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市重点高中的孩子，上海普通高中里的学生，是大多数成绩普通的“自家孩子”。他们的出路大多是偏向应用的二本或民办本科，在高中开展生涯教育，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未来可能的专业和职业，就变得尤为重要。十年新高考改革以来，学生获得了一些单纯比拼成绩之外的出口。今年恰是选科要求变革、教材改革、考试时间变更都集中在一起的一届高考，师生们面临空前不确定性。在学习压力之下，兼顾学业与兴趣，为大多数学生创造更多元的升学途径，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记者 | 刘畅上海市闵行区实验高级中学（下文简称“闵行实验高中”）高二学生赵明的妈妈说起儿子，仿佛在说“别人家的孩子”：“他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去年校园开放日前，他向我和他爸讲，他要上台表演音乐了。他小时候学过一段钢琴，但没有音乐细胞，早就放下了。我就逗他，问他‘五音全吗’，他说不是唱歌，是打架子鼓。那是他参加学校的乐团社，会架子鼓的同学教他的。校园开放日那天，教他的同学去不了，他就顶替上去。他们组了一个小乐队，除了他之外，有主唱，有吉他手，有人弹钢琴，一起唱了一首《海阔天空》。他爸爸心里暗喜，‘儿子实现了我年轻时的梦’。”闵行实验高中的学生课间在教学楼长廊上散步（拾越 摄）高中以前，赵明完全不是这样。赵明的初中是上海闵行区内一所很有名的民办中学，他的成绩处于中游，在班里不起眼。竞选班干部，学校组织运动会，他从不参加，觉得“连成绩都不好，其他的无从谈起”。久而久之，连父母也觉得孩子性格就是如此。赵明妈妈和我分享儿子在高中变得开朗、自信时，我们正坐在校长办公室里。新学校的“新”在这里一览无余。闵行实验高中坐落在闵行区西南方，包围在高新工业园区的厂房和商品住宅小区里。从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周边除了一所初中，就是被植被覆盖、正在开发的荒地。办公室内，没有行政官员办公场所的古板，反倒像活动工作室。隔断将办公室一分为二，由一扇透明的玻璃门相连，里屋是校长的办公桌，我和学生家长就在外屋的接待室，平时也接待学生。接待室布置得五颜六色，桌子是不规则的“8”字形，桌子旁的书柜上，摆着《第三帝国的兴亡》之类的历史研究著作，暗示着校长教授的学科。校长林唯在里屋办公，有时赵明妈妈越过我，和林唯像朋友一样用上海话说两句。林唯目光炯炯，言语铿锵，看不出50多岁的年纪，却一眼就能认出是老师。她曾在一所市重点高中任教近30年。当时的学校是“一张白纸”，林唯作为那所市重点高中副校长和特级教师的资历，同她一起来到新学校的一批中年骨干教师，以及学校崭新的设施是学校招生时的亮点。赵明在中考时有些发挥失常，没有考上市重点，就来到这所普通高中，成为成绩靠前的学生。他和家人填志愿时考虑，“校长这样的特级教师亲自教课，即使孩子考上了市重点，进不了实验班，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师资”。不过，一所新学校和优秀师资，并不是我前去拜访的由头，赵明这样成绩中等的孩子在高中的变化却是原因之一。因为中学生的心理问题频发已是社会共识，几乎每所高中都有不少患抑郁症的孩子。比如在闵行实验高中，目前两个年级共520多名学生里，几乎每个班都会遇到情绪障碍的学生。有抑郁倾向的孩子的家长往往在学习和生活上都非常严苛，指责孩子做错题、比较其他同学的成绩，即使假期对孩子几点起床、几点洗澡都安排得事无巨细。而如果以“成绩论英雄”，成绩中等的孩子在上海的人数最多，是更普遍的“自家孩子”。顶尖高校对于他们遥不可及，他们也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如何在他们身上“人尽其才”，是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面向。这些学生有共性，像赵明在初中时的沉默寡言并非少数。“由于成绩普通，往往在学校得不到关注，不愿意尝试和表达，也就更没有学习动力。”林唯比较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学生发现，“因为学生之间的能力差异不会特别大，差别体现在习惯上，学习一般的孩子往往遇到一点困难就放下了。这个特点源于学生普遍家境不错，学生没有形成一定要自己争取一些东西的习惯，而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同样是社团活动的任务，在市重点学校里布置下去，学生会自己克服困难后给出一个结果，但在这里，学生会冒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林唯的办法是创办丰富多彩的活动。