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到了，邵新银回河北老家捡栗子去了。而在北京，在重庆，在全国各地，一群年轻人正从老一辈公益律师们手中接下最后一棒，在群里热烈讨论邵新银的案件，讨论骑手的劳动保护，讨论我们国家的未来。第二棒「我从一开始接到案件材料，就预感到会输。」对我们这样说的人叫王恩慧，邵新银在重庆的诉讼代理律师。在这场漫长而波折的法律援助接力中，他是第二棒。第一棒的终点是2020年8月份。通过致诚的法律援助，饿了么专送骑手邵新银在北京提起劳动仲裁，确认了与站点所属的迪亚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得知结果时，邵新银兴高采烈，只要迪亚斯公司15天之内没有向法院起诉，他就能拿着这份生效裁决申请工伤认定。然而就在大约一周之后，迪亚斯公司向法院提起了一审，要求确认其与邵新银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起诉地并不是北京，而是公司的注册地，重庆。「我看到之后就傻了」，邵新银回忆起当初收到迪亚斯公司重庆起诉通知时的场景。那几夜，他辗转难眠。一边是高昂的路费成本，另一边是急需的工伤赔偿，中间隔着1752公里的山山水水。「我没去过重庆，也没出过庭」，原本以为历时一年多的漫长煎熬终于到了尽头，没想到一切又转为未知，从零开始。由于诉讼成本过高，致诚的法律援助原则上不办理异地案件。「实在不行我就放弃吧」，邵新银在和致诚主任佟丽华通话时如此表示。佟丽华听罢还是有些不忍，「我们再想想办法。」经过联系，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王恩慧律师接过了第二棒。2020年10月25日的晚上，王恩慧律师从四川成都开车赶到重庆，准备参加第二天的一审开庭。结果到了法院却被莫名告知「未通知原告迪亚斯公司开庭」，这意味着当天无法进行正常审理，他之后还要再跑一趟。法院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误。工作人员大概也不知道，这是一起连接了北京、成都和重庆三地的法律援助案件，而办案补贴只有几千块钱。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一个往返，就算省吃俭用也要花去王恩慧一千元左右的食宿路费。王恩慧只好悻悻而归，但在走前拍下了迪亚斯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相当于提前阅卷。」等回到成都的办公室仔细翻阅这些材料的时候，王恩慧心里猛地一沉。迪亚斯公司提交的《劳务承包协议》清清楚楚地表明，其已将外卖配送劳务服务转包给了太昌公司，再加上邵新银手中有关迪亚斯公司的证据本就零散不足，眼前这个案子似乎大概率会输。带着这样的担忧，王恩慧上网检索了迪亚斯公司在重庆法院的所有骑手相关案件——无一例外地，重庆法院判决迪亚斯公司与骑手不存在劳动关系。那天晚上，王恩慧坐在电脑前，心里很清楚：这几乎是一场结局已定的诉讼。可如果这个案子注定要输，为什么还要坚持打下去呢？发令枪响邵新银是在2017年只身从河北老家农村来到北京送外卖的。经人介绍，他前往一处饿了么站点报道，随后被叫去另一个地方填表签字、领回了一套蓝色的骑手工作服。在北京的每一天，他都按照公司规定准时准点上下班。唯一的休息时间是中午，因为他的电瓶车只有一组电池，上午跑完需要给它充两个小时电，晚上下班都是10点以后。我们问他除了送外卖平时还做些什么，他回忆了半天，「好像什么也没干。」但邵新银清楚地记得2019年4月27日，记得他跌进坑里的那个深夜。路过的美团骑手把他扶到马路边，随后饿了么站点的副站长和同事送他去了积水潭医院。当时他以为这只是一次倒霉的交通事故，「团队肯定会管。」凌晨，他在急诊室拍了片子，初步诊断胫骨平台骨折、外踝骨折。医生说他的大腿有积液，开了点止痛药，让他过几天再来复查。可过了几天，邵新银再也没来复查。没去复查的原因是行动不便。受伤之后，「公司也没管过我了，就让我写了一份理赔申请书，他们给寄到了保险公司，就完事了。」伤残鉴定也是他主动要求才做上的。邵新银每天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躺着，上厕所的时候靠着一只板凳艰难地移动。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每走一步胸口都会隐隐作痛。但一想到在北京去趟医院多不容易，邵新银还是咬了咬牙，决定忍着。直到有一天，站点可能突然想起了邵新银，把他从微信群里踢了出去。邵新银当时看到了，但什么也没问。就这样熬过了将近两周，邵新银觉得身体终于恢复到「可以坐车回家了」。他一路颠簸地回到家，第二天就去了当地的县医院复查，结果发现肋骨也断了三根。在北京的时候，邵新银知道自己交不起押金，所以没要求住院。现在回到老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医生只好抓了点药，让他回家继续养伤。2019年12月，在邵新银养伤中途，保险公司的理赔款终于到账。他一看只有9万多元，「我们河北农村10级伤残的工伤都有10万，为什么北京9级伤残的保险款比这还少？」也正是在那天，邵新银第一次想到找律师维权。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千里接力的发令枪，也被悄然扣响。起跑者当时在北京致诚工作的张志友律师接下了这起案件。我们第一次见到「张志友」这个名字，是在致诚法律援助大厅里挂着的一副已经褪色的牌匾上。几乎每一个走进援助大厅的人都会朝着牌匾仔细端详一会儿，那上面写着「晓廊坊农民工讨薪400万伸张正义，致诚公益律师维权尽职尽责名扬四方」，后面是112名晓廊坊川籍农民工的亲笔签名。字迹歪歪扭扭，但细看会发现，一笔一画都写得很认真。后来，我们又在致诚的锦旗室里见到了更多的「张志友」。如今张律师已经离开致诚，当我们在电话中问及他的辉煌过去时，他似乎不愿多说。「农民工律师多是这样，闷头做案子，但不太喜欢表达。」致诚主任佟丽华解释道。