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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名誉教授。以下为其在201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转载请注明出处。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一起来庆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的成立。大家要我谈一谈经济学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未来走向。我认为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转型时期。中国比很多的国家都更成功，特别是看一下40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40年的成就无与伦比。我们不太了解原因，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为什么这么成功。这实际上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经济学家对于将来研究的很多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国家实际上也想走中国的这条道路，希望像中国一样成功。我们看到中国成功地让几亿人脱贫，而在非洲，还有几亿人仍处在贫困之中，他们希望了解，如何才能脱贫，他们能从中国这里学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有哪些经济学的原理可以使用。首先我想讲的就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其实，要去理解个体的行为，最重要的是看集体的行为会怎样产生服务和商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去满足社会以及个体的需求。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同时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的理解当中会思考到经济和社会的运作，很多时候可以把它比作科学上的一些进步的方式，但是对于这种问题的理解将会更加复杂。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我还想强调一下社会科学和具体理科科学的区别。它们最基本的一个区别在于，与其他科学相比，我们对于物理的了解不会改变原子的活动方式，无论我们了不了解原子怎么运动，它都是那样运动的。但是，在经济学当中，如果我们不了解大家的行为模式，或者不了解社会互动是怎么样开展的，不知道好的经济、好的社会应该由什么构成，这就会对社会和经济本身带来影响，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进而就会影响我们研究个体的行为和表现。其实，我们对经济的理解反过来会对经济造成影响，有时候我们称之为一种反馈，这种自我反馈就使得它更加复杂。但是这一点也决定了我们了解清楚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经济有误解就会对政策带来错误的导向，制造错误的规则，进而误导我们经济和社会的一些行为。回头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二，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在于，总体上来讲，自然科学领域动机在观点形成的过程中是不起作用的。比方说，理论的倡导并不是因为可以获得任何的名或利，或者是经济上的好处。一个世纪以前，探讨相对论跟任何经济收益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经济模型对于社会的某些部分有经济利益，所以整个经济领域就会倡导在某个经济领域所适用的原则。比方说，有些人倡导减少政府的管制，认为减少管制是经济活动最佳的一个运行方式。倡导这些方式有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些方式真的就是最好的，或者是经济学证明最有效的，而是因为倡导减少政府管制对某些领域是有实际经济利益的，这就像一种互动。经济学家会去讨论动机的重要性，但是经济学家本身也会受动机影响，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个人动机。所以经济学家去倡导某一种特殊的观点、某一个特殊的理论，都是有原因的。这一点也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我们需要时刻保持一种怀疑或者质疑的态度。在面对经济学的时候，这种态度非常重要。因为动机可能会成为对经济学家的一种诱惑，将会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另外，我还想讲一下社会科学领域的进步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有什么样的好处。250年前，全世界的生活标准都很低；50年前，中国的生活水平是比较低的。几个世纪以前，几百年前，生活水平甚至更低。我们有数据，尽管数据的质量可能不是特别高，但是数据本身还是可以表现一些东西。比方说2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800年前的生活水平，我们就已经有非常高质量的数据来表现了。像在英国，大家特别喜欢做记录，我们就有了很多例如800年前的工资是多少这种数据的记录。我们也能看到，直到18世纪50年代左右，工资都没有任何变化，人均收入没有任何提高。托马斯讲过，一旦工资上涨，就会出现人口上涨，工资就会下降。但是，成百上千年来，工资一直都是停滞的，之后在那一段时间就突然出现了生活水平的上涨，而且是快速的上涨。首先在西欧、北美，最终波及了全世界。问题在于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之前明明一直都是停滞的，为什么突然间人们的生活条件就改善了。这个答案就在于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机，我们称之为启蒙运动，也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大家对于改变的可能性抱有了一种不同的看法。与此相关，有两个重大的进步——第一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改变。我们那时有了方法论，对于怎么样研究宇宙有了一套方法，发现宇宙并不是来自于神的启示，作为人类可以了解自然的本质；第二点，在于我们更好地明白了怎么样在社会组织当中集体地工作。过去，社会组织都是由一个机关或者一个人来独裁领导，但是后来，我们开始改变了这种运作方式，于是社会组织开始回答怎样自我运作的问题，社会的组织由此变成了一个研究的对象。随着它成为研究的对象，我们就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有哪些因素在促进着个体之间的合作，我们也发现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够获得我们需要的成功。