那与她自己的学生生涯相关。她在上世纪80年代读初中时，各学科的任课老师就开了丰富的选修课。于是，如今在闵行实验高中，目前有23个社团，高一、高二的学生在每周五下午有两节专门的社团课。为防止学生只是“头脑发热”，每个社团除了社长、副社长，还配有财务，学校不仅找大学生为学生做指导，还拨付每个社团1000元的启动资金，社团每年要举行两次大型活动，一次是校内的校园开放日，一次是走进社区的路演。除此之外，还推荐学生参加各式各样校级、区级、市级的竞赛。“我希望我的高中一方面培养能有幸福生活的技能，高中所学为未来的技能服务，一方面要有幸福生活的感知能力，所以就让孩子们做事、付出，从反馈中体验价值感。”赵明的自信便源于此。那是高一暑假，他组队报名参加了全市的未来工程师比赛，学校老师为他们做辅导。比赛项目是为街区服务，改造已经很少人使用的电话亭。他们组的创意是将路口的电话亭改造成环卫工人休息的场所。从构思创意、设计模型、寻找材料，到制造、组装模型，都要自己动手。比赛时间是在11月，从7月开始赵明和另外两名组员牺牲放假和晚自习的时间在学校“赶工”。但他们组的进度慢，当项目进行到一多半，他自认为无法与其他组竞争，就找老师说要放弃，但比赛必须三个人，他退出意味着学校就失去了比赛资格。林唯找他谈话，一方面建议他可以找懂机械的爸爸帮忙，一方面告诉他，学校并不在意成绩，更在意作为闵行实验高中的学生“想做就去做”的精神，无论名次如何，他们做出的模型都会在学校里留存，作为给学弟学妹的榜样。集体荣誉感令赵明眼前一亮，他埋头坚持，最终他们获得了全市二等奖。赵明妈妈记得最清楚的则是，赵明见完校长后和她说，“临走前，校长特意和我握了握手”。类似的情况在学校里比比皆是，背后的逻辑也很明了，多元的评价标准能让不同孩子获得价值感。但放眼整个上海高中教育的背景，自2014年开始新高考改革以来，从曾经招生时区分文理科的“3+1”（也就是高考中语文、数学、英语之外，另从其他六门中选一门考试），改为不区分文理后的“3+3”，高考需要多考两门；到今年第一届高考生所报考的专业中50%以上的专业都需要在高考时选考物理、化学；选拔学生的科目增加，学生则需要学习更多知识。学校与家长培养孩子过程中，能否事实上平衡不同的要求，则需要进一步追问。赵明一家在申报闵行实验高中之前，也想过以出国读本科为培养目标的学校。但赵明妈妈对孩子在国外上本科有不小疑虑，因为在她工作的团队里，基本都是大学刚毕业不久的“00后”，许多都是普通高校毕业的孩子，而她也接触过被朋友送到国外读本科的孩子。她对比后发现，像赵明这样的孩子，本科送出国，进入“藤校”的概率微乎其微，而在国外的一般高校里，家境不错的中国小孩很容易养成“眼高手低”的毛病，未来没有实际的工作能力，反倒是自己企业里那些学历更普通的孩子，不仅办事踏实，内驱力也强。她希望孩子成为后一种人，利用假期带赵明体验各种工作。她记得她曾让赵明在暑假到深圳郊区灰暗、没有空调的小作坊里，体验一天八小时贴标签、拆装包装的工作。赵明干了一天后告诉她，他感觉自己在变成机器，拆装包装三个小时后，他就“不用带脑子了”，工作三天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再干下去会变成傻子，黑乎乎的小房子做重复的动作，会让人强烈地感觉人生无望”。对于赵明这样成绩中等的孩子来说，了解自己的兴趣可能比顶尖学生更重要。因为据多位上海的教育从业者分析，一所普通高中的学生在高考中，能够上“985”“211”学校的学生凤毛麟角，达到“一本线”，也就是如今的“综评线”的学生只有三四十个，更多孩子可以上一个“二本”或民办本科。这些学校的专业本就更偏重应用，学生上大学后“腾挪”的空间，相对顶尖学生也会更小。高中为学生做更早的职业生涯规划，通过实践活动带学生了解大学的专业、社会上的职业，让学生产生兴趣，培养相关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林唯开展各种社团课在升学上的价值所在，也符合2014年以来的高考改革方向。在当年3月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规定，“要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指导学生学会选择课程，做好生涯规划”。概括的规定背后，则是新高考改革“倒逼”的实际需求。“3+3”之后，高中课程分为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的校本课程，其中必修课对应必修教材，选择性必修课程就是高考中语、数、英之外，选择的“小三门”课程，对应选择性必修教材。选科的差异，意味着高二学习不同的教材，所以高二一开学就要走班，如果等到高二上学期学完再改换专业，“小三门”的课程就会落下。于是，学生在高一上学期就需要了解学科和学科对应的专业。