张志友在北京「闷头做案子」的时候，仍在河北老家养伤的邵新银过得并不平静。他的腿始终不见好，平时跑步不敢使劲，连走路多了也会痛。医生说他当时活动得太早，所以没养好。「可是再不出来挣钱，就活不下去了。」2020年6月，在老家休养了一年零两个月之后，邵新银又一次来到北京，开始跑饿了么「众包」。相比专送，众包的特点是接单自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邵新银自知腿伤没好，所以专挑不用爬楼的单子跑。当月，北京劳动仲裁开庭。结束后，邵新银一边等消息，一边跑众包。终于在2020年8月3日，仲裁结果下来了，确认他与迪亚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邵新银如释重负，以为事情终于有了定数。但张志友律师让他再等等，因为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公司为了拖时间往往会去法院起诉。那几天邵新银过得很焦虑，他每天都盼着时间能偷偷溜走，侥幸地等到裁决生效。可最后迪亚斯公司还是没能放过他，而且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诉讼是在重庆法院提起的。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致诚无法为后续的异地案件提供援助，但为了帮茫然无措的邵新银找到一丝希望，「我们再想想办法。」最终，致诚联系到离重庆最近的四川工作站的杜伟律师。2006年9月，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它是致诚主任佟丽华在全国推动的第一批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之一。从小爱看武侠小说的杜伟，希望长大之后能成为一名大侠。于是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以「法」为剑，并从此走上「为了正义」的道路。那年杜伟刚入行，在佟丽华的安排下，他和全国二十几位年轻律师专门来到北京致诚实习。学成回去后，这批年轻人按照致诚为各地工作站统一制定的办案规则和接待纪律，有条不紊地开展起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多年来，杜伟把四川工作站的公益法律服务推动得有声有色，几乎成了致诚的四川翻版。当接到致诚主任佟丽华的电话时，杜伟律师正在办公室写材料。通话结束后，他立即召开了四川工作站内部会议。经过协调，王恩慧律师接过了邵新银的案子。长夜「一审必须应诉，否则对当事人不负责任。」王恩慧想也没想，口中就蹦出这句话来。2009年，王恩慧从四川大学法学院毕业，随后入职四川工作站，一头扎进公益法律这行，一晃眼已是12年。致诚主任佟丽华常说，「做公益法律，一天、一个月、一年，都不难；但如果是十年、甚至一辈子，就很难了。」12年间，从王恩慧手中经过的1000多起法律援助案件，有大有小、有易有难，但他分配在每起案件上的「责任感」却是出奇地一致。接下邵新银的案子后，在重庆经历了那场「未通知原告迪亚斯公司开庭」的「乌龙」，王恩慧如何无奈也只能先回成都等候通知。好在没过多久，重庆长寿法院通知网上开庭。一大早，王恩慧和邵新银就调试好电脑和手机分别从成都和北京接入。到点了，没人。又干等了一个多小时，法院那边通知设备故障，择日重新开庭。邵新银坐不住了。此时距离他受伤已过去一年多，本来在北京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可重庆这边意外开启的战线却仿佛从一开始就和他作对，现在又似乎看不到尽头。2020年11月12日，重庆一审终于现场开庭。王恩慧在庭上据理力争，指出迪亚斯公司虽然与太昌公司签订了《劳务承包协议》，但根据协议内容，这明显是一场「收人头费」的安排，太昌公司并不实质管理邵新银，从中所得收益也根本负担不起相应的用工风险。但现实少有电视剧里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不出王恩慧所料，一审邵新银败诉。「当时心里感觉特别凉，感觉没有希望了。我跑了这么长时间的外卖，证据证人都明显，但是法院为什么没人理呢？」邵新银操着一口河北乡音，话锋突然一转，开始自责，「我也气我自己，当时签过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不留个心眼呢。」四川工作站随即向致诚汇报案件进展。在北京，电话一旁的陈星律师注意到保险理赔的依据是「雇主责任险」。那么谁是雇主呢？陈星立刻联系了保险公司，结果却被告知，邵新银只是雇主责任险的「保险标的」，既不是投保人也不是被保险人——尽管每月86元的保险费均直接从邵新银的工资里自动扣除。总之，保险公司以「跟保险无关」为由拒绝提供材料。于是陈星律师不得不迂回设计了一起平行诉讼，在北京起诉保险公司，目的仅是为了迫使它交出邵新银的保险材料。如果能在二审前拿到材料，或许就能通过它证明真正的用人单位究竟是谁。然而北京的保险诉讼还是慢了一步。重庆二审先行开庭，法院再次判决邵新银败诉。当事后复盘重庆两审的情况时，王恩慧说，「邵新银的缺席对案件有重大不利影响，因为很多细节无法通过当事人的亲历得到陈述，而法院最后甚至没搞清专送和众包的区别。」但这类案件的问题是，邵新银作为河北的农民，他又怎么舍得花费各种交通食宿成本去重庆打这场官司呢？重启不久后，重庆败诉、北京拿到保险证据并撤诉的消息同时传到了致诚主任佟丽华的耳中。当天上午，佟丽华与几位律师进行了小规模的讨论。在会上，农民工律师一致认为「这个案子走不下去了」。因为根据现有的法律和证据，邵新银的确难以找到用人单位。佟丽华听完大家的意见，初步得出结论：应该劝邵新银「息诉」。但当天晚上回到家后，佟丽华还在纠结此事。「为什么一个受了工伤的人，会找不到用人单位？这是法律的问题还是具体个案的问题？」早在2006年，佟丽华就曾带领大家以一起轰轰烈烈的公益诉讼迫使肯德基在中国全面停止使用劳务派遣用工。