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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包括英国人自己看来，英国的一个文化标签是“乡村”。但作家丽贝卡·史密斯在她的新书《农村：乡村劳动阶层的生活》里，揭示了一个与《唐顿庄园》完全迥异的英国农村。
文｜李孟苏2021年，因为新冠病毒流行而被封控在家的那段时间，作家丽贝卡·史密斯（Rebecca Smith）正好怀孕了，这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在狭小的房间里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同时还要写作，这让她想到了自己的曾曾祖母玛丽·安。
1891年，玛丽·安怀上了第五个孩子。她丈夫查尔斯在农村的大型工程项目上工作，修水库或铁路。他们的生活漂泊不定，家总是临时的，每当查尔斯换一个工地，玛丽·安就要跟到另一片田野里重新安家。1891年，查尔斯正在修造曼彻斯特通海运河，他们住的流动工人宿舍位于沼地里，家里挤满了孩子，还有11个房客。为了养活孩子，玛丽·安把床铺租出去好赚点租金。房客和她丈夫一样都是“挖土的苦力”。丽贝卡·史密斯写道：“男人们轮班去工作，所以床上日夜都挤满了人。你能想象洗衣服的情景吗？湿漉漉的衣服挂在椽子上，煤火永远烤不干衣服。当我怀上第三个孩子到5个月的时候，才意识到玛丽·安过着怎样的生活。那个婴儿仅仅活了5个月，10个月后她又生下一个孩子。”玛丽·安共生育了13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我想起了她生孩子的那一天，谁能帮助她？她能休息吗？有房客施以援手吗？”史密斯家族里，在玛丽·安和查尔斯之前的祖辈也都是劳工，他们辗转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建造运河、铁路和水库，有的当煤矿工、板岩开采工、护林员、纺织工。史密斯发现，她对他们知之甚少。她想了解他们是如何生活的。“煤火和石蜡灯，工人和孩子。我想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保持地板干净的？下一顿饭又要做点什么呢？你们晚上睡得好吗？外人整天进进出出，湿气从墙缝里渗进来，他们是怎么让‘每个人’都活下来的？”疫情封控解除后，史密斯开始走访家族长辈，到英国各地乡村采访，于2023年6月出版了一部非虚构作品《农村：乡村劳动阶层的生活》（Rural: The Lives of the Working Class Countryside）。她融合了家族回忆录和自然文学的写作手法，讲述了农村劳动阶层的生活、田园景观、土地所有权和归属感的变迁，展现了完全不同于《唐顿庄园》的另一个英国乡村。史密斯是家族史上第一个“跳出农门”的成员。她本科毕业于斯特灵大学传媒与英语专业，又在格拉斯哥大学拿到创意写作硕士学位，曾在BBC苏格兰地方电台做了多年记者，生育孩子后辞职成为自由作家。她的弟弟子承父业，仍然做护林员，在林地里耕种。在追溯家族的乡村生活模式时，她敏锐地觉察到，她的祖辈世世代代都住的是“捆绑小屋”（tied cottage）。所谓“捆绑小屋”，指的是附属于某一块土地的住宅，产权属于土地的主人，土地主把它们分配给雇佣的农民、劳工居住。不管是免费使用，还是按最低限度收取租金，捆绑小屋都被认为是薪酬的一部分，或工作的津贴、福利。对劳工而言，捆绑小屋靠近他们工作的地点，只要连续签工作合同就有地方住，这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其实，决定权牢牢掌握在雇主手中，意味着捆绑小屋带有不稳定的属性，一旦农民和劳工失去工作，房子就被收回，他们及其家人立即面临流离失所的困境。史密斯书中提到1875年《先驱报》的一篇报道，里面有个细节：苏格兰低地福尔柯克的一个老煤矿工人住的捆绑小屋，房间内非常潮湿，生火时地板上会冒出缕缕蒸汽。她还引用了另一个新闻报道中的细节：1902年冬天，在约克郡的德纳比梅因村煤矿工作的矿工举行罢工，他们的家人马上被赶出捆绑小屋，成群的妇女和儿童带着被雨水淋湿的家什挤在路边。到1948年，有34%的农业工人住在“捆绑小屋”，到197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3%。英国政府多次出台法案，保障“捆绑小屋”租户的租住权，其中有一条是如果他们不在此岗位上工作了，可以按市场价向房东交房租，继续住在里面。这些年，随着房价大涨，很多人无力购买住房，“捆绑小屋”又逐渐受到关注。“捆绑小屋”兴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兴起新一轮的圈地运动的时期。出身威尔士乡间劳动阶层家庭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其著作《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指出，圈地运动让农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首先，我们最好完全放弃‘农民’（peasant）这个说法。