我们了解到法制，了解到各种不同机构权利平衡的重要性，还有很多不同的社会制度。人们最早只是处在耕作的时代，其实并不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城镇化，它会使得集体合作越来越重要，大家就必须要想清楚这个复杂的组织应该怎么样运作。同时技术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科学也在不断演进，所以社会余下的部分都要跟得上这种演进，并且反复不断地进行自我更迭。但情况并不是一帆风顺，科技的进步，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时期，使得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真正改变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大家读十九世纪中期诸如狄更斯的一些小说，你们就会发现工业革命最开始使很多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城市非常肮脏，人也很多，非常拥挤，人均寿命也降低了，这并不是非常美丽的一幅画面。但是后来我们了解到了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样确保这种繁荣可以让大家共享。到了20世纪我们又创造了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建立了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的社会中，人们开始获得完全的就业，拿到体面的工资，退休之后老有所养，人均寿命也在不断延长，所以生活才有了最根本的改变。而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停下的，差不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开始一点一点消亡了。曾经40年代到80年代的快速增长，到了80年代就开始放缓了，而且出现的增长也并没有被大家共同分享，所以在过去的40年当中，社会最下层的90%的人都并没有跟得上这种增长。如果按照通货膨胀来计算，今天的工资水平跟60年前是一样的。中国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现在跟60年前挣一样的工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能都无法相信。但这就是美国今天所面临的状况，在一个全职工作的男性身上，收入的中位数跟42年前的是一样的。话说回来，在中国经历这么大的变革之前也可能经历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变革，美国社会又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停滞。原因其实就是繁荣并没有得到分享。增长是有的，但是并没有触及到公民的多数。这也是政治体系带来的一种失败，同时也是经济体系带来的失败。因此，我们要更多地思考。四十年前人们有了一系列的想法，很多政策制定者接受了这样一种想法——新自由主义，因为当时有非常特殊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们现在证实这些想法是错误的。产生知识和人们了解知识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这就是戏剧化的地方，因为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的局限性。当时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英国，我们提到的这个市场是没有约束的市场，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市场有很多的局限性，所以非常有意思，当时我们还提到了改革的问题，提到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在这些改革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之后，我们看到了不稳定性的出现——在2008年的时候，大家都记得那是我们在1929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时，新自由主义，提出没有约束的市场，以及让市场起主导作用，这些都有问题。大家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柏林墙倒塌事件，俄罗斯也出现了一系列动荡，因为当时前苏联以及欧洲的很多地区开始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体。回头看一下中国的转型，也是非常特殊的转型。中国转型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概十多年前中国开始了这样的转型。我们又看到俄罗斯以及东欧和中欧开始转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向中国，他们看向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潮，他们向IMF以及世界银行寻求一些建议，他们得到的建议实际上是以一些错误的想法为基础的，而且有“市场不受约束”这样的误导的想法。他们又得到了一个休克疗法这样一种经济学的理论。结果是什么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他们并没有增长，他们处于经济萧条的情况。特别是在俄罗斯，GDP降低了三分之一，这可能和人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说中央的集权、中央的计划是无效的，共产主义是不奏效的等等。他们提到当时俄罗斯的整个经济组织低效，如果能够把它变成市场化的经济，就会看到GDP快速地增长，而且这样的增长会使所有的人获益，这是人们的想法。但是我们看到并不是GDP的增长，也没有使所有人获益。我们看到了经济的萧条，不仅俄罗斯GDP降低了三分之一，而且人的寿命实际上一直在缩短。我们从世界银行中得到一些数据，有一些是关于GDP如何下降的，这个下降的幅度太大了。我们就想，可能世界银行的数据错了，或许人口的数据会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答案。而寿命降低了两年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内，降速非常惊人。这个情况下，大家认为体系不奏效，对体系不相信，而且很多人酗酒，也有人自杀了。我们看到这些惊人的社会现象，所有的失败，实际上和人们对于增长的预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中国的快速增长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经历的失败，或者国家的不稳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不稳定，包括俄罗斯的转型，和其他国家的成功，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一些经济学理论，让我们从相反的方向去诠释经济学的理论。