过去16年来，致诚发布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报告，佟丽华自己也多次参与立法和政策改革的相关工作，可以说他是中国公益法律服务领域最有经验的律师。「真的没办法了吗？」佟丽华当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感到困惑与不甘心。他转念一想，「如果连我们都感到绝望，那是不是代表这案子背后蕴涵着一个巨大的、复杂无解的问题？」第二天一早，佟丽华召集全体农民工律师开会，这次会议扩大了规模。会上，佟丽华提出了他的困惑，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最后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弄清交织在这个系统里的复杂法律关系，帮邵新银找到用人单位，同时确定由陈星律师主办这起案件，也初步定下了骑手项目的研究方向。从那一刻起，邵新银的案件对致诚来说已不再是一个简单个案，而是一项关系千万骑手切身权益的复杂工程。下午，我们对邵新银进行了一次长长的访谈。晚上11点，我们联系上一位在类似案件中被重庆法院判决再审败诉的骑手代理律师，她告诉我们，重庆的法院似乎已形成统一裁判共识，因此即便提交「雇主责任险」的材料，也走不通「确认劳动关系」这条路。我们又打电话给王恩慧律师。作为四川省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他详细解释了重庆法院的开庭经过，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已经不是一个点的问题，而是一个面的问题了。单靠个案解决不了，你们恐怕要进行系统的研究。」于是在当晚，我们连夜制定了全面的工作计划，誓要将骑手问题研究透彻。恰在此时，我们收到屏幕另一端那位重庆再审败诉案的骑手代理律师发来的消息。她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最后说了一句：「加油。」天使轮志愿者2021年3月15日，「致诚劳动者」这个公众号还未上线。为了打破对公益法律行业的刻板印象，我们发布了一篇天使轮志愿者招募文，想要「把公益法律这行卷起来」。在短短五天内，我们收到了将近50位志愿者的申请，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律所和其他各行各业。尽管专业背景各异，但大家都对参与这场新型的公益法律实践充满了好奇与热情。2021年5月14日，整整两个月后，「致诚劳动者」因为一起字节PUA北大实习生事件紧急上线。在潦草的创刊词最后，我们留下了那句响亮的「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致敬佟丽华主任在16年前成立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自6月底全面开启骑手项目后，为了确保论证的严谨准确，我们组织了全国各地超过30位法律专业志愿者对自外卖平台出现以来的几乎所有与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判决进行研究。每份判决单是快速浏览一遍都需要至少10分钟，3000多份初始判决加在一起总共需要500多小时，这还不包括后期的质检、分析、对比和整理。过去三个月，邵新银的案子几乎在我们所有人脑中挥之不去。他的案情这么寻常，但又如此费尽周折，那是不是恰意味着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困境？目前正是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历史变动期，而这股大潮究竟会往何处去，我们又能否把握住方向，向国家和社会提出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具体建议？相关法律政策条文背后，牵涉到每一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劳动者，是在路上随处可见的身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环。我们一想到这些，就睡不好觉，也一刻都不敢偷懒。7月的某个周六，晚上12点多，数据库系统中有12个志愿者还在兢兢业业地给判决打标签。到了第二天早上8点，又有7个志愿者在线。最终，经过志愿者们连续几周不眠不休的轮轴转，我们初步建成了包含1907份有效判决的数据库。当看到统计分析结果一一验证最初的假定和分析框架时，我们长舒了一口气。为了正义2021年9月，河北天气特别好，邵新银的案子似乎也有了新的转机。在致诚的帮助下，他在北京提起了第二次劳动仲裁，这回告的是太昌公司和饿了么。在劳动仲裁开庭前几周，邵新银回河北老家捡栗子去了。他在电话那头叹气，「也没干重活，蹲着就会疼。现在又开始吃药了。」我们安慰了他几句，告诉他仲裁马上就要开庭了。像去年此时邵新银面对重庆法院一审的惴惴不安一样，他对第二次劳动仲裁的结果同样没把握。但不同的是，在这个秋天，一群年轻的志愿者们正在群里热烈讨论邵新银的案件，讨论骑手的劳动保护，讨论我们国家的未来。9月16日，我们一大早就收到北京昌平区劳动仲裁委的通知，被申请人愿意和解。然而到了现场，对方只是甩给我们一纸起草拙劣的保密协议，言外之意是给钱了事。没过一会儿，我们又接到了邵新银的电话，他说有人直接联系到他，说会给他一笔钱，催他赶紧签字和解。仅此而已吗？全中国可能正有成百上千个受伤的邵新银，但还会有第二个能够在北京、四川、重庆以及全国各地的律师和志愿者的帮助下挺过五次法律程序的「邵新银」吗？不会有，也不应该有。在前些天的报告发布会上，一向温和的佟丽华一反常态，严厉指出饿了么与相关企业在此案中没有任何反思和歉意，「这种思路背后体现的是资本的傲慢，缺乏的是企业的良知。」法律本应是弱者最有力的保护网，而非反过来成为强者明目张胆转嫁风险的精巧门道。每一个「邵新银」本应享受到作为劳动者合法合理的保障，而非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就被资本以低廉的代价轻松抛弃。