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容器（读《受压迫教育学》）小学做一篇阅读题，大概讲有小孩子到一个女孩家里干活，忙完之后女孩和她一块走到门口，给她一块中秋节的月饼。小孩子抬头看着女孩，有点困惑地挪动步子，说了一句“我不值得吃这么美味的食物。”之后就跑开了。虽然听起来像是作者刻意设计的对话，但我的确把它压在枕头底下反复琢磨了多年。在梦里，我偶尔会成为那个递给别人月饼的女孩，站在奶奶家的楼梯间，外面是砖砌成的花坛和浓密的树林，等待着有人从远处来拜访我，胆怯又热烈地把好宝贝递给她。但那个慢慢抬起头看着我的小孩，那个在交互的边缘徘徊的人的眼神，同样是我的眼神。另一个“我”好像拒绝了我的请求。在后来不断铺展开的命途中，我又不断觉知到自己处于一个渴望打开，靠近后自我又被回收的怪圈中。而弗雷勒觉得，这种怪圈寄居在世上所有受压迫者的体内：他们的日常生活，既埋下了贴身的抵抗种子，也在不自觉中内化了压迫者的行动逻辑。这看起来有点沉重，我也无意要让所有人领受这样的箴言，这样的话只能在我和伙伴的共处，交流中才能逐渐尝尽它的意味。我有时候感到，我和伙伴正在被煮成一锅可口但难以搅动的粥，和自己一样，盖在一个专属于“受压迫者”的锅盖里。可我越认同于粥中的每一颗米粒，越是不甘愿只呆在铁锅中。因为我也相信着，每个人随着外部地理的迁徙，和向内迸发出的、出于一个有尊严的人对生活本能的激情，都构成了这锅粥向外溢出的部分。不过弗雷勒也让我想明白，我仍存有着快乐的可能，幸福的可能，因为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快乐的望尘莫及，像是在黑暗中的人突然见到光明一样，知道其终将远逝，故收回了伸向光明的，和伸向那块可口的月饼的触手。我还明白了世上真正的快乐存放在我和所有人的关系之中，好像库拉圈的红色臂镯一样，在我们共有的岛屿中永恒地流淌，这样所有人都可以感到快乐且不必有所负累。于是我像一个馋嘴的孩子一样，很贪婪地舔着淌在锅边的残羹剩饭，因为我将其视作一种可能，当我们每个人并非全是世界物质的接收者更是改造者的时候。弗雷勒激活了我一部分快乐细胞，我也试着去摸索，这个世界理应是什么样子，即使它暂时只存在在我们的回忆和想象中。今晚躺下的时候，想起在搬家之前，深夜我偶尔能听到远处火车的笛声的鸣响。在我心里，那不仅是厂工家属区的印记，也是一种辽远的感召。它好像要把时空切割开，即使我搬离了从前的地方，火车站也被取缔了，汽笛声仍然回荡在如今洗碗的间隙，静观的风景和我22岁的脑海中。这时候我会突然想起，原来自己在世界上已经生活了这么久。我感到世界是一个向巨石深处进发的电钻，螺旋和齿轮时刻在摆动，永不停歇。尽管一生中，我们能观看到的都是几乎静止的图景，但齿轮每一刻度的移动，都是面对所有个体生命的巨大奉献。世界像自然，像我眼前窗台的树木一样，永远在生成、演化，在呼吸和吐纳着，我不期待能够长成和世界同样高远的树木，更想以肥料的形式，静默地参与进这仁慈的循环中。而循环也并不意味了重复。前段时间去找伙伴玩，和伙伴在夜晚的海边聊天。我们看着白色的浪花在沙滩上翻滚，我突然觉得，每一层向我们涌来的海浪都好像离散在各地的，没有归属也没有语言的人们，我们在夜晚倾听他们的呐喊，听海浪声汹涌，到岸边又细致地包裹我们的脚踝。但没有任何一叠海浪选择回到岸上，它们宁可在来回摆荡的，不安的情境中生存。它们沉默已久，表述的契机也总被岸上看似新鲜的事物所遮蔽，但他们始终，面朝着对岸做着无望的努力。如果这样的生命也有其存在的本质，那必然在于它每次退潮后，决定再次涌上岸边的瞬间。如果我有一双眼睛，那眼睛也应该存在在潮起潮落中贝类动物的壳里：它们沉浮的动作，大于一个观看的眼神。那一瞬间我好像听懂了海的语言，和寄居在黑夜的海水中的所有生物的语言。我想象自己站在悬崖边落下，放心地和海融成一体，海浪可以完全包容我的重力。在弗雷勒眼中，或许这纵深一跃中不仅包含对自然之力的信任，更包含了对民众的信任。而谈及信任一词很容易，在具体的行动中却需要一生去完成。有时候，我身上的感受开关会暂时失灵，容易把别人的眼泪融入自己的视角，最后一不小心变成讲述自己的痛苦...这是一次失败经验，但我也不以此为羞耻。我明白我需要的可能是不断通过照顾去确定自己，厘清自己的边界，好像随时随地携带着一个柔软的抱枕，在漆黑的森林里也能自我陪伴，能从他人和对自我的祝福中不断体会我们存在的可贵。更多时候，面对实在的人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美好。每次把文本交给访谈对象看的时候，我都会心惊胆战。甚至有时把文本公开的当天晚上会做噩梦，梦见访谈对象举着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画着我的头像，在街道上怒斥我把ta们的经历写成了文字。在现实中，类似的情形也发生过，驻地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交谈和热情的伙伴，回归到日常生活后开始彼此疏远，甚至指责为什么要将一切记录下来。