当时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从经济学的方式解释市场有局限性，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亚当·斯密的一个想法和理论——人们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这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点，即逐利性。经济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什么，证明他的想法理论是不是正确的。我们看到阿罗和德布鲁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写了一篇论文来证明亚当·斯密的理论是正确的，他们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前提条件不能满足，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和局限领域。我们用70年的时间了解到，市场的有效性有局限性，稳定性也有局限性，而且我们需要对市场有一些引导。我们同时也了解到金融市场的风险性，我们看到过去二十年金融市场以及金融经济学方面的一些进展情况，还有数学、网络的理论，这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也看到一本新的书，一种制度如果失效，会使所有的世界金融体系失效。但是银行并没有注意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世界银行让整个体系结构越来越复杂。我们看到雷曼兄弟的垮台使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崩溃，这个情况下，各个国家的政府才介入。新自由主义有一些基本经济学理论，这样的理论在经济信息学方面得到了一些发展，可以给我们解释公司的治理。实际上，我们做决策的时候经常会有错误的行为，所以我们看一下所有权以及行为，有时候我们只考虑到所有者的利益，但是这时候的逐利性使我们忽视了社会如何从中分享，我们并没有使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点呢？我们看到当时雷曼兄弟倡导股东权益最大化，而很多的法律法规中也提到很多经济学家推动改变了整个的法律框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理论。但是这种想法变成政策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我们才了解到，股东利益最大化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有时候它并没有反映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我之前也提到了信息的重要性，就是信息对称性的重要性。信息不对称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因为有的人可能信息是不一样的，这会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转。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之前和另外一个作者写到一篇文章，里面有斯密提到的“无形的手”。实际上“无形的手”根本不存在，我们会看到市场在逐渐完善，有时候没有很好的信息，我们没有竞争，这并不会促进经济的有效性。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这里面风险就是剥削和垄断，因为有一些信息，可能会辅助公司去帮助其他的人，进而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有一本非常好的书，乔治·斯蒂格勒写的，这个作者也得到了诺贝尔奖。他在书里面指出，实际上有很多公司到处寻找他们所能够利用的一些傻的人，这样的体系很典型，特别是美国利用傻子来获取他们自己想要的利益。书中强调的是，当时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了很多人都接受的一种理论，他指出这是一个误导的理论，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我们希望市场有均衡，而且在民间社会和国家市场都有非常好的均衡，如何来实现均衡是我们的目标，而且实现市场极点之间的平衡也是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想成为经济学家，好的一点就是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一样。你第一次发现重力，不可能第二次再发现，而经济体系时刻都在变化，对经济学家来说，总是有一些新的理论要研究，所以这是经济学家值得庆幸的一点。看一下国家及社会如何来实现均衡。这样的均衡是一种动态的均衡，所以总是有一些新的工具、新的方法能够帮助经济学家来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现在看一下哪些新的重要的工具能帮助我们实现三者之间的均衡，可能40年前发现的工具，能够帮助经济学家更好地研究均衡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信息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从历史上来说，经济学家们非常注重竞争的作用，每个人的势力都很小，可能每个人在市场中都没有什么特权，而我们知道，在真实的世界中并不是这样的，在很多市场上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势力，并不是每个人的势力都很小。特别是在美国市场上，不管在金融市场还是商品市场，我们都能看到非常多的市场主体，所有市场上都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公司或者个人，他们起着主导的作用。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非常重要的发明。我们看到，人类如何合作的模型非常重要。经典的经济学模型是基于完全理性的行为主体跟完美的信息获取的结合来建立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初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倾向，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的这些前提都成立，反倒世界就没意思了，社会的运作就会非常单一。如果我们针对个体的假定都是错误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个体之间互动的假定就更是错误的了。所以，实际上，行为经济学最关键的就是要去不断开发多样的模型，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找到一个统一的答案。