与杜伟律师通话结束后，我们意外发现他的微信签名是铿锵有力的「为了正义」。这四个大字一直被印在北京致诚公益楼的楼梯间，迎接着每位拜访致诚的人。每当清晨的阳光掠过，它总在闪闪发光。掐指一算，这应该是十几年前的口号了。彼时杜伟律师刚从大学毕业，加入四川省工作站，还是个年轻的毛头小子。他正是在致诚实习期间受到了佟丽华的感召，把「为了正义」带回四川，也带进了更多年轻人的心中。在这个充斥太多欲望和虚无的时代，谈论正义在很多场合下甚至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过去的二十多年，致诚一直坚持推动公益法律事业向前发展，我们愿意相信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会有更多的公益律师挺身而出。正义本身，理应像每日照耀着它的阳光一样，平等地流淌在我们所有人的身边。「杜律师，您的微信签名一直都是为了正义吗？」「一直都是，从我有微信号开始。」致诚主任佟丽华后记：我从2003年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2005年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全国律师协会的支持下，我们当时在各地推动成立了几十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培养起第一批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16年过去，我们依然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中国有2.8亿多农民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否有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律师能及时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呢？农民工法律援助并不是简单的案件。处理稍有不妥，不仅会让农民工朋友的权利受到侵害，还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恶性案件。不论是在传统的建筑行业，还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平台经济领域，都有很多企业在背后精心设计各种复杂的系统，以此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面对这种局面，不仅农民工会感到无助，很多并不了解这个领域的律师也难以处理；有那么多的骑手案件败诉，也足以说明我们缺乏代表他们权益的专业律师来揭示这一复杂的系统。欣慰的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公益彩票基金项目为各地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这保障了这些机构的发展，也让大量农民工可以获得帮助。邵新银的案件获得一群公益律师的接力帮助，也足以说明公益彩票基金项目的重大意义。但忧虑的是，目前在全国成规模的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屈指可数。在已有的机构中，法律援助律师工作压力大，人员不稳定。16年过去，如何在我国培养起一批为劳动者（尤其是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律师队伍？这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点击名片，认领律师朋友

我们带着「现实的冷静的对事实的责任」，写下了骑手谜云。截至目前，阅读量已超14万，有人感动、有人愤怒、有人回应、有人睡不着觉。但我们并不是新媒体，我们是一家法律援助与研究机构，一家相信可以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广大劳动者权益的公益法律组织。昨天，我们正式发布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并荣幸邀请到劳动法和社会保障领域的两位重量级专家常凯教授和余少祥主任，组织了一场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在线接入媒体超过30家。这只是一个开始，行动者在社会推动中求知。01饿了么案件最新进展饿了么专送骑手邵新银在过去两年间经北京、重庆两地共四道法律程序后，依然无法与迪亚斯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现案件已回到北京再次申请仲裁，要求太昌(重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用人单位责任，饿了么承担连带责任。在报告发布会上，致诚主任佟丽华痛批饿了么等相关企业处理这样一起历经波折的典型案件的糟糕做法：“昨天开庭时，相关企业提出要调解，有关公司希望给钱，让我们尽快签保密协议后结案。“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从办案律师介绍的情况来看，我没有看到饿了么等大平台企业的任何反思，没有看到他们对受伤劳动者的任何歉意，没有对如何解决众多劳动者相关问题给出任何意见，只是希望尽快赔钱了事。讽刺的是，直到现在，作为劳动仲裁被申请人之一的饿了么平台依然试图披着“隐身衣”置身事外，全程旁观我们和太昌公司的谈判，却明确表示此事与己无关，不想在任何协议上签字。“更令人气愤的是，相关公司跳过援助律师，背后反复与受伤农民工直接沟通，希望赔钱让当事人撤诉。