上演双减与减负的新“连续剧”。阅读更多：我躺平了，你也不能超过我？还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冲突？101所民办学校停招，是什么造成了今天国退民进的尴尬局面？切断资本与培训机构关系的同时，也需要直面家长更高教育需求

30年河东，30年河西公务员热，本质是大学生就业去向狭窄多几个高端产业吸纳更多优秀人才，这种热自然就会降低2022年公务员考试再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过审人数达到212.3万人，报录比高达68:1，最高的一个职位，报考录取比高达2万：1，是遥远的西藏阿里的一个邮局岗位。据说，原因只是这个岗位对报考要求最低。从这个角度看，的确不是一般的热。不仅仅是报考者众多，近年也出现了名校毕业生纷纷涌入的现象，哪怕只是基层街道。多年前，一批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毕业生涌入杭州余杭街道办，曾引来舆论哗然。现在，不再惊呼的原因，是已经稀松平常了。不仅仅是余杭，各地都出现了一批高学历、著名大学毕业生涌入基层街道。比如武汉某街道一个985博士加盟。报考者众多，而且名校毕业生纷纷涌入，公务员热只说明了一点：公务员是现下性价比最高的职业选择之一。其实何止公务员，目前一切体制内的职业，行业，都受到热捧。比如中小学老师。2021年10月30日教师资格考试，即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达到676万人，而2016年全年仅有260万人。为什么教师热？教师是有编制的，事业编，稳定性也很高，教师的待遇不能低于“公务员”（虽然很多地方没有达到），同时隐性福利也不少，比如孩子上学、寒暑假等。所以受热捧就不奇怪了。国企也同样，体制内。背后的根本原因，再明显不过。首先就是就业难，或者说，大学生就业选择去向狭窄。202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比上年大涨167万，达到1076万。如果加上回国的60万左右留学生，那么就意味着，毕业大学生占到城镇新增劳动力的90%以上。人人都是大学生，但是可供选择的体面的工作是有限的，有人称之为内卷，其实这只是正常的社会竞争，理想的去处有限而已。客观上，最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最优的选择未必是公务员。近年能和公务员等体制内有一拼的，就是互联网大厂、金融行业以及刚刚倒下的教培行业。为什么？因为薪酬待遇不错，甚至远远超过了公务员，尤其是地方公务员。我认识的北京某超级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今年毕业第一选择是去了一家互联网教培企业，年薪起步就20余万，逼近30万。教培机构倒下后，他被迫选择了南方某地的公务员。如果我们其他行业，也都能提供更好的选择，大家又何必非要挤进公务员队伍，体制内？回顾30年前，则完全不是这样，恍如隔世。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90年代初，刚刚开始双向选择，大学生有了一定择业的自由，最优秀的毕业生，最流行的是留学，去外企，也有极其优秀的毕业生选择公务员，但当公务员往往不会是多数人的首选，至少不是绝对第一，因为外企的待遇，往往是公务员的数倍，甚至是几十倍。同样，国企、教师也不是大家的首选，原因也类似。记得当初中石油、中石化等国企，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也发不出来。当初北航的毕业生如果学业优秀，同时还交得起罚金（那时学费甚至生活费都是国家出的），就可以申请自主择业，即离开国企、体制内，否则都得去体制内，去国家相关部门以及国企。当然，在当时，还有一个客观因素，高等教育还在精英教育时代，大学生太少，“天之骄子”有着更多的选择。1990年，全国大学招生60.88万人，研究生也仅招生3万余人，其中博士仅有3300余人。直到1998年，大扩招前一年，本专科招生也仅有108万，而大学毕业首次突破100万，也是在2001年。20年后，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已经占到城镇新增劳动力90%，但可供这些大学生选择的地方越来越有限，或者说符合他们期望的，越来越有限。公务员为代表的体制内，不仅仅薪酬待遇不错，社会地位高，更重要的是，还意味着稳定。持续近两年的疫情，让更多的人明白，稳定多么重要，意味着什么。从这个角度，与其指责大学生内卷，不如把经济搞起来，各个产业强起来，一旦产业门槛高了，用人门槛就水涨船高，这些行业的薪酬待遇与社会地位自然就高了，大学生就不必打破头挤进体制内了。这方面的典范代表就是互联网行业。但遗憾的是，我们国家其他产业水平还处在较低的水平，对优秀人才的吸纳能力与需求都非常有限。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不喜欢用内卷这个词。内卷，多多少少有一些贬义，至少在中国舆论场下。如果一个开公共汽车的有一月2万的收入，还会有那么多人非要当公务员吗？但问题是，开公共汽车需要给那么高吗？职业门槛太低。与之相关，我想对几种说法谈点不同的看法。首先就是人才高消费。很多舆论说，研究生，包括著名大学毕业生涌入体制内是人才浪费，或者人才高消费。表明上似乎有道理，浪费，谁最有发言权？难道高学历，著名大学的毕业生都很笨，喜欢被浪费？这其实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竞争激烈的一种表现，物以稀为贵。更重要的是，你凭什么认为当中小学老师和街道的工作就是低端化的，低层次的？比如中小学老师。我们经常说，教育是一门艺术，是极其复杂的。今年有几位著名高校的教授也一再说自己教不好自己的孩子，原因也在于此。中小学老师不简单是一个知识的传授，恰恰需要综合全面素质与能力。说著名大学毕业生教中小学是浪费，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人认知的偏差。同样，街道干部也是这样，要求越来越高。杭州余杭街道面向全球招收优秀毕业生，曾引来非议，背后无非是我们很多人还停留在大妈大爷一个红袖箍就做街道工作的时代。2019年，余杭GDP比肩青海省，2020年，疫情下余杭的GDP仍在高速增长。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需要更高的社会治理水平、服务水平，这其中，核心就是高素质人才，因此余杭才会面向全球招聘，需要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做好服务，做好基层的社会治理。今天上海整体治理水平的提高，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年从街道干部进行系统提升的后果，安排大量大学毕业生进入街道。靠一个领导是提高不了整体治理水平的。从这个角度看，优秀大学毕业生涌入公务员系统，也是一件好事情。这种观念背后也反映了一种无知，尤其是对高学历与名校毕业生，是在用30年前的尺子，量今天的现象。2021年，清华大学本科招生3800人，研究生招生9000余人，从进清华的机会上来讲，研究生远远大于本科生。对于许多著名高校，研究生的招生量已经全面超越了本科。30多年前，清华北大在内的著名高校本专科招生大多仅有1000多人，甚至不足1000人，而研究生少之又少，往往不足1/10。换句话说，每年的机会就只有这1000多。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进入清华北大的机会显然已经超过了10倍，其稀缺性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清华北大每年毕业生就逼近2万人，而且多数是研究生，一个清华北大的博士，想在北京的高校里找一份教职是困难的，他去哪里工作？

面对较高的教育追求，多样的教育需求，学校教育如何最大程度去满足，成为“双减”的关键，也成为两类家长的博弈战场。双减政策落地，有两个新闻事件引起较大的关注。一个是上海建平中学西校根据学生评测的成绩开办分层教育的“阶梯班”，被家长举报至教育局最后不得不停办。另外一个也类似，深圳沙湾中学初三进行分层教学，也引起部分家长投诉，三天即寿终正寝。更有意思的是，这两起举报事件都引起了家长公开而激烈的网上“对攻”。在建西中学被举报后，引发一些家长不满。举报的家长为此发表公开信，详细解释了自己举报的理由，在坦诚自己孩子学习一般的同时，抨击校长与学校管理，指责部分家长追求分数与升学率的错误教育观念，认为学校“阶梯班”实际就是“实验班”，“向一部分‘尖子生’优先配置教学资源，打破了公平竞争的环境”，违反中央双减精神。建西预备班家长公开信截图此文引起一些支持分层教学的家长激烈反弹。一位家长也发表回应性长文，指出建西的