英国多数地方实际上不存在农民，尽管作家们仍然用‘农民’这个词指代在乡村生活的人。”“真正的乡下人”是地主、佃农、商人、手艺人和劳工。史密斯家族若干代都是劳工。她的父亲是护林员，工作地点时常变动，她自出生就跟随父母辗转于英国各个庄园的一座座“捆绑小屋”。别人听到她家有庄园的地址，立刻肃然起敬，以为他们的生活很奢华，其实他们的住屋年久失修，阴冷潮湿。和他家同住的还有农工、管道工、管家、物业经理、猎场看守人，他们一起替雇主打理大宅子，经营土地。在史密斯的童年，她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劳动阶层。他们“生活追随着富人的脚步”，进入到富人的领地，虽然没有恒产，却能享受那里的天空和大自然，这几乎让她丧失了阶级感。她笔调喜悦地回忆童年时和庄园里其他雇工的孩子一起玩耍的情景，孩子们在杜鹃花灌木丛中捉迷藏，冲着送鱼的货车喊叫。她在鸟鸣和雄鹿怒吼的声音背景中长大，在树林和山丘的仙境中漫步，仿佛“现代勃朗特姐妹”。史密斯也毫不避讳地讲述了她逐渐感受到的与“大房子”里的人之间的鲜明对比。“大房子”里的人拥有史密斯家住的房子，他们的孩子会去外地上私立寄宿学校，不会和雇工的孩子一起在本地学校的操场上玩耍。十几岁时，她学会了在接听电话时改变口音，以应对是地主或是朋友打来的电话。当她开始写《农场》这本书，写出她成长经历中感受到的种种矛盾，才意识到，她父母这个农业劳工群体属于天天劳作、生活的土地，却并不拥有这片土地。在世人包括英国人自己看来，英国的一个文化标签是“乡村”。如果问真正的英国人怎么生活，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住在乡下，一杯接一杯喝茶。所以英国著名记者、作家杰里米·帕克斯曼会嘲讽：“英国人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自己实际居住的城市，而是属于自己并不居住的乡村，他们仍然觉得真正的英国人是个乡下人。”人们对乡村生活习惯于简化或者美化，要么集中在描述《唐顿庄园》式的贵族世界，或者野外观鸟、徒步，要么是明星厨师教授如何利用AGA炉灶慢炖牛羊肉和野味——AGA炉灶是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古斯塔夫·达伦在1922年发明的，热效率很高，一台炉灶能解决一座住宅的烹饪、热水和供暖，在英国尤其受欢迎，成为乡间富裕人家的标配。即便是反映兽医生活的电视剧《万物生灵》，也不乏对农民的超现实表现：年轻的农民海伦，穿着时髦的牛仔背带裤，开着卡车干活，总是干干净净。剧组把她当成约克郡谷地的职业女郎来刻画了。其实，据2019年的英国人口统计，82.9%的英格兰人口、83%的苏格兰人口和80%的威尔士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现在的英国人前所未有地远离乡村生活。大多数英国人对农村有误解，农村对他们来说仍是遥远的世界。历史学家、系谱学家和档案研究人员协会（AGRA）成员艾玛·乔利（Emma Jolly）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兰开夏郡的农村长大，她谈到自己上中学的第一天惊讶地发现，新同学中有很多人从未听说过她住的村庄，而她对城市道路也一无所知，放学回家的路犹如一趟漫长而曲折的旅程，她总会在找公交车站时迷路。史密斯有相似的经历。她的阅读量很大：“我厌倦了阅读游客对乡村的游记。没错，这里的山很壮观，蘑菇也很美味，但游客们常常忘记，这个美丽的地方也是工作的环境。真的有人住在那里。”她还发现反映劳动阶层的书几乎都针对城市劳动阶层，极少有关于农村地区的。农村劳动阶层的声音始终是听不到的。如果讨论林业问题，发言的都是学术界专家，在这片土地上工作或生活的人，比如她父亲，却被忽略了。“他们往往是真正的专家，只是不被认为是专家。”她决定自己动笔写，“给那些通常没有发言权的人一个发言权。”被忽略的还有农工身边的妻子。她们和丈夫共同塑造了英国的乡村。在史密斯和弟弟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劳动阶层的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前途，母亲们尤其没有工作机会。我和弟弟在约克郡的一个乡村庄园里的‘捆绑小屋’长大，这意味着住房是因为我父亲的工作得到的。每天早上，爸爸带着午餐饭盒去森林里干活，妈妈就留在家里照顾我们。我们住的小屋离最近的村庄有4英里，这意味着到最近的商店，当然还有学校，要走4英里曲折的路。她带着我们在花园里玩耍，甚至在雨中散步，逗我们开心。那儿没有游戏场，附近也没有朋友。我很难想象我母亲有多么孤独。”史密斯了解到，“孤独”历来不被视为问题。20世纪40年代，英国林业委员会在偏远地区为工人们建造了定居点，“却从未考虑过远离尘嚣对于农工社群的隐形支柱——女性，是个难题”。