当事人文化水平低，面对公司不断劝说，既一头雾水，又感到巨大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丝毫感觉不到该公司对自己用人体制存在问题的反省。这不是一个大公司在处理这样一个历经波折、当事人遭受两年多煎熬、多位公益律师付出巨大心血的案件时应有的态度。“邵新银案是我们一个专业法律援助机构花了五个程序打到现在的艰难案件，难道所有受害的劳动者都需要如此复杂的程序才能让企业承担责任吗？难道劳动者受到伤害后都需要社会付出如此大的司法资源和代价吗？在国家三令五申出台规范政策、进行谈话之后，饿了么等平台面对此事，难道还是只想尽快通过出钱和签保密协议了结一个具体案件，而对自己的用工制度没有任何反思吗？这种思路背后体现的是资本的傲慢，缺乏的是企业的良知。“我们关注解决每个农民工的具体案件，但我们更关注类似骑手的境遇。所以我们花费很多精力对此进行研究，撰写了这份研究报告。今天发布报告，就是希望大家共同来关注骑手合法权益保障的问题。02报告发布致诚主任佟丽华及研究员徐淼介绍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的研究背景和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教授，社会保障政策专家、国家机关运行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余少祥受邀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两位专家给予该报告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对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最为系统的法律研究。致诚主任佟丽华首先介绍了研究起点。他指出：“2019年底，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接受了一起外卖骑手在工作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欲寻求确认劳动关系及工伤认定的法律援助案件。该案当事人邵新银在过去两年间经北京、重庆两地辗转起诉、应诉、上诉后依然无法确认劳动关系、从而无法获得工伤赔偿。坦率地说，这让中心的律师几次感到绝望。但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恰恰说明这个案子的背后是一个复杂的、严峻的问题：外卖平台通过精心设计的系统让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而这些隐藏在外卖系统内的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至今尚未被充分揭示和讨论。中心是国内第一家专门维护农民工权益，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社会组织。自2005年中心成立以来，接待法律咨询案件超11万件，涉及农民工超过30万人次；办结案件11828件，帮助17201名农民工挽回损失超过3亿元人民币。在帮助农民工维护权益的同时，也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为了全面了解外卖平台用工模式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中心决定对此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经过近三个月的时间，中心实地走访配送商站点、电话调研灵活用工平台，并与相关行业专家深入交流，在50多位具有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帮助下，从公开新闻、研究报告、年报财报中收集了与骑手相关的各方面数据，研究分析了几乎所有与外卖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司法判决，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包含1907份有效判决的数据库。“我们非常欣慰的是，党和政府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2020年5月，习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指出对“新就业形态”要顺势而为，但“这个领域也存在法律法规一时跟不上的问题，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保障问题、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等。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2021年7月16日，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9月10日，国家4个部门约谈饿了么、美团等大型平台企业。但是，解决平台用工的问题还需要开展专业细致的工作。今天发布研究报告，就是希望全面介绍这个领域的第一手信息和资料，为国家下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03建议对策面向互联网经济时代，针对平台用工极为复杂的局面，佟丽华主任提出了几点具体建议：“第一，党和政府要充分重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对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好，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当前国家强调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最关键的路径还是要坚守勤劳致富的理念，保障辛勤劳动的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命脉所在。