无视国情文化的区别，盲目借鉴甚至照搬西方理论体系下的教育理论与治理思想，是造成教育上国退民进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近年教育治理上不停纠偏的根本原因，需要系统反省。据媒体报道，河南郸城，105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中，101所将停招新生。这是继公民同招之后，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打出的又一重拳，目的显然是为了进一步遏制“国退民进”，不能让钱成为上好学校的门槛。在河南郸城，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约占50%，而且最好的学校也是民办。郸城一高是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都会有30人左右考入清华北大。2018年郸城一高录取中考生共1933人，其中竟有1018人都来自一所民办学校——光明学校。作为一个近年才脱贫的贫困县，一些学校一学期学费超过7000多，一般人显然是承受不了的。如果上一个好学校，不仅需要孩子学习好，还要有钱，是我们能接受的吗？显然不能！义务教育阶段“国退民进”问题的严重，是引发此次重拳治理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郸城，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尤其是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前10名小学与初中，几乎一边倒的都是民办学校。以上海为例，一起来看一组网上的数据：从表中不难看出，在上海中招成绩排名前7的初中，有6所是民办校，只有1所公办校，市北初级中学能“硕果仅存”，据说源于该校享受独特的理科实验班招生政策。最好的小学与初中都成了民办学校，这就意味着金钱成为优质教育资源选择上的基本门槛。这显然是我们国家性质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一系列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这就如同学区房政策的纠偏一样：不能让金钱成为择校的合法渠道，成为教育公平的门槛。公民同招之后，直接关停部分私立学校，几乎可以算是对民办教育政策的一次大回调：从没有太多禁忌限制，到与公办学校一样的管制，同时，甚至在总量上直接进行控制。有人批评说和现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存在一定抵触，我理解，国退民进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采取直接关停的手段。除了关停进行总量控制之外，我们有必要深刻检讨义务教育阶段“国退民进”现象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到根本的治理办法，至少未来不再重复这种错误。民办学校的快速逆袭，很多人归结为民办学校有钱，投入建设了优质的硬件，引进了大量的优秀老师。这个说法表面上有道理，但解释不了两个事情。第一，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最近10余年？而不是以前。在上世纪80/90年代，包括本世纪初前10年，民办学校就已经比较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民办学校仍然是薄弱校的代名词，很多所谓贵族学校，只是钱多的问题少年聚集地。第二，为什么目前主要局限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为什么至今很多私立高中仍然难以超越公立高中？最近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推动了这一现象的全面出现？显然，这和我们近年来对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区别化管理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一度对公办学校严管的同时，对民办学校的全面放任。基于“公办保基本，民办满足个性需求”的定位，我们把重点全面放在了对公办学校的监管上，而对民办学校，则完全放开。民办学校可以自由地挑学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教学内容、放学时间、课后辅导等。但是公办学校却不一样，生源被严格卡住，一律就近入学，也禁止一切形式的生源挑选。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上，也有很多的清规戒律，不准超纲学、超纲教、超纲考，更不允许课后与周末辅导，还有一系列的减负措施：三点半放学，低年级的取消考试，禁止布置作业等等。但民办学校却完全是另外一番场景。什么时候招生，怎么招生，是没有人管的。平时的教学等，更是学校的自由。多数民办学校，也往往是寄宿学校，学校全方位安排了课后的辅导以及其他的课程与培训，也就不存在三点半放学的说法了。在这类学校周边，辅导班也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需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为什么会这么管？很多人会马上说，因为是私立。因为我们流行的教育理论就是这样，通行世界的教育治理思想也是这样，是世界的“惯例”：只要不违法，私立学校无禁忌。其实从这种治理逻辑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看到美国、英国的影子。在美国，对于公办学校，完全禁止择校，只能就近入学，无论是买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但对于私立学校，在招生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不违法，都是学校说了算。此外，还涉及到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截然不同的治理逻辑：只要不违法，私立学校是完全自由的，但公办学校却有很多清规戒律。比如，公办学校禁止体罚，但私立学校是除外的，美国至今有19个州在法律层面是允许学校体罚的。很多私立学校的管理之严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些学校的严苛校规，放在中国都足以被列为极端反面典型，也是违法的：比如顶撞老师是要被开除的，违反一些校规是需要被打板子的。有一个私立学校规定晚上十点后禁止在学校河边散步，我一直搞不明白这条规定的原因与依据。至于学习与教授的内容，只要不违法，是谁都不能过问的，一些优秀学校，学习上的要求当然也是很高的。至于挑生源，也是必然的。虽然也是申请制下的综合评价，但一定要看你爸妈是谁，也必然面临测试，申请录取比一点不比著名大学高。而学生来源，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全世界都可以，只要你优秀并交得起钱。不过家长与学生在上这类学校时，往往要签署一个声明：让渡自己的权利，认可学校的一切规定与决定，包括体罚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严苛校规。一句话，严格筛选的生源，严格的日常管理，丰富而没有封顶的学习。于是，在这种治理逻辑下，最好的中小学多数都是私立的。但另一方面，在各种“不允许”的严格管控下，公立学校全面滑落。北大学者王蓉就曾发文表示对这一教育治理思想下的担忧：公办教育的拉美化。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套表面上强化公平的择校治理政策与公、私立学校的区别化治理，最后必然导致一个结果：私立崛起，钱是包括择校在内最大的教育自由。比如一律就近入学，这种公平背后，更强调的是钱的公平，钱在择校中的权利。对于公办学校，不准择校，但却可以通过租、买房子实现择校（学区房），对于私立学校，则直接就是钱。因为最好的中小学绝大多数都是私立学校，没有钱上不了（个案除外，不必讲这些学校每年都招个别穷且益坚的孩子）。换句话说，有钱，在择校上就是自由的，可以选择更好的教育资源，这实际是隐藏在美国的择校治理政策，以及公立、私立学校不同治理政策后的一个潜在逻辑。当然，这也是其国家性质决定的。不幸的是，我们作为教育的普世理论借鉴学习了。虽然说这套治理思想已经推行了许久，但真正进行全面落实、越来越严格，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情。就近入学的口号喊了多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但真正的严格全面执行，是什么时候？也主要是最近10年。而长三角与珠三角之所以率先沦陷，与这些地区率先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实这些治理政策是直接相关的。反观一些就近入学落实的并不好，或者说不严格的地方，这种现象发生的就比较晚。尤其是高校附中附小林立的地方，因为不完全受这种政策限制，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公立主导地位。这种治理政策我们是否应该学？坦率地讲，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适合学习借鉴这种教育治理逻辑。但遗憾的是，我们学了，也才埋下了今天国退民进的“祸根”。把公办捆死、把民办放开，不同的治理逻辑，为民办学校的快速逆袭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为了遏制这一现象，两年前政府力推“公民同招”，即民办学校也必须参加摇号。显然，民办超越公办，首先就是在生源上。虽然我们不能否定优秀师资在一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但显然决定性的还是生源，是优秀的学生成就了优秀的老师与学校。打蛇打七寸，为此，相关部门不得不率先在招生上“痛下杀手”，私立学校也需要和公立学校一样，不得提前招，也不得通过考试筛选等等，最后，还需要参加摇号。这就是所谓的公民同招。同时，绝对化的就近入学，也导致学区房飞涨，成了事实上的拿钱择校。于是，在遏制学区房房价的同时，相关部门大幅纠偏：改“一房一校”为“多校划片”，即把一个房子对应三类学校，最后随机抽取。国退民进，民办私立学校全面胜出，不仅源于生源上的优势，如前文所述，还与学校日常的严苛管理和学习不封顶等密切相关。更主要的是，在短期内，这种不公平是难以快速解决的。于是，相关部门在先后调整择校政策与公民同招后，不得不直接限制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比例与数量，这才有了此次郸城101所民办学校停招的措施。这项措施颁布后，一位曾经就读于光明学校的读者给我留言说：打击私立学校的同时，为什么不把公立学校的质量提高？

双减政策正式发布，校外培训机构禁止上市！舆论说，整个在线教育赛道迎来了灭顶之灾！7月23日，因为相关内容流出，从港股开始教育题材股票狂暴下跌。回港上市不久的新东方港股（HK：09901），从周五下午14：00开始瀑布式下跌，最深跌幅49%，以40.61%的跌幅收盘。然后是华尔街，所有中国教育题材股票大规模深度下跌，震动华尔街！2017年“红黄蓝事件”爆发，资本对教育的扭曲首次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学前教育被错误定位为完全的市场服务，几乎没有任何约束的学前教育，成为资本最热衷的市场，大规模涌入。幼儿园一个月的学费超过清华北大一年的学费，比比皆是。资本的优势是逐利，无可厚非，但到了教育领域，过度逐利就成了劣势，甚至成了一种“恶”。有一个幼儿园，仅加盟的就有600余家。加盟是什么意思？赤裸裸逐利。大量培训机构中，续课率成为老师考核的重要指标，老师不得不变身销售，结果会是什么？穷尽各种手段讨好学生、家长，这些做法已经严重扭曲了教育的环境与文化。近年家长动辄就干预学校的教育管理，何尝不是因这种环境与氛围的变化，让家长习惯了当甲方，不自觉地认为自己花了钱，可以理所应当干预学校治理。至于其他的虚假宣传、焦虑营销更比比皆是。去年就曾曝出一位演员“老教师”，一会儿在这个机构是英语老师，一会儿在那个机构是数学老师，贩卖各种教育焦虑。真相被揭露后，相关培训机构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公关公司提供的。似乎不是自己的错。大乱必有大治。2018年，国家对学前教育政策大调整，明确国家需要承担主体责任，而不再是推给市场。在大举增加学前教育投入的同时，为遏制学前等等乱象，明令禁止学前教育上市，以切断资本与教育的直接联系。这次终于轮到了K12校外培训市场。在严格管束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对校外培训机构祭出重拳，禁止上市。中国各类教育上市公司多达20余家，市值最高的，几乎都是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市值，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去年年底，好未来市值高达470多亿美金，新东方也超过了300多亿美金。即便是把教育当服务贸易的西方国家，也很难看到教育类的上市公司，尤其是以办学为主的上市公司，更不要说这么高市值的公司。教育不是不可以盈利，但必须是把挣的钱再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中去，办更好的教育，这是共识，尤其是在办学上。但我们不同，这些钱都成为了股东的利润，为了扩大再生产，生产更多的利润，于是学校都成了连锁店。于是一家又一家上市公司诞生了，也成了各种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风险投资什么意思？着眼未来挣大钱，挣超常的利润！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成为了资本取之不尽的收入来源，利润来源。资本在搅乱教育的同时，也大幅提高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切断教育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校外培训机构的关系，已经迫在眉睫，也成为共识。因此，这次双减政策对于校外培训机构如很多人预期，下了禁令。但我想提醒的是，禁止上市，并不等于不支持社会各界参与教育，禁止的是以牟利为目的资本介入。我们欢迎各种力量投资参与教育，但不是服务于股东利益，不是服务于牟利，而是真心想办好教育，办好学校。但不能仅仅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整顿，甚至关停，更需面对家长现实的需求。在严格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切断资本与校外培训机构之间关系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加强和提高校内教育服务，在校内教育最大程度满足家长与学生的教育需求就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这也是此次双减政策的根本和首要任务。我们亟需检讨过去一些不恰当的减负政策。最经典的莫过于三点半放学的规定，对校外培训机构做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视家长的现实困难与教育需求，把学生与家长推给了市场，推给了校外培训机构。这个教训深刻，也是这次双减政策极力纠正的。毕竟，对教育的高追求才是这背后最重要的动因。对孩子更高的教育追求，是我们优良的文化传统，虽然有不足，但更多是好处，优势，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之一，我们必须面对并最大程度满足，而不是无视，甚至否定。因此，如何真正落实好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最大程度满足这些教育需求，就成为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关键。否则，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治理整顿，无疑就是为满足这些更高教育追求设置了障碍，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学校不去满足，资本必然会想尽办法去满足，因为有利可图。近期受双减政策调整影响，资本又开始大规模涌入高等教育，大量收购民办高校，最多的一家民办高校集团，已经下辖近20所民办高校。资本给民办高校又会带来什么？看来，教育和资本的游戏还没有结束。相关阅读：校外培训班为什么成了刚需？减负，不仅仅是减，更需要加！学而思进军美国说明了什么？

