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慊慊：离职顶级画廊，“危机”亦“机遇”！
谈离职
齐超：今天是你在豪瑟沃斯画廊供职的最后一天，没想到你把如此具有节点意义的一次对话交给了我们时尚芭莎艺术。当下的大环境相信不用赘述，在这样一个艺术市场行情并不太景气的时候选择离开，行业内一定会对此产生疑问：你为何离职？以及是否是因为市场不好才选择离开？
郭慊慊：首先，我个人非常信任和欣赏时尚芭莎艺术的观点和内容，相信在这样一个优秀的媒体平台上分享一些从业心得，或许会给到身边的朋友们一点启发。其实也并不算完全离开，我依旧还是豪瑟沃斯画廊的顾问，今后还会帮助画廊开展很多业务。
疫情期间我做了许多思考，这个变幻莫测的时刻更让我坚定：趁自己有时间和精力时再冲一把、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在艺术市场从业八年，在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都有多年经验，再此前又供职于互联网公司，也有独立创业经历。在这样的经验和背景下，我的能力未来能够帮助藏家和机构建立更加完善的收藏体系，为新晋藏家进入艺术市场提供指引，同时开展与年轻艺术家们的项目合作，挖掘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家，期待在整个艺术生态环境的实践中能够创造价值、有所突破。
同时在疫情中，我们都切身感受到科技和互联网对艺术市场的侵略性影响，以及在短短四五个月时间内，整个市场向科技前沿迈进的步伐。何为“危机”，它是一次“危险”，也是一个“机会”。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让我们面对危机时首先选择自我保护和回到舒适区；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危机造成的被动未必不是一个开启事业新篇章的契机。
齐超：画廊对你的这一决定作何反应？
郭慊慊：画廊在疫情爆发后也处于自保心态，所以能够理解我的选择。并且我也表明，在离开后依旧与他们保持近距离合作关系，不管是艺术品销售还是展览项目。我很感谢豪瑟沃斯在这四年来给予我的机会、自由以及成长舞台，离开并不意味着关系的终结，而是另一个合作关系的开始。
齐超：未来会选择把精力都放在做艺术品交易顾问这件事上吗？你在画廊供职的四年最直接的就是面对藏家和市场，而当下艺术品顾问这一领域的从业者质量似乎良莠不齐，你如何看待？
郭慊慊：顾问不仅仅意味着打理艺术品交易，更意味着与藏家或机构建立长期合作。相比于浅层次地提出收藏建议，更重要的是对未来规划的长远展望，并由此横向延伸至更多问题——机构怎样建立品牌，怎样提高观众粘性等。我此前的工作便聚焦于此。豪瑟沃斯的品牌众所周知，但一个国际画廊如何打造自己的独特性？从展览的内容、营销，抑或是公关和线下活动等多方面来体现品牌独特性，这是我综合多年来各行各业经验后收获的宝贵成果。艺术顾问不仅是一名只专注于艺术品交易的搬运工，他是一座桥梁——如何将艺术与更多人连接起来，产生关系和影响。我的这一想法已酝酿许久，疫情恰好激发了决心。
谈画廊经营
齐超：这几年，国际顶级画廊在中国乃至全亚洲的推广势头很猛，也的确初见成效。以至于很多年轻的艺术从业者朋友都和我表达过想要更多了解其内部运作的想法。而你在豪瑟沃斯这四年，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郭慊慊：我进入豪瑟沃斯后被任命为亚洲资深总监，毕竟我是中国人，熟悉本土语言和文化，且有中国艺术市场的工作经验。当时豪瑟沃斯给了我一个完全自由独立的舞台，没有人给我任何帮助或提点。从孤军奋战到后来的团队协作，进而达到了今天的成绩——在香港开设画廊并拥有一支优秀的运营团队、在亚洲各城市举办瞩目的展览、把画廊品牌打造出独特性……在没有借鉴的情况下依靠本能、商业分析和二级市场经验把品牌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这一过程使我获益匪浅。
而另外重要的一点便是对画廊运作及其生态环境的深刻理解。二级市场以作品为基础，一级市场则以艺术家为基础，以至于最重要的一点是和艺术家打交道。如何通过举办展览、宣传、相关活动推动艺术家的成长，以及各区域观众对他们的认知和认可，是我这几年的工作核心。这一过程就像养育孩子一样，目睹艺术家从一个新鲜稚嫩的状态逐步成长懂事，同时自己也与之一起成长，这是这四年与之前工作的最大区别，也是我感触颇深的部分。
齐超：那我要帮艺术家们问个问题，豪瑟沃斯是如何与艺术家进行合作的？是否有某种模式？