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实现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意义。“第二，尽快修改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虽然这两部法律制定时间都不长，但互联网和新型用工形态发展迅速，当时的法律对这些问题关注不够。在劳动领域，需要尽快修订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也需要进行修改完善。社保压力、负担过重，确实会抑制企业的活力。2019年，国务院印发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现在各个地方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都不一样，应该尽快完善社会保险法，由国家法律来规定统一的社保制度，调节降低社保费率，减轻企业负担。“第三，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主体责任。平台是用工规则的制定者，通过算法和数字化的管理对骑手有实质性的控制。平台也是平台用工的最大受益者，把用工主体责任全部推卸给别人是不合适的，是权责利不统一的。平台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把相关责任分配给其他合作公司，但前提是平台要承担主体责任，防止合作公司无法保障骑手权益。平台还要建立便捷、高效、中立的骑手申诉渠道，方便骑手维护权益。希望相关平台全面检讨、全面改革自身的用工政策，把劳动者权益保障放到突出位置，不能在骑手出现事故、受到伤害后，就急于和自己撇清关系。对于企业而言，首要责任就是劳动用工责任。一边逃避、推卸本应承担的劳动用工责任，一边去做所谓的“公益慈善”，有什么意义？“第四，建议国家开展专项治理，推动企业完善改革用工制度。“第五，工会应当为所谓灵活用工的劳动者加强维权。工会可以开展战略研究、推动立法政策完善，推动参与执法工作、参与企业平台规则制定、拓宽劳动者维权的范畴、培育更多社会组织来维护骑手权益。“第六，从司法角度来说，希望司法机关能够跳出表面的现象，尽快加强战略研究，看到个体诉讼背后精心设计的局，用法律穿透这些局，维护零散劳动者的权利。司法还是要成为维护劳动者权益最后的底线。建议最高法院确实要尽快研究相关问题。“最后，国家应尽快培育更多专业的劳动者维权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培育专业的、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公益律师。2019年，司法部发布《关于促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见》，提出发展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和公益律师队伍。在中国，劳动者的人数众多，光是农民工就有2.8亿多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现在，面对强势的平台企业，面对复杂的用工形势，个体劳动者和一般律师都难以处理。所以鼓励国家投入更多资源，加大扶持力度，培育一批专业的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公益机构和公益律师队伍。04专家意见实录常凯教授、余少祥主任分别对研究报告进行了评议，并提出了下一步研究及工作的建议。常凯教授指出：“外卖平台的用工问题确实是目前中国劳动用工领域一个重大突出的问题。致诚的报告，我已经认真地阅读过了。就我所读过的，这份研究报告是目前针对外卖平台用工问题的最深入的报告。不光是其中丰富的数据、案例，对问题研究的方法、法律的运用、价值观念也非常重要。平台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刚才，佟丽华主任已经对报告做了很好的讲解。我认为他们的认识很难得，对问题方向的把握、深度、准确度都让我受到很多启发。“外卖平台用工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平台经济有没有劳动关系？谁来承担雇主责任？雇主责任谁来承担，这个问题和平台经济的用工现状直接相关。目前，平台用工的特点和传统企业显然不同，概括起来就是“去劳动关系化”，通过个体工商户注册，让劳动者变成独立的小个体工商户，这在全球来看都是很荒唐的事，而在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却做得如此堂而皇之。另一个劳动关系上的特点就是雇主隐身化、雇主分散化：劳动者找不到谁是雇主，这就造成了平台经济没有劳动关系的假象。这种行为连常识都颠覆了。“致诚研究报告里的数据也说明劳动者有贡献、平台收益很高，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了飞速发展，但是劳动者权益却无法得到保障。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对平台经济用工没有前例可寻。但更重要的是，平台用工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雇主的手中。劳动者没有组织，也就更没有话语权，平台领域的劳动关系完全是不对等的关系。平台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在增长自己的财富，但劳动者在平台领域的劳动过程中连基本的身份都没有。