距离中考还有一段时间，河北蠡县一批初三还未毕业的孩子就被集体拉到蠡县中学和蠡县第二中学高中就读了。据说，根据年终统测成绩，在全县前400名的同学，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全部拉到这两所中学就读高中，等于提前录取了。这种违背个人意愿，违反中考招生规定的做法，让人大跌眼镜，舆论哗然。这种模式，当地美其名曰“3+1”创新实验班，是当地政府力推的。这种所谓创新，显然是为争抢截留优秀生源找到的“创新”办法，并非教育上的创新。据报道，目前河北这种以保生源为目的的“3+1”模式普遍存在。在其他很多地方，抢夺生源的激烈程度，不亚于蠡县。去年7月30日，河北馆陶县教育体育局召开遏制优秀生源外流工作部署会。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个会上的决定：要强化分包对接，深入开展“一对一”精准招生，主动进村入户、分包到人、宣传动员，特别是针对“优秀生”，要逐人逐户与家长见面，宣讲招生政策，切实做到以情留人，以政策感人。而且分管校长、年级主任、班主任、任课教师要包班级、包学生、包家庭，层层落实责任。不了解的，还以为是抢夺高层次人才！其实只是为了抢夺初中毕业生。对于截留保护生源不力的，馆陶县相关部门也提出了严厉的惩处：对馆陶县本地辅导机构及教师泄露学生信息、为外地学校招生提供便利、向外地输送生源等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对推进不力、推诿应付、生源外流严重的学校及相关责任人予以严肃问责。为什么争夺如此激烈？原因很简单，这批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三年后或将给学校带来良好的升学率，无上的荣誉。近年面对初中毕业生的生源大战此起彼伏，竞争可以用“惨烈”两个字形容。西南某省一位校长曾给我讲过一个生源争夺的故事：某地中考第一名，一个中学给20万奖学金，另外一个中学就给30万，于是第一个也同意给30万，但最后还是第二个学校把学生抢走了。因为第二个学校不仅给30万，还承包了其父母的工作，让他们在学校做校工，还给一间房，父母可以挣钱的同时陪孩子上学，这条件极具诱惑力。早年间，民办高中为树立品牌，抛出巨额资金吸引优秀学生报考，而这些优秀生源最后以辉煌的高考成绩给学校做了最好的广告。某著名中学校长曾坦言：我的核心工作是生源，我们学校每年至少有20多个孩子不用老师教，靠自学都能上北大清华。但与这种更偏极端市场化的手段不同，近年赤膊下阵、公开涉嫌违规抢夺生源的主角，是当地政府与公办高中。为什么？优秀生源外流，让当地政府无法承受，生源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近年国家在相关学校的治理上，民办完全放开，公办越捆越死，这其中核心之一就是生源的自由。民办学校不仅可以最大程度跨地区选择，在选拔方式上也不怎么受限制，导致优秀生源快速流入省会城市与地级市举办的各类民办学校。于是，中小学普遍出现了“国退民进”现象，民办学校大规模开始超越公办学校。据蠡县中学校长黄彦通介绍，2019年全县中考成绩前500名的学生，有370多人去外地上学，去年情况有所好转，也有近200人外流。虽然近年政府开始限制跨区招生，也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比如公民同招，但民办学校已经形成的优势，短期内难以撼动。高分考生又有选择权，导致相关措施收效甚微，甚至愈演愈烈，出现所谓“县中塌陷”的现象。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地方政府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去遏制、控制生源的外流。地方政府与中学的这些做法有不得已的原因，但显然是涉嫌违规，甚至违法的。这些疯狂，甚至违规违法争抢生源的背后，再次提示我们：是优秀学生成就了名校、名师，而不是名校名师成就了优秀学生！绝不应该过度放大所有优质教育资源在学生成长中的价值与作用。近年，在国家的教育治理中，为确保公平，强调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问题，但无意间给很多人以误解，甚至无限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即名校与名师的作用，也导致了今天疯狂择校的现状，这是我们有必要纠偏和澄清的。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优秀老师在学生成长中的价值和作用，但绝不能过度放大，甚至颠倒其中的决定性作用，即谁是决定性的，否则就难以回答包括所有名校在内，疯狂争抢优秀生源的原因。2019年高考招生中，浙江大学对高考成绩居浙江前100名的学生奖励50万，遭到教育部的公开批评。其实浙大在浙江省的录取分数仅次于北大清华，但浙大还是冒着政策风险希望争取一下，生源因素对于一所学校的影响可见一斑。那么优秀生源怎么来的？或者说是谁培养了优秀的学生？这个答案很明确：父母。学区房这个词是从美国来的，学校好坏怎么用房子衡量？美国公办学校硬件是一样的，老师的工资也是一样的，怎么就形成了好学区与不好的学区？所谓好学区都是房子贵的“高尚”社区，背后就是精英父母的高度聚集。不仅仅是父母的遗传，更重要的是对孩子从小高期望与严格的管教，即家教，最后才是资源资金的支持，最终大概率优秀学生聚集，就形成了好学校与差学校的区别。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家教。我们经常说，优秀是一种习惯，这就是自觉自律的习惯，是用心认真的态度，而这些优秀习惯的养成，主要是依靠从小其父母的严格要求与耳濡目染。当然，学校教育与老师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注意，这种作用都是辅助性的，是第二位的，不是决定性的，否则，我们只管花大价钱把孩子扔到所谓贵族学校不就行了？面对一个自觉自律的孩子，一个用心认真的孩子，你还会担心他的学习吗？我所认识的北大清华的学生，没有一个是父母教出来的，都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疯狂的生源大战背后，再次提醒我们，与其疯狂择校，不如努力做一个好父母，从小管教好孩子，促使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样你大概率就会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你和孩子就处于一个拥有主动选择权的位置，就如这些报道中被抢的生源一样！但不要颠倒，也不要忘记，第一功劳是你自己，是父母！

