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辞职的基层公务员：走出体制，我可能什么都不会
基层公务员，一般特指县区及下属乡镇、街道的公务员。素白就是这样一位基层公务员，在将近7年的时间里，素白每周都要开过狭窄、崎岖的盘山乡道，一圈又一圈，历时50多分钟，从日常居住的县城到达工作的乡上。如今考公考编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主流选择，但在素白的观察里，乡镇基层始终处于缺人的状态，“留不住人，乡里条件差、工作多、待遇少，大家都想去城里。”那么，是哪些人曾经选择考去基层，他们的工作感受如何？又是什么留住了他们？
实习记者｜周昱帆
编辑｜王海燕
走进这座围城
素白原本是一名护士，在某直辖市三甲医院工作，薪酬可观，工作体面，但一周两三次的轮值夜班，让她的身体日渐损耗，感冒了必须要输液才能好转。加上面对生老病死的工作压力，2016年，素白选择辞职，报名了本地的乡镇公务员考试。
那时她对公务员的想象是，上班一杯茶，下班后还有大把的个人时间。但真正踏入围城，她发现，现实与想象截然相反。
基层工作中突发事件多，不时的交通保障工作、全国性的安全排查、防范各类自然灾害都是工作高峰期，阶段性战略任务也是一件接着一件，素白刚入职时正值脱贫攻坚，紧接着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她记得自己从五月到十一月没有休过一次周末，经常加班到夜里11点，偶尔还通宵。再接着是疫情暴发，她要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组织群众做核酸，到各个封锁口值班，如今又在持续进行乡村振兴。
《何者》剧照
但辛苦还不是主要问题，徒劳更让人痛苦。一次评赛会临近，素白所在的乡政府，连夜定了一车手册，准备熬夜赶材料，结果县里下通知说，模板变了，一整车的手册即刻作废。有了几次工作推翻重来的经验之后，素白学会了观望，比如任务下达后，先放缓工作节奏。
乡镇公务大体分成两部分：一是县级职能部门的工作在乡镇的落地；二是包村驻村，在乡镇与村之间完成沟通。“上面千根线，基层一根穿”，素白形容，乡镇基层的公职人员像是“万金油”，身兼数职，农业、水务、统计、发改各种工作全都要做。素白自己的感觉，除了睡眠以外，她如今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和爸妈说起工作状况，爸妈都惊讶：“公务员怎么可能这么累？”
同样作为基层公务员的张陶，对乡镇工作的繁琐倒是有所预料，上岸之前，他在网上看了许多吐槽贴，所以真正工作后心理落差不算大，只是对帖子中“辛苦”“琐碎”等描述有了具体的实感。
《县委大院》剧照
张陶毕业于一所双非学校的机械类专业，是考虑到买房成家的问题才会老家考公的。因为专业受到限制，他选择了乡镇公务员，以约20:1的报录比，艰难上了岸。在镇上，张陶和另外两名公务员一起，组成了一个包村小队，除业务工作外，负责属地内的一切事务，夏天防汛，冬天防火，乡民纠纷，几乎无所不包。
对张陶这样乡村生活经验不足的大学生来说，这样的工作相当复杂，“很多事情跨度很长，比如相邻的耕地边界问题，之前弄不清楚，现在更没有辅以作证的东西。可能都是边边角角的小事，就像古人说的‘千里家书只为墙’，矛盾纠纷永远调解不完，有时甚至会演变为长期的上访。”
并且，即便没有方言障碍，张陶也花了一两年时间，才学会怎么和群众交流，“一个政策、一个精神下来，如果用非常官方的话去给老百姓讲，他们是很难接受的，需要掺杂一点俚语、挪用生活的现象才能讲通。”
学会工作语言只是一个方面，吴淼也是一名基层公务员，是随丈夫退伍转业后安置在街道办事处的，至今已工作8年。她说自己原本的性格直率刚烈，比如领导要求，所有的工作都要拍照留存记录，并发送在工作群，吴淼一开始不愿意，觉得表演性质太强，但后来发现，不发照片，就会被认为没有做事，也就慢慢顺从了。
“躺平”与“躺不平”之间
进入体制内绝非“躺平”，工作的繁琐只是基层公务员落差的一部分。在西南地区，素白升到副科级后，每个月拿到手的薪资是4100元，不到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扣掉1800块的房贷、1100块的车贷后，还剩1200块左右的生活费，需要覆盖水电网费、结婚送礼、请客吃饭等各种开支。
素白在乡里上班，但住在县城，由于没有合适的公共交通，素白只能开车上下班。但开车的话，不算油钱，单程过路费就要18块，为了节省花销，她和同事们经常拼车。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不过，因为工作太忙，素白实际上一周只回家一两次。对她来说，“家就像宾馆，回去只是换一下衣服。”平时素白都住在乡里的单人宿舍，宿舍修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被鉴定为危房，且上厕所和洗漱都要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到公共厕所去。