“目前这些问题往往被一些表面现象掩盖起来了，比如劳动者通过长时间加班，收入水平比工厂工人要高。但目前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最终经济和社会矛盾必然会加倍激化和爆发，政府和企业需要对这个问题有所准备。平台劳动者这个群体，目前拼的是青春，但能持续多长时间呢？这种经济模式能不能不断延续呢？这是一个问题。这种状况，对于劳动者和整个经济的发展都是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致诚的研究队伍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这些建议要实施的话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场劳资博弈，力量非常重要。企业并不是不明白整个劳动过程是什么样的，自己在劳动关系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为什么去劳动关系化？为什么让雇主分散、雇主隐身？很显然是利益驱动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外部原因就是中国目前法律不健全，当然未来要靠修法去健全，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即使是用现有的法律，也可以规范这些用工方式。我们并不是完全无法可依，有些用工方式就是违法行为，这是我觉得应该强调的。当然，有些新的用工形态比较复杂，认识上、把握的准确度上有一个过程，但有一些用工行为是显而易见的违法行为。“这种情况如何解决，下一步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首先是政府责任，政府出台法律规制。目前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文件，包括八部委发出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56号文”），其中就提出了对平台经济的规制。但社会上和学界的解释对此存在一种误解，即在劳动法、民法之外，在中间创设出一种“类劳动者”。这是对56号文的误读。对此，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明确表示，文件划分的三个类别并不是这个含义。中间这类劳动者目前没有定论，到底属于独立劳动者还是雇佣劳动者还需要去细分类。但如果仔细阅读八部委第56号文，其中的内容都是适用劳动法来调整，因此56号文并不是在说现在有了三类劳动者。“对这类劳动者的保护，要回归劳动法治。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制的对象不仅仅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派遣劳动、完成一定任务的合同等。平台上这么多骑手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怎么能不适用劳动法来保护呢？目前社会上很多提法忽视了现有的劳动法律资源和劳动法律规制。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应该回归基本。平台企业飞速发展，资本积累翻倍上涨。是谁创造的价值？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但现在怎么找不到劳动者了呢？这是很荒唐的，我们需要回归基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八部委发布的56号文。但一些个人的误读和误解是需要被澄清的，否则会在劳动用工和劳动法律实施方面造成混乱。企业有自己的主张、利益和代表，这没有关系。但这个问题应该被提出来，应该得到讨论。今后的方向就是劳动法治，但具体怎么实施，政府要承担起责任，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要明确自己的主张，一些企业也要有所意识和准备。这个问题依然需要深入研究，让大家取得一些基本共识。致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这份研究报告提供了相当好的起点。今后企业、学界和政府应该形成合力来共同解决。余少祥主任指出：“首先，中央政府目前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也接连通过文章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我阅读了致诚的研究报告，感到非常震撼。第一个感受是研究报告非常扎实，其中有大量的社会调研和数据资料，看出来是花了很大时间和精力，也看出来作者的功底深厚。报告的结论和建议也非常务实，具有可操作性，这对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有很重要的作用。下一步，我建议可以深入研究哪些法律条款需要修改、怎么修改，形成具体可操作的建议，这样能够达成更好的效果。我们非常愿意与致诚团队保持沟通，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最后，向佟主任和团队表示我的敬意。05研究报告摘要一、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及动因随着外卖平台规模的急剧扩张，骑手的用工模式也在不断演进。中心按照外卖平台的发展时间线整理出外卖平台上陆续出现的3大类及8种主要模式，从中可以清晰看到，随着资本的不断加注，外卖平台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正想方设法地将骑手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层层区隔，其用工模式演进的核心逻辑就是通过一系列表面的法律安排以及配合其中的配送商和灵活用工平台，将骑手的劳动关系一步步打碎，令律师甚至法官也无法确定用人单位是谁。