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7 月的一个晚上，蒋兴鹏的手机响了。一个叫「医学人工智能群」的微信群聊里，冒出一条救援信息，据说有一个叫吴爽（化名）的大学生马上要割腕自杀。「我活这么大一直没人给我送花，男孩子跟我在一起也只是想玩一玩，没有人真心爱我。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差，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吴爽微博账号的最新留言。群里的人推测女生感情不顺。继续挖掘，他们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疑似是女孩的前男友，并拼凑出了女孩的大致位置在山东。能联系上女孩的渠道就有了两个，一是通过前男友找到吴爽；二是通过当地公安局。第二个方案迅速被否定，公安局因为报警信息不全而不予立案。只剩下一个方案，但电话一直打不通。群里的人没有放弃，直到快天亮的时候，终于打通，这个男生只愿意透露女生的学校。「那个学校刚好有我的朋友在那边，我就通过他找到了那个女生的辅导员的电话。」蒋兴鹏回忆，天快亮的时候，女孩在校园楼顶被找到。一切平安。蒋兴鹏是华中师范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因为研究生物医学人工智能，一次偶然加入了「医学人工智能群」。本以为这次救援也只是一次偶然，但他没想到此后就和它「拴在了一起」。「树洞」救援团
「想死」、「有一起约死的吗？」几乎是「树洞」里频繁出现的语句。对留言者来说，「树洞」是一个隐秘的倾诉渠道。通常，当一位抑郁症患者自杀以后，他的微博会成为其他抑郁症患者倾吐心声的「树洞」。这样的「树洞」很多，有些比较大的「树洞」，单条微博的评论可以达到几百万条，有轻生倾向的人默契地聚集于此。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几乎每 20 秒，就有一人因抑郁症自杀。下一个自杀的可能就是刚刚留言过的某一位。蒋兴鹏在医学人工智能群中接收到的救援信息，实际上转自「树洞行动救援团」。有人开发了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来监控「树洞」，对大量的评论留言进行分析，然后筛选出有自杀倾向的人，并对他们进行分级。树洞机器人每天会定时给出树洞监控通报。之后这些信息会被仍到一个叫「树洞行动救援团」的微信群里。「树洞行动救援团」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聚集了国内医学 AI 领域的众多学者、医生、创业者。他们每天对树洞监控通报中的信息进行讨论，锁定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然后尽可能找到当事人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预警、并采取相应的救援行动。从 2018 年 7 月底到 2021 年 6 月底，树洞救援团已经对有高自杀风险的 14617 人次提供了帮助，阻止了 4765 次自杀。树洞救援行动的发起人是黄智生。他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人工智能系的终身教授。「我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工作了 30 多年，一直研究人工智能。」黄智生说，自 2008 年以来，他所在的团队开始与国内团队就语义技术开展科研合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研从理论层面进入到具体应用层面，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抑郁症。「从 2012 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关注抑郁症群体，在科研合作中，我们萌生了一个采用 AI 技术挖掘社会上需要帮助人群的想法，包括自杀群体、老年群体等，并陆续做了一些尝试。」
直到 2018 年 3 月，黄智生在网上读到了一篇关于「树洞」的报道，发现在树洞里汇聚了大量抑郁人群的信息，便催生了树洞救援行动。蒋兴鹏就是第一波参与其中的人。只是，谁都没想到，树洞救援团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有 700 多名志愿者的规模。后来，它做的事情，也逐渐超越了「自杀干预」的边界。反思
遗憾的是，蒋兴鹏的第一次救援最终没能有一个圆满的收场。在救援团联系到吴爽母亲的时候，黄智生回忆，「她母亲并不认为事态很严重」。树洞救援团的成员并没有掉以轻心，几个教授特地成立了一个「关爱群」，委托学校相关人员，每星期给吴爽送一次花，让她感受到关心与希望。吴爽的状态似乎越来越好，她主动打电话给学校，想从休整中返校参加考试。但由于缺课过多，学校没能答应。「好吧。」吴爽很平静，当晚 8 点，她在微博发了一条动态：「拜拜。」关爱小组的人将这理解为积极的信号，以为女孩要开启新生活了。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吴爽服药自尽。这给树洞救援团成员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谈及此事，黄智生仍十分痛惜：「第一次救援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她的离世，让我们意识到救助抑郁症患者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后来推测，她背后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出来。」