在北京某街道当公务员的小雅月薪高一些，能达到1万。但在北京，这个收入远不够买房置业。小雅曾认真计算过半辈子买房还贷和一辈子租房，哪个更划算，最后得到的答案是后者，但同时，她又难以忍受随时搬家的风险，以及不能随心所欲地布置自己的房间。小雅说，以前和身边同事聊起过这个话题，有人曾在单位崩溃大哭。
张陶的境况好一点，在父母的帮助下，他已经解决了买房买车的问题，正在考虑生小孩的事情。因为担心育儿开销，这一两年，他一直在寻找办法，如何不违规违纪地获得副业收入。
张陶对自己在体制内的晋升抱有希望，但他也并不因此焦虑。在他看来，晋升不仅看个人能力，还看综合因素，包括机遇。张陶解释，自己所在乡镇，并非每年都有晋升名额，“就像运动员，看似有10-15年的黄金职业生涯，但只有每4年一次的奥运会是拿成绩的关键节点。”
素白曾被抽调到县里，许多人会抓住这个机会留用，实现晋升。但素白却在工作了半年后主动申请回乡了，她解释，原因是“开盲盒”失败，遇到了一位脾气刁钻的领导，写出来的材料一直不能得到认可。“工作不累人，情绪才会压垮一个人”，素白说。如今，和张陶以及大多数的乡镇公务员一样，她对晋升已经显得随遇而安。
《大江大河》剧照
但离开体制是一个好选择吗？只要一有机会，小雅就会跟不同职业的人聊天，希望获得一些信息和勇气，但这些聊天从来没能让她真的下定某种决定，她发现自己舍不得，放不下。
吴淼倒是切实地思考过走出体制。几年前，朋友家的孩子高考填报志愿，她帮忙检索数据，做研究、下判断，最后的录取结果如了各方的愿。这件事让她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一度想辞职做高考报考咨询。
但真有了辞职的念头后，家里人一直劝她不要冲动，理由是，一起从部队回家的许多人，都还未安置到合适工作。这些话听得多了，吴淼自己也觉得，如果不珍惜，有点对不起家人。
《县委大院》剧照
如今吴淼已经40多岁，她发现，随着年龄越大，走出去的勇气就越小。她渐渐意识到，自己在体制内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抗压、交际、细节能力，即便能转移到体制外的工作中，也无法直接带来创收。吴淼是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专业知识早就荒废了，加上缺乏职场经验，吴淼觉得，如果在效益第一的筛选机制下，自己估计是最先被淘汰的。
素白也发现，如今社会上的许多岗位招聘，都有35岁年龄限制。而她的年龄，正在逐渐逼近这条线，“没有某项过硬的技术，年龄反而成为了我的阻碍。”她举例说如果现在去当基础工人，“为什么人家不选年轻的呢？”素白的另一个体会跟吴淼相似，“在体制内工作像是温水煮青蛙，让人逐渐失去适应外部社会的能力。我在体制内什么都会，但好像出去了之后什么都不太会。”
“逃出去”只是牢骚抱怨
素白心里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工作是理想的，“每个工作都像是一座围城，我们只看到他们光鲜的一面，但其实背后都各有各的痛苦。”小雅则听说，体制外加班严重，而加班在她的价值排序中，是最不能忍受的事情，所以她勉励自己，虽然体制内的工作不尽如人意，但不要怨泳池，要学会游泳。
《山海情》剧照
在张陶的心里，体制内的工作，则是人生遭遇变故后一棵安全的大树，能给他兜底。他用了很多的“如果”来判定体制外工作的风险：如果某次身体出了问题，如果家庭出现变故，如果公司突然裁员……
因此，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逃，是实现财务自由后，逃出整个人生的困境”，而“体制外看上去自由，其实也有许多无形的手在按住你，如果风险来临，失去生活保障的时候，就真的失去了自由”。他坦言，自己有时挂在嘴边的“逃出去”，只是一种牢骚抱怨。
在选择了留守后，他们会在工作中寻找一些意义。比如素白，她会偶尔把自己从工作中抽离出来，以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去看待体制机制的运行、各方的博弈过程，“你可以看到一个小乡镇，上和各部门之间的博弈，下和各村、村书记和老百姓的博弈。在村上开展工作，往往没有办法用体制内的规则去管束，那要如何开展工作？如何让老百姓买账？这时候是很考验智慧的。”
《驾驶我的车》剧照
张陶谈到同样的认知收获，在基层，他得以看到一个真实鲜活的中国农村。例如农村换届选举时，各路人马之间如何角力；村里没有劳动能力甚至患病的人，家里的天花板上一根电线吊着黄色灯泡，屋内破乱不堪，没有能下脚的地方，只能凭借低保、残疾人补贴、临时救济等生存；上了年纪的老人，每月养老金只有100多块，再无力外出务工，为了减轻子女养老负担，农闲时候在村里会四处找活干，去蔬菜大棚帮忙、帮清洁队收拾卫生，时薪只有7块，每月最多赚千把块，“这些现实残酷，但真实存在。”张陶说。
（文中人物均为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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