郭慊慊：并没有固定模式，但固定的理念是一切以艺术家为出发点。艺术家工作的重心就是创作，画廊帮艺术家把创作以外的工作——关于商业、推广、策划的事情全部完成，综合地考虑艺术家在每个区域的市场，并以此为基础战略性地进行未来规划，一步步为其铺路。其实在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中，画廊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大部分艺术家的创作是一个感性的过程，而画廊是一个理性的补充。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艺术家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是创作大蜘蛛雕塑的，但如果四五年前问除了大蜘蛛还有什么作品，恐怕多数藏家都答不上来。我在了解其70多年丰富创作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呈现她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选择了从美术馆展览出发。那时，布尔乔亚作品价位已然不低，对于这样的20世纪大师来说，一个大型回顾展方能淋漓尽致地呈现整个艺术生涯的创作面貌，使观者和藏家真正理解到她的创作深度。上海龙美术馆展览和北京松美术馆展览等无数铺垫后，我们才在香港举办了她在亚洲的首次画廊个展，同时获得了极好的销售数据。这其间环环相扣——有了观众从了解到认可再到热爱一个艺术家的基础，销售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画廊与艺术家珠联璧合，最终才能达到理想的高度。
齐超：我听过不少艺术家与其代理画廊的合作并没有外界看到的那么顺利，甚至矛盾重重。假设艺术家和你们画廊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分歧，画廊会如何处理？
郭慊慊：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最具个性。画廊和艺术家的合作就像谈恋爱，双方的信任是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如果希望这段关系走得远，就需要保持良性沟通。首先要坚持以艺术家为出发点，在共同目标上与艺术家达成共识——例如学术地位的提升、市场的攀升，几乎是所有与商业画廊合作的艺术家的共同方向，然后找到实现目标的合适方法。
磨合和沟通的过程就是建立关系的过程，整个艺术圈中所有角色都以关系为基础，无论是艺术家、画廊、藏家、机构，还是拍卖行，都处于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内，有些基于长久信任，有些只是一次性的交易，怎样建立信任、依赖和默契，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齐超：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几年前有个艺术家朋友情绪非常低落，来找我诉苦。其实他的作品在学术界是被认可的，只是市场表现不太尽如人意。他和我说，作为画廊签约艺术家的一份子，觉得自己比其他“同事”卖得差，因而非常自卑，觉得自己是画廊的累赘。后来我稍作调查，发现这种心态在艺术家群体内普遍存在。当你面对这样一位找你诉苦的艺术家时，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郭慊慊：首先，价格的高低并不决定画廊为其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豪瑟沃斯的艺术家作品从几万美元到几百万美元，价格区间跨度很大，但并不代表价格低的艺术家就会失去关注，画廊看艺术家永远抱着长远目光——他的潜力在哪里？未来空间有多大？艺术家的心态与画廊主的理念都很重要。艺术家首先不该以自己当下的价格来定位自己的价值，而画廊主也应当坚信艺术家的才能，不能以价位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做画廊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需要耐心、毅力，如果只以当下市场数据衡量艺术家，我劝他不要做画廊。
齐超：近年来，不少国际优秀画廊先后进驻香港，品牌和口碑逐步建立，以至于似乎动了一些其他画廊的“蛋糕”，这让不少收藏家对其产生了迷恋，甚至将其神话。你就身在其中，如今觉得应当怎样看待这些国际大画廊？