林区村庄的女性为了购买日用品，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她要先骑2英里自行车，然后换乘火车、轮渡和公共汽车，到达最近的城镇；她不能买太多，只能买她带得回去的东西。有的女人搭运木材车。很难找到关于农村女性生活的记录，因为她们没有被记录的价值。史密斯写道：“她们是工人的‘妻子’：林业工人的妻子、农民的妻子、煤矿工人的妻子。男人的工作把她们带到了这些美丽但残酷的农村地区，而女人让一切正常运转起来。做饭、打扫、修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她们是社群里的主心骨。一些妻子不仅要扮演传统的角色，还要帮助丈夫干农活。有哪个农民的妻子不像农民呢？她们不喂奶、开拖拉机、收割吗？甚至下井挖煤也一度是全家一起上。妇女和儿童也要下井，直到1842年英国政府出台《矿山和煤矿法案》，禁止任何年龄的女性和女童下井劳动。然而，妇女们在地面上继续工作，她们分拣煤——她们需要尽可能地赚些钱。但她们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已从历史中抹去。”在序言中，史密斯说她并不打算详尽描述农村劳动阶层，她对“农村劳动阶层”的定义并不基于经济因素，而是基于劳动者与自然环境是否有联系，特别是情感的联系。她在书中反复讲述、探讨“在土地上工作、生活而不拥有土地”对乡村人意味着什么。她的曾曾祖母经历怀孕、生产、孩子夭折的1891年，哈代发表了小说《苔丝》。小说中苔丝一家被农场主收回“捆绑小屋”、流离失所的情节，也是查尔斯和玛丽·安生活的部分写照。在今天，哈代描写的农村劳动阶层生活的不稳定性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出来。史密斯在采访中遇到很多苔丝家的情况：土地主缩短租约，这让农民无法规划改善土地的长期项目；庄园主解雇地产上的农工，把土地出售给地产开发商，或者把“捆绑小屋”改成Airbnb。这些农工世世代代生活在乡村，塑造了乡村又被乡村塑造，如今被排挤出去，再也回不去了，未来陷入不确定。史密斯认同Airbnb或城市居民的第二套房为乡村发展注入了资金，避免了农村社区萎缩。游客和第二套房子的业主“可能会给当地商店带来一些收入，但不会给学校带来更多的孩子”，史密斯写道，他们都是“过路人，不会成为哑剧或夏季舞会的筹款委员会成员，不会成为教堂会众的一员，也无法组织当地的同乐会。他们逐渐窒息了本地的生活”。在斯凯岛，20%的房子改成了Airbnb。有些旅游地产榜上的热门村庄变成了幽灵村子，酒馆和面包房倒闭，学校关停，平时冷冷清清，只有到了周五晚上，第二居所的业主开着豪华越野车来度假，才有了些许人气。很多农村居民对蜂拥而至“排队登上斯诺登或本尼维斯山峰”、堵塞道路的游客嗤之以鼻，他们“不好意思但却真实地承认，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封控是多么美妙，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土地第一次属于自己”。这样的情绪，史密斯评论道，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人有权把土地称为“他们的”，尽管土地权实际上掌握在持有地契的人手中。
英国作家丽贝卡·史密斯的新书《农村：乡村劳动阶层的生活》在书的最后一章，她访问了赫布里底群岛的埃格岛（Isle of Eigg）。私人岛主对岛屿不闻不问，以至于小岛几近荒废。岛上的63个居民和苏格兰野生动物基金会、高地议会共同成立“埃格岛遗产信托基金会”，筹款于1997年买下了小岛。埃格岛从私人拥有变成了社区拥有，由遗产信托基金会代表社区管理。岛民们制定了一项条款，房屋交易时，房主只能把房子卖给承诺常年居住的人。史密斯评价这种另类的“社区土地所有权”防止了资本对岛屿资源的过度商业利用。正是这一略带理想化的乡村保护方案，“让我感觉到我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的国家是如何真正建立起来的”。（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52期。参考书目Richard Jefferies，Landscape with Figures：Selected Prose Writings，Penguin Books；Ra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Chatto and Windus& Spokesman Books；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学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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