我印象中第一次大规模治理辅导班是1998年。今天回头看，辅导班在一轮轮治理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学生负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到底为什么？显然，背后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去年底，储殷教授批评说，“教育已经成了最好的绝育工具”，宁愿回到应试教育。减负与课外辅导班也再次成为今年两会的主要话题，减负与课外培训班的治理仍然是一项顽疾，也是教育部2021年工作重点。回头看上次的减负新政，3年过去，课外辅导班的市值再次翻番，在近日股市大跌之前，好未来市值曾高达470多亿美金，是3年前的2倍多。近日关于“双减”政策的传闻不断，对校外辅导班的治理是重中之重，但不同的是，近期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明确地提出了强化校内主战场的问题，即一方面做加法，一方面做减法。此文为2018年初教育部减负新政出台不久对减负与辅导班比较全面的一次分析，今天回看这篇文章，愈加有价值。在减负上，我们的治理思路与方向，仍觉得有探讨的空间。减负为什么会遭到家长反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是否应该减负，成了一个问题，甚至遭到家长激烈反对。前一段时间，《教育部，请不要给我们家孩子减负》的文章风靡网络，当天上午就迈上10+，点赞过万。两会期间，这个话题不断发酵，此类主题文章不断涌现，流传甚广，至少说明，不希望减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这让我想起了20年前相似的一幕。1998年，第一次大规模减负时，北京要求关停所有校外辅导机构。当时北京最大的校外培训机构精诚文化学校校长王国欣最头痛的不是关停学校，营收减少，而是家长们的激烈抗议：你不能关，我们一起去找北京市政府！20年一个轮回，减负错了吗？为了孩子能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几十年来，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减负是继治理应试教育之后，教育部门持续不断地强调的教育大政方针之一。但是，政府殚精竭虑的减负政策，却不断遭到一些家长反对。在减负上，政府出力不讨好，不是第一次，也可以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中国孩子是世界上教育负担最重的，这个总体结论应该没有错，也没有太大争议。既然负担重，为什么还反对减负？到底是什么原因？这股热潮过后，我们有必要冷静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不同定位的人，负担是不同的，没有区别，一刀切地做减法的减负政策，的确有不足，需要反省并适当调整负担是一个心理感受，如果喜欢玩游戏，三天三夜也不觉得累，如果不喜欢学习，10分钟都是负担。负担的多少，绝对值是与每个人的期望值与自己定位是相关的。对于那些有远大追求与抱负的学生与家长，客观上负担必然是沉重的，但一旦变为主动行为，就未必是负担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新年献词中谈到，美好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是什么？至少不是轻松的，是需要为自己的理想、目标作出辛苦努力付出的。因此，对一部分对自己有期望的学生，辛苦一些是应该的，多学一些也是应该的。在这一点上，不会因为教育制度或者考试制度不同而有所不同。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姆斯在其《美国最好的中学怎么炼成的》一书中，第一章就详细纪录了旧金山最好的公立中学惠妮中学一位高三女生的一天：睡4个小时，喝四杯咖啡，得4.0的GPA。这位高三女生的负担，恐怕比我们大多数学生都重。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P),就是针对在校中学生的，是美国优秀大学所看重的，也成为优秀中学生的标志性成绩指标之一。AP本就不是中学课程，本就是鼓励学有余力，或者有天分的孩子多学一点，“超纲”学一点。一位在美国一所常青藤读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告诉我，在一门高级数学课上，他才发现，美国的同班同学在中学的数学学习中，其实比他们在国内中学学得更多，更深。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一点，即我们因为教育制度理念落后，所以我们的教育负担沉重。长期以来，一些伪专家与舆论给公众制造了一个虚妄的故事与错位嫁接：英美先进教育就是没有负担，幸福快乐的教育，最后孩子们还卓有成就。英美教育完全是两条道路，对于以私立学校为代表（包括学区房公立学校）的精英道路，一点不比我们负担轻，甚至更重。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不会轻松，客观上讲，负担都是很沉重的，这是我们都需要认识到的。中国家长受文化传统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是极其重视的，多数有着超高的期望，因此客观上负担必然会重。认识到这些基本现实，我们就知道有必要在学校体系里，对那些有较高期望的学生，对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无论是出于功利还是不功利的原因，提供条件，让他们可以多学一点，多写一些作业，晚回去一会，而不是必须都不得超纲学习，不是都必须在几点放学。同时，更重要和最理想的是，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师的质量，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以最大程度上在学校内满足这些需求，把负担降到最低。但遗憾的是，减负虽然说的是减去多余的学业负担，心理负担，但一些地方的减负做法，忽视了这部分区别，全部减，必须减，必须轻松没有负担，这必然导致一部分有更高追求的家长的反对。2013年3月，北京推出了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要严格控制在校学习时间，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这个指标是根据国际上的相关调查得出的）；严格控制课外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这一要求无一例外，不会因学校与学生而有区别。一些地方更为夸张，出现无限放大的做法，甚至要求取消正常的期末期中考试，即便搞期末测试，也不能出成绩，称之为“乐考”。伴随对孩子教育的高期望，无论正确与否，需求是客观的，这边压下去了，那边就长了出来近年，伴随政府对学校强力的减负措施，学习负担大规模向课外辅导班转移，形成了所谓的课内减下来，课外加上去，客观上造成了课外辅导机构风光无限。根据好未来（学而思）披露的年报，好未来在2010年上市后营收快速增长，2017财年营收达到68亿，较2016年增长68.3%，2012至2017财年年度平均增长646%，近3年市值已经增长了近10倍。在培训人次方面，好未来从2013年的82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393万人次，四年几乎增长了5倍，并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14—2017年度对比增长幅度分别为25万人次、43万人次、80万人次、163万人次。根据好未来公布的财报显示，2018财年前三个季度营收达到76.36亿人民币，已经超过2017财年全年收入。前9个月的总学生人次达到483万，已经远远超过了2017年全年的总学生人次。注：2017年底好未来市值约200亿美金，而去年底，已经高达470亿美金。最近5年好未来收入除去年受疫情影响外，其他年份增长都在40%以上。其实不止好未来。2016年起，新东方的主业就已经不再是出国留学考试，而转为国内的中小学培训了。根据最新财报披露的数据，新东方优能中学与泡泡英语的营收规模已经和好未来差不多了。谈到最近几年校外辅导班的快速增长，一位上市公司的副总开玩笑地跟我说:感谢政府神助攻！一是早放学，孩子没地方去，去辅导班总比网吧强；第二，就是学校一味做减法，这种想多学的需求就被转移挤压到课外辅导班里了。这个事实本身就提醒我们，对合理的负担需要有一个准确认识，不给课内机会，课内就转课外，负担没有减下来，却增加了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课内转课外，是需要经济支撑的，从一个维度看，这种减负，实际上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这的确是我们的减负政策所没有料到的，也需要考虑的。如果说学校教的多，布置的作业多还多少有被迫努力的成分的话，那么在课外培训班里，每一分钱，都是家长主动排队交给培训机构的，为什么掏钱给自己孩子加负担？家长疯了吗？当然没有疯。中国家长比任何民族都重视子女教育，因此必然有更高追求。你校内不给，我就花钱走校外。对更好教育的追求没有错，但麻烦的是这种对更高教育期望的追求过程中，“功利化”追求一直如影随形，名校情结就是其中的核心体现。更好教育，简单化为各级名校，而且要从娃娃抓起，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最好是著名大学，甚至清华北大，而路径，往往就是极端功利学习，培训，应试教育，择校热，都与此有直接关系，学习负担重，无非是这种功利追求下的一种体现而已，与应试教育本源是一样的，并非教育。很多人说，家长是被逼的。因为优质资源短缺，好学校少，以及应试教育制度等等才导致了家长的疯狂。这个说法很流行，但可能站不住脚。新东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教育市场头号企业，其主要收入都来自于托福，SAT、GRE，雅思等英美升学考试为主的备考辅导，与中国的教育制度与考试制度毫无关系。早在2002年，新东方就在华人聚集较多的多伦多开设了第一个海外分校。中国人这种功利化追求，不会因为国别与社会制度，以及教育制度不同而有区别。华人走到哪里，补习班就走到哪里，应试教育就走到哪里，负担也带到哪里。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纽约400余家补习学校，很多都是近年伴随华裔移民的增加而增加的，新增加的补习学校主要集中在法拉盛与日落公园----都是华人高度聚集的地方。补习内容也都是当地的各种升学考试：纽约高中联考以及AP，SAT等。在旧金山，洛杉矶很多公办学校门口也如我们北京上海一样，培训班林立，几乎都是华人与韩国人举办的，笔者熟悉的一家华裔所办的培训机构年收入已超过1000万美金，其主营业务就两个，一个是考试辅导，一个是升学辅导。注：学而思去年在旧金山开办了美国分校，主营业务是小学生奥数。为什么？这难道也是中国教育的错？所谓优质资源均衡了就没有择校，没有负担的说法，更不值得一驳。教育资源绝对均衡是没有任何可能实现的，把大学都办成清华北大也是做梦，永远不可能实现。学区房这个词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美国来的，美国如此发达了，学校还有这么大的差距？怎么还有学区房？美国有3000-4000所大学，但是美国世界新闻报道排名只有300所，绝大多数是上不了榜的，差距不大吗？我们中国家长追求的也动辄是前100名，200名都接受不了。教育资源绝对均衡是没有任何可能实现的，把大学都办成清华北大也是做梦，永远不可能实现。学区房这个词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美国来的，美国如此发达了，学校还有这么大的差距？怎么还有学区房？美国有3000-4000所大学，但是美国世界新闻报道排名只有300所，绝大多数是上不了榜的，差距不大吗？我们中国家长追求的也动辄是前100名，200名都接受不了。当然，对于很多家长，的确是被逼的，只是不是教育本身孩子没有一个好学校，就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工作，好的未来，中国家长处于一种集体焦虑中，于是拼命给孩子加码，也的确是不得已。如果各行业社会地位与收入差距很小，当白领与蓝领收入没有太大差距，当保安与坐办公室区别也不大，社会保障制度极其完善的社会，我们的家长肯定不会如此焦虑，也不会功利地去算计上什么学校，从事什么工作，孩子的负担肯定会大幅度下降。这个样板就是芬兰。近年在中国搞教育研究与改革不讲芬兰几乎就是落后了，但我对此表示质疑。芬兰的很多教育理念的确不同，非常理想，但这种教育理念是和其他社会理念一致的，也是和其社会发展水平与保障制度关联的。芬兰2016年人均GDP排世界第17名，而中国排74名，在芬兰，上班的人与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如果你病了，工资一分不少，直到你病愈上班。在这个高福利国家里，自私一点，更多的是想我喜欢什么，我想干什么，伟大一点，更多的想是为社会做什么贡献，上班是实现价值，为社会做贡献，而不是谋生。在这种背景下，芬兰老百姓的教育追求与教育理念必然是先进的，至少绝不功利。但回过头来说，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吗？社会分层加大，收入悬殊，不同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的行业与层次，于是家长就拼命加码，并不是教育造成的，教育恰恰成了背锅者，大家都试图通过教育赢得竞争的第一关，通过教育赢得未来社会竞争，说穿了，这样的盲目追求，无关教育了，也是教育，包括减负难以调整的。因此，减负与应试教育几乎一样，表面上是在和很多家长在斗智斗勇，实际上是在阻击功利教育理念、思想，阻击功利的教育竞争，从本质上讲，实际上试图用一个教育手段调整解决社会问题，受到批评也在所难免。最近几十年减负的结果就给了最好的阐释。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曾经激烈批判过学生负担过重，今天我们还在批判，但伴随社会发展进步，我们却发现负担越来越重，背后显性原因，是更有钱了，家长要求更多了，投入更大了。但本质，却是社会分层的加大，收入与社会地位的悬殊，让家长对孩子未来发展的更为焦虑，最后投射聚焦到教育上，投射到择校上，最后就变为负担。当然，还有家长定位的盲目，还有被裹挟的家长，别人都上了，学校不零起点教学，被迫也跟着上，等等，都是一些原因。在减负的问题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家长一边反对负担，一边又反对减负2009年初，在制定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一位小学6年级的家长谈到女儿因为过重的学习负担，休息都无法保证时，泪水潸然而下。她的女儿在上着6、7个辅导班，在当时应该是上的非常多的，的确辛苦。我问这位家长，这些辅导班有哪个是学校要求报的，有哪些是你自己报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这位超级妈妈自己给孩子报的。家长们一方面抱怨负担重，一方面基于过高的期望，不断给孩子加负担。辅导班一方面在广告中大讲提分，补课，一方面又说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这种分裂的想法口号不少。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教育需要面对的囧境，也是我们的减负政策不断被翻烙饼说来说去的原因之一。在减负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泛化减负做法，引起家长反弹在减负的治理过程中，因为认知的偏差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一些减负措施出现一些偏差，客观上增加了负担，也容易招致家长的反对。考试就是其中之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试与试题的难易程度直接与负担挂起了钩，一旦说考试，就认为是加负担，因此考试被尽可能取消，升学考试的取消，带来的反而可能是更沉重的学习负担。调查表明，目前中小学生负担的重灾区在小学，高中反而是相对最少的，为什么？好未来（学而思）的主要收入来自K12，也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高年级阶段的培训。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数据由当时开班数量搜集整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了升学考试，大家都想上好学校，但是好学校又想招好学生，于是各种坑班，各种特长班，各种竞赛班，比比皆是，无形中增添了更多的负担。最近教育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到2020年取消所有特长招生，就是一个针对性的措施，剑指各种特长培训班。反观高中，就只有一个高考考试，孩子们不必上这么多的辅导班，负担反而普遍是相对少的。考试被扣上负担的代名词，很多基本的评测也被停止，在大量的基层，对老师的教学质量也失去了一个基本的评价手段（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教育家，用全面评价替代），客观上也导致农村基层教师的松懈，混日子，教育质量下滑，也带来了负面声音。考试的难易程度本来和负担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也被纳入了减负的选项。一味要求降低试题难度，尤其是选拔性考试不断模式化，水平化，简单化，这些表面上的减负措施，在现实中，恰恰可能成为推动应试教育的重要推手，进而推动了负担的增加。2017年北京海淀中考，语文满分为120分，全区平均分高达109分。这种水平化简单化的选拔性考试，在进一步强化了分分计较的同时，更推动了应试教育的发展。因为这种事先都知道要考什么的水平测试，更适合应试，更适合刷题教育，因为刷题的是管用的。老师对学生强调的是扎实仔细不丢分，是重复训练，优秀学生盯的是错题本，重复训练。新东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托福，雅思，GRE，SAT无一不是水平测试的代表，反而是高考，我们很难看到那个培训机构做到了一家独大，新东方曾经收购了一家专门做高考辅导的机构，后来因业绩未达标，退出了这家机构。当考试无法通过简单机械刷题获得成绩时，就是最大的成功，就是最大的减负，无试可应实际上才是最大的减负，而不是简单。减负也要避免陷入“拉美化”陷阱，不能以低标准的学校教育，作为减负的标杆近几十年的教育治理上，很多专家动辄讲英美的教育如何轻松，也爱以此给中国下指导题，尤其是动辄以美国公办学校的治理为中国号脉。先不说美国最优秀的精英多数是以私立学校为主培养的，私立学校里的高标准严要求，即便是要求比较宽松的美国公办学校，也普遍存在“天才班”，就是给那些优秀的学生以不同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近几十年，历任美国总统对过度强调轻松但质量每况愈下的公办教育都给与了无情的否定。小布什当政时，对公办学校采取的整治措施就是评测，通过对学生的成绩评测，来决定对公办学校的拨款多少。奥巴马公开抨击说：每年有100万高中生辍学，美国学生在数学等科目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如果这就是美国教育的未来，我不会接受！奥巴马政府在呼吁晚放学一小时的同时，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力推政府资助的特许学校建设，让学生家长有更多选择权。特朗普上台前对公办中小学更是给与了无情否定，上台伊始就聘请德沃斯出任教育部长，而这位颇有争议的部长主张的就是教育券政策：把钱给家长，让他们用脚投票。•美国前议长金西奇也在其出版的书中批评到：“2017年，巴尔的摩有89%的八年级学生无法通过数学考试，这不是中国的错……”当我们激烈批判我们的奥数的同时，英国却聘请中国的数学教师到英国传经送宝。卡梅伦首相在卸任前公开激烈地批判那些认为可以用计算器替代而没有必要学习中国背乘法表的言论，呼吁英国教育界多一些虎妈精神。因此，在减负时，我们同样也需要注意，不应该追求绝对的轻松，没有负担，更不应该把英美国等已经错误的做法，或正在纠正反省的做法，作为我们减负的样本。一个日本朋友曾愤愤地谈到日本的减负。初一的孩子英语得了满分，本来满心欢喜，结果一看试题气得七窍生烟：26个字母大小写对了就是100分。复旦大学陆一老师在谈到日本减负三十年的后果时，也谈到了这一怪现象：学生负担增加，家长负担也增加，尤其是经济负担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日本减负的一个重要恶果是“国退民进”，私立学校兴起。30年前，给东京大学提供生源的前20所中学，17个是公立的，3个是私立的，但是减负30年后，这一数字完全颠倒过来，只有3所是公立的。在过度强调公办保基本，一刀切减负等各种不当教育治理措施的指挥下，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类似国退民进现象，最好的中小学已经开始以私立学校为主，这值得我们高度警醒，也是和我们国家社会性质背离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减负目标，而不应该是拉低标准的减负。此次反弹，多多少少也是老百姓对学校教育质量在减负的背景下下降的担忧。减负错了吗？区别化减负，精准化减负，是化解对减负误解，化解家长反对的有效途径很多人反对政府减负，认为减负本就是错误的伪命题，是干预家长与学生的基本权利。理论上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有点像人生道路的选择一样，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减负首先强调的是减去多余的负担，不是不让多学。减负是希望全面成长，减去那些重复训练等不应该有的负担，作为政府，我们必须承担一个政府的责任，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与家长走什么样的成长道路？作为政府是永远需要作为的，这也就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常抓不懈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不管，任由发展。减负的精神我们需要坚持，但在诸多的反对声中，我们的确需要思考如何减负。首先，我们需要区别化减负，支持合理的诉求，不仅仅是做减法。比如有更远大追求的，无论出发点如何，我们需要承认这种现实的需要，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在学校教育体系内最大程度去满足，而不是处处算计，一刀切必须减下来，必须轻松快乐，因为这本就不是他们所想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校内的教育质量，把学校教育这个主战场做好，作为最基本的减负措施。减负的关键，是减去那些不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一部分被裹挟的人，一种就是过度功利化的做法。比如对辅导班的此次治理，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禁止提前教，提前学，同时要求学校不得非零起点教学，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思路，把不想多学，不想提前学，但却被裹挟的家长，学生的负担减下来，这就是一次精准减负。再比如在升学考试上取消特长生招生，禁止举办一些学科竞赛等一系列新政，实际就是剑指各类培训班，颇有精准化打击的意味，这是值得肯定的。在减负的问题上，我们更需要拿出长远的计划，下决心解决一个根子问题----家长的问题，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问题，尤其是功利化的教育观念，一个是过高的期望问题。成绩不决定人的一生，学校也不决定人的一生，谁都不喜欢一个只是会考试的动物，很多道理我们似乎都认同，但一到自己孩子身上就完全变了。政府希望把负担减下来，希望让孩子多一点全面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但对于很多功利的家长，无论是数学还是艺术，都是奔着好学校去的，多数在做重复训练以获得好分数与好成绩，负担由此而生，这也是应试教育的另外一个翻版。还有一个恰当的定位的问题。过去还有考大学的顾虑，在大学马上普及化人人都可以上大学时，家长又提出要上更好的大学，上北大清华。有追求固然好，但我们需要有清醒清楚的定位。清华北大每年在参加高考的940万考生中只招生7000余人（2020年已经是1071万考生了），对于很多的家长，仍然盲目地向这个方向前进，负担加上去了，但结果却永远得不到。当然，观念问题任重道远，也不仅仅是我们教化的问题，也需要社会本身的进步，社会阶层分化缩小，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基本面得到解决，才能化解家长根本性的焦虑。看看过去20年，放眼未来中国发展，其实大可不必紧张，我们可以预期中国未来的发展，就不应该有太多担忧。此次舆论在减负上的反对声，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提醒我们那些地方还做得不好，不该减的减了，或者做法不对，不减反增了，招致反对，及时调整一些形式化的，一刀切式的减负做法，区别化，精准化减负，相信会得到老百姓赞同与支持的。