第一次救援的最终失败，让树洞救援团更加重视救援的科学性。「后来我们有了救援指南，会请专家培训，还有严格的考核。」黄智生介绍，现在想要参加树洞救援团的志愿者需要参加 6 次课程的培训，然后会有一次考试，通过了才可以进入「实习期」，一点点参与到树洞救援团中。「实习期，我们会提供一个为期一年的培训，有国内心理、精神健康的专家来讲课。最后，要写一篇论文，才能真正获得培训的结业证书。」树洞机器人也在进化，目前已经迭代到了第 14 个版本。2020 年初疫情期间，由于武汉地区情况严重，很多病人在网络寻求床位。当时身处武汉的蒋兴鹏回忆，树洞救援团特地对机器人进行了升级，开始搜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筛选出来之后，志愿者们快速帮这些病情更严重的人和医院资源对接。三年多的积累，树洞救援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出发点是利用 AI 技术阻止自杀，但现在很多人对我们的期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黄智生说，前不久，树洞救援团发起了一项海外留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培训，「疫情导致留学生心理压力很大，大使馆的人也很重视这件事，便找到了我们。」报名刚刚启动，名额就被报满，「这是一个被忽视的巨大的需求」。在西方国家，一般当地都会提供心理服务，「但精神健康问题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心理咨询师娴熟的语言表达技巧。由于文化、语言的原因，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这并不容易获得。」甚至，不少厌学学生的家长也找上门来，希望能得到帮助。「我们组建了一个群，方便这些家长和专家在一起讨论，应对相关问题。」黄智生说。选择被误解的路
2018 年 12 月，树洞机器人监测出一条信息：一个女孩在树洞里留言说她想在 1 月 1 日跳楼自杀。又是历经千辛万苦，救援团找到了女孩和她父母的联系方式，但对方并不买账。「我女儿本来好好的，你们非说她有病，一旦传出去，以后找工作和找对象都会有很大的问题。」黄智生说，「这点我们理解，但为了救人，我们必须告诉家长事情的严重程度。不过如果家长极度不配合，我们就很难做些什么。」大多时候，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曾有人跟黄智生说，在亲眼见证这件事以前，一直以为这是骗人的，「现在连马路上摔倒的老人，大家都很害怕去帮忙，怎么还会有愿意人和轻生者扯上关系？」「我们这一群人就想告诉这个社会，确实有一群人不怕承担法律风险，去展现这个社会阳光的一面。况且，我们有严格的培训和专业的精神心理健康的志愿者。」据介绍，正在工作上学期间的志愿者通常会花 1、2 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项公益活动上面，而一些退休的人，每天可能投入 10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两年前，黄智生发现，很多人都存在轻生的倾向，「我们当时只监控两个大的树洞，每天就会发现 10 个人处于自杀边缘，意味着一个月就会有大约 300 人急需救助。」而志愿者数量远远不够，他预测，救人在未来必定会成为一项职业。轻生者在得救后，通常需要更换生活环境以加速病情恢复，「为此可以建设一个关爱中心，患者在康复过程中，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来维持中心的运作，比如人工数据标注的活。」但他后来推翻了这个设想，「建立这样的关爱中心需要启动资金和土地。我们自己筹得的社会捐款并不多，目前也就 60 多万，其中有 40 万还是我姐姐给我的。」也曾有过一些心理服务机构找过来，想建立合作，但每个患者需要收 3000 块每个月。「很多抑郁症孩子本来就没什么收入，又生病了，又离开家，一旦收费的话就很难办了。」「这件事在经济上来讲是很难持续的，我目前也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我们都当作公益来做。」不过，黄智生觉得精神健康领域存在巨大的用户需求，存在很大的科技发挥作用的空间，「希望中国的科技创业者能足够阳光地看待这类问题，看到这个市场，用科技创新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在树洞救援团里，有一个公认的「救人哲学」：「我们救了一个人，就可以让他周围的十几个亲朋好友避免陷入痛苦。如果这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避免了痛苦，便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回报社会，社会必然会变得更加美好，最终受益的其实会是我们自己。」
编者按：如果说二十年前的互联网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高速发展过后，科技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肌肉发达的年轻人——人们从向往、希冀到警惕，甚至恐惧它的巨大力量——科技除了在欢快的奔跑中改造着旧世界，也迎来了需要对新世界承担更多责任的时代。
科技不应该只是一次次精准推送、一个个创造时间黑洞的消费产品，其使命也不该是无限的「增长游戏」和对用户数据的「竭泽而渔」，而应该回到「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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