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也已经讲到过，行为经济学有两大优点，首先就是与心理学相关，人在做决定的时候认知能力有限，并非完全理性，所以我们要了解人们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理念在支配着人们的决策；另外还有一个优点，来自于社会以及文化背景的优势，会强调我们的倾向会不断地变化，我们从生下来，心中所有的倾向都会不断地变化，会受到社会上互动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是社会动物。传统的经济学其实并不太考虑社会——它不算是社会科学，因为它把人们都看作是孤立的个体，好像是鲁宾逊在荒岛上生活一样，但是实际上没有人是这样，甚至说鲁宾逊都不是一个人，他虽然不能形成一个社会，但是最终也要回归社会。所以我们即便是看到鲁宾逊所在的地方，他也不是一个人，还有他的“星期五”，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种权利关系，这种关系又是在描述作者当时所在的英国社会。过去的古典经济学遇到了瓶颈，我想提的是，博弈论行为经济学不光是针对经济学的新理解，还有一些新的工具，使用这些工具可以回答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这里我还想解释一下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必须要解释这几个问题。首先我想讲一下，气候变化是对全球的一项巨大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可能导致市场失灵的外部因素，我们必须要利用其他的外部因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方案必须有政府的努力。气候变化甚至可以说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会导致未来的市场失灵。然而，这个问题也正是市场创造出来的，市场只是创造了这种问题但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个问题也是社会今天面临的问题，不平等。我们之前描述了遍布全世界的很多国家，平等状态都在改善，包括中国，美国也是一样。第三，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2008年，金融体系遭受了一次危机，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进步，现在不能说以后不会有金融危机出现，现在还是需要担心在未来再次出现金融体系失灵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跟发展息息相关，我个人认为，至少问题的一部分是，基于制造业和出口的经济过去在亚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未来不能够再制定仅依赖于这类出口和制造业的政策。这不是因为它不再重要，而是因为它跟就业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稳定了。如果我们进一步依赖制造业和进出口，随着中国和美国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可能就不会有很多就业进一步蓬勃发展。这一点是接下来十年当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再简单讲一讲谈到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有哪些新的想法，以及这些想法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解决以上的问题。中国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多数西方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提高储蓄率。例如，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社会当中有80%的人的储蓄率是负的。中国的问题可能是储蓄率太高，但是在美国，储蓄率极低，人们也很想知道怎么样提高储蓄率。用传统的标准经济模型，如果想要刺激储蓄，就只能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促使整个税收体系去储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政策不管用，国家提供了很多的税收补贴，但是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储蓄率的提高，却只是提高了政府的负债率，所以平均下来全国的储蓄率还降低了。此外，新的经济学展示了另外一种方式——雇主为雇员自动扣5%到15%的工资放到其储蓄账户，雇员自己可以选择去兑现。如果公司跟雇员讲的是15%，他们就会认同15%；如果公司给了10%的选项，大家就会认同10%的选项。所以，其实人们对于应该存多少钱并没有概念，但是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做正确的选择，让他们储蓄足够的钱来应付退休的生活。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带来的一个新视角，而且可以影响到人们在很多其他领域的行为。最后我想说，对中国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中国经历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并且持续了将近40年。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一套全新的经济上的挑战，可能跟前面四十年面临的经济背景完全不一样。现在要涉及到的问题有环境的质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怎么样去刺激自主创新，怎样确保过去的老工业不再落后，并且也不要像美国一样去制造一个类似底特律这样的曾经辉煌但是现在成为负担的城市。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在中国亟待解决，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也都会非常难以解决。比方说涉及到法律框架、公司治理、知识产权、银行体系创新等等，这些体系现在都存在，但是都需要逐渐改进以适应新的社会。中国曾经的法律可能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当中不太适用，所以这些变革都需要发生。当然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比方说AI、大数据、能源定价等等这些问题，都可能会成为新的发展和挑战。但是我们也有新的工具，我们也已经了解到了曾经旧模型有其局限性。现在的挑战就在于我们要去利用这些新的工具建造新的模型，应用这些模型，并且让我们的经济理论能够适用于新的社会以及社会当中关键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