两会刚刚结束，北京市关于关停校外培训机构的声音就传播开来，北京市教委专门辟谣说：没有关停，只是根据防疫需要暂停线下培训，已启动有序恢复工作。校外培训机构目下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却是现实。两会上，教育减负等不出意外地成为主流话题，校外培训班则是其中的焦点之一。总书记在与教育卫生界委员座谈时也明确提出，绝不允许打着教育旗号侵害人民群众利益。而此前，教育部就把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列为2021年主要工作之一。陈宝生部长在谈到2021年工作重点时，更是强调要主动作为，敢于作为。教培机构，已经成为最有钱的企业！今年春晚，在线校外培训机构成了最大的赞助商。其实不只是春晚，各地的跨年晚会，校外培训机构也都是最亮眼的赞助商，其经济实力傲视所有商业机构。教育培训，已经变成了目下中国最有钱的行业！去年年底储殷教授对中国教育的批判曾刷屏网络，其中一条就是“教育成了最好的避孕药”，直指子女教育给家庭带来的综合负担，尤其是经济负担、养育负担沉重。2016年，好未来市值还不足50亿美金，但到了2020年底，好未来市值已经超过了470亿美金。也是2016年，长期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为主业的新东方，占比第一的业务转为国内中小学学科辅导培训，市值也开始大幅度上涨。好未来市值变化线下各类培训机构风起云涌的同时，在慕课风潮推动下，2013年起，资本大规模进入各类中小学在线教育培训市场。在疫情的推动下，2020年再次掀起一次投资狂潮。2020年，好未来、猿辅导、作业帮就拿到了106.5亿美金的融资，约700亿人民币。这在几次互联网大战中，也难得一见。共享单车在最疯狂的2017年融资总额也不过300亿。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去年年底，市值超过100亿美金的各种线上与线下课外辅导机构就有10余个。校外培训已经成为刚需？中小学校外培训市场的异常火爆，实际上是和这个市场的消费人群减少同步发生的，显得更为异常。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中小学学生总数高达3亿人，但因为计划生育，近20年新生儿人数持续下降，在校中小学总人数已经不足2亿，总体下降了1/3以上。也就是说，中小学校外培训绝对市场的总消费人群在下降，甚至是显著下降，但市场规模却在快速扩大，相关企业市值快速增长，只说明了一点：市场覆盖率在快速扩大，单位ARPU值在快速增长。有多少人在上校外培训班？中国教育学会的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参加校外培训的中小学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70%。民进上海市委会的一份提案显示，84%的学生参加了校外培训。到底有多少人？很难有大家都认可的权威统计数据。当我把这些数据与问题抛给一个家长时，他说：还有不上辅导班的学生吗？学生总量下降，但校外培训市场快速扩大，显然是绝对市场覆盖率的快速增长。打个比方，10多年前，10个孩子有2-3个上辅导班，但是现在，10个孩子可能有7-8个上辅导班。10多年前，一个孩子上2-3个辅导班，但是现在，一个孩子可能上5-6个辅导班。中小学校外教育培训成了中国最火爆的风口之一，越来越成为一种“刚需”。校外培训为什么会成为刚需？首先是老百姓有钱了，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子女教育的，两个因素一叠加，教育就成为第一消费支出。2020年GDP超过100万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们人均GDP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了1万美金，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人均GDP与可支配收入，则早已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有钱了，干什么？教育！孩子的教育是第一位的。从全球来看，还没有哪个民族如此重视孩子的教育的。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砸锅卖铁都要供孩子读书”，由此可见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与决心。在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下，中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更美好、更高水平的教育需求成为家长的主要追求，和孩子教育关联的市场都在快速发展。比如留学，2019年出国留学人数超过了70万，持续增长数十年，中国也长期位居全世界第一国际生源国的位置。再比如学区房，房价飞涨。但凡和子女教育挂钩的，都热！因此校外培训行业的兴盛也就顺理成章，或者说存在其合理性。当然，不仅是在国内，到了国外也一样。中国人走到哪里，校外培训班就要办到哪里。伴随华人移民的增加，近年纽约的培训班也快速兴起，增加的培训班主要是在法拉盛和日落公园两个华裔社区。2020年初，学而思的培训班也办到了旧金山，而主要科目就是小学生奥数培训，同样，新东方的学校也办到了加拿大。一刀切的减负政策让教育需求外溢，是让校外培训受热捧的重要原因之一。6年前，我曾经问一位教育上市公司的副总，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他脱口而出：感谢政府神助攻！三点半放学了，父母还在上班，去哪里？上辅导班总比去游戏厅好吧？最起码还有人看着孩子把作业写完。这句话虽然是戏谑之词，但此话说得我如芒刺在背！从50年代开始，我们就在减负，应该说教育部门在减负这个问题上不仅仅是重视，也持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可谓殚精竭虑，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客观上，我们在减负上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也的确有责任，尤其是一刀切的做法，给校外培训市场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在减负中经常检讨的，所谓的”校内减下去，校外长出来”。在大幅删减课纲难度与内容的同时，不能“超纲学，超纲教，超纲考”成了减负过程中的核心，甚至细化到几点放学，一些地方把作业量也规定死，有些地方甚至部分低年级的日常测试都被全部取消。校内减负可谓做到了极致！但显然，时代已经不同了，这些做法与老百姓已经变化了的教育需求是存在明显矛盾的。在新时代，主要矛盾已经变成对更美好教育