各个学校的做法大同小异，高一学习全部六门课程，老师讲解政策、请外面的专家或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讲解专业和工作。在闵行实验高中，高一第一个月后邀请家长进学校，对家长做一次宣讲，第十周期中考试后再做一次宣讲，之后高一第二学期学生会根据已有的考试成绩，结合自己兴趣，评估自己能力，开始选择分班。与选科的要求同步，教学大纲的内容增加了综合素质评价，生涯教育、研究性学习和志愿服务都是高中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综合评价也成为一种高考录取方式，当学生达到相当于“一本线”的“综评线”，包括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名校在内的部分高校可以按照“高考成绩85%+校测成绩15%”的比例录取考生，而综合评价的面试会涉及学生在高中参加的研究性学习和各项实践活动。所以，即便从功利角度考虑，不论是班会、暑期的讲座、参观，乃至在与研究性报告相关的选修课上，生涯教育都必不可少。林唯对功利的作用有切实的感触。2014年推出高考改革新政策时，她还在之前的学校任教，赶上那所学校排名跌落，为创办学校特色，林唯在两个实验班中开设生涯教育的课程，她邀请各高校的科研团队、闵行区的企业领军人物，每两周到班里做一次讲座，又带一些学生到美国的伯克利大学做研究课题，成果发表在美国核心期刊上。“那时阻力不小，其他班学生考试时，那两个班在听讲座。有一次我和演讲专家进教室迟了些，其他学科老师一看学生没事，进教室就发卷子。我跑到教室，立刻就把考卷收了。2017年新规应试的第一年，到美国做课题的6名学生在综评中脱颖而出，考上单凭高考成绩上不了的复旦大学，后来生涯课便成为每个学生都要上了。”各个学校开展生涯教育的方式与林唯类似，各种活动背后依靠的是校长和老师发掘、编织的人脉。赵明妈妈与林唯的熟识就源于此。赵明妈妈的公司会把商品发布到跨境电商平台上，林唯和她商量后，她把足球门框之类的商品先带到学校给足球社的孩子试用，反馈使用感受，又让摄影社的学生拍宣传视频，法语社的学生配法语字幕，采纳后会给学生一些小礼品。“即便高考用不到这些经历，日后求职时也会有用处。但一些家长支持，一些家长会说，‘孩子是挺快乐，只不过是不是太轻松了’。”林唯和她的同事每年都会面临家长的不理解，一些家长用自己当年高考的思路构想现在的高考，“也有只专注‘刷分’的学校，家长在中考时就该有抉择”。家长们对学业的担心并非全因思想陈旧，赵明在高二下学期也紧张起来。他喜欢机械相关的工作，“小三门”选了物理、化学、生物，他发现每天下午的课多了一节，最后两节课都是练习。自己周末的活动向补习班倾斜，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一起补习，自觉有些吃力。当班里还有同学上课嘻嘻哈哈时，他已进入备考状态，晚自习时自己找个安静的角落做作业。赵明感到的压力，一方面是普通高中学生的普遍现象。中考满分750分，经过中考平行志愿的“切割”，学生按照录取分数从高到低落进不同层次的高中。民间流传着“中考差10分，高考每科差10分”的说法。在中考的筛选之下，学生的应试能力基本定型。掌握课本上同样的知识点，相比顶尖的学生，成绩普通的孩子往往就需要更多课时。课程主任张志民是物理老师，他就发现，相比市重点的学生，这里不得不让学生背物理公式。另一方面，却是高考形势使然。上海高考今年首次在高三考“小三门”的全部学科，今年也是全国高校理工农医类大部分专业原则上都会要求物理、化学双选的头一年，以及赶上“双新”（新课程、新教材）改革后，所有学科都使用新教材考试的第一年。他虽然是高二，但整个高三学习、复习惯常的节奏和策略都被打破，高二也失去了借鉴的标准。按照从2017年到去年的惯例，赵明如果“小三门”选择生物、地理，或是其中之一，他将在高二下学期完成那两科或一科的“高考”，也就是等级考。进入高三后，他实际上需要复习的科目是与2017年相同的“3+1”或是“3+2”。高三上学期末的12月份“一模”，一个月后春考，次年3月和4月“小三门”和“大三门”分别“二模”，5月“小三门”的学业水平等级考试，6月“大三门”秋考。在这样的安排下，除了个别一定要学习物理、化学的学生，老师都会建议学生“小三门”至少选生物和地理中的一门。“田忌赛马”的思路很明确，一些市重点学校的化学教学成绩突出，学校就会引导学生多选化学、生物，而在普通高中里，选择历史、地理、政治学科难度更小，成为更普遍的选择。虽然牺牲了一些学生的兴趣，但在应试的指挥棒下，学生压力能够尽量减少。而为了保证选择“小三门”之间的公平，上海今年所有“小三门”都要在高三下学期的五月考。一切节奏都被打破。不仅如此，在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双新”教育改革之下，从2019年开始，上海高一新生的教材按学科陆续改为新教材，到2021年高一的所有学科都换成了新教材，今年与新教材对应的全新题型将出现在高考中。