郭慊慊：国际画廊的进驻也许会对本地画廊造成一定威胁，但长远来说利大于弊。随着强劲的竞争者入场，整个市场的“饼”会越来越大，每个人分到的那一块也相应变大，这对于大环境而言是好事。并且强劲的对手入场会迫使本土画廊自我审视，刺激其转型发展。本土画廊在财力与人力难以匹敌的情况下更需要看清自身优势——对本土艺术家的熟悉程度、自我定位等，从而与国际画廊提高区分度并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最近几年，年轻一代藏家逐步进入收藏界，艺术市场风云变幻、无限可能，即便实力雄厚的国际画廊也难以“独善其美”。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场面——本土、海外的大中小画廊与二级市场之间互补，加上私人美术馆、基金会等机构的建立，形成一个更加丰富的艺术生态环境。
齐超：四年国际画廊工作经验，如何影响了你的视野与价值观？
郭慊慊：首先，我的视线回到了一级市场，画廊真不同于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中心是作品，画廊则回到了艺术的本质，即艺术家。艺术是什么？大众为什么热爱艺术？因为我们热爱美、想看到美、传播美，然后创造美，而美的创造者就是艺术家，所以这才是核心。这四年看着艺术家的创作，我也会思考自己的事业如何创造更多的价值。艺术带来了诸多不同层面的价值，无论是观众还是画廊主、拍卖行、策展人，其角色都源于艺术本身。而我作为一名艺术从业者，也需要思考怎样像艺术家一样创造一些价值以影响更多人。
谈艺术市场
齐超：艺术界有一种比较负面的说法：西方大画廊签约中国艺术家，是去收割艺术家身边的藏家资源。你如何看待这种论调？
郭慊慊：并不排除这种现象，但并非所有西方画廊做此动作都抱此目的。我坚信如果一家画廊想要深耕某市场，它必须要和当地艺术家建立联系。就像我刚才说艺术的来源是艺术家。艺术是什么？是作品。如果要在一个市场长存，不与当地的艺术家建立关系，仅仅想收割藏家，最后的结果大概率会失败。
齐超：那么是否也可以简单理解为：西方画廊签约的中国艺术家数量还远远不够？
郭慊慊：对的。除了与当地艺术家建立关系，跟画廊周边的艺术社区产生关系甚至推动其发展也同样重要，要看到当地艺术生态圈的方方面面。举个例子，一个外国人搬到北京生活，不学中文、不学中国文化，也不愿意融入中国社会，他就缺乏在这里生根成长的决心，难以长久生活。同样的，如果一个西方画廊抱着极为肤浅的理由来到中国市场，也难以生存长久。
北京松美术馆“路易丝·布尔乔亚：永恒的丝线”展览现场，2019年
齐超：在你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与西方最显著的区别是什么？
郭慊慊：不同于西方较为成熟的艺术市场，当下的中国市场还属于“新兴市场”。成熟的市场，其藏家都是已知的，意外情况极少出现。但咱这里天天都在发生新情况，买家天天都在更换，天天都有新人入场、有人退场，充满未知。这样的特点对从业者的嗅觉和灵活度要求极高，而且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深感要建立起一个金字塔结构的关系网，通过借助他人的力量挖掘新人引导入场，而非事事亲力亲为。
齐超：在拍卖行工作时，你面对的是作品；这四年在画廊，你面对的是人。回顾这两段经历，你对未来有何预判？
郭慊慊：我很享受发现的过程——发现新艺术家、和他们沟通，走进他们的世界并支持其发展，在发现艺术家的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这四年中我做了一些类似的工作，之后我希望拓展实践方式，通过更深层面的合作来助力艺术家成长。近来我常想起龙美术馆布尔乔亚展览开幕第一周时，我在现场看到只有八九岁的小学生坐在展厅里，拿着小本子现场写生布尔乔亚作品《Arch of Hysteria》（歇斯底里之弧）的画面。
我问其中一个女孩为何画这件作品，她说觉得很美也很酷，那一幕瞬间击中了我。这些孩子可能根本不了解布尔乔亚，但一场展览将艺术连接到了一个孩子身上，还激发了其创作。我自己不是艺术家，不能创作这些作品，但我把艺术与观者连接起来了。买卖其实只是买家、卖家和我三个人的事，而一场展览形成的是一个面，影响到的是一个群体，能给不同层面的观众输送营养，我觉得这是最有奖励感的。
齐超：疫情期间，画廊的亚洲藏家有与你交流吗？他们有表露过恐慌心态吗？
郭慊慊：疫情导致了市场整体下滑，但我发现有些藏家反而在隔离期间有更多的时间和专注度来了解艺术家，而且这样一个“危机”对于某些人来说确实造就了一些购藏机会。
齐超：未来你的工作将会以哪个地区作为重心？
郭慊慊：我在纽约、巴黎都有家，同时会经常飞往亚洲，做这一行必须放眼看世界。从现状来看，巴黎的当代艺术市场会越来越活跃，随着英国脱欧，欧洲的艺术市场要找到一个新据点，因而资金也会从伦敦流向巴黎。巴黎的藏家对中国文化是真爱，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热爱的底蕴也让我对这座城市充满好感。因为我是中国人，也很国际化，我想将中国乃至亚洲的艺术文化带到西方，在这两个文化间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