日前，上海一所民办初中官微发文，提醒学生和家长“掂量自己”一下再报名，掀起不小的波澜。这所名为民办华二初级中学的学校在招生文章中写到：我们从来不提及的一个客观事实。华二初中的春游秋游一直是迪士尼；每个学期要去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保利大剧院看演出，这些并不是免费的；……不少同学参加国际大赛、到海外游学，费用是家长支付的。民办教育是收费教育，你一定要想清楚。之所以发这么一篇带有吓阻性质的文章，该校无非是希望一些家长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自动放弃报名，以免影响学校的招生工作。今年上海搞公民同招，民办学校彻底失去了选择学生的权利，只能和公办学校一样，如果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就靠电脑抽签来定谁有入学资格。华二初中，很生僻的一个名字，在当地却是一所响当当的名校，是很多家长向往的学校，报名者甚多。学校无非担心有人拿到资格放弃，或者抽签进来一些“不合适”的家长与学生，给学校日后管理带来麻烦，于是先发出了这么一封信，提醒家长和学生“掂量一下自己”是否合适。这起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全国普遍实施的公民同招政策。公民同招，即公办民办校的招生政策一致，不允许民办学校另行一套，比如通过各种测试挑选学生，比如变相提前招生等等，而必须和公办学校统一在统筹安排下进行招生，不准测试。若报名不足招生计划，全部录取，若报名超过招生计划，需要抽签决定。当然，最后报民办学校但未能被录取的，由公办学校兜底。这一招生政策调整的背后，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应该比较明显——制约近年基础教育发展中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国退民进现象。公民同招背后是遏制教育上的国退民进近年在择校等治理政策上，我们对公办学校采取了严格的就近入学政策，换句话说不准择校，并全面禁止测试等选拔学生的方式。但同时，却对民办学校基本上采取了全面放开的策略，什么时候招生，怎么招生，实际上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虽然近年在舆论的压力下招生普遍收紧，但在基本政策上，与公办学校还是截然不同，有着显著的自主性，自由度。于是，大量的优秀生源迅速向民办学校聚集，加上民办学校的其他优势，比如师资等软硬件优势，比如不必执行早放学，辅导兴趣班直接搬进学校等等，使民办学校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弯道超车：在上海浙江江苏长三角地区，以及深圳广州珠三角地区，最好的小学，最好的初中大多是私立学校。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于是，近年相关部门陆续启动了系列的纠偏措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民同招，这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政策。为什么焦点是公民同招？一所学校之所以成为名校、好学校，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普通人首先想到的是师资，但其实是生源，好生源的聚集形成了好学校，其次才是师资等软硬件因素。我们不能否定抹杀教师等价值与作用，但不宜颠倒这一根本关系，即生源对一所学校来说是决定性的。正因为这一点，全国的学校，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在拼命抢生源，拼命打生源大战，包括最著名的大学。2019年高考招生期间，浙大抛出50万奖学金，奖励全省前100名报考浙大，就是一例。美国波士顿某著名高中的一位学生家长曾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学校老师如何优秀，是孩子自己优秀，不信你去问问”。国内某著名超级中学的校长也曾讲过，他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解决好生源，“我们学校每年都有20多个孩子不用老师教，自学都可以上清华北大。”生源是决定性的，如何遏制国退民进？只要不笨，都会明白其中的关键，生源。于是，相关部门就在招生上直接下手了，为了解决大面积的国退民进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唯独公民同招引起争议最大，原因就在此，打到了“七寸”上。如果没有招生上的特权，一些优秀的民办学校可能仍然会保持优势，但更多民办学校可能会因此被“打回原形”，无论如何绝不可出现民办学校批量领先的状况。坦率地讲，这一做法稍显粗暴，却是短期内最有效的。最好的学校都成了私立学校，是我们教育追求的目标吗？当然，这一政策在业界引起了激烈的批判，不仅是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还有大量的理论研究者。其中的核心，就是民办学校的定位以及与此关联的学校自主权，有背民办学校的初衷。按现行的一些政策规定，这一做法的确存在瑕疵，甚至有违规之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答案可能不一样，恰恰是一次正确的纠偏。公办民办定位不同，职能不同，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因此不能用一把尺子去管理，比如兜底的职能只能是公办学校，不能让民办学校承担；鼓励私立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但同时，都是中国土地上的学校，有一些基本面又不能例外，比如强调培养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教育指导思想就是其一。同理，在公办与民办的管理上，我们是否也应该有统一的地方？比如招生上，给公办学校立了一堆尺子与规矩，不准评测挑选学生，不准提前招生，不准跨区招生，却把民办学校当成例外，成为完全的自由王国，这是不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或者说反向歧视？当然，有人说，这正是私立学校的权利与自由，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对公办与民办进行定义的、区别的。但我想提醒的是，如果按这种思想治理公办与民办校，必然会产生一个后果：最好的中小学必然都会逐渐变为民办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是先例，而后来积极效仿学习西方的日本也是一个例子。最好的中小学最后大多是民办私立的，是否是中国教育需要的？这更是值得我们警惕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公办学校要保公平，保基本，但也不能是低质量的代名词。华二初中的这封信几乎遭到了教育界异口同声的批判，上海相关教育部门也启动了问责机制。但同时，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尤其是大量民办学校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学校没有错，不过说了大实话，私立学校本就如此，这封信无非把一些民办学校平日口头讲的话，摆到了桌面上。我也看到一些华二家长甚至个别老师在网上附和这一说法，公开支持学校。显然，站在他们的角度，这批支持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这一事件表面上是学校办学观念的端正与否，但更深层次看，可能不简单是一个办学观念的问题，而是学校性质必然导致的问题？我到华二学校网站上一查，才明白奇怪的校名背后，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名校：华东师大二附中。华二学校介绍写到：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中学——华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承办的民办初中。虽然这一介绍有放大之嫌，但的确源出名门。而校长，是原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前校长何晓文教授。何校长系师范大学科班出身，曾在华东师大从事教师培训工作近20年，后出任华东师大二附中校长，是上海最著名的校长之一，前些年卸任转至华二初中任校长。我相信，华东师大任何一所附中都不会这么干，也不会认可这么做，而何校长的教育理想也与此格格不入。但为什么由华东师大二附中承办的民办学校会出现这么一篇文章？具体原因我们都可以归责某位招生老师或者负责人觉悟不高，或者无心之失，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一做法？这可能就不是偶然了，也不简单是一个办学观念是否端正的问题，背后还是定位与机制问题，即民办或者私立学校的定位是什么？是服务谁的，为谁服务的。这个问题很敏感，但也是原则问题。不止是公民同招，我们需要的是高质量的公办教育，需要的是教育治理的全面反省公民同招，对于民办学校招生来说，几乎是180度大转弯，是一次择校政策上的纠偏，大调整。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会发生？答案一定会回到对民办学校的定位上，以及相关联的择校政策的制定上，因为我们把公办定位为保基本，保基础，把民办学校定位为满足个性化教育需求上，或者说更好的教育追求上，如英美一样。其实这套关于民办私立学校与公立教育的理论定位也是搬来的，从英美，从发达国家学来的。与之相关，我们长期执行的择校政策，事实上也基本借鉴或者说照搬了美国的政策。在美国，对于公办学校，完全禁止择校，只能就近入学，无论是买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但对于私立学校，在招生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不违法，都是学校说了算。对照多年来我们的择校政策，几乎和美国是一模一样的，用流行的话说，我们在抄作业。美国择校治理政策表面上强调公平，比如一律就近入学，但实际这种公平背后，更强调的是钱的公平，钱在择校中的权利。对于公办学校，不准择校，但却可以通过租、买房子实现择校（学区房），对于私立学校，则直接赤裸裸的就是钱。因为最好的中小学绝大多数都是私立学校，没有钱上不了（当然最好的私立学校也同时要成绩）。换句话说，有钱，在择校上就是自由的，这实际是隐藏在美国择校治理政策的一个潜在逻辑，也是其国家性质决定的。这种治理政策我们是否应该学？坦率地讲，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适合学习借鉴这种在择校上“金钱至上”的做法。但遗憾的是，在很多专家的指导下，舆论的裹挟下，我们学了，也才埋下了今天择校政策不断调整的“祸根”。前些年择校，完全把房子绑定固定学校，强调完全就近入学，导致学区房价格飞涨，事实上成了拿钱择校，民怨沸腾。于是相关部门不得不纠偏，进行大回调，不再把房子与学校完全固定，改变为松散关联，“多校划片”，即把一所房子对应三类学校，最后随机抽取；为了应对把房子频繁买卖，换取学位的做法，又补了一个政策：一套房子6年内只能有一个学位。其实在公民同招之前，择校政策就已在不断纠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真的很在意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知错了就马上改。国退民进，民办私立学校胜出，不仅仅是招生上的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因素。比如减负，评测等等，公办学校被捆得死死的，清规戒律很多，但民办学校大多是独立王国，可以充分根据家长的需要“提供服务”。但的确，美国的私立学校是这样定位，是这样管理的。大多数清规戒律只适用于公办学校，无权覆盖民办学校的。比如美国学校是禁止体罚的，但只限于公办学校，一些私立学校仍然普遍存在体罚。比如禁止对学生成绩进行排名，也只限于公办学校，很多私立学校仍然是有公开排名的。换句话说，私立学校可以多学，多教，严要求（惩戒与体罚），用高大上的话说，这是家长个性化的需求，也是学校的权利，但公立学校，则全然相反。西方对于私立学校的定位，如择校政策一样，本身就是给一部分人，尤其是部分有钱人提供的一条精英通道（当然也有很多不完全针对有钱人的，比如教会学校等），而普罗大众，就去公办学校吧，能解决你的基本教育需求即可。这其实也符合其国家性质的，但这种定位和做法，我们是否应该学习？换句话说，绝不是把招生卡住，我们就能全面改变国退民进。想让公办校质量全面提升，得到家长追捧，需要系列的政策调整，至少需要与民办学校公平竞争。李克强总理多次谈到，教育需要的是“有质量的公平”，公办学校需要赶上去，而不是把私立民办学校拉下来。家长对私立学校趋之若鹜，看重的是品牌，是质量（或者说升学率）。如此，我们是否也应如公民同招一样，私立学校可以做的，在合理范围内也允许公立学校去做，而不是简单禁止，这也是一种公平竞争。是时候重新检讨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理论与定位、界限了，包括择校等关联政策，但有一点很重要，需要符合中国的国情文化，而不是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指导思想，国家性质不同，体制不同，目的显然不同，否则我们仍然会不停地纠偏，也让民办学校无所适从。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教育实际上也是学习西方的40年，从中受益良多，但也学习照搬了很多不符合我国国情文化的东西，导致水土不服，比如对公办与私立学校的定义与定位，比如择校的治理政策。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西方某个具体的教育政策放到整个社会制度、社会治理以及文化等大背景下去理解，没有放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下去理解，只局限于狭隘的教育领域去理解，甚至照搬，导致出现一系列错误的后果，如国退民进，如事实上的以钱择校，这些都违背了我们的国家性质，价值理念与文化传统等等，于是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去调整，扭转。其实类似的错误或者政策调整纠偏还有很多，不止是教育领域，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一重大议题。这其中，理论研究者首先要行动起来，把我们的定位需求与问题搞明白，学习借鉴别人时更要全面吃透，习其精髓，结合我们的国情文化，立足中国大地，找出中国办法与思路，最后才不至于不停纠偏。这才是制度自信！阅读更多：公民同招，教育股大跌的背后是义务教育“国退民进”困局