总体而言，对于高三的老师和学生来说，一方面像物理学科，他们没有见过新题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刷”过去的模拟考试题已经没有意义，只能上海各区间相互借鉴；一方面，“双新”改革明确的方向是情境化的教学和考核，需要学生理解知识，而非记住知识点。比如数学教学需要建模，英语考试增加缩写的作文题，把上千字的文章提炼、重新梳理成二三百字，学生没有办法记模版；一方面，教材的广度大增，张志民发现，物理的难度达到了20多年前的水平，“‘3+3’后，对于物理老师而言，实际上教学任务变简单了。因为之前‘3+1’时，物理是150分，‘3+3’后改为100分，而且要求1小时的做题时间内，平均分要达到70分，大部分题目相当简单，如今没有平均分的要求，教材里涉及物理学的方方面面，连相对论的内容都会教到”。成绩中等的学生应对这些变化，遇到的困难更多。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情境化教学最终也会转化为“刷题”，只是不刷知识点，而是刷不同的情境，训练学生的迁移能力。但诸如英语学科，当顶尖的学生在训练理解文章时，普通高中的老师往往还在盯着学生背单词和语法。平衡学生参与实践的理想和应试成绩的现实，挑战也变得更大了。闵行实验高中目前虽然没有高三年级，但老师们估计，最终能够过“综评线”的学生有三四十人，他们需要为此“冲一冲”。而新学校里“90后”的年轻教师占大多数，张志民未雨绸缪，要为高三教学培训老师，特意举办老师解题、讲题比赛，让老师们抽一道题目，在评委面前，模拟讲课，把题目用12分钟讲一遍，评委打分，检验他们的正确率。春考是所有科目的合格考通过后，在秋考前的高考。它只考“大三门”，高校录取时综合总分450分的春考成绩和满分150分的院校自主测试成绩，招考的专业不限学科，是缓解学生秋考压力的一次全市统一考试。上海本地的一些公办、民办高校的个别专业会在春考后招生，其中大部分是二本高校和民办高校，也不乏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之类的一本院校。与“综评线”不同，历年的春考招生资格线都很低，今年是255分。过线的学生可以根据意愿申报学校，学校按名额划线，再进行院校自主测试。在春考中，学生可以申请最多两所学校，收到多封录取通知书，然后自己选择一所。但春考录取后，就不能再走秋考。每名学生都要参加春考,由于上海的外语可以考两次，部分外语发挥好的同学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语文和数学上，这样5月以后就是专心复习数学和语文。春考对于顶尖学生，只是多一次练习，价值也仅止于此。而对于成绩一般的学生，却是一次重要的机会。因为在赋分制下，学生间的差距更加直观。“3+3”实施后，“大三门”每门150分，直接采用高考笔试的成绩。而“小三门”实施赋分制，每门70分，需要参加等级考试，而只要参加等级考，并获得有效分数，就能获得40分。考生依照排名分档，三分一档，一共由A+至E，共11档。在赋分制下，卷面分数不再重要，无论考多少分，都是考查考生彼此的排名，档位一目了然。
虽然三分一档，看起来一分就能相差一操场的人，但因为课程的难度，赋分制实际只是让同层竞争变得更为直接。对于成绩中等的学生来说，“小三门”里一档的进展，远远难过“大三门”里多拿一分，成绩一般的学生普遍的档位都在C左右，当这里的学生在一次模拟中考到了A，师生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学生有了多大进步，而是发觉头部高中的学生有人掉队了。在一些普通高中，一些学生在“小三门”中都会舍弃一科，因而最终三门的成绩往往是B、C、D的组合。所以在大部分专业都要求物化双选，学校也被要求有相当比例的学生物化双选的情况下，“选科套餐”的思路仍然存在，只不过曾经大部分学生不选择只有顶尖高校的物理相关专业才需要的物理学科，既是降低高三备考负担，也是避免做顶尖学生竞争时的分母，如今成绩中等的学生即使选择了物理和化学，也只是为了占一个未来能够选择更多专业的位置。而在春考招生人数、专业有限，学生又难以达到“综评线”的情况下，有些寻觅到自己志向的学生，就需要采用一些“迂回策略”。林唯的学生里有一个孩子喜欢观鸟，尤其欣赏那个领域里一名著名教授，但生物专业需要物理、化学的成绩，学生能力实在遥不可及，“后来她发现自己可以学传媒专业，日后到教授的工作室运营公众号，同时就可以跟着一起观鸟”。（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17期，应采访对象要求，赵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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