由此，外卖平台以最低的成本攫取了最大的利润，而骑手却被逐步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传统模式：在外卖平台出现以前，消费者主要通过电话点餐，餐馆则会自行雇佣员工进行配送（模式1）。自2008年起，餐馆开始与外卖平台合作，由外卖平台统一提供配送服务。市场规模化前期，外卖平台为争夺市场份额，通常以优厚待遇直接雇佣骑手（模式2），或偶尔采用劳务派遣（模式3）。截至当时，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中规中矩，并受到劳动法的全面规制，这也就意味着外卖平台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都相对较大。众包模式：到了外卖行业发展中期，各平台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因此必须在配送体验和配送成本之间找到最佳平衡。于是在2015年10月左右，出现了“众包”这一新型用工模式。相比外卖平台的“正规军”（模式2-3，后称“专送骑手”），众包骑手最大的特点是接单自由、可兼职在多个平台上工作。起初，外卖平台往往会直接招募众包骑手（模式4）。但很快，外卖平台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由众包服务公司与众包骑手签订协议、支付报酬、购买保险（模式5）。很显然，模式4到模式5的转变意味着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隔了一道“防火墙”，原本由外卖平台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成功转嫁给众包服务公司。专送模式：几乎在众包模式出现的同一时期，外卖平台也开始大规模调整“正规军”（模式2-3）的编制，将配送业务“外包”给配送商（即劳务外包公司），由配送商进行日常的线下人工管理（模式6）。经此操作，外卖平台不但和专送骑手之间隔了一道“防火墙”，还实打实地节省了约40%的社保等成本。随后，配送商在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的双重重压之下也开始向外“甩锅”，将业务“转包”或“分包”，从而形成外卖平台联合多家公司对骑手进行共同管理的网络状外包模式（模式7）。最后，配送商市场在上游垄断外卖平台的挤压下变形到极致的产物便是配合灵活用工平台将专送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模式8）。由此，上游外卖平台和中游配送商向外剥离的人力成本、层层区隔的用工风险最终全部落到了下游作为个体工商户的专送骑手自己身上。二、以司法判决看平台用工模式演进的现实效果为全面掌握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以及骑手在不同模式下劳动权益保障的真实状况，中心检索了与外卖平台（主要为美团和饿了么，兼含其他平台）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几乎所有司法判决共3277份。在此基础上对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五年多时间内的1907份有效判决进行了研究。其中，涉及美团、饿了么两外卖平台的判决占90.14%（1719份），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专送骑手发生司法纠纷的数量远多于众包骑手：美团专送骑手案件为919件，饿了么为592件；而美团众包骑手案件为115件，饿了么为59件。对上述有效判决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判决时间的推移可以清晰反映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过程。自2016年起，模式2（平台自营）及模式3（劳务派遣）仅出现共16个案例后就迅速消失。2017年，两种众包模式相继出现，模式4（直接众包）于2020年5月消失，模式5（间接众包）案例则增长至今。2016年，模式6（直接外包）及模式7（网络外包）开始出现；2019年，模式8（个体户）出现，三种专送模式并存至今，判决数量均逐年上升。第二，专送模式下骑手劳动关系认定出现明显困难。在外卖平台由直营（模式2-3）转为外包（模式6-8）后，专送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的比例（以下简称“认劳率”）从100%（模式2）分别降至46.51%（模式7）和58.62%（模式8）。可见，外卖平台“正规军”的用工模式演进严重干扰了法院对专送骑手劳动关系的认定。第三，专送模式下骑手劳动关系认定比例存在巨大地域差异。全国有10个地区认劳率达90%及以上，而认劳率最低的天津、陕西、新疆、福建及海南，认劳率均未超过50%，其中天津低至23.33%。在案件数量前五的上海、山东地区，各有48.28%和37.70%的专送无法被认定劳动关系。第四，复杂用工模式下骑手劳动权益被

邵新银感到很困惑，「仲裁都赢了，怎么到法院又输了呢」。令他更加不解的是，明明2019年春节前的公司年会上，大区经理举着酒杯邀骑手们共喊「祝迪亚斯越办越好！」，可为什么自己一受伤就跟迪亚斯没关系了呢？

雷点37：只约定劳动者竞业限制期和违约金，而不约定用人单位要支付经济补偿#薛定谔的条款，各地判决不一，竞业限制条款可能有效，可能无效。但只要劳动者受到竞业限制，用人单位就一定要支付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