2020年是“强基计划”实施的第一年，有关高校即将公布强基计划招生政策，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近期，我看到一些按自主招生思路解读、猜测强基计划的言论，觉得有误导考生和家长之嫌，对各校即将出台的强基计划招生政策有着不合理的预期，这里有必要澄清几点：一强基计划不是自主招生的升级版，两个项目在思路上区别很大，并没有直接的沿袭继承关系。

昨天，一位老领导发来新华社的一个视频报道，陕西医疗队胜利撤离武汉返回陕西，晚上我又看了更多各地援鄂医疗队撤离武汉的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风雪中来，花开时走

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强基计划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已经跳出招生的狭隘范畴，着眼于国家对人才的战略需要，贯通国家急需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两阶段。在这一点上，强基计划显然比原来的自主招生站位更高。限定于基础学科专业：强基计划更着眼于国家对战略人才的需要，而不仅仅是高校个体的需要。自主招生的初衷就是为有学科特长的学生开辟一条特别通道。高考分数录取有点像招收“十项全能选手”，考著名高校更是需要每科都强或者没有短板。但是对于那些有某些专长的学生来说，高考显然不够科学合理，甚至会埋没这些专门人才。于是，自主招生政策推出了。但长期以来，自主招生政策更着眼于招生，这部分有学科特长的学生获得的更多是降分照顾，而在其就读专业上并没有过多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主招生的出发点。新出台的强基计划则完全聚焦于基础学科。基础学科人才的强弱对关键技术的突破有着基础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日前，华为负责人任正非就多次谈到，华为能在5G等关键通信技术上取得突破，主要就是靠华为的“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以及120位化学家”。近年，华为从全球大规模引进了基础科学领域的一流人才，为华为在关键技术上的领先奠定了重要基础。日前，科技部联合教育部等部委还专门出台了加强数学科学研究的专门文件，目的也在此。此次，强基计划明确限定了招生专业，以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为主，也是响应国家号召，从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角度出发。正因为此，入围强基计划的考生基本上都需要在其擅长的领域从事基础学科学习，而不是把个人专长作为一个进入名校的跳板，转而就读其他热门应用专业，比如金融。强基计划限定于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缩小招生数量，强调拔尖创新人才从选拔到培养的整个贯通，而不仅仅是招生。新的强基计划鼓励支持高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单独编班，实行导师制、小班化培养，并与原有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统筹考虑，探索建立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同时也鼓励国家重点实验室、前沿科学中心等国家重点技术攻关单位吸纳这些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研究，探索建立一种结合重大科研任务的人才培养机制。也正是基于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第一批试点高校限定在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这和过去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90余所高校的数量相比，显然有大幅缩减。但作为一项重大改革的起步阶段，从小范围开始试点是非常积极稳妥的，也体现了高等教育为国选材育才的初心和使命。取消简单的降分录取，实施综合考核评价，强基计划是新高考改革有效的组成部分。新的强基计划选拔过程全部放在高考结束，分数公布后进行，完全作为高考录取的一部分。根据强基计划的录取规则，高考成绩将占85%，高校其他的笔试面试等只占15%，最后都折算成分数排队录取。这一做法显然是借鉴了上海等地在新高考改革中对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探索，是新高考改革新的组成部分。原来的自主招生办法，其招生录取过程与现行高考是一个并列关系，甚至先行于高考，学校的各种测试都是在高考分数公布之前进行；而自主招生的结果也是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降分幅度，过程不够透明等问题也留下了一些灰色空间。强基计划的录取方式在赋予学校自主权的同时，又把这种权力透明化，最大程度规范了学校的自由裁量权。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仅是落实综合素质评价，也是保障公平公正。自主招生实施16年来，为高考招生改革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功不可没。进入新时代，我们必然需要针对新需求，对一些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与完善，从这个角度看，强基计划不是“自主招生升级版”，站位更高，凸显公平，强基计划将为高校科学选才开辟一个崭新的局面！

有媒体报道，经过很长时间的筹备，学而思全面进军硅谷开办分校，10月将首先开办针对AMC8的考前冲刺班。AMC指美国数学竞赛，8指8年级以下，美国高中是4年，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的初中+小学。这应该只是学而思国际发展战略的开始，它绝不会仅仅只做一个竞赛培训，数学培训必然是其战略选择。伴随中国移民，尤其是大陆新移民的快速增长，以硅谷为代表的华裔社区培训班迅速崛起，如星星之火，形成了巨大的校外培训市场。硅谷华裔聚集社区很多中小学门口，往往都可看到华裔或者韩国人举办的培训班，从数学到语文，从ACT到SAT，比比皆是，会让你恍如到了海淀黄庄。我认识的一个华裔在旧金山主办的培训机构，年入上千万美金。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纽约的中小学培训班也快速增长，而主要增长地区在法拉盛和日落公园，也就是华裔社区。华人对教育的重视，辅导班的兴盛，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纽约中考政策的改革。纽约地区9所公立的特许高中（可以简单理解为最好的9所公立高中）一直按考试录取制，即分数是核心依据。近年，这9所高中新生，超过60%是亚裔，其中核心是华裔。于是纽约新任市长白瑞德提出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之一，就是改变目前这一“不公平”的招生制度，取消考试录取方式，代之以族裔分配制度，其目的就是压低亚裔尤其是华裔的比例。按照这一新政，华裔的录取比例有可能低于25%。以白市长为代表的西裔、黑人等族群是这一政策的支持者，其反对现行中考招生制度的理由是：看分数的录取是最不公平的，华裔有钱，都去上辅导班，最后全考的高。这其中，近年纽约兴起的校外培训班功劳不小。这一说法很有点文革期间白卷先生张铁生的感觉，在华裔看来是荒谬的，但在其他族裔看，却不一样，这就是美国。学而思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哪里有需求，必然就到哪里去，因此，学而思到美国只是迟早的事情，加拿大等世界各地华裔聚集区也必然是其目标之一，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2002年，新东方就曾在多伦多办了分校，中国人到英语国家培训英语？听起来荒唐，但原因也一样，有需求。虽然是英语国家，但应试技能却干不过我们。纵观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孩子的教育，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要求高，希望一路名校，而追求的方式往往也比较功利，对各种考试竞赛都非常重视，让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就是其表现之一。在华人社区里，“爬藤联盟”比比皆是，家长们关心的也都是哪个学校好，买哪里的房子可以去上好学校，以及内地又来了一个名师之类。在这种文化的推动下，华人走到哪里，哪里的辅导班就崛起，学区房价格就高涨。从这个角度看，负担重，应试教育等等，并非教育理念与教育制度、招生制度的问题，中国人到哪里，哪里的教育似乎都会被传染。换句话说，无论所在国是哪种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招生制度，中国人都会疯狂追求高质量教育。也就是说，把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制度般过来也没有用，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因此，我们的教育问题，甚至是主要问题，并非是我们教育制度、教育理念存在问题，实际上更是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也和我们发展的阶段相关联。教育问题其实是文化与社会问题的映射，因此，当我们分析这些教育问题时，不能也不宜把板子都打在教育身上，打在既有的教育制度上，更不能基于这种浅薄的认识去制定教育改革与治理办法，忽视我们的国情文化，尤其是盲目照搬借鉴别人所谓先进的东西，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破坏原来的平衡体系，陷入更为糟糕的恶性循环。减负的治理就是一例。我们校内减负，3点半放学了，教材也不断简单化，于是校外辅导班全面兴起，负担并没有减少的同时，家长的经济负担却显著增长。同样，对于线下课外辅导班围追堵截，于是大家都转移到线上，相关部门的打击重点只好跟着转移到网上，穷于应付。重视孩子的教育本来是一个好的文化传统，对于追求卓越的孩子，其负担必然也是重的。习总书记多次讲，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是什么意思？肯定不是轻松的。中国5000年文明的发展中，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或者说品质就是勤劳。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轻松快乐上名校有出息的教育，也从来没有快乐轻松就能成功的先例，因此，我们的孩子比其他国家民族的孩子负担重是必然的，这也是我们能在世界保持领先的一个基因，是我们应该骄傲的事情，为什么必须让所有孩子都轻松呢？基于这种基本的文化认识，我们应该给一部分有更高追求的孩子与家长合适的空间与机会，而不是一刀切，围追堵截，不让多学，多教，不让参加竞赛。这既不利于拔尖人才的培养，也不符合中国文化，更是与家长追求更高教育作对。更重要的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是徒劳的，除了破坏原有的平衡外，并不会在本质上有任何改进。这几十年的减负与应试教育的治理不就是一个负面典型吗？负担越减越重，应试教育越打越严重。小升初取消考试，不得以考试选拔人才，于是小学成了中小学负担的重灾区。把升学考试妖魔化，标签化，非常有点纽约中考的味道。当考试不是上学的门槛，只是因材施教的手段时，真的会出现大家想要的结果吗？我相信学而思还会进军加拿大、澳洲、英国，以及每一个华人的聚集地，难道我们还要去这些国家拯救上辅导班的华人学子？学而思进军美国，给我们的专家与相关部门再次提了一个醒：需要基于我们的国情文化，全面深刻认知我们的教育问题，号准脉，才能治好病！

