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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雅兹迪妇女力量”的战士与大卫·格雷伯.图片:davidgraeber.org按语大卫·格雷伯的这篇文章从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出发:为什么激进政治往往显得“不现实”?激进政治的参与者们强调想象的重要性,批判异化的生活,尽管“想象”和“异化”这些说法似乎已被政治理论家们抛弃,它们对于理解人的实际经验来说似乎依然有效。文中,格雷伯从直接行动网络(DAN)的经验出发,对这些概念做出朴素而敏锐的反思,勾勒出一种“想象的政治本体论”。他首先从暴力和想象的角度区分了左翼和右翼:右翼认为一个社会最根本的力量在于暴力:掌权者可以用毁灭性手段强加他的要求,所以右翼对“现实”的理解是,世界在根本上是由毁灭性力量决定的。左翼并非不承认暴力以及更隐匿的结构性暴力的存在,但他们相信现实由人创造,也可以被人造成另一种样子。对现实的改造以想象为中介。想象并非如一些左翼理论家批判的那样,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幻想,而是内在于世界中,是人改造世界的中介环节。想象对于社会革命来说,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须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相信,所谓“公众”并非一个有稳固性质的实体,它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情境暗含的要求决定的。官僚的社会制度对人的想象与行动的可能性施加了许多或直白或隐含的限制,而这些被封锁的可能性,在革命的特殊情境下似乎突然敞开,人们感到“重新创造、重新想象周遭的一切的迫切的实践需要”。人们传统上把革命理解为一蹴而就的起义,它从以推翻国家政权为目的暴动开始,又从欢庆的兴奋走向严肃而繁琐的新体制的创建,这往往又会重建起一个结构性不平等的官僚机构。“直接行动”的“日常生活革命”的方向则相反,它从创造新的集体决策形式开始,再按这种新模式创造一些短暂却自由的情境,向国家政权发起抗争。他们相信“只有当情境产生的过程也和情境本身一样自由时,这种行动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不过,这样的重组想象力的实验依然是在国家权力的重压下展开的,繁琐的规章甚至武力的直接碾压,都可能挫败替代性政治的实践者们。在体制性暴力不仅暗藏于不平等的结构中,还直接指向人的肉体生命的更艰难的情境下,我们又该如何凭着想象力在“现实的织物”上凿出供人们自由呼吸的孔洞呢?反向的革命或论暴力的政治本体论与想象的政治本体论的冲突大卫·格雷伯(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