除了对自己方法上的反思（在当地没有让对方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工作，文本中是否存在不真实的部分...）,每次遭遇这样的时刻，总让我想起以前那个在楼道中，已经看见了月饼，但始终在明亮和黯淡的交界线中游荡的小孩。那曾是我真实的生命，现在过渡到了我的工作对象身上，相似的场景正顺着岁月和我们的身体传递到无穷远处：他们或许在人来人往的交错中曾看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但暂时仍没有足够的力气为其赋形。我还是会继续，痛苦的河道很宽阔，我无法单独拯救自己，我们都是在漂流的历史中彼此获得救赎，像是用一根缆绳牵引着的两艘小船。然后，我们的手交叠着，生成万千触手，从光的缺口处取回一粒果实。有几次，我用“魔法”来引导小孩思考生活中所见之物，类似弗雷勒引用属于当地或特定人群的“符码”使之成为与民众沟通的媒介。在孩子眼中，魔法既是他们动画片常见的元素，它的多义性让我们容易从中生发想象，而现实情境中“魔法”却常被家庭和学校教育贬抑。经由我们彼此对“魔法”的想象，和魔法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讨论，有的小孩子开始觉得，魔法存在于日常中，只要我们脑海中诞生了可描绘的事物，魔法就离所有人的真实更近了一步。期间也有的小朋友说，梦是想象的残影，梦也是魔法的一部分；真正的魔法应当去面对世上的不公正，我们如何使用魔法...最后有个小孩画了一幅画，形容自己从黑洞中醒来，面朝着光走进朦胧的雾中。有段时间，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奇怪，感觉常年的感官压抑让自己失去对一部分事物的表述能力。后来我发现，这些语言颗粒不是丧失了，只是被暂时掩藏了，像岩石常年的风化和剥蚀，看起来残缺，但依旧保留与地心相连的通道。想起大学地质老师站在山上，手指着远方的湖泊，说曾经山上的河流不断汇聚到那里，才形成如今错落的地势。我想，也有一片云笼罩在我生命断崖的地方，下面有一条支流，也许不以语言，但以一个手势，或者目光的见证的形式存在。这样，所有的经验就都获得了可被阐释的可能，光是我已历经过的生命就都变成了源源不竭的矿藏。又或者，即使我没有看懂任何风景的寓言，至少我看懂了心，而心也同样意味着无限。所以我还是想继续犹豫着，保有对自己的批判，在期待之中存有自己的生命。我想尽可能让渡自己评论小花小草的权利，像马雁说的，少下判断，多做决定，去在摸索出事物的轮廓之前先纵身一跃，给予它们足够的信任。世界是临时摆渡靠岸的岛屿，我也随时预备让渡自己，去贴近一盏透明的容器。可仔，2021

离散的社群：一次故里的回归家乡的水塔在大学的地理课上，我第一次对家乡有了学理上的模糊定义：它属于一个成都的一座卫星城，像一颗行星环绕着省会城市的宇宙，也负载了很多省会城市无法承担下的人口和土地。而这些负载，本质上或许是一种剩余，是在省会城市的光芒燃尽过后，我们这些身处边缘的孩子慢慢地蚕食它的碎屑。当然，卫星城本身中人们也存在巨大差异，中间大致分化为两种角色：一种是认同这座小城属于省会城市的一部分，如年轻时尚的女孩们，她们为了摆脱将来被视作乡下人的污名，会在周末乘坐刚刚开通的唯一一趟地铁（在地铁尚未开通时，则需要用两小时转乘公交），花费一个小时前往成都的腹地。在春熙路步行街，太古里，她们可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地域和身份尚处在一个难以被表述的领域。当有人问起家乡，我们会隐隐带着不安地回答：在成都。而我们对成都却一无所知，只能通过前往被外地游客视作最富有标志性的地方，一次次延缓对自身身份的拷问。另一类人属于我的前辈，他们拥有历史，因此对这座小城市存在着更厚重的认知。我的奶奶，曾在这里亲眼目睹和她一起在火药厂上班的人因一次偶然事故被炸飞双手，也用它的手脚丈量过她年轻时代的每次流亡：在小城到成都尚未通车的时候，她必须早起去背粪水，然后用小车一步步慢慢拉到成都。这一趟趟地理意义上的来回，让她明白，她脑海中对距离的感知几乎和现实意义上的距离是等同的，她真正地明白遥远这个词对她意味着什么，也就心甘情愿安居下来。如今地铁的开通，不仅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感知，更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我们对身份的认同。而我又属于哪类？或许哪类都不是，我既否定对中心-边缘的强权定义，又在他们之间无法找回真正的归属感，我是一个叛逃者。而在叛逃的途中，在写作上我不得不经历了自己所虚构事物的垮台，有很长一段时动不了笔；生活上我也夜夜被在故乡中鲜活的痛苦反噬。我开始明白，有的事物尚且停留在别处，这样强行的决裂和撕扯难以唤回真正属于我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