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发布第二天，上市教育股应声下跌，无一幸免。下跌的原因与其中两条政策有关：一条是明确禁止国外课程与教材进入义务教育，另一条就是招生上的公民同招：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派位，这条政策极具“杀伤力”。近年来，一些地方义务教育阶段出现了一个让人担忧的国退民进现象，即最好的小学与初中里，民办私立学校逐渐占据主体地位，尤其是在长三角地区，最好的小学与初中几乎全部变成了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是我国各级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当着满足不同教育需求的重要角色。相对而言，公立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遍性退步不得不让人担忧。北京大学王蓉教授曾以“上海等地义务教育阶段排名前列的学校均为私立学校”为例，呼吁警惕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拉美化问题，即公立教育在保基本的同时，变成了低质量教育的代名词。公立教育保基本、保公平没有错，但决不能变得低层次、低质量，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国家。近年国家相关负责人与国家相关文件也针对老百姓的教育诉求提出了“有质量的公平”的定位。在一些地方，公立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的退步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教育治理上公办与民办学校的不公平竞争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很长一个时期的基础教育治理是在公办保基本、保公平，民办提供教育选择、满足个性化教育需求的指导下进行的。国家对于公办义务教育严加看管，在择校上为保公平，实行一刀切，只能就近入学，禁止任何形式的挑选学生；在日常教学管理上也严格控制超纲学、超纲教，把减负做到了极致。但与此同时，民办学校却完全被放开，在招生上可以多渠道方式选拔学生，包括跨区域选拔，甚至可以高额奖学金争夺优秀生源；日常的教学管理实际也处于放任状态，超纲教学变成了民办学校的权利与特色。特别是在生源争夺上，公办学校完全被捆绑住，民办学校却可以自由挑选，很多地方往往是民办学校选完了，公办学校才启动招生，公办学校在生源竞争中完全处于绝对劣势。学校办学，生源是基础性因素，一旦没有好的生源，再好的老师也难教出好学生。这也是近年生源大战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日前山西绛县下令要严控义务教育阶段公职人员子女外流求学，以保障优质生源；而浙大抛出50万元奖学金也是为了吸引优质生源。好的生源加上民办学校灵活的机制优势、资本优势，优秀教师与校长也开始向民办学校聚集，新的马太效应形成，民办学校对公办学校快速形成碾轧优势，尤其是在择校政策与减负政策执行最为严格的长三角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全面胜出。高中阶段的公办学校因为中考的存在，还可以公开利用中考这一选拔性考试，名正言顺地最大程度吸引优秀生源，暂时保住一席之地。可以说，在这场国退民进的演变中，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不公平的竞争，尤其是民办学校生源选择上的放任起到了根本性作用。也正因为此，此次《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重点对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招生作出了明确的原则定位：公民同招，公平竞争。当然，这一政策也引起一些质疑，即公办与民办教育的定位、职能问题。有人指出，不能让民办学校完成公办学校的职能，比如电脑派位等；也有人质疑，民办教育本来就独立于公办教育体系，应该在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尊重其基本权利，包括学生的选择、教育理念方法的选择等。针对这些质疑，笔者建议，与其禁止，不如都适当放开，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在保障辖区群众基本受教育权的基础上，公办学校能否有权利对优秀学生进行适当选拔，并根据需要进行特殊培养？人是有差异的，在保障所有人基本受教育权的基础上的选拔与培养，本身也是一种因材施教。美国公办学校普遍存在天才班就是一个证明。当然，这一思路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一些人一直高举的“西方教育治理”思路，但却是符合中国现实国情文化的一种做法。我们不可否认，虽然存在各种理论上的不正确，但以实验班为代表的公办体系的精英教育是世界上最廉价和公平的精英教育。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应该捆死公办学校，放开民办学校，因为这种不公平竞争导致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国退民进现象大面积出现，事实上也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这一结果既不能让老百姓满意，更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位。原文刊载于

河南淅川第二高中因为一条抢生源的政策成了新闻焦点。淅川二高在招生中公开承诺，学校针对排名在全县前2300名的优秀学生开展合同制培养计划，如果报考该校，不仅免交学费，学校还提供2000元以上的奖学金，最后保证录取到一本学校；如未能达成所承诺的培养目标，学校会根据学生入学不同层次给与5万到1万元赔偿；对于特困家庭，学校还可以安排学生家长在校内就业，就近照顾孩子。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这条争生源的政策被临时叫停。其实，此类政策与做法在近年各地中考生源竞争中比比皆是，奖励幅度远高于这个尺度与标准的学校亦不在少数。曾有一位中学校长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前两年他们当地为争抢一个中考状元，一所民办学校开价20万，另一所学校则开价30万，同时还把孩子父母的工作也承包了。在愈演愈烈的中考生源大战中，大张旗鼓的基本都是民办学校，公办学校比较少见，而且往往都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淅川二中作为一所公办学校，如此高调争抢生源，的确不多见。在生源上，学校为什么这么拼命？争抢生源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支撑名校的，首先是优秀的生源，而不是优秀的老师，不能本末倒置。四川某著名中学校长在一次圆桌论坛上坦诚地说：生源是基础，最优秀的学生靠自学都能考进清华北大。因此，他的首要工作就是解决生源问题。这个道理非常好理解。把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换成某个211学校或者省属高校的生源，清华北大会发生什么变化？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学区房这个词是从美国来的，很多人疑惑，学校的好坏怎么会用房子评价？事实上，美国不同学区之间的学校硬件一样，老师工资也一样，决定学校好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生。好学区一般都是大房子、贵房子的学区，说白了就是精英聚集的地区。那里的生源遗传基因较好，父母从小对孩子的要求高，家教严，同时还能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持，比如上辅导班之类的，这就导致一个大概率事件的发生：优秀学生容易聚集。同时，优秀的老师总是有优先流动权的，多数老师还是更喜欢教优秀的学生，于是也容易向这些学区流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互动过程，所谓教育的马太效应。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教师的作用，只是在这其中，基础是生源。要成为名校，最好的捷径就是抓好生源，生源第一。正因为此，近年生源竞争近乎白热化，远不止是中考，初中小学招生也一样。近年，在长三角地区普遍出现的中小学“国退民进”现象，从一个侧面讲，就是在生源竞争上公办民办竞争不公平的结果。近年在择校的治理上，教育部门完全效仿了西方的治理模式，公办保基本、保公平，因此，公办学校的择校政策实际上就是不允许择校，只能就近入学，禁止一切包括考试在内的选拔手段，尽可能卡住所有住房与户籍之外的入口；而民办学校则定位在满足老百姓的个性化选择上，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把公办学校完全管制起来，私立学校完全放开，没过几年时间，在就近入学政策执行最彻底的江浙沪地区，私立学校就依靠灵活自主的选拔政策，吸引了当地比较好的生源。加上资金的支持，优秀师资的引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私立学校快速崛起，几乎囊括了当地最好的小学与初中。这不仅给家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阶层固化的严重隐患，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据了解内情的人介绍，其实淅川二高的招生政策实属无奈。近年当地各类民办学校兴起，利用招生政策优势以及雄厚的财力、灵活的机制，对当地公办中学造成冲击，淅川二高面临严峻的竞争局面，此番行为只是想保证最基本的生源质量。当地政府批准了超过1500人的招生总量，其要求与标准也只是争取前2300名。其实，继小学与初中的“国退民进”现象之后，近年一些地区的高中也开始出现这一现象，而争夺关键还是生源。对于恶性生源竞争应该规范、制止，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有必要检讨此次的政府干预是否恰当，更有必要深刻检讨在择校与招生治理上，政府对公办学校与私立学校采取的不公平竞争机制。毕竟，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需要的是有质量的公平，而不是低质量的公平与保障。如果淅川二高的做法是在合法合规范围内，我们就应该允许其合理的竞争；如果是错误的，是不允许的，那就应该禁止所有学校的此类做法，包括当地的私立学校，决不能搞区别化对待。当然，我更想提醒家长，激烈的生源竞争也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决定孩子优秀与否的，首先是家长，是家教，不是学校，不是老师。但遗憾的是，这个朴素的道理在中国已经被颠倒。近年的教育治理不断强调保基础，保公平，强调优质资源均衡，一些专家也把很多教育问题简单归结为优质资源不充分，不均衡。对于优质资源的过度强调，误导家长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认知：很多人优秀是因为上了一个好学校，有了好老师。而完全忘记了根源还在于自己，在于家长，在于家教。这些错误的认知进一步固化为：要成为优秀的学生，必须上好学校。于是有人就推导出，要上好大学，先上好中学，要上好中学，先上好小学……这种本末倒置的观念进一步加剧了择校热。大家仔细想想，即便是在最好的中学，又有多少人上了清北，大多数人只是陪跑。如果孩子自己不努力，即便到了名校，也只能是垫底的棒槌。而对于父母，与其拼命择校，不如拼命做一个好家长！

坦率地讲，长期以来，有一些人私底下对于这个指导方针是有看法的，甚至认为把教育过度政治化了，一些人甚至认为教育无关政治。他们动辄拿英美举例，拿民国时期举例